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杜：也拿普京的“良心”与“头脑”来说事

苏杜：也拿普京的“良心”与“头脑”来说事
作者：苏杜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333    更新时间：2007-6-10
也拿普京的“良心”与“头脑”来说事
苏 杜
2007-6-8
在强国社区上，网友“千虑的愚人”（作者自注：耿协斌，河南信阳一名普通公务员）发表了一篇题为《谁不承毛泽东的伟大功绩，谁就没有良心，谁还想回归到毛泽东时代，谁就没有头脑》的帖子，他解题说：“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的一句话。原意是：‘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这句话虽然是普京在对苏联历史及苏联解体作评价时讲的，笔者认为，它也比较适合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的评价，所以特意把它引伸到这里作为本文的标题。”看完了他的帖子才知道，不仅帖子的题目如此有来历，帖子的内容也囊括了各方面正在争论的基本议题，决非在评价毛泽东本人的圈子之内说事。我是一个孤陋寡闻的人，说真的，对于普京先生的“良心、头脑”说，我还处在闻所未闻的初级阶段；而普通公务员、耿协斌同志借普京先生一说而发表的诸多意见，却是在当前争论中闻而又闻的，并没有多少新鲜的货色，不过，这并不妨碍“就此类问题作进一步探讨”，因为，争论正在进行，结论还在未来。另外，耿同志的意见，本意全在“引伸”，认为“普京在对苏联历史及苏联解体所作评价” “也比较适合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的评价”的，也并不是普京先生本人，而是“笔者”的耿同志，所以，这里应耿同志号召“就此类问题作进一步探讨”，无论立意正歪，遣词可否，当与普京先生无干。
一   关于对毛泽东的怀念
耿同志在解题之后，旋即归书正传，开始对“我国，前一个时期网上突然冒出许多赞扬毛泽东，歌颂毛泽东，怀念毛泽东的文章”，发表他“细读”之后的发现了：“写这类文章的大概是这样三种人：一是对现实社会生活中不良风气不满的人，这些人想借歌颂毛泽东，来抨击当前不良社会风气；二是对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差距过大不满的人。他们怀念毛泽东，实际上是在怀念过去的‘大锅饭’，‘铁饭碗’。三是极少数人打着怀念毛主席的幌子，实际上是在攻击、抵毁党的改革开放政策。” 耿同志接着指出：“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对网上出现的怀旧、怀念毛主席的文章都值得重视。用毛泽东时代人们常说的一句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当然，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怀念’。” 下文，自然就是耿同志对怀念毛泽东的“缘故”进行分析与探讨了。但是，我们不必忙于对耿同志的探讨“作进一步探讨”，首先“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倒是耿同志的这种探讨之方法。恕我直言，尽管耿同志在第一点“值得提醒”中就提醒网友们，“毛主席无论多么英明、伟大，都是过去，已成为历史，时光是不会倒流的。重要的是现在和将来”，“毛主席在世时，当时社会有许多问题他老人家都没有办法解决，现在毛主席已经去世这么多年了，怀念他老人家的文章写的再多，也无助于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任何实际问题”，但当他本人论及“现在和将来”，要解决“怀念毛泽东”这一“实际问题”时，还是掉进了毛泽东主张的阶级分析这一“共产党传统”之中了。他之所谓“三种人”的归纳，他之对“三种人”三个“实际上”的剖析，正是典型的阶级分析，正是毛泽东“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隔世活用。这正像孙悟空狠狠折腾了一番，还是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一样，他的本意是彻底埋葬毛泽东，岂料反激活了毛的“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想做怀念的“三种人”，却做了毛的学说的应用者；未列入“值得提醒”之中，却偏偏“提醒”了他所划定的“三种人”们，也回过脸来，看一看耿等同志，到底是何种人了。耿同志在文中是主张“最能给人类带来进步的社会制度，并不是最平等的制度，而是个人的智慧、能力、能量都能得到最充分、最全面释放的制度”的， 耿同志写这篇文章之时，一定是“个人的智慧、能力、能量都得到了最充分、最全面释放”之刻，但一开场便反为自己的敌人张了目，这种“不平等”，大约是自己始料所不及的吧。
