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孙云晓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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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uperM 加入时间：2007-10-14 15:13:12 点击：108
长大以后，我常常反思，是什么使自己内心里深深的自卑？也许，第一位的原因是贫穷，而我们往往低估了生活窘迫对人的伤害。
走过40年的人生历程，回头想想，我似乎只做了一件事，即走向自然，在我看来，自卑容易自信难而自然更难，因为自然是人生的非凡境界，自信不过是进入此境界的通行证。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也没能完全走出自卑的阴影。40年里，自卑与自信那无休止的厮杀给我内心世界极大的震撼，甚至使我相信，人的命运其实就是一部自卑与自信的搏斗史。作为移民的后代，1955年2月8日，我出生在海滨名城青岛一间严重漏雨的危房之中。父亲记忆很深，说那是邻近田野的西吴家村390号内第2户。户权属于姓孟的人家。14岁即远离家乡进城谋生的父亲，比今日进城的农民还要处境艰难。母亲与父亲同村，20岁生下我哥哥，24岁生下我。一家4口人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糊口，只能租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勉强度日。
说来伤心，我最初也最深的记忆是饥饿和母亲的早逝，这一切都发生在1960年。那一年我5岁，进了幼儿园，正碰上人祸天灾的困难时期。由于总吃不饱饭，我常常爬到槐树上捋叶子吃———槐花早被别人摘走了。那是棵碗口粗大的树，在幼儿园院子西侧斜斜地长着，所以我勉强能爬上去。
在饥肠辘辘的日子里，祸不单行，年仅29岁的母亲因病也因为饥饿去世了，撇下1岁的妹妹、5岁的我和9岁的哥哥，而父亲也不过31岁。
由于贫穷，我不满10岁便开始谋生的劳动。由于贫穷，我不满10岁便开始体验生存的竞争。由于贫穷，我不满10岁便开始随家人摆地摊。
如果说，物质的贫乏使我自惭形秽，那么，精神上的贫乏甚至让我惧怕美。童年惟一庆幸的是，大自然给了我安慰和启迪。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发现，比贫穷更可怕的是无知，而无知又往往是自卑的深层原因。当我成为一名作家时，愈发感到童年在文化沙漠中跋涉的悲惨。如今，我家拥有7个书柜，尚盛不下收藏的旧书。为了女儿，一次买200元的书也不心疼。因为我对无知深怀恐惧。
今天，我担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并主编《少年儿童研究》杂志。我经常在讲学中谈到，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拥抱是其健康的保障，赞扬是其生命的阳光，而这正是我童年的深深遗憾。
据父亲回忆，我出生不久，被放在一个大木箱里，等我撞坏了木箱出来便会走路了。自然，童年的我极少被拥抱过。在小学校里，我似乎从未得到过表扬，倒是因为淘气被老师当众摘掉红领巾。因此，我不怎么喜欢学校。
后来我明白了，像我这样的灰色儿童不可能讨老师喜爱。除了劳动和玩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特长，学习成绩平平，穿戴土里土气，讲话还结结巴巴。
爱美却又惧怕美，是我童年的痛苦。记得夏日里，我经常只穿短裤在地上，像泥猴子一样与伙伴玩赢杏核的游戏。一天下午，我们照旧玩耍。忽有人惊叫：“中队长杨小敏（化名）来了！”“来检查学习小组呢。”文静、秀丽的杨小敏是班里一号明星人物，她肯到一个野男孩家里来，我非常激动，却又慌得不知所措，竟冲进一间小黑屋子躲了起来。事后，我总是感激杨小敏的好心。有一回，亲戚送了一套十分难得的画片，我的脑子连个弯儿也没打，理所当然知道它属于谁。第二天，我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鼓起勇气冲到杨小敏面前，将全套画片塞进她手里，却什么话也没说就跑开了。假如杨小敏拒绝或询问，我真不知该有多么尴尬。谢天谢地，她什么话也没说，笑眯眯地接受了。几十年过去了，这一细节我一直难忘，后来才渐渐悟出来：从杨小敏身上，我头一回感到了女孩子的魅力。
改变我命运的是两件事，即迷恋大自然和迷恋文学，而更本质的意义是开始走出自卑阴影，有了那么一点点自信。
