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崛起如何突破强权霸权

重磅战略观察：中国和平崛起如何突破强权霸权
孟宪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当今世界，人类已进入信息化、全球化时代。这是个大崛起、大发展、大创新的时代，也是个大竞争的时代。我们以什么样的视角，观察、审视全球的安全环境？以什么样的视角，观察、审视国家、民族在生存与发展上的角逐？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世界安全形势的发展前景如何？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威胁？我们将如何应对？这都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本刊特邀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研究军事作战理论问题的专家、《大战略之战：整体战》(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一书著者孟宪生同志，阐述其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识，希望能够引发读者的思考与争鸣。
当前，中国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迅猛发展，使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和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位置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变化的进程中，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崛起发展道路，面临着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科技等方面整体优势的压力，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环境、科技、信息等整体安全威胁的挑战，面临着“台独”分裂势力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挑衅，还面临着战略机遇期的稳定、把握、维护和延长。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从大战略的视野，以新的思维方法及行动，谋求在国家角逐竞争中赢得主动地位。
中国走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是人类文明的光明大道
当前世界主要大国受两种战略思维所支配。一种是以日益明显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为基础，逐步实现政治管理的一体化。突出的事例是，持续冲突了几千年的欧洲，大部分地区成立了共同体，实现了统一，并引发了世界许多地区建立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强烈呼声。另一种是，大国霸权战略思维的存在，依然延续着几千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支配下的传统战略思维。
2006年5月18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作家理查德·科克和英国前文化大臣克里斯·史密斯合写的文章《西方文明面临严酷的选择》，文末说：“西方文明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沿着一条路走下去是愤世嫉俗、侵略、冷漠、新保守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另一条路是……建设一个个人通过自我完善、孜孜以求、乐观向上、理性、同情心、平等和相互认同而凝聚在一起的社会。” 这句话充分说明，前一条路已经证明不是人类文明的最好选择和唯一选择，这条道路恰恰是人类文明应该逐渐摈弃的。而后一条路，则是人类文明应该逐渐完善和追求的——这条道路正是中国正在探索实施的和平发展之路、和平崛起之路、和谐世界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东方大国，中国作出这样的战略选择，将中国的发展之路，定位于“和平”，并与倡导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相结合，是基于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理解和对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时代脉搏的把握。
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思维是不称霸
“和平崛起”在国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的特殊符号和标签。中国的和平崛起就是要发展、就是要实现现代化、就是要强盛。
中国的真正崛起应该是各个领域的整体崛起或全方位崛起，既是中国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上的整体崛起，也是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全面现代化。邓小平曾经讲过，我们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就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
回顾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所走过的近30年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崛起与强权国家崛起的本质区别在于，中国走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战略思维是不称霸。这个“不称霸”，不仅仅包括中国自己不称霸，同时也包括中国反对任何人称霸。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不称霸，不仅在国际上争取到相当长时期的和平环境，推动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且还保持了近30年的国内稳定，促进了中国的初步崛起。