耿同志说，怀念毛主席的文章写得再多，也无助于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任何实际问题。我想，这种情形是有的，但毛病不在这样的文章“写得多”，而在于这样的文章写得不好。这样的文章，或者文情重于文理，或者文理失于浅浮，或者浅浮复以偏颇，或者偏颇终成歪曲，用于怀念，于今无助，用于“毛主席在世时”应景，也照样于事无补，甚至坏过大事。耿同志后文中所抨击的“毛主席发表最新最高指示，全国老百姓三更半夜不睡觉还得上街游行，欢呼最高指示发表”，便是“当是时”的应景文章之一种。这种应景文章，已由耿同志批得体无完肤，本无需再说点什么了，但作一点补充，也未尝不可。这补充就是：怀念毛泽东的文章不能以多代好，不怀念毛泽东的文章也不能以多代好。不怀念毛泽东的文章写得再多，多而不好，也同样是无助于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任何实际问题的。例如，耿同志在“更值得指出”中指出说，“当今社会许多弊端实际上是源于毛主席当初创建的这套具体制度”，这一指出，恐怕就犯了“多而不好”的毛病，“于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任何实际问题”，不仅是“无助”，而且是有害至甚了。耿同志在这一论断下有多个“再如、又有、还有”，只好在以下诸节中分别加以探讨。
二   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在“当今社会许多弊端实际上是源于毛主席当初创建的这套具体制度”这一总断定下，耿同志首先指定了“具体制度”之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弊源”。尽管耿同志明白自己仍是这种制度下的一名“仆人”，并自谦为“普通公务员”；尽管他也明白自己的公务权力无论怎样“普通”，也应当不是他自己决定的；尽管他无论怎样“普通”，也仍有“胡来”之可能，但这并不妨碍他接二连三地加以质问：“毛主席亲手创立的人民代大会制度，请问毛主席在世时，你投过几次票，你身边的人民代表是你选的吗？主人没有权力决定‘仆人’的命运，‘仆人’却又掌管着主人家里的一切大权，这样的仆人能不胡来的？”
不错，不用说“毛主席在世时”，即便是现在，“你投过几次票，你身边的人民代表是你选的吗”这样的质问，得到的回答，恐怕仍不会为耿同志所满意。如果耿同志知道今天还有将选票10元钱就卖掉，会还没开就“确保通过”，那他的情绪恐怕会更激动，再质问到十次八次也许仍然停不住嘴；不过，这一切，与“毛主席亲手创立的人民代大会制度”并不相干，就像有人所主张的改革中问题与改革不相干一个样。“毛主席亲手创立的人民代大会制度”，本来是要求投几次票就投几次票，规定人民代表人民选就要人民选，而不会凭财富多少参选，因为我们还不是马克吐温笔下的“金喇叭”国度；我们也不会依纳税多少来决定谁当代表，因为纳税多少都是公民义务，纳得多是因为你占用社会公共资源多，并不是当政协委员或人民代表或共产党代表的理由。“毛主席亲手创立的人民代大会制度”也不是没有问题，但有问题，有不足，不健全，保证不了投票次数的，人民代表不是人民选的，“仆人”不听“主人”管的，也要像主张“改革中的问题要在改革中解决”一样，人代会制度要在坚持人代会制度的方向上解决，而不是澡水孩子一块泼，或反其道而行之，干脆一凭金票代选票，财富定代表，让政协礼堂、人大会堂、党代会主席台统统坐满“先富起来”的新阶层。一边将“毛主席亲手创立的人民代大会制度”骂得一无是处，一边还需要它作旗子，这样的同志即便不属于耿同志所归纳的“三种人”，这种多少仍为毛泽东“那套具体制度”张目的行为，更应当受到耿同志的“进一步探讨”，定他为N种人的。
其实，通览耿同志全文，便会知道，耿同志所主张的，并非是“一个让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人的社会制度”，而是一个“个人的智慧、能力、能量都能得到最充分、最全面释放的制度”。“人民代表人民选”虽然有“投了几次票”的问题，“仆人能不胡来”的时候，但毕竟还投了几次票，仆人中还可能有几个不“胡来”的耿同志一样的“普通公务员”，而在耿同志的“最能给人类带来进步的社会制度”中，每个人却都在那里“最充分、最全面的释放个人智慧、能力、能量”，谁也不必投谁的票，谁也不必服谁的管，谁也不必指责谁“胡来”。耿同志说，“奴隶社会虽然出现贫富差别，但它仅用１０００多年时间使人类从根本上摆脱原始状态”，依我看，耿同志所提出的这种社会制度，用不着放进“全人类”这样的大范围，也用不了1000年这样的长时间，放进耿同志办理普通公务的场所，选取某一公务的开始、发展或结束阶段，听任每个公务员“最充分、最全面的释放个人智慧、能力、能量”，那即便是回不到“人类的原始状态”，也是极可能呈现出“能不胡来”的局面的。
