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孙立哲的商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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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看报，“创意工业”里有一篇短文介绍孙立哲。读后很High; 从此又多了一个让我兴奋的名字。遂引。
觉得渐渐地，这一类模式和状态，使清晰了我的商业理想国。
[孙立哲：生于1951年的阿米巴]
黄锫坚=文 2004年11月21日
如果不是社会动荡，他也许将成为一位数学家；如果不是家人遭受病痛袭击，他可能是美国大学的一流学者。当然，生命历史不能假设，他是毛泽东钦点的五个红卫兵代表之一；他在延安插队时，和史铁生睡一个炕头；他１９８１年出国，是最早一批在文革后去美国的留学生；文革十年他是上山下乡的标兵、闻名全国的赤脚医生；过去十年，他是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的“把门人”，与十多家出版社成立合资公司，无数计算机、经管类畅销书的引进，都是他在背后牵线搭桥，１９９０年代中国的外版引进图书的半壁江山几乎都和他有关，尽管知道他名字的人并不多。
他就是孙立哲。他就是自己津津乐道的阿米巴变形虫，不为任何领域所限制。他就像他说的阿米巴，不断变形，自己永远有一个强壮的大脑。从小到大的朋友、作家史铁生说，孙立哲是在“用冲刺的速度跑长跑。不干成个事情，不算完”。
孙立哲很少谈论他曲折而丰富的经历，他热衷于抽象的商业理论和未来哲学。他讨论时间的起点、前事件、后事件、社会剖面，他认为未来是可以预测的。“边界条件划定后，行为就跳不出去。”他不停地在纸上画各种曲线图，关于市场的发展曲线，要在曲线还没有上升时进入。他画了很多张纸，每张纸上都有不同的图形和曲线。他是一个习惯抽象思维的人，没有说我们想听的故事。
采访中间很短的几分钟，孙立哲说他喜欢下围棋，现在还经常在网上和人过招。少年时代，他曾经杀遍清华、北大，号称“震北京”。一次从海淀杀到西城，“２００多辆自行车在大街上骑过去，跟着看我去下棋，这次遇到对手了，以后不敢叫‘震北京’”。那一次，他遇到的对手是已经获得全国围棋少年冠军的聂卫平。
驾驭未来
在孙立哲眼中，中国出版业的开放和市场的需求经历了几波浪潮。“中国出版界和国外开始时隔着一个铁壁，下面是盗版，上面又封得很严，两边的落差特别大，只要开一个小缝儿，就会一下子冲下来。比如，我和电子工业出版社合作才两三年时间，他们就变得非常富有了，就是因为引入计算机图书。”
在这种思路引导下，孙立哲与多家出版社合资成立公司，从事版权引进。
“出版业的开放分几个阶段，市场也有这么几个波浪，获利机会就在其中。刚开放时，第一个商业机会是语言沟通方面的，当时造就了外研社、上海外语出版社等品牌。第二个波浪是科技，特别是计算机和ＩＴ。在这个领域进入得早的，都能赚到钱。第三波是现代化的管理知识，比如经管教科书、案例等等。接下来是都市化浪潮形成初级的白领和中产阶级。这些人的需求和都市化很有关系，比如心理、就业、励志，以及多方位的技能等等。人们更有钱以后，旅游、保健、理财的需求就会增多。”
为了解释他眼中的图书市场，孙立哲给我们画了许多曲线图。他把每一门类书籍的发展分成五个阶段：准备期、快速上升期、平台期、整合期与成熟期。在准备和上升阶段进入这个行业的公司，自然能赚大钱。
在一波又一波的图书浪潮中，他一直站立潮头。“在市场上升期，需求大于供给。所谓洛阳纸贵，出什么书都能发财。进入平台和整合期以后，小的玩家就没有地位了，终将被淘汰。我们的外语书做得不太好。除了这一个浪潮，后面几波我都赶上了。比如，计算机图书版权引进，我和电子工业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水利水电出版社的合作密切。有一段时间，三家出版社出的计算机书，都处于市场领先位置。”
经管类书籍市场，孙立哲也进入得比较早。他的万国集团公司与机械工业出版社合资成立了华章公司，专做经管类教科书和案例。比如与清华经管学院合作，共打品牌，引入商学院的案例、麦格劳·希尔的ＭＢＡ教材等等。
辽宁教育出版社曾通过孙立哲获得了“吉尼斯”系列图书的代理权。当时的社长俞晓群对记者说，“吉尼斯”系列图书体现了孙立哲的商业理念——“空前绝后”，即下大力气引进那些中外惟一的图书品牌。
2003年12月12日下午，我社在二楼多功能厅举行“图书市场分析与营销战略”研讨会。会议由汤鑫华社长主持，万水公司董事长孙立哲主讲。
孙立哲认为，中国和西方出版业的落差有几百年。西方的出版品牌是几百年出版积淀下来的，比如牛津大学出版社是５００年历史。但经典图书毕竟有限，不是取之不尽，而中国人都在争夺这些有限的经典。在门户开放之时，谁先出手，谁先拿到。这些概念对俞晓群的商业决策非常重要。
在孙立哲眼中，阅读需求的变化和社会形态的转变密切相关。社会发展到哪个形态，市场自然会出现相应的需求。最初是实用型阅读，比如课本。接着是功能型阅读，当社会分工比较细，每个人完成一种特殊的功能时会出现这种需求。第三是情感型，在多种需求中，人们对情感的附加值是最高的；强调服务、强调体验，这是今后社会的走向；最后变成精神型，大家开始追问终极问题，比如未来理想是什么？人生目标是什么？
孙立哲床头放着《藏在书包里的玫瑰》，一本关于中学生性问题的畅销书。他还说郭敬明现在的不如以前写的好，“当然郭敬明没法和史铁生比”，他说时代变化太快，看这些书他能知道新一代到底在想什么，不看都知道现在的青年一代精神层面是怎么回事。
“我现在策划图书，一定是朝情感型和精神型这个方向思考。”孙立哲认为，图书策划一定要走在社会形态发展的前面，需要有一种对市场弱信号的捕捉能力。他和轻工业出版社合资成立了一个万千公司，专门引进心理方面的图书。
他与中信出版社的合作也有三年时间，曾引进的书籍包括励志、人物传记、专业理财、财务、法律等多方面。他的下一步目标，是和国内一家出版集团在海外办出版社，把中国的出版引出去。
打开大门
孙立哲进入出版，纯属偶然。
１９９１年，他带妻子回国治病，一面四处寻医问药，一面着手在中国创办公司。此前他在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念书，专业是器官移植。这和出版、版权贸易毫无关联。“这段时间，前前后后我办了二三十个公司，有医疗器械的，有进出口的，有教育型公司，有学校、印刷厂，还在全国办了七八个图文公司，引入苹果电脑。”孙立哲说。
和电子工业出版社社长梁祥丰的接触，让孙立哲发现了一片新领域——他可以扮演中外出版业的中间人。梁祥丰回忆说，双方的想法一拍即合。当时国外图书的版权引进非常神秘，大多通过台湾、新加坡、香港的出版商。梁祥丰希望借此摆脱中间商的控制和盘剥。
“我们当时走了一个政策边缘。在中国，图书出版是个特许行业，要经过特别审批才可进入。当时，外资、国内企业都不能进入出版行业。杂志也是如此。我们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我以出版社的名义，申请了一个刊号《今日电子》。孙立哲和电子出版社合资成立了一个美迪亚电子技术公司。出版社委托美迪亚公司操作杂志的具体业务。”梁祥丰说，“《今日电子》是当时国内装帧最漂亮的杂志。拿到美国，人家说，中国也出了这么好的杂志啊。这样一来，谈合作就有了基础。”回想当年经历，梁祥丰依然有些激动。“孙立哲很实干。到了美国，他开着车，把我从东岸带到西岸。我们一路唱着红太阳毛主席的歌，越唱越有劲。他身体并不好，糖尿病，经常要打针。第一次谈判时，先把衣服掀开，打一针胰岛素。但他就是一个工作狂，拼命三郎。”
他们到亚特兰大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美国图书博览会，在那里接触到很多出版商，和几家有名的出版公司建立起良好关系。第二年去博览会时，美国出版公司对这家中国出版社的表现刮目相看。无论是装帧、翻译质量，还是国内销售业绩，都让他们惊讶。电子工业出版社很快和美国５０多家出版社开始版权合作，而且Ｚｉｆｆ Ｄａｖｉｓ、ＩＤＧ、Ｓｙｂｅｘ都是独家代理。
“国内其他出版社都没这个意识，前两年根本没人和我们竞争。”梁祥丰说。他认为，是孙立哲把电子工业出版社推入了美国市场，让其很快成为美国主要出版公司非常重视的一家中国合作伙伴。
变形虫
孙立哲对不同组织的结构颇有研究。他说，传统的出版制度是一个糖葫芦，从选题、翻译编辑、排版、出片到印刷、发行，这一串体系是功能型组织。这种组织的特点是，每一环节只干一件事，在市场稳定时，它的效率最高，因为熟能生巧。在这种体系底下，出版社要养一帮人，不管有没有任务。当图书市场的需求不断变化时，老的功能型组织就运转不灵了，各部分需要重新组合，组织必须变成矩阵式和扁平化，这样才能对市场快速反应。
“图书二渠道正是这样的组织。它有个大脑——策划者，而市场上有很多资源，比如发行公司、出版社、印刷厂、纸厂、翻译人才、编辑人才。在市场整合过程中，这些资源是过剩的。只要有人出价，这些人就会给你干活。”孙立哲认为，二渠道的人具有网络性思维方式，就是有能力随意组合资源。他说这种网络体系叫阿米巴体系，像一个变形虫。在迅速变化的市场中，企业的核心能力是一种想象力和策划能力。
工业时代的企业家，往往梦想着建立一个庞大的公司帝国。但孙立哲认为，出版业最后将扁平化、网络化。投资这么多家公司，但他并没有一个管理团队。“在这个行业，做一个多层的体系有什么用？要是有一大帮人天天开会，那我就完了。这样也不利于年轻人干活。他们积极性特高，特聪明，知道得比我多，我就在资源配置和组合上花点功夫。这种轻巧灵捷型管理是最好的。”
