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对白杰明文章的答复

（1990年8月12日）
白杰明先生：
收到你发表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刊上评论我的大作。
由于我的英文水平差，所以直到最近才把尊作仔细地译读完毕。
我很惊讶你竟愿意花这样多功夫，对我写的那些东西（包括收集各类可靠与不可靠的传闻及流言），作了那样详细的编排和研究。你们对我的关注程度，令我意外。
当然，我是基本不赞同尊作中的论点的。除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外，还由于尊文中引用的若干材料与事实有偏误：
1、首先我需要澄清你文中提到的一个事件。
1985年11月《读书》杂志发表我批评王蒙所支持的鼓吹“新潮”文学的文章，是我应该刊编辑吴宾之约稿而写的（刊《读书》1985年11期）。而根本不是尊文所说“胡乔木命何新写，又指令该刊发表的”。
相信此种无稽之谈，表明你不了解中国意识形态部门的动作和操作方式（胡乔木虽然曾是意识形态工作负责人。但他不会直接下指令给类似《读书》这样一家非党刊的杂志，要他们发表或不发表某一具体文章）。
事实上，是该文已经被《读书》杂志确定发表，排出三校的清样后，胡乔木先生方从我友人手中读到而以为好，却并非他“指令”《读书》必须发表此文。近年一些人在文坛中关于此事所渲染的种种谣言让你受骗了。
一些人之所以围绕此事虚构出一些政治神话，是因为此文发表后，文坛震动甚大。当时鼓动潮头者，需要捏造一个关于此文的“保守派”政治背景，以抵消此文给他们的冲击和在读者中产生的广泛影响。（以后适当机会，我将会披露此事，包括我与王蒙交往的全部真实情况。）
2、你文中认为何新是以中共“幕僚”身份而发表政见，以至文中把我比这于胡乔木、姚文元、袁木等担任政界高职的人，这是令我感到很滑稽的。你误解了我。
你读我已经公开发表的自传，可以了解我平生放浪不羁，应知道写如此自传者，必绝无意于跻身政界、或希图担任任何政治高级职务。
我是具有独立身分和人格的中国知识分子。我既不会曲学阿世，也不会单纯为取悦某人而写作。我的政治观点得自我独立进行的学术研究。
我的政治立场不是由于我属于任何政治性的派别。那些关于我是所谓“保守派”的谣言并无根据。
我今日的政治立场，是由于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必须忠实于我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我的言论不代表官方，不代表中国政府的政策，而只代表我个人，并且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所以，你为我涂抹那种“幕僚”形相，令我不快。（你文中列举古代“纵横家”诸特征，令人钦佩你对中国历史的多知。但你似乎忽略了一点，即纵横家是政治实用主义者。而鄙人则信持某些原则——不作官是原则之一。有人指我是儒家。的确，我欣赏儒家的某些价值观念。）
搞政治者必定拉帮结派（你文中已经注意到近年中国知识界帮派之多）。而正如你文中注意到的，多年中我在学术界颇为孤立，一直独往独来。以我的影响力、知名度，不是不能拉，而是矢志不作此事。孔夫子说过：“狂进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我在知识学术上追求不断进取，但在政治上一向有所不为。有一些人骂我“狂”。那么我愿意承认我正是孔子这种意义上“有所不为”的狂狷者。
你文中摘引那些与我有关的政治流言，包括着意渲染所谓何某的“政治野心”。实际都是经常聚集于你周围的、那一群真正有作官之瘾（即近年所谓“从政”热），却在洋人面前故作姿态地扮演“自由主义”派别角色的某些中国知识分子，为丑化何新，而刻意为我塑造的。
某些知识分子知道我蔑视他们，而又想抵消我在舆论界的影响，于是编排了这一形相。以老兄考察中国问题之精明，对此本应有所洞察。
有趣的是，动乱以前，那些攻我的人一直骂我是反革命的“保守党人”。动乱后，却又有人拼命攻我是漏网自由派。目的，无非都是要封住我的嘴，以把我搞垮。多年如此，我早已习惯，并且一向作冷眼观，懒得争辩。原因也在于，我实在无意过深介入政治。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卷入你所说的与那些知识分子“在国内外竞争影响力的斗争”（自1987年以来，我息交寡游。很少与各界文人交往，很少参加各类学术或政治的集会。对文坛毁誉，也甚少作公开答复）。
我近年在学术界的知名度，完全来自我的著述，而非来自任何刻意的宣传或塑造。相反倒有公开和隐蔽的无数反宣传和反塑造。
但我有自知之明，亦深知“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只是一个有信仰、并且试图以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但并不单纯局限于这一方法），来观察社会问题的独立知识分子，如此而已。
所谓“举世非之不为挫，举世誉之不加劝”。所谓“道之所在，虽千万人拒之，吾往矣”。这是我的原则。
3、尊文中引用了众多关于我的政治谣言。如谓何新因支持中国政府而被赐官云云。这些谣言很无聊。
从尊文看，你很关心我个人的政治机会。
我是不是有“从政”的机会呢？
我不妨坦诚相告。1989年3月间（动乱前夕），中国社科院某副院长曾受某种高级背景方面委托，找鄙人谈话。其内容盖有两点：
一、转告靠近赵紫阳的高层人士示意，对我若干理论观点很不高兴。一方面承认鄙人有某种见地，但警告我不要“总是危言耸听”（指我在《明报月刊》1988年11期警告中国将有动乱的文章和我当时提交高层的若干政治研究报告）。
