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总理亲自陪同默克尔去西安 意义不同寻常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温总理亲自陪同默克尔去西安 意义不同寻常
默克尔访华 温总理亲自陪同去西安 意义不同寻常
作者：邱震海
来源：凤凰网专稿
来源日期：2010-7-17
本站发布时间：2010-7-19 13:13:54
阅读量：1699次

内容提示：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德国之声撰文表示中国是德国经济走出危机的推动力，中国究竟要如何来帮助德国走出经济危机?而温家宝则表示，默克尔访华具有历史意义，请问这个历史意义究竟何在?默克尔7月17日要到西安去访问，参观，温家宝总理要亲自陪同，这里面也有很多可以解读的空间，本期节目请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先生为大家做点评分析。
凤凰卫视7月16日《时事开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姜声扬：德国总理默克尔四度访华，德国之声撰文表示中国是德国经济走出危机的推动力，中国究竟要如何来帮助德国走出经济危机?而温家宝则表示，默克尔访华具有历史意义，请问这个历史意义究竟何在?我们请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先生为我们做点评分析。
邱先生，默克尔来访，肯定要请你一言以蔽之的来给我们做点评了，首先这个历史意义，默克尔来访历史意义究竟是什么?第二，中德的关系，如今处在什么样的阶段，中德之间，过去有哪些心结如今出现了转变?
默克尔访华：温总理亲自陪同去西安 意义不同寻常
邱震海：温家宝今天在会见默克尔的时候，称默克尔这次访华是历史性的，我们对中国语文稍微了解的人就知道，这个说得很重，他的重视程度是很高的。历史性的，什么样才能称为历史性呢?无非是承前启后的，结束一个时代，开启另一个时代，这种叫历史性的。我理解，根据我对中国语文浅显的理解。所以我觉得温家宝这句话，而且我们知道温家宝总理用词潜句是非常谨慎，也是非常仔细的一个人，他用了历史性的访问，所以我觉得是不同寻常的，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观察，今天是温家宝、胡锦涛先后会见了默克尔，明天默克尔要到西安去访问，去参观，温家宝总理要亲自陪同去。我看到媒体说，有专家在解读，说德国总理访华，到外面去访问，中国总理亲自陪同的几乎没有。
姜声扬：中国总理亲自陪同。
邱震海：只有一次，过去的前总理科尔访问青岛的时候，当时的中国总理李鹏亲自作陪，仅此一回。我们知道中国总理也是日理万机的，就像以前的尼克松时代，周恩来亲自陪同，这些非常重要的领导人，历史性的访问的时刻，才是中国的总理亲自出动。所以一个是温家宝这次的表达，历史性访问，另外他明天要做出一个举动，亲自陪默克尔去西安，我觉得用我一句话来说可圈可点，这里面有很多可以解读的空间。
回到过去，我们知道默克尔是2005年9月份上台的，其实在2005年9月份上台之前半年，我们当时研究这个问题，我当时提出，我说半年以后，如果默克尔上台，中德关系会发生逆转，果然后来是发生逆转了。为什么?其实当时我们已经看出整个的中国和德国关系，中国和欧洲整体关系当中，已经酝酿着一些东西，一些不太平的东西。果然2007年默克尔会见达赖，当时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的，而且她第一次访华，就在德国驻华使馆里面会见了，用他们的话来说叫异己人士，会见了中国的一些作家，会见中国一些所谓自由派的知识分子，这个当然也让中国政府非常不高兴。
后面折射什么，后面折射了默克尔本人的价值观，跟中国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她本来是东欧国家成长起来的一个人，而且这个我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解释过，在默克尔后来也有萨科奇。整个德国和法国两位领导人，施罗德和希拉克一走，换上了默克尔和萨科奇，萨科奇也是执意会见达赖，所以整个中欧关系产生了逆转。