孙立哲和多家出版社成立了十几个合资公司，每家公司他都担任董事长或副董事长。“我这董事长基本不干活，只是动动脑筋、进行资源组合。我个人不断学习，建立知识网络和人际网络，特别是国际上的人际网络。我到世界最好的商学院进修，进入一个强大的校友网，这样办事比较容易。”
孙立哲从不固守一个地点，他永远在尝试新领域。他是那种天生智商高的人，做任何事都能拔尖。小时候，他想当数学家，因为他家隔壁住着当时是数学所所长的华罗庚，５０年代，华罗庚家里有苏联产的电视机，他的年纪小，哥哥可以有去华罗庚家里看电视的特权，他只能在窗户外面看窗户里面模糊的黑白电视屏幕。在他眼里，当数学家就可以有电视看。后来他到延安插队，从一本《农村医疗手册》开始，在土窑洞里做了上千例手术，内外妇儿各科一身兼顾，成了全国知名的知青典型。
近几年，除了出版，他最关注的是法律和管理，他曾在哈佛商学院杜克大学、马里兰大学、美国西北大学和沃顿商学院进修法律、医学、金融和ＭＢＡ等。他在金融机构兼职，是中央财经学院兼职教授，还与美国医学院联合，在中国搭建社区医院的网络。今后十年，他会变成什么样，谁都不知道。他是一个出生于１９５１年的阿米巴变形虫，有一个无比强大的大脑。
风口浪尖搏人生
——访美国万国图文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立哲
解说：二OO四年八月，《我是延安人》摄制组远赴北京，见到了刚刚回到国内的孙立哲。这个当年的北京知青，向我们讲述了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
主持人：那您现在主要从事些什么工作？
孙立哲：现在很难说有一个特别具体的专业，现在我在国内大概有十来个公司，有的是参股的，有的是独资的。那么从领域上讲呢，大概分成金融是一个方面，信息服务是一个方面，出版是一个方面，然后有计算机、通迅，还有网络服务，还有电子商务，大概这么几种。
解说：如今，已是美国万国图文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孙立哲，整天奔波在世界各地。然而，三十六年前当他第一次走进延川县一个叫关家庄的村子时，怎么也没有想到，命运竟让他与赤脚医生这个行当不期而遇。
主持人：其实呢我很早以前就听到过您的名字，为什么呢？这次我们在村里采访的时候，老乡告诉我们说当年非常流行这么一首歌，其中的第一句就是，“一唱孙立哲，赤脚好医生”，那么您当年到延安插队之前，有没有接触过医学方面的知识？
孙立哲：没有，因为我等于清华的子弟嘛，就是清华理工科的，所以说我是初中二年级以后，就文化大革命了。所以我学的等于是没有学，以前的理想是学理工，所以比较着重于数学、物理，这样在学校里边，所以走以前是没有这方面的训练，严格说也没有任何接触，当时每个人带了一本《农村医疗手册》和一些参考性的书，因为要防止自己有病或同学有病，当时考虑得比较简单，叫《农村医疗手册》，当时很流行的，还挺厚的一本书。我们邻村有一个老乡，很有意思 上吊了，打架上吊。上吊了以后，半夜里就叫我，非常匆匆忙忙地叫我，说不行了人已经完了，说赶紧去吧，已经不行了，我去的时候放在一个门板上，放在地上放得平平的，这是四十多岁的一个妇女。结果我一看呢，这个也很可怕脸色很差，然后我就给她听（心跳），也听不到什么心跳，摸脉也摸不到，我当时心里也是没底很没底，也觉得不行了。那时候几个老乡在那儿蹲着，好像在说后事怎么办，几乎到了这种程度，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结果我通过学习自学，知道脚底下有几个穴位，脚底下有两个穴位叫涌泉穴，和这上面有一个穴位叫人中穴，扎人中穴位没有用，后来这个涌泉穴非常强地刺激这个涌泉穴位，扎针很长的针，强烈刺激涌泉穴，这时候喉咙里就突然嗝了一下，有动静，嗝了一下以后，她有这个反应，说明人没有完全死，结果慢慢地过了半个多钟头以后呢，她就开始出现自主性的呼吸，最后居然这个（妇女）根本没死就活了，就是这些偶然性的情况，就是传得很广 而且传得很离奇，后来就是说等于，怎么说呢就是等于是老百姓有了病以后呢，等于是我们想办法，给老百姓提供一些尽可能的帮助，比如我们身上有药，我们带了一些药，带了一些止疼片，带了一些抗菌素，以前备用的，用了以后呢就居然有效了。所以老百姓就传说呢，我们这儿有大夫。
解说：在那些清苦但又充满激情的日子里，在和延安老乡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孙立哲渐渐明白了医生这个职业在乡亲们心中的份量。
孙立哲：我们去了以后就觉得当时有抱负有理想，同时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所以说当时有这个需求，这个为了解决这些需求，我们等于学习知识 学习技术，解决实际的问题。
主持人：那您一开始就是给老乡看一些简单的，比如说头疼脑热、小孩拉肚子这类的病，后来我知道您逐渐发展到动手术，这个动手术对您来说可能又是一个更大的挑战了。还记得第一次手术是怎么做的？
孙立哲：我记得我最早做的一个手术是给一个老红军，腿上和屁股上有长期留下来的弹片，外科手术弹片，他屁股上有这个（弹片）他坐着很疼，所以说影响他（坐），然后腿上一走路撑着疼，实际上呢手术其实并不是非常复杂，所以说我当时也做了些准备，然后把这几个弹片就取出来了，老人很高兴。因为他比较表浅，在这之前呢实际上我们做了些，拿兔子、拿猪，包括我们知青点儿养的猪都是我宰的，这个杀猪什么的，当时非常认真地做了些准备，做了些实验、做标本、做实验，等于是增加一些实践的经验，甚至我们赤脚医生相互之间还有实验，我的背后就被人开了一刀，当实验品，到现在还是一个疤。
主持人：让我现在感到非常好奇的就是，在农村那个年代，那样一种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做手术给老百姓看病，当时那些手术都是在老百姓家里做吗？
孙立哲：我们那个村里有个寡妇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后来有一天推磨，推着推着就突然浑身大汗，然后很快就不行了，就叫人把我叫上去了，前后也就五六分钟，我见着她以后满脸煞白，就整个人的嘴唇也白了只能说一点话。结果我说坏了，我说这个显然是大出血，当时想的是大出血，到了医疗站以后血压也量不到了，没有血压，血压也量不到了，结果当时人已经昏迷了。我当时分析是一个宫外孕破裂，结果等我麻药都没有打，来不及打，消毒几乎都没怎么消毒，打开手术包就把肚子打开了，非常紧迫，紧迫到极点，而且量血压没有血压，所以人很快就不会说话了。然后我们打开了以后呢，肚子是分层打开的，一打开最后一层的时候，这叫覆膜层里面是包着肠子肚子，黑的， 一大片挺黑的，而且张力很大很硬，我们把这个覆膜层打开了以后，那血呀扑一下就喷出来了，脸上和衣裳上全是血。结果我们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输血，不输血是没有办法，但是没有血，也没有血站也没有血，结果我们采取什么办法呢？第一 手伸进去以后，就把两个子宫角拿夹子先夹住了，她里边是子宫角破裂了，夹住了，然后之后呢拿吊针输液的瓶子，然后拿那个碗哪，把自己肚子里的血舀出来，几层纱布过滤，然后拿输液瓶子输回去，输自己的血， 唯一的办法，没有任何的办法。输了很大两大瓶血，然后把血止住了，这个前后因为时间比较快，后来慢慢神志恢复了，血压也回来了，加上输了一点其它的血，居然治好了，这个是必死无疑的，按理。如果我们当时没有手术的治疗方案，必死无疑。
解说：随着孙立哲名气的不断增大，附近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找他看病的也越来越多，而让人感到神奇的是，这个从没有接受过系统医学教育的年轻人，在他所接诊的病例中，竟没有发生过一次医疗事故。与此同时 ，关家庄医疗合作站也建立了起来。
主持人：那随着您后来在村里看病的名气越来越大，周围人传得越来越多，那当时来找您看病的都是关家庄的吗，周围的群众也来吗？
孙立哲：（时候）是关家庄的，很快就不是关家庄的了，有外村的，甚至还有外公社和外县的，这个其实很普遍的外县的，然后我们等于自己后来又盖成窑洞，作住院用的，培养赤脚医生，做了好多事来满足这些外来的人，而且后来我们家家是病房了，因为病房不够了，就是老百姓家里是病房，有认识的 有亲戚的都是病房，住到那地方。我等于查房是在村里满村转，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有意思，但是压力比较大，为什么呢？没什么医生，其他是助手等于是比较初级一点的，等于我是事必躬亲，等于所有的地方我都得去，到早查房还是晚查房，还是手术前手术后，诊断、治疗、随访，等于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主持人：您说到这个压力我想我可以理解，因为当时老百姓对您过于太信赖了，是不是出于这种原因？
孙立哲：对，他这个信赖其实有很多是超常的成份，因为我自己是清楚的，因为当时我们都是一些年轻人，所以有一些传闻，说是（我们）祖传的医生，说我们是祖传的，为什么，他不能想像比较小的年龄不是祖传的，他觉得不太可能，实际上根本不是，以为是祖传的，所以有一点过分的色彩。但是也没法解释，人传人，反正老百姓是这么传，所以说这个压力确实是比较大。但是也是个动力，就是压力是个非常自然的天然的动力，当然也很符合于我们的抱负。
