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低人权”优势——收入分配改革面面观

反思“低人权”优势——收入分配改革面面观
作者：吉庶
破旧的教室里，一名身穿旧毛衣的农村小女孩哽咽地念着手中的作文《我的理想》：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把爸爸妈妈接到城市，过上好日子…不让爸爸妈妈受苦，让他们在不用…(没听清)的情况下让我做一名科学家…”
这是日本NHK公司拍摄的《激流中国》纪录片第一集——《富人与穷人》中最令人动容的片段。比照于城市里富豪、新贵们针对政、商界内部信息的交谈的声音，女孩的哭声更亟待我们留以更多的关注。尽管片中贫富对比攫取的是极端的两个场景，有突出宣传的考虑，不过片尾留下的疑问却值得我们思考：作为共同分享富裕的和谐社会，中国政府能否实现这一伟大抱负?不断扩大的贫富差别，已经成为了其沉重的抱负。
学界流传的共识乃是，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0.5。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景象阐释成为今天的贫富差距似乎也并不为过，尽管今天的穷人已经满足了温饱，也用上了手机，不过，我们很难说这是一幅全民富裕的景象。没有人会否认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奇迹，或许，也会有部分的人承认高速经济增长背后财富分化的必然性。毫无疑问，当今的中国底层人已经被最大程度地利用到了社会分工之中，这是张五常这样的经济学家盛赞中国式奇迹的地方。在这种最大程度吸纳分工的过程中，由于中国的特殊产业格局，广大的资源、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使得处在底端的人力资源占据了绝大多数，他们无疑是国家机器高速增长的引擎动力。然而，正如温总理所说的，劳动者也关乎自己的尊严，绝对的廉价劳动力成本使得许多人仅仅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而相对剥夺感正在从心理的层面慢慢撕裂底层人群的尊严。
“低人权优势”
任何一个歌颂中国式奇迹的经济学家都会先盛赞那个被做大的蛋糕，毕竟只有蛋糕做大了，每个人可以分到更多的可能性才会存在。那么，大规模劳动力以及低劳动力成本无疑是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最大优势，通过最大可能的规模扩张，吸纳尽可能多的劳动力加入到就业领域。唯有尽可能的吸纳就业，才能缩小因为劳动力闲置造成的资源浪费，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加强社会的稳定性。而它的代价则是初级劳动的低收入分配、环境污染以及资源的浪费。这不禁令笔者想起了秦晖教授在多年前的一则访谈：《中国以“低人权优势”造就惊人竞争力》，在其中，秦晖认为低人权表现为初级劳动力在议价领域权利的丧失，和在劳动力供给过剩及宏观上国家的出口导向政策的作用下，工厂可以任意决定工人的工资、福利。中国奇迹的出现显然受益于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某种机制。而这种单方面出价以节省“交易成本”的尽管其实是一种强盗逻辑，然而它却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原始积累。但区别于前面这种一般的看法，秦教授认为低人权(或低收入分配)并非简单看起来那样节省成本，相反，这种低成本带来的某些负外部性也会产生出于生产成本之外的成本。正如，人民公社看起来节省了国家与小农经济的分散对话，然而，人民公社时的成本是最高的，哪个国家在工业化时期付出了饿死如此多人的高昂成本?
