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小二黑结婚》的诞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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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晓薇http://book.ifeng.com/section.php?book_id=1519&id=103062
在文学的园地中，优秀的文学作品就像是根基深厚，枝叶繁茂的植物，不仅生命力强韧持久，而且具有超乎寻常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当代作家赵树理于半个多世纪前创作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就是这样一部佳作。在特殊的政治年代，这部作品连同故事的意识形态意味汇入一个时代文学的主流。小二黑与小芹争取婚恋自由的动人故事，二诸葛与三仙姑滑稽而生动的行为话语，在那个时代打动了千百万读者，继而又被以各种文艺方式搬演、传播，展现了它强大的生命力与辐射力。
一、20世纪40年代：《小二黑结婚》的诞生
说到小说的诞生，还得从青年赵树理就读于长治四师时谈起。受同学的影响，赵树理接触了“五四”新文学。但是回到老家，当他把学来的东西讲给乡亲们听时，却遭遇了冷漠。他们不喜欢赵树理的“学生腔”。他们有自己说话的方式。这件事给赵树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还写文章回忆和分析过这个现象。①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赵树理开始学习把新思想“翻译”成农民的话讲给他们听。《小二黑结婚》中那幽默风趣，充满山药蛋味道但又俗中含雅的语言，应该是从这时起就打下了根基的。
但是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当赵树理开始真正动笔创作文学作品的时候，用的仍然是“欧化句法”，写的仍然是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小二黑结婚》中的那种亲切质朴的山西农民语言和生活。很显然，当作家捧出《小二黑结婚》这部令他扬名海内外的小说之前，他还走了一段不短的路。
1932年，上海文艺界展开了“文艺大众化”的热烈讨论。苏汶、胡秋原等人撰文极力贬低连环图画、说书唱本之类的通俗文艺的价值。鲁迅予以有力的驳斥，指出连环画、唱本“已经坐在了‘艺术之宫’的里面了”，它们同样可以产生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那样的伟大艺术家。上海的讨论在太原的赵树理的心里掀开了层层涟漪。他所敬仰的鲁迅开启了他心头的一盏明灯。赵树理后来说：“我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一九三四年，其后一直坚持下来。”就是在这一年赵树理写成了小说《盘龙峪》。这部小说以晋东南的农村生活为背景，表现的是地地道道的太行山区农民的生活。清新的乡村风俗画，生动简练诙谐的山西农民语言，从这里已经看得出《小二黑结婚》的几分神韵了。而他开始实践“地摊文学”的理想，则要待到自1939年起在牺盟会①长治中心区先后主编《黄河日报》（路东版）副刊《山地》和《人民报》副刊《大家干》以及在华北新华日报社当编辑的时候了。在这些刊物上，赵树理连编辑兼带创作投稿，鼓词、快板、小说、杂文无所不能，宣传抗日，揭露阎锡山破坏抗日的劣迹。这种小报专门往人多处张贴，贴到哪百姓们就挤到哪，争相一睹为快。因此赵树理得到两个美称：“庙会作家”、“快板诗人”。这时的赵树理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华北新华日报社早已是众所周知的“通俗文学家”了。
但他同时也得到了另一顶帽子———“海派”或“旧派”。这是怎么回事儿呢？原来这顶帽子是那些反对大众化的人给他戴的。他们自称是“京派”或“新派”。这些人有的是从国统区来的，有的原本就在根据地，知识分子味儿极浓，“眼睛向上”，创作只为满足少数人的趣味服务，脱离大多数百姓实际需要。与他们相比，赵树理这位扎根于民间的农民作家很显然代表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1942年1月16日到19日，在八路军129师政治部与中共晋冀鲁豫区党委召开的全区五百人的文化座谈会上，赵树理与“新派”的代表———青年诗人高咏之间发生了争论。这实际上正是太行山区主张与反对文艺大众化方向的两种文艺力量斗争的一种表现。赵树理在会议的第三天（18日）作了发言，“用许多实际的例子证实大众化的迫切需要”。同样参加会议的吕班这样描述赵树理在会上的发言：
正当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有一位同志起立发言了，他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掏出一本黄连纸封面木刻的小册子来，说他介绍给大家一本“真正的”“华北文化”，于是他高声朗诵起来：“观音老母坐莲台，一朵祥云降下来，杨柳枝儿洒甘露，搭救世人免灾祸……”念了不多几句，引得哄堂大笑起来，但这位同志却非常严肃地说：“我们今后的写作，应当向这本小书学习的，因为老百姓对它太熟悉了，只要我们有强烈的内容，这种形式最适合工农的要求了，我们应当成立一个‘通俗文艺社’，更多写些给老百姓看的东西。”他着重的指出：“这种小册子数量很多，像敌人的‘挺身队’一样沿着太行山爬了上来，毒害我们的人民，我们应当起而应战，打垮它，消灭它，夺取它的阵地。”①
赵树理在会上的发言，实际上是一则宣告自己要坚定不移走通俗化道路的宣言书，也是一则向边区文艺工作者呼吁文艺大众化的倡议书。至此，赵树理已经完成了他的文艺大众化思想的蜕变过程，成为一位坚定的“通俗文学家”。
了解了这一段思想与创作历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赵树理何以在写出《小二黑结婚》时还只是“一个新人”①，但却是“一棵在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它根扎得很深，抽长的那么条畅，吐纳着大气和养料，那么不动声色的自然自在”（郭沫若语）。