但是虽然当时我们已经预见到了，在半年之前已经预计到，但是后来我还是不断发表评论，我认为我们要对中欧关系要有一个准确的研判。这种中欧关系，欧洲的新一代领导人，对华政策集体的逆转，不意味着中欧关系战略层面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一方面我们准确的预言到中欧关系会发生变化，哪些领域会发生。但同时我们又看到这不意味着中欧关系发生本质的变化。我们如果由于欧洲领导人整体政策发生逆转，虽然是很严重的逆转，但是这对中欧关系的本质做出另外一种研判的话，那我们会犯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
所以我觉得在过去几年，当然由于默克尔的访华，中欧关系掀起了很大的风波，当然最近几年，我觉得双方用另外一个观察的指标，我们可以看到，第一，默克尔在会见达赖的时候，她基本上比较回避这个问题，她不再会见达赖了。但是她的立场没有改变，她并不是说她已经改变对西藏问题的立场了。同时她对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指责相对淡化，立场也没有改变。中国对默克尔相对也比较克制，但是中国对默克尔依然是具有疑问，有重重疑虑，有心结在里面。
但与此同时，金融危机开始，金融危机又很快结束。在一个所谓的后金融危机时代，亚洲金融危机基本上已经走出低谷了，欧洲金融危机刚刚开始，发生在希腊，而且这边已经走出低谷，这边刚刚开始。这就是刚才你说的德国之声说，中国在帮助德国走出经济的低谷，虽然我认为这种表达是有点言过其实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一个所谓全球的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和欧洲双方是各取所需，双方有共同的利益，就是对一个后金融时代，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经济和金融，乃至政治秩序的重新调整，重新组合，势力重组，双方其实各有所需。更不要谈到双方在经济上的互相需求，经济上互相整合，非常明显的是G20。
现在G20，两年前11月份当时第一次在华盛顿，第二次去年在伦敦，第三次在匹兹堡，这次又举行，已经举行了四次，这个基本上已经形成一个常态性的机制了。未来如果发展好的话，很有可能会成为代替G8，八国领袖峰会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在双方完全是各取所需的，这个无论是欧洲，还是在中国，在这中间，不但成为一个游戏规则的接受者，而且会成为游戏规则的制订者，而这个对于欧洲和中国各方都是各取所需的。
所以用总体而言，为什么是历史性的呢，结束了一个时代，结束了政治互相猜疑的时代，开启了政治上开始互相理性务实的时代。同时结束了金融危机时代，开始后金融危机时代，双方不但在技术活动互相合作，而且开始了在后金融时代，对国际金融、经济，乃至政治秩序进行势力重组，同时双方共同参与游戏规则制定这么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我解读为什么是历史性的，为什么温家宝明天要花日理万机的时间，要亲自陪她到中国的古城西安去参观秦始皇兵马俑，这次温家宝是非常不容易的。
姜声扬：随着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访华，以德国为首的欧洲，与中国的关系未来肯定是更加紧密，因此我们继续请邱先生为我们来点评，来为我们准确研判，评估以及定义中欧关系，邱先生，您如何评估和定义中欧关系?
欧洲民间这几年对中国人感到厌烦
邱震海：对，如何看欧洲，如何评估定义中欧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刚才我们讲到过去几年中德、中法风风雨雨几乎不断，最近几年开始了理性务实，政治上还是互相克制，经济上，后金融时代，开始互相合作。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气候问题上，双方的矛盾开始上升了，尤其从去年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当时的欧洲是令中国既难堪，又恼火。当时主要是中国和美国联手的比较紧，欧洲几乎成为中国一个麻烦制造者。但是所以在这么一个情况下，我们如何看过去几年的中欧关系，有好的，有坏的，又开始有好的迹象，但也有严重的下降的，同时如何准确把握中欧关系的本质。
