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三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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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卓琳生育有五个孩子,若算上他与先妻张锡媛夭折的孩子,他一生有六个子女。
在五个孩子中,邓朴方、邓质方是男孩。三个女孩,邓林是画家,邓楠是国家公务员,邓榕是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在邓小平的三个女儿中,露面最少,也最不为外人所知的是画家邓林。
留一头短发,戴一副眼镜,却又有几分怜弱和雅气,说话时细声细语的邓林,显露出女孩子的几分内秀。在邓小平的几个子女中,她和邓质方都属于语言较少的孩子。
“在医院看护邓小平时,她织毛衣,邓小平看书,都不善交谈。”医生们有这样的印象。
不善言词,并不等于没有思想和见地。邓林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她用画笔说话。据画界人士介绍,她熟谙中西美学,视角独特,自成一体。前些年在国内外举办画展,均获得了社会和业内很高的评价。
在邓小平的孩子中,邓林幼时吃苦最多。她出生在战争年代,又是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生的。
那是1941年,是华北抗日战争最严酷的一年。9月,邓林在赤岸出生。卓琳生她时,正在转战途中,没办法带在身边,便在女儿出生的第七天,忍痛将这第一个孩子放在一个老乡家中去哺养。
放下孩子,卓琳头也没回就随部队转移了。1943年,邓小平回延安时,卓琳去接孩子,孩子饿得皮包骨,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更让卓琳难过的是,女儿不认她这个亲妈,只是一步一回头地望着乡下的那个干妈哭。
邓林进了延安保育院,仍然没法同忙碌的父母一起生活。她认独臂将军蔡树藩和陈书莲为干爸、干妈。在邓林的早期生活中,有一大堆干爸、干妈。她在马背上长大,是“公家”的孩子。
据邓家子女回忆,在内战前夕,邓小平从晋冀鲁豫军区机关到武安后,邓林才和一个胖弟弟以及一个叫楠楠的妹妹被父母接到身边。在这期间,他们偶尔可以受到父亲的直接影响和母亲的亲自教育。
邓林的记事大概是从邯郸开始的。那时,部队首长每家都有一大堆孩子,邓林同在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工作的母亲一起,第一次到了共产党人打下的大城市,见了什么都新鲜。当别的孩子守着抽水马桶嬉戏时,她却在一户人家的一幅巨大的油画前站了半小时。母亲说:这孩子喜欢画,将来当画家就好了。
开始,她并没有去学绘画。战争成了她的幼儿园。除此之外,她还是妈妈的助手,帮助照顾弟妹。遇到随军行动时,她早上醒来要给弟妹穿衣喂饭,然后同妈妈一起照顾弟妹上路。这样,从邯郸、郑州、南京、上海,再到北京,她也在流动的岁月里长大成人。
和平岁月,邓小平到北京成为中央领导集体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孩子们也跟着相聚在北京。邓林先是在安静的环境中接受了基础教育。接着,在上大学时,她儿时的心愿实现了。邓林自己选择了中央美术学院,就是从这里起步,开始了她的画家生涯。
寻梦的季节美丽多姿,当祖国的山川大海映入邓林眼帘的时候,她有说不出的激动和喜悦。在学习期间,她把自己融入美丽的海洋,并用画笔调出快乐的时光……
“文革”开始后不久,她便随着父亲的下台被赶出北京到宣化去劳动。在那陌生而又熟悉的村庄,她同一起去的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她比别人要承载更多,因她是“大走资派”的子女,属于“黑五类”。
好在邓林具有与生俱来的善良和忍耐力,这些为她艰苦的岁月穿上了一层保护衣。教育者看她老实、有文化,而且来自于中央美院,就时常发挥其特长,让她在院落的围墙上写标语。于是,她的笔下留下一道道“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印记。
回忆起画家的手和笔在那屈辱岁月被扭曲的往事,邓林似乎没多少埋怨,而她感到不公的是父亲的政治待遇。特别是她在农村见识了善良农民的生活艰辛之后,更不明白一生致力于富民强国政治理想的父亲,为何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后来的岁月,整个邓家也是随着邓小平的起落,时而暗淡时而光明。好在自父亲从江西回京之后,她也回到了北京。在同父亲依偎的温暖日子,她又捡起了画笔。在经历风雨之后,她遇到了自己的生命相知,并结为连理,为人妻为人母。
爱女、艺术家、母亲,成为邓林的整个人生。在父亲邓小平真正重返政治舞台后,终于庇护她有了一个宁静的天地和光彩的画室,她的画笔从此再没有停息。
邓林今年66岁,她一直在构思一幅画。她要画一个人,一个影响了她一辈子的男人,一个放大成属于民族又属于邓家的光荣人物――那就是她的父亲邓小平!