就在五百人文化座谈会召开后不久———1941年5月到7月，日军连续对我太行山区进行“扫荡”。在突围中，北方局调查研究室的同志牺牲了十几名。八路军副司令彭德怀将北方局调查研究室委托给北方局秘书长兼党校校长杨献珍管理。这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传到太行山区。文艺为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更加明确了。杨献珍在反复领会讲话精神的同时，也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他想到了赵树理———这个深受群众欢迎的“快板诗人”、“庙会作家”，便申请将赵树理调到北方局调研室，让赵树理集中精力创作通俗文艺，教育群众。这样，赵树理又开始了新的工作。
调到北方局调研室后，赵树理就到辽县搞调查。他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走到哪里就随时记下当地的阶级状况、生产情况、村干部状况。此外，他还注意搜集各地的民情风俗、各种人的思想动态和生动语言，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过了一段时间，赵树理从农村回来，把一篇稿子交给杨献珍。杨献珍觉得不够理想。赵树理二话没说，又下农村去了。1943年春，赵树理又回来了，这回交给杨献珍厚厚的一摞稿纸———这就是后来令他一举成名的《小二黑结婚》。
说起《小二黑结婚》的创作来由还与一段冤案有关。这年春天，赵树理在辽县一个小山村做调查工作。他在房东家住下不久，房东家来了一位上了岁数的老汉。这位老汉脸上总是愁云密布。老汉引起了赵树理的好奇心与同情心，便递上一袋烟，主动找老汉搭话。两袋烟抽下来，老汉便对赵树理产生了信任感。他告诉老赵自己要到县政府告状，因为他的侄子被人暗害了。这真是个惊人的消息！赵树理立即有了警觉，请老汉把情况经过原原本本地讲给他听。
原来，老汉的侄子名叫岳冬至，是村里的民兵小队长，年方十九，曾在反“扫荡”时击毙过两个鬼子，获得过特等射手称号，是个模范青年。大概半个月前的一个晚上，他被村干部叫去开会，可是到天亮还没回来。老汉心里起了不祥之感。起床后发现牛棚门关得奇怪，便打开牛棚。进去一看吓了一大跳，原来侄儿直挺挺的吊在梁上，已经咽气了。看起来像是上吊自杀。但仔细一看，十分蹊跷：死者身体没有离地，下腿跪在牛粪里，身上还伤痕累累。很显然，他是被打死后吊上去的。岳家人惊呆了。他们找村干部询问情况，谁知几个村干部都异口同声，说开完会后就各自回家了，根本不知道岳冬至的情况。岳家人冷静下来，便感到冬至的死与这几个村干部有关系。老汉下了很大的决心越级到县政府上告。
老汉讲述的情况激起了赵树理更大的好奇心，于是他向老汉打听关于岳冬至的详细情况。老汉向他透露了重要的线索：村里有一个姑娘，叫智英祥，长得十分俊俏，村里的小伙子都爱跟着她转，其中包括岳冬至。另外，村长和几个干部也对智英祥垂涎三尺，总想占她便宜。但是姑娘独独喜欢岳冬至。岳冬至与智英祥的恋爱便招来了村长他们的嫉恨，平常时不时地总找两人的碴。赵树理掌握这些情况后，下决心要下一番调查研究的功夫。他找来了智英祥了解案情。智英祥便向赵树理哭诉了自己不幸的恋爱经历。
她原本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父母亲和两个哥哥都视她为掌上明珠。但是自从几年前母亲加入“三圣道教会”后，家庭就破裂了。这个教规定男女不能同居，于是父亲只好外出流浪。然后，母亲又自作主张将女儿许配给一个四十多岁的阔商。女儿坚决反对，把阔商送来的聘礼扔了一地，两个儿子也很反感母亲的做法。老婆子眼看众叛亲离，顿觉活着无味，便郁郁地上吊自杀了。
这样一来反倒给智英祥创造了自由恋爱的机会。在众多上门追求者中她独独相中了年轻英勇的岳冬至。岳冬至的父亲已经给儿子养了个九岁的童养媳，但是儿子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所以这并不会成为两人恋爱的障碍。但是村长和青救会秘书却是十足的流氓恶霸，几次想占她的便宜，但都被她断然拒绝。他俩便视岳冬至为情敌，经常找他的岔子。智英祥断定，杀害岳冬至的一定是这两个坏蛋。
适逢县公安局派侦察员来调查案件，赵树理便跟随着他们一起了解案情。几次审讯下来，案情便真相大白。果不出所料，岳冬至正是村长他们打死的。那天晚上，他们把岳冬至骗到村公所，然后又将岳冬至五花大绑，严刑拷打，逼岳冬至承认腐化罪名，还要他同智英祥一刀两断。岳冬至拒不屈服。他们便恼羞成怒，对岳冬至拳脚相加，没想到就这么把他给打死了。为了掩人耳目，他们便伪造了岳冬至在牛棚“上吊自杀”的现场。
案子终于水落石出，凶手也受到了该有的惩罚。赵树理心里却感到十分沉重。一则是因为在解放区政权中竟然混迹着像村长和青救会秘书这样的凶手恶霸；另外，更重要的是村人包括岳冬至和智英祥的家长对两人自由恋爱的态度———他们不仅不同情，反而认为两人私自恋爱至少也该教训教训。
这真是咄咄怪事！其实只要了解当地婚俗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何有这样的反应了。太行山区是有名的贫困山区。“山性使人塞”。在婚姻问题上，他们沿袭着一套千年不变的习俗和观念：男女结合必须父母或媒妁之言，甚至强迫包办或买卖。当地还有买妻、虐妻和“一妻多夫”现象①。但是对这样的陋习当地人习以为常，如果男女双方自由交往或自主结合却被视为大逆不道。而岳冬至竟然敢向这不成文的法令公然挑战，自作主张、光明正大地同智英祥谈恋爱，这当然令他们感到不能容忍；相反他们倒是能容忍村长之流的丑陋行为，因为这是司空见惯的。
令赵树理感到吃惊的是，这一切发生在解放区政府已公布了一系列针对太行山区百姓婚俗陋习的法规制度的1940年后。而且，就在岳冬至案发生的当年1月，区政府颁布了《妨碍婚姻治罪法》。法令规定严禁虐待妇女和买卖婚姻，“如有买卖婚姻者，勒索财物损害他人婚姻者，强迫不到结婚或订婚年龄之男女结婚或订婚者，不经本人同意而强迫其结婚或订婚者，妨碍成年男女自愿结婚或订婚者，凡有以上行为之一者，处以一年以下徒刑或三百元以下之罚金。”从人们对待岳冬至案件的态度中可见新的政策的颁布对人们的生活影响微乎其微，新观念并未如春风一般“吹皱一池春水”，多年的婚姻陋习和旧观念依旧未变。本已抱定用文艺来教育影响大众思想的赵树理，觉得岳冬至事件是一个教育群众，宣传新的婚姻观念和思想的好时机。于是，怀着对岳冬至和智英祥两人的遭遇的深切同情，以及对村人愚昧思想“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痛心，赵树理决定写下这个故事。