三   关于当前腐败与特权
在“当今社会许多弊端实际上是源于毛主席当初创建的这套具体制度”这一总断定下，耿同志接着又指向了“共产党的传统”与“毛主席的特权”。耿同志说，“眼前的腐败与党内一把手权力过大有关。毛主席在世时，他的话是‘最高指示’， 毛主席发表最新最高指示，全国老百姓三更半夜不睡觉还得上街游行，　　欢呼最高指示发表！共产党内有了这样的传统，现在党内一把手权力过大也就不足为奇了”；“‘文革’期间所有人写文章、出书，稿费都取消了，惟有毛主席出版《毛选》还领稿费。这难道不是一种特权吗？任何人，一旦他手中的权力不受约束，都有可能搞特权，毛主席也不例外。” “眼前腐败”，人人痛恨，如果有谁能挖到其源而根除之，真是功莫大焉！我们不妨随着耿同志的指点，将“共产党传统”与“毛泽东特权”挖下去，看看其功秋几何。
先来挖“共产党传统”。我挖了一锹就颇感奇怪：这是“共产党的传统”吗？耿同志能从怀念毛泽东文章中分析出“三种人”来，并能概括出三个“实际上”，对于“毛主席在世时欢呼最高指示发表”，这种赞扬、歌颂毛泽东的狂热现象，怎么就“一种人”也分析不出，一个“实际上”也看不透，一揽子派了个“共产党传统”了事呢？再挖一锹，我的看法便与耿同志大相径庭了，我不仅不认为它是“共产党传统”，反而认为狂歌共产党的白热，正是反对共产党的一种传统，一种趋炎附势、假进步以后退、假革命以营私的中国传统。对于进步、改革、革命，对面的势力，一手是打压，一手便是吹捧，手法不一，目的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彻底挡住进步，完全取消改革，永远消灭革命。在共产党所有的敌人中，这种传统可能是最有势力、最为顽固、最善攻守的敌人了。这种传统，共产党人正要革它的命，怎么反成了共产党的传统？毛泽东作为共产党人一个代表，就是一个这样的革命者，他早就不吃裹着炮弹的糖衣了。他不仅在文革期间坚决地取消了“四个伟大”只想做一名教员，坚决地推倒他自己的雕像而“不为你们站岗”，坚决地毁掉自己的像章以“还我飞机”，坚决地相信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不用说改变世界，承认连北京这个地区也没有改变了；而且，在延安时期，他也没有为“人民救星”这样的盛誉所陶醉，一可与知名人士深论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智虑，二可与愚昧农民探究“打雷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的村骂。从此等一二，我倒从耿同志的“共产党传统”说中，也看出了一个“实际上”：实际上，耿同志对共产党人面对包围它的那种中国传统的斗争，至少是视而不见，将反对共产党的一种势力，派作了“共产党传统”，张冠李戴，闹的是盲人摸象的笑话。
再来挖“毛泽东特权”。我挖了一锹照样觉得奇怪：耿同志是查阅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文件还是向“所有人”都做了问证，才得出了“‘文革’期间所有人写文章、出书，稿费都取消了，惟有毛主席出版《毛选》还领稿费”的结论？是凭“不怀念毛泽东文章”中的传闻来说话，还是据自己的愿望或想象来立论？你可以不怀念毛泽东，不说他正确，不认他伟大，不颂他光荣，但你将一位政治领袖比作如今那些“独立董事”捞一把、“首席专家”弄几个的先富一族，你这是矮化了他个毛泽东，还是活化了自个井底蛙？如果有人不赞同另一位伟人的南巡讲话，说不出什么道理，只是指责“所有人出行都买票，惟有他游山玩水不花钱”，你不也是觉得可笑又可怜吗？“任何人，一旦他手中的权力不受约束，都有可能搞特权，毛主席也不例外”，这话不错，用在任何人，尤其任何政治人物身上都不错。但要举证要小心，要思量，因为任何政治领袖或政府首脑，尽管权力受约束，也会有某种特别之权的；甚至为了某种特别之权，有约束也会突破它的。共产党领袖之出文选，之运用组织宣传之权加以推广，以之宣扬和推行自己的政治纲领与治国策略，便不是毛泽东一个人所“惟有”。今日之“学选”，尽管有着“所有人都拿稿费”的背景，其“实际上”还是一回事。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之党、在台之府，推广它的领袖言论或首脑文告，也就是宣讲它的立党纲领执政方针，都会有其特别之方式与特别之权力。俄罗斯人何止千千万万，独普京先生的文章能入选耿同志立论之鉴者，盖出自作为总统的他有着“特权”而文章能广为散布的缘故，否则，有什么“罗夫”或什么“丽娅”讲得再“适合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的评价”，耿同志也会无从知晓的。而且，我还私下认为，如若探究“任何人，一旦他手中的权力不受约束，都有可能搞特权”，可以拿“毛主席也不例外”来说事，但拿“普通公务员”或“普通党员”中的一些“特别公务”或“特别党员”来说事，似乎更有说服力。还有，耿同志是主张探究“事实的全部”的，这也不错，有助于毛泽东彻底走下神坛。不过，让毛泽东走下神坛，也不是“全部”，还有一部分就是将神坛彻底打碎；否则，毛泽东走了下来，其他人还可能再走上去的。
