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朱光潜的“自我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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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的“自我检讨”
傅国涌
1949年11月27日，江山易主，天下定于一尊，新一轮的改朝换代已告完成，在知识界享有声誉的北大教授朱光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自我检讨》。说到抗战之后，他的愿望本来是谨守岗位，把书教好些，再多读一些书，多写一些书。“可是事与愿违，一则国民党政府越弄越糟，逼得像我这样无心于政治的人也不得不焦虑忧惧；二则我向来胡乱写些文章，报章杂志的朋友们常来拉稿，逼得我写了一些于今看来是见解错误的文章，甚至签名附和旁人写的反动文章。”
这篇《自我检讨》收入了《朱光潜全集》第九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他那些“于今看来是见解错误的文章”也都收入了这一卷，可惜的是，他“签名附和”的“反动文章”始终没有见到。去年冬天，一位朋友送了我几本《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是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出版的，其中赫然就有朱光潜“签名附和”的那篇“反动文章”《中国的出路》，真是让我喜出望外——
“在这个动乱的时代，整个世界都在不安中，人们有一种普遍的政治醒觉，就是，如果我们不参与政治，别人将要把与我们意志和良心相反的制度，强加到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身上。
人类的基本要求是生活的安全与自由，凡与此潮流相反的政治力量都绝不能长久存在。人类的进步理想，不仅是经济生活的安全，更需要心灵的平安与知识的自由。
换句话说，人类经过数百年的奋斗争得了政治民主，现在应当以民主政治的方式，再进一步争取经济平等。但决不应为了经济平等而牺牲政治民主。因为没有政治的民主，经济平等就失去了基础，如果政治是在少数人独裁之下，即便能有经济的平等，也是赐予式的，统治者随时可以改变可以收回这种赐予。
人类的进步是累积而来的，进步的主潮决不会是放弃政治民主，换取经济平等。而是政治民主进一步再加上经济平等。
我国的宪政已开始，我们应当以宪政的方式，加紧步骤，实现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能使多数人民满意，有工作有生活，是保卫民主抵抗一切极权主义的唯一有效途径。”
“我们对民主制度（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信念是坚定的。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对于人生价值的一种信心，假如这种信心失掉了，人类也就不会有进步了。
现在全世界的民主制度都在受着极权共产主义的威胁。……要民主宪政成功，至少须有二个以上象样的较大政党，然后人民始能有选择，政党始能彼此发挥监督砥砺的作用。但我们更反对极权共产集团。因为假如极权共产集团得势，人类便将要开倒车，一切的进步理想便全完了。”
此文发表在1948年9月17日出版的《周论》周刊第2卷第10期，离“极权共产主义”席卷中国已不到一年。签名的除了朱光潜，还有樊际昌、毛子水、张佛泉、胡先驌等16位知识分子。半个多世纪以后重读这篇“反动文章”，恍如一梦，不幸的是，他们的忧虑几乎全部成了事实，只不过他们所想象的“经济平等”连影子都没有。
1948年1月，雷海宗在北京主办《周论》杂志，每周一期，至该年11月19日停刊，共出版了两卷43期。他几乎为每期写一篇以上社论，还先后刊登《如此世界、如何中国》、《副总统问题——一个历史的探讨》、《全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中古哲学中与今日意识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论老》、《弱国外交与外交人才》、《纽芬兰自动并入加拿大》、《论中国社会的特质》、《锦州——古今的重镇》、《人生的境界（一）——释大我》等专论。
翻阅重庆师范学院1979年编印的国统区文艺资料汇编之《战国派》，当年批判“战国策派”的文章几乎都来自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和《新华日报》的一个周刊《群众》，而且这种批判延续到了1949年之后，一篇写于1958年的批判文章出于一位历史学者之手，从文中用词可以看出相关话题的严峻，“‘战国策派’人的主子-------法西斯德、意、日三国……”，“雷海宗之流并不是真正在研究什么历史，而是在学术研究的幌子下，披着‘学者’‘教授’的外衣，掇拾资产阶级历史理论，歪曲捏造历史，倡导‘战国重演’论，反苏反共，为法西斯暴力征服世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开辟道路。……”[2]即使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种对“战国策派”的批判模式几乎仍然被全盘沿袭了下来，这是从国内几种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著述中都可以看到的。http://blog.sina.com.cn/u/49241c170100068b
仅仅一年后，朱光潜在公开检讨时自称只是“签名附和”而已。其实，这些观点也正是代表了朱光潜以及他同时代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共同见解。有些观点在他本人“见解错误的文章”中也不难找到，比如1948年11月2日，他在《中央日报》发表《世界的出路——也就是中国的出路》一文，认为苏联在政治上代表集权专制、经济上代表共产主义，美国在政治上代表自由民主、经济上代表资本主义，“都是极错乱的结合”。“世界的唯一的出路就在纠正这种这种错乱的结合，使民主自由与共产主义能携手并进。”那个时代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包括罗隆基、张东荪等）都有一个误解，以为苏联的共产主义代表了经济平等，而资本主义就是默认经济不平等的，其实他们对苏联的了解极为有限。因为极权主义社会的封闭性、残酷性和欺骗性，人民没有任何自由，外部世界也很难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以致连鲁迅晚年和胡适早年都曾向往过那个社会。知识分子们的“民主社会主义”观点带有很显然的空想色彩，在那种貌似平等的制度下，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经济平等，伴随着专制集权的也只能是奴役和不平等，是所有人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匮乏。经过20世纪以来多少世变沧桑之后，这些早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了。
今天来看，朱光潜“签名附和”的《中国的出路》正是 “极权主义”在中国全面登陆前夜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发出的最后呐喊，尽管他们的理念本身还有模糊之处，如他们关于“经济平等”的认识就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但他们依然坚定地发出了内心的声音——反对极权主义，这样的声音在一年后就是“反动”的，而且再也无法发出了。朱光潜应该庆幸自己曾在这样一份自由主义历史文献上签名，这是他生命中最大的荣耀之一。
1948年，正是国共内战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朱光潜在专业研究之外，还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政论，如《挽回人心》《谈行政效率》《行宪以后如何？》《立法院与责任内阁》《常识看金圆》《国民党的改造》等。诚如他本人在“检讨”中说的，“像每个望中国好的国民一样，我对于国民党政治是极端不满意的；不过它是一个我所接触到的政府，我幻想要中国好，必须要这个政府好；它不好，我们总还要希望它好。我所发表的言论大半是采取这个态度，就当时的毛病加以指责。”
他对国民党统治的指责常常是严厉而不留情面的，他认为一切改革的关键在于最高当局，直言“已往官场贪污是例外，今日官场不贪污是例外。”“目前许多危害国家的事，像贪污枉法，囤积居奇，扰乱金融，侵犯人民基本自由等等，莫不先由军政要人作俑。”指斥“国民党的致命伤”就是“一些人日日在培植私人党羽，在所谓‘小组织’上勾心斗角，分布爪牙，垄断选举，垄断中央政权，垄断地方行政，挟其徒众的势力迫胁中枢，抨击异己。”
他批评权贵“强奸民意，垄断政权”、“操纵金融贸易，吸民脂民膏以自饱”，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政府却“姑息养奸”。他因此主张“多杀几个”贪官污吏，“而且杀就要杀到底”。虽未点名，权势薰天的二陈、孔、宋之流却已呼之欲出。
他断言国民党已变成“一个藏污纳垢的护持封建恶势力的政党”，“由一个主义的结合变为一个势利的结合”，丧失了灵魂、生命和存在的理由，呼吁改造国民党，要求国民党包容真正的反对党的存在。
这些文章都发表在国民党治下公开发行的报刊上，从《申报》、《益世报》、《世界日报》、《中央日报》、《平明日报》、《天津国民日报》到《周论》《文学杂志》等，大致上可以看出那一时代言论的空间。我不知道朱光潜的见解到底“错”在哪里？在知识分子遍地犬儒、媒体全部为朝廷垄断的今天，重读他的文章，尤其令人感慨无比。
在朱光潜的这些文章中，我确实一点也读不出他是“一个脱离现实的见解偏狭而意志不坚定的知识分子”。他自称是一个“个人自由主义者”则大体上没错，我以为最能够体现他内心思想的还是这两篇文章。1947年12月22日，朱光潜在《香港民国日报》发表的《自由分子与民主政治》文中说：
“……自由分子虽无组织，他们的思想却有一个重心与共同倾向。因为实际上自由分子在社会上往往占多数，尤其是在目前的中国，而这多数人的立场既同是中立的超然的，他们对于国家重要问题自然是很客观地就国家全局着想，他们所见到的自然是公是公非而不是党是党非。所以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里，真正能代表民意的是自由分子。自由分子的思想既然比较稳健纯正而又富于代表性，它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就应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保持平衡的力量。”
然而，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自由分子只能被挤在夹缝里，“在朝党嫌他太左，在野党嫌他太右。”“没有一个缓冲的保持平衡的因素”，结果社会上两种对峙的相反的力量就只有激烈冲突，天下不归杨则归墨。