小说当然要用赵树理所擅长的、能为群众所接受的大众化、通俗化方式来讲述。至于故事的情节，基本上是以岳冬至事件为蓝本。赵树理以岳冬至和智英祥二人为原型，分别塑造了小说的男女主人公———自由恋爱的小二黑和小芹。只不过与现实生活中岳冬至遇害，因而岳冬至与智英祥两人恋爱成悲剧不一样，小说中的男女主角恋爱的结局是喜剧———小二黑虽然也被金旺兴旺兄弟绑起来私自斗争，但却接二连三地被县政府派来的村长和区长主持公道解救了。不仅如此，小二黑和小芹还在区长主持下订了婚，区长教育了两个阻拦年轻人自由恋爱结合的家长———二诸葛和三仙姑，金旺兴旺兄弟也被开了斗争大会，判了刑。据赵树理后来回忆，当时是因为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才由村长、区长支持着搞了个大团圆。但是事实证明，这一结局的改动深得民心。它具有显而易见的政治意义：尽管岳、智二人在现实中恋爱是悲剧结果，但在解放区的天空下，小二黑与小芹的喜剧式结局也有其存在的可能性。而且，这一结局处理更富于时代气息，它鼓舞了农村千千万万像小二黑和小芹一样自由恋爱而遭受旧的婚姻恋爱观念阻挠的青年男女们，“它使那些在婚姻问题上痛苦呻吟的男女同胞豁然开朗，好像从暗无天日的洞穴里突然发现了一片投射到眼前的阳光，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坦途”①。他们以小二黑和小芹为榜样，满怀信心地为争取自由恋爱、自主婚姻而斗争。
小说中另外两个重要人物小二黑的父亲二诸葛和小芹母亲三仙姑，则来自于赵树理家乡所熟悉的亲人和乡亲们。善良、胆小、迷信，还有些家长制作风的二诸葛主要改编自赵树理的父亲。赵树理的父亲名叫赵和清，会打卦算命看风水，人称“小孔明”。村里曾流传他“倒马”的故事。传说他替自己算了一卦，说：“我的马倒了。”妻子埋怨他不该说，劝他去躲一躲。他躲到大女儿家，附近有日本兵。他又返回来想换一个地方躲躲。三更天，他拎着一罐蜂蜜去还邻居，谁知刚出门就被日本兵捉住，第二天按到厕所里淹死了。小说中有二诸葛因迷信八卦而导致延误栽种日期的细节（二诸葛因此得了一个“不宜栽种”的绰号），这显然是从传说中的“小孔明”的经历中“脱胎换骨”出来的。三仙姑的形象则是杂取种种人化合而成。赵树理小时有一个本家寡婶，年纪四十多了还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穿绣花鞋、镶边裤，脑门上还顶块黑手帕，用来遮盖脱光的头发。招了个倒插门女婿，却只知道在地里干活，老婆在外与别的男人鬼混竟一点意见也没有。还有一对跟智英祥家情况相似的母女。母亲的职业是顶着红布摇摇摆摆扮天神的巫婆。她利用职业之便勾引一些善男信徒拜倒在她的裙下。使他们吃饭也要端着碗跑半里路来坐一会（太行山区穷，女人多半嫁到山外去了，男女比例失衡。许多穷汉娶不上妻子，只有通过这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来解决性饥渴）。母亲这样放肆，对女儿的正当恋爱却横加阻拦。再加上智英祥母亲的一些事迹，这样就综合成一个活灵活现的“三仙姑”。其实，赵树理在1941年创作的上党梆子剧《万象楼》和《神仙世界》中就已经塑造过类似的农民形象。可见，这类人物形象早已活在赵树理心中。
这样，一篇将会产生作者始料未及的影响力与生命力的短篇小说于1943年5月间完稿了。
接下来就是出版问题了。说到《小二黑结婚》的出版又有一番曲折的经历。赵树理先把稿子交给器重自己的北方局党校校长杨献珍。杨献珍读后大为感动，如获至宝，把稿子送交彭德怀过目。那天彭德怀刚好在开会，他就交给彭夫人———北方局妇委书记浦安修。浦安修先睹为快，推荐给彭德怀。彭总读后也很喜欢。便交给华北新华书店①，但是很久没有下文。杨献珍便将情况向彭总反映。彭总听后很生气，表示要坚决支持小说的出版，便提笔写下一行大字：“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幸得彭总的支持，小说终于在1943年9月初出版了。
这里要特别补叙一下小说交给新华书店后很久没有音讯的原因。一般史料倾向于认为：是《新华日报》社有人反对赵树理的“大众化”，有人又“瞧不起”赵树理的创作，所以“压着”不发，推延了出版时间。而据原华北新华书店工作人员回忆，根本不存在“压着”不出版，是战争年代出版印刷力量不足才延误了出版。两种说法到底哪一种符合史实？据《赵树理评传》作者、赵树理研究专家董大中调查考证，很久不出版的原因，极有可能是因为编辑部还没成立，人手不够，再加上战争年代经常要躲避出奇不意的袭击，所以无暇顾及书籍的出版，而并非新华书店压着不出版。笔者倾向于董大中的说法。因为物质条件的艰苦，在那个时代的太行山边区要出版一本普通的小册子并非像咱们今天想象的那样容易。
《小二黑结婚》刚一问世便受到老百姓的空前欢迎。华北新华书店的文艺作品一般印刷两千册就已经达到饱和点了，这本封面上印着“通俗故事”的不起眼的小册子第一版就印了两万册却仍供不应求。翌年三月，新华书店决定重新排印，再版两万册。新版书用大号字排版，且附上了有趣的插图。与此相伴随的是老百姓在田间地头、饭桌炕头念叨《小二黑结婚》的情景。农民们宁可省吃俭用也要从牙缝里节约点钱来买本《小二黑结婚》来看，堪称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观。
除了太行山区，这部小说还在晋冀鲁豫边区、山东解放区出版发行，还流传到国民党统治区和日伪敌占区。据统计，光解放前的版本就有上十种：新华书店1946年版，东北画报社1947年版，东北大学1947年版，光明日报1947年版，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7年版，山西吕梁教育出版社1947年版（《赵树理选集》中收入《小二黑结婚》），香港华夏出版社的“北方文丛之一”，东北书店1948年版，华北大学1948年版，等等。解放后出版印行的次数就更多了。此外还被译为俄、罗马尼亚、越南、日、法、印尼、捷、挪威等多国文字，自出版以来总计在国外出版了50余种版本。
