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中国古代游侠精神

前辈文学家严文井先生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国这块土壤，产生不了堂·吉柯德。我们的国情只允许产生阿Q！”严先生不是社会学学者的，这句话是他以文学家眼光长期观察社会生活的结果。堂·吉柯德什么人？他是个破落的绅士，甚至心智都有点问题。他沉溺于骑士小说之中，迷不知返，颠倒了迷幻与真相、理想与现实，立志要做一个行侠仗义的骑士。他骑这一批瘦马，到处奋不顾身地“锄强扶弱、打抱不平”，“维护真理，追求正义”。为此堂·吉柯德不怕挫折、碰壁，勇于牺牲，只是为人间制造了许多笑料，给爱他的人留下许多悲哀。堂·吉柯德认为在这个荒谬的世界上他有责任纠正它、改变它，使它变得美好起来。他关注的是公共事务、是他人的利益。这就是人们近来热衷谈论的“贵族精神”。
一、侠风兴起
贵族社会是身份社会，贵族的身份注定他们生下来就是要管公共事务的，管“他人事”是伴随着他的身份而来的。而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则没有这种权力，自然就不会有这种习惯。梁启超说中国人缺少公德心，平民百姓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哪能培养公德心？严文井所说的“我们的国情只允许产生阿Q”，正是广大民众没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的结果。不要过多的责备阿Q。明白了这个道理再谈汉代的游侠就可以理解了，这些舍命拯危救难的侠不过是贵族精神的遗孑而已。
中国西周可算是贵族社会，到春秋时代礼崩乐坏，贵族社会逐渐解体。强凌弱、众暴寡、兼弱攻昧，在你死我活的暴力竞争中，权力日益一元化，在诸侯国里权力向君主集中，诸侯国之间权力则向强者集中，最后秦灭六国，权力集中在秦始皇一人手中，实现了从贵族社会到皇权社会的转型。侠就是在这个数百年的社会转型中产生和兴盛的。
如果说贵族社会是在“周礼”约束下的制度化的分权的话，那么，侠的产生则是在贵族社会解体的过程中一种非制度化的分权，而且是对日益发展的集权的一种抵制。贵族行使权力，因为它是那个垂直等级制度的一部分；而侠的权力来自通过横向联合积聚起来的力量。他们都是出身贵族的侠，如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都有权、有土、有势、有钱，登高一呼，从者云集，煽起了一股游侠之风，扬名千载，成为向慕游侠者的偶像。特别是信陵君，他对侯嬴的谦恭与侯嬴最后“临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成为礼贤下士和士人以死报知己的经典。信陵君是侠中之侠。
二、从贵族的侠到平民的侠
秦灭六国，一统皇权，本来就很苛酷的秦国政风（所谓“虎狼之国”）与法家理论结合形成了极端的皇权专制制度。此时，以吏为师，权出一孔，都来自天子，对社会实施了严控制。六国贵族都变成了平民，彻底无权。侠风被打压，再想像战国时期那样搞横向结合，积累和发展个人权力去做侠是不可能了。然而，六国残余还在，“四公子”煽起侠风也不会完全泯灭。如楚人项梁与“吴中贤士大夫”的交游，张耳、陈余“变姓名”处于流亡地下状态，黄石公桥下传授张良兵法，乃至张良花钱雇人暗杀秦始皇……。这些都是不能被当局发觉的。这是一股民间的暗流，其中最活跃的就是六国的贵族和向慕游侠风尚的人们。汉高祖刘邦就是其中的一位。秦王朝正是被这些有侠气的人们颠覆的。
刘邦生于楚考烈王七年（前256），正值战国之末，可以说是与“四公子”同时（刘邦6岁平原君卒，14信陵君卒，19春申君卒），家乡在沛（苏北），与信陵君所在大梁（今开封），孟尝君根据地薛都很近（刘邦做亭长时还到过薛），游侠之风波及到沛。从他的不治家人产业、好交际、朋友众多来看，也是侠的做派。好侠，自然崇拜侠中之侠的信陵君。刘邦做皇帝后，数次出关，如过大梁，必去祭祀信陵君。高祖11年12月刘邦最后一次路过大梁，除了祭拜之外，又为信陵君安排了五家守陵人，他们的责任就是“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刘邦为战国时的贵族侠画上了句号。
汉代秦之后，虽然仍是“汉承秦制”，但权力非集中皇帝一人。特别是文景时期，政尚宽松，陆续废除了一些苛法，统治者倡导黄老，社会上弥漫着无为而治的氛围。在这种社会管制比较宽松情况下侠再度兴起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然而，这次兴起不是贵族侠，而是具有贵族精神的平民。
