神马文学网政党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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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与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与现实战略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林尚立
内容提要：现代化是社会的整体发展，必须同时具备四个基本前提：一是独立的国家、二是有效的政权、三是现代的制度、四是合理的战略。为了使中国现代化同时具备这四个基本前提，中国共产党在近一个世纪的奋斗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中国现代化的机理是：以国家主导、集社会资源、基稳定秩序、借后发优势、籍持续发展，行跨越战略。这决定了中国现代化不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了中国现代化发展，而中国现代化发展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党建设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有效互动已成为当今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这个机制产生持久效能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应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自身。“三个代表”思想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新理论、新战略，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战略价值。建设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现代化是中国的百年梦想。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百折不挠，上下求索，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二十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了中国现代化发展，而中国现代化发展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今天的中国，政党建设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有效互动已成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这个机制产生持久效能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应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自身。江泽民总书记的“三个代表”思想回应了这个关键问题，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历史贡献
从根本意义上讲，现代化是一种社会发展。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现代化必须具备四个基本前提：一是独立的国家、二是有效的政权、三是现代的制度、四是合理的战略。中国现代化发展始于十九世纪初，至今已有两个世纪。这两个世纪恰好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十九世纪；第二个时期是二十世纪。在这两个时期，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逻辑是完全不同的。在第一个时期，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逻辑是：现代化的前提在不成功的现代化探索和实践中不断散失。民族的危亡及其所暗含的文明的危机是中国开始探索现代化发展之路的刺激力量和历史背景。十九世纪的现代化探索和实践就在这种历史状态下开始的。由于国家还有旧政权的支撑，所以，现代化探索和实践的主题就是如何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寻求一种有效的现代制度，实现制度转型。但是，也正是由于旧政权的作祟，加上外敌的入侵，这种探索一再以失败告终。制度转型失败不但使现代化的探索受挫，而且进一步导致国家的危机和政权的衰败。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国家濒临灭亡边缘。现代化实践前提因此散失殆尽，一个世纪的现代化探索和努力彻底失败。进入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步入第二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三次历史性革命，并最终走向上了现代化发展的正确道路。第一次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时代，从而为现代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政治基础。毛泽东说：“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1]第二次革命是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不仅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且使中国走上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在回顾二十世纪历史时，评价这场革命的胜利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胜利，也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2]第三次革命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不仅使中国找到了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而且找到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运行方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因此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这三次历史性的革命前后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与前一个世纪的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逻辑不同，这个世纪的现代化发展，通过三次历史性革命，终于赢得了现代化发展需要的基本前提。中华民族也因此燃起了实现伟大复兴希望。从中国现代化发展必要前提的形成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次革命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第一、实现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是现代化发展的前提，也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步入现代化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不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现代化就无从谈起。围绕着“主权”和“政权”这两个基本问题，中国人民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努力，直到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最终得到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经历了百年曲折之后，终于能够在独立的国家中自主的进行和展开，而这是现代化发展的首要前提。第二、确立了稳固政权和有效领导。和其他落后国家一样，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发展。在这种赶超性很强的发展中，发展主体对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积极反应和有效把握是发展的关键。这决定了稳固的政权及其所产生的有效领导是这种发展的必要前提。近代中国现代化发展所遇到的艰难与曲折与这个前提一直没有解决密切相关。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确立，结束了中国现代化发展无领导核心的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有效领导保证和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第三、创建了现代制度和现代社会。社会主义是先进的社会制度，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超越。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来建立新中国，不仅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且也符合近代以来制度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使中国现代化发展避免了自由资本主义所必然产生的发展痛苦。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确立，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开放中获得了人类文明成就的有效支撑；而随之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方式，使其在整体上逐渐从传统社会迈入现代社会。现代制度和现代社会为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前提和社会基础。第四、找到了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对于经历了上百年的中国现代化发展来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贡献就是解决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问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终于明确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使命与社会主义发展现实之间的关系、明确了中国特色与世界潮流之间的关系、明确了现代化目的与现代化手段之间的关系，明确了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之间的关系，明确了价值追求与现实过程之间的关系。邓小平的“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获得了充分的现实性。二十年的发展事实证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不仅正确，而且有效。历史已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基于二十世纪的探索和积累，在新的世纪，中国现代化发展已具备比较成熟的发展条件，其核心任务是实现现代化的有效发展，正如党在制定“十五”规划中所指出的：“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3] 于是，发展成为新世纪现代化的主题。这决定了作为中国现代化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领导现代化发展以及如何应对由发展所带来的新挑战。