1948年8月，他在《周论》发表《自由主义与文艺》一文，阐述了他对自由主义和文艺本质的见解。他认为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骨子里是一回事，他之所以拥护自由主义，“其实就是反对抑压与摧残”。文艺的本性就是自由，“文艺不但自身是一种真正自由的活动，而且也是令人得到自由的一种力量。”在他看来，文艺不是哲学宗教或政治的喇叭或应声虫，他反对把文艺当作“宣传的工具或是逢迎 媚的工具”，也就是反对文艺以外的任何力量来奴役文艺，无论是哲学的、宗教的、道德的或政治的。
这些话放在今天依然能激励人，依然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1949年的到来毁灭了一切美好的人生理想、心愿、生活方式，把人变成了乌托邦的试验品、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没有尊严和灵魂的工具。此时离朱光潜公开在《人民日报》“自我检讨”不过一年多，我不认为朱光潜真心诚意改变了他对自由主义的信念。他的检讨只是在政治环境发生巨变后作出的反应而已。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朱光潜的不知所措是可想而知的，他迅速作出检讨只是暴露了人性本身的弱点，同时也表明中国的自由主义在一个全能的极权社会中注定了没有存身之地，那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国家暴力，与国民党那种有限专制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朱光潜，一个深谙西方文明精髓的知识分子，当他在《中国的出路》上签名时，他早就深知一旦极权主义获胜，一切都将无从谈起。除了“检讨”，他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
但是，朱光潜没有因早早就作出“自我检讨”，并转而学习《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而逃过“极权共产主义”来临后的那些灾难，历史也忘不了北大广场上那缕飘动的白发。
面对这个完全陌生的时代，朱光潜的自我改造不能说不积极。但怎么“检讨”都抹不去他身上的自由烙印，身处极权中的人们不会放过一个曾在《中国的出路》上签名的知识分子。在接踪而下至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首当其冲，成为北大两个被重点批判的对象之一（另一个是周炳琳）。他在西语系、在全校的师生员工大会上不停地接受批判，写下了大量的检查，对自己的反动立场、反动思想、反动学术观点等一一进行了无情的自我批判，内心之虔诚、态度之认真几乎都无可挑剔。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并不是孤立的。从吴宓、冯友兰到金岳霖、沈从文，都曾以改造对象的身份公开发表自我批判的文字，他们对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所作出的成就进行全面的检讨、否定，极尽自我糟蹋之能事。
“报载平津大学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竞坦白者逾六千人。”面对六千教授的坦白、自我否定，身居香港的钱穆“不禁为之废书掷笔而叹。”
在读到金岳霖写的一篇检讨后，远在海外的胡适说：“是不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已经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
即使如此，他们也并不能幸免被废弃、被批判、被侮辱的命运。或许因为早已主动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低下高贵的头颅迎合“极权主义”时代，朱光潜和金岳霖等都逃过了反右一劫，但几乎无人逃过“文革”的，等待他们的是“牛棚”，是牛鬼蛇神的命运。有学生永远记得朱光潜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在北大广场挨批斗时——“他稀疏头顶上在寒风中颤抖的一绺白发…… ”
这一绺在寒风中颤抖的白发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1960年代，朱光潜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西方美学史》，连尼采、叔本华的名字也不敢提及。多年以后，他为自己的“顾虑、胆怯，不诚实”感到羞愧。“顾虑、胆怯，不诚实”的又岂止一个朱光潜呢？
2003年11月29日
雷海宗（1）（20040908）
王敦书 [欧亚学研究]http://www.chxr.net/cgi-bin/index.dll?page1?webid=jianwangzhan&userid=319821&columnno=7&articleid=1151
在昆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雷海宗主持西南联大历史系行政工作，继续开设“中国通史”等中外历史多门课程。抗日战争后期，美国有关方面曾邀请雷海宗等一批名教授赴美讲学，以促进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改善中国大后方穷教授的清贫生活与工作条件。但雷海宗婉言谢绝，决心坚守岗位，与全国军民一同奋斗，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贡献全部力量。
雷海宗将大量的精力投入文章写作。其中有学术论文，如《雅乐与新声：一段音乐革命史》、《全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与中古哲学》、《古代中国外交》、《司马迁的史学》、《中国古代制度》等，分别发表于昆明《中央日报》、《清华学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学报》等报刊杂志。但更多的文章，则是史论结合，古为今用，将古今中外的历史与现状贯通起来，为宣传抗日和进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服务。刊登在昆明《今日评论》1939年第1卷第4期的《君子与伪君子——一个史的观察》和昆明《中央日报》（1942年7月）的《近代战争中的人力与武器》等文就是这样的实例。
1940年4月，雷海宗和林同济、陈佺等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先后出版了17期。1941年12月3日又在重庆《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至1942年7月为止，共出版了31期。雷海宗在《战国策》和《战国》副刊发表了《张伯伦与楚怀王》、《历史警觉性的时限》、《中外的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的怨女旷夫》、《历史形态》、《三个文化体系的形态》、《独具二周的中国文化》等文章。由于创办《战国策》和《战国》副刊，林同济、雷海宗、陈佺等人当时被称为“战国策派”。所谓“战国策派”的基本观点和主要思路，是用“文化形态史观”的理论来考察历史和文化，分析当前的世界形势，认为西方欧美文化现在正处在相当于古代中国的“战国时代”，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战国时代”所独有的国际战争特征的表现，中国面对这样的局势，必须找出应对之策，自主、自立、自强地建国和战胜日本侵略者。
此外，雷海宗还积极地为《当代评论》半月刊撰稿。从1941年末到1944年3月，他既为《当代评论》写过多篇社评，如《埃及战争》、《法属非洲——西方的第二战场》、《罗邱会议》、《突尼西亚盟军大捷》、《法国解放委员会与法兰西前途》、《苏捷协定与波兰前途》、《德舰沙恩霍斯特号沉没》、《苏联采用新国歌》、《阿根廷与轴心绝交》等；又在该杂志发表《海战常识与太平洋战争》、《战后世界与战后中国》、《平等的治外法权与不平等的治外法权》、《欧洲战后人的问题》、《战后的苏联》等专门文章；还主持了《世界战局的总检讨》的座谈会，致开幕词和做总结发言，刊载于《当代评论》第3卷第7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雷海宗与全国人民一起以无比喜悦的心情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蒋介石阴谋内战，反对民主，1945年12月1日西南联大等校师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一”运动。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被刺。闻一多是雷海宗的同学和好友。他对于闻一多的遇害感到无比悲愤，主动参加五人治丧委员会，并将杀害闻一多的子弹头保留下来，作为怀念亡友和憎恨国民党杀人凶手的见证。
1946年下半年，清华大学在北平复校。从上海乘轮船赴塘沽途中，雷海宗临时肩负起组织数百名同学北上的重任，战胜风浪，克服困难，井井有条地将大队人马带到了北平。复校后，雷海宗仍担任历史学系主任，并在冯友兰赴美讲学期间代理文学院院长之职。他继续讲授中外历史多门课程，并前后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如《历史过去的释义》、《春秋时代的政治与社会》、《东周秦汉间重农抑商的理论与政策》、《史实、现实与意义》、《人生的境界（一）——释大我》等。
抗战胜利后，雷海宗继续关心国内外形势和政局的发展，撰写大量时论性文章。1946年，《中央日报》和《观察》杂志分别刊载他的《欧美民族主义的前途》和《和平与太平》两篇文章。1947年雷海宗专门在《独立时论集》发表了《航空时代、北极中心与世界大势》、《理想与现实》、《印度还政问题》、《美国设国防部》、《两次大战后的世界人心》、《伊朗问题》等文。
1948年1月，雷海宗在北京主办《周论》杂志，每周一期，至该年11月19日停刊，共出版了两卷43期。他几乎为每期写一篇以上社论，还先后刊登《如此世界、如何中国》、《副总统问题——一个历史的探讨》、《全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中古哲学中与今日意识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论老》、《弱国外交与外交人才》、《纽芬兰自动并入加拿大》、《论中国社会的特质》、《锦州——古今的重镇》、《人生的境界（一）——释大我》等专论。此外，他还为天津《益世报》写专论《论美国在巴拿马受挫》、《美苏两种世界主义比较》、《南斯拉夫共产党大会》等文。《天津民国日报》也曾刊登雷海宗的《促进耕者有其田，开征累进财产税》和《国际和平展望》两篇短文。
