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商业精神

文/吴晓波
麦肯锡顾问公司的改造者马尔·波文曾经如此描述：一般的商业领导不需要政治领导那样的天才，他只需要鼓动人们去养家糊口而非包围德国飞机轰炸下的伦敦。“一定程度的想象力，主动性和韧性，强烈的成就感与理解他人的观点和历程的能力”的人，他只要再学习一些管理的技能，就可能成为一位成功的商业领导。
用这条“定义”去衡量毛泽东，将得出一个有趣的答案。
如果真的去做一个企业家，毛泽东一定不是一个安分的职业经理人。他个性飘逸、志向远大，绝非套驾之马。他只要稍有机会，肯定会拉支人马，独闯天下。
他可能会离开中心城市——这位边城青年从来对繁华的商业生活充满了排斥和不自信，当年即便是去了京城，他也宁肯躲进图书馆当一个管理员——去一些边远的小城市，在那里他很快就能找到与自己志趣相同的同志，他们都有特别的韧劲，做事不惜力。他们非常适合创办一些加工厂或办乡村商场，在一开始他们的产品很粗糙，技术含量很低，但这无所谓，因为他们有成本上的优势。当这些产品以很低的价格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自然会对城里工厂生产出现的同类货造成冲击，他们将很快成功。
毛泽东的一生中，最迷人的是他那股“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精神气质，他那“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永无穷尽的叛逆精神，几乎与格式化的、商学院流派的商业思想无关，它似乎能够非常轻易地唤起人们内心那股莫名的创业亢奋和青春骚动。任何人从本性上来说，都有一种颠覆秩序的冲动，在对既有游戏规则的破坏中人们可以获得无上的快感。它像一个幽灵一般地隐藏在所有人的内心，强力愈强者，其冲动便越大。也许，熊彼特当年定义企业家时，他所谓的“破坏性的创新”也部分地灵感于此。
尽管毛泽东不是一个优秀的具体事务管理者，但是他却是天才的制度设计人。当他发现自己的队伍里都是大字不识的农家子弟的时候，他不会用“之乎者也”的语言讲他们将什么大道理，他聪明地发明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行动听指挥”说起，还将它们编成一首歌——其曲调则是从流传已久的民谣中改编过来的。他还是一个制造“典型”的高手，一个张思德，一个白求恩，一个雷锋，一个王进喜，就足以规范一个时代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
他没有上过大学，就好像企业家没有读过商学院一样，但这一点也不让他感到棘手，去重庆的时候，他以一阕《沁园春·雪》就让所有满腹经纶的白胡子们倾倒。他是格言的发明人，这是一种无从学习到的天赋，他对思想有天然的敏感，知道用怎样生动的方式来表达他，“农村包围城市”，“敌疲我打，敌驻我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都不构成所谓深奥的理论体系，但是却像天下最锋利的宝剑一样，轻灵，一击能胜，光芒万丈。
他是一个天生不惮于冒险的人，危险越大，他的斗志将越是高昂，他甚至相信“人定胜天”，所以他让全国人民都读《愚公移山》。当共和国刚刚新建，一切事务百废待举的时候，他也敢于派兵渡过鸭禄江，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硬碰硬打个大仗。这种霸气，百年一人而已，如果是用在企业竞争中，却又是谁人可敌。在企业家的所有素质中，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往往是决定最后命运的那一项。
在宏观谋划上，他是一个天才的战略家，这又是卓越企业家的必备能力之一。在天地混沌之际，他能够看清楚事态发展的走向，抗战胶着时，国内舆论一片混杂，主战者悲愤高呼，往往只会以血荐国，怯战者懦懦言行，从来无法自圆其说，只有他以一部并不太厚的《论持久战》，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抗战的出路。这似乎又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如果去经略一家企业，不只要少走多少弯路，获得多少先机。