二、中国现代化的内在机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
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来看，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有效实践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的。现代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发展的具体形态是不一样的。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时就指出了这一点：“‘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现代化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发展了。” [4] 中国现代化也有自己的形态，具体体现为四大规定性：一是形式规定性，即中国现代化是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走跨越式发展道路；二是目标规定性，即中国要实现的是社会主义主义现代化，现代化以社会主义为根本取向；三是结构规定性，即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历史包袱重的超大规模社会，有其特殊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现代化发展既不能脱离这些结构的规定，但是又必须在发展中超越这些结构；四是时代规定性，中国现代化的有效实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既经历了冷战的封锁，也经历了新技术革命和信息时代所带来的机遇，现代化发展时常处于机遇与挑战共存的发展环境之中。中国这种形态现代化内含的发展机理是：以国家主导、集社会资源、基稳定秩序、借后发优势、籍持续发展，行跨越战略。这种机理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发展，不仅需要强大的国家主导作用，而且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只有形成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强大的国家主导作用才能得以具体实现。所以，坚持和发展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不仅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政党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力量。对于以国家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来说，形成强大的政党领导，是现代化取得最终成功的关键，因为，强大的政党能够创造和保证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安定政治局面。对此，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在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经验后指出：“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够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的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5]新中国的建立，不仅使中国现代化发展有了独立的国家和牢固的政权，更为重要的是使其有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一方面来自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使命对党掌握领导权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来自党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现实。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发展和现代化实践证明：党的有效领导保证了新中国五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党的领导是通过具体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实现的，而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是依据党领导的内在要求决定的。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总体上是有效的，但是在很长时间里，党并没有因此形成完善的领导体制和健全的领导方式，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由于发展战略的问题，党的领导与中国现代化发展之间长期处于比较紧张的关系，形不成积极有效的互动：要么党的领导超越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规律，超强作用国家与社会；要么现代化发展因为出现挫折，无法为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和空间。在这样情况下，党的领导在许多时候处于“非常状态”，因而，往往采用“非常体制”和“非常形式”来实现领导。中国共产党现行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的原形，从整体上讲，是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和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历史定位的影响，由于没有解决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带有比较强的教条主义倾向和空想主义色彩，党是以超越实际发展可能的发展目标来确定自己的领导任务，重任务必然呼唤强领导；二是发展战略的影响，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认识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前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主要不是依据现实的社会运动规律和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内在机理制定的，而主要是依据主观意志和理论教条制定的，发展战略的失误使现代化发展陷入曲折和困难的境地，在发展的困难无法用发展本身来解决的情况下，强化党的作用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三是计划体制的影响，计划体制的确立以及运行，对社会的强组织性都有很高的要求，这种要求大大强化了党对社会的组织力与整合力，强化了党直接领导和组织社会的功能和机制。应该说，这三方面影响因素不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主观上都强化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核心作用，但是，它们所固定下来的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却具有比较强的历史的和体制的局限性。概括来说，这种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具有如下三大特点：第一、以党的组织网络整合社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制的社会组织基本上都是以党的组织为其核心构建起来的，组织的功能是政、经、社三位一体。在各类各级社会组织中，党的组织是维系和领导单位组织的核心力量，对各单位组织具有很强的整合力。党的组织网络是社会性的，发展到社会的每个领域、每一个层面，从而将整个社会整合在党的组织网络之中，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在这有机整体中，党通过自身的组织体系能有效地将整个社会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从而使党的领导意志实现有了很强的组织保证。