综上所列，雷海宗自1939年至1948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时论性文章大致如此。限于篇幅，对各文内容不赘述。其历史观、史学体系和学术成就将在本文第四节中专门论述。至于他在时论性文章中表现出的政治观点，如他在《周论》的《发刊词》中所说：“我们愿意请求社会，不必强要我们追随信仰的潮流……我们的武器是思想，是概念，不是名词，不是口号……我们只以科学，客观，冷静自勉。”[13]他对社会主义苏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缺乏正确认识，但也不完全紧跟美国和蒋介石国民党，基本上属于想走“第三条道路”的接受西方教育的民主集体主义者，持中间偏右的立场。
迎 接 解 放 移 座 南 开 光 明 磊 落 鞠 躬 尽 瘁
1948年后期，全国解放的形势日益明朗。尽管有关当局给雷海宗提供机票动员他“南飞”，但他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不得人心。出于对祖国的热爱，雷海宗不愿到失去独立的异国他乡生活，毅然决定留在北平清华园，迎接解放，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关怀教育下，他积极参加土改、抗美援朝和思想改造等运动，转变政治立场和世界观。他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感到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似乎恢复了青年时期的热情，进一步加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决心。
解放初，雷海宗在清华任教，讲授世界史，并发表《古今华北气候与农事》的论文。他探讨古书中所见古代华北的气候与农业，指出其后逐渐发生的变化，并对今后华北的气候状况和农业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4] 。1951－1952年间，他在《大公报》、《进步日报》和《历史教学》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性批判文章，对罗马教廷和美帝国主义展开口诛笔伐，并将稿费捐献。这些文章是：《美帝“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背景》、《耶稣会——罗马教廷的别动队》、《耶稣会的别动队活动》、《中国近代史上宗教与梵蒂冈》、《20世纪的罗马教廷与帝国主义》和《近代史上梵蒂冈与世界罗马教》等。
1952年秋，雷海宗调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他对南开是有感情的，觉得自己与南开若有缘分。知道调南开的消息后，他曾对清华的邻居张岱年教授说，二十五年前回国时，南开曾向他发过聘书，当时未能成行，而现在终于要去了，看来晚年将在南开度过。
到南开后，雷海宗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世界史学科建设，讲授世界上古史，兼及世界近代史和物质文明史。为了培养青年教师，还特别在家给他们讲中国上古史和专业英语。雷海宗编写的《世界上古史讲义》一书，教育部定为全国高等学校交流讲义，并决定正式铅印出版。在这部著作中，雷海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运用丰富的材料，对世界上古史做了系统的阐述。其特色在于有自己的体系，既摆脱了他原来发挥的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的框架，也不完全沿用苏联教科书的一般结构。尤其是：
第一、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之中，打通了中国史和世界史之间的界限。以世界史为背景，概述了上古中国的历史，并通过对比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民性、民族性各方面说明古代中国在世界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强调中国人学习世界史，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
第二、 重视各地区、各种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从总体上来把握世界史。首先，在第五章 “埃及、巴比伦的边区殖民地与边外诸族”中，以埃及、巴比伦与周围地区的交往和文化影响为线索，贯穿叙述那些地区国家的历史，并探讨了世界上古史上第一次和第二次游牧民族大迁徙及其影响。其次，在第十三章“上古中晚期亚欧大陆之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中，集中论述了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600年亚欧大草原的游牧部落与中国、希腊和罗马等地区国家的关系与第三次迁徙。这一部分，以后扩大充实为学术论文，以《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为题，在1956年《南开大学学报》发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拓荒意义。[15]
第三、 结合奴隶制度和奴隶社会的整个历史，分析了家庭奴隶制和生产奴隶制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奴隶制度，在游牧地区、大陆农业区和邻近海洋地区三种不同地区的发展，认为海洋区是唯一奴隶社会为时较长、奴隶制度发展较高的地区，工商业一直是维持并发展奴隶制度的基础。并就从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的总问题提出了上古史上这方面的三个疑难问题：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的差别远不如氏族社会与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差别那么巨大；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多有交错，各地情况也多歧异；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时缺乏生产工具和生产力的明显进步，没有发生新兴阶级打倒旧阶级的革命，各地区转入封建社会时间的迟早亦大不相同。[16]
此外，诸如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的重视，将希腊、罗马的历史合起来分章节叙述，具体到关于金属器的使用与作用、希腊哲学的兴起与发展、罗马皇帝制度以及东方宗教与基督教的兴起等问题，也都有创见。
1956年，雷海宗在世界上古史课程中对整个体系作了新的调整，将分区教学法改为分段教学法，并对上古时期各阶段社会形态的性质与名称做了新的探讨。1957年，发表了《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的一些问题》一文，载《历史教学》该年第7期。他强调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的作用，认为人类迄今的历史，依生产工具而论，可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时代。从社会性质来说，石器时代属于原始社会，铜器时代属于部民社会，铁器时代包括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机器时代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奴隶制在雅典和罗马的短期特殊发展，只能看作封建社会的变种发展。这种变种，并不限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只要条件合适，也可出现。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属于铜器时代，是普遍于世界的一个大时代，并非亚洲所特有，可考虑使用中国和日本历史上指半自由民身份的“部民”一词来称这个时代为“部民社会”。铁器时代的前一阶段，马克思称为古典社会，“古典时代”的意识是有世界性的。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属于同一铁器时代的前后两个阶段，实际都是封建社会而稍有不同。[17]
在南开期间，雷海宗还为《历史教学》杂志撰写了一系列比较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教学参考性文章，如《关于世界上古史一些问题及名词的简释》、《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欧洲人的“教名”及一般取名的问题》、《读高中课本〈世界近现代史〉上册》、《历法的起源和先秦的历法》、《基督教的宗派及其性质》等。这些文章充分体现了一位史学大师对普通中学历史教学事业的关注，而且在简明扼要的阐述中显示了渊博学识与真知灼见。
1957年春，全国开始助党整风运动，知识分子展开了“鸣”、“放”活动。雷海宗在4月间先后参加了两次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会，主要谈发展社会科学问题。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无论是解放前或解放后都很薄弱。社会科学是随资本主义产生而产生的，是到资本主义社会才成为一种严格的真正的科学。中国的社会科学没有资本主义的阶段，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基础上，用新方法和新观点为无产阶级建立了新的社会科学。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树立的新的社会科学的看法，大家在理论上是一致的，
承认马列主义应该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1895
年的地方。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
谈当前革命问题。从了解整理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经验，建立新的社会科学来说，
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也是经常修
改他们的学说，他们注意到当时每一个社会科学部门的发展情况，掌握社会科
学研究的材料和成果。可是以后人们就认为他们已解决了一切问题，社会科学
不能再发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1895年以后社会科学上新材料很多，对旧材
料有很多新的认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1895年到今天六十二年的课补
上。这不是那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工作艰巨得很。