他是一个浪漫的人，却决不会沦于空想。与那些只会与经典亦步亦趋的书呆子们不同，他善于利用经典，而不是被经典利用。所以在任何时刻，当市场发生莫测的变化，他总是能够在第一时间寻找到对自己最有利、也是最安全的方案，这又是一种天生的技能，有的人大而不当，最终沦陷于自己的梦想，有的人过于务实，最后成为一个拖泥带水的庸才，只有他从容折返其间，却很少被“理想”羁绊。
他的事业会越来越大，这毋庸置疑，他迟早会从乡镇进入到大城市，这也毋庸置疑。那么他如何让自己的“帝国”百年蔓延、永续成长？说实话，这似乎是一个问题。
因为他不是一个计较于物质得失的人，像他这样的性格，无论是从事什么职业，都不会被利润、职称、头衔之类的拖累，他从来活在一个更大的梦想里，他总是想去实现它。这有时候就会与事业的现实目标相冲突。
他不是一个甘于苟且在某一狭小空间的人，所以，当他解放了中国后，就会想着去解放五大洲。他不会是一个“隐型冠军”。他总是喜欢与世界上个头最大的那个人站在一起，比个高低，所以他一定会多元化，会把自己的资产规模做得非常的庞大。在企业经略中，这很难说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时候，就要看他的运气了，如果上天降一个务实而勤劳的总经理给他，那么“帝国”将一切无恙，可是，如果没有出现这样的人，灾难迟早会出现。
一个尤为危险的问题是，他是一个天生的反对派，一个从来不肯停歇的革命者。他似乎从来不能完全地信任一个人。所以，他的企业中无法实现真正的授权式管理。铁的纪律和人格魅力的双重维系，是他的事业得以凝聚的两大法宝，可是这种维系到底能够持续多久，则是一个迄今没有被事实验证过的问题。
他命中注定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明星。一个超级巨星的优势在于：他能成为事业的象征，品牌的代言，以个人的魅力为事业涂抹上神秘的色彩。而劣势则也很明显：事业形象维系于一人，俱荣俱毁，风险极大。《追求卓越》的作者吉姆·科林斯说：“对于一个企业的健康发展，没有什么比明星CEO的增多更具破坏性。实质上，我们现在普遍认为能够使企业脱胎换骨的那些领导素质都是不正确的。”这段话至少有一半是对的。
毛泽东这些复合型的独特魅力，即使把他放到现代商业中来，也依然会熠熠生辉，也因此故，毛泽东一直是中国企业家心中的偶像，他的治军、治国、治党理念，即所谓治军以严，治党以忠，治国以强的思想精髓，经常能在中国商业史上的某些时刻闪现。
比如，草莽起家的毛泽东经常被当成创业者的经典案例，“创业当学毛泽东”是企业圈不二的共识；他的“红色管理”与诸多公司的公司管理方法相似；他的“农村包围城市”被无数次当成企业的市场战略绝招；他的“人民公社与理想主义”至今仍是很多公司订立的公司使命；还有他的长征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典型；而他的浪漫主义情怀，又深深迷恋着无数的企业家，让他们为之倾倒，膜拜不已。
时光流转，今天离毛泽东逝世也早已过去了三十多载，如果以十二年为一轮转，中国企业界行将满三转。但事实上，在这漫长的时间通道里，即使在不同时期，也都有最虔诚和最勤奋的“学毛标兵”出现，以下九位便该是其中的佼佼者：
【牟其中】
我亲眼见过牟其中谈到毛泽东时，两眼湿润的景象。这位中国企业史上的第一个“首富”，从来就是政治情结十分深重的人，少年时，他曾经因写作一篇《中国往何处去》的万言文而入狱。经商后，他无时不以思想者自诩，颇有替天行道、经略中国的气概，到后期，他甚至梳起了一个毛式大背头、还学毛的作为，故意去长江游泳，拍了一张“到中流击水”的照片。那种不切实际的治国幻觉，最终让他在商业上一败涂地。他大概是最劣拙的模仿者。
【柳传志】
大学时代，柳传志是造反派的领袖，他对《联想局》的作者迟宇宙说，“我们都以政治敏感自豪，谁跟随毛主席谁就政治敏感。”在创办联想前，他始终对科学研究提不起兴趣来，倒是对中国每天正在发生的一切充满了兴趣，他常常和几个要好到同事躲在一个空房子里讨论林彪的坠机事件、“四人帮”的猖獗、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华国锋当接班人等等，跟沉闷的计算机相比，这些政治话题才能让他满脸通红，激动不已。柳传志治理联想，颇多权谋之术，其中与倪光南之争、制衡郭为、杨元庆关系以及收购IBM等等，不乏看到毛式风格。
【任正非】