为此，社会是否已经到了该考虑这份隐藏成本的时候了呢?低人权优势如果用得过头的话，对社会的良性成长来说，终究会成为一个引起社会断裂的最大的劣势。但是，国家是否能够或者愿意从这种低人权优势中走出来是存疑的。
剪刀差传统
任何一种思维习惯，都会受到历史惯性的影响，而近代中国的剪刀差传统，无疑对当下的收入分配改革产生了掣肘。前苏联在斯大林统治前期获得的经济发展奇迹，可谓剪刀差原则的经典案例。而深受列宁主义影响的中国共产党，也同样对斯大林式的工业化模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那就是，通过国家控制的集体化农业，掠夺性的压榨农业所得，将其作为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资金。因为，作为后发国家，摆在面前的头等问题便是：如何以最快的速度获得更可能大的原始积累。在这一国家意愿下，必然产生对于某一受控制群体残酷剥夺。而所谓的外部性成本(如饿死人、官民矛盾)都不会作为显形成本被当局所考虑，不可否认，斯大林以及毛时代的工业化进程就是建立在这种残酷的城乡剪刀差模式之上，而它的成就就是以最惊人的速度实现了成规模的工业化。相比于英国早期的“羊吃人”圈地运动，其原始积累的残酷性有过之而无不及。
同时，并不意味着只有计划经济或集体经济才会利用这种剪刀差，相反，在市场经济中，也有天然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而且这正是西方国家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根源。真正的社会主义，则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资本的残酷剥削，还原每一个体的议价权利，而绝非以国家的名义进行更大规模的集体剥削。改革开放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正是从解除对农业的过渡盘剥的角度考虑的，当然，这只是仅仅有限度的放开，即在生产环节上开放农民的自主性，但毕竟，在粮食征收环节，依然是国家统一收购，并且价格低廉。笔者一次与一位英国外教谈到中国的大米征收价格大概在1块钱时，那个英国人直接惊呼“unbelievable(不可思议)”!因此，作为个体的农民根本无力与国家进行任何的议价，但相较于改革前，残酷程度要下降很多。自84年起，改革的方向逐渐从农村转向城市，以相对牺牲农村的形式“补贴”城市的城市化进程，直到新世纪初，以减免农业税为标志的“城市反哺农村”的进程才算做真正起步。
随着世界工厂的名号被冠在中国头上，农民工及下岗工人成为新经济结构中的另一被盘剥对象，对于这些低成本的廉价劳动力造成的种种经济现象，无论我们是冠之以“劳动力成本洼地”，抑或“低人权优势”，还是“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盘剥”。实际上，都是剪刀差传统的新发扬。而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它体现为政府强大的财政行动能力。而无论是农民、农民工、民企一线劳动者还是广大企事业单位职工，都被吸纳到了这个巨大的剪刀差之中。
居民收入所在GDP比例逐年下降，财富集中程度越来越惊人，在诞生富豪、新贵之余，国家也变得越来越有钱。“中国模式”展现了惊人的原始财富的积累速度，这种积累还体现在利用“国进民退”来保有现有的分配格局。尽管，近一些年，政府在财政的转移支付(二次分配)上做了不少工作，但无论是住房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以及补贴农村，进展都远远跟不上差距扩大的步伐。就连近日关于首次分配的《工资条例》的出台也麻烦重重;事实上，真正妨碍《工资条例》出台的因素，恐怕还是有些经济学家编造的中国比较优势神话，这个比较优势就是廉价劳动力。
这里，笔者列举了一系列的数据指标供读者参考：
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
　　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 .8:1扩大到2007年的3.33:1。
　　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
　　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
　　据统计，2009年上半年，占全国企业总数1%的国企获得全国借贷的91.2%,而民营企业仅获得8.2%。
　　22年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下降近20个百分点，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1978年～2005年，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则上升了20个百分点。
对比
“政府存款”项目下的资金额从1999年的1785亿元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16963.84亿元，猛增了9.5倍!
　　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95%升至20.57%
　　2007年我国政府开支占财政收入的29%,美国为9%,欧洲为5%,而日本仅占4%。
这些年我国GDP每年增长不到10%,但税收和行政开支的增长速度却是百分之二三十。
5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今年1至4月，全国累计财政收入27552.73亿元，同比增长34.1%。
新左派视野下的国家主义