解说：一九七二年孙立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又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关庄公社党委副书记、团省委委员和团中央委员，孙立哲成了当时国内新闻媒体追踪的热点，他的事迹被编入了中小学语文课本，他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出访欧洲和非洲，他的事迹在毛主席圈阅的中央文件中得到了肯定，一时间荣誉和光环，都投向了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就在孙立哲决心“扎根农村干革命，一颗红心为人民”的时候，一场生命中的暴风骤雨正在等待着他。
文革结束后，孙立哲这个当时的知青典型，被卷入了一场政治风暴。
孙立哲：我比较大的错误是什么呢？比较大的错误是我当时在政治上很幼稚很不成熟，我提出了一些“卫生革命”的想法，就是我提出来的“一上一下”，赤脚医生要掺沙子到大医院，大医院的医生要下农村，来为老百姓服务，一上一下，然后这个“一上一下”呢，一直扩展到全省，我在省里也在开发这个，在全国的卫生工作会议上也在做这个，这个是政治上不成熟的作法。惹了很多人就这么惹的。
解说：一夜之间 ，孙立哲从自己人生的巅峰跌进了低谷，就在他几乎绝望的时候，那些和他朝夕相伴的老乡们又让他重新看到了希望。
主持人：说到您被审查的那段时间，那段可能是您人生中的一次挫折吧，一次重大的挫折，你在那个时候心情最低谷的时候，和村里的老乡有没有联系？
孙立哲：我给你说那个时候全凭老乡了，为什么呢？我那个时候是被隔离了审查 ，然后给人家写材料交待问题，在那儿劳改，然后开批判会，我这种年龄得到批判会的人是比较少的。因为批判会等于是文化大革命类型的批判会，进了大的会议厅，等于是民兵给我押送的，然后上面一看一个横幅，（写着）肃清孙立哲，在卫生战线上的瘤毒，这是一个，然后呼口号啊，呼口号（的内容）我都记不得了，反正是“肃清孙立哲瘤毒”，总而言之是打倒“四人帮”之类的，就是这类的。所以说这种压力，这种压力有几个人起到很大的作用，几个力量，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力量，我觉得我现在说起来，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我后来看到那个 ，但是后来那个东西丢失了。我们村里有几个人发起呀，其中包括一个知识青年叫杨立群，他找了几位老乡发起写了一封信。他说孙立哲是什么人，他干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好事，他也可能有缺点错误，但是呢他不属于“四人帮”，反正就是这一类的。他不是一个坏人，写了这么一封信，写个证明保护。这个（信）上面呢就找人签字，秘密的，极其机密，因为我们村里已经进驻了三级调查组，省地县三级调查组，驻村调查，到外地调查，到到处认识我的人那儿调查，有一些和我有些关联的人也受到审查，结果呢这个秘密索取老百姓签字，有按手印的，有签字的，有各种各样的字体 ，你可以想像，农民的字，有多长，非常长，一张一张的纸贴起来的。后来把这个东西送给胡耀邦，通过胡耀邦的爱人送给胡耀邦，这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主持人：那个时候您被隔离审查的时候，村里的老乡敢不敢来看你？
孙立哲：敢来，偷着来看啊，康儿妈就偷着来看我好几次，记得，给我送衣裳给我送吃的，然后到地委找我的时候，还找不着啊，找不着在哪儿，问地委的小孩 院子里的小孩，说孙立哲呢，知道孙立哲不知道，那个地委的小孩就问，是不是老脑，我那个时候肿了，脸肿了头大，延安话你知道吗，老脑嘛，大头是老，他一形容知识青年，找着我，正扫地呢，给我拿的油糕什么，带的吃的东西，然后我在医院里，那时候住在医院里，隔离的，从窗户上给我送东西，骑车来的，很远，很远很远的，那时候交通非常差的，骑车到延安来，来了好几拨人，好几拨人都来看我，所以这个现在想起来非常大的鼓舞。
解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孙立哲终于走出了这段人生的阴影。此时，他再一次审视了自己，并做出了一个一生中重要的决定，走出陕北，走向外面的世界。
主持人：您现在所做的这个事呢和医学好像并没有多大关系，那为什么没有在医学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呢？
孙立哲：其实我是这样，我是在考研究生的时候，我是医学研究生外科的，当时我的导师就是医学院的院长，基础很好，我到澳大利亚和美国留学的时候，到医学院很好的医学院。有两个因素使我脱离医学，一个是我作医学的时候，我是作器官移植专业的，我们做很多老鼠的实验，我对老鼠对实验动物，产生了极大的过敏，过敏哮喘，就根本不能进房间，闻那味都不能闻，一闻那味马上就喘得一塌糊涂，就根本不能工作，皮毛类的东西，根本不能工作，所以说我根本就进行不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美国的时候，生活非常困难非常艰苦，然后我们在业余做好多其它事，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包饺子，我们在外国包饺子给人家送饺子，也没有取得制造营业执照，就在家里包一夜，包一夜呀，就包到天亮，然后冻起来 给人家送走，为了挣点钱，打工挣钱，然后一边念书，一边干这个。结果后来就发展到我们给人家翻译，后来发展到给人家打字，后来发展到用一些电脑，结果这个业务就发展起来了，一边念书一边业务就发展起来了，特别是我爱人 我前妻嘛吴北玲，她是这方面很强的，她是文学非常强的，她做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在美国就把一个公司建立起来了。
解说：孙立哲在国外的事业刚刚有些起色，前妻吴北玲此时却因病去世，更为残酷的是，在随后的几年当中孙立哲自己也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孙立哲：我九四年又新结婚了，九O年我爱人得了肝癌 ，结果九二年去世了。九四年我结婚，九五年呢我又生了一个小孩，生了小孩以后十天，我就诊断为癌症。我在那个时候呢，我就想到了延安这个经历，很明显的就想到了这个经历，所以我当时没有一下慌张，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没慌。然后我就找美国大夫，我就说我这个病呢我做了研究，同时我说我自己就是外科大夫，最后我就和这个外科大夫，形成了很好的一个默契，默契好到什么程度你都不能想像。他拿教学的仪器给我做手术的时候，因为要全麻，我说绝对不能全麻，我说你给我打到硬膜外，腰上打麻药下半身全麻，结果他弄了个教学仪器，给我眼前弄了个荧光屏，他做手术我看，然后我跟他商量，这个我从来没有过，这个绝对是一次非常特殊的手术，而且我把手术的计划跟他充分讨论，而且他说你看这个成不成，我说我看着那个好像还没拉干净，你在那儿多拉一点儿，就是完全是这种沟通。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我觉得这个在医学历史上也大概不多见，这个做了以后效果非常好。
主持人：我跟您谈这么多，我发现在您的身上不光是具有这种传奇的感觉，而且在延安您当赤脚医生，给您带来过荣誉，带来过那么大的名气，同时又受到审查，又给您也带来过那么大的挫折，所以说延安这个地方好像注定要与您的一生，都要有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
孙立哲：我觉得我的人生观啊，对生命的意义，对生活的意义这个确定是在延安确定的，这毫无疑问，在那儿形成的，或者它的主体是在那儿形成的。特别是对于人从底层，就是什么都受过，受过一些苦、受过累、受过艰苦，知道在底层的生活，吃不上饭挨饿是个什么样的（感觉），这对人铸造人们对生存力，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一个经历，我们大家就觉得在延安（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一段特殊的时间，这个时期呢，可以说是历史也可以说是误会，有人说是历史的一种错位，也有人说是一种人为的错误，但是从我们亲自体验的人来说，我觉得这个体验简直是一种礼物，这是一种礼物，简直是一种礼物，什么叫礼物呢？就是我们不能想像，在我们以前的那种惯性，那种生命轨迹和道路，它不可能有这种经验和经历，不管它大的背景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我们具体的人生当中，都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
有这样一个投资者——特写孙立哲
作者:霍秀 来源:《人民日报》 阅读次数：
孙立哲，前些时候《北京晚报》曾登过一则名人寻踪，询问他的下落。我知道他在哪儿。他是我中学同学，也是我常挂在嘴边的能炫耀的几位熟悉的名人之一。
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在几千万知识青年群体里，他曾是五位全国性先进人物之一。那时候能得到这种殊荣，绝不亚于如今获得奥运会金牌的光彩。
他的10年插队生涯神乎其神，新闻界广泛宣传，事迹被编入小学和中学的语文课本，他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访问欧洲及非洲……
他是赤脚医生，当年他就在插队的窑洞里练着给乡亲们治病。几年中竟做了“洞中手术”1000多例!