我想所有刚才我们谈这个问题，其实在我看来是一个枝节问题，中欧关系有一连串的本质，我们认为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研判欧洲与中国是否存在本质的战略冲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是欧洲与中国目前如果说没有本质战略冲突，现在所有一系列的冲突，从气候到人权，到西藏，到贸易，到贸易逆差，到知识产权，到市场开放，双方唇枪舌剑，争执不断，它属于什么样的性质?第三，欧洲和默克尔和萨科奇开始，它的政界整体对华政策，我们只能用逆转两个字来形容，这个逆转它的背景和本质到底是什么?第四个，如果刚才我说的是欧洲的政界，欧洲的民间这几年，他对中国整体的厌烦情绪在上升，跟我们那时候在欧洲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中国人在欧洲是令很多欧洲人感到有点厌烦，这种厌烦的情绪逆转了，它的背景和本质到底是什么，如何把握。最后一个，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更愿意跟欧洲的右派打交道，不愿意跟欧洲的左派打交道，虽然是一句戏语之言，但是折射了一点，欧洲的左派，它的势力非常顽固。它往往有时候在价值观在人权上非常的顽固，这种顽固远远超过以实用主义为主的美国人，以实用主义为准的右派，而恰恰左派在欧洲的政治文化当中，是占主要的主导地位，我们如何来准确的评估和定义欧洲的政治文化，这五个都是很大的问题，绝对不是我们在未来，几分钟能够解决，每一个都是一篇博士论文。
邱震海：欧洲与中国不存在本质战略冲突
但是我想首先说的第一个是欧洲与中国是不是存在本质的战略冲突?我的回答非常清楚，没有。中国和欧洲绝对不存在任何一丝一毫本质的战略冲突，我们要看欧洲是一个什么国家，欧洲现在已经不是一个超级大国，欧洲超级大国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你去问欧洲人，你要不要成为超级大国，每个人都会笑话你，你是不是生活在十八、十九世纪时代，这个对于他们来说已经结束了。所有的，我们今天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玩的游戏，欧洲人在十八、十九世纪全都玩的炉火纯青，最后的结果是两次世界大战。
1945年之后，他们以二流的国力、二流的军力，以联合来消灭矛盾，来换得自由、民主、均富。最后一点，永恒的和平，今天的世界上，只有欧洲这一块儿地方，我才可以说是有永恒的和平，没有一个地方我们想像会有永恒的和平，中东和东亚更不是如此，非洲、拉丁美洲也不是如此。但是中国未来的雄心，美国目前的野心，一个是要成为，一个要保持世界上的超级大国。所以中国和欧洲不在一个层面上，国家的战略定位不在一个层面上，怎么能够产生战略分歧。所有其他的核心利益，所谓核心国家利益冲突，我认为还是其次的，关键我们要看国家定位，两个国家绝对不会发生本质利益冲突，所以这是一个本质的研判。
第二个，到底怎么来看中国目前跟欧洲在所有问题上的冲突，包括我刚才说的人权、西藏，还有包括整个贸易，包括知识产权，所有这些，我认为是事务层面上的，就事论事。这些问题，相对可以解决的，当然由于一些抽象问题，像人权、西藏问题等等，这些等一下我们放在第五部分讲了，是属于欧洲的政治文化传统，但是像那些贸易、知识产权，基本上由于双方中国和欧洲不存在本质国家定位上的战略冲突，所以这些问题，我更倾向于把它归纳成为就事论事专业层面上。但是如果我们情绪处理不好，一个专业问题的会变成一个情绪化的政治问题，以至于我们用情绪化的政治的方式去处理一个本来可以处理的专业问题，中欧双方，如果双方有一方如此，已经很麻烦了，两方如此，同样如此就更麻烦了。就会把一个专业问题政治化、情绪化，以这个问题是政治问题，而模糊了它专业问题的本质，所以这两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把它分开。
第三个，如何看欧洲默克尔和萨科奇为代表新一代领导人上来，整体对华政策逆转，当然等一下第四个问题，我们会谈到有民间基础。但是首先我们看，以前我在这里讲过很多次了，一个有个人的因素，默克尔本来是东欧成长起来的，另外一个有时代的因素，这一代欧洲领导人基本上跟老一代欧洲领导人不同，他不是在冷战时代成长起来的。冷战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会对中国有一种天生的好感，一个古典的中国，因为那时候他对于毛泽东的中国完全不了解，所以他脑子里的中国是一个古典的中国。同时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的中国是欧洲的朋友，欧洲是第二世界，中国是第三世界，第一世界是双方要共同针对苏联的，是欧洲的朋友，一个非常一穷二白的中国，恰恰是欧洲战略上的盟友，那个时候，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现在新一代领导人，他们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登上政坛，那个时候是什么呢?