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改犯任志强为何有今天

大连住宅产业化和房地产业高峰论坛的主席台上，任志强正准备发表演讲。一位穿运动装、戴眼镜的年轻小伙子，大叫着“闭嘴吧”，将臭烘烘的运动鞋扔向了主席台。在短暂的混乱后，任志强自嘲受到了总统待遇，继续神态自若地演讲。
此前，主办方播放了《蜗居》的一点片段。《蜗居》是去年热播的电视剧，引发了广泛而尖锐的争论，它描述了城市白领身为“房奴”的困境，以及年轻女性投怀送抱权贵的生活。在发表演讲前，任志强调侃说，贪官宋思明开的车比蜗居还贵，这直接激怒了“扔鞋男”。
“扔鞋男”25岁，是大连当地人，与父母共同居住，家中积蓄不够支付一套房子的首付。先后两位女友因房子问题而离开他。他正是当下陷入高房价困境的中国年轻人的典型代表。他的扔鞋举动，被反应迅速的媒体放到网上，赢得很多网友的叫好。这正折射了贫富尖锐对立的中国房市如火药桶一般，“房奴”或者被无房困扰的网民们怨气冲天。
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倾两代人三个家庭的所有，也许还不够一套房子的首付。而任志强屡出“房子是给富人盖的”、“买不起房就该回农村”的惊人之言，被神经因房价变得敏感的公众视作高房价的鼓吹手、“吸血鬼”地产商的代表。凤凰卫视执行台长刘春在与任志强首次聚会前，曾在微博里写：“明天我准备和任老板刺刀见红，给他普及一点中国贫民的知识”。
微妙的是，从2005年最想揍的人之一到2009年真男人，任志强在公众中的形象正在经历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将他视作《皇帝的新衣》里那个说真话的小孩。他指出了房市的最大获利者正是政府。财经作家吴晓波则在他的专栏里写道：“任志强也许是地产界读书最多、最清醒的人，也是最具有思考能力的人之一，可他又是最被批判、最被妖魔化的人。”
本刊试图在这种背景下，进入任志强的世界，对他进行一些了解……
59岁的任志强留给公众的印象相当固定：多年保持不变的发型、宽脑门上紧锁眉头刻下的深纹、绷紧的腮帮子、几乎瞪出眼眶的眼珠。他似乎无时无刻都是这副严厉、咄咄逼人的模样。两年前曾采访过任志强的财经作家苏小和告诉我：“当时他在等我，假装在看书。开始爱理不理，后来很客气。”
在任志强的办公室里，我采访过他两次。隔着宽大的办公桌，他往后斜倚着靠在椅背上，脸上没有表情。当他想强调他想表达的意思时，眼睛会直直地瞪着你。第一次采访了一个半小时，任志强总共有八次打断或反驳我的问题：“你的概念是错的”、“你这个问题太无知了”、“你们将问题想偏了”……第二次采访他，他依旧面无表情。我说：“任总，上次在这里采访过你，还记得吧？”他斜靠在椅子上，眼睛向上挑了挑说：“我知道你。”
阎阳生是任志强在38军的老战友，曾任全国工商联执委和《中国工商》杂志总编辑。他曾带一年轻女记者去任志强办公室采访。任志强面无表情，把女记者吓得直打哆嗦。阎阳生怪他把小姑娘吓成什么样了，任志强反而哈哈大笑起来，一笑那女孩更害怕。“任志强是一个很有气场的人”。
前华远集团副总裁、与任志强共事二十年的齐跃说，很多人不愿意去任志强的办公室，哪怕是跟他非常熟的人。在外面他还会说笑，一回到办公室那个环境，就变成了瞪着眼，没什么笑容、面无表情。
任志强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解释自己为何在办公室总是绷着脸。“一到工作环境中，我脑海里就出现了很多跟工作有关的事情，自然而然就进入这个情景，面部表情就会相对严肃了。离开办公室后，我就放下这些东西了，也会笑。”
任志强是北京市西城区主管的国有企业华远集团总裁、华远地产董事长。从规模上讲，在全国房地产公司里，华远地产不算大，去年营收11。60亿元。从个人财富上讲，任志强是替国有企业打工的，远谈不上房地产行业里赚钱最多的人。但是，任志强针对政府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多次撰写万言书，以尖锐的言论著称，他是地产界抨击政策声音最响亮的人，也是地产界最具争议性的公众人物。
任志强对中国房地产政策研究有着非常的嗜好。2003年，他牵头与几家企业联合成立了研究机构，专门研究房地产的数据。“从房地产行业来说，我敢说，中国最系统的房地产数据研究机构是我们的。”任志强表示。他的地产界朋友、生意伙伴、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以前与人PK，会发短信求助任志强，向他索要数据。曾经多次和任志强一起参加论坛的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说：“任志强确实比很多专家比如易宪容、谢国忠等要强，那些专家没有数据支持，而任志强有。”任志强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顾问，住建部、地方政府也时常到任志强这里索要数据，咨询意见。任志强自称是在做“开启官智”的事，从对政府23号文件的质疑到参与18号文件的起草，他在中国房地产业的“国策顾问”这一条路上越走越深。
华远地产人力行政总监李春晖透露，任志强要求华远高管人员看《新闻联播》。任志强未必认为国家说的百分之百都是对的，但他认为《新闻联播》一定是国家最重要的一个新闻导向，它传递的是政府政策导向，你要了解它，你要知道政府现在在支持什么，它要做什么东西……
任志强对政治、政策的热情，也许与他本人的出身、经历有关。从上山插队到下海创业，他几次命运的巨大改变，都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