1973年，北京医学院和北京第二医学院由院领导亲自带队，组成一个专家考察团，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度的负责精神，深入到孙立哲所在的农村进行实地考察，竟认定他的医疗技术水平达到了文化革命前大学毕业的、有了两三年临床经验的正式医生水平!那年，孙立哲才21岁。
医学界、舆论界哗然。1975年，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德高望重的黄家驷教授不顾年迈体弱，亲赴陕北考察孙立哲的医疗技术，并亲自打手电帮助孙立哲做手术。考察的结果使老教授感慨 万分，激动万分，他破例邀请这个老乡们提起来都掉泪儿的大孩子，作为他与吴阶平主编的《外科学》一书的正式编委。
孙立哲忍不住也掉泪儿了。
1979年，这个初中没毕业的“土造儿”竟创下另一个奇迹，在全国报考北京第二医学院（今首都医科大学）研究生的考生中，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上院长戴士铭和外科教授龚家镇的硕士研究生，他没有读过大学，而直接考上了研究生。
1982年，他出国去读博士生……
等我今年再见到他，已认不出了，胖胖的，戴个眼镜。人们恭恭敬敬地向我介绍：这位是孙立哲总裁，美国芝加哥万国图文有限公司及美国万通科技国际有限公司总裁，在美国拥有两个独立的企业法人和三个分公司，是爱国人士，回中国投资来了。
“立哲，是你啊!”我兴奋得大叫大嚷，与他握手拍肩。他也高兴，全忘了穿着总裁这件外衣。
细细聊来，方知他这10年“洋插队”经历不凡。先跑到澳大利亚，在国立大学当访问研究员，从事胰岛移植的科研工作，写的论文在国际《移植》杂志上刊登，一下子获得了澳中协会特别奖学金和扶轮社奖学金，1983年又考入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博士，又正式学术刊物上发表10余篇论文，获西北大学校级奖学金。
我突然想起他的头衔。“哎哎，你念书怎么念成总裁了?”“博士没念完，我就在实验室里晕倒好几次，后来才明白我做动物实验过敏，一见动物毛就喘不过气来，不能进实验室，根本就没法儿完成学业。”他遗憾地叹了口气。“然后就当总裁了?”“嘿嘿，”他乐了，“给人扛过大个儿，当饭馆跑堂的，开过饺子馆，洋插队比土插队还不是滋味。挣了钱也没人瞧得起你。”
1986年，是他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他与爱人吴北玲从给人印名片开始，创建了芝加哥万国图文公司。他俩毫无外来投资，凭着自己的超凡智力与超负荷的劳动，竟熟练地掌握了现代电脑图版技术，并开发了具有世界级水平的多文种PostScript字库。这一惊人之举，使公司在几年内迅速发展膨胀，随着实力和资产日益雄厚，逐渐在洛杉矶、新泽西、旧金山、迈阿密、芝加哥等地开拓市扬，如今已成为美国多文种电脑图版技术领域中最著名的公司之一。
孙立哲的实体企业资产听来使人头晕目眩，连儿子孙子和重孙子的全备齐了!孙立哲，你还想干嘛?“中国的印刷技术和电脑图文技术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我和北玲想把先进技术、管理方法引进来，当然，我们投资。国不富民不强，我们实在忍受不了大陆中国人在国外自称是什么台湾的，新加坡的。”
于是，这两口子又像钟似的在国内转起来。他们把挣来的血汗钱毫无犹豫地抛在这片魂牵梦系的土地上，先后注册了近10家独资、合资公司，整集装箱地往这儿运设备，整批地派职员出国培训，没有半点虚假，没有半点张扬。
但是，立哲的绝不能分开的好伴侣、好搭档北玲累病了，医生诊断——肝癌晚期。立哲闻知痛不欲生，泪水横流。他是久经考验的医生，如今却挽救不了自己的妻子。无论他多么坚强多么乐观，是钢打的铁铸的，也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他也病了。
1992年8月20日，北玲带着无尽的哀伤走了。他的同学，作家史铁生给北玲的挽联是：
盼见儿女怕见儿女捷声捷妮当解慈母意，
彼岸创业此岸创业万国万通凝聚爱国情。
遗体告别仪式后，我劝满脸浮肿的立哲：“回美国休息吧，调养一下身体。”立哲说：“为祖国投资办企业是我和北玲的宿愿，说什么也得干下去。我的身体可能还能顶10年，争取到50岁的时候，能为延安捐献一座现代化的医院，这就是我和北玲最终的愿望。”我本来想安慰他，自己却泣不成声。
现在大家知道了，孙立哲就在这儿，就在北京，在我们身边……
文化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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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际上，俞晓群当时启动“新世纪万有文库”的“立意”甚至有些“低小”。据俞晓群自己回忆，辽宁教育出版社多年经营教材，可供书目太少，他只是想充实一下书目。同时，他也希望能把这套书做成“经济独立”的产品，试探着松动“以学生书养某某书”的格局，减轻经济上的压力。
这是辽宁教育出版社迈向“百年老社”的最初几步之一，得到了陈原、顾廷龙、金克木、董乐山等一批“大家”的支持。其效果令俞晓群十分满意。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第一批‘万有文库’一万套600多万码洋，一年就卖出了8成。邮购的特别多，像《梦溪笔谈》都能邮购近千册。”
从此之后，一发不可收拾，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名字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在中国出版界的大事纪中。
出版了国内的经典好书，俞晓群又把眼光转向了国外。
孙立哲是俞晓群最早的合作伙伴之一，其合作早在孙立哲成立华章、万水之前，两人至今私交甚好。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很多名牌图书都是经由孙立哲引进的，如：汤普森《工商管理大百科全书》、麦克劳·希尔《美语路路通》等。
当时，孙立哲提出的商业理念之一是“空前绝后”，也就是出版那些中外经典的不可替代的图书。一次研讨会上，俞晓群说：“攻一攻《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如何？”于是，孙立哲数次奔波于美国、英国与德国之间。
一次，俞晓群正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突然接到孙立哲的电话，说明天“吉尼斯”总部要请他作“关于中国市场开发的报告”，需要了解一些数据。于是，俞晓群就把车停在路边，两个人整整通了一个多小时的国际长途。
俞晓群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当“一把手”10年，国内国外文化品味醇厚的图书出了不少。在当时国内出版界，辽宁教育出版社已然成为一杆旗帜。然而，今天俞晓群谈起他的“百年老社”梦依然颇为遗憾。
1995年，当俞晓群发誓追随、仿效商务印书馆的时候，陈原曾经告诫过他：“走商务的路，至少需要20年的努力。”俞晓群现在更深切地体会到这句简单语句中的丰富内涵——陈原是在告诫他不要浮躁。静下心来，守得住寂寞，一点一滴，扎扎实实地做一点事情，这是达成目标的唯一途径。
建设品牌强社，除了要踏踏实实做实事以外，与社外强势力量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是鼎盛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在出版“万有文库”的过程中也得到了胡适之等社会名流的协助。俞晓群深谙此道。在他的推动下，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社，几乎一夜之间网罗了大批国内顶级学者。这让很多人困惑。
其实，俞晓群有一个“偷师”来的很简单的小技巧。
沈昌文与俞晓群最初的交往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请客吃饭。
每次都是由沈昌文提议并选定进餐地点，俞晓群请客。他们被“沈公”拉着经常出入了北京的五星级酒店。
南开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王之江当时是俞晓群的同事，他还记得，第一次“聚餐会”是在天桥饭店。对于当时的王之江来说，那样的场合很是高档。而聚餐最大的伏笔在于，同时参加的还有吴彬、赵丽雅、陆灏等一批文化人。
若干类似的活动之后，俞晓群等顺利打入了文化圈里的“上层社会”。
觉得渐渐地，这一类模式和状态，使清晰了我的商业理想国。
[孙立哲：生于1951年的阿米巴]
黄锫坚=文 2004年11月21日
