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痛悼恩师龚育之先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3 09:15:17
日期： 2007-6-20 阅读次数： 565 信息来源: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
2007年6月12日，是一个让人永难忘怀的日子。这一天恩师龚育之先生走了。从接到电话那刻起，我一直陷于悲恸之中。先生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就像一幕幕电影在我的脑海里循环往复，挥之不去。
在先生门下作学生，是我一生的幸运。2004年4月，我作为保送直博生，到中心参加博士生面试，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先生。面试前，我心里忐忑不安，因为我怕先生这样的“大人物“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本科生不满意。当我走进考场时，看见先生正在跟其他老师谈笑风生，心里轻松不少。坐定，我做自我介绍时，先生非常仔细地听着，脸上带着笑意，偶尔还会插话问一些细节。如果说刚开始还有些拘谨，这时我已经基本没有心理包袱了。提问时先生让我谈谈对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看法，我只是就着先生有关讲演的意思做了回答。先生却希望听到多样的声音，便当场给我布置下一个任务——就“科学与人文”写一篇评论文章。惭愧的是，由于才薄识浅，这篇文章至今也未动笔。三年过去了，至今仍能记起那天先生直直的腰板，微微昂起的头，面露关切的脸和睿智流转的目光——它们已在我的记忆里定格。
先生治学严谨，为人谦逊，是我治学为人永远的典范。2005年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任定成老师建议我可以以中宣部科学处为研究对象，让我再征求先生的意见。于是我打电话给先生，先生毫不犹豫地把这个题目否定掉了。没想到在那个电话的一个月后，先生突然打电话给任老师，通知我们去中央党校听他讲“中宣部科学处”。2005年12月21日，我们来到中央党校，发现先生为这次报告做了非常细致的准备，手稿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后来才知道这是先生花了几个晚上工作的结果。先生说，之所以一开始没同意写这个题目，是因为中宣部科学处并不是最重要的科学决策机构，而且因为先生年轻时在处里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写出来难免有树碑立传之嫌。经过深思熟虑，先生觉得不需要回避这个问题，关键要对科学处做客观的描述和评价，因此先生要求“对这段历史和我自己做一个批判的分析”，对科学处工作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都有涉及。我不禁为先生的谦逊和坦荡而震动。接着，先生详细讲述了科学处的来龙去脉，并建议我可以访谈哪些老先生，可以去哪里查材料。低头看时间，先生竟然连续不停整整讲了三个半小时，这对一位古稀老人来说，辛苦可想而知，而先生此时却谈兴不减，我不禁为先生的治学严谨和诲人不倦而感动。后来我将报告录音整理成了文字，科学史所的张藜老师等作了进一步处理，希望发表。先生在病中还惦念着把稿子逐字逐句过一次。依先生的习惯，稿子不经过自己的反复推敲是不能随便发表的。直到最后，先生的病情都没能允许他动手校订这份录音稿。
记忆里的很多片断，给我留下了先生的不同侧面。2005年夏天，先生不顾炎热来学校参加一个学生的预答辩，我正好坐在先生旁边，看见他的眼镜摆在桌上，发现镜面上有几点水渍，便拿起来擦拭。那是一副用了很久的眼镜，镜框和镜片都磨损得厉害，我当时想说：先生啊，您该换副新的了！再一转念，这不只是新旧的问题。听孙老师说，在先生最后的几天里，曾经比划着说：“要再配一副。”因为治疗，先生的视力受损，他想配一幅新眼镜，继续他的工作。
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是在2006年12月23日，先生来北大参加中心的二十周年纪念会。天很冷，我们以为先生可能不来了。就在会议开始前一刻钟，先生出现在门口，还是那么神采奕奕，还是那么和善慈祥，我赶上前，先生伸出那双久违的大手，宽厚而温暖。握手是先生每次见到我们时候的“规定动作”，它拉近了先生和我们的距离，更是一种胜于语言的交流。没想到，从会场回到家的当天，先生就进了医院，这竟是先生最后一次和我们握手！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郑丹，为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2007年6月12日，是一个让人永难忘怀的日子。这一天恩师龚育之先生走了。从接到电话那刻起，我一直陷于悲恸之中。先生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就像一幕幕电影在我的脑海里循环往复，挥之不去。