看到上面的数据，所有人一定会惊叹于政府占据的国民收入蛋糕份额居然会如此之大。并且，丝毫看不出它放缓扩张脚步步伐的影子。据有关说法，中国的税负居全世界第二，甚至高过所谓高福利高税收的北欧国家。不过，如果民族国家之间依然是竞争性的，那么，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就依然会大行其道。我们赋予了国家现代化的诸多标准：如国防力量、基础建设、各领域产品自足的能力，这些硬实力才是全球竞争中基础的硬指标。并且，在国与国的竞争中，GDP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的实力，但最集中则反映在国家(或政府)的行动能力上，它以政府可支配的财政力量或公有财产为依托。
近代的中国丧权辱国，其中很大的原因在于国家(政府)的行动能力很弱，国家缺乏对社会的整合与征税功能，而新中国着力解决国家的行动能力，最快的手段莫过于上文所述的剪刀差式的原始积累。而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行动纲领则依旧继承之前的解决国家行动能力的宗旨。就笔者所认识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多数也赞成必须将国家行动能力的提高放在首位，面对21世纪头20年的战略机遇期，学者们均希望国家能够在此阶段多积攒行动能力。为此，强调二次分配的改革则会遭到冷落。不仅如此，从西方回国的大批知识分子也热衷于当下的中国模式，为此出现了“新左派”这样的称呼。他们从某些侧面鼓励国家扩权，增强国家行动能力;在某些侧面则是追求更深入的市场化，从而使得国家在从市场经济中依托剪刀差原则获得更大的原始积累。
在西方宪政国家，左派右派的概念略区别于国人，在西方，左派反对自由放任(现在的说法是“新自由主义”)，右派反对福利国家。如秦晖回答外国学生关于中国左右派问题时所言：“你们的左派老要追问政府的责任，你们的右派老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但是这种左派或右派都是中国政府不喜欢的。我们中国政府喜欢左派为它扩大权力，喜欢右派为它推卸责任。”那么，国内的新左派可谓生逢其时，恰好拿捏住政府心里的七寸。既反对放任，也反对福利国家。为此，国家的角色成为了资本家，在这种新左派的诉求逻辑下，作为“国家雇员”的另一方实际上失去了对自己权利与能力的“议价权”。而国家可以利用“列币驱逐良币”的原则在改善贫富两极化之前占领世界竞争的领先地位。
为此，当这种新左派式的国家主义摆在中国最高决策者面前时，后者很难不受这种思维的诱惑，更何况其也具备很大程度的合法性。但如果在这种思维之下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很难保证政策的执行力度。藏富于民，作为收入分配的最终目的，会面临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障碍。无论当下的国进民退，还是之前改革国企的民进国退，都是为了在做大国民收入的蛋糕的时候扩大国家占有的相对额与绝对额。况且，因为权力架构本身存在的问题，在具体的运作中，就不能不防止让它用掠夺老百姓私有财产的方式来搞国有化，也不能让它用偷盗公共财产的办法来搞私有化。总之，摆在决策者面前的难题非常棘手。
驳“老左”：勿过渡放大“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过，面对近些年一些反对改革开放的声音(例如认为改革开放导致了贫富差距，就应该反对)，我还是不辞辛苦重复一下大多数人都明白的一些道理(这些是说给老左们听的，新左派并不包括在内)：
贫穷已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一无所有：正如近代西方自由主义之父——洛克所说的那样：英国的普通工人，所享受的物质供应也会远远好过印第安某个部落的酋长。这个比喻放在今天，我们可以说一个普通民营企业的工人的生活水平甚至远高过朝鲜某个县的县委书记。那么，无论是农民、二代农民工，还是下岗再就业的工人，都是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成就的。为此，我们讨论问题的尺度应该区别于老左们的论点(即改革开放开了共同富裕的倒车)。明理人都懂：富裕意味着首先得将蛋糕做大。否则，如果我们享受着朝鲜般的低等公平，那样，我们除了有政治意义上的心理安慰之外，我们可以说一无所有，更何况，那只是一种很隐蔽的贫富等级而已(很多都体现在工资、福利之外的特殊待遇)。
杨奎松教授最近的建国后的分配研究有效地反驳了老左们的奇特论点：“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从来都高举社会主义和平均、平等大旗的共产党人，会建立起这样一套权利和分配都非常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为什么迄今还有不少人坚持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只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以前从不存在这种问题?”
杨教授的研究间接地告诉我们：公平分配的理念并不代表他们真正实践了公平，毋宁说是在普遍低阶平等的贫穷之上建立一个隐蔽的官本位等级体系，而当时的相对差距甚至大于今天。除了在文革的动乱其间多少打破了这样的特权现象之外，在正常的时间里面那种公平的社会蓝图仅仅是另一种高妙的谎言。只不过，改革开放之后，最高领导人“公然”抛弃了公平优先的原则，似乎给人的印象就是不公平的起点。不过，作为一个清醒的公民我们应该了解，意识形态并不能抹杀我们对事实的判断。