总设计师家庭里的“大总管”邓楠
有一年,周恩来到邓家,邓小平的孩子围上来与总理见面。卓琳介绍到二女儿邓楠时告诉总理:这是我们家的大管家!
于是,就有了总理说的一段话:我是国家的大管家,你是你们家的大管家,希望你将来也能管理国家!这话不知真假,但老一辈人的期望肯定是有的。许多年后,邓楠没有辜负周伯伯的期望,担任了科技部副部长,参与管理国家的科技工作。
据许多熟悉邓家情况的老人讲,邓楠作为邓家大管家的话曾被邓小平认可。邓小平在301医院住院时,卓琳向医生介绍邓楠是邓家大管家时,邓小平笑而不语。那是一种默认和赞许。
邓楠比大姐邓林小4岁,比妹妹邓榕大5岁,从小聪慧灵巧,甜甜的笑脸非常惹人喜爱。她出生之时,尽管条件依然艰苦,但比姐姐要好一些。那时,父亲在外征战,母亲已在地方中央局机关工作,她就随着一群大孩子上学、玩耍。在她女孩子娇柔的性格中,还有几分男孩子的坚毅,年龄虽小,主意却很多,从小有当“娃娃头”的经历。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聪明。别人玩时她玩,别人学习时她学,结果考试时,她总比别人成绩好。见这个女儿天资聪颖,卓琳从小就培养她对物理学的兴趣,给她确定的目标就是北大和清华,结果她后来果不负期望。
在邓家的三个女儿中,邓楠从小受到父母的厚爱和重视,到“文革”运动发起时,她已是家中的一个“小政治家”。
“文革”刚开始时,北京各院校各派系争论不休。一天,邓楠所在学校与妹妹邓榕所在学校的学生碰到一起,结果在会上姐妹俩形成了对立。很快,邓榕就接到妈妈的电话,让她不要同姐姐争论。
无疑,邓楠是正确的,而这种正确,来自于她经常与父母交流和受父母影响作出的正确判断。这种正确判断,使她在姐妹中有一定的权威性。
那时,邓林沉湎于她的七彩世界,邓榕年龄尚小,而家中男孩子在外面闯荡,邓楠便自然成为家中一位举足轻重的成员。
“文革”开始后,邓小平的地位岌岌可危,家中知道较早的成员就有邓楠。那几天,中央开会批判邓小平,邓楠每天从学校回来,同妈妈钻到一个被窝里,用被子盖着头,一谈就是半夜。卓琳告诉她许多不祥的征兆,并向她传授在危急时刻的处置“机密”。在后来邓小平两次受难、与家中断绝联系时,邓楠成为家中的关键人物。尤其是在邓小平遭到软禁,母亲也不能同子女们联系时,邓楠便显露出“总管家”的能力和权威。
她同奶奶一起负担起了家庭的重任:将家中剩余的资金作出安排,先是计算出每天的生活费,然后留下一点积蓄,以备急用。中南海里不能住以后,邓楠便同姐妹一起同中办人员争吵,最后在宣武门方壶斋胡同争取到两间房子,终于使年迈的奶奶和兄弟姐妹得到庇护。
从那时起,她带领一家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到院里打水,上公共厕所,拿着粮票到粮店买米、买面,到工厂买煤;逢年过节时,还去排队买黄花菜、木耳和大料……
想父母的日子,全家都很郁闷。邓楠有办法,她就去中办要钱,拿到钱,就说父母的工资不准确,大吵大闹,说要见到爸妈的纸条。工作人员奈何不过,只好叫卓琳写个字条。她拿着字条回到家中,全家又会像过节一般快乐……
后来,邓小平下放江西,子女下乡接受再教育,大家天各一方。邓楠写信是最勤的。她总是履行总管的职责,收集兄弟姐妹的情况,向父母报平安;或者催促兄弟姐妹给父母写信。不管父母能否收到,她在信中总有一句话:给爸妈写信了吗?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邓楠已非常明白事理和自己肩上的责任了。邓小平再度被软禁,全家又将被扫地出门时,她就组织全家同来抄家的人进行斗争,保住了住处。同时,她还给临别的父亲以女儿的细心,亲手往父亲口袋里装进一副扑克牌,以伴随父亲战胜寂寞岁月。邓小平于20世纪70年代末第三度复出之时,邓楠已成为一个成熟的国家干部、党内同志,同时又是一位优秀的女儿、妻子及母亲。看着邓楠的成长,父母特别高兴:“大管家”确实长大成才了……