中国走和平崛起发展道路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还需要若干代中国人的锲而不舍、努力奋斗。因此，我们要继续高举不称霸的旗帜，不妨碍任何人，不威胁任何人，不牺牲任何人，用发展的事实排除外界的疑虑和干扰，坚定地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和平崛起的有利战略条件和战略困境
实现任何目标都是有“条件”的。中国走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也一样，同样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中国能否走和平崛起发展道路，取决于我们的内政和对外政策与国际秩序结构互动的过程。
目前，中国的“崛起”，是从经济上的“崛起”。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通过加入各种国际和区域经济组织，积极推动经济的区域化和全球化，影响力已经开始超越亚洲地区，而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包括美国和欧洲。中国经济从1979年到2004年平均增长9.6%，从2001年到2005年平均增长超过9.5%。中国经济总量2006年已超过英国跃升为世界第四位。中国外汇储备2006年超过1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中国2006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76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
按照“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经济上的“崛起”只是刚刚起步，从中国“崛起”的目标看，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要建设现代化强国！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这一视角讲中国的“崛起”，应该包括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的整体崛起及军事现代化。
从政治(外交)上讲，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就奠定了政治大国的地位。在外交上，我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略周边、经略世界，确保了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分量，并为中国从经济上崛起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在这方面，特别要注意避开外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崛起”所设下的陷阱；注意防止内部一些政治上幼稚的人，由于短视而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羁绊。
从军事上讲，抗美援朝战争奠定了我军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几十年来，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一直在不断发展，军队在未来的发展中，必须把“军事现代化建设”和“军事崛起”区分开来，“军事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根据当前的经济技术水平而对军事的一种正常投入，而“军事崛起”则是一个国家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技术不成比例地向军事倾斜，德国、日本和冷战时期的苏联都是这种军事崛起的表现，从事毫无止境的军备竞赛更是军事崛起的特征。中国要的是军事现代化，而不是所谓的“军事崛起”。未来就是要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与安全环境，能面对各种新的威胁和挑战，能快速进行各种军事行动，能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新型人民军队，使之真正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有力保证。
从文化上讲，文化崛起是中国整体崛起的重要方面，并不亚于经济上的崛起。文化、经济、政治互相联系、相互作用，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一个追求光荣与伟大的民族，必须有一个令人崇敬的价值体系。一个激动人心的社会理想，必须要有一套与理想和价值相一致的道德规范。在未来的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利用文化的特殊力量，引导人们的思想，指导文化工作，把国家的文化实力做大做强，实现中国在文化上的崛起。
当然，任何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面临不同的战略困境。特别是中国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内政与外部环境面临的战略压力和困境更大。从内政方面讲，随着经济和社会变得越来越开放，政治上的崛起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如何在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高速度的经济发展已经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如：能源短缺、环境恶化、社会分化等现象日益突出，这是可持续发展面对的巨大战略困境；由于外来物欲横流不良文化的侵蚀，形成了一些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关系，引发了各种社会矛盾。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内部的可持续发展会成为问题，而且也会对外在世界产生负面的影响。
而从外部环境面临的战略压力讲，中国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必然面临一个如何突破强权霸权的瓶颈问题。毕竟迄今为止，所有强国的发家史都是战争史。虽然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成为国际斗争的主导方面，但军事手段仍然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国际政治依然存在着弱肉强食的强权和霸权主义，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这是中国和平崛起必须面对的难题和困境。这就需要有新的思想、原则和规范，与时俱进地调整战略和政策，在错综复杂的新矛盾中，为中国走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战略回旋余地。