第二、以党的领导代行国家功能。党作为领导力量和执政力量，党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党所建立的民主共和国是现代国家制度，从宪法来看，有其独立的组织结构和功能体系。但在长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下，党在领导国家，执掌政权的过程中，逐渐地以自己对社会的直接领导代行了国家组织和管理社会的功能，这一方面使党的领导权力和领导范围膨胀，另一方面使国家的权力和功能逐渐萎缩。在这种循环中，由于党的领导体制实际上无法有效容纳不断膨胀的领导事务，结果，党的领导权力和领导范围的扩大并没有增强党的实际领导能力，相反，反而削弱了党的实际领导能力。所以，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党政职能分开，激活国家管理社会的能力。第三、党的权力超越国家法律。民主共和的基础是法治。新中国建立后，制定宪法和一系列重要法律，以构建社会主义的宪政。但由于种种原因，党在这方面的努力仅仅是初步的，没有真正建立起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结果，党在领导国家和社会的实际运作中，基于“一元化”领导和权力的高度集中，党的权力往往超越国家法律，甚至代替国家法律，直接成为国家制度和社会管理的决定力量。因此，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强调必须以民主和法制的发展来改变这种状况，“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同时，也努力探索在新社会发展形态下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此，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改革，使党和国家在整体上走向了民主与法治的发展道路。但应该看到，传统的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在与国家制度和社会生活的长期互动中，相互之间形成了极为密切和复杂的习惯性关系。这种习惯性关系一方面在客观上维系了和保持了党的领导，而另一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党的领导的改进和发展。所以，新时期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能简单地从党建自身来把握，而必须从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来把握。
三、现代化发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时代性挑战
基于二十世纪的探索和积累，中国现代化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展将是全面而快速的。目前，中国现代化发展已经与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化形成了强烈互动关系，这决定了现代化发展必然使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在未来的发展中朝着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化方向迈进，并因此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已充分证明了这个道理。然而，现代化与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化强烈互动的实践表明，这种全面而快速的现代化发展要真正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就必须纳入一种秩序和规范之中，从而成为一种持续、稳定而安全的现代化发展。对于中国这样资源有限、制度不成熟、社会尚未完全发育的国家来说，要有序而规范地把握全面快速的现代化发展，就必须有强大的领导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代化发展对共产党领导的内在要求，不但没有随着现代化发展而减弱，相反是日益增强。在现代化发展已全面展开的历史时期，强大的领导力量对现代化发展成败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另一方面，这种全面而快速的现代化发展局面，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有效实践的结果，因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内含强烈的社会主义取向。这种取向，不仅决定中国现代化的价值选择，而且决定中国现代化的前提与内在机理。今天中国实践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实践使社会主义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前提，失去了这个前提，中国社会就将因国家的独立、有效的领导与有序的社会出现危机而丧失任何发展的可能。因而，二十一世纪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是：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实践和发展的动力，而社会主义则是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个逻辑决定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有效领导。二十一世纪中国现代化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有效领导，然而，这种发展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有效领导却提出了时代性的挑战，其本质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由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化决定的新的社会发展形态中，探索和构建与这个发展形态要求相适应的新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全面协调党与国家、社会的基本关系，保证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这种时代性的挑战，就要求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中国共产党能够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全局以及所提供了发展空间和资源出发，全面构建党建新战略，将党的建设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面对挑战，党在新世纪建设和发展面临的最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重新确立党与国家、社会关系的问题。党与国家的关系是党的执政方式问题；而党与社会的关系是党如何动员和整合社会的问题，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就是党执政的社会基础问题。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问题本身就是党领导与执政的核心问题，在现代化发展的作用下，目前这个问题变得尤为重要，因为，现代化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已经极大地动摇了党与国家、党与社会关系的传统基础。在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发展下，通过体制和组织的力量，党、国家和社会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党的领导与党的执政一体，党直接控制国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改革开放后，随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以及党政分开，党与国家、社会三位一体的结构就开始因三者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而发生松动，但由于传统的体制惯性还比较强，因而，整体的结构并没用因结构松动而发生大的变化。进入九十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和社会生活获得了相对的自主和独立，于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越出简单的分权与集权的问题，转变为国家如何与日益独立自主的社会力量建立新的关系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表明，这种变化是根本性的，决定着国家的权力范围、国家的功能定位以及国家的管理方式。国家与社会的深刻变化，不仅动摇了基于党、国家和社会一体而形成的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而且也对党如何领导国家、领导社会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方略，就是党为回应这种全新要求而在治国方略上所进行的重要变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领导核心，具体体现为对国家的领导和对社会的领导。从政治学上讲，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不是取决于党自身，而是取决党与国家、与社会所关系所处的形态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切都最终取决于经济基础。因而，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所带来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国家与社会各自运行和发展状态的变化，决定了党必须重新调整领导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体制与方式，具体来说，就是必须调整执政方式、领导、动员和整合社会的方式。不论是党与国家关系的协调，还是党与社会关系的协调，都同时关系的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就是关系到党的领导如何立于不败之地问题；另一方面就是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如何实现稳定、有效地健康发展问题。显然，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是关系中国现代化发展全局的问题，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最终实现的问题。江泽民总书记的“三个代表”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所关照的就是在新的世纪党如何有效领导国家与社会，从而既能有效地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又能使中国共产党能通过不断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三个代表”思想对于新时期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战略意义。