邓楠工作后同样令父母非常自豪。她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雷厉风行,几乎没人看出她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她给自己做了一个规定:尽可能地早上班、晚下班,有病也坚持在工作岗位上。遇到困难时,她总能出主意、想办法。她办法多,当一般办事员时,她是领导最省心的干部;当领导后,她分管的领域又是上级领导最省心的部门。
随着女儿职务的升迁,邓小平当然高兴,但同时又要防止女儿出现骄傲自满情绪,并担心是否有什么不正常情况引来群众意见。女儿每一次出国、调离或职务变更,邓小平总要仔细过问:“这次出国有几个人啊?什么事啊?你为什么去啊?”“工作得很好,为什么要变化?你做新的工作有什么长处啊?”“听说又进步了?征求群众意见没有?你能胜任吗?不能翘尾巴哟!”
邓小平没有思考因为家庭、政治和历史磨难带给孩子们的耽误,但必须要孩子自立自强。当看到邓楠靠自己的能力不断成长时,他高兴;当邓楠给他盛上一大碗饭时,他总是有滋有味地吃完……
邓楠在父亲晚年时担任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她非常喜欢这个岗位和这份职责,她很自豪。父亲有一个科学的论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她的工作就是把父亲的愿望去努力实现!
“最漂亮的女儿”邓榕
在邓小平的女儿中,知名度最高的是邓榕,笔名萧榕。毛毛是她的小名。用四川话讲,她是邓小平的幺女儿!
毛毛知名度高,不是因为官位高,也不是因她常陪老爷子在外面行走,主要原因是她是父亲的“史官”,曾写了《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和《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两部书。大家读了她的书,被她深厚的感情和细腻的文笔所打动,所以知道邓小平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笔者一直叫她毛毛大姐。这个大姐生性快人快语,利利索索,感情丰富,待人真诚。许多人说她办事像父亲,笔者倒觉得她更像“川妹子”:漂亮、干脆、深情、善良。
邓小平刚去世那年,她给笔者一位同仁打电话说要写点东西。这位同仁不知她是邓小平三个女儿中的哪一个,她在电话上很干脆地说:最漂亮的那一个。同仁与笔者去和她见面时,她从口音听出笔者籍贯,说:你与我老公是同乡。分别时,她知道笔者回去的方向时,又说:你与我公公住得很近。机敏,诚实,不摆架子,很自然,也很亲近。
她与两个姐姐不一样,她们出生在建国之前,而她则是建国之后第一年出生的。无拘无束,少年没经过多少苦难,加上天性活泼,她的思想在家中总是显得很前卫,心态比实际年龄要年轻。笔者到香港为其《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筹备发行时,还有男士打听:邓小平小女儿婚否?而此时,笔者知道毛毛大姐已是近五旬的年龄。
据医生讲,毛毛到医院看望邓小平时,病房最不安静。由此,医生隔老远就能作出判断今天邓家是谁值班:大女儿来了之后静悄无声,二女儿来了之后有动有静,小女儿来了之后不大安静;若三个女儿一齐来了,就难安静。由此,可见邓小平的确很幸福:三个女儿,给了他三个世界!