《人民日报》在1957年4月21日和22日刊载“天津教授们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会上发言”（包括雷海宗的发言）时加了编者按和编者注，指出：
雷先生认为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马克
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这却是违反了事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
这是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而不是说关于个别事实的个别论
断。列宁正是在社会科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方面，首先是关于帝国主义，关于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等基本理论方面，向前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也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了新的发展，
因而能够在中国实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而
雷先生所说的关于六十二年来古代史的发现，却只是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著
作中的个别论断。[18]
雷海宗在看到《人民日报》的编者注后，给《人民日报》写信说明：
我对于“注”中的话完全同意，我也是认为最近六十二年来，结合革命
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地发展的，我只是愿意提出过度忽视了最近
六十二年以前的人类历史几千年的经验教训的进一步研究。我的谈话中“1895
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
下半句就是指的像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一类的理论，上半句
“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即指像列宁对于封建社会所下的更清楚的定义之类。
这后者只是“个别的”，而不是“主要的”，他们对于过去的人类经验没有时
间多去谈论，只能在极“个别的问题上”说几句话，他们谈的有分量的话“主
要的”是有关当前革命的问题，而我们一般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马克思、恩格
斯所树立的结合过去几千年人类经验的社会科学部分又不肯体会马克思思想的
精神实质去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使社会科学的这一部分一直处在停滞状态之中。
雷海宗在信中进一步说自己的这个意思，在谈话中没有说清楚，是因为想避免不必要地重复半个月前另一个会上的主旨相同的发言。该发言对这层意思有较清楚的表达：
朱自清散文全编
论老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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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国务卿贝尔纳斯退职后写了一本书，题为《老实话》。这本书中国已经有了不止
一个译名，或作《美苏外交秘录》，或作《美苏外交内幕》，或作《美苏外交纪实》，“秘
录”“内幕”和“纪实”都是“老实话”的意译。前不久笔者参加一个宴会，大家谈起贝尔
纳斯的书，谈起这个书名。一个美国客人笑着说，“贝尔纳斯最不会说老实话！”大家也都
一笑。贝尔纳斯的这本书是否说的全是“老实话”，暂时不论，他自题为《老实话》，以及
中国的种种译名都含着“老实话”的意思，却可见无论中外，大家都在要求着“老实话”。
贝尔纳斯自题这样一个书名，想来是表示他在做国务卿办外交的时候有许多话不便“老实
说”，现在是自由了，无官一身轻了，不妨“老实说”了——原名直译该是《老实说》，还
不是《老实话》。但是他现在真能自由的“老实说”，真肯那么的“老实说”吗？——那位
美国客人的话是有他的理由的。
无论中外，也无论古今，大家都要求“老实话”，可见“老实话”是不容易听到见到
的。大家在知识上要求真实，他们要知道事实，寻求真理。但是抽象的真理，打破沙缸问到
底，有的说可知，有的说不可知，至今纷无定论，具体的事实却似乎或多或少总是可知的。
况且照常识上看来，总是先有事后才有理，而在日常生活里所要应付的也都是些事，理就包
含在其中，在应付事的时候，理往往是不自觉的。因此强调就落到了事实上。常听人说“我
们要明白事实的真相”，既说“事实”，又说“真相”，叠床架屋，正是强调的表现。说出
事实的真相，就是“实话”。买东西叫卖的人说“实价”，问口供叫犯人“从实招来”，都
是要求“实话”。人与人如此，国与国也如此。有些时事评论家常说美苏两强若是能够肯老
实说出两国的要求是些什么东西，再来商量，世界的局面也许能够明朗化。可是又有些评论
家认为两强的话，特别是苏联方面的，说的已经够老实了，够明朗化了。的确，自从去年维
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指名提出了“战争贩子”以后，美苏两强的话是越来越老实了，但是
明朗化似乎还未见其然。
人们为什么不能不肯说实话呢？归根结底，关键是在利害的冲突上。自己说出实话，让
别人知道自己的虚实，容易制自己。就是不然，让别人知道底细，也容易比自己抢先一着。
在这个分配不公平的世界上，生活好像战争，往往是有你无我；因此各人都得藏着点儿自
己，让人莫名其妙。于是乎勾心斗角，捉迷藏，大家在不安中猜疑着。向来有句老话，“知
人知面不知心”，还有“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处世的格言正是教人别
说实话，少说实话，也正是暗示那利害的冲突。我有人无，我多人少，我强人弱，说实话恐
怕人来占我的便宜，强的要越强，多的要越多，有的要越有。我无人有，我少人多，我弱人
强，说实话也恐怕人欺我不中用；弱的想变强，少的想变多，无的想变有。人与人如此，国
与国又何尝不如此！
说到战争，还有句老实话，“兵不厌诈”！真的交兵“不厌诈”，勾心斗角，捉迷藏，
耍花样，也正是个“不厌诈”！“不厌诈”，就是越诈越好，从不说实话少说实话大大的跨
进了一步；于是乎模糊事实，夸张事实，歪曲事实，甚至于捏造事实！于是乎种种谎话，应
用尽有，你想我是骗子，我想你是骗子。这种情形，中外古今大同小异，因为分配老是不公
平，利害也老在冲突着。这样可也就更要求实话，老实话。老实话自然是有的，人们没有相
当限度的互信，社会就不成其为社会了。但是实话总还太少，谎话总还太多，社会的和谐恐
怕还远得很罢。不过谎话虽然多，全然出于捏造的却也少，因为不容易使人信。麻烦的是谎
话里参实话，实话里参谎话——巧妙可也在这儿。日常的话多多少少是两参的，人们的互信
就建立在这种两参的话上，人们的猜疑可也发生在这两参的话上。即如贝尔纳斯自己标榜的
“老实话”，他的同国的那位客人就怀疑他在用好名字骗人。我们这些常人谁能知道他的话
老实或不老实到什么程度呢？
人们在情感上要求真诚，要求真心真意，要求开诚相见或诚恳的态度。他们要听“真
话”，“真心话”，心坎儿上的，不是嘴边儿上的话，这也可以说是“老实话”。但是“心
口如一”向来是难得的，“口是心非”恐怕大家有时都不免，读了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
就可恍然。“口蜜腹剑”却真成了小人。真话不一定关于事实，主要的是态度。可是，如前
面引过的，“知人知面不知心”，不看什么人就掏出自己的心肝来，人家也许还嫌血腥气
呢！所以交浅不能言深，大家一见面儿只谈天气，就是这个道理。所谓“推心置腹”，所谓
“肺腑之谈”，总得是二三知己才成；若是泛泛之交，只能敷敷衍衍，客客气气，说一些不
相干的门面话。这可也未必就是假的，虚伪的。他至少眼中有你。有些人一见面冷冰冰的，
拉长了面孔，爱理人不理人的，可以算是“真”透了顶，可是那份儿过了火的“真”，有几
个人受得住！本来彼此既不相知，或不深知，相干的话也无从说起，说了反容易出岔儿，乐
得远远儿的，淡淡儿的，慢慢儿的，不过就是彼此深知，像夫妇之间，也未必处处可以说真
话。“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一个人总有些不愿意教别人知道的秘密，若是不顾忌着些
个，怎样亲爱的也会碰钉子的。真话之难，就在这里。
真话虽然不一定关于事实，但是谎话一定不会是真话。假话却不一定就是谎话，有些甜
言蜜语或客气话，说得过火，我们就认为假话，其实说话的人也许倒并不缺少爱慕与尊敬。
存心骗人，别有作用，所谓“口蜜腹剑”的，自然当作别论。真话又是认真的话，玩话不能
当作真话。将玩话当真话，往往闹别扭，即使在熟人甚至亲人之间。所以幽默感是可贵的。
真话未必是好听的话，所谓“苦口良言”，“药石之言”，“忠言”，“直言”，往往是逆
耳的，一片好心往往倒得罪了人。可是人们又要求“直言”专制时代“直言极谏”是选用人
才的一个科目，甚至现在算命看相的，也还在标榜“铁嘴”，表示直说，说的是真话，老实
话。但是这种“直言”“直说”大概是不至于刺耳至少也不至于太刺耳的。又是“直言”，
又不太刺耳，岂不两全其美吗！不过刺耳也许还可忍耐，刺心却最难宽恕；直说遭怨，直言
遭忌，就为刺了别人的心——小之被人骂为“臭嘴”，大之可以杀身。所以不折不扣的“直
言极谏”之臣，到底是寥寥可数的。直言刺耳，进而刺心，简直等于相骂，自然会叫人生
气，甚至于翻脸。反过来，生了气或翻了脸，骂起人来，冲口而出，自然也多直言，真话，
老实话。
人与人是如此，国与国在这里却不一样。国与国虽然也讲友谊，和人与人的友谊却不相
当，亲谊更简直是没有。这中间没有爱，说不上“真心”，也说不上“真话”“真心话”。
倒是不缺少客气话，所谓外交辞令；那只是礼尚往来，彼此表示尊敬而已。还有，就是条约
的语言，以利害为主，有些是互惠，更多是偏惠，自然是弱小吃亏。这种条约倒是“实
话”，所以有时得有秘密条款，有时更全然是密约。条约总说是双方同意的，即使只有一方
是“欣然同意”。不经双方同意而对一方有所直言，或彼此相对直言，那就往往是谴责，也
就等于相骂。像去年联合国大会以后的美苏两强，就是如此。话越说得老实，也就越尖锐
化，当然，翻脸倒是还不至于的。这种老实话一方面也是宣传。照一般的意见，宣传决不会
是老实话。然而美苏两强互相谴责，其中的确有许多老实话，也的确有许多人信这一方或那
一方，两大阵营对垒的形势因此也越见分明，世界也越见动荡。这正可见出宣传的力量。宣
传也有各等各样。毫无事实的空头宣传，不用说没人信，有事实可也参点儿谎，就有信的
人。因为有事实就有自信，有自信就能多多少少说出些真话，所以教人信。自然，事实越多
越分明，信的人也就越多。但是有宣传，也就有反宣传，反宣传意在打消宣传。判断当然还
得凭事实。不过正反错综，一般人眼花缭乱，不胜其麻烦，就索性一句话抹杀，说一切宣传
都是谎！可是宣传果然都是谎，宣传也就不会存在了，所以还当分别而论。即如贝尔纳斯将
他的书自题为《老实说》，或《老实话》，那位美国客人就怀疑他在自我宣传；但是那本书