“小二黑”的故事还被编排成太行山区形形色色的地方剧种。由武乡光明剧团带头，数以百计的剧团先后将小说改编成武乡秧歌、襄垣秧歌、中路梆子、上党落子……等剧种，更加扩大了小说的传播效果，为小说带来了轰动效应。当地不识字的农民争相一睹为快，他们如痴如醉总也看不够。住在离戏台一二十里地的老太太、大闺女甚至抱小孩的小媳妇，夜里举着火把，翻山越岭来一睹“小二黑”的风采。小二黑和小芹成了山区青年男女争取恋爱婚姻自由的榜样。赵树理的一位战友曾讲述了两桩亲眼所见的事例。一桩是涉县河南店村的一位姓熊的姑娘与一位部队干部恋爱，遭到父亲和村里落后势力的讽刺和压迫。她父亲强迫她嫁给别人。不久，“小二黑”的故事传遍了全太行山区，姑娘看了“小二黑”的戏，冲破阻碍，与父亲包办的丈夫离了婚，然后又同真心相爱的这位干部结了婚。后来这位姑娘入了党，有了几个孩子，同爱人在北京工作，生活得非常幸福。另一桩是涉县胡峪村的一位父母双亡，被收养的闺女。这家人收养她准备给自己的儿子做童养媳。谁知她却爱上了南庄村的一位小裁缝。这件事轰动了邻近乡村。胡峪村的落后分子威胁小裁缝：再敢来就打断你的腿！小裁缝知道了“小二黑”的故事，没有害怕，反而同这姑娘商量着一起参加了八路军。在欢送参军的光荣大会上，二人并肩骑着高头大马，戴着碗口大的红花，欢天喜地，十分惹人羡慕。
可以说，自“五四”以来，还没有一本新小说能在农村引起这么大的轰动。杨俊在《我所知道的赵树理》一文中记述了一件事情，可以看出“小二黑”在当时的知名度：1944年冬天，太行山区要召开一次大规模的会议，赵树理单独去了。结果村口守门的警卫死活不让他进去，原因是他穿得比普通战士还不整齐，一件破棉袄，没系风纪扣，没打裹腿。最后纠缠半天才放行。后来人家打趣他：你就说你是《小二黑结婚》的作者，人家不就让你过了吗？赵树理笑着说：那怎么行？他只认得“小二黑”，怎么认得老赵？
与小说受到群众狂热追捧相反，当时太行山文艺界同行的反应则显得要冷淡得多。有人摇头说那只不过是“通俗文艺”，还有人冷嘲热讽，说这是“海派文艺”。《华北文艺》十月号上一位外地来的同志写了一篇肯定小说的评论，立即招来了《新华日报》（华北版）上针锋相对的反对意见。该文认为：当前的任务是抗日，写男女恋爱有什么意义？而其他太行山区的报刊也一律莫名所以地保持沉默。直到1946年8月26日，周扬才写了肯定性的评论（载《解放日报》）为“小二黑”正名：“作者是在这里讴歌自由恋爱的胜利吗？不是的，他是在讴歌新社会的胜利（只有在这种社会里，农民才能享受自由恋爱的正当权利）……”并且全面肯定赵树理的成就：“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这些决不是普通的通俗故事，而是真正的艺术品，它们把艺术性和大众性相当高度地结合起来了。”“文艺座谈会以后……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而在国统区的情况则大不同。赵树理的小说传到国统区，立即得到了前辈作家郭沫若、茅盾等人的热情称赞。在周扬之前，郭沫若已连续在上海《文汇报》①和延安《解放日报》②上发表了肯定性评论。总之，这三位“文坛巨头”富有权威性的评价，尤其是周扬的评价基本确立了赵树理在文坛的地位。在这个背景下，1947年7月25日至8月10日召开的晋冀鲁豫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主持文联日常工作的副理事长陈荒煤集中大家的意见，作了题为《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总结发言，他说：“我们觉得，应该把赵树理同志的方向提出来，作为我们的旗帜，号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他学习，看齐！为了更好的反映现实斗争，我们就必须更好的学习赵树理同志！大家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吧！”自然而然，《小二黑结婚》这部赵树理的成名作与赵树理稍后创作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也随着“赵树理方向”的确立也成为了文学经典，被视作代表了毛泽东“延座”讲话精神的文学典范也成为解放区文艺工作者争相学习的范本。这一时期，赵树理在文坛的地位达到顶点，并且成为解放区无人不知的“名人”。1947年，赵树理生平第一次接受了外国记者的采访，这位外国记者发现，在解放区除了毛泽东和朱德，赵树理就是最有名的人物。
二、20世纪50—60年代：政治语境下
红色经典的铸成
随着“赵树理方向”的确立，赵树理的声望和地位渐至顶峰，改编《小二黑结婚》的热潮渐渐扩大，除了山西地方剧种外，它先后被改编为沪剧、湖南花鼓戏、评剧、豫剧等影响较大的剧种；又以话剧、电影、歌剧的形式在舞台和银幕上上演。历时半个多世纪，经久不衰。
以下具体介绍几种产生影响较大的艺术形式。
新中国歌剧的第一个“潮头”———歌剧《小二黑结婚》
1952年，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决定将《小二黑结婚》改编成歌剧，并作为歌剧系学生的教学实践创作排演。在准备创作阶段，有同志曾对选择小说《小二黑结婚》作为改编的本子产生疑议———认为这个故事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事情，时至今日已无现实意义。宣传婚姻法还得在现实生活中寻找新人新事。经过讨论，大家明确了原作中所暴露的封建婚姻制度和习惯在目前农村中仍然存在，只要把本子和人物写好，对于今天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改编本确定由歌剧系的学员杨兰春等人来撰写。杨兰春是来自河南洛阳县文工团的学员，文化水平并不高，但他唱过戏，对河南、山西一带的地方戏曲和曲艺了如指掌。歌剧系确定由他来改编剧本，正是基于向民族戏曲尤其是山西地方民间戏曲曲艺形式学习，运用民间戏曲音乐来创造新歌剧的思想。杨兰春接到任务后果然不负重望，和田川一起在学院附近的北海公园，风雨无阻地潜心钻研小说，改编剧本。杨兰春以他所背诵的几十出民间小戏唱词为素材，田川则根据不同人物的需要挑挑拣拣，取其精华再进行创作。比如剧中第一场有一段村姑小荣与小芹的对唱：
小荣：
树上的柿子圆又圆，
好看好吃呀比蜜甜。
压得树枝拖了地，
枝头伸到你的面前，
迟一天不如早一天，
过了白露寒霜降，
打落了柿子后悔难。
小芹（故装不懂，接唱）：
七月的桃，八月的梨，