1951年3月8日，任志强出生于一个典型的红色高干家庭。任志强的父亲叫任泉生，1918年7月生于山东省掖县，2007年8月在北京过世，当时新华网发了通稿。据新华网介绍，任泉生1937年参加革命，曾是新四军干部，解放前担任过中原局税务局局长，解放后担任过商业部副部长；母亲在文革后期主管北京副食、烟酒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任志强初中就读于北京35中学，这是当时干部子弟比较集中的中学。据他的同学赵晓航回忆，任志强当时的家位于西城区平房区，是一个独立院子，红漆大门，车能开进去。平房从外表上看不出什么，但里面装修是西式的，铺着木地板，安有暖气。
任志强说，他家当年的生活其实相当困窘。小时候去照全家福，身上经常是破衣服、露脚趾的鞋。平时就用哥哥姐姐的衣服接接袖子裤腿，打上补丁继续穿。他说当时整个国家都在挨饿，没有一个家庭不挨饿，只是程度不同。他每顿都吃不饱，早晨稀粥加一片窝头片，中午是红薯面的窝窝头。
回忆起母亲，任志强的表情柔和了一些，语气平缓。“我的母亲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他身体前倾靠在桌子，右手肘支在桌面上，右手握着拳头抵着头。时不时陷入深思中。他对母亲最深刻的印象是，当红卫兵冲到家里来时，母亲手握着刀拦在门口，保护背后的儿女。他还记得当时缺粮，家里一碗饭要用筷子分成两半，每人半碗。任志强用右手食指比作筷子，斜着虚划了一道线：“我母亲下筷子是斜着划的，这样表面上看是两半，实际上我的一半饭量比她多。”
我问任志强是否从小缺少母爱，任志强矢口否认这一点：“我没有说，是潘石屹说的。我的父母他们平常为了工作把我们放在保姆家里，小时候住校，放在阿姨家里。潘石屹就说我缺少母爱，这是两回事。我认为这恰恰是一种爱。他们爱更多的人。”
但我找出了去年10月11日采访任志强的录音，任志强是这样说的：“我很悲哀，我从小没有父爱母爱，都是别人在带我。潘石屹认为交警卫员带是自豪的事，我觉得是悲哀，没有母爱，父母在战场上，只能交给警卫。从我的角度，我最需要的是母爱，从小部队今天走到这，明天走到那，跟着走。刚开始解放，到处跟着跑。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他的角度当然羡慕我。1988年，我家惨得很，那些破东西扣了我父母好几年工资，我宁愿扔了再买，但就是不行，很多年轻人就是不了解这些事。”
文化大革命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冲击了这个家庭，全家人天南地北各居一方。
任志强母亲战争年代就有很严重的关节炎，在文革时期去了辽宁盘锦干校种水稻，住棚子，站在冷水中插秧，这加重了她的关节炎。这样，家也散了，任志强和他的兄弟姐妹都是独立或半独立生活状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被卷入了时代的洪流，他与同学们一起抄过“成分不好”的人家，押送过人回原籍。“我们就认为毛主席说的都是对的，我们就该去做。”他说，“我们从小就受这样的教育，包括大炼钢铁，在学校都是大炼钢铁。现在看来是胡闹，但当时也会去做这种事。那时候我们到处捡钉子，捡破铜烂铁。那时候学生的一片热情就是要解放全世界，不让大家受穷。所以毛主席说打到哪我们就打到哪，包括毛主席说让我们下乡。当时这是普遍意识。”
对于命运巨变，任志强的父母和他本人，都认为天生该如此。1968年末，任志强作为知青去了“革命圣地”延安。他曾在博文里写道“他们(父母)并不知道将子女送出家门后的未来，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但他们知道只要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指令，他们就一定会奋不顾身地冲锋在前，这已成为一种深刻在头脑中、融入血液里的信念和习惯。”
去延安的基本是17岁左右的学生。最小的是14岁的毕京京。毕京京记得，从北京出发总共花费五天才抵达插队的郭庄。当地支书说，延安这地头是革命圣地，旱涝保收，如果旱了就沟里收，如果涝了就坡上收，就是靠天吃饭。当时当地亩产也就四十斤左右。一个大队的全部财产就是一个碾子、一辆价值80块钱的驴车、几头牛、几十只羊。延安1971年的GDP仅仅相当于1946年的GDP。
今年5月6日，我去了延安市宝塔区郭庄村，离延安城区约40公里，现在已全是水泥公路，坐车一小时就到了。我找到了任志强曾居住的窑洞。在长着荒草的低矮山坡上，有两个破败的窑洞。约2米高，上面是白纸糊的窗子，下面是一米多高的木板门，个高的人进去需要低着头。我把照片拿给任志强看，他说，这是后来翻修过的。当时的窑洞比这还破。
在郭庄，知青需要学做农活，什么都干，种小麦、小米、荞麦、玉米、红薯等，第一年每个人只分得七斤小麦。在同去的知青眼里，这些年任志强变化不大，他当时就很直爽、很实在，干活从不投机取巧，像个小老虎似的。一次割麦子的时候，镰刀把任志强的脚给划了。有的农妇就叫了起来：“哎呀，流血了。”任志强拿起一把土抹在伤口上，连说：“没事、没事。”“他特别粗犷，当地人都说他是一个干农活的好把式。”毕京京说。
当地没有水，喝的是黄泥汤子，搁到缸里用白矾沉淀。几天时间就需要洗一次缸，要不然沙土就积了半缸。盛水的时候不能搅动，一搅沙子都起来了。“经常缸里出蛤蟆，很正常的。”任志强说。如同他的父母一样，他认为吃苦理所当然。
1969年8月，任志强离开郭庄，成为“万岁军”38军的一名士兵。他争强好胜的一面在军队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次挖坑道回来，大家聚在一起和老乡抽烟，找不着火柴。任志强从土炉子里拿出一块暗红色的炭，给大家点烟。一块炭在任志强的大手里烧得嘶啦啦地响，一股子烧焦的肉皮味冒了出来。大家全都愣神了，任志强催促道，赶快点，就这么拿着炭给被吓得够呛的战友点了一圈烟。他还特别得意地看了看大家。