如果不是社会动荡，他也许将成为一位数学家；如果不是家人遭受病痛袭击，他可能是美国大学的一流学者。当然，生命历史不能假设，他是毛泽东钦点的五个红卫兵代表之一；他在延安插队时，和史铁生睡一个炕头；他１９８１年出国，是最早一批在文革后去美国的留学生；文革十年他是上山下乡的标兵、闻名全国的赤脚医生；过去十年，他是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的“把门人”，与十多家出版社成立合资公司，无数计算机、经管类畅销书的引进，都是他在背后牵线搭桥，１９９０年代中国的外版引进图书的半壁江山几乎都和他有关，尽管知道他名字的人并不多。
他就是孙立哲。他就是自己津津乐道的阿米巴变形虫，不为任何领域所限制。他就像他说的阿米巴，不断变形，自己永远有一个强壮的大脑。从小到大的朋友、作家史铁生说，孙立哲是在“用冲刺的速度跑长跑。不干成个事情，不算完”。
孙立哲很少谈论他曲折而丰富的经历，他热衷于抽象的商业理论和未来哲学。他讨论时间的起点、前事件、后事件、社会剖面，他认为未来是可以预测的。“边界条件划定后，行为就跳不出去。”他不停地在纸上画各种曲线图，关于市场的发展曲线，要在曲线还没有上升时进入。他画了很多张纸，每张纸上都有不同的图形和曲线。他是一个习惯抽象思维的人，没有说我们想听的故事。
采访中间很短的几分钟，孙立哲说他喜欢下围棋，现在还经常在网上和人过招。少年时代，他曾经杀遍清华、北大，号称“震北京”。一次从海淀杀到西城，“２００多辆自行车在大街上骑过去，跟着看我去下棋，这次遇到对手了，以后不敢叫‘震北京’”。那一次，他遇到的对手是已经获得全国围棋少年冠军的聂卫平。
驾驭未来
在孙立哲眼中，中国出版业的开放和市场的需求经历了几波浪潮。“中国出版界和国外开始时隔着一个铁壁，下面是盗版，上面又封得很严，两边的落差特别大，只要开一个小缝儿，就会一下子冲下来。比如，我和电子工业出版社合作才两三年时间，他们就变得非常富有了，就是因为引入计算机图书。”
在这种思路引导下，孙立哲与多家出版社合资成立公司，从事版权引进。
“出版业的开放分几个阶段，市场也有这么几个波浪，获利机会就在其中。刚开放时，第一个商业机会是语言沟通方面的，当时造就了外研社、上海外语出版社等品牌。第二个波浪是科技，特别是计算机和ＩＴ。在这个领域进入得早的，都能赚到钱。第三波是现代化的管理知识，比如经管教科书、案例等等。接下来是都市化浪潮形成初级的白领和中产阶级。这些人的需求和都市化很有关系，比如心理、就业、励志，以及多方位的技能等等。人们更有钱以后，旅游、保健、理财的需求就会增多。”
为了解释他眼中的图书市场，孙立哲给我们画了许多曲线图。他把每一门类书籍的发展分成五个阶段：准备期、快速上升期、平台期、整合期与成熟期。在准备和上升阶段进入这个行业的公司，自然能赚大钱。
在一波又一波的图书浪潮中，他一直站立潮头。“在市场上升期，需求大于供给。所谓洛阳纸贵，出什么书都能发财。进入平台和整合期以后，小的玩家就没有地位了，终将被淘汰。我们的外语书做得不太好。除了这一个浪潮，后面几波我都赶上了。比如，计算机图书版权引进，我和电子工业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水利水电出版社的合作密切。有一段时间，三家出版社出的计算机书，都处于市场领先位置。”经管类书籍市场，孙立哲也进入得比较早。他的万国集团公司与机械工业出版社合资成立了华章公司，专做经管类教科书和案例。比如与清华经管学院合作，共打品牌，引入商学院的案例、麦格劳·希尔的ＭＢＡ教材等等。
辽宁教育出版社曾通过孙立哲获得了“吉尼斯”系列图书的代理权。当时的社长俞晓群对记者说，“吉尼斯”系列图书体现了孙立哲的商业理念——“空前绝后”，即下大力气引进那些中外惟一的图书品牌。
2003年12月12日下午，我社在二楼多功能厅举行“图书市场分析与营销战略”研讨会。会议由汤鑫华社长主持，万水公司董事长孙立哲主讲。
孙立哲认为，中国和西方出版业的落差有几百年。西方的出版品牌是几百年出版积淀下来的，比如牛津大学出版社是５００年历史。但经典图书毕竟有限，不是取之不尽，而中国人都在争夺这些有限的经典。在门户开放之时，谁先出手，谁先拿到。这些概念对俞晓群的商业决策非常重要。
在孙立哲眼中，阅读需求的变化和社会形态的转变密切相关。社会发展到哪个形态，市场自然会出现相应的需求。最初是实用型阅读，比如课本。接着是功能型阅读，当社会分工比较细，每个人完成一种特殊的功能时会出现这种需求。第三是情感型，在多种需求中，人们对情感的附加值是最高的；强调服务、强调体验，这是今后社会的走向；最后变成精神型，大家开始追问终极问题，比如未来理想是什么？人生目标是什么？
孙立哲床头放着《藏在书包里的玫瑰》，一本关于中学生性问题的畅销书。他还说郭敬明现在的不如以前写的好，“当然郭敬明没法和史铁生比”，他说时代变化太快，看这些书他能知道新一代到底在想什么，不看都知道现在的青年一代精神层面是怎么回事。
“我现在策划图书，一定是朝情感型和精神型这个方向思考。”孙立哲认为，图书策划一定要走在社会形态发展的前面，需要有一种对市场弱信号的捕捉能力。他和轻工业出版社合资成立了一个万千公司，专门引进心理方面的图书。
他与中信出版社的合作也有三年时间，曾引进的书籍包括励志、人物传记、专业理财、财务、法律等多方面。他的下一步目标，是和国内一家出版集团在海外办出版社，把中国的出版引出去。
打开大门
孙立哲进入出版，纯属偶然。
１９９１年，他带妻子回国治病，一面四处寻医问药，一面着手在中国创办公司。此前他在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念书，专业是器官移植。这和出版、版权贸易毫无关联。“这段时间，前前后后我办了二三十个公司，有医疗器械的，有进出口的，有教育型公司，有学校、印刷厂，还在全国办了七八个图文公司，引入苹果电脑。”孙立哲说。
和电子工业出版社社长梁祥丰的接触，让孙立哲发现了一片新领域——他可以扮演中外出版业的中间人。梁祥丰回忆说，双方的想法一拍即合。当时国外图书的版权引进非常神秘，大多通过台湾、新加坡、香港的出版商。梁祥丰希望借此摆脱中间商的控制和盘剥。
“我们当时走了一个政策边缘。在中国，图书出版是个特许行业，要经过特别审批才可进入。当时，外资、国内企业都不能进入出版行业。杂志也是如此。我们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我以出版社的名义，申请了一个刊号《今日电子》。孙立哲和电子出版社合资成立了一个美迪亚电子技术公司。出版社委托美迪亚公司操作杂志的具体业务。”梁祥丰说，“《今日电子》是当时国内装帧最漂亮的杂志。拿到美国，人家说，中国也出了这么好的杂志啊。这样一来，谈合作就有了基础。”回想当年经历，梁祥丰依然有些激动。“孙立哲很实干。到了美国，他开着车，把我从东岸带到西岸。我们一路唱着红太阳毛主席的歌，越唱越有劲。他身体并不好，糖尿病，经常要打针。第一次谈判时，先把衣服掀开，打一针胰岛素。但他就是一个工作狂，拼命三郎。”
他们到亚特兰大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美国图书博览会，在那里接触到很多出版商，和几家有名的出版公司建立起良好关系。第二年去博览会时，美国出版公司对这家中国出版社的表现刮目相看。无论是装帧、翻译质量，还是国内销售业绩，都让他们惊讶。电子工业出版社很快和美国５０多家出版社开始版权合作，而且Ｚｉｆｆ Ｄａｖｉｓ、ＩＤＧ、Ｓｙｂｅｘ都是独家代理。
“国内其他出版社都没这个意识，前两年根本没人和我们竞争。”梁祥丰说。他认为，是孙立哲把电子工业出版社推入了美国市场，让其很快成为美国主要出版公司非常重视的一家中国合作伙伴。
变形虫
孙立哲对不同组织的结构颇有研究。他说，传统的出版制度是一个糖葫芦，从选题、翻译编辑、排版、出片到印刷、发行，这一串体系是功能型组织。这种组织的特点是，每一环节只干一件事，在市场稳定时，它的效率最高，因为熟能生巧。在这种体系底下，出版社要养一帮人，不管有没有任务。当图书市场的需求不断变化时，老的功能型组织就运转不灵了，各部分需要重新组合，组织必须变成矩阵式和扁平化，这样才能对市场快速反应。
“图书二渠道正是这样的组织。它有个大脑——策划者，而市场上有很多资源，比如发行公司、出版社、印刷厂、纸厂、翻译人才、编辑人才。在市场整合过程中，这些资源是过剩的。只要有人出价，这些人就会给你干活。”孙立哲认为，二渠道的人具有网络性思维方式，就是有能力随意组合资源。他说这种网络体系叫阿米巴体系，像一个变形虫。在迅速变化的市场中，企业的核心能力是一种想象力和策划能力。
工业时代的企业家，往往梦想着建立一个庞大的公司帝国。但孙立哲认为，出版业最后将扁平化、网络化。投资这么多家公司，但他并没有一个管理团队。“在这个行业，做一个多层的体系有什么用？要是有一大帮人天天开会，那我就完了。这样也不利于年轻人干活。他们积极性特高，特聪明，知道得比我多，我就在资源配置和组合上花点功夫。这种轻巧灵捷型管理是最好的。”
孙立哲和多家出版社成立了十几个合资公司，每家公司他都担任董事长或副董事长。“我这董事长基本不干活，只是动动脑筋、进行资源组合。我个人不断学习，建立知识网络和人际网络，特别是国际上的人际网络。我到世界最好的商学院进修，进入一个强大的校友网，这样办事比较容易。”
孙立哲从不固守一个地点，他永远在尝试新领域。他是那种天生智商高的人，做任何事都能拔尖。小时候，他想当数学家，因为他家隔壁住着当时是数学所所长的华罗庚，５０年代，华罗庚家里有苏联产的电视机，他的年纪小，哥哥可以有去华罗庚家里看电视的特权，他只能在窗户外面看窗户里面模糊的黑白电视屏幕。在他眼里，当数学家就可以有电视看。后来他到延安插队，从一本《农村医疗手册》开始，在土窑洞里做了上千例手术，内外妇儿各科一身兼顾，成了全国知名的知青典型。