九月的柿子红了皮，
谁家的柿子谁去摘，
俺没有柿子心不急。
这段唱词就是从传统戏《站花墙》中转化过来的。从民间曲艺的语言形式中吸取营养，推陈出新，化为己有，保持了歌剧唱词的中国作风和民族气派。改编的剧本送到赵树理那里，令赵树理一改对洋歌剧的态度。赵树理亲自坐着三轮车来到中央戏剧学院，向杨兰春、田川、胡沙讲述了小说《小二黑结婚》创作的始末，并向他们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创作组都一一采纳，比如安排作曲组的同学搜集晋东南一带的地方戏曲———黎城落子、武安落子、平调等方面的音乐资料来组织音乐创作。又由马可带队，杨兰春、田川、郭兰英等数十人到故事发生地山西太行山区亲身体验生活。马可等人步行数百里，访问了几十个基本群众和基层干部，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民歌民俗、地理环境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杨兰春等人边调查边构思，看到十字岭村头有一池水，触景生情，想到小芹当年一定在这里洗过衣服，就设计了洗衣的情节和唱词：“清凌凌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小芹我洗衣衫到河边。”杨兰春等人可没有想到这段灵机一动的情节和唱词后来饱受赞誉和备受欢迎，成为许多歌唱家在演出时必演的唱段。在剧本的整个创作过程中，杨兰春、田川等人密切配合，学员又广泛讨论，专家反复论证，几易其稿，历时半年，终于完成改编任务。赵树理看完后对剧本予以肯定。而其中的一些唱词尤其引起了这位“人民语言大师”的兴趣，比如媒婆唱的“春夏秋冬不种田，我手里不缺零花钱”，小二黑唱的“咱好似两个铁核桃，生生死死结得牢”。赵树理大为赞许：“这些词土得有味，农民一定喜欢听。”
歌剧本子对小说的故事情节进行了大胆的改造。原作是采用传统的评书体方式来讲述故事的，因而情节结构比较生活化、散文化，不太利于以戏剧的方式表现。歌剧通过增删、剪裁、糅合，将原作情节作了更为简化、集中化的处理。剧本在改编过程中裁去了小说中一些次要的、枝蔓的，又不利于戏剧场景表现的情节。如原小说中金旺在“拿双”之前还绑过一次小二黑，并且分别组织村武委会和妇救会斗争小二黑、小芹二人，但因为村长出面而解了围。在歌剧中这一情节基本被剪掉，保留其中一些细节将其糅入“拿双”斗争情节中———于是歌剧中小二黑小芹被斗争不是在区里，而是在村公所，区长是被村里的群众请来的，而不是小说中金旺自寻死路送上门的。通过这样的修改和再创作，全剧显得结构严谨，情节紧凑，冲突尖锐，主题突出，呈现出一派单纯明朗的风格。
歌剧本子还非常注意描写小二黑、小芹与金旺兄弟和二诸葛、三仙姑斗争中群众的力量，以及以区长为代表的抗日民主政权的支持。剧本设计了原小说中没有的小荣、年根儿、喜兰等角色。他们既是小二黑与小芹的伙伴又是战友；而对金旺这样的封建地痞流氓，他们也有更清醒的认识，并且帮助小二黑和小芹打击金旺；对小二黑打鬼子立功受表彰明显持赞许态度，而对抗日民主政权他们又有着热切的向往。总之剧本设计的是小说中所没有的一群政治态度鲜明的“阶级群众”的群像。除此之外，又强化了以区长为代表的抗日民主政权在斗争中的主导性力量。剧本第一场，小二黑从区里开会回来，对小芹有这样一段唱词：
我这次开会到县上，
区长亲自对我谈，
男女婚姻要自主，
反对买卖和包办，
二人同意就能结婚，
谁也不能来阻拦，
这就是咱护身的刀，
能砍断那封建的铁锁链！
这段词也是原小说中没有的，它出现在歌剧的第一场———所有矛盾展开的初始，很有意味：小二黑和小芹后来之所以能那样坚决地与二诸葛、三仙姑和金旺兄弟斗争，没有丝毫软弱，正是因为区长所代表的新政权的支持。类似这样的话一再在小二黑和小芹的对话中出现，很自然地为区长最后出现在村公所广场上惩恶扬善，鼓励先进教育落后的高潮情节作了自然的铺垫。
通过这样的增删、调整、修改与编排，剧本的政治性话语明显加强，政治救赎的主题也得到进一步突出。
另一方面，从音乐的角度来看，这出歌剧在中国新歌剧音乐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作曲者马可是中国新歌剧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贡献主要在西洋歌剧的民族化方面。从解放前的《夫妻识字》《白毛女》等新歌剧开始，他就致力于将西洋歌剧形式与中国的民间音乐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能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歌剧。歌剧《小二黑结婚》的突出特点在于它向传统戏曲（主要是北方的“三梆一落”即山西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和评戏）吸取音乐素材，开创出一条在传统戏曲基础上发展歌剧的道路。在新中国歌剧史上歌剧《小二黑结婚》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作品，是当之无愧的“红色歌剧经典”。至今，这出歌剧中的经典片断仍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上演，有着旺盛的艺术生命力。而“小二黑”的故事就在这样经典的音乐声中不断传扬，穿越了半个世纪的时空。
两种版本的电影《小二黑结婚》
说到电影《小二黑结婚》，老一辈观众熟悉的可能是196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版本。但在此之前———1950年香港“大光明影业公司”已经将“小二黑”的故事搬上了银幕，并受到各界的欢迎。虽然两种版本的电影演绎的是同一个故事，但时代、背景和政治语境的不同，使得影片被赋予的涵义也不同。
说起1950年香港“大光明”版“小二黑”的拍摄经过也是一波三折。
《小二黑结婚》的小说早在1948年前就流传到香港（由香港华夏出版社作为“北方文丛”之一出版）。接着“小二黑”的快板和话剧也纷纷上演。1948年11月，香港南方学院组成的南方剧社在港孔圣堂、红孩儿剧场公演，场场爆满，座无虚席。正在香港的郭沫若夫妇、章乃器夫妇、邓初民夫妇也前往观看。事后，郭沫若、茅盾还撰文写了观后感。