任志强决不肯以软弱的姿态活在世上。在部队时，他当过工兵班长，经常钻地道搞爆破，很容易受伤，他对他姐姐讲，如果他受伤了，能救就救，如果救出来没用了，干脆把他拧死算了。后来他哥哥出车祸，包机从海南送到北京，任志强在飞机上下了决心，如果哥哥不行了，就掐断氧气不让他受罪做植物人。任志强的强悍可见一斑。
任志强遇到很难解决的问题时，就是一个人憋在屋里，双眉紧锁，不说话，也不找人倾诉，一个人死扛。每次遇到难解的大事，任志强一着急就高烧不退住医院，一住一个星期。和任志强共事的二十年，齐跃见他住过三四次医院。
1985年，任志强曾入狱一年多。就在监狱里，他也处处争老大，干什么活他都要比别人强。监狱里不能抽烟，去了检察院办公室，任志强二话不说上来就抢人家烟抽，弄得连法院、检察院的人都觉得他特别拧巴。
而他的争强好胜，特别表现在抬杠上。一般人见面都会问好，最近怎么样？但是，你见任志强都不能用这种温柔的话问，一说他会觉得没意思，怎么这么没劲。有一次潘石屹见任志强问：最近和别人吵架了吗？任志强想了想说：还没吵。潘再说：吵架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不吵架，你这日子跟没过似的，难受。潘石屹说，任志强和人吵架后反而挺高兴。任志强最激烈的一次吵架就是几年前和时任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吵完架以后，两个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任志强下来后说：这回终于把老汪给骂了。汪光焘出去后跟人说：这回把他们叫过来臭骂了一顿。两个人都挺高兴。
战友阎阳生说，任志强其实很聪明，会搞关系，当年他会打桥牌，并因此和连长套近乎，连长被他忽悠得团团转。“现在别人只看到了他桀骜不驯的一面，他和北京市、住建部的领导意见不一致，或观点不一样的时候就顶撞。实际上他还是很有分寸的。他知道自己反正不犯大忌，争论的时候，他其实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谈的，即使对方生气了，事后也会琢磨他说的是不是对的。”
1993年，潘石屹是北京万通公司总经理，在北京东边办公，华远办公室在北京西边，潘石屹和任志强首次合作，双方成立了一家子公司，潘石屹那方占95%，任志强这边只占5%.一天，潘石屹接到任志强的电话，要他过去商量事情。任志强指责他侵占小股东利益。原来，潘石屹用这家子公司的名义买了一辆小车，再用子公司的名义把车租给母公司，并按市场价格付租金了。任志强说他侵占小股东权益，找来一大堆证件、发票等，最后一计算，潘石屹确实占了任志强两三毛钱的便宜，潘石屹急了：“任总，你打电话叫我来，折腾了一下午，我从东边跑过来，汽油费都不止两三毛钱呢。”
“他一辈子都在跟人抬杠”，齐跃说，“北京人讲抬杠长知识。他今天跟你抬杠，比如说没抬过你或者说谁也没说服谁，他会马上回家找书，看一夜，看明白了，第二天接着跟你抬，一定要把你抬服了为止。抬着抬着，他被逼成了专家”。
“而且他今天跟你抬这个论点，他没说清楚，他下回抬的时候，你跟他说，上回你不是这么说的。他不会承认原来错，只说不过是没表达清楚。他把上回的论点给你拧回来，这回把你抬得服服帖帖的。”
遇到他抬杠输了，任志强也不会直接称赞对方，他认输的表达方式，举例来说，若他遇上下属说得对的情况，他就从车的后备箱里拿出一个挂历：“哎，这个挂历特好，送给你。”
任志强像一条喷火的暴龙，四处点燃战火。傲慢的姿态、刺耳的言辞、拧巴的沟通等等，让他饱受诟病。他曾在论坛上回答一位年轻人的提问：你劳动生产力不行，所以不能在北京买房子；你应该被淘汰到二线城市去，二线不行就三线城市，再不行，回农村，还有宅基地。他曾经呵斥热衷打拖拉机的下属：“你们真是纯农民，就会开拖拉机！”
任志强自称是“血色浪漫的一代”，他身上打下了五十年代的深刻烙印。潘石屹认为：“文革前后培养出来的50年代、60年代这一批人，还是有革命精神的。像吃苦、理想主义、为别人着想，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革命情怀带出来好的一方面。我了解的任志强，就很聪明、勤奋和正直。”
对于任志强让公众印象比较深刻的诸如傲慢、生硬和拧巴等特征。潘石屹给出了时代的答案：“这同样是因为他成长在那个革命、斗争的年代。这个年代让人变得粗糙，语言粗糙，行为粗糙，只有这样才能在那个年代活下去。原来是细皮嫩肉，表达方式都是比较委婉的、温柔的，现在为了生存下去，就得把人锻炼得皮厚一点。多少精致的(人)死在了那个年代，疯在了那个年代。”
任志强不讲究吃穿等生活品质。他的平头很多年都是他的副总齐跃给理的，齐跃插队的时候练出了理发的技术。齐跃说，在食堂吃饭，很多人都会挑剔，说不好吃，但是任志强没这个话，给什么吃什么，并且永远吃光，从来不剩。任志强一次请潘石屹在高档餐厅吃鲍鱼，任志强没用勺子或叉子，直接端起盘子将鲍鱼倒进嘴里。潘石屹当时惊住了，觉得这真是一个革命战士。
“你说让他客客气气地很礼貌，他就从来不会，另外他觉得这些东西无聊。从他的价值观来说，这些东西是不对的。”潘石屹说。
当我问任志强批评潘石屹的时候，是否会考虑对方的自尊时，他有点愤怒地呵斥：“你们这些社会上的人太浅薄了，简直是以小心之心度君子之腹。朋友之间还会考虑这些吗？”
当年和任志强一起劳动的延安郭庄村村民郭志爱告诉记者，在延安当知青的时候，知青们与当地人吵架，任志强在旁边劝知青：“我们是从城里来的，读过书，不要和农民计较。”虽然他的心是好的，但是他的话里泾渭分明的身份划分，带着红二代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他的优越感，是造就他骄傲性子的部分原因。