好了，我们不必再挖下去了，现在到了对耿同志的“共产党传统”与“毛泽东特权”稍加概括的时候了。“实际上”，耿同志“当今社会许多弊端实际上是源于毛主席当初创建的这套具体制度” 断定下的再三“指出”，用“共产党源罪”五个字来浓缩一下就可以了。耿同志在他的文章最后说，“应该承认，中国确实面临许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然尔，这些问题只有继续向前走才能逐步得到解决。那种认为重塑毛主席的光辉形象，重新回归毛泽东时代，就能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想法，是开历史的倒车，不仅是不现实的，也是有害的，没有任何出路的！”这“共产党源罪”说，就是彻底打碎“重塑”之愿，彻底断绝“回归”之路的好办法。你要反腐败反特权吗，那就得溯源而上，从它的传统及领袖的特权挖起。
“民企家原罪”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伪命题，“共产党源罪”可是根本站稳了脚的真命题；清算民企“第一桶金”是否定改革的巨大成绩，清算“毛主席特权”却是在看“事实的全部”；民企创业初期的“不规范”是其生机勃勃的活力所在，共产党创业初期却不过是“民粹主义的痞子运动”；“民企家原罪”这个问题太没有意思，连一点争论的价值都没有，“共产党源罪”这个问题却很有意思，值得重视，是进一步探讨“怀念文章”缘故和讲“良心”、有“头脑”的纲。
果然，纲举目张，耿同志在挖到了“当今社会许多弊端实际上是源于毛主席当初创建的这套具体制度”的源罪之后，明确提出了“最能给人类带来进步的社会制度”。那末，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下一节再来说。
四   关于“最能给人类带来进步的社会制度”
“最能给人类带来进步的社会制度，并不是最平等的制度，而是个人的智慧、能力、能量都能得到最充分、最全面释放的制度。这种制度显然不是我们曾经尝试过的那种公有制度。”耿同志的文中这段话，前文已经引过，但还不够，要进一步探讨，还需要探讨一下耿同志所探讨出来的理由。
耿同志在“三种人”之外，还发现了“一些人”，他说：“还有一些人，他们习惯用所谓公有、平等、无贫富差距作为衡量社会制度好坏的标志。这是今天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一个向题。” 借着批评“一些人”的“习惯”，耿同志提出了“衡量社会制度好坏的标志”。什么样的“标志”呢，他没有直接说，但意思很明白，那就是：公有、平等、无贫富差距的社会制度是坏制度，私有、分等、贫富分化的社会制度是好制度。为什么呢？耿同志举了“远近”两个例子来证明，一个是“人类”的，一个是“中国”的。先看“人类”的，耿同志说：“人类自从脱离动物界后，‘在物质公有，权力公有，一切都公有’的社会里苦熬了２００万年，始终未能摆脱‘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奴隶社会虽然出现贫富差别，但它仅用１０００多年时间使人类从根本上摆脱原始状态。”再看“中国”的，耿同志说：“解放后毛主席带领我们走国有化、集体化，共同富裕的道路，大干社会主义，花了近30年的宝贵时间，结果还是吃不饱肚子。1980年后，全国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后不到5年时间，就出现了‘卖粮难’。”这两个例证很厉害，谁敢说这不是事实呢？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学习耿同志证明“共产党源罪”“毛主席特权”的办法来作进一步探讨：“这些是事实，但不是事实的全部”。贫富差别的奴隶社会用了不到1000年时间就使人类摆脱了原始状态之后又怎样了呢？联产承包责任制用了前后不到5年时间就出现了“卖粮难” 以后又怎么样了呢？“值得指出的是”，在这里，耿同志也没有说完奴隶社会以后和联产承包以后的 “事实的全部”； “更值得指出的是”，按照耿同志引用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的取与舍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取与舍。