总不能够全是谎罢？一个人也决不能够全靠撒谎而活下去，因为那么着他就掉在虚无里，就
没了。
１９４８年２月２４日作。
（原载１９４８年３月５日《周论》第１卷第８期）朱自清散文全编
傅国涌
1949年11月27日，江山易主，天下定于一尊，新一轮的改朝换代已告完成，在知识界享有声誉的北大教授朱光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自我检讨》。说到抗战之后，他的愿望本来是谨守岗位，把书教好些，再多读一些书，多写一些书。“可是事与愿违，一则国民党政府越弄越糟，逼得像我这样无心于政治的人也不得不焦虑忧惧；二则我向来胡乱写些文章，报章杂志的朋友们常来拉稿，逼得我写了一些于今看来是见解错误的文章，甚至签名附和旁人写的反动文章。”
这篇《自我检讨》收入了《朱光潜全集》第九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他那些“于今看来是见解错误的文章”也都收入了这一卷，可惜的是，他“签名附和”的“反动文章”始终没有见到。去年冬天，一位朋友送了我几本《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是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出版的，其中赫然就有朱光潜“签名附和”的那篇“反动文章”《中国的出路》，真是让我喜出望外——
“在这个动乱的时代，整个世界都在不安中，人们有一种普遍的政治醒觉，就是，如果我们不参与政治，别人将要把与我们意志和良心相反的制度，强加到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身上。
人类的基本要求是生活的安全与自由，凡与此潮流相反的政治力量都绝不能长久存在。人类的进步理想，不仅是经济生活的安全，更需要心灵的平安与知识的自由。
换句话说，人类经过数百年的奋斗争得了政治民主，现在应当以民主政治的方式，再进一步争取经济平等。但决不应为了经济平等而牺牲政治民主。因为没有政治的民主，经济平等就失去了基础，如果政治是在少数人独裁之下，即便能有经济的平等，也是赐予式的，统治者随时可以改变可以收回这种赐予。
人类的进步是累积而来的，进步的主潮决不会是放弃政治民主，换取经济平等。而是政治民主进一步再加上经济平等。
我国的宪政已开始，我们应当以宪政的方式，加紧步骤，实现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能使多数人民满意，有工作有生活，是保卫民主抵抗一切极权主义的唯一有效途径。”
“我们对民主制度（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信念是坚定的。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对于人生价值的一种信心，假如这种信心失掉了，人类也就不会有进步了。
现在全世界的民主制度都在受着极权共产主义的威胁。……要民主宪政成功，至少须有二个以上象样的较大政党，然后人民始能有选择，政党始能彼此发挥监督砥砺的作用。但我们更反对极权共产集团。因为假如极权共产集团得势，人类便将要开倒车，一切的进步理想便全完了。”
此文发表在1948年9月17日出版的《周论》周刊第2卷第10期，离“极权共产主义”席卷中国已不到一年。签名的除了朱光潜，还有樊际昌、毛子水、张佛泉、胡先驌等16位知识分子。半个多世纪以后重读这篇“反动文章”，恍如一梦，不幸的是，他们的忧虑几乎全部成了事实，只不过他们所想象的“经济平等”连影子都没有。
1948年1月，雷海宗在北京主办《周论》杂志，每周一期，至该年11月19日停刊，共出版了两卷43期。他几乎为每期写一篇以上社论，还先后刊登《如此世界、如何中国》、《副总统问题——一个历史的探讨》、《全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中古哲学中与今日意识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论老》、《弱国外交与外交人才》、《纽芬兰自动并入加拿大》、《论中国社会的特质》、《锦州——古今的重镇》、《人生的境界（一）——释大我》等专论。
翻阅重庆师范学院1979年编印的国统区文艺资料汇编之《战国派》，当年批判“战国策派”的文章几乎都来自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和《新华日报》的一个周刊《群众》，而且这种批判延续到了1949年之后，一篇写于1958年的批判文章出于一位历史学者之手，从文中用词可以看出相关话题的严峻，“‘战国策派’人的主子-------法西斯德、意、日三国……”，“雷海宗之流并不是真正在研究什么历史，而是在学术研究的幌子下，披着‘学者’‘教授’的外衣，掇拾资产阶级历史理论，歪曲捏造历史，倡导‘战国重演’论，反苏反共，为法西斯暴力征服世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开辟道路。……”[2]即使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种对“战国策派”的批判模式几乎仍然被全盘沿袭了下来，这是从国内几种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著述中都可以看到的。http://blog.sina.com.cn/u/49241c170100068b
仅仅一年后，朱光潜在公开检讨时自称只是“签名附和”而已。其实，这些观点也正是代表了朱光潜以及他同时代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共同见解。有些观点在他本人“见解错误的文章”中也不难找到，比如1948年11月2日，他在《中央日报》发表《世界的出路——也就是中国的出路》一文，认为苏联在政治上代表集权专制、经济上代表共产主义，美国在政治上代表自由民主、经济上代表资本主义，“都是极错乱的结合”。“世界的唯一的出路就在纠正这种这种错乱的结合，使民主自由与共产主义能携手并进。”那个时代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包括罗隆基、张东荪等）都有一个误解，以为苏联的共产主义代表了经济平等，而资本主义就是默认经济不平等的，其实他们对苏联的了解极为有限。因为极权主义社会的封闭性、残酷性和欺骗性，人民没有任何自由，外部世界也很难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以致连鲁迅晚年和胡适早年都曾向往过那个社会。知识分子们的“民主社会主义”观点带有很显然的空想色彩，在那种貌似平等的制度下，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经济平等，伴随着专制集权的也只能是奴役和不平等，是所有人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匮乏。经过20世纪以来多少世变沧桑之后，这些早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了。
今天来看，朱光潜“签名附和”的《中国的出路》正是 “极权主义”在中国全面登陆前夜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发出的最后呐喊，尽管他们的理念本身还有模糊之处，如他们关于“经济平等”的认识就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但他们依然坚定地发出了内心的声音——反对极权主义，这样的声音在一年后就是“反动”的，而且再也无法发出了。朱光潜应该庆幸自己曾在这样一份自由主义历史文献上签名，这是他生命中最大的荣耀之一。
1948年，正是国共内战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朱光潜在专业研究之外，还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政论，如《挽回人心》《谈行政效率》《行宪以后如何？》《立法院与责任内阁》《常识看金圆》《国民党的改造》等。诚如他本人在“检讨”中说的，“像每个望中国好的国民一样，我对于国民党政治是极端不满意的；不过它是一个我所接触到的政府，我幻想要中国好，必须要这个政府好；它不好，我们总还要希望它好。我所发表的言论大半是采取这个态度，就当时的毛病加以指责。”
他对国民党统治的指责常常是严厉而不留情面的，他认为一切改革的关键在于最高当局，直言“已往官场贪污是例外，今日官场不贪污是例外。”“目前许多危害国家的事，像贪污枉法，囤积居奇，扰乱金融，侵犯人民基本自由等等，莫不先由军政要人作俑。”指斥“国民党的致命伤”就是“一些人日日在培植私人党羽，在所谓‘小组织’上勾心斗角，分布爪牙，垄断选举，垄断中央政权，垄断地方行政，挟其徒众的势力迫胁中枢，抨击异己。”
他批评权贵“强奸民意，垄断政权”、“操纵金融贸易，吸民脂民膏以自饱”，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政府却“姑息养奸”。他因此主张“多杀几个”贪官污吏，“而且杀就要杀到底”。虽未点名，权势薰天的二陈、孔、宋之流却已呼之欲出。
他断言国民党已变成“一个藏污纳垢的护持封建恶势力的政党”，“由一个主义的结合变为一个势利的结合”，丧失了灵魂、生命和存在的理由，呼吁改造国民党，要求国民党包容真正的反对党的存在。
这些文章都发表在国民党治下公开发行的报刊上，从《申报》、《益世报》、《世界日报》、《中央日报》、《平明日报》、《天津国民日报》到《周论》《文学杂志》等，大致上可以看出那一时代言论的空间。我不知道朱光潜的见解到底“错”在哪里？在知识分子遍地犬儒、媒体全部为朝廷垄断的今天，重读他的文章，尤其令人感慨无比。
在朱光潜的这些文章中，我确实一点也读不出他是“一个脱离现实的见解偏狭而意志不坚定的知识分子”。他自称是一个“个人自由主义者”则大体上没错，我以为最能够体现他内心思想的还是这两篇文章。1947年12月22日，朱光潜在《香港民国日报》发表的《自由分子与民主政治》文中说：
“……自由分子虽无组织，他们的思想却有一个重心与共同倾向。因为实际上自由分子在社会上往往占多数，尤其是在目前的中国，而这多数人的立场既同是中立的超然的，他们对于国家重要问题自然是很客观地就国家全局着想，他们所见到的自然是公是公非而不是党是党非。所以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里，真正能代表民意的是自由分子。自由分子的思想既然比较稳健纯正而又富于代表性，它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就应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保持平衡的力量。”
然而，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自由分子只能被挤在夹缝里，“在朝党嫌他太左，在野党嫌他太右。”“没有一个缓冲的保持平衡的因素”，结果社会上两种对峙的相反的力量就只有激烈冲突，天下不归杨则归墨。