四、“三个代表”思想与党的建设新战略
中国的现代化以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不仅需要党的领导，而且需要党的领导能够随这种发展而发展，从而形成强大而有效的党的领导。新的社会发展形态决定了新时期党建不仅需要理论创新，而且需要体制创新。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发展，新时期党建的新战略。“三个代表”思想在根本上回答了在中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以及如何建设的重大战略问题。这为新时期党建的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提供了重要指导。依据“三个代表”的思想及其精神，围绕着全面提高的党先进性、代表性、领导力、凝聚力和权威性，党建的新战略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明确价值目标――――随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变化和世纪的更替，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相应地党的建设和发展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与以往的历史相比，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处的环境、所面临的任务和所遇到的挑战都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发展，首要任务是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把党员重新凝聚起来，为此，党应该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提出更为具体的、更具时代性的党的奋斗目标和党的基本价值体系。树立党章权威――――邓小平在1978年就明确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在推行依法治国的今天，这个道理对现实更具有指导意义。对于治党来说，要从根本上提高党的战斗力，一定要树立党章的权威。党章有权威，党才有组织和纪律的保证，党的形象才能得到改善，党的领导才有权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需要党的领导权威。领导的制度化――――在中国社会，党同时承担领导和执政这两个角色，由此引发了强烈的党政关系问题。党政关系的调整，已经经历了以职能分开为中心的调整过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现在看来仅仅职能分开是不够的，关键是如何使党对国家的领导在职能分开的前提下做到制度化。制度化的核心是就是在充分保证国家政权依法运作的前提下，通过党内严格的制度实现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也就是说，要使党对国家的领导从党的领导体制直接作用国家领导体制的过程转化为党组织内部的制度化运作过程。开拓组织空间――――市场经济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公共社会的发育和成长，使社区在整个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必须走出传统的以单位为基础组建的模式，积极开拓党在社区中的组织力量，形成以社区为中心兼顾单位组织的新的组织体系格局。党的基层组织体系构建重心的变化，必然带来党内组织体系结构的变化，而这也是必须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关怀参与社会―――― 关怀社会，就是党要忠实地代表人民利益，关心人民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基本宗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要关怀社会，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党必须参与社会。所谓参与社会就是党在执政的同时，必须全面回到社会，积极与社会形成最为密切的联系。这是现代政治条件下，任何一个执政党保持执政地位，实现有效执政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有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基于单位制的社会结构而形成的，往往体现为党在各类社会组织中的存在。随着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展开，传统的政、经、社一体的社会组织解体，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就逐渐地从单位组织中脱离出来，回到社会本身。在这样的条件下，党的与社会的关系就开始逐渐产生距离。因此，在当今中国，必须重新考虑党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重新建立党与社会关系。在新的社会结构下，这种关系的重建对党实现有效执政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因为，社会的相对自主性的增强使得社会对国家具有越来越强的决定作用，党只有牢固地拥有了社会，才能牢固地拥有国家政权。激活基层组织――――在现代政治条件下，党的活力和战斗力来自党员的作用，而党员作用的发挥，除了党员自身素质和党的路线、政策之外，就是取决于党的基层组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的有效领导和对中国社会的有效整合，基层组织功不可没，而且今后的党的领导依然要靠基层组织。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基层组织，尤其是单位内的基层组织的作用开始弱化。因此，如何重新激活基层组织，使组织作用和党员作用同时支撑未来党的建设和发展就成了新时期党建的战略性问题。激活基层党建的关键点有两个：一是在组织和制度上真正实现党要管党的原则，使党的基层组织成为动员党员、团结党员、发挥党员作用的组织力量；二是重新定位党的基层组织的功能，使其在变化的社会具有存在的价值和工作的意义。在新的功能中，要着重强化党的组织功能和关怀、服务社会的功能。规范人才培养――――人是决定性的力量。对于党的执政来说，人才是党保持活力和有效执政的决定性因素。所以，人才建设应该是执政党建设的一项核心内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就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不仅明确提出要实现干部的“四化”，而且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有一大批年轻的政治家，认为只有这样，我们党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实践证明，邓小平的思想完全正确。对于执政党来说，人才的关键不仅在于能力，而且在于政治素质。因此，人才不仅需要网络和挖掘，而且需要培养和锻炼。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建立更为完善的人才选拔、培养和培训体系，使党和国家人才队伍的建设制度化。这项工作不仅利于当前，而且利于长远；不仅利于党风，而且利于党的生命力。强化党内民主――――在党、国家与社会的三者关系中，党对国家的领导，主要体现为决策的科学和政策的统一；党对社会的领导，主要体现为党对社会的有效整合。显然，不论是在党与国家的关系上，还是在党与社会的关系上，党的领导要能够对党的执政产生积极的正面效应，关键的关键是党的领导要充分推行民主领导，其核心就是真正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最具领导效果的领导方式，问题是我们如何在领导中实现民主集中制。这是党内民主建设必须直接面对的首要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强调两点：一是民主集中制必须以保证和实现党员的民主权利为基础；二是民主集中制必须实现制度化和程序化。前者是民主集中制保持民主性的基础；后者是民主集中制形成合理集中的关键。构建资源体系――――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是一个完整的政治过程，其前提是赢得政权，其基础是巩固政权，其使命是维持和发展国家与社会，其目的是实现党所代表的公共意志。虽然执政是通过国家政权来实现的，但是对于整个执政过程来说，决定执政的最终因素不是国家政权，而是党自身以及作为其存在基础的社会。政党的实力决定着政党执政。政党的实力显然不是来自国家政权，而是来自社会，来自党自身的发展和积累。因此，一个政党要能在领导和执政地位上立于长久不败之地，就必须有强大的资源体系予以支撑。在民主的政治条件下，由于政党时刻直接面临社会的压力和挑战，所以这一点尤其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越是推进民主的发展，越是要重视党执政资源体系的建设发展。
五、结束语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八十年，领导中国现代化建设已半个世纪，在这岁月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把中国社会带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今天的变化和发展，是党有效领导所取得的成就。伴随世纪交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也面临着全新的环境和全新的发展任务。从根本上讲，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发展中所面临的挑战，不是危机性的挑战，而是发展性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党只能以自身的发展来回应来自发展的挑战。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生机，发展也一定能给中国共产党带来新天地、新景象。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很强自我创新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党，发展和强大来自其不懈的自我创新、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历史为中国共产党的新发展提供了机遇，“三个代表”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新发展明确了方向，未来的关键取决于全党的实践、探索和努力。