一方面，他的优越感让他以傲慢强者的姿态示人；另一方面，任志强嗜好看武侠，几乎所有能找到的武侠小说他都看过，连东一句西一句、下文不接上文的武侠小说都看。齐跃说：“可能他内心里是有点大侠情结的。”李春晖也证实，在华远图书馆里，有很多任志强捐赠的武侠小说。
优越感和大侠情结，让任志强喜欢锄强扶弱。对于任志强言辞犀利、姿态咄咄逼人的形象，齐跃认为，任志强的傲只是表面现象，“其实他对人挺好的，第一，他不害人，第二就是朋友有了难处，他能帮的，一般都会帮。他是做事的情商高，说话的情商不高。”
和任志强一起到延安插队时的知青、现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主任毕京京少将告诉我，当时在郭庄插队时，他年纪小，经常不干活，坐在家里看任志强做饭。当时村里百姓都吃糠做的窝窝头，吃不饱饭。看到小孩子扒在门口眼巴巴地看知青做饭，任志强会说“来，来，来”，把孩子叫进房子，赶快用碗盛上自己做的小米粥、玉米渣子粥给他们吃，还会往他们兜里塞土豆。
大约四五年前，任志强与潘石屹见一位大官，领导想拿宏观调控收拾这些地产商，先批评潘石屹。任志强就跳出来一句句地把话顶回去了。“他这个人平时可以欺负我，可是别人要欺负我的时候他帮助我。”潘石屹说。
西单附近不少物业属华远地盘，早些年，西单有一卖冰棍饮料摊的兄弟三人比较强悍，无人敢惹。有次任志强和兄弟三人发生矛盾，任志强急了，一拳打过去，他当过工兵，拳力特别大，将对方打退了好几步，后面那几筐汽水跟着全倒了。
但是，一九九几年的时候，华远负责西城区的拆迁改造工作，有位老太太，见任志强来了，一巴掌对着任志强的脸打了过去，后者的眼镜都被打飞了，接着又揪志强的头发，任志强没还手。事后他的老战友阎阳生看到任志强的头发都被揪掉了一小块，任志强说很痛，但就硬挺着。对方是老太太，他只能忍着。
李春晖与华远同事在美国进修时，任志强去看望她们。李春晖因身体不适提前回了宿舍，躺在床上。后来她起身准备出去吃饭时，发现桌子上放着一碗面。别人告诉她，任志强吃饭之前，先点了一碗面送到她宿舍。就这一碗面，让在异国他乡的李春晖一下子热泪盈眶：“如果在国内，未必有这么深刻的感受。但是在异国，就觉得很温暖，他是粗中有细的人。”
凤凰卫视[1.82 1.11%]执行台长刘春曾想和任志强“刺刀见红”，但今年五月在潘石屹夫妇组织的聚会上，刘春第一次接触到任志强，觉得对方是个不错的人，绝顶聪明，童心未泯。大家拿他逗闷子，开玩笑。“他是个很好玩的人，像老顽童，我行我素，不会考虑外面的反应，有他自己的看法。”聚会时任志强拼命发微博一直没抬头，张欣的孩子问他妈妈：“妈妈，那个叫任志强的为什么傲慢得一直没抬头？”在微博上任志强很长时间只关注潘石屹，那天聚会，潘“强迫”他关注了其他人。
通常让人以为傲慢生硬的任志强，却出人意料地在互联网上极其愿意跟普通网友沟通，目前粉丝已经过80万。迥异于其他名人，任志强的沟通甚至到了有话必回的知心大哥境界，以至于现在很多年轻人会问他跟房地产完全无关的考试、找工作等人生问题，有人开玩笑说，任志强已经胜利取代李开复，成为新浪微博的头号知心大哥。年届花甲的任志强还经常童心显现，微博聚会局上，潘石屹调侃他应该把一块心形巧克力献给粉丝“蝴蝶小艺”，因为任志强和素不相识的她交流很密切。或许，这也能解释朋友所谓任志强的另一面。潘石屹也认为，因为微博这种互动式沟通，或许也能部分改变任志强。
潘石屹和李春晖都提到，唯一能改变任志强的人只有他女儿。我采访任志强时最后谈到他女儿，他难得地露出笑容，嘴巴甚至微张成O形。我问他：你一个月才见你女儿一两次，你不想她吗？任志强说：“我有我想女儿的方式，比如说我桌子上摆了很多我女儿的东西，我办公室的墙上挂着我女儿写的字，这都是一种思念。”说着，他开始围着他的半弧形的办公桌扭来扭去，女儿的照片、女儿用过的东西……突然，他看到了桌子上的招财猫(玩具)，他一把抓住招财猫，眯着眼睛，咧着嘴笑着说：“呵呵，我女儿的招财猫！”
相对来说，任志强的表达方式，他的朋友、生意伙伴、下属等身边人更易于接受，他们更为强调任志强心眼好、说真话。而站在与公众沟通的角度来看，他的表达方式过于激烈，引人反感。苏小和说：“他是刻薄的，不宽容的，唯我独尊的。真正有思想的人，总是和颜悦色的，而任志强的脸总是绷得紧紧的。”
吴晓波在其专栏里写道，任志强正反映出“当代社会精英在话语表达能力上的困境”，“从来没有接受过代议文明的教育，我们的公众人物一直没有学会用一种理性温和、具有建设性的话语来与大众沟通”
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任志强在军队已经待了十来年，他在部队中提了干、立了军功向父母报喜时，父母却告诉他：“我们在你这个年龄时早已有更值得夸耀的成绩了”。“这或许对任志强是个比较大的转折点，他父亲是副部级干部，他的目标比较高”，齐跃说。
对于一个具有野心、个性强烈的人来说，在和平年代从军并非是最好的选择。
“任志强后来当了华远负责人，我们都不感到奇怪，因为任志强个性只适合当一把手，当二把手会干不好，这是他的个性决定的。”他的初中同学、一起到延安郭庄插队的知青赵晓航说，“任志强是个倔头，一条道走到黑的。”
1980年，任志强转业，并开始创业，到一朋友开的公司任副总经理，主要经营百货、餐饮等业务。齐跃在1980年第一次见到任志强，当时齐跃去应聘兼职做财务，任志强是负责人。“当时是冬天，任志强像个土匪头子，在一个小房间里，穿一身绿色的军棉袄，理的非常短的小平头，典型的北京干部子弟的发型。见面时，他很严肃，坐在那里用眼睛瞪着你，基本无笑容。”
《地产狂人任志强》一书中曾记载有任志强如下一段话：“其实早期能够下海经商的大部分人还真是干部子弟，他们能够从父母那里得知中央的最新政策，也能够体会到国家开放的决心书，否则他们不会做无谓的牺牲。”