但是话剧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毕竟是有限的，无法满足香港人民对解放区的好奇与朦胧的向往憧憬之心。
1948年，演员顾而已与顾也鲁两人在香港合办了一个电影公司———“大光明影业公司”———作为进步电影的阵地，“跟那些乌烟瘴气的，黄色反动电影作斗争”①（顾而已语）。“大光明”先后拍了《野火春风》《水上人家》两部影片。这两部影片题材都是反映“旧世界”的残酷和毁灭，表现对“新世界”的向往和憧憬的。因而影片公映后，受到香港进步报刊的推崇与鼓励。但那个大家都向往的“新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在这两部片子中都是朦胧模糊的。拍第三部电影时，顾而已的弟弟———剧作家顾也镡向哥哥推荐了早已风靡边区，被奉为经典并且传到香港的“小二黑结婚”的故事。顾而已当即拍板经营此作。他请欧阳予倩征求赵树理的同意，又请瞿白音改编。两人都同意了。接着，又拟定由顾而已来导演，顾也鲁扮演小二黑，陈娟娟演小芹，孙景璐和郑敏则分别饰演三仙姑和二诸葛。影片在拍摄过程中经历了重重波折。先是遇到资金不足。所幸的是先后得到“长城影业公司”的老板和“金山航运公司”经理董浩云①的慷慨投资。接着又碰到片场和胶片的问题。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条件下，香港政府规定，拍摄解放区题材一律不许提供胶片，还有片场也不能租给拍解放区题材的影片公司。后来幸得“长城”的老板提议租借规定没那么严格的粤语片场才解决问题（因为片场是粤语片场，柯达公司才同意供应胶片，所以胶片问题才得到解决）。影片拍摄过程中还得时时提防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好不容易拍成了，演员顾也鲁还受到威胁。一个特务到“大光明”来，要顾也鲁交出赵树理，还威胁：“拍小二黑，当心脑袋搬家！”（结果“不幸”言中，不久，顾也鲁便连同“大光明”整个“搬”回了早已解放的上海。）经历了千难万险，影片终于在1950年9月26日在香港公映。
这部电影寄托了香港电影进步力量和爱国民众对新政权和解放区“新的世界”的热切向往。但是遗憾的是，由于历史条件和香港的政治环境等多方面原因，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迄今为止也很难找到有关公映后当时香港观众对影片反响的资料。
相对而言，196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版本影响较大些。这一时期，赵树理的创作出现了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合拍的因素，文学界对他的评价有所下降。1959年《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批评赵树理的《“锻炼锻炼”》的文章，虽然此后老舍和茅盾分别于1961年和1962年写赞扬文章予以抵制，包括1962年的大连会议上对赵树理“写中间人物”的问题也予以肯定。但也没能阻挡赵树理在文坛的评价和地位日益下滑的趋势。影片拍摄的时间正是《小二黑结婚》随同它的作者在文坛权威地位日益下降之时。时隔半个世纪，重看这部特殊时间摄制而成的“红色”电影，仍能够触摸到特定时期主流意识形态观念制约主创人员、改写原作的痕迹。
影片一开始就立场鲜明地为故事确立了一个“政治救赎”的基本框架，把“小二黑结婚”的故事纳入到民族政治解放的时代主题中，将小说演绎成一出“政治救赎”下的现代婚姻传奇。为了完成这一创意，主创人员对小说实行了大胆改编。
首先，针对原作中对阻挠小二黑与小芹自由婚姻的两大阻力———以二诸葛和三仙姑为代表的封建迷信思想和婚姻观念和以金旺兄弟为代表的封建恶势力———的表现中，前者过于突出，导致后者削弱、淡化的问题，影片作了较大调整：弱化小二黑与金旺的冲突的个人恩怨，而将其上升为阶级二元对立矛盾，成为影片的主要矛盾，从而为影片营造了一个鲜明的“政治语境”。原作中将金旺破坏小芹和小二黑婚事的动机描述为因金旺垂涎小芹的美色又没占到便宜，因而视小二黑为“情敌”，伺机报复。其动机中私怨的因素大过阶级矛盾因素。电影加大了小二黑与金旺二人阶级矛盾的叙述：将金旺在小说中的“村政委员”更改为“武委会主任”，加大了他的权势；此外，还分别为矛盾双方的背后设计了属于各自的强大的“政治背景”。金旺身后增设了一个没有出场的、代表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势力的“二叔”———“二叔说了，先搞小二，后搞村长。”“没关系，二叔说了，蒋介石已经和日本人挂上了钩，太原要是一有动静，这儿早晚得变天，万一在这儿站不住，咱们就溜进城。”小二黑身后则站着代表共产党、八路军的边区民主政权的村长和区长。二人的斗争始终都是在“二叔”和村长以及区长的影响下进行的。影片还通过一些细节来强调小二黑与金旺的矛盾对影片中的其它矛盾的制约，将其上升为阻碍小二黑与小芹自由婚姻的主要矛盾。比如：三仙姑曾哭着对小芹爹说：“你知道个屁！没听金旺放出话来吗，要是嫁给二黑，人家能答应咱们吗？”二黑娘则劝小芹道：“闺女啊，不是大娘狠心哪，昨晚二黑爹回来说，金旺放出话来了，要是二黑再往你们家跑，他就要斗争他，人家权大势大，为二黑，你就死了这份心吧。”媒婆对三仙姑说：“你吃下神这碗饭也不易啊，人家金旺、兴旺要是想难为你一下，还不是说抓就抓。”
影片对原作中封建迷信思想和婚姻观念阻碍小二黑婚事的情节也作了一定的修正。这主要表现在对三仙姑这个人物形象的改造上。原作中，三仙姑是一个轻浮放荡的女人，她打着“下神”幌子招引单身汉和年轻后生，以弥补她在丈夫于福身上满足不了的情欲。而小芹与小二黑的自由恋爱使她觉得“小二黑这孩子”“好像是鲜果”，“可惜多一个小芹，就没了自己的份儿”。所以她阻止小芹与小二黑结婚，除了封建家长包办婚姻观念的影响，更主要的因素恐怕还是因为吃女儿的“醋”，因而从中作梗。在影片主创人员看来，像原作中三仙姑这样放荡轻浮的女人农村中并不普遍，三仙姑为“争风吃醋”而阻止小芹与小二黑自由恋爱与结合在农村中属于个例，缺乏典型性，而且这样的人物形象若搬上银幕势必会冲淡影片的反封建意义。所以小说中那个曾经在读者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整天花枝招展、招蜂引蝶的喜剧式人物三仙姑被洗脱了性格中“轻浮放荡”的一面，转而塑造成一个农村中具有严重的买卖婚姻观念的封建家长典型。她贪图吴家的钱财，许了亲；面对吴家送来的财礼还兴冲冲地要女儿“还不快去谢谢大媒人”；被女儿拒绝了就将女儿反锁在家里。通过这样的修改进一步加强了影片的反封建力量。