内容提要：现代化是社会的整体发展，必须同时具备四个基本前提：一是独立的国家、二是有效的政权、三是现代的制度、四是合理的战略。为了使中国现代化同时具备这四个基本前提，中国共产党在近一个世纪的奋斗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中国现代化的机理是：以国家主导、集社会资源、基稳定秩序、借后发优势、籍持续发展，行跨越战略。这决定了中国现代化不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了中国现代化发展，而中国现代化发展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党建设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有效互动已成为当今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这个机制产生持久效能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应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自身。“三个代表”思想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新理论、新战略，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战略价值。建设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现代化是中国的百年梦想。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百折不挠，上下求索，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二十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了中国现代化发展，而中国现代化发展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今天的中国，政党建设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有效互动已成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这个机制产生持久效能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应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自身。江泽民总书记的“三个代表”思想回应了这个关键问题，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历史贡献
从根本意义上讲，现代化是一种社会发展。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现代化必须具备四个基本前提：一是独立的国家、二是有效的政权、三是现代的制度、四是合理的战略。中国现代化发展始于十九世纪初，至今已有两个世纪。这两个世纪恰好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十九世纪；第二个时期是二十世纪。在这两个时期，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逻辑是完全不同的。在第一个时期，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逻辑是：现代化的前提在不成功的现代化探索和实践中不断散失。民族的危亡及其所暗含的文明的危机是中国开始探索现代化发展之路的刺激力量和历史背景。十九世纪的现代化探索和实践就在这种历史状态下开始的。由于国家还有旧政权的支撑，所以，现代化探索和实践的主题就是如何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寻求一种有效的现代制度，实现制度转型。但是，也正是由于旧政权的作祟，加上外敌的入侵，这种探索一再以失败告终。制度转型失败不但使现代化的探索受挫，而且进一步导致国家的危机和政权的衰败。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国家濒临灭亡边缘。现代化实践前提因此散失殆尽，一个世纪的现代化探索和努力彻底失败。进入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步入第二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三次历史性革命，并最终走向上了现代化发展的正确道路。第一次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时代，从而为现代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政治基础。毛泽东说：“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1]第二次革命是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不仅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且使中国走上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在回顾二十世纪历史时，评价这场革命的胜利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胜利，也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2]第三次革命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不仅使中国找到了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而且找到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运行方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因此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这三次历史性的革命前后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与前一个世纪的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逻辑不同，这个世纪的现代化发展，通过三次历史性革命，终于赢得了现代化发展需要的基本前提。中华民族也因此燃起了实现伟大复兴希望。从中国现代化发展必要前提的形成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次革命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第一、实现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是现代化发展的前提，也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步入现代化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不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现代化就无从谈起。围绕着“主权”和“政权”这两个基本问题，中国人民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努力，直到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最终得到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经历了百年曲折之后，终于能够在独立的国家中自主的进行和展开，而这是现代化发展的首要前提。第二、确立了稳固政权和有效领导。和其他落后国家一样，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发展。在这种赶超性很强的发展中，发展主体对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积极反应和有效把握是发展的关键。这决定了稳固的政权及其所产生的有效领导是这种发展的必要前提。近代中国现代化发展所遇到的艰难与曲折与这个前提一直没有解决密切相关。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确立，结束了中国现代化发展无领导核心的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有效领导保证和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第三、创建了现代制度和现代社会。社会主义是先进的社会制度，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超越。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来建立新中国，不仅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且也符合近代以来制度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使中国现代化发展避免了自由资本主义所必然产生的发展痛苦。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确立，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开放中获得了人类文明成就的有效支撑；而随之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方式，使其在整体上逐渐从传统社会迈入现代社会。现代制度和现代社会为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前提和社会基础。第四、找到了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对于经历了上百年的中国现代化发展来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贡献就是解决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问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终于明确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使命与社会主义发展现实之间的关系、明确了中国特色与世界潮流之间的关系、明确了现代化目的与现代化手段之间的关系，明确了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之间的关系，明确了价值追求与现实过程之间的关系。邓小平的“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获得了充分的现实性。二十年的发展事实证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不仅正确，而且有效。历史已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基于二十世纪的探索和积累，在新的世纪，中国现代化发展已具备比较成熟的发展条件，其核心任务是实现现代化的有效发展，正如党在制定“十五”规划中所指出的：“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3] 于是，发展成为新世纪现代化的主题。这决定了作为中国现代化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领导现代化发展以及如何应对由发展所带来的新挑战。