当兵时的任正非也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积极分子”，他很喜欢读《毛泽东选集》，一有闲工夫，就琢磨毛泽东的兵法怎样成为华为的战略。1992年，华为自主研发出交换机及设备，当时阿尔卡特、朗讯、北电等洋巨头把持着国内市场，任正非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迅速攻城略地，通讯设备价格也直线下降。1996年，华为开始在全球依法炮制，蚕食欧美电信商的市场。任正非还仿效《鞍钢宪法》搞出一部《华为基本法》，他在公司内部开民主会，搞“批评与自我批评”，所有行迹俱有强烈毛式痕迹。
【吴炳新】
在中国保健品市场创造过三株奇迹的吴炳新是第一个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淋漓尽致地施展于市场上的企业家，他自称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读一段毛主席语录。1996年前后，他用刷标语的方式将三株的广告做进了全中国所有的乡村，他还用赤脚医生的方式，“送药下乡”。此外，他还在公司内部实行军训制，有时候甚至直接租用各地的党校，以政治化的方式给员工洗脑、凝聚战斗力。
【宗庆后】
读书不多的宗庆后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另一个忠诚实践者，在强手林立的饮料市场，他以联销体的模式在城镇市场取得绝对优势，90年代末，他又推出“非常可乐”，以民族主义情绪为卖点，硬是从可口可乐那里抢走一块市场。他在公司内部实行强权的一人领导制，据称，“也是向毛主席学的”。
【史玉柱】
史玉柱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很是痴迷，1994年推广脑黄金时，他仿效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采用的军事体制，在深圳设总指挥部，各地设“军区”，发动“总攻令”，试图以排山倒海的广告来启动市场，其广告词便是“请人民作证”。这种“人海战略”和人民战争模式一度竟非常有效。
【陈天桥】
年轻而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的陈天桥对毛泽东十分崇拜，他曾经模仿毛式语言专门写了一篇《论“新文化运动”》，在盛大公司内部开展文化整顿。据称，他聘用唐骏为盛大CEO，也与这份喜爱有关，他们两人都是毛的崇拜者。唐骏在微软中国公司时，曾经包了一个专列，带领员工浩浩荡荡上井岗山。
【王宏彬】
河南南街村的王宏彬，因为坚持用毛泽东思想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而名闻遐迩。在他的带领下，南街村将承包的责任田，又收归了集体所有。直到今天，南街村仍然过着人民公社般的生活。每天早上6：30，全村的广播喇叭就响起了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到处是毛主席的巨幅雕像和马恩列斯毛的巨幅画像。道路两旁的街灯，都是模仿北京长安街上的设计，并悬挂着耳熟能详的毛主席语录。年轻的村民们排成整齐的队伍，在领队的指挥下，正在进行操练。
南街村的村民被称为学生，而党支部书记王宏彬则被称为班长。这大概是因为一方面他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而王宏彬是这些学生的班长，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定期集体学习毛主席著作，就如同文革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样吧。
【孙大午】
孙大午的大午集团是一个“人民公社”式的公司，他用18年的时间建设起了一个
“乌托邦”。这里有工厂、公园、学校、医院，承载着１６００名职工的全部生活。他将这种模式称为“互为劳动”：饲料可以养鸡，鸡粪、猪粪又可以制造沼气，沼气可以用来孵化；工人可以带动商店、饭店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医院、学校不但满足了工人和附近村民的需求，同时还创造了新的劳动空间。从他的实践中，可以非常生动看到毛泽东对现代生活的某种描述。在某种意义上，任正非、史玉柱所学习的毛泽东，无非是他的术而已。与这些权谋痴迷者相比，王宏彬、孙大午们倒是近乎于他心目中的道了。那是一个无私的大同社会，人人自食其力，家家丰衣足食，无穷无富，无贵无贱。这种理想能否在一个商业时代中可持续地存在，迄今是一个让人狐疑的大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