影片还通过设置中心人物和将影片定位为带有喜剧性质的抒情正剧样式等改编手法来进一步突出表现其“政治救赎”的主题。影片主创人员认为：原作中小芹、小二黑等人物群像用墨较平均，没有分出主次，不符合戏剧原理。所以将受封建压迫最深最重的妇女形象———小芹设置为故事的中心人物，通过小芹联系起小二黑、三仙姑、二诸葛夫妇、金旺等众多人物和错综复杂的矛盾，共同编织了一幅新建立的抗日边区民主政权下的社会生活景观。这样使得故事情节更加紧凑，矛盾更加鲜明，更集中地表现了影片“政治救赎”的主题。主创人员将影片定位为抒情正剧，这个“正”就“正”在突出反封建的严肃主题。为此主创人员根据中国传统文艺中的“百姓蒙冤———清官断案———沉冤昭雪”结构模式，将影片结构为“自由恋爱受阻———区长断案———有情人终成眷属”三大板块，突出了代表新的政权力量的区长在小二黑与小芹自由恋爱结合中的关键性作用。而对原作中两个喜剧甚至带有闹剧色彩的人物———三仙姑和二诸葛，影片在不影响故事抒情正剧的前提下，既充分渲染人物原有的喜剧色彩，又适当给予其恰当的人文关怀，使其喜剧性不致滑向闹剧。为此影片分配了一些镜头描绘三仙姑身上少见的妻性和母性：比如，影片开头赶庙会前，三仙姑帮于福拍打身上的灰尘，又帮小芹戴上项链，并嗔怪他们一个不知干净，一个不知打扮；在小芹和三仙姑闹翻被三仙姑反锁在房门里后，小芹爹要给小芹送饭吃，三仙姑虽然嘴里说着狠话，但还是哭着把房门钥匙扔给了于福。而这些细节是小说里所没有的。在小说中，二诸葛是一个信仰黄道八卦的既愚昧糊涂又胆小的老实农民，这个人身上奴性很重，面对金旺兄弟强权恶势力只知道下跪作揖求饶而绝无半点反抗性。而影片中面对金旺的淫威，编导却让二诸葛不再下跪，减弱了他的奴性性格。
以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眼光来看该片的改编无疑是成功的，故事情节、人物更加集中、紧凑，矛盾冲突更加紧张激烈，从而使故事的阶级斗争主题也得到更加强烈集中的表现。影片公映后受到观众欢迎。借助于电影这种传播媒介，“小二黑”的故事不仅在田野、场院等开放性的演出场所吸引教育了成千上万的乡村农民，而且在城市的各大影院剧场都创下了至今难以超越的演出场次记录。
三、20世纪80—90年代：新时期的回声
1964年版电影符合主旋律的改写及其掀起的观看热潮，同样也没能遏止住《小二黑结婚》和它的作者赵树理文学命运的颓势。自1964年10月起，赵树理先因《卖烟叶》再次被当作“写中间人物”的标本遭到批判，后因《“起码”与“高深”》（《火花》1964年第2期）一文，受到中央有关方面的追查，在文坛的地位一落千丈。《小二黑结婚》的文学经典地位也随之动摇。1965年2月，赵树理被“逐出”京城，下放到山西太原。1966年8月8日，山西省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将赵树理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文学权威”展开了批判。此后，被抓去山西全省各地到处批斗，直到1970年9月23日被批斗致死。随着“文革”的到来，赵树理的离世，《小二黑结婚》的传播出现了断层，原作包括各种文艺形式的“小二黑”故事的演绎都在人们的视野中销声匿迹。
但“小二黑”的影响并未因此就中断。关于“小二黑”故事的记忆和对它的作者的思念像一股潜流流淌在人们心底。“文革”后，政治禁忌解冻，文艺界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党中央为赵树理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小二黑结婚》这朵封冻已久的山花终于回到人们的视野，笑迎春风重新绽放。而人们也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对这位可敬的人民作家和他那篇小说的惦念。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赵树理的老乡作家潘保安的短篇小说《老二黑离婚》和连环画家贺友直先生作于1990年代的连环画《小二黑结婚》。
心灵深处的缅怀———续作《老二黑离婚》
1979年，一位来自赵树理故乡山西沁水县的青年作者潘保安，突然出现在人们的视域中，他引起人们注意的原因是一篇先发表在《汾水》，继而又在《山西日报》连载的短篇小说，名曰《老二黑离婚》。从名字上看，潘保安的《老二黑离婚》就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的续篇。
小说仍以小二黑与小芹的婚姻为主线，讲述小二黑与小芹婚后一家人从1950年代“大跃进”到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直至“文革”结束近三十年的命运起伏。小二黑因在“大跃进”运动中不肯附和浮夸冒进风，坚持“得按实际来”，被戴上“右倾反党”帽子。一家之主的右派身份连累了一家人，小芹被免职，儿子虎虎因为家庭成分说不上媳妇，女儿梅梅因为出身不好进不了县剧团，连谈朋友也遭到男方家强烈反对，最后闹到要上吊自杀。为了不影响儿女们的前途，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小二黑与小芹这对当年村里的第一对好夫妻只好离婚了。历尽艰辛，饱尝辛酸，小二黑一家人终于熬到“四人帮”粉碎，迎来了幸福生活，儿子结了婚，女儿也将有新的对象，原本破碎的家庭才又团圆了。