在先生门下作学生，是我一生的幸运。2004年4月，我作为保送直博生，到中心参加博士生面试，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先生。面试前，我心里忐忑不安，因为我怕先生这样的“大人物“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本科生不满意。当我走进考场时，看见先生正在跟其他老师谈笑风生，心里轻松不少。坐定，我做自我介绍时，先生非常仔细地听着，脸上带着笑意，偶尔还会插话问一些细节。如果说刚开始还有些拘谨，这时我已经基本没有心理包袱了。提问时先生让我谈谈对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看法，我只是就着先生有关讲演的意思做了回答。先生却希望听到多样的声音，便当场给我布置下一个任务——就“科学与人文”写一篇评论文章。惭愧的是，由于才薄识浅，这篇文章至今也未动笔。三年过去了，至今仍能记起那天先生直直的腰板，微微昂起的头，面露关切的脸和睿智流转的目光——它们已在我的记忆里定格。
先生治学严谨，为人谦逊，是我治学为人永远的典范。2005年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任定成老师建议我可以以中宣部科学处为研究对象，让我再征求先生的意见。于是我打电话给先生，先生毫不犹豫地把这个题目否定掉了。没想到在那个电话的一个月后，先生突然打电话给任老师，通知我们去中央党校听他讲“中宣部科学处”。2005年12月21日，我们来到中央党校，发现先生为这次报告做了非常细致的准备，手稿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后来才知道这是先生花了几个晚上工作的结果。先生说，之所以一开始没同意写这个题目，是因为中宣部科学处并不是最重要的科学决策机构，而且因为先生年轻时在处里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写出来难免有树碑立传之嫌。经过深思熟虑，先生觉得不需要回避这个问题，关键要对科学处做客观的描述和评价，因此先生要求“对这段历史和我自己做一个批判的分析”，对科学处工作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都有涉及。我不禁为先生的谦逊和坦荡而震动。接着，先生详细讲述了科学处的来龙去脉，并建议我可以访谈哪些老先生，可以去哪里查材料。低头看时间，先生竟然连续不停整整讲了三个半小时，这对一位古稀老人来说，辛苦可想而知，而先生此时却谈兴不减，我不禁为先生的治学严谨和诲人不倦而感动。后来我将报告录音整理成了文字，科学史所的张藜老师等作了进一步处理，希望发表。先生在病中还惦念着把稿子逐字逐句过一次。依先生的习惯，稿子不经过自己的反复推敲是不能随便发表的。直到最后，先生的病情都没能允许他动手校订这份录音稿。
记忆里的很多片断，给我留下了先生的不同侧面。2005年夏天，先生不顾炎热来学校参加一个学生的预答辩，我正好坐在先生旁边，看见他的眼镜摆在桌上，发现镜面上有几点水渍，便拿起来擦拭。那是一副用了很久的眼镜，镜框和镜片都磨损得厉害，我当时想说：先生啊，您该换副新的了！再一转念，这不只是新旧的问题。听孙老师说，在先生最后的几天里，曾经比划着说：“要再配一副。”因为治疗，先生的视力受损，他想配一幅新眼镜，继续他的工作。
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是在2006年12月23日，先生来北大参加中心的二十周年纪念会。天很冷，我们以为先生可能不来了。就在会议开始前一刻钟，先生出现在门口，还是那么神采奕奕，还是那么和善慈祥，我赶上前，先生伸出那双久违的大手，宽厚而温暖。握手是先生每次见到我们时候的“规定动作”，它拉近了先生和我们的距离，更是一种胜于语言的交流。没想到，从会场回到家的当天，先生就进了医院，这竟是先生最后一次和我们握手！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郑丹，为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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