二、中国现代化的内在机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
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来看，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有效实践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的。现代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发展的具体形态是不一样的。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时就指出了这一点：“‘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现代化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发展了。” [4] 中国现代化也有自己的形态，具体体现为四大规定性：一是形式规定性，即中国现代化是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走跨越式发展道路；二是目标规定性，即中国要实现的是社会主义主义现代化，现代化以社会主义为根本取向；三是结构规定性，即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历史包袱重的超大规模社会，有其特殊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现代化发展既不能脱离这些结构的规定，但是又必须在发展中超越这些结构；四是时代规定性，中国现代化的有效实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既经历了冷战的封锁，也经历了新技术革命和信息时代所带来的机遇，现代化发展时常处于机遇与挑战共存的发展环境之中。中国这种形态现代化内含的发展机理是：以国家主导、集社会资源、基稳定秩序、借后发优势、籍持续发展，行跨越战略。这种机理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发展，不仅需要强大的国家主导作用，而且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只有形成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强大的国家主导作用才能得以具体实现。所以，坚持和发展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不仅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政党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力量。对于以国家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来说，形成强大的政党领导，是现代化取得最终成功的关键，因为，强大的政党能够创造和保证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安定政治局面。对此，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在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经验后指出：“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够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的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5]新中国的建立，不仅使中国现代化发展有了独立的国家和牢固的政权，更为重要的是使其有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一方面来自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使命对党掌握领导权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来自党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现实。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发展和现代化实践证明：党的有效领导保证了新中国五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党的领导是通过具体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实现的，而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是依据党领导的内在要求决定的。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总体上是有效的，但是在很长时间里，党并没有因此形成完善的领导体制和健全的领导方式，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由于发展战略的问题，党的领导与中国现代化发展之间长期处于比较紧张的关系，形不成积极有效的互动：要么党的领导超越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规律，超强作用国家与社会；要么现代化发展因为出现挫折，无法为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和空间。在这样情况下，党的领导在许多时候处于“非常状态”，因而，往往采用“非常体制”和“非常形式”来实现领导。中国共产党现行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的原形，从整体上讲，是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和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历史定位的影响，由于没有解决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带有比较强的教条主义倾向和空想主义色彩，党是以超越实际发展可能的发展目标来确定自己的领导任务，重任务必然呼唤强领导；二是发展战略的影响，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认识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前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主要不是依据现实的社会运动规律和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内在机理制定的，而主要是依据主观意志和理论教条制定的，发展战略的失误使现代化发展陷入曲折和困难的境地，在发展的困难无法用发展本身来解决的情况下，强化党的作用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三是计划体制的影响，计划体制的确立以及运行，对社会的强组织性都有很高的要求，这种要求大大强化了党对社会的组织力与整合力，强化了党直接领导和组织社会的功能和机制。应该说，这三方面影响因素不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主观上都强化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核心作用，但是，它们所固定下来的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却具有比较强的历史的和体制的局限性。概括来说，这种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具有如下三大特点：第一、以党的组织网络整合社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制的社会组织基本上都是以党的组织为其核心构建起来的，组织的功能是政、经、社三位一体。在各类各级社会组织中，党的组织是维系和领导单位组织的核心力量，对各单位组织具有很强的整合力。党的组织网络是社会性的，发展到社会的每个领域、每一个层面，从而将整个社会整合在党的组织网络之中，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在这有机整体中，党通过自身的组织体系能有效地将整个社会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从而使党的领导意志实现有了很强的组织保证。