“文革”动乱加剧后，学校停课了。在离开校园的日子里，我几乎天天出没于山林或海滨，而谋生成了我疯玩的最好理由。
我常常与小伙伴们去赶海。每逢大潮的夜晚，我们便步行十几里，到落潮的海滩上挖蛤蜊。披星戴月归来，在父母欣慰的目光注视下，我将成堆的蛤蜊泡进水盆里，让它们吐净泥土。有时，我还一手提着哧哧喷火的嘎斯灯，一手握紧锋利无比的钢叉，踏着没膝的海水叉螃蟹和鱼。这些收获自然成了我们家的上等食品，也成了我童年生活少有的骄傲。
我也常常与伙伴们上山。选择雨后的日子，挎上小竹篮，翻过姑姑庙后的山岗，钻进茂密的松树林。啊，那一朵朵蘑菇，金黄肥嫩，诱人之极。采完了蘑菇，又在溪水边采足了鲜红的野草莓，再逮上几只绿莹莹的大肚子蝈蝈，便开始爬山。我们像壁虎那样，贴着一块块陡峭的岩石，向浮山顶峰爬去。浮山岗是著名仙境崂山的余脉，天安门广场上那座人民英雄纪念碑巨大碑心花岗岩，便是从这里采集的。我们历经生死之险，征服了顶峰，豪气顿生，美美地野餐起来。当我站在高耸入云的浮山岗巅之上，竟萌发了生出双翅飞向远方的梦想。那种强烈的欲望，决定了我10年后浪迹天涯的选择。
1966年的冬天，哥哥就读的那所技校的图书馆被砸了，一摞摞图书扔满了院子，准备付之一炬。16岁的哥哥趁无人看管之时，悄悄地挑了一书包背回家。那情景，真好似高尔基描绘的———饥饿的人见了面包，我们哥俩扑上去狼吞虎咽。父亲不识几个字，辨不清好书坏书，以为爱看书总是好事，从不表示反对。不过，他们知道保护孩子的眼睛，晚上瞧见我们躺在床上看书，便不由分说强令熄灯。哥哥懂点技术，弄来电池、电线和灯泡，做了一只人工手电。这样，我们可以常常躲在被窝里看书了。
阴差阳错的日子里，我读完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烈火金钢》、《风雷》、《青春之歌》、《苦菜花》等一系列“禁书”。有生以来，我还是头一回读这么多书呢。稚嫩的心被艺术的美震撼了，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神奇的诱惑力极强的世界。那时间，结结巴巴的我居然变成了一个故事大王，给伙伴们讲完《水浒》讲《三国演义》，讲了几个月还“且听下回分解”。此时，尽管报纸和广播里正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我却信奉了“一本书主义”。作家成了我心目中最崇拜的人。自然，我梦想当一名作家，梦想也写出一部杰作，让天下人津津有味地去阅读。这一朦胧志向的确立，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我信仰自然和文学，因为是自然和文学把我从黑暗中拯救出来。谈到文学创作上的收获，与其说靠才气所致，不如说靠自信所获。
如果说，我的生命有了一点点光彩，那便是从热爱文学开始的。但是，正由于走上了文学之路，自卑与自信的搏斗，在我内心里常常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1971年初中毕业，16岁的少年告别校园，开始在社会上闯荡。我这才惊讶地发现，自己原来是离不开书和笔的。也许可以说，从离开校门的那一天起，我开始了真正的学习。
最初是诗歌迷惑了我。李白、杜甫、苏轼成了我最崇拜的人，郭沫若、贺敬之、郭小川、李瑛也让我奉若神明。我疯狂地写诗，有时一天写出十几首格律诗，连给朋友的信也用五言诗体。可是，缪斯并不肯轻易向我露出微笑。
1973年1月，在做过短期的瓦工、电工、纸箱装订工和监狱看守之后，我成为青岛市四方区少年宫的一名教师。那一年，我17岁，仍是一个文学发烧友。水滴石穿，缪斯有情。在19岁的时候，我的一首儿童诗在《青岛日报》发表了，并在青岛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爱好文学的人会理解，当你的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第一次大量印发，第一次从电波中传送，你该怎样神魂颠倒啊！走在大街上，我感到每个人都是那么善良可爱，每座建筑都是那么合乎情理，连天上的云彩也变得赏心悦目。后来，《人民文学》杂志发表我的报告文学，中央电视台播出根据我作品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我的长篇小说，中国作家协会向我颁奖等等，我都没有像发表处女作那样激动。然而，成功的路似乎找到了，渐渐又迷失了，自信之舟重新倾覆在自卑之海。机会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1978年7月，因工作关系我被调入北京学习。结业后，梦一样地进入了中国少年报社。仅有初中学历的平民子弟，开始了中央级报纸的记者生涯，开始面对数不清的挑战。我的原名孙运孝，进京时改为孙云晓，勉励自己知晓天下。