倚重“强权监护下的和平”的思维要不得
2007年2月5日，美国《新闻周刊》发表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里安题为《后美国世界的前瞻》的文章。她说：“对于美国而言，我们无疑正处于低潮，布什的任期只剩下最后一年了，美国陷入伊拉克的泥潭之中，全球任何地方都对美国抱有很大敌意。如果正是这种情况，那么我们或许能够瞥见没有美国的世界将会是一个什么模样。这将是一个美国不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或许还将是一个群龙无首的世界，一个问题不断恶化、彼此无休止地推诿责任直至问题大爆发的世界。” 法里德·扎卡里安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美国，世界就会天下大乱。这个观点与多年以来西方盛行的当今世界是“一霸独尊，超级大国监护下的和平” 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特别是美国出现了一些这样的“哲学家”，他们渲染罗马式的和平，渲染某超级大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罗马的思想”。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就曾说过：“美国霸权主义的终结不大可能促进世界有序地朝着多极体系发展，世界可能沦落为一个大国四分五裂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担当全球领导角色。世界会变成‘无极世界’。‘无极世界’最终意味着无政府主义的新的黑暗时代。这将是一个帝国衰落和宗教狂热的时代，一个世界被遗忘地区遭到经济掠夺的时代，一个经济停滞不前的世界，一个文明被禁锢的时代。”
这实际上是强权国家在为自己谋求世界霸权，寻求理论上的一种借口、一种说词。在这方面国内确实有一些学者有相同的议论，这实质是说只有承认霸权主义领导世界才会有和平。这种议论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对强权霸权抱有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幻想。今天中国的和平环境，不是靠强权霸权恩赐得来的，而是长期以来同强权霸权针锋相对斗争得来的。如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金门炮战，也包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突破美国为首的西方强权国家的经济封锁和经济制裁，还包括政治上、文化上、外交上等多种利益的维护，都是靠斗争取得的。
所谓“强权监护下的和平”，实质是霸权主义国家监护其在全世界的利益，当某一国家或地区触犯了霸权主义国家的利益时，霸权主义国家就会破坏和平发动战争。伊拉克战争再次证明，人类和平太重要了，但不能完全交给强权霸权。
当今世界，威胁人类和平的敌人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和一些新保守主义者，这是威胁人类和平的最大敌人。美国第39任总统卡特在不久前所著的《我们濒危的价值观念：美国的道德危机》一书中提出：“原教旨主义者就是几乎一直由独裁者领导的基督教运动、宗派和教会，它们试图控制妇女和其他教友。他们认为，这关系到以上帝之名的权力。他们是有着摩尼教式世界观的狂热信徒，他们将持不同信仰者视为敌人和罪人。他们倾向于自我孤立，用情绪化的题目来蛊惑人心，并蔑视作为消除冲突手段的对话和合作。当然他们与美国的自由传统格格不入。这些原教旨主义者将离异、堕胎、同性恋妖魔化，迫使美国公众接受这些课题，同时暗中削弱布什的共和党政府，并在社会层面上破坏了国家与教会的严格和法定分离。一切由原教旨主义者推动并得到布什政府支持的司法、社会、家庭和经济政策方面‘由信仰支撑的’动议都是服务于这个目的的。从原教旨主义的角度来看，伊拉克战争也是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的。用具有影响的原教旨主义者杰里·福尔韦尔的话说：‘上帝是支持战争的’。”
从卡特以上这些对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和布什总统身边的新保守主义者的批评可以看出，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和布什身边的新保守主义者不仅是美国人民危机的制造者，也是世界危机和灾难的制造者，是威胁人类和平最大的敌人。他们极力鼓吹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加上“道德”的印记，为了把美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使用武力是正当的。他们总是埋怨美国政府不够“狠”。
例如，一个名叫尼奥·弗格森的历史教授就认为，美国之所以没有打赢朝鲜战争，是因为杜鲁门总统反对麦克阿瑟将军把战火烧到中国，没有在中国扔50枚原子弹。然而，就是这么一批狂人却自认为是道德的代表，他们代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要把上帝的理性之光普照大地。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前苏联的瓦解和东欧的剧变使他们大大地兴奋起来，认为时机难得，要赶快行动。2001年“9·11”事件给了这批人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可以在反恐名义下动用武力了。此后的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只是他们宏伟计划的一个开端，按他们的想法；先实现“大中东民主计划”，控制世界能源，再挥师向东，解决伊朗、朝鲜乃至中国这样一些心腹之患。然而形势并没有按他们的如意算盘发展。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雄心与现实之间差距太大。但是应该看到，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不会死亡，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重新活跃起来(参阅詹得雄著《思潮起伏看美国》，《参考消息》2007年2月22日)。
第二种是日本右翼势力，这是威胁人类和平的潜在敌人。从整体安全战略的视角去分析，现在企图破坏中日关系和东北亚和平的就是这些右翼势力。在政治上，他们参拜靖国神社，经常“拜鬼”伤害亚洲和中国人民的感情。目前，真正想把我们国家分裂的是日本右翼势力，真正想让台湾独立的也是日本右翼势力。在经济上，一些日本右翼势力利用中日经贸关系中的一些摩擦，经常炒作经贸之争、能源之争，利益冲突等等。在外交上，一些日本的右翼势力时不时地、不分场合地攻击中国，诋毁中日关系的发展。在文化上，一些日本右翼势力怀着岛国根性，心胸狭窄，仇视中国，嫉妒中国的强大。在军事上，中日有钓鱼岛领土之争和纠纷，在一些日本右翼势力煽动下有发生军事对峙、军事冲突的可能。日本右翼势力是中日友好关系的大敌，所以，我们时刻都不能放松警惕。