任志强转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做百货，在北京地安门附近的一条马路边租了一间房，批发兼零售。后来，房东收回房子。1982年，任志强开始做餐饮，员工卖油条，他收钱。再后来，他又从山东贩卖苹果到北京。
据一位熟悉任志强的人士介绍，“任志强的命运并不算好，那个年代，很多高干子弟都没吃过什么苦，他吃的苦比别的高干子弟都多，他不太靠父母。相比很早就下海的那一拨干部子弟，他已经差了一大截，别人已经在倒腾服装，或者倒腾国家指标了，而他才开始做小买卖。在某种程度上，相对那些高干子弟的同辈人，他有一点自卑。”
我曾问过任志强：干部子弟身份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便利之处？他一听就急了，瞪着眼喝斥：“这都是瞎扯！当我进入社会的时候，我的父母早就退休了，既无权又无职了，和干部子弟有什么关系？你们都以为干部子弟都能走后门，胡说八道！你们把社会想得太可怕了！”而且，任志强强调：我父亲和西城区有什么关系呢？商业部和西城区隔着七八级呢，这都是瞎扯。
赵晓航曾任监察部驻海关总署监察局副局长、海口海关关长，亲手查处过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厦门、湛江等多起走私大案，他说：“哪个贪官污吏如果不干净的话，哪个商人如果第一桶金不干净、偷税漏税的话，他敢这么张狂吗？现在是既仇富，也仇官。在这种情况下，任志强竟然常年坚持‘任大炮’，你说他没有一点自信，他没有一点坦诚，他没有一点纯正，他敢吗？”
齐跃说：“经商这件事，据我了解，他父亲没给他什么帮助。因为当时他们父子俩的位置差距太大。唯一能帮上忙的，就是一些人际关系。比如他父亲的同事、同事的小孩，比他下海早，任志强认识他们，偶尔能帮上一点忙。”
1984年，任志强到华远集团做部门负责人，他想到将齐跃招过来，齐跃当时的工作在一国营单位，单位开始不同意，最后要求齐跃出三千元培养费，“当时三千元是什么概念？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才二三十元。”齐跃将实情告诉了任志强，任志强说：“三千元我给你出！”就冲这句话，齐跃来到了华远担任会计，后来做到了华远副总裁，直到2001年左右。
任志强这些年仍旧保持了倔头作风，说话直接，像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但是，齐跃说：“这些年任志强变化很大，比以前平和多了”。毕京京说：“后来你看到他说的那些大实话，我估计插队对他有影响，在插队期间，他亲眼看到了自然规律，并开始尊重自然规律，旱了就没有收成，涝了也没有收成。按规律办事，他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实话实说。”
2007年1月，任志强在《答复网民的提问》一文中曾提及自己1985年9月进过看守所的事，并在那里待了十四个月，最终经检察院证实无罪而释放。
任志强并未详谈自己入狱原因。齐跃当时是公司会计，也一同受牵连入狱，但后来他因妻子快生小孩了，检察院以“老婆生小孩，家里无人照顾”为由，他被提前释放了。齐跃分析，此事的主要原因是任志强得罪人了，“西城区有个审计局，华远算新兴公司，审计局有时会来审计。一天，华远请了很多建筑界的权威专家来开会，就某一技术问题进行讨论，任志强非常重视。就在此时，审计局局长来华远审计，约我们谈话开会，任志强当时说，‘你没提前约，我约了一帮工程师正开会，我今天不能接待你’。当时华远算小公司，在西城区，对那些官员来说，算不了什么，来你这审计，你不拍手欢迎，还给对方脸色，能好得了吗？后来审计局就开始找茬。那年中秋节那天，检察院就把我们给带走了。”
“当时，新兴的东西总是要调查，但是导火索就是任志强没有接待那个局长。任志强吃亏在说话方式，他的说话方式确实让人接受不了。你想想当时审计局局长，在西城区是权力多大的官呀？”齐跃说。
齐跃和任志强关在不同的看守所，外面传说，他们几个要被枪毙，对他们的家庭造成很大伤害。齐跃和任志强的狱友也认识，那些狱友说，任志强天天在里面学外语，背了九百个英语单词，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并且，还为此事和狱友抬杠。“像我们被冤枉了，发点牢骚什么的，很正常。但任志强出来后，一句话没说，这点我比较佩服。这可能是骨子里他父母带给他的。”
入狱给任志强带来很大影响。任志强出狱后，齐跃到他家探望，发现任志强的白发比进去之前多了三四倍，当时任志强才35岁。
采访时我问任志强：华远遇到重大事情时是你一个拍板决定还是集体讨论？任志强说：“我们过去由党委做决定，现在是董事会做决定。我从来不自己做决定，因为我被共产党在监狱里关过，所以我更知道自己做决定要承担责任。所以我一定会找个挡箭牌，坚决不自己做决定。你们恰恰都给说错了，这都是极端错误的认识。”
不给面子的实话实说给任志强带来过不少麻烦。李春晖说，“任总有时说话或发表文章后不久，会有一些国家相关部门来查我们，比如查我们的税收，看你是否合法。确实给我们造成被动，因为我们正常有很多工作，但是要接待他们，要把账本给他们看，但实际上查完了又没有问题。”
齐跃说：“任志强这种性格得罪了很多人，但他不考虑得罪不得罪，只考虑真与否。比如有时候央行出了一个政策，任志强会写文章评论。马上就会有反应，什么贷款啊或者办事儿，华远都会收到反应。”
齐跃曾经劝任志强尽量少说点。但是，“他就这性格，怎么劝也没用，他反而说：这对国家的利益和整个的中国经济，会有用。你不能说是为了华远好办事就不说。”在齐跃看来，让任志强不说话，是不可能的事。