什么是贵族精神？体现在任侠上就是“忠敬勇死”，或者如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这段话可以概括为四点：为他；反主流；敬事；谦逊。汉初的侠与战国时不同，其出身可能是士人，但身份就是布衣平民，其做游侠的目的也与战国时期的侠有区别。
战国时的侠利用其地位及社会资源，发展个人权力，目的还是实现个人的政治目的。而汉初的侠在形式与过去一样，如有人追随，为人谦卑敬业和干些最高统治者不喜欢的事等方面类似。可是其目的却在于干预公共事务，其效果是“为他”。在司马迁看来游侠的本质即在于“为他”。“为他”是注重公义，也就是后世俗语所说的“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然而这时侠的“为他”与后世的一般人的“为他”是有区别的，后者是由于道德感的激发，打抱不平；而前者是出于职守的习惯。先秦的侠大多来自“大夫”“士”两个阶层。用今天的话说大夫多是执政者，士多是行政人员。自西周以来他们世代相承，几百年来逐渐养成了处理公共事务的责任感与荣誉感。虽然经过了世事的变动，公共事务早归各级官僚管了，但由责任和荣誉形成的习惯不可能一下子被皇权专制扫荡得干干净净（其实秦始皇极端主义的绝对统治也就十几年），必然还会残留在一些早已没落的贵族的身上，只要机会合适就不免要表现出来。
《游侠列传》记载的第一位大侠朱家就是秦末汉初人，与刘邦同时。身处社会动乱时代，他勇于救人，光是士人就有百十人，平民百姓不可胜数。为什么他以救助别人为自己的义务，仅用同情心是不能解释通的。其中必有一种责任意识起作用，或是宗教信仰、或是职务规范。看来不是前者，只能是后者。但不是现在的，而是过去的职务观念的遗留。
司马迁说，那些贵族的侠，有权、有势、有土、有钱，得名也易。至如那些身处闾巷的布衣之侠，他们都是靠自己的修行，名扬天下，知者无不称贤，才是最难的。《游侠列传》较为细致地描写了郭解。其实郭解的性格素质并不好，少时为人阴贼，所杀甚众。中年以后，改弦更张，以德报怨，施予而不望回报。列传记了他三件事。一是，郭解的外甥仗着舅舅的名声势力欺侮人，被人杀死，杀人者跑了。郭解的姐姐怨弟弟不为她复仇，便把儿子的尸体扔在道路上，不埋葬，丢郭解的脸。杀人者怕郭解追杀，自动找到郭解说明情况，郭解说，错在我的外甥，把他放走了。自己埋葬了外甥。二是有人故意在郭解出行时挡他的路，而且特别倨傲，郭的门客要杀掉此人。郭制止了他还说：“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后来，郭解还在暗地帮了他许多忙，得到谅解。三是洛阳有对仇人，洛阳当地“贤豪”劝解多次，无效。郭解到洛阳把这对仇家化解了。然而郭解感到自己夺了洛阳“贤豪”权力，于是连夜离开洛阳，使外人感到仇家的和解乃是洛阳“贤豪”劝解的结果。这三件事在今人看来郭解活得多累啊！郭解就是靠这种“累”，修行砥名”，让社会认识自己。司马迁说，这些侠都是“名不虚立，士不虚附”啊。人们认识了侠，也给侠带来无穷的麻烦，甚至是灭亡的厄运。
三、捧杀与打杀——“民间领袖”的命运
汉人关于游侠的记载突出他们的共同的特点是交游遍天下，有众多的朋友。如朱家无钱无势，但“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关（函谷关）东”的人们都愿意与他交成过命的朋友。文景时期，大将军周亚夫率军讨伐吴楚之乱，途经洛阳，见到大侠剧孟，认为吴楚造反没有把剧孟拉入其中是一大失策，因为剧孟背后的力量可敌一国。其实，剧孟“家无十金之财”，他的力量来之于交游遍天下。剧孟的母亲去世时“自远方送丧盖千乘”，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司马迁见到过郭解，他眼中的这位大侠是“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受到人们的拥护。汉武帝时，为了把关外“豪富”全部控制起来，把他们迁徙到首都长安附近的茂陵，被迁徙的名单中也有郭解。可是郭解家贫，不够“豪富”（应有三百万的家资才够格）的标准，于是卫大将军在汉武帝面前说：“郭解家贫不中徙。”汉武帝说：“一个平民百姓，竟有将军替他说话，他家不穷”。于是郭解必须迁徙，但把郭解列入迁徙名单的县吏也被郭解的“粉丝”杀了，对此，郭解毫不知情。