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那只是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也不过几千寒热。接下来的是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单是殉了主子的奴子，现在能挖出来的，就不是一个两个。孔圣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在过泰山侧闻妇人哭甚哀得其所以之后也太息曰苛政猛于虎，先从武后从文、大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沈从文，也以如椽之笔描绘过“前面几个士兵，中间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挑了两人头，这人头便常常是这小孩子的父亲或叔伯”以及“二十下左右就可把一只脚的骨髓敲出来” 的生动画面呢。5年联产承包就出现了“卖粮难”，接下来便是“一夜回到解放前”，“提留车，两头平，乡镇干部棉蛉虫”，“村糊弄乡，乡糊弄县，一直糊弄到国务院”；更“值得提醒”的，还有“就缺少陈胜吴广了”的反动呼声呢。所以，奴隶社会、“联产承包”的“这些事实”，仿佛很能为“私有、分等、贫富分化的社会制度是好制度”佐证，但一看“事实的全部”，恐怕就难以为据了。耿同志向上跳了两跳，算是又回到了井底。
但是，耿同志提出“私有、分等、贫富分化的社会制度是好制度”，除了依据“这些事实”，还有“人的本性”为凭。他说：“两千多年前，我国著名改革家商鞅就从人的本性出发，提出了人活着都会为自己盘算的务实思想。” “国君掌握着给人名利的权柄，就要慎重考虑民众取得名利的门路。” “邓小平也提出了人都会考虑个人利益的思想，指出：劳动不计报酬，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绝大多数人不行；短期可以，长期则不行。”耿同志太息说：“最可悲的是，本来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伟人）都会考虑个人得失的，我们却偏要去建立一个人人都必须为‘公’的社会制度。人心与制度的相背，失败是必然的结果。对于这样一个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制度，今天真的还值得我们那样去怀念吗？”
这真让人觉得啼笑皆非。耿同志不是要人们“继续向前走”，不得“开历史倒车”的吗，怎么自己一倒便倒到了春秋战国呢？“回归毛时代”是有害的，是没有任何出路的，回归“商时代”就是有利的，就是条条大道通罗马吗？连资产阶级奋斗牺牲换来的平等都不要，回归到中世纪就是开历史正车吗？耿同志在这里还说“人性”，论“思想”，道“人心”，要“国君慎重考虑民众取得名利的门路”，这些不都是“意识形态”吗？耿同志借普京先生的话，可是反对“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的呀。而且，你不觉得用“人不为已天诛地灭”作为“人性”“思想”的“意识形态”核心，太有点对不住奴隶社会以后的一些皇上以及后来的一些总统吗？皇上还说过“民以食为天王以民为天” 呢， 孙大总统还说过“唤起民众天下为公”呢。“最可悲的”事是有的，最可悲的就是主张“活着就都会为自己盘算”的人，却偏偏在做了本应为别从盘算的“普通公务员”。其“心性”与“公务”相背，“个人的智慧、能力、能量”越是得到“最充分、最全面的释放”，“公务”越是能“最充分、最全面”的变为“私务”。对于这样一个被无数“贪官忏悔录”证明了的万恶之源，今天还真的值得耿同志去“怀念”而不是去“怀恨”吗？如果耿同志真的认为“最能给人类带来进步的社会制度，并不是最平等的制度”，恐怕突然冒出来写“怀念文章”的就不仅是“三种人”，怀念的也不仅是“毛时代”了。一只耳朵听着上帝布福的雨果，另一只耳朵还会伸到下界来听听魔鬼的唠叨。法律之剑不能到达的地方，普希金的讽刺之鞭还会到达的。
五   关于“人剥削人”
本来，耿同志对“人剥削人”新解读，是完全可以放在关于“制度”的这一节中加以探讨的，但耿同志的新解读颇有新鲜感，简直可以说是“普通人士”为“主流理论” 做出的新贡献。不为新贡献独辟一节，那就是“让做出不同贡献的人都去领取相同的报酬”，正犯了耿同志所批判的“人剥削人”的讳，那是不可以的。“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不行，“用经济的方式搞意识形态”却是非常合式的。
那末，什么是耿同志的“人剥削人”的新解读呢？ 为免泯灭，为避断章，原文照录：