第二、以党的领导代行国家功能。党作为领导力量和执政力量，党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党所建立的民主共和国是现代国家制度，从宪法来看，有其独立的组织结构和功能体系。但在长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下，党在领导国家，执掌政权的过程中，逐渐地以自己对社会的直接领导代行了国家组织和管理社会的功能，这一方面使党的领导权力和领导范围膨胀，另一方面使国家的权力和功能逐渐萎缩。在这种循环中，由于党的领导体制实际上无法有效容纳不断膨胀的领导事务，结果，党的领导权力和领导范围的扩大并没有增强党的实际领导能力，相反，反而削弱了党的实际领导能力。所以，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党政职能分开，激活国家管理社会的能力。第三、党的权力超越国家法律。民主共和的基础是法治。新中国建立后，制定宪法和一系列重要法律，以构建社会主义的宪政。但由于种种原因，党在这方面的努力仅仅是初步的，没有真正建立起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结果，党在领导国家和社会的实际运作中，基于“一元化”领导和权力的高度集中，党的权力往往超越国家法律，甚至代替国家法律，直接成为国家制度和社会管理的决定力量。因此，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强调必须以民主和法制的发展来改变这种状况，“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同时，也努力探索在新社会发展形态下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此，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改革，使党和国家在整体上走向了民主与法治的发展道路。但应该看到，传统的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在与国家制度和社会生活的长期互动中，相互之间形成了极为密切和复杂的习惯性关系。这种习惯性关系一方面在客观上维系了和保持了党的领导，而另一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党的领导的改进和发展。所以，新时期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能简单地从党建自身来把握，而必须从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来把握。
三、现代化发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时代性挑战
基于二十世纪的探索和积累，中国现代化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展将是全面而快速的。目前，中国现代化发展已经与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化形成了强烈互动关系，这决定了现代化发展必然使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在未来的发展中朝着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化方向迈进，并因此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已充分证明了这个道理。然而，现代化与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化强烈互动的实践表明，这种全面而快速的现代化发展要真正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就必须纳入一种秩序和规范之中，从而成为一种持续、稳定而安全的现代化发展。对于中国这样资源有限、制度不成熟、社会尚未完全发育的国家来说，要有序而规范地把握全面快速的现代化发展，就必须有强大的领导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代化发展对共产党领导的内在要求，不但没有随着现代化发展而减弱，相反是日益增强。在现代化发展已全面展开的历史时期，强大的领导力量对现代化发展成败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另一方面，这种全面而快速的现代化发展局面，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有效实践的结果，因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内含强烈的社会主义取向。这种取向，不仅决定中国现代化的价值选择，而且决定中国现代化的前提与内在机理。今天中国实践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实践使社会主义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前提，失去了这个前提，中国社会就将因国家的独立、有效的领导与有序的社会出现危机而丧失任何发展的可能。因而，二十一世纪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是：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实践和发展的动力，而社会主义则是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个逻辑决定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有效领导。二十一世纪中国现代化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有效领导，然而，这种发展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有效领导却提出了时代性的挑战，其本质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由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化决定的新的社会发展形态中，探索和构建与这个发展形态要求相适应的新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全面协调党与国家、社会的基本关系，保证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这种时代性的挑战，就要求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中国共产党能够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全局以及所提供了发展空间和资源出发，全面构建党建新战略，将党的建设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面对挑战，党在新世纪建设和发展面临的最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重新确立党与国家、社会关系的问题。党与国家的关系是党的执政方式问题；而党与社会的关系是党如何动员和整合社会的问题，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就是党执政的社会基础问题。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问题本身就是党领导与执政的核心问题，在现代化发展的作用下，目前这个问题变得尤为重要，因为，现代化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已经极大地动摇了党与国家、党与社会关系的传统基础。在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发展下，通过体制和组织的力量，党、国家和社会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党的领导与党的执政一体，党直接控制国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改革开放后，随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以及党政分开，党与国家、社会三位一体的结构就开始因三者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而发生松动，但由于传统的体制惯性还比较强，因而，整体的结构并没用因结构松动而发生大的变化。进入九十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和社会生活获得了相对的自主和独立，于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越出简单的分权与集权的问题，转变为国家如何与日益独立自主的社会力量建立新的关系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表明，这种变化是根本性的，决定着国家的权力范围、国家的功能定位以及国家的管理方式。国家与社会的深刻变化，不仅动摇了基于党、国家和社会一体而形成的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而且也对党如何领导国家、领导社会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方略，就是党为回应这种全新要求而在治国方略上所进行的重要变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领导核心，具体体现为对国家的领导和对社会的领导。从政治学上讲，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不是取决于党自身，而是取决党与国家、与社会所关系所处的形态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切都最终取决于经济基础。因而，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所带来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国家与社会各自运行和发展状态的变化，决定了党必须重新调整领导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体制与方式，具体来说，就是必须调整执政方式、领导、动员和整合社会的方式。不论是党与国家关系的协调，还是党与社会关系的协调，都同时关系的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就是关系到党的领导如何立于不败之地问题；另一方面就是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如何实现稳定、有效地健康发展问题。显然，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是关系中国现代化发展全局的问题，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最终实现的问题。江泽民总书记的“三个代表”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所关照的就是在新的世纪党如何有效领导国家与社会，从而既能有效地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又能使中国共产党能通过不断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三个代表”思想对于新时期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战略意义。
四、“三个代表”思想与党的建设新战略