到了郭解搬迁那天“诸公送者出千余万”，朋友送给他的钱超过千万，郭解只是在上路之前才真正符合了被迁居茂陵的资格。郭解名满天下，真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到了茂陵，无论认识不认识的，纷纷以能与他交往为荣。后来，汉武帝终于借故“族诛”了郭解。郭解罪在哪里？一介平民，居然有那么多“粉丝”！有了支持者就有了权力，有了权就能决定他人的死生，这在皇权专制社会中是统治者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不管郭解中年以后如何自律、如何守法、如何谦卑都是不管用的。《左传》中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大一统时期是小人无罪，有势力则有罪。郭解被族诛的“判决书”中说：
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不知，此罪甚于解知。杀之，当大逆无道。
署名是当时的御史大夫公孙弘。在公孙弘看来，一些人不用郭解支使就替他去杀人，可见郭解在民间的势力之大，就凭这一点还不该杀吗？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以交游郭解为荣、愿意为他出力、甚至为他杀人？除了郭解本人的名望和魅力外，还有社会因素。此时刚刚从贵族社会转入皇权社会，人们对于权力高度统一还是不习惯的，特别是日渐平民化的士人。因此蛰居地方的士人以及原来的贵族，总爱捧出一些杰出人物或特异人物作为领袖，有意无意地消弱或抵制朝廷的权力。郭解本身固然就有影响力，但一些地方豪强也在有意无意地捧他，希望他能成为民间领袖。郭解大约也感到这一点，人们越捧，他越谦卑，越退缩，但最终还是被捧杀。所谓“杀君马者道旁儿”就是此意。是不是这些士人就怀有捧杀的恶意呢？我以为不是这样。这也与社会转型期间士人特殊心理有关。
我们读西汉人的作品可以感受到许多士人还是怀念战国那个“权出多门”时代的。那时权力的分立，社会有较大的生活缝隙，有才能的人才会有更多的机会脱颖而出。汉武帝时的东方朔，在《答客难》中说，战国时期，诸侯争天下，才是“得士者强，失士者亡”的时代，士人可以充分表现自己；现在“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贤不肖何以异哉”？没有了竞争，“贤”与“不肖”就没有差别。如果皇帝抬举你，你就会“在青云之上”，贬抑你，你就会被打压到“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一切以皇权为依归。西汉末扬雄对于先秦一些君王礼贤下士的行为万分向往。他在《解嘲》一文中列举了宁戚、管仲、侯嬴、邹衍等有才干的士人所受到的礼遇。用此以对比当时的“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这个时期，出身平民的士人如想有个较好的出路，只有走门子，攀龙附凤，低三下四，摧辱自己。
侠有的也是士人，但他们与普通的士人不同，靠自己的努力，充分实现自己，当然不能说毫无个人的考虑，毕竟还是传统对他们起的作用为多。这样，还不习惯大一统的士人、特别是那些受到伤害的司马迁之类的士人，对于游侠是充满了敬意和企慕的。蛰伏民间的士人、豪强等都希望侠能有更大声望，领袖群伦，这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心理期待，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对于游侠热情赞美歌颂正反映了这心理期待。
正统人士如班固等不仅对游侠是持批评和否定态度的，而且对司马迁的关于游侠的观点是“退处士而进奸雄”“贱守节而贵俗功”，其理由就是游侠破坏秩序，这是大恶，怎么能仅据其一点小善而赞美他们呢？如果秩序是像他们想象“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失职有诛，侵官有罚。夫然，故上下相顺，而庶事理焉”，那样井井有条，社会矛盾大多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人们也许能够安于既定的秩序，平安的度日。可是现实不是那样，生活在备受古今人赞美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也不感到幸福。所以他感慨自己是“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因此，那些拯人危难，不居功，不望报的游侠自然就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这是统治者最感恐惧和愤怒的。