1948年8月，他在《周论》发表《自由主义与文艺》一文，阐述了他对自由主义和文艺本质的见解。他认为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骨子里是一回事，他之所以拥护自由主义，“其实就是反对抑压与摧残”。文艺的本性就是自由，“文艺不但自身是一种真正自由的活动，而且也是令人得到自由的一种力量。”在他看来，文艺不是哲学宗教或政治的喇叭或应声虫，他反对把文艺当作“宣传的工具或是逢迎 媚的工具”，也就是反对文艺以外的任何力量来奴役文艺，无论是哲学的、宗教的、道德的或政治的。
这些话放在今天依然能激励人，依然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1949年的到来毁灭了一切美好的人生理想、心愿、生活方式，把人变成了乌托邦的试验品、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没有尊严和灵魂的工具。此时离朱光潜公开在《人民日报》“自我检讨”不过一年多，我不认为朱光潜真心诚意改变了他对自由主义的信念。他的检讨只是在政治环境发生巨变后作出的反应而已。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朱光潜的不知所措是可想而知的，他迅速作出检讨只是暴露了人性本身的弱点，同时也表明中国的自由主义在一个全能的极权社会中注定了没有存身之地，那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国家暴力，与国民党那种有限专制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朱光潜，一个深谙西方文明精髓的知识分子，当他在《中国的出路》上签名时，他早就深知一旦极权主义获胜，一切都将无从谈起。除了“检讨”，他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
但是，朱光潜没有因早早就作出“自我检讨”，并转而学习《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而逃过“极权共产主义”来临后的那些灾难，历史也忘不了北大广场上那缕飘动的白发。
面对这个完全陌生的时代，朱光潜的自我改造不能说不积极。但怎么“检讨”都抹不去他身上的自由烙印，身处极权中的人们不会放过一个曾在《中国的出路》上签名的知识分子。在接踪而下至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首当其冲，成为北大两个被重点批判的对象之一（另一个是周炳琳）。他在西语系、在全校的师生员工大会上不停地接受批判，写下了大量的检查，对自己的反动立场、反动思想、反动学术观点等一一进行了无情的自我批判，内心之虔诚、态度之认真几乎都无可挑剔。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并不是孤立的。从吴宓、冯友兰到金岳霖、沈从文，都曾以改造对象的身份公开发表自我批判的文字，他们对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所作出的成就进行全面的检讨、否定，极尽自我糟蹋之能事。
“报载平津大学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竞坦白者逾六千人。”面对六千教授的坦白、自我否定，身居香港的钱穆“不禁为之废书掷笔而叹。”
在读到金岳霖写的一篇检讨后，远在海外的胡适说：“是不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已经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
即使如此，他们也并不能幸免被废弃、被批判、被侮辱的命运。或许因为早已主动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低下高贵的头颅迎合“极权主义”时代，朱光潜和金岳霖等都逃过了反右一劫，但几乎无人逃过“文革”的，等待他们的是“牛棚”，是牛鬼蛇神的命运。有学生永远记得朱光潜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在北大广场挨批斗时——“他稀疏头顶上在寒风中颤抖的一绺白发…… ”
这一绺在寒风中颤抖的白发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1960年代，朱光潜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西方美学史》，连尼采、叔本华的名字也不敢提及。多年以后，他为自己的“顾虑、胆怯，不诚实”感到羞愧。“顾虑、胆怯，不诚实”的又岂止一个朱光潜呢？
2003年11月29日
雷海宗（1）（20040908）
王敦书 [欧亚学研究]http://www.chxr.net/cgi-bin/index.dll?page1?webid=jianwangzhan&userid=319821&columnno=7&articleid=1151
在昆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雷海宗主持西南联大历史系行政工作，继续开设“中国通史”等中外历史多门课程。抗日战争后期，美国有关方面曾邀请雷海宗等一批名教授赴美讲学，以促进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改善中国大后方穷教授的清贫生活与工作条件。但雷海宗婉言谢绝，决心坚守岗位，与全国军民一同奋斗，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贡献全部力量。
雷海宗将大量的精力投入文章写作。其中有学术论文，如《雅乐与新声：一段音乐革命史》、《全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与中古哲学》、《古代中国外交》、《司马迁的史学》、《中国古代制度》等，分别发表于昆明《中央日报》、《清华学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学报》等报刊杂志。但更多的文章，则是史论结合，古为今用，将古今中外的历史与现状贯通起来，为宣传抗日和进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服务。刊登在昆明《今日评论》1939年第1卷第4期的《君子与伪君子——一个史的观察》和昆明《中央日报》（1942年7月）的《近代战争中的人力与武器》等文就是这样的实例。
1940年4月，雷海宗和林同济、陈佺等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先后出版了17期。1941年12月3日又在重庆《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至1942年7月为止，共出版了31期。雷海宗在《战国策》和《战国》副刊发表了《张伯伦与楚怀王》、《历史警觉性的时限》、《中外的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的怨女旷夫》、《历史形态》、《三个文化体系的形态》、《独具二周的中国文化》等文章。由于创办《战国策》和《战国》副刊，林同济、雷海宗、陈佺等人当时被称为“战国策派”。所谓“战国策派”的基本观点和主要思路，是用“文化形态史观”的理论来考察历史和文化，分析当前的世界形势，认为西方欧美文化现在正处在相当于古代中国的“战国时代”，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战国时代”所独有的国际战争特征的表现，中国面对这样的局势，必须找出应对之策，自主、自立、自强地建国和战胜日本侵略者。
此外，雷海宗还积极地为《当代评论》半月刊撰稿。从1941年末到1944年3月，他既为《当代评论》写过多篇社评，如《埃及战争》、《法属非洲——西方的第二战场》、《罗邱会议》、《突尼西亚盟军大捷》、《法国解放委员会与法兰西前途》、《苏捷协定与波兰前途》、《德舰沙恩霍斯特号沉没》、《苏联采用新国歌》、《阿根廷与轴心绝交》等；又在该杂志发表《海战常识与太平洋战争》、《战后世界与战后中国》、《平等的治外法权与不平等的治外法权》、《欧洲战后人的问题》、《战后的苏联》等专门文章；还主持了《世界战局的总检讨》的座谈会，致开幕词和做总结发言，刊载于《当代评论》第3卷第7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雷海宗与全国人民一起以无比喜悦的心情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蒋介石阴谋内战，反对民主，1945年12月1日西南联大等校师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一”运动。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被刺。闻一多是雷海宗的同学和好友。他对于闻一多的遇害感到无比悲愤，主动参加五人治丧委员会，并将杀害闻一多的子弹头保留下来，作为怀念亡友和憎恨国民党杀人凶手的见证。
1946年下半年，清华大学在北平复校。从上海乘轮船赴塘沽途中，雷海宗临时肩负起组织数百名同学北上的重任，战胜风浪，克服困难，井井有条地将大队人马带到了北平。复校后，雷海宗仍担任历史学系主任，并在冯友兰赴美讲学期间代理文学院院长之职。他继续讲授中外历史多门课程，并前后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如《历史过去的释义》、《春秋时代的政治与社会》、《东周秦汉间重农抑商的理论与政策》、《史实、现实与意义》、《人生的境界（一）——释大我》等。
抗战胜利后，雷海宗继续关心国内外形势和政局的发展，撰写大量时论性文章。1946年，《中央日报》和《观察》杂志分别刊载他的《欧美民族主义的前途》和《和平与太平》两篇文章。1947年雷海宗专门在《独立时论集》发表了《航空时代、北极中心与世界大势》、《理想与现实》、《印度还政问题》、《美国设国防部》、《两次大战后的世界人心》、《伊朗问题》等文。
1948年1月，雷海宗在北京主办《周论》杂志，每周一期，至该年11月19日停刊，共出版了两卷43期。他几乎为每期写一篇以上社论，还先后刊登《如此世界、如何中国》、《副总统问题——一个历史的探讨》、《全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中古哲学中与今日意识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论老》、《弱国外交与外交人才》、《纽芬兰自动并入加拿大》、《论中国社会的特质》、《锦州——古今的重镇》、《人生的境界（一）——释大我》等专论。此外，他还为天津《益世报》写专论《论美国在巴拿马受挫》、《美苏两种世界主义比较》、《南斯拉夫共产党大会》等文。《天津民国日报》也曾刊登雷海宗的《促进耕者有其田，开征累进财产税》和《国际和平展望》两篇短文。
综上所列，雷海宗自1939年至1948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时论性文章大致如此。限于篇幅，对各文内容不赘述。其历史观、史学体系和学术成就将在本文第四节中专门论述。至于他在时论性文章中表现出的政治观点，如他在《周论》的《发刊词》中所说：“我们愿意请求社会，不必强要我们追随信仰的潮流……我们的武器是思想，是概念，不是名词，不是口号……我们只以科学，客观，冷静自勉。”[13]他对社会主义苏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缺乏正确认识，但也不完全紧跟美国和蒋介石国民党，基本上属于想走“第三条道路”的接受西方教育的民主集体主义者，持中间偏右的立场。