孙云晓简介
孙云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少先队工作学会副会长，《少年儿童研究》杂志总编辑，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1999年被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教育科学研究专家，2000年被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授予“全国优秀儿童工作者标兵”称号。
孙云晓自1972年起从事青少年教育与研究至今。1993年7月，他采写的报告文学中日少年《夏令营中的较量》震撼全国，引发一场各界参与的大讨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中央电视台12集专题片《改革开放20年》，介绍《夏令营中的较量》，并称此文推动了中国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1995年以来，他先后主持了中国城市独生子女人格发展与教育、中国城市独生子女教育模式、杰出青年的童年与教育、向孩子学习、21世纪教育四大支柱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等多项课题研究。目前，他正在主持国家级课题———少年儿童行为习惯与人格关系的研究。他出版的个人专著20余部，较有代表性的教育著作有《习惯决定孩子命运———孙云晓儿童教育12讲》、《唤醒巨人———成功教育启示录》、《教育的秘诀是真爱———孙云晓教育建议》、《培养一个真正的人》、《藏在书包里的玫瑰———校园性问题访谈实录》等。孙云晓是当代中国有影响力的教育专家，他的一系列教育观点受到广泛关注，如：“教育孩子的前提是了解孩子，了解孩子的前提是尊重孩子”、“教育的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学会做人”、“儿童教育的全部使命是发现儿童、解放儿童”、“向孩子学习，两代人共同成长”、“没有秘密的孩子长不大”、“世上没有坏孩子”、“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德育为什么成了一壶烧不开的水”、“良好习惯是健康人生之基”等等。（黑龙江日报）
长大以后，我常常反思，是什么使自己内心里深深的自卑？也许，第一位的原因是贫穷，而我们往往低估了生活窘迫对人的伤害。
走过40年的人生历程，回头想想，我似乎只做了一件事，即走向自然，在我看来，自卑容易自信难而自然更难，因为自然是人生的非凡境界，自信不过是进入此境界的通行证。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也没能完全走出自卑的阴影。40年里，自卑与自信那无休止的厮杀给我内心世界极大的震撼，甚至使我相信，人的命运其实就是一部自卑与自信的搏斗史。作为移民的后代，1955年2月8日，我出生在海滨名城青岛一间严重漏雨的危房之中。父亲记忆很深，说那是邻近田野的西吴家村390号内第2户。户权属于姓孟的人家。14岁即远离家乡进城谋生的父亲，比今日进城的农民还要处境艰难。母亲与父亲同村，20岁生下我哥哥，24岁生下我。一家4口人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糊口，只能租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勉强度日。
说来伤心，我最初也最深的记忆是饥饿和母亲的早逝，这一切都发生在1960年。那一年我5岁，进了幼儿园，正碰上人祸天灾的困难时期。由于总吃不饱饭，我常常爬到槐树上捋叶子吃———槐花早被别人摘走了。那是棵碗口粗大的树，在幼儿园院子西侧斜斜地长着，所以我勉强能爬上去。
在饥肠辘辘的日子里，祸不单行，年仅29岁的母亲因病也因为饥饿去世了，撇下1岁的妹妹、5岁的我和9岁的哥哥，而父亲也不过31岁。
由于贫穷，我不满10岁便开始谋生的劳动。由于贫穷，我不满10岁便开始体验生存的竞争。由于贫穷，我不满10岁便开始随家人摆地摊。
如果说，物质的贫乏使我自惭形秽，那么，精神上的贫乏甚至让我惧怕美。童年惟一庆幸的是，大自然给了我安慰和启迪。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发现，比贫穷更可怕的是无知，而无知又往往是自卑的深层原因。当我成为一名作家时，愈发感到童年在文化沙漠中跋涉的悲惨。如今，我家拥有7个书柜，尚盛不下收藏的旧书。为了女儿，一次买200元的书也不心疼。因为我对无知深怀恐惧。