近几年，除了出版，他最关注的是法律和管理，他曾在哈佛商学院杜克大学、马里兰大学、美国西北大学和沃顿商学院进修法律、医学、金融和ＭＢＡ等。他在金融机构兼职，是中央财经学院兼职教授，还与美国医学院联合，在中国搭建社区医院的网络。今后十年，他会变成什么样，谁都不知道。他是一个出生于１９５１年的阿米巴变形虫，有一个无比强大的大脑。
风口浪尖搏人生
——访美国万国图文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立哲
解说：二OO四年八月，《我是延安人》摄制组远赴北京，见到了刚刚回到国内的孙立哲。这个当年的北京知青，向我们讲述了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
主持人：那您现在主要从事些什么工作？
孙立哲：现在很难说有一个特别具体的专业，现在我在国内大概有十来个公司，有的是参股的，有的是独资的。那么从领域上讲呢，大概分成金融是一个方面，信息服务是一个方面，出版是一个方面，然后有计算机、通迅，还有网络服务，还有电子商务，大概这么几种。
解说：如今，已是美国万国图文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孙立哲，整天奔波在世界各地。然而，三十六年前当他第一次走进延川县一个叫关家庄的村子时，怎么也没有想到，命运竟让他与赤脚医生这个行当不期而遇。
主持人：其实呢我很早以前就听到过您的名字，为什么呢？这次我们在村里采访的时候，老乡告诉我们说当年非常流行这么一首歌，其中的第一句就是，“一唱孙立哲，赤脚好医生”，那么您当年到延安插队之前，有没有接触过医学方面的知识？
孙立哲：没有，因为我等于清华的子弟嘛，就是清华理工科的，所以说我是初中二年级以后，就文化大革命了。所以我学的等于是没有学，以前的理想是学理工，所以比较着重于数学、物理，这样在学校里边，所以走以前是没有这方面的训练，严格说也没有任何接触，当时每个人带了一本《农村医疗手册》和一些参考性的书，因为要防止自己有病或同学有病，当时考虑得比较简单，叫《农村医疗手册》，当时很流行的，还挺厚的一本书。我们邻村有一个老乡，很有意思 上吊了，打架上吊。上吊了以后，半夜里就叫我，非常匆匆忙忙地叫我，说不行了人已经完了，说赶紧去吧，已经不行了，我去的时候放在一个门板上，放在地上放得平平的，这是四十多岁的一个妇女。结果我一看呢，这个也很可怕脸色很差，然后我就给她听（心跳），也听不到什么心跳，摸脉也摸不到，我当时心里也是没底很没底，也觉得不行了。那时候几个老乡在那儿蹲着，好像在说后事怎么办，几乎到了这种程度，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结果我通过学习自学，知道脚底下有几个穴位，脚底下有两个穴位叫涌泉穴，和这上面有一个穴位叫人中穴，扎人中穴位没有用，后来这个涌泉穴非常强地刺激这个涌泉穴位，扎针很长的针，强烈刺激涌泉穴，这时候喉咙里就突然嗝了一下，有动静，嗝了一下以后，她有这个反应，说明人没有完全死，结果慢慢地过了半个多钟头以后呢，她就开始出现自主性的呼吸，最后居然这个（妇女）根本没死就活了，就是这些偶然性的情况，就是传得很广 而且传得很离奇，后来就是说等于，怎么说呢就是等于是老百姓有了病以后呢，等于是我们想办法，给老百姓提供一些尽可能的帮助，比如我们身上有药，我们带了一些药，带了一些止疼片，带了一些抗菌素，以前备用的，用了以后呢就居然有效了。所以老百姓就传说呢，我们这儿有大夫。
解说：在那些清苦但又充满激情的日子里，在和延安老乡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孙立哲渐渐明白了医生这个职业在乡亲们心中的份量。
孙立哲：我们去了以后就觉得当时有抱负有理想，同时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所以说当时有这个需求，这个为了解决这些需求，我们等于学习知识 学习技术，解决实际的问题。
主持人：那您一开始就是给老乡看一些简单的，比如说头疼脑热、小孩拉肚子这类的病，后来我知道您逐渐发展到动手术，这个动手术对您来说可能又是一个更大的挑战了。还记得第一次手术是怎么做的？
孙立哲：我记得我最早做的一个手术是给一个老红军，腿上和屁股上有长期留下来的弹片，外科手术弹片，他屁股上有这个（弹片）他坐着很疼，所以说影响他（坐），然后腿上一走路撑着疼，实际上呢手术其实并不是非常复杂，所以说我当时也做了些准备，然后把这几个弹片就取出来了，老人很高兴。因为他比较表浅，在这之前呢实际上我们做了些，拿兔子、拿猪，包括我们知青点儿养的猪都是我宰的，这个杀猪什么的，当时非常认真地做了些准备，做了些实验、做标本、做实验，等于是增加一些实践的经验，甚至我们赤脚医生相互之间还有实验，我的背后就被人开了一刀，当实验品，到现在还是一个疤。
主持人：让我现在感到非常好奇的就是，在农村那个年代，那样一种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做手术给老百姓看病，当时那些手术都是在老百姓家里做吗？
孙立哲：我们那个村里有个寡妇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后来有一天推磨，推着推着就突然浑身大汗，然后很快就不行了，就叫人把我叫上去了，前后也就五六分钟，我见着她以后满脸煞白，就整个人的嘴唇也白了只能说一点话。结果我说坏了，我说这个显然是大出血，当时想的是大出血，到了医疗站以后血压也量不到了，没有血压，血压也量不到了，结果当时人已经昏迷了。我当时分析是一个宫外孕破裂，结果等我麻药都没有打，来不及打，消毒几乎都没怎么消毒，打开手术包就把肚子打开了，非常紧迫，紧迫到极点，而且量血压没有血压，所以人很快就不会说话了。然后我们打开了以后呢，肚子是分层打开的，一打开最后一层的时候，这叫覆膜层里面是包着肠子肚子，黑的， 一大片挺黑的，而且张力很大很硬，我们把这个覆膜层打开了以后，那血呀扑一下就喷出来了，脸上和衣裳上全是血。结果我们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输血，不输血是没有办法，但是没有血，也没有血站也没有血，结果我们采取什么办法呢？第一 手伸进去以后，就把两个子宫角拿夹子先夹住了，她里边是子宫角破裂了，夹住了，然后之后呢拿吊针输液的瓶子，然后拿那个碗哪，把自己肚子里的血舀出来，几层纱布过滤，然后拿输液瓶子输回去，输自己的血， 唯一的办法，没有任何的办法。输了很大两大瓶血，然后把血止住了，这个前后因为时间比较快，后来慢慢神志恢复了，血压也回来了，加上输了一点其它的血，居然治好了，这个是必死无疑的，按理。如果我们当时没有手术的治疗方案，必死无疑。
解说：随着孙立哲名气的不断增大，附近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找他看病的也越来越多，而让人感到神奇的是，这个从没有接受过系统医学教育的年轻人，在他所接诊的病例中，竟没有发生过一次医疗事故。与此同时 ，关家庄医疗合作站也建立了起来。
主持人：那随着您后来在村里看病的名气越来越大，周围人传得越来越多，那当时来找您看病的都是关家庄的吗，周围的群众也来吗？
孙立哲：（时候）是关家庄的，很快就不是关家庄的了，有外村的，甚至还有外公社和外县的，这个其实很普遍的外县的，然后我们等于自己后来又盖成窑洞，作住院用的，培养赤脚医生，做了好多事来满足这些外来的人，而且后来我们家家是病房了，因为病房不够了，就是老百姓家里是病房，有认识的 有亲戚的都是病房，住到那地方。我等于查房是在村里满村转，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有意思，但是压力比较大，为什么呢？没什么医生，其他是助手等于是比较初级一点的，等于我是事必躬亲，等于所有的地方我都得去，到早查房还是晚查房，还是手术前手术后，诊断、治疗、随访，等于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主持人：您说到这个压力我想我可以理解，因为当时老百姓对您过于太信赖了，是不是出于这种原因？
孙立哲：对，他这个信赖其实有很多是超常的成份，因为我自己是清楚的，因为当时我们都是一些年轻人，所以有一些传闻，说是（我们）祖传的医生，说我们是祖传的，为什么，他不能想像比较小的年龄不是祖传的，他觉得不太可能，实际上根本不是，以为是祖传的，所以有一点过分的色彩。但是也没法解释，人传人，反正老百姓是这么传，所以说这个压力确实是比较大。但是也是个动力，就是压力是个非常自然的天然的动力，当然也很符合于我们的抱负。
解说：一九七二年孙立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又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关庄公社党委副书记、团省委委员和团中央委员，孙立哲成了当时国内新闻媒体追踪的热点，他的事迹被编入了中小学语文课本，他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出访欧洲和非洲，他的事迹在毛主席圈阅的中央文件中得到了肯定，一时间荣誉和光环，都投向了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就在孙立哲决心“扎根农村干革命，一颗红心为人民”的时候，一场生命中的暴风骤雨正在等待着他。