迎 接 解 放 移 座 南 开 光 明 磊 落 鞠 躬 尽 瘁
1948年后期，全国解放的形势日益明朗。尽管有关当局给雷海宗提供机票动员他“南飞”，但他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不得人心。出于对祖国的热爱，雷海宗不愿到失去独立的异国他乡生活，毅然决定留在北平清华园，迎接解放，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关怀教育下，他积极参加土改、抗美援朝和思想改造等运动，转变政治立场和世界观。他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感到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似乎恢复了青年时期的热情，进一步加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决心。
解放初，雷海宗在清华任教，讲授世界史，并发表《古今华北气候与农事》的论文。他探讨古书中所见古代华北的气候与农业，指出其后逐渐发生的变化，并对今后华北的气候状况和农业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4] 。1951－1952年间，他在《大公报》、《进步日报》和《历史教学》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性批判文章，对罗马教廷和美帝国主义展开口诛笔伐，并将稿费捐献。这些文章是：《美帝“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背景》、《耶稣会——罗马教廷的别动队》、《耶稣会的别动队活动》、《中国近代史上宗教与梵蒂冈》、《20世纪的罗马教廷与帝国主义》和《近代史上梵蒂冈与世界罗马教》等。
1952年秋，雷海宗调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他对南开是有感情的，觉得自己与南开若有缘分。知道调南开的消息后，他曾对清华的邻居张岱年教授说，二十五年前回国时，南开曾向他发过聘书，当时未能成行，而现在终于要去了，看来晚年将在南开度过。
到南开后，雷海宗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世界史学科建设，讲授世界上古史，兼及世界近代史和物质文明史。为了培养青年教师，还特别在家给他们讲中国上古史和专业英语。雷海宗编写的《世界上古史讲义》一书，教育部定为全国高等学校交流讲义，并决定正式铅印出版。在这部著作中，雷海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运用丰富的材料，对世界上古史做了系统的阐述。其特色在于有自己的体系，既摆脱了他原来发挥的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的框架，也不完全沿用苏联教科书的一般结构。尤其是：
第一、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之中，打通了中国史和世界史之间的界限。以世界史为背景，概述了上古中国的历史，并通过对比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民性、民族性各方面说明古代中国在世界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强调中国人学习世界史，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
第二、 重视各地区、各种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从总体上来把握世界史。首先，在第五章 “埃及、巴比伦的边区殖民地与边外诸族”中，以埃及、巴比伦与周围地区的交往和文化影响为线索，贯穿叙述那些地区国家的历史，并探讨了世界上古史上第一次和第二次游牧民族大迁徙及其影响。其次，在第十三章“上古中晚期亚欧大陆之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中，集中论述了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600年亚欧大草原的游牧部落与中国、希腊和罗马等地区国家的关系与第三次迁徙。这一部分，以后扩大充实为学术论文，以《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为题，在1956年《南开大学学报》发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拓荒意义。[15]
第三、 结合奴隶制度和奴隶社会的整个历史，分析了家庭奴隶制和生产奴隶制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奴隶制度，在游牧地区、大陆农业区和邻近海洋地区三种不同地区的发展，认为海洋区是唯一奴隶社会为时较长、奴隶制度发展较高的地区，工商业一直是维持并发展奴隶制度的基础。并就从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的总问题提出了上古史上这方面的三个疑难问题：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的差别远不如氏族社会与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差别那么巨大；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多有交错，各地情况也多歧异；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时缺乏生产工具和生产力的明显进步，没有发生新兴阶级打倒旧阶级的革命，各地区转入封建社会时间的迟早亦大不相同。[16]
此外，诸如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的重视，将希腊、罗马的历史合起来分章节叙述，具体到关于金属器的使用与作用、希腊哲学的兴起与发展、罗马皇帝制度以及东方宗教与基督教的兴起等问题，也都有创见。
1956年，雷海宗在世界上古史课程中对整个体系作了新的调整，将分区教学法改为分段教学法，并对上古时期各阶段社会形态的性质与名称做了新的探讨。1957年，发表了《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的一些问题》一文，载《历史教学》该年第7期。他强调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的作用，认为人类迄今的历史，依生产工具而论，可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时代。从社会性质来说，石器时代属于原始社会，铜器时代属于部民社会，铁器时代包括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机器时代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奴隶制在雅典和罗马的短期特殊发展，只能看作封建社会的变种发展。这种变种，并不限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只要条件合适，也可出现。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属于铜器时代，是普遍于世界的一个大时代，并非亚洲所特有，可考虑使用中国和日本历史上指半自由民身份的“部民”一词来称这个时代为“部民社会”。铁器时代的前一阶段，马克思称为古典社会，“古典时代”的意识是有世界性的。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属于同一铁器时代的前后两个阶段，实际都是封建社会而稍有不同。[17]
在南开期间，雷海宗还为《历史教学》杂志撰写了一系列比较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教学参考性文章，如《关于世界上古史一些问题及名词的简释》、《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欧洲人的“教名”及一般取名的问题》、《读高中课本〈世界近现代史〉上册》、《历法的起源和先秦的历法》、《基督教的宗派及其性质》等。这些文章充分体现了一位史学大师对普通中学历史教学事业的关注，而且在简明扼要的阐述中显示了渊博学识与真知灼见。
1957年春，全国开始助党整风运动，知识分子展开了“鸣”、“放”活动。雷海宗在4月间先后参加了两次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会，主要谈发展社会科学问题。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无论是解放前或解放后都很薄弱。社会科学是随资本主义产生而产生的，是到资本主义社会才成为一种严格的真正的科学。中国的社会科学没有资本主义的阶段，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基础上，用新方法和新观点为无产阶级建立了新的社会科学。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树立的新的社会科学的看法，大家在理论上是一致的，
承认马列主义应该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1895
年的地方。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
谈当前革命问题。从了解整理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经验，建立新的社会科学来说，
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也是经常修
改他们的学说，他们注意到当时每一个社会科学部门的发展情况，掌握社会科
学研究的材料和成果。可是以后人们就认为他们已解决了一切问题，社会科学
不能再发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1895年以后社会科学上新材料很多，对旧材
料有很多新的认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1895年到今天六十二年的课补
上。这不是那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工作艰巨得很。
《人民日报》在1957年4月21日和22日刊载“天津教授们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会上发言”（包括雷海宗的发言）时加了编者按和编者注，指出：