今天，我担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并主编《少年儿童研究》杂志。我经常在讲学中谈到，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拥抱是其健康的保障，赞扬是其生命的阳光，而这正是我童年的深深遗憾。
据父亲回忆，我出生不久，被放在一个大木箱里，等我撞坏了木箱出来便会走路了。自然，童年的我极少被拥抱过。在小学校里，我似乎从未得到过表扬，倒是因为淘气被老师当众摘掉红领巾。因此，我不怎么喜欢学校。
后来我明白了，像我这样的灰色儿童不可能讨老师喜爱。除了劳动和玩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特长，学习成绩平平，穿戴土里土气，讲话还结结巴巴。
爱美却又惧怕美，是我童年的痛苦。记得夏日里，我经常只穿短裤在地上，像泥猴子一样与伙伴玩赢杏核的游戏。一天下午，我们照旧玩耍。忽有人惊叫：“中队长杨小敏（化名）来了！”“来检查学习小组呢。”文静、秀丽的杨小敏是班里一号明星人物，她肯到一个野男孩家里来，我非常激动，却又慌得不知所措，竟冲进一间小黑屋子躲了起来。事后，我总是感激杨小敏的好心。有一回，亲戚送了一套十分难得的画片，我的脑子连个弯儿也没打，理所当然知道它属于谁。第二天，我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鼓起勇气冲到杨小敏面前，将全套画片塞进她手里，却什么话也没说就跑开了。假如杨小敏拒绝或询问，我真不知该有多么尴尬。谢天谢地，她什么话也没说，笑眯眯地接受了。几十年过去了，这一细节我一直难忘，后来才渐渐悟出来：从杨小敏身上，我头一回感到了女孩子的魅力。
改变我命运的是两件事，即迷恋大自然和迷恋文学，而更本质的意义是开始走出自卑阴影，有了那么一点点自信。
“文革”动乱加剧后，学校停课了。在离开校园的日子里，我几乎天天出没于山林或海滨，而谋生成了我疯玩的最好理由。
我常常与小伙伴们去赶海。每逢大潮的夜晚，我们便步行十几里，到落潮的海滩上挖蛤蜊。披星戴月归来，在父母欣慰的目光注视下，我将成堆的蛤蜊泡进水盆里，让它们吐净泥土。有时，我还一手提着哧哧喷火的嘎斯灯，一手握紧锋利无比的钢叉，踏着没膝的海水叉螃蟹和鱼。这些收获自然成了我们家的上等食品，也成了我童年生活少有的骄傲。
我也常常与伙伴们上山。选择雨后的日子，挎上小竹篮，翻过姑姑庙后的山岗，钻进茂密的松树林。啊，那一朵朵蘑菇，金黄肥嫩，诱人之极。采完了蘑菇，又在溪水边采足了鲜红的野草莓，再逮上几只绿莹莹的大肚子蝈蝈，便开始爬山。我们像壁虎那样，贴着一块块陡峭的岩石，向浮山顶峰爬去。浮山岗是著名仙境崂山的余脉，天安门广场上那座人民英雄纪念碑巨大碑心花岗岩，便是从这里采集的。我们历经生死之险，征服了顶峰，豪气顿生，美美地野餐起来。当我站在高耸入云的浮山岗巅之上，竟萌发了生出双翅飞向远方的梦想。那种强烈的欲望，决定了我10年后浪迹天涯的选择。
1966年的冬天，哥哥就读的那所技校的图书馆被砸了，一摞摞图书扔满了院子，准备付之一炬。16岁的哥哥趁无人看管之时，悄悄地挑了一书包背回家。那情景，真好似高尔基描绘的———饥饿的人见了面包，我们哥俩扑上去狼吞虎咽。父亲不识几个字，辨不清好书坏书，以为爱看书总是好事，从不表示反对。不过，他们知道保护孩子的眼睛，晚上瞧见我们躺在床上看书，便不由分说强令熄灯。哥哥懂点技术，弄来电池、电线和灯泡，做了一只人工手电。这样，我们可以常常躲在被窝里看书了。
阴差阳错的日子里，我读完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烈火金钢》、《风雷》、《青春之歌》、《苦菜花》等一系列“禁书”。有生以来，我还是头一回读这么多书呢。稚嫩的心被艺术的美震撼了，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神奇的诱惑力极强的世界。那时间，结结巴巴的我居然变成了一个故事大王，给伙伴们讲完《水浒》讲《三国演义》，讲了几个月还“且听下回分解”。此时，尽管报纸和广播里正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我却信奉了“一本书主义”。作家成了我心目中最崇拜的人。自然，我梦想当一名作家，梦想也写出一部杰作，让天下人津津有味地去阅读。这一朦胧志向的确立，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我信仰自然和文学，因为是自然和文学把我从黑暗中拯救出来。谈到文学创作上的收获，与其说靠才气所致，不如说靠自信所获。