第三种是伴随着霸权主义产生的恐怖主义，这是威胁人类和平生活的敌人。第四种敌人是威胁台海和平稳定的敌人。对中国来讲，最现实的威胁是“台独”极端分裂势力，他们制造海峡两岸的紧张气氛，破坏两岸稳定。由于有上述四种威胁人类和平的敌人存在，我们就不能倚重“强权监护下的和平”，就不能不谈“战”。这都需要有战的准备，只有认清威胁和消除威胁，才能真正地维护和平环境。
中美两国寻求和平竞争的思维方法
从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35年来，中美关系的和平发展，证明角逐竞争可以是和平的。35年前的中美关系仅仅限于对抗苏联威胁而结成的战略合作关系，但今天的中美关系却远远超越了对付共同敌人的范围，即从单纯的战略安全与政治外交合作扩展到了经济、文化、科技等多方面的合作，合作的区域也从亚洲地区扩展到中亚、中东、非洲、欧洲以至于整个世界。上世纪90年代中美长期纠缠不清的人权、劳改产品、言论与宗教自由、最惠国待遇等问题，已被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能源合作、经济全球化以及反恐合作、朝核危机、中东局势等问题所取代。中美关系涉及的地域和范畴，超越了双边关系，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正在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经济与综合国力的增长，中美关系在经济上进入了利益交织、相互依赖的阶段。近年来，中美关系愈趋成熟，双方建立起战略对话的有效机制，保持高层频繁接触与往来，就双边关系与世界热点问题进行坦诚交谈。这说明，中美两国之间有竞争，有利益冲突，但中美两国之间不是非要有战争。正如美国《时代》周刊所报道：“乐观地讲，中国有可能崛起为强国。这并不是一定和德国及日本当年那样，会成为一件恐怖的事情。中美两国能够和平地解决利益冲突，那么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也能和平地解决利益冲突。”
在中美两国的交往中，中国必须有“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战略自信和战略胆识。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很多共同利益，但国家利益从来不会完全重合，特别是还存在着意识形态矛盾，因而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冲突和利益冲突无法避免，所以中美两国“斗”是正常的，不“斗”是不正常的，关键是要把握“斗而不破”，“斗破”了对双方都不利。这当中最主要的是中美要保持一种健康的竞争关系或斗争关系，避免让这种竞争关系或斗争关系转为敌对关系或战争关系。任何意识形态冲突和利益冲突，都是一把“双刃剑”，既伤害别国，也伤害本国。任何一位有远见的、对本国根本利益负责的政治家，都要积极寻求以合作代替无序对抗，以互利促进共同发展。理性地说，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双输。
 
和平崛起必须要有大国风范、大国气概和永远保持高昂的战斗精神
中国的和平崛起，也应该包括国民心态的崛起。中国要和平崛起，我们就不能没有开放的、健康的、国际化的大国抱负、大国气概、大国意识、大国风范。具有大国抱负、大国气概、大国意识、大国风范，才能让我们虚怀若谷、有容乃大，从容直面当今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思想文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才能让我们处变不惊、举重若轻，以平常的心态，开放的心态，向前看的心态，去逐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剪不断、理还乱的国际纠纷。即使是对干扰中国走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杂音、噪音，我们也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需要强化自己的主体文化和国家精神，守望好自己的文化疆域，并对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提纯，才能在融入世界中不迷失自己。2007年2月10日，军事科学院前副院长李际均将军在《瞭望新闻周刊》发表文章，对某些教科书大幅缩减或删除“毛泽东、红军长征、帝国主义侵略、南京大屠杀、狼牙山五壮士”等历史，增加和突出了“摩根大通、纽约股票交易所、日本子弹头火车、领带的流行”等内容，从而在历史教科书中弱化革命和战争表示批评，并提出要振兴国魂、军魂。这充分体现了一个将军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对国家安全的特殊警醒和对民族未来的深重忧虑。历史教科书决定下一代对历史的记忆，这正如福柯所言：“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李际均将军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强烈反对“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单方面‘裁军’”。每一个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儿女，都应该有这种忧患意识。
爱国主义教育无论在东方和西方国家都是必修课；国魂、军魂、民族魂、爱国志都是国民教育的永恒主题，更何况一个饱经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和蹂躏的民族？世界虽然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但战争一直也未停止过。对我们民族来讲，要大力加强国魂、军魂教育，这是一个民族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灵魂。特别是作为军队来讲，更需要大力发扬和继承军队历史上的优良传统，突出战斗精神的培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军人的高昂的战斗精神，这本身就是国家和军队的重要软实力。因此，在中国走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同时，强调中华民族永远保持高昂的战斗精神是至关重要的。(中国青年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