文革结束后，孙立哲这个当时的知青典型，被卷入了一场政治风暴。
孙立哲：我比较大的错误是什么呢？比较大的错误是我当时在政治上很幼稚很不成熟，我提出了一些“卫生革命”的想法，就是我提出来的“一上一下”，赤脚医生要掺沙子到大医院，大医院的医生要下农村，来为老百姓服务，一上一下，然后这个“一上一下”呢，一直扩展到全省，我在省里也在开发这个，在全国的卫生工作会议上也在做这个，这个是政治上不成熟的作法。惹了很多人就这么惹的。
解说：一夜之间 ，孙立哲从自己人生的巅峰跌进了低谷，就在他几乎绝望的时候，那些和他朝夕相伴的老乡们又让他重新看到了希望。
主持人：说到您被审查的那段时间，那段可能是您人生中的一次挫折吧，一次重大的挫折，你在那个时候心情最低谷的时候，和村里的老乡有没有联系？
孙立哲：我给你说那个时候全凭老乡了，为什么呢？我那个时候是被隔离了审查 ，然后给人家写材料交待问题，在那儿劳改，然后开批判会，我这种年龄得到批判会的人是比较少的。因为批判会等于是文化大革命类型的批判会，进了大的会议厅，等于是民兵给我押送的，然后上面一看一个横幅，（写着）肃清孙立哲，在卫生战线上的瘤毒，这是一个，然后呼口号啊，呼口号（的内容）我都记不得了，反正是“肃清孙立哲瘤毒”，总而言之是打倒“四人帮”之类的，就是这类的。所以说这种压力，这种压力有几个人起到很大的作用，几个力量，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力量，我觉得我现在说起来，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我后来看到那个 ，但是后来那个东西丢失了。我们村里有几个人发起呀，其中包括一个知识青年叫杨立群，他找了几位老乡发起写了一封信。他说孙立哲是什么人，他干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好事，他也可能有缺点错误，但是呢他不属于“四人帮”，反正就是这一类的。他不是一个坏人，写了这么一封信，写个证明保护。这个（信）上面呢就找人签字，秘密的，极其机密，因为我们村里已经进驻了三级调查组，省地县三级调查组，驻村调查，到外地调查，到到处认识我的人那儿调查，有一些和我有些关联的人也受到审查，结果呢这个秘密索取老百姓签字，有按手印的，有签字的，有各种各样的字体 ，你可以想像，农民的字，有多长，非常长，一张一张的纸贴起来的。后来把这个东西送给胡耀邦，通过胡耀邦的爱人送给胡耀邦，这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主持人：那个时候您被隔离审查的时候，村里的老乡敢不敢来看你？
孙立哲：敢来，偷着来看啊，康儿妈就偷着来看我好几次，记得，给我送衣裳给我送吃的，然后到地委找我的时候，还找不着啊，找不着在哪儿，问地委的小孩 院子里的小孩，说孙立哲呢，知道孙立哲不知道，那个地委的小孩就问，是不是老脑，我那个时候肿了，脸肿了头大，延安话你知道吗，老脑嘛，大头是老，他一形容知识青年，找着我，正扫地呢，给我拿的油糕什么，带的吃的东西，然后我在医院里，那时候住在医院里，隔离的，从窗户上给我送东西，骑车来的，很远，很远很远的，那时候交通非常差的，骑车到延安来，来了好几拨人，好几拨人都来看我，所以这个现在想起来非常大的鼓舞。
解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孙立哲终于走出了这段人生的阴影。此时，他再一次审视了自己，并做出了一个一生中重要的决定，走出陕北，走向外面的世界。
主持人：您现在所做的这个事呢和医学好像并没有多大关系，那为什么没有在医学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呢？
孙立哲：其实我是这样，我是在考研究生的时候，我是医学研究生外科的，当时我的导师就是医学院的院长，基础很好，我到澳大利亚和美国留学的时候，到医学院很好的医学院。有两个因素使我脱离医学，一个是我作医学的时候，我是作器官移植专业的，我们做很多老鼠的实验，我对老鼠对实验动物，产生了极大的过敏，过敏哮喘，就根本不能进房间，闻那味都不能闻，一闻那味马上就喘得一塌糊涂，就根本不能工作，皮毛类的东西，根本不能工作，所以说我根本就进行不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美国的时候，生活非常困难非常艰苦，然后我们在业余做好多其它事，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包饺子，我们在外国包饺子给人家送饺子，也没有取得制造营业执照，就在家里包一夜，包一夜呀，就包到天亮，然后冻起来 给人家送走，为了挣点钱，打工挣钱，然后一边念书，一边干这个。结果后来就发展到我们给人家翻译，后来发展到给人家打字，后来发展到用一些电脑，结果这个业务就发展起来了，一边念书一边业务就发展起来了，特别是我爱人 我前妻嘛吴北玲，她是这方面很强的，她是文学非常强的，她做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在美国就把一个公司建立起来了。
解说：孙立哲在国外的事业刚刚有些起色，前妻吴北玲此时却因病去世，更为残酷的是，在随后的几年当中孙立哲自己也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孙立哲：我九四年又新结婚了，九O年我爱人得了肝癌 ，结果九二年去世了。九四年我结婚，九五年呢我又生了一个小孩，生了小孩以后十天，我就诊断为癌症。我在那个时候呢，我就想到了延安这个经历，很明显的就想到了这个经历，所以我当时没有一下慌张，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没慌。然后我就找美国大夫，我就说我这个病呢我做了研究，同时我说我自己就是外科大夫，最后我就和这个外科大夫，形成了很好的一个默契，默契好到什么程度你都不能想像。他拿教学的仪器给我做手术的时候，因为要全麻，我说绝对不能全麻，我说你给我打到硬膜外，腰上打麻药下半身全麻，结果他弄了个教学仪器，给我眼前弄了个荧光屏，他做手术我看，然后我跟他商量，这个我从来没有过，这个绝对是一次非常特殊的手术，而且我把手术的计划跟他充分讨论，而且他说你看这个成不成，我说我看着那个好像还没拉干净，你在那儿多拉一点儿，就是完全是这种沟通。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我觉得这个在医学历史上也大概不多见，这个做了以后效果非常好。
主持人：我跟您谈这么多，我发现在您的身上不光是具有这种传奇的感觉，而且在延安您当赤脚医生，给您带来过荣誉，带来过那么大的名气，同时又受到审查，又给您也带来过那么大的挫折，所以说延安这个地方好像注定要与您的一生，都要有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
孙立哲：我觉得我的人生观啊，对生命的意义，对生活的意义这个确定是在延安确定的，这毫无疑问，在那儿形成的，或者它的主体是在那儿形成的。特别是对于人从底层，就是什么都受过，受过一些苦、受过累、受过艰苦，知道在底层的生活，吃不上饭挨饿是个什么样的（感觉），这对人铸造人们对生存力，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一个经历，我们大家就觉得在延安（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一段特殊的时间，这个时期呢，可以说是历史也可以说是误会，有人说是历史的一种错位，也有人说是一种人为的错误，但是从我们亲自体验的人来说，我觉得这个体验简直是一种礼物，这是一种礼物，简直是一种礼物，什么叫礼物呢？就是我们不能想像，在我们以前的那种惯性，那种生命轨迹和道路，它不可能有这种经验和经历，不管它大的背景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我们具体的人生当中，都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
有这样一个投资者——特写孙立哲
作者:霍秀 来源:《人民日报》 阅读次数：
孙立哲，前些时候《北京晚报》曾登过一则名人寻踪，询问他的下落。我知道他在哪儿。他是我中学同学，也是我常挂在嘴边的能炫耀的几位熟悉的名人之一。
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在几千万知识青年群体里，他曾是五位全国性先进人物之一。那时候能得到这种殊荣，绝不亚于如今获得奥运会金牌的光彩。
他的10年插队生涯神乎其神，新闻界广泛宣传，事迹被编入小学和中学的语文课本，他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访问欧洲及非洲……
他是赤脚医生，当年他就在插队的窑洞里练着给乡亲们治病。几年中竟做了“洞中手术”1000多例!