潘石屹告诉我，任志强只有一次服过软。几年前一次宏观调控的时候，任志强发表了很多言论，一个大领导派好多人去查他，查了他前后一个月，任志强每天晚上都给潘石屹打电话，发牢骚骂一通，不知道查什么东西。最后另一个领导和潘石屹都给任志强建议：你要给人家一个台阶下，你给这个领导写个检查吧，否则你也难受，人家也难受。这是任志强所有的语言文字中唯一一次妥协的一次。
“按任志强的性格，他是不会屈服的，就是要跟宏观调控干到底的，”潘石屹说。
赵晓航和任志强，从13岁到18岁，从同学到知青，那几年一直待在一起。他说任志强在学校也是不怎么合群，不是那种能凝聚一帮小兄弟在一起的中心人物。他往往是个少数派。
包括任志强、赵晓航、毕京京等在内，在延安郭庄共有七名北京知青。一次麦收过后，赵晓航等六名知青一致主张要吃一顿纯白面馒头，陕西人叫馍。“这也没有什么指责的，大家都渴望吃，而且是自己的劳动成果。但任志强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建议吃两面馍或三面馍，就是面粉夹杂高梁等其他粗粮一起吃。我们就是不理解，由此，就发生了一场论战，争到底该吃什么。”赵晓航说。
但任志强坚持他的观点：细水长流，粗水不流。
“最后咱们到底是吃了两面馍或三面馍，还是吃白面馍不记得了，但这场争论记得很清楚。任志强是少数派，当时是1：6的局面，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管别人对他有什么看法。”
争论究竟是吃白面馍还是两面或三面馍，这和任志强现在的状态比较类似。赵晓航说，“现在是走市场还是顾民生，是讲效率还是顾公平，这都是目前社会上很难解的难题。当时面馍事件也是这样的，我们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完全可以享受一下，我也不奢侈，也不偷吧？这是人之常情，但任志强说细水长流，粗水不流。他就顶着，他很固执，甚至很顽固。不惜拉下脸，那时他就不是一个和事老。”
从任志强发表的众多文章看，他的核心观点是政府和开发商各司其职，开发商进行商品房开发，政府则负责保障性住房。他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反对过多的宏观调控。李春晖说：“媒体太断章取义了，任总很早以前就在提住房市场的保障是多层次的，不同的人群应该有不同的住房问题解决方式，他大力提倡政府要去建保障房体系。结果媒体只抓住了任总所说的一个局部‘开发商只给富人建房’。”“如果早按任总说的大力建保障住房体系，矛盾就不会激化到现在这样了”。
任志强着意打造房地产业“国策顾问”身份已很明显，这固然有“红色家庭”、“报效国家”的思想作用，也跟现实定位有关。任志强十年前曾在老华远创造过辉煌，独占北京15%的市场，是当时北京房地产市场的老大。2001年，任志强以50岁高龄与华润分手，重新创业成立新华远。虽然“北京区县一级的房地产公司大都不存在了，只剩下华远一家。能做到今天这一步，还是很不错”，但毕竟与当年风光不可同日而语。
对好胜的任志强来说，他需要为自己的人生找一个定位，做中国房地产业的“国策顾问”，是另一种方式的呼风唤雨，他也得心应手。
他对政治政策有敏锐的看法。毕京京记得郭庄插队时，17岁的任志强就说“这种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为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按“人七劳三”分配，就是你有一个人头就要分配粮食，占粮食配额的70%；劳动只占30%，老百姓说苦干一天，不如生一个肉蛋，肉蛋就是小孩，因为生小孩就有人头粮。
任志强曾对毕京京说：“你要批评这个社会，你必须掌握批评的武器。”任志强十七岁时就读马列书籍，比如《联共党史》，然后读苏联的哲学教科书，还看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是中国一些老政治经济学专家写的，实际上就是资本论的一个简本。知青们当时每天早上4点半左右出工，晚上七八点才回窑洞。每晚任志强就点着油灯看书，他是知青中读书最刻苦的人之一。
苏小和《任志强的逻辑》一文中提及，文革中期国家恢复了一些旧读物，任志强当时接触到苏联第四代、第五代作家的作品，如《你到底要什么》、《带星星的火车票》、《人与兽》等，这些作品反映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的一些变革，对国家制度提出了一些质疑。“我们开始设想了一些中国到何处去，中国社会如何继续运行的思路”，任志强说。后来蹲监狱的一年多时间，任志强将《法学概论》读得烂熟，一些法律条款从头到尾背了下来，养成了法学思考习惯。
任志强嗜读书，号称一天看六万字。他什么书都看，有时齐跃和任志强去打高尔夫，就顺手帮任拎一下球包，“哇，好沉！打开一看是一堆书，至少有十几本。晚上睡觉有空他就看。另外，任志强在飞机上基本上不睡觉，都在看书。”
既是“国策顾问”，又是“商人”，容易带来独立立场的模糊地带。我问任志强：“你的发言和文章是否带有开发商的利益呢？”任志强反问我：“开发商为什么不能带有自己的利益？你的概念错了。我如果仅仅站在开发商的立场，是政府无法接受的。我更多是站在民众的利益上出发，政府才有可能接受，恰恰是不能在开发商的角度出发，才能解决社会问题。”
他在商人与学者间摇摆。黄怒波说：“我觉得，他做学者，可能比做商人的角色更清晰一点儿。因为做商人，得把公司做大。在这个方面，他比不上万科，或者后来的好多公司。当然他又是国企，这个身份就更怪。纯做学者，也没什么意思。任志强也是非常有个性、值得让人尊敬的一个人。我也不希望他改变，改变就不是任志强了。”
现任上海市委书记、前建设部部长俞正声曾说：“我怀疑他(任志强)能否在政策研究中放下企业家的嗜好，正如他能否在企业中放下他的学者情结一样？”