中国的现代化以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不仅需要党的领导，而且需要党的领导能够随这种发展而发展，从而形成强大而有效的党的领导。新的社会发展形态决定了新时期党建不仅需要理论创新，而且需要体制创新。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发展，新时期党建的新战略。“三个代表”思想在根本上回答了在中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以及如何建设的重大战略问题。这为新时期党建的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提供了重要指导。依据“三个代表”的思想及其精神，围绕着全面提高的党先进性、代表性、领导力、凝聚力和权威性，党建的新战略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明确价值目标――――随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变化和世纪的更替，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相应地党的建设和发展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与以往的历史相比，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处的环境、所面临的任务和所遇到的挑战都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发展，首要任务是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把党员重新凝聚起来，为此，党应该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提出更为具体的、更具时代性的党的奋斗目标和党的基本价值体系。树立党章权威――――邓小平在1978年就明确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在推行依法治国的今天，这个道理对现实更具有指导意义。对于治党来说，要从根本上提高党的战斗力，一定要树立党章的权威。党章有权威，党才有组织和纪律的保证，党的形象才能得到改善，党的领导才有权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需要党的领导权威。领导的制度化――――在中国社会，党同时承担领导和执政这两个角色，由此引发了强烈的党政关系问题。党政关系的调整，已经经历了以职能分开为中心的调整过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现在看来仅仅职能分开是不够的，关键是如何使党对国家的领导在职能分开的前提下做到制度化。制度化的核心是就是在充分保证国家政权依法运作的前提下，通过党内严格的制度实现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也就是说，要使党对国家的领导从党的领导体制直接作用国家领导体制的过程转化为党组织内部的制度化运作过程。开拓组织空间――――市场经济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公共社会的发育和成长，使社区在整个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必须走出传统的以单位为基础组建的模式，积极开拓党在社区中的组织力量，形成以社区为中心兼顾单位组织的新的组织体系格局。党的基层组织体系构建重心的变化，必然带来党内组织体系结构的变化，而这也是必须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关怀参与社会―――― 关怀社会，就是党要忠实地代表人民利益，关心人民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基本宗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要关怀社会，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党必须参与社会。所谓参与社会就是党在执政的同时，必须全面回到社会，积极与社会形成最为密切的联系。这是现代政治条件下，任何一个执政党保持执政地位，实现有效执政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有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基于单位制的社会结构而形成的，往往体现为党在各类社会组织中的存在。随着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展开，传统的政、经、社一体的社会组织解体，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就逐渐地从单位组织中脱离出来，回到社会本身。在这样的条件下，党的与社会的关系就开始逐渐产生距离。因此，在当今中国，必须重新考虑党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重新建立党与社会关系。在新的社会结构下，这种关系的重建对党实现有效执政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因为，社会的相对自主性的增强使得社会对国家具有越来越强的决定作用，党只有牢固地拥有了社会，才能牢固地拥有国家政权。激活基层组织――――在现代政治条件下，党的活力和战斗力来自党员的作用，而党员作用的发挥，除了党员自身素质和党的路线、政策之外，就是取决于党的基层组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的有效领导和对中国社会的有效整合，基层组织功不可没，而且今后的党的领导依然要靠基层组织。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基层组织，尤其是单位内的基层组织的作用开始弱化。因此，如何重新激活基层组织，使组织作用和党员作用同时支撑未来党的建设和发展就成了新时期党建的战略性问题。激活基层党建的关键点有两个：一是在组织和制度上真正实现党要管党的原则，使党的基层组织成为动员党员、团结党员、发挥党员作用的组织力量；二是重新定位党的基层组织的功能，使其在变化的社会具有存在的价值和工作的意义。在新的功能中，要着重强化党的组织功能和关怀、服务社会的功能。规范人才培养――――人是决定性的力量。对于党的执政来说，人才是党保持活力和有效执政的决定性因素。所以，人才建设应该是执政党建设的一项核心内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就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不仅明确提出要实现干部的“四化”，而且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有一大批年轻的政治家，认为只有这样，我们党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实践证明，邓小平的思想完全正确。对于执政党来说，人才的关键不仅在于能力，而且在于政治素质。因此，人才不仅需要网络和挖掘，而且需要培养和锻炼。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建立更为完善的人才选拔、培养和培训体系，使党和国家人才队伍的建设制度化。这项工作不仅利于当前，而且利于长远；不仅利于党风，而且利于党的生命力。强化党内民主――――在党、国家与社会的三者关系中，党对国家的领导，主要体现为决策的科学和政策的统一；党对社会的领导，主要体现为党对社会的有效整合。显然，不论是在党与国家的关系上，还是在党与社会的关系上，党的领导要能够对党的执政产生积极的正面效应，关键的关键是党的领导要充分推行民主领导，其核心就是真正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最具领导效果的领导方式，问题是我们如何在领导中实现民主集中制。这是党内民主建设必须直接面对的首要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强调两点：一是民主集中制必须以保证和实现党员的民主权利为基础；二是民主集中制必须实现制度化和程序化。前者是民主集中制保持民主性的基础；后者是民主集中制形成合理集中的关键。构建资源体系――――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是一个完整的政治过程，其前提是赢得政权，其基础是巩固政权，其使命是维持和发展国家与社会，其目的是实现党所代表的公共意志。虽然执政是通过国家政权来实现的，但是对于整个执政过程来说，决定执政的最终因素不是国家政权，而是党自身以及作为其存在基础的社会。政党的实力决定着政党执政。政党的实力显然不是来自国家政权，而是来自社会，来自党自身的发展和积累。因此，一个政党要能在领导和执政地位上立于长久不败之地，就必须有强大的资源体系予以支撑。在民主的政治条件下，由于政党时刻直接面临社会的压力和挑战，所以这一点尤其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越是推进民主的发展，越是要重视党执政资源体系的建设发展。
五、结束语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八十年，领导中国现代化建设已半个世纪，在这岁月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把中国社会带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今天的变化和发展，是党有效领导所取得的成就。伴随世纪交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也面临着全新的环境和全新的发展任务。从根本上讲，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发展中所面临的挑战，不是危机性的挑战，而是发展性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党只能以自身的发展来回应来自发展的挑战。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生机，发展也一定能给中国共产党带来新天地、新景象。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很强自我创新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党，发展和强大来自其不懈的自我创新、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历史为中国共产党的新发展提供了机遇，“三个代表”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新发展明确了方向，未来的关键取决于全党的实践、探索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