四、遵守秩序就是一切——侠风泯灭
汉武帝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对外开疆拓土，对内加强皇帝专权，当然不能容忍游侠这一类民间领袖存在。他对游侠毫不手软，严厉打击。在意识形态上，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既不搞法家极端主义，也不像汉初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士人追捧游侠的风气渐渐平息，皇权专制制度日渐完善，以武帝以后，平民游侠，干预公共事务的情状，基本消失。士大夫终于弄明白，在“权出一孔”时，荣辱升沉，皆是皇权之赐。因此大多进入犬儒状态，最多也就是发点牢骚而已。连牢骚满腹的扬雄也攻击游侠是：“窃国灵也（国家权柄）。”（《法言》）因为扬雄虽不得志，但毕竟还是在朝堂啊。
东汉初，当班固写《汉书·游侠传》已经完全没有了司马迁讴歌游侠的兴味。在他看来游侠人品再高也是破坏社会秩序，就冲这一点就该讨伐。因此他不仅批评《游侠列传》所写的游侠，而且批评司马迁背离大道、宣扬、歌颂游侠。不过班固在郭解之后还是补写了一些“侠”，然而这时的侠与汉初朱家、剧孟、郭解迥然不同了。他们都做过吏或官，有的还被封侯。他们有点权了，但拯人危难不见了，抗上与反主流不见了、平和谦卑不见了。只有一点还类似原来的游侠，那就是长于交际，有人追随，仿佛游侠只有这一个特征了。只有这一点还能把他们从谨小慎微官僚群中识别出来。
《汉书·游侠传》前部分照抄《史记·游侠列传》，后一部分又增加了萭章、楼护、陈遵、原涉四人。这四位侠都生活在汉武帝打压游侠之后，充分展示西汉中后期侠者特点。如萭章本是京兆尹（首都长安市长）下管门房的，可是他随从京兆尹上朝时“侍中诸侯贵人争欲揖章，莫与京兆尹言者”。朝中贵人看重萭章忽略了他的主人，可见萭章在长安交游的广泛及声望之高。后来“王尊为京兆尹，捕击豪侠”杀了萭章。楼护出身医者之门，与父亲以医术游长安，因能说会道，受贵人喜爱，改行，“学经传，为京兆吏数年，甚得名誉”。楼护是个八面玲珑的人，这与司马迁笔下的性格坚韧、口齿木讷的游侠根本不同。王莽家五人封侯，互争名望高低，长安宾客填满了五侯之门，但他们各有厚薄，惟有楼护能言善辩，谁也不得罪，五家通吃（这多么韦小宝），几乎得到王家五侯一致喜爱。楼护母亲去世时，送葬的贵人专车就有两三千辆之多。以至街坊邻居编了歌：“楼君卿出丧，五侯贵人来帮忙”。可见其派头。说好听点，这是乡愿；难听点，就是戏子。楼护唯一让后世津津乐道的就是一道名肴——五侯鲭。这是他的创造。楼护并非名厨，他发明这道菜也是沾了五侯的光。他与五家都有交情，五侯常给他送些本家独创的肴馔，楼护把它们合在一起，味道变得更美，惊倒世人，人们称为五侯鲭。
王莽专政时，其子王宇与其妻兄吕宽要劝谏王莽不要太过，在家门上涂血，后来被王莽发现，怒极，杀其子，吕宽逃走。楼护此时为广汉太守。因为与吕宽父亲是朋友，吕宽逃到他那里避难，吕宽把他逮捕交给王莽，莽很高兴，封楼护为“封息乡侯，列于九卿”。这还是侠吗？楼护一生是一帆风顺的。
陈遵是中国诗史上的名人，他的两件事经常被用来作典故，一是好酒，酒肉相属，昼夜呼号；二是好客，“每大饮，宾客满堂，辄关门，取客车辖投井中”。弄得有急事的客人狼狈不堪。其一生并没有扶危救困的行为，他与侠类似的地方就是好客，而且逮住客人就不让走，车骑满门。
原涉处在汉末乱世，皇权专制衰微。他不像陈遵，只是让客人陪他喝酒，他的宾客往往是他报仇杀人的打手，原涉睚眦必报，杀人很多。此时王莽已经穷途末路，没有能力打压他了。不过最终原涉还是被更始帝部下申屠建送上了刑场。
班固笔下的这些侠者多是精于牟取利益之辈，在太史公看来无非就是“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让真正的游侠感到丑陋的人。把这些人与朱家、剧孟、郭解等量齐观，正是司马迁所悲哀的：“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这倒不是班固之“不察”，因为在班固看来，他处在“故上下相顺，而庶事理焉”的时期，强调秩序是十分必要的，侠与秩序为敌，自然是罪不容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