“乍看之下，收入没有差别的社会，是那样的诱人，那样令人神往。但仔细琢磨一下，这种制度非但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制度。相反，它还是一种人剥削人的制度。因为在任何时候个人的能力都会存在差别，进而对社会的贡献也会不同，让做出不同贡献的人都去领取相同的报酬，实际上是贡献小的人再剥削贡献大的人。这种制度之所以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就是因为它是一种落后的、早就被历史抛弃的、并且还是人剥削人制度。”
我相信，拜读了耿同志这一“琢磨”之后感到新鲜的，不会单是我一个人。但我还相信，耿同志的这一“琢磨”，只是“琢磨”出了一个金玉外壳，败絮其内的旧货本色还是没有丝毫的改变。这一旧货不是别的，仍是这些年盛行的取消阶级区分，代之以其它区分的老手段，“能力区分”云云的，便是其中之一。而且这“能力区分”，也不是耿同志“仔细琢磨”出来的，而是“主流精品店”里早就招摇着的。“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董事长、“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就说过：“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不同，前者是人权的平等，它必然造成收入的不平等，因为人与人不同，能力有大小，运气有好坏。后者是经济的平等，它必然有人权的不平等作后盾，只有强制性地压制优秀分子才能做到经济上的平等。经过20多年的试验，我们放弃了计划经济，转制到市场经济，效果果然不错。”耿同志的“能力区分”法，就是从这里批发来的。按照“能力区分”，才有了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高素质“企业家”与“代表落后生产力”的低素质“农民工”，“经济学家”也才有了“主流” “次流” 甚至“流外”之分。但是，“能力区分”也不是“茅所”里当今研制的时鲜，它又是从“中华老字号”里批发来的旧货。按照“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中国才有了几千年的“牧”与“羊”。然而，“能力区分”又不是“中华老字号”里独居的奇货，它还是一块“世界名牌”。按照social Darwinism，地球之上才有了应该统治全球的“日尔曼民族 ”、“大和民族”和应当被统治或被消灭的犹太民族与“支那”。不过，尽管“能力区分”这样有来历，在上个百年中那样功勋显赫，耿同志将其提高到“剥削论” “制度建设”的高度来认识，其贡献仍不能磨灭。所以在文中再三呼曰“耿同志”者，本意在此，并非全部为了行文方便或存心挪喻。不过，“值得提醒的是”，这“能力区分”虽然以“能力”代替了马克思的阶级，但它仍是一种“意识形态”，是耿同志所阐释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中的一个概念。这又是一个孙猴子跳不出如来佛手心的例子。这不是“普通公务员”的耿同志“能力”不够，“主流精英家”的“能力”何其高也，也是一个样。“主流精英家”一直认为“反恐”是一个超阶级、超国家的“全人类共识”，也曾为美国政府承认“东突”是恐怖主义组织而以为与之结成了“战略伙伴”，哪里会想到“个人智慧、能力、能量”还没有“最充分、最全面释放”的布什先生，在一个5年之后，就“赞扬热比娅是维吾尔族最优秀的代表”了呢。而普京发表《21世纪的头十年》连10年还不到，俄罗斯的导弹又轰然地飞向了天空，表明了“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不行，用意识形态的方式对付摆在家门口的威胁也不行，“华约”虽是失败、投降加解散了，美国还照样在捷克和波兰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准备着有朝一日能最充分最全面地释放其能力与能量，痛打落水狗，防止贡献小的国家剥削贡献大的国家呢。不过，对这样的“事实的全部”的一部分，耿同志鉴于有缘有故的爱与恨，认为它不适合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的评价，无益于发现“怀念文章”的“三种人”及三个“实际上”，既不值得一再“指出”，也不值得复以“提醒”了。
这正是：
良心仆地，钟鸣鼎食之家；头脑迷津，雀去龙没之舳 。“怀恨”与“怀念”齐飞，“实际”上共下一色；俄舟唱晚，白杨响彻林稍；华剑惊寒，却裁得昆仑三截，遗欧赠美留东国，环球同此凉热。
好了，“到这里，就到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