如果说，我的生命有了一点点光彩，那便是从热爱文学开始的。但是，正由于走上了文学之路，自卑与自信的搏斗，在我内心里常常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1971年初中毕业，16岁的少年告别校园，开始在社会上闯荡。我这才惊讶地发现，自己原来是离不开书和笔的。也许可以说，从离开校门的那一天起，我开始了真正的学习。
最初是诗歌迷惑了我。李白、杜甫、苏轼成了我最崇拜的人，郭沫若、贺敬之、郭小川、李瑛也让我奉若神明。我疯狂地写诗，有时一天写出十几首格律诗，连给朋友的信也用五言诗体。可是，缪斯并不肯轻易向我露出微笑。
1973年1月，在做过短期的瓦工、电工、纸箱装订工和监狱看守之后，我成为青岛市四方区少年宫的一名教师。那一年，我17岁，仍是一个文学发烧友。水滴石穿，缪斯有情。在19岁的时候，我的一首儿童诗在《青岛日报》发表了，并在青岛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爱好文学的人会理解，当你的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第一次大量印发，第一次从电波中传送，你该怎样神魂颠倒啊！走在大街上，我感到每个人都是那么善良可爱，每座建筑都是那么合乎情理，连天上的云彩也变得赏心悦目。后来，《人民文学》杂志发表我的报告文学，中央电视台播出根据我作品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我的长篇小说，中国作家协会向我颁奖等等，我都没有像发表处女作那样激动。然而，成功的路似乎找到了，渐渐又迷失了，自信之舟重新倾覆在自卑之海。机会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1978年7月，因工作关系我被调入北京学习。结业后，梦一样地进入了中国少年报社。仅有初中学历的平民子弟，开始了中央级报纸的记者生涯，开始面对数不清的挑战。我的原名孙运孝，进京时改为孙云晓，勉励自己知晓天下。
孙云晓简介
孙云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少先队工作学会副会长，《少年儿童研究》杂志总编辑，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1999年被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教育科学研究专家，2000年被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授予“全国优秀儿童工作者标兵”称号。
孙云晓自1972年起从事青少年教育与研究至今。1993年7月，他采写的报告文学中日少年《夏令营中的较量》震撼全国，引发一场各界参与的大讨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中央电视台12集专题片《改革开放20年》，介绍《夏令营中的较量》，并称此文推动了中国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1995年以来，他先后主持了中国城市独生子女人格发展与教育、中国城市独生子女教育模式、杰出青年的童年与教育、向孩子学习、21世纪教育四大支柱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等多项课题研究。目前，他正在主持国家级课题———少年儿童行为习惯与人格关系的研究。他出版的个人专著20余部，较有代表性的教育著作有《习惯决定孩子命运———孙云晓儿童教育12讲》、《唤醒巨人———成功教育启示录》、《教育的秘诀是真爱———孙云晓教育建议》、《培养一个真正的人》、《藏在书包里的玫瑰———校园性问题访谈实录》等。孙云晓是当代中国有影响力的教育专家，他的一系列教育观点受到广泛关注，如：“教育孩子的前提是了解孩子，了解孩子的前提是尊重孩子”、“教育的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学会做人”、“儿童教育的全部使命是发现儿童、解放儿童”、“向孩子学习，两代人共同成长”、“没有秘密的孩子长不大”、“世上没有坏孩子”、“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德育为什么成了一壶烧不开的水”、“良好习惯是健康人生之基”等等。（黑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