潘石屹说，从任志强的的文章和观点看，他非常捍卫自由的市场经济。“可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还是相信政府，相信政策。所以他把大量精力都放在研究政策，呼吁政府救市上面。这一点实际上他跟我完全相反。中国过去的五年时间，宏观调控、政府政策对房地产的影响非常大。可我觉得这个市场的基本面，最强大的力量，还是市场的力量，是供求关系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所以你看任志强的文章和他的精力、关注点，大部分都在政策上。而我对政策的研究远没有他这么透，可我对市场，市场上面需要什么东西，下一步的供求关系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很了解)，我更侧重于市场，发现市场的力量。”
《21世纪经济报道》曾发表《任志强的经济逻辑是断裂的》，该文认为，任志强的很多言论让人感到他是自由经济的盟友，他对政府管制的批评具有深度和洞见。不过，一旦触及对高房价的异议，任志强的经济逻辑便会自动“分裂”：他抨击宏观调控，但是遇到房价下跌，他又大声疾呼政府救市；他尖锐批判政府控制土地是造成高房价的祸首，又同时主张“所有土地必须要先国有化之后——被地方政府低价征收、然后拍卖——才是合法的住宅土地”，反对民间的集体性土地交易。
如果我们分析任志强的身份定位，可能就比较好理解这种“断裂”。也就是说，任志强非从纯学者身份，也非从纯商人身份发言，而是更多从这样一种身份发言：基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策顾问身份。主张市场经济，带有官方色彩，兼顾自身利益。
混沌任志强
文：苏小和
他身处陈旧价值观和新鲜价值观的夹缝中，左顾右盼，四面出击。
作为一名企业家，任志强的意义其实很小。
自从奥地利学派将企业家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这个世界上就一直存在两种类型的企业家：一类是市场体系中的“企业家”，一类是官僚体系中的“经理”，前者是市场的产物，后者则是政府的食客。任志强或许就是众多围绕在政府利益周围的“官僚经理”之一。从产权上看，华远地产[6.04 1.85%]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一家由北京市西城区主管的国有企业。从资本走向来看，华远地产可能只是北京首创集团的一个小项目，没有首创的资本补给，任志强几乎什么也不能做。也就是说，无论是从产权安排，还是资本来源，华远都是一家标准的国有企业，任志强纵有天大的本事，那种通过管理层收购将公司股权私人化的改制动作，他是想都不敢想。
事实上，任志强的确从未想过要把华远打造成一家规范的现代企业，恰恰相反，他一直在努力把华远培养成一家规范的国有企业，并以此为荣。按照他本人的陈述，华远的起步仅仅叫做计划外全民所有制企业。这是一种奇怪的企业制度设计，靠西城区联社20万元借款起步，10年之后，也就是1992年，华远的管理者们想买一辆公务用车，突然发现自己并没有编制，1996年，企业申报资产，华远再次发现自己无法按照国有资产申报，北京市国资委一纸公文告知，华远不是国有企业。
可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任志强像一个上访人员一样，不断奔走在各个主管部门之间，要给华远争取到一个名正言顺的国有企业身份。他坚定地认为，华远一直挂着全民所有制的牌子，一直没有将国有资产分给个人，这就是华远国有体制的最大理由。到1998年，任志强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西城区为了确立华远的国有资产身份，用减税的方式，通过一部分退税作为国有资本金，将华远变成了正式的、有计划、有编制、有级别的国有企业。
这样的制度变迁，听上去有些荒诞，但却是确有其事。对此，任志强似乎津津乐道于自己对国有企业制度的忠诚，或者说对华远行政级别待遇尘埃落定的沾沾自喜。问题在于，人们熟悉的1992年，是一个官员和知识分子纷纷下海经商的年代，现在看来，当初人们抛弃体制内的种种待遇，乃是为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做具体的努力，今天被普遍接受的“创始人制度”和“创始人期权制度”，将那一代人从所谓的企业原罪里拯救出来，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中从此出现了一批具有企业家征象的人物。作为一名企业家的任志强，本可以赶上这样的机会，但却反其道而行之，跟在国有旧体制的思路后面亦步亦趋，人们不禁要问，他作为企业家的改革精神在哪里？人们还记得，当年联想的柳传志先生也是靠中科院的借款起家，但却坚定地走向现代企业制度，今天的联想，不仅产权清晰，而且产业架构突出，完全是一副国际公司形象。相比之下，任志强和他的华远不仅仍然食国有企业制度之利，而且一直龟缩在西城区，龟缩在简单的房地产行业，公司产权模糊，产业不稳，品牌价值几近于无。人们必须再问，作为企业家，任志强的探索精神又在哪里？
中国百年的企业史，从来就是一部制度决定命运的历史。由此，在当下一大串牛气冲天的房地产公司中，任志强主导的华远就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企业。从规模上看，华远地产进入不了房地产企业的前50名，左右不了中国房市的大局，甚至连搅浑北京房市的能力也没有；而在个人财富层面，任志强主要还是靠工资和奖金。尽管他在自己的子公司里可能做了一些产权改革的尝试，但华远地产总体国有体制不变，下面再怎么修改，也不过是一种变相的“联产承包”。跟潘石屹、杨国强杨慧妍、朱孟依这些地产大佬相比，任志强撑死了也就算一种“小富即安”，他不是那种富可敌国的商人。