当然，这些并非当下贫富差距拥有公然正当性的借口，改革开放并不意味着取效率而弃公平以不顾。上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正来自于对资本主义效率至上的根本性反思。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期，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往往相伴相生于个体权利平等的诉求之中。如果说，民主抑或个体自由成为了历史观念的宗旨。那么，这种潜意识里的平等会浸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中必然包括经济领域，后者也会最终反馈为政治民主的指标。然而，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却存在反平等、重资本聚集的天然因素(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逻辑那样)。在后发现代化的国家之中，资本的聚集作用尤其得到最大化体现。而英国工党与保守党在二战后交替执政的情形则间接表明了：公平与效率，无论哪一极，都存在着自身的盲点。如果，我们既想保留社会财富最大化的功利原则，又想顾虑民主、平等观念铸就的政治合法性原则——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如何维持一种较为适度的贫富差距的尺度。
警惕社会固化
很显然，当前的贫富差距已经超出了社会稳定所容忍的正常尺度。借用邓小平所说的一句话：改革开放如果导致了贫富差距拉大，那么改革开放就算是失败。无疑，今天的危险程度已经接近失败的边缘，它的标志无需再举例。
正如陆学艺指出的：当前的中国社会结构有固化的危险，这种社会结构的调整滞后经济结构调整15年。而正是在这样的空档期，各种既得利益群体被固化，组成的特权实力越来越大。它的标志则是开始出现了代际传递，也就是形成了当下国人热讽的“二代”现象。尽管大多数二代并非为富不仁，不过这种新的“血统论”象征了一种新的不安定的因素，那就是社会固化，阶层流动性降低。这种情况下，极容易出现以下这种结局：即经济保持较快发展，但政策体制调整不及时，会造成社会阶层结构进一步分化，出现“工”字形社会阶层结构。一旦这种社会阶层结构形成，经济也难以保持高增长，阶层间的利益冲突放大，社会必然不稳定，有极大的断裂风险。
然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受制于既得利益者的阻拦，国家难以实行相应税收、二次分配改革，如无法对富人进行有效征税;一些垄断性企业借助垄断地位对国家进行“要挟”。它的后果则是权力资本的暴利在扩大而中小企业普通民众的盈利空间被挤压。因此，面对如何打破特权垄断的问题，一部分学者提出必须还一个真正的宪政民主的体制环境，只有将权力建立在由民众赋予的基础上，才能有效解决问题。否则，面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垄断，任何民生派的改革都会举步维艰。并且，越往后拖，这种难度也将会越来越大。
如何面对资本溢价这种“不劳而获”的财富?
按照经典的马克思经济原理，价值取决于投入生产劳动中的时间，并在规模效应中形成资本积累。为此，常人理解的财富在于通过劳动以及剥削所积累的剩余价值。然而，现实的财富现状已经不仅仅体现于生产环节以及分配环节。还体现于一种依靠财富自身升值的新渠道，经济学家金岩石将其称之为流动性溢价。流动性溢价是以实体经济为支点，以货币金融为杠杆，所撬动的是虚拟财富。支点的财富来源于土地和劳动，但虚拟财富却不是直接来源于土地和劳动，而是间接的、通过货币金融的力量创造的新财富。他指出，这种财产性收入是近几年扩大贫富差距的最大因素，它最集中体现于投资楼市、反复利用金融杠杆而发财的那些人。
因此，在有些学者看来，加剧近几年两级分化最重大原因或许并非来源于剥削与分配不公，这两种因素发生在生产和流通领域;而造成两级分化更重要的原因是生活中出现了虚拟财富，而这种财富直接来源于货币金融的杠杆率。而这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中乃是合法手段，它唯一需要的可能就是基本的门槛资金和投资智商。(没有任何门槛资金的社会底层自然被排除到资产升值的队伍之外，除了少数幸运拆迁的人)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可能读者身边会有五年前积蓄、工资差不多的朋友。然而，通过这几年的房市投资，很可能朋友之间的财富差距已经拉开了数量级。不过，这种“暴富”没有任何的不合法，差别仅仅在于经营风险的意愿不同。“富贵险中求”，似乎人们面对这种财富分配，也拿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相反，不得不去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合理性。为此，经济学家指出：收入差距的形成有三个源头，一个是生产领域的剥削，应通过税收来调节;一个是流通和分配领域的不公，应通过法律来遏制;还有一个是交易市场中的溢价，我们必须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
当然，笔者依旧对此持谨慎态度，经济学中的一个常识是：个体的合理性往往会造成的集体的非理性，后者则会产生严峻的社会问题，例如一二线城市脱离普通市民购买力范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因此，如何引导人群避开集体非理性投资?如何对获得巨额财产性收入的人群进行税收再分配(如房产税、遗产税)?这不仅需要当局的决心，更需要智慧。
期待
期待部分，笔者就简单几句话：收入分配改革的步伐终于在今年加速，这似乎体现了当局坚定的决心。然而，问题并不那么容易，也非那样简单，这涉及到中国经济结构的配套升级，以及如何摆脱对“成本洼地”取向的依赖。至于是否能够实现广大人民的最终期待，或许，这需要时间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