那时候我们在欧洲都知道，那时候是中国崩溃论，分分钟他们期待这个发生，甚嚣尘上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欧洲的整个舆论氛围，我们当时在欧洲的时候，参加所有的中国问题会议，欧洲人都在问，欧洲人什么时候在崩溃。但是过了几年，等到1995年、1996年以后，他们又开始讨论中国什么时候具有威胁，我跟他们说，一个崩溃的中国是不可能威胁的，一个威胁的中国是不可能崩溃的。这本来是悖论，但是幸亏它是产生在不同的时段里面，于是就有它合理的逻辑基础。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欧洲产生的茫然，正好是以默克尔和萨科奇为代表新一代领导人，还不是登上领导位置，刚刚登上政坛，所有他们中国观，围绕中国的价值观，都是受那个氛围的影响。
等到21世纪初，2001年、2002年，甚至到2008年、2009年，他们登上政坛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中国真正崛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西方整体对中国感到非常恐惧的时候。于是90年代中，他们的中国观，加上那个时候，他们二十年以后，登上政坛以后，他们手中握有权利以后，对中国那种感觉，铸就了他们整个的中国观逆转。
后面一个，我们要讲到民间，民间情绪的逆转。今天我们到欧洲去，虽然大部分欧洲人对中国还是友好，很善意。但是对中国有一种厌烦的情绪在不断的上升，这个跟以前十年、二十年，二十五年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候中国是非常好的中国，虽然那时候中国比现在穷很多。当然那个时候跟他们接触的中国人也有关，那时候他们只能接触到中国国家公派的留学生，当时他们以为这就是中国。我经常跟他们讲，这不是真实的中国，那是中国万里挑一，几百万里面挑出一个中国的精英学生，真实的中国不是这样子的，真实中国国民素质要低很多很多，但是今天当他们看到许多中国的游客，大部分人都开始涌入欧洲，那种陋习产生的时候，他们觉得原来这就是中国。再加上这么一个中国现在又开始崛起，那么对他们造成很多心理上的恐惧。
但是我本身是认为，由于刚才我们第一个问题解决了，中国和欧洲在国家定位上不存在本质的战略冲突，于是这部分民间情绪的厌烦，我们可以把它定义成人性的自然的反应。换位思考，如果你是欧洲人，如果你已经在过去几百年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占了一个上风，你享受了过去两三百年的世界的文明，当你看到一个就像拿坡仑说的，这个雄师终有一天醒来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你同样也会有一种忧虑，有一种恐惧。但是如果你跟那头醒来的雄师不存在本质国家利益冲突的话，本能也许你会认为他是敌人，但是实际上他不可成为你的敌人，你也不可能成为他的敌人。去年我在欧洲参加一场研讨会，我说我们不可能成为本质的敌人，这一点你们一定要分清楚。
第五个问题，如何来定义和评估欧洲的政治文化，就像毛泽东所说，左派和右派，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我有几点想指出，现在人类基本上为我所认可的一些价值观，自由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包括民主体制，包括法制，都是来自于欧洲，美国是拿来欧洲的后来人类文明的成果，因为美国才两百年历史。所有这些人类物质现代化，精神现代化的成果，都是来自于欧洲。当然中国这么一个五千年文明大国，在如何吸取已经成为人类文明价值一部分的欧洲西方文明价值的时候，我们会有所保留，我们会有所取舍，这是我们一个取舍的问题。但是这不能否认，这部分的价值观已经是为了人类过去几百年产生巨大的贡献。
但是欧洲人他的理想价值非常强，也造成他的非常的顽固，这个是他的民族性格，尤其是中欧地区，德国、法国、英国那部分人，他会有别于日本或者美国实用主义比较强的一些国家，所以在这部分，如何跟他们进行互动?如果还是像中国以前领导人毛泽东所说的有力、有理、有节，既要据理力争，但是同时又大家互相的有分寸，我觉得这是我们如何做到如何评估和定义欧洲政治文化，我们如何发展，我们自己和他们的斗争和磨合的策略发展，我们大家可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