二、同时探询鄙人是否有意参与某种高级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可以提供这种机会）。
鄙人告以：1、我非担任政治性职务的理想人选，搞政治与我的个人风格不合。
2、我与智囊团某些显赫人士颇相熟，但我与他们政见不合。
故而明确拒绝。（在进行此次谈话前，曾有知情友人向我透风，并告诫此次谈话背景重大，关系我的“前途”。建议我慎重处之。）
盖由于我对现代经济、政治之全局作过深入研究，对中国政治史（古代、近代、现代、当代）亦有多方面的认识——至少不会浅于你。
而更重要的是，我对自己的能力与作用颇有自知之明。从青年时期开始，我即矢志作为一个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学者或思想家，而度过此生。
所谓“达”，不是作官当老爷，而是著书立说，即古之所谓“立言”。
故我绝无意过深介入政治，但当然这不意味着我没有自身的政见。特别在历史性的重大的政治关头——如1989那样的事件中，我自然有权明确作出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判断和政治选择。
其实，我近年之所以议政（包括向高层提交一些令其逆耳也明知冒风险，明知可能费力不讨好的研究报告），并非我有政治之爱好，而是目睹国势之不安，目睹危机之潜伏，有忧痛于心，故不能发危言以醒当局与国人耳。
一旦大局稳定，我仍将唯乐于从事我所爱好的各种纯学术性研究。
我与你对中国问题、政治观点有根本差别，固然有诸多原因，但更是来自我们所站据的不同民族国家立场——我是中国人。我只乐于看到中国的伟大、强盛、光荣、尊严、复兴，而不是其在任何美丽口号下的变乱、瓦解、毁灭。
这是我议政的唯一目的。而一旦国家稳定，我就宁愿闭嘴。所谓：“肉食者谋之，我何间焉？”我的真正爱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及语言的研究。（最近请任格瑞先生带给你我的一本新著《龙——神话与真相》，不知你收到否？）
应该指出，我对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同样做过深入研究，我对之既不低估也不排斥。只是对其是否适用于中国情况，有极大保留而已。
4、我承认你这篇论文是力求严肃（无论我是否赞同它），我也注意到你已力求客观。但既然如此，你何必要收集和引用一系列未经核实的政治传闻？
例如云“1983年栗宪庭因邓力群命令而解职”——据我所知，这纯属造谣。栗当时是《美术》杂志一个普通编辑，知名度尚不高，邓力群恐怕至今还未必听说过他。
又如尊文云“1985年《读书》受命于胡乔木发表何新的文章”，以及“钱钟书建议胡乔木不要惹麻烦”云云（钱先生最近曾有信给我，特别澄清此事）等等，都是无稽谣言。
我也早知道有类似这些谣言（还有种种更耸人听闻的），但闻之一笑而已。谣言毕竟不是历史。
盖近年之中国文坛，乃是一个谣言满天飞的世界。谣言之可以乱世界，于1989的事件已充分可见。近日碰到一些西方驻华记者，每谈及中国知识界那些真真假假的流言，他们也均摇头而苦笑。为慎重计，建议老兄今后引用此类“据说”性的流言，切须辨析而审慎。不妨审度一下：据谁说？目的何在？此谣言对谁有利，对谁不利？
须知谣言、流言之在中国，自古即是杀人之妙术——故古人有所谓“积毁销骨”，所谓“人言可畏”，所谓“千夫所指，无疾而终”的经验。但谣言毕竟腿短，一经驳正，即毫无价值。罗列此类谣言，只要贬损尊作的客观性。
你要研究我，尽可根据我发表的各种著作来发议论，骂也可，赞也可，所谓“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何必引用那许多真真假假的“据说”？我平生狂放不羁，不修细务，远不合通常所谓正人君子之尺度。但是我有我的追求，我的信念，我的操守，我珍视的价值。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对我高于一切。在这方面，我比尊作所提及的那些亲西方知识分子要自尊得多，也骄傲得多。
5、尊文似乎认为，鄙人是由于缺乏勇气才寻求与现实制度的妥协的。
你错了。我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辩护，不是由于我缺乏批评的勇气，也不是由于我看不到现实中存在的阴暗面。
但是，我在看到种种社会弊端与不良现象的同时，我还看到了现实制度的肯定方面，看到它的存在和命运，维系着中国千百万人的生活安危和身家性命。所以，我只能接受渐进审慎的改革，而不是一场彻底推翻和否定一切的造反运动。
有两种勇气。一种勇气表现在敢于反权威，另一种勇气则体现于敢于反潮流。
你曾告我，由于我的政治立场，你来中国将不敢请我吃饭，因为你怕得罪那些反对我的知识分子。你的话让我笑——你已经如此深明于世故，使我钦佩你的“中国化”。但同时这也表明，反世俗偏见之潮流，有时比反权威更需要勇气。
反对权威即使失败，仍会获得人们的同情。而反潮流，由于需要对抗的是一个谬误的多数，却将不得不忍受一种真正的寂寞和孤独。他赢了，不会得到人们的喝彩。他输了，却将得到众人的辱骂和耻笑。
其实你也很清楚，在近年的中国，反权威更易得到国内外的喝彩。
而在这些年里，为我的这个祖国，为他的历史、为他古老悠久的文明和值得珍视的种种传统辩护，才颇需要一点真正的勇气呢。
但是尽管以上种种，我读尊文，仍颇钦佩你对中国问题观察的敏锐、常识及研究水平——某些见解高于一般国外所谓“汉学家”，甚且也高于某些国内知识分子。并且我感谢你费心为研究我，而花了这么大力气。谢谢！
致礼！
何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