必须强调，一名在公司发展和个人财富上都缺乏远大理想的企业家肯定不是一名优秀的企业家，相信任志强也是如此认识他自己。可能是体制因素过于强大，也可能是任志强的个人兴趣本就不在企业经营上。当我们把这样的追问摆在他的面前，他的回答有些牵强，又似乎理直气壮。他说有两个原因支撑他走到今天，第一是父母的革命价值观深深影响着他。父母一辈子献身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不允许任志强成为一个个体户，他们认为任志强在一个国有企业里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第二则是任志强曾经因为经济问题被收监，结果无罪释放，只是得了一个党内的警告处分，任志强很不服气，他说必须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要用实际行动彻底证明自己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点显示出任志强像一个固执的孩子，而第一条，任志强说，父母的价值观才是导致他走到今天的最大原因。
问题就在这里：长期以来，任志强给人们释放出来的各种信息中，最主要的信息就是他对市场经济常识的坚守，无论是他对国家土地政策的质疑，还是对房市的预测，无论是分析消费者的购房心理，还是分析此起彼伏的房价，无论是对过去房地产市场的回顾，还是对未来的预测，任志强都是基于市场的规律在说话。这是他言论的底气，也是他骄傲地俯视大众的信心所在。可为什么他一旦面对父母的价值观体系，立即就将所有的市场经济常识抛在脑后呢？难道他不知道，1978年之前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以计划经济之名对市场经济进行的变革？难道他不知道，中国经济在1978年之后的改革与开放，事实上就是中国人终于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向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全球化迈进？
有时候不得不认为，任志强的市场经济只不过是那种挂在嘴巴上的市场经济，他一直是一名市场行为上的缺乏者，所以他选择用一张大嘴来博弈天下。这是一种人生的策略，至少到现在为止，任志强看上去成功，他战斗在互联网上，熟练地使用博客和微博这样的工具，看上去他似乎比20多岁的年轻人还要亢奋，或者是他体会到某种广场上挥手之间的巨大满足感。
或者我们退一步说，任志强这一代人的价值观体系始终建立在革命、计划、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关键词之上，而后来学习到的所谓市场、产权、交易费用、资本、法治等等词汇，某种意义上可能只是一种暂时的时髦、暂时的风景。或者，他应该是认为，这些扑面而来的新词汇、新知识，以及对这些新词汇、新知识的运用，目的还是为了抵达他的父母一辈念兹在兹的理想。
如果说任志强的父母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革命优势和道德优势，那么，任志强则在全面继承父母使命感的同时，又通过个人学习，取得了另外一种思辨优势。这正是任志强这些年风生水起的原因。
“法学的概念是统一的，它分析问题的方法、判断的基础条件是一致的。不管学习的是什么法律，但是立论的方法是一致的。比如说马列主义的很多东西，比如‘否定之否定’，实际上带有哲学和法学的方法论。这样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会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或从相反方向看问题。不但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而且可能提出一些别人不能理解的观点。”
很明显，任志强带有一种源自于那个时代的方法论自信。当他对愤怒的人们说话，事实上他先入为主地给自己预设了一种法学启蒙的色彩。与此同时，他又耐心阅读《乌合之众》、《身份的焦虑》、以及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等新鲜著作，并在其中发现观点，为我所用。话语之间，他甚至翻开书，大声念阿兰。德波顿的话：“报纸会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势利者通常并无独立的判断能力，他们无非是捡拾那些所谓的社会名流的牙慧。因此，势利者的观点和立场在极大的程度上受报纸导向的影响。”这里，任志强理解的“势利者”应该是指市井层面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些人，所以他自我解嘲地说：“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里的‘乌合之众’是一个常态，对乌合之众的迎合，是人们首选的表达方式。但很遗憾，我不迎合乌合之众。”
这就是任志强，一个有着红色高贵身份意识的体制内“经理”，一个试图重构个人知识谱系的体制内官员。他身处陈旧价值观和新鲜价值观的夹缝中，身处国有体制和私人经济的夹缝中，左顾右盼，四面出击。面对喧嚣的大多数，他是骄傲而鄙视的，甚至有登泰山而小鲁之感；面对体制，他则是迎合的，时刻准备为之奋斗。某种意义上，任志强像这个体制一样混沌，反过来，这个体制也像他一样无厘头。但无论怎样，任志强都必须和这个体制绑定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