1973年，北京医学院和北京第二医学院由院领导亲自带队，组成一个专家考察团，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度的负责精神，深入到孙立哲所在的农村进行实地考察，竟认定他的医疗技术水平达到了文化革命前大学毕业的、有了两三年临床经验的正式医生水平!那年，孙立哲才21岁。
医学界、舆论界哗然。1975年，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德高望重的黄家驷教授不顾年迈体弱，亲赴陕北考察孙立哲的医疗技术，并亲自打手电帮助孙立哲做手术。考察的结果使老教授感慨 万分，激动万分，他破例邀请这个老乡们提起来都掉泪儿的大孩子，作为他与吴阶平主编的《外科学》一书的正式编委。
孙立哲忍不住也掉泪儿了。
1979年，这个初中没毕业的“土造儿”竟创下另一个奇迹，在全国报考北京第二医学院（今首都医科大学）研究生的考生中，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上院长戴士铭和外科教授龚家镇的硕士研究生，他没有读过大学，而直接考上了研究生。
1982年，他出国去读博士生……
等我今年再见到他，已认不出了，胖胖的，戴个眼镜。人们恭恭敬敬地向我介绍：这位是孙立哲总裁，美国芝加哥万国图文有限公司及美国万通科技国际有限公司总裁，在美国拥有两个独立的企业法人和三个分公司，是爱国人士，回中国投资来了。
“立哲，是你啊!”我兴奋得大叫大嚷，与他握手拍肩。他也高兴，全忘了穿着总裁这件外衣。
细细聊来，方知他这10年“洋插队”经历不凡。先跑到澳大利亚，在国立大学当访问研究员，从事胰岛移植的科研工作，写的论文在国际《移植》杂志上刊登，一下子获得了澳中协会特别奖学金和扶轮社奖学金，1983年又考入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博士，又正式学术刊物上发表10余篇论文，获西北大学校级奖学金。
我突然想起他的头衔。“哎哎，你念书怎么念成总裁了?”“博士没念完，我就在实验室里晕倒好几次，后来才明白我做动物实验过敏，一见动物毛就喘不过气来，不能进实验室，根本就没法儿完成学业。”他遗憾地叹了口气。“然后就当总裁了?”“嘿嘿，”他乐了，“给人扛过大个儿，当饭馆跑堂的，开过饺子馆，洋插队比土插队还不是滋味。挣了钱也没人瞧得起你。”
1986年，是他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他与爱人吴北玲从给人印名片开始，创建了芝加哥万国图文公司。他俩毫无外来投资，凭着自己的超凡智力与超负荷的劳动，竟熟练地掌握了现代电脑图版技术，并开发了具有世界级水平的多文种PostScript字库。这一惊人之举，使公司在几年内迅速发展膨胀，随着实力和资产日益雄厚，逐渐在洛杉矶、新泽西、旧金山、迈阿密、芝加哥等地开拓市扬，如今已成为美国多文种电脑图版技术领域中最著名的公司之一。
孙立哲的实体企业资产听来使人头晕目眩，连儿子孙子和重孙子的全备齐了!孙立哲，你还想干嘛?“中国的印刷技术和电脑图文技术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我和北玲想把先进技术、管理方法引进来，当然，我们投资。国不富民不强，我们实在忍受不了大陆中国人在国外自称是什么台湾的，新加坡的。”
于是，这两口子又像钟似的在国内转起来。他们把挣来的血汗钱毫无犹豫地抛在这片魂牵梦系的土地上，先后注册了近10家独资、合资公司，整集装箱地往这儿运设备，整批地派职员出国培训，没有半点虚假，没有半点张扬。
但是，立哲的绝不能分开的好伴侣、好搭档北玲累病了，医生诊断——肝癌晚期。立哲闻知痛不欲生，泪水横流。他是久经考验的医生，如今却挽救不了自己的妻子。无论他多么坚强多么乐观，是钢打的铁铸的，也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他也病了。
1992年8月20日，北玲带着无尽的哀伤走了。他的同学，作家史铁生给北玲的挽联是：
盼见儿女怕见儿女捷声捷妮当解慈母意，
彼岸创业此岸创业万国万通凝聚爱国情。
遗体告别仪式后，我劝满脸浮肿的立哲：“回美国休息吧，调养一下身体。”立哲说：“为祖国投资办企业是我和北玲的宿愿，说什么也得干下去。我的身体可能还能顶10年，争取到50岁的时候，能为延安捐献一座现代化的医院，这就是我和北玲最终的愿望。”我本来想安慰他，自己却泣不成声。
现在大家知道了，孙立哲就在这儿，就在北京，在我们身边……
文化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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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际上，俞晓群当时启动“新世纪万有文库”的“立意”甚至有些“低小”。据俞晓群自己回忆，辽宁教育出版社多年经营教材，可供书目太少，他只是想充实一下书目。同时，他也希望能把这套书做成“经济独立”的产品，试探着松动“以学生书养某某书”的格局，减轻经济上的压力。
这是辽宁教育出版社迈向“百年老社”的最初几步之一，得到了陈原、顾廷龙、金克木、董乐山等一批“大家”的支持。其效果令俞晓群十分满意。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第一批‘万有文库’一万套600多万码洋，一年就卖出了8成。邮购的特别多，像《梦溪笔谈》都能邮购近千册。”
从此之后，一发不可收拾，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名字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在中国出版界的大事纪中。
出版了国内的经典好书，俞晓群又把眼光转向了国外。
孙立哲是俞晓群最早的合作伙伴之一，其合作早在孙立哲成立华章、万水之前，两人至今私交甚好。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很多名牌图书都是经由孙立哲引进的，如：汤普森《工商管理大百科全书》、麦克劳·希尔《美语路路通》等。
当时，孙立哲提出的商业理念之一是“空前绝后”，也就是出版那些中外经典的不可替代的图书。一次研讨会上，俞晓群说：“攻一攻《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如何？”于是，孙立哲数次奔波于美国、英国与德国之间。
一次，俞晓群正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突然接到孙立哲的电话，说明天“吉尼斯”总部要请他作“关于中国市场开发的报告”，需要了解一些数据。于是，俞晓群就把车停在路边，两个人整整通了一个多小时的国际长途。
俞晓群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当“一把手”10年，国内国外文化品味醇厚的图书出了不少。在当时国内出版界，辽宁教育出版社已然成为一杆旗帜。然而，今天俞晓群谈起他的“百年老社”梦依然颇为遗憾。
1995年，当俞晓群发誓追随、仿效商务印书馆的时候，陈原曾经告诫过他：“走商务的路，至少需要20年的努力。”俞晓群现在更深切地体会到这句简单语句中的丰富内涵——陈原是在告诫他不要浮躁。静下心来，守得住寂寞，一点一滴，扎扎实实地做一点事情，这是达成目标的唯一途径。
建设品牌强社，除了要踏踏实实做实事以外，与社外强势力量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是鼎盛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在出版“万有文库”的过程中也得到了胡适之等社会名流的协助。俞晓群深谙此道。在他的推动下，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社，几乎一夜之间网罗了大批国内顶级学者。这让很多人困惑。
其实，俞晓群有一个“偷师”来的很简单的小技巧。
沈昌文与俞晓群最初的交往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请客吃饭。
每次都是由沈昌文提议并选定进餐地点，俞晓群请客。他们被“沈公”拉着经常出入了北京的五星级酒店。
南开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王之江当时是俞晓群的同事，他还记得，第一次“聚餐会”是在天桥饭店。对于当时的王之江来说，那样的场合很是高档。而聚餐最大的伏笔在于，同时参加的还有吴彬、赵丽雅、陆灏等一批文化人。
若干类似的活动之后，俞晓群等顺利打入了文化圈里的“上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