雷先生认为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马克
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这却是违反了事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
这是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而不是说关于个别事实的个别论
断。列宁正是在社会科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方面，首先是关于帝国主义，关于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等基本理论方面，向前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也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了新的发展，
因而能够在中国实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而
雷先生所说的关于六十二年来古代史的发现，却只是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著
作中的个别论断。[18]
雷海宗在看到《人民日报》的编者注后，给《人民日报》写信说明：
我对于“注”中的话完全同意，我也是认为最近六十二年来，结合革命
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地发展的，我只是愿意提出过度忽视了最近
六十二年以前的人类历史几千年的经验教训的进一步研究。我的谈话中“1895
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
下半句就是指的像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一类的理论，上半句
“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即指像列宁对于封建社会所下的更清楚的定义之类。
这后者只是“个别的”，而不是“主要的”，他们对于过去的人类经验没有时
间多去谈论，只能在极“个别的问题上”说几句话，他们谈的有分量的话“主
要的”是有关当前革命的问题，而我们一般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马克思、恩格
斯所树立的结合过去几千年人类经验的社会科学部分又不肯体会马克思思想的
精神实质去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使社会科学的这一部分一直处在停滞状态之中。
雷海宗在信中进一步说自己的这个意思，在谈话中没有说清楚，是因为想避免不必要地重复半个月前另一个会上的主旨相同的发言。该发言对这层意思有较清楚的表达：
朱自清散文全编
论老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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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国务卿贝尔纳斯退职后写了一本书，题为《老实话》。这本书中国已经有了不止
一个译名，或作《美苏外交秘录》，或作《美苏外交内幕》，或作《美苏外交纪实》，“秘
录”“内幕”和“纪实”都是“老实话”的意译。前不久笔者参加一个宴会，大家谈起贝尔
纳斯的书，谈起这个书名。一个美国客人笑着说，“贝尔纳斯最不会说老实话！”大家也都
一笑。贝尔纳斯的这本书是否说的全是“老实话”，暂时不论，他自题为《老实话》，以及
中国的种种译名都含着“老实话”的意思，却可见无论中外，大家都在要求着“老实话”。
贝尔纳斯自题这样一个书名，想来是表示他在做国务卿办外交的时候有许多话不便“老实
说”，现在是自由了，无官一身轻了，不妨“老实说”了——原名直译该是《老实说》，还
不是《老实话》。但是他现在真能自由的“老实说”，真肯那么的“老实说”吗？——那位
美国客人的话是有他的理由的。
无论中外，也无论古今，大家都要求“老实话”，可见“老实话”是不容易听到见到
的。大家在知识上要求真实，他们要知道事实，寻求真理。但是抽象的真理，打破沙缸问到
底，有的说可知，有的说不可知，至今纷无定论，具体的事实却似乎或多或少总是可知的。
况且照常识上看来，总是先有事后才有理，而在日常生活里所要应付的也都是些事，理就包
含在其中，在应付事的时候，理往往是不自觉的。因此强调就落到了事实上。常听人说“我
们要明白事实的真相”，既说“事实”，又说“真相”，叠床架屋，正是强调的表现。说出
事实的真相，就是“实话”。买东西叫卖的人说“实价”，问口供叫犯人“从实招来”，都
是要求“实话”。人与人如此，国与国也如此。有些时事评论家常说美苏两强若是能够肯老
实说出两国的要求是些什么东西，再来商量，世界的局面也许能够明朗化。可是又有些评论
家认为两强的话，特别是苏联方面的，说的已经够老实了，够明朗化了。的确，自从去年维
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指名提出了“战争贩子”以后，美苏两强的话是越来越老实了，但是
明朗化似乎还未见其然。
人们为什么不能不肯说实话呢？归根结底，关键是在利害的冲突上。自己说出实话，让
别人知道自己的虚实，容易制自己。就是不然，让别人知道底细，也容易比自己抢先一着。
在这个分配不公平的世界上，生活好像战争，往往是有你无我；因此各人都得藏着点儿自
己，让人莫名其妙。于是乎勾心斗角，捉迷藏，大家在不安中猜疑着。向来有句老话，“知
人知面不知心”，还有“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处世的格言正是教人别
说实话，少说实话，也正是暗示那利害的冲突。我有人无，我多人少，我强人弱，说实话恐
怕人来占我的便宜，强的要越强，多的要越多，有的要越有。我无人有，我少人多，我弱人
强，说实话也恐怕人欺我不中用；弱的想变强，少的想变多，无的想变有。人与人如此，国
与国又何尝不如此！
说到战争，还有句老实话，“兵不厌诈”！真的交兵“不厌诈”，勾心斗角，捉迷藏，
耍花样，也正是个“不厌诈”！“不厌诈”，就是越诈越好，从不说实话少说实话大大的跨
进了一步；于是乎模糊事实，夸张事实，歪曲事实，甚至于捏造事实！于是乎种种谎话，应
用尽有，你想我是骗子，我想你是骗子。这种情形，中外古今大同小异，因为分配老是不公
平，利害也老在冲突着。这样可也就更要求实话，老实话。老实话自然是有的，人们没有相
当限度的互信，社会就不成其为社会了。但是实话总还太少，谎话总还太多，社会的和谐恐
怕还远得很罢。不过谎话虽然多，全然出于捏造的却也少，因为不容易使人信。麻烦的是谎
话里参实话，实话里参谎话——巧妙可也在这儿。日常的话多多少少是两参的，人们的互信
就建立在这种两参的话上，人们的猜疑可也发生在这两参的话上。即如贝尔纳斯自己标榜的
“老实话”，他的同国的那位客人就怀疑他在用好名字骗人。我们这些常人谁能知道他的话
老实或不老实到什么程度呢？
人们在情感上要求真诚，要求真心真意，要求开诚相见或诚恳的态度。他们要听“真
话”，“真心话”，心坎儿上的，不是嘴边儿上的话，这也可以说是“老实话”。但是“心
口如一”向来是难得的，“口是心非”恐怕大家有时都不免，读了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
就可恍然。“口蜜腹剑”却真成了小人。真话不一定关于事实，主要的是态度。可是，如前
面引过的，“知人知面不知心”，不看什么人就掏出自己的心肝来，人家也许还嫌血腥气
呢！所以交浅不能言深，大家一见面儿只谈天气，就是这个道理。所谓“推心置腹”，所谓
“肺腑之谈”，总得是二三知己才成；若是泛泛之交，只能敷敷衍衍，客客气气，说一些不
相干的门面话。这可也未必就是假的，虚伪的。他至少眼中有你。有些人一见面冷冰冰的，
拉长了面孔，爱理人不理人的，可以算是“真”透了顶，可是那份儿过了火的“真”，有几
个人受得住！本来彼此既不相知，或不深知，相干的话也无从说起，说了反容易出岔儿，乐
得远远儿的，淡淡儿的，慢慢儿的，不过就是彼此深知，像夫妇之间，也未必处处可以说真
话。“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一个人总有些不愿意教别人知道的秘密，若是不顾忌着些
个，怎样亲爱的也会碰钉子的。真话之难，就在这里。
真话虽然不一定关于事实，但是谎话一定不会是真话。假话却不一定就是谎话，有些甜
言蜜语或客气话，说得过火，我们就认为假话，其实说话的人也许倒并不缺少爱慕与尊敬。
存心骗人，别有作用，所谓“口蜜腹剑”的，自然当作别论。真话又是认真的话，玩话不能
当作真话。将玩话当真话，往往闹别扭，即使在熟人甚至亲人之间。所以幽默感是可贵的。
真话未必是好听的话，所谓“苦口良言”，“药石之言”，“忠言”，“直言”，往往是逆
耳的，一片好心往往倒得罪了人。可是人们又要求“直言”专制时代“直言极谏”是选用人
才的一个科目，甚至现在算命看相的，也还在标榜“铁嘴”，表示直说，说的是真话，老实
话。但是这种“直言”“直说”大概是不至于刺耳至少也不至于太刺耳的。又是“直言”，
又不太刺耳，岂不两全其美吗！不过刺耳也许还可忍耐，刺心却最难宽恕；直说遭怨，直言
遭忌，就为刺了别人的心——小之被人骂为“臭嘴”，大之可以杀身。所以不折不扣的“直
言极谏”之臣，到底是寥寥可数的。直言刺耳，进而刺心，简直等于相骂，自然会叫人生
气，甚至于翻脸。反过来，生了气或翻了脸，骂起人来，冲口而出，自然也多直言，真话，
老实话。
人与人是如此，国与国在这里却不一样。国与国虽然也讲友谊，和人与人的友谊却不相
当，亲谊更简直是没有。这中间没有爱，说不上“真心”，也说不上“真话”“真心话”。
倒是不缺少客气话，所谓外交辞令；那只是礼尚往来，彼此表示尊敬而已。还有，就是条约
的语言，以利害为主，有些是互惠，更多是偏惠，自然是弱小吃亏。这种条约倒是“实
话”，所以有时得有秘密条款，有时更全然是密约。条约总说是双方同意的，即使只有一方
是“欣然同意”。不经双方同意而对一方有所直言，或彼此相对直言，那就往往是谴责，也
就等于相骂。像去年联合国大会以后的美苏两强，就是如此。话越说得老实，也就越尖锐
化，当然，翻脸倒是还不至于的。这种老实话一方面也是宣传。照一般的意见，宣传决不会
是老实话。然而美苏两强互相谴责，其中的确有许多老实话，也的确有许多人信这一方或那
一方，两大阵营对垒的形势因此也越见分明，世界也越见动荡。这正可见出宣传的力量。宣
传也有各等各样。毫无事实的空头宣传，不用说没人信，有事实可也参点儿谎，就有信的
人。因为有事实就有自信，有自信就能多多少少说出些真话，所以教人信。自然，事实越多
越分明，信的人也就越多。但是有宣传，也就有反宣传，反宣传意在打消宣传。判断当然还
得凭事实。不过正反错综，一般人眼花缭乱，不胜其麻烦，就索性一句话抹杀，说一切宣传
都是谎！可是宣传果然都是谎，宣传也就不会存在了，所以还当分别而论。即如贝尔纳斯将
他的书自题为《老实说》，或《老实话》，那位美国客人就怀疑他在自我宣传；但是那本书
总不能够全是谎罢？一个人也决不能够全靠撒谎而活下去，因为那么着他就掉在虚无里，就
没了。
１９４８年２月２４日作。
（原载１９４８年３月５日《周论》第１卷第８期）朱自清散文全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