可以想象,毛毛是父亲是喜欢的一个女儿。邓小平晚年外出,她总是身边最近的一个。她会应酬、懂医、能听懂老爷子带方言的普通话,更关键的是,她总是能让老爷子高兴!
外界传说毛毛是学文出身,读的是北师大。其实,她上的是北京医科大学,学医。外界传说她从小在国外留学,这有点离谱。要是邓小平有个女儿在国外,那么“文革”中他会罪加一等。她小时候并不在国外,而是到了陕北插队,在广阔天地里“留学”了3年,补了哥哥、姐姐曾经艰苦经历的一课。
毛毛上大学时喜欢外语,在农村插队时也坚持自学。工作之后,到了外交部,并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当过三等秘书。回国后,她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国国际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用她的话说:她的官好当,都是副的。这位大姐的话总有些调皮,但她在工作中从不开玩笑,所以上面的正职都非常满意,群众也很支持。
尽管毛毛的仕途前景不错,但她并没选择从政。她曾说:我们家出了“两个主席、两个部长”,我就不凑热闹了,我喜欢做实在事。她所说的“两位主席”,是指父亲曾任过军委主席,哥哥邓朴方任残联主席;“两位部长”,是指姐姐邓楠任科技部副部长,姑姑邓先群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群工部部长。“都是做革命实际工作的。”毛毛大姐说话很诙谐。
笔者与毛毛大姐有过简单的交谈,从而知道她对人生感到满意。尽管她在“文革”中同许多干部子女一样受了许多苦,但她不埋怨。她不仅在艰苦岁月里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而且结识了贺平,一个英俊、宽厚、勤奋的男人。
说起丈夫贺平,大姐的话滔滔不绝。那是在她下乡时,一天,一位好友给她介绍了一个老红军家的男孩,两人靠通信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来,她将他带到江西,经过父亲亲自“考婿”,二人结为连理。再后来,贺平成为邓家的半个儿子,一直照顾到老人家乘鹤西去。
毛毛大姐始终对父亲敬佩不已。于是,在进入不惑之年后,她将少女的写作情愫翻了出来,决定写书,写关于父亲的书。于是,她用最深情的笔调写下了几个字:我的父亲邓小平!
父亲知道这个女儿总有一些奇特的想法,因此总是支持她去做。
这样,她花了很长时间和许多经历去访问知情者,然后就某些重大问题向父亲核证。再后,她几乎不停笔地写了父亲的早年、父亲的革命和父亲参与建政。除此之外,还有父亲的语言与个性、父亲的领袖与战友,以及父亲的家事与前妻。她冒着寒暑很快写了出来,此书很快成为一本风靡世界的畅销书。
笔者结识毛毛大姐是在邓小平辞世之后。那时,影响她大半个天空的父亲走了,她有些孤独。与此同时,她的专著上半部上市后的余温尚存,知道她想继续写父亲,于是我们便开始了合作。
写作的过程是艰难的,纵使女儿的感情让她不能自已,可是父亲的思想过程、险象环生的战争经历和重大事件的历史背景,都需要她去采访验证、思考分析和赋予优美的文字。此时她是女儿,但还有更多的工作,以及作为妻子及母亲的责任。但她如同把自己绑在战车上一般,几乎通宵达旦地工作,她为此感到快乐……
快到文稿杀青时,她约同仁和笔者小聚。说起辛劳,她高兴地说:瘦了。假若谁要减肥,那就叫他写作!
邓小平百年诞辰的时候,这位快乐的女儿更忙碌了。她要怀念如同还活着的、生活中最重要的父亲,守望和照顾自己的丈夫,还要陪伴自己的女儿。更重要的是,她还有更多的事业。她永远在快乐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