很显然，这是一篇除了故事情节上延续赵树理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外，在语言风格、叙述方式甚至人物的神韵方面都刻意向赵树理学习的模仿之作。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指出它尚显稚嫩，远不够跟“大师”比肩，但毋庸置疑的是作者对赵树理的真诚的崇拜、缅怀以及对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发自内心的喜爱。而这种对赵树理与其代表作《小二黑结婚》的感情显然不止是潘保安一个人所有，它也是埋在许多读者、观众心里的一个心结、一个记忆，所以这篇并不完善，艺术功力尚浅的稚嫩之作甫一面世便有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唤醒了人们心底蛰伏已久的那份怀念之情。当年冬季，《山西日报》开辟了《你对〈老二黑离婚〉怎么看》的专栏。结果，读者的信件、投稿如雪片般飞来。他们畅所欲言、自由争鸣，借这种形式释放、表达对《小二黑结婚》的真心喜爱和对它的作者的由衷怀念。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26篇讨论文章中，多数作者来自基层，有农民、工人、干部，包括赵树理的女儿赵广建也参加了讨论。讨论文章尽管也指出该文的很多不足，但一致都对潘保安以这种方式续写《小二黑结婚》持肯定态度。《老二黑离婚》发表之后，在赵树理的故乡———沁水县也引起了较大反响。人们都说：“当年，老赵写了小二黑；如今，小潘又写了老二黑，这个续篇写得好！”
好在何处呢？《老二黑离婚》的作者潘保安作了谦虚而诚实的回答：“小说发表之后，出乎我的意料，在群众中引起了反响。这个我也想过了：为什么群众对《老二黑离婚》感兴趣呢？是我写出惊人之作了吗？完全不是！因为我自知自己水平很差劲，离一个写小说的人还有一定的差距。分析原因，就是这篇小说‘沾了赵树理同志的光’。大家关心老二黑的命运，同时也怀念赵树理，我写这个小说，目的是悼祭赵树理同志，所以和群众思想上产生了共鸣。如果我不是写的老二黑，换一个别的什么人‘离婚’，读者大概就不会对它产生兴趣的。”
幽默的影响———贺友直的连环画《小二黑结婚》
连环画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人书”，自上世纪初在上海产生以来，这种文艺形式在民间有广阔的市场，是一种深受老百姓欢迎的通俗文艺形式。
以连环画形式讲述“小二黑”的故事，早在解放前延安时期便有罗工柳、张映雪以木刻画绘制的《小二黑》一书。连环画一直是延安文艺宣传的一种重要形式，以连环画的方式讲述小二黑的故事，符合毛泽东在“延座”讲话上的文艺大众化的思想，也与赵树理的利用通俗文艺形式改造教育大众的“地摊文艺”思想不谋而合。1950年又出版了一套由著名漫画家米谷创作的《小二黑结婚》。作者于1948年底开始动手，每天画一幅。同时在香港《文汇报》副刊连载，一直到1949年3月23日才画成，共六十幅，历时三个月。1960年，我国著名连环画家贺友直以分格年画的形式创作了一套《小二黑结婚》的连环画，并于1961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时隔35年，老先生又以中国写意画的方式创作了第二套《小二黑结婚》，这套画获得1999年全国美展银奖。此间1984年，国画家杨力舟和王迎春合作创作了一套《小二黑结婚》连环画，这套作品获得1986年全国第三届连环画二等奖。
在已知的上述五套连环画中，影响最大的还是贺友直的两套。在谈起1960年代创作第一套《小二黑结婚》的缘由时，贺先生说：“我喜欢赵树理的小说，他小说里写的事有趣，写的人物有趣，《小二黑结婚》是最有趣的一篇，三仙姑、二诸葛是最有趣的二位。觉得有趣了就萌发喜欢，喜欢了就有要画它的欲望……”①若知道贺友直本身是个性格诙谐有趣的人，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对《小二黑结婚》和其中的两位神仙情有独钟。1961年版的连环画对三仙姑的刻画更是入木三分，以至于有的读者看了之后说：“贺友直真促狭。”事隔三十多年，1993年，“连环画套书研讨会”在庐山召开，在连环画出版方面很有影响的辽宁美术出版社社长林瑛珊向贺老“邀画”，贺老爽快的答应了。会后，贺老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所做的允诺，频频来信与辽宁美术出版社编辑商谈画什么和怎么画的问题。最后，贺老决定再画一回《小二黑结婚》。他再一次提到说：“我敬重赵树理，我欣赏他写的小说，我喜欢他笔下刻画的人物……二诸葛、三仙姑这样的人，不只是在山西农村有，在别的地方，我猜想也会有……塑造这种有趣的人物，描绘这种人物做出的有趣事情，不是取笑，不是挖苦，不是糟蹋，而是作为一面生活的镜子，可以让人见了能在会心的一笑中，发现自己也存在同类‘有趣’的行为。作家、画家创作的目的就在于此。”②他又说，“我喜欢幽默，我的性格里有幽默的成分，或者说与赵树理式的幽默有相通之处。我以为，创作激情其基础当然是体验和认识，但诱因则是兴趣，没有兴趣就难以产生灵感，没有灵感，又怎来艺术。”③不难看出，打动贺友直，使他几十年乐此不疲的正是洋溢于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那种中国农民式的开朗乐观的幽默精神。也正是这种幽默激发贺友直将第二套《小二黑结婚》画得妙趣横生。贺友直以绘画形式表达自己对赵树理式的文学幽默的理解，二者合一，产生了别具风味的艺术幽默。
绘制这部连环画，贺友直把握了一个总的原则：重在传神写意。绘画形式上采用不求工笔细描，重神不重形的水墨写意画；绘制过程中，将原作情节内容、人物形象和艺术精神吃透之后，然后再跳出原作，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艺术积累，重新结构故事，安排画面。
在绘画方法上，他独创一套新的画法，“就是将两个版面结合为一个内容，但又把两个画面区分为一主一副，为主的是主要情节。为主的画上下幅的情节连结，为副的画上下幅画可以有连结也可以毫无关系，为副的画与主画相配，可以是旁白，可以像川剧里的帮腔，使其起到呼应、衬托、点题的作用。主副两个画面发生的事，可以在同一时间、空间，也可以不在同一的时间，同一空间。如此，是为了能跳到小说规定的情节之外，去表现更需要表现的东西。利用版面‘说话’，也可以说是在手法上取得一点自由。”①这就是这部连环画中独有的“用版面说话的艺术”。一个版面，主副两幅画，主画画故事情节，副画“制造”原作文字之外的“情节”，其画义与主画画义或呼应，或影射，或形成对比反衬。比如：第六幅画是小二黑出场，画面在介绍小二黑时只用了一句题字：“小二黑是二诸葛的小子”，主画画面上是小二黑放羊时坐在山坡上擦枪的场面，副画是小芹在洗晒被单，暗示了小芹与小二黑的关系；小芹的形象隐隐约约藏在被单后，表示后面还要介绍，此处只是隐约透露一下她与小二黑的关系。第十幅画金旺夫妇与兴旺出身，副画竟画了一条癞皮狗，隐喻着这群人的为人品格，实在是奇思妙想。第二十幅主画是金旺企图非礼小芹，小芹抗争的画面，而副画则是小芹妈三仙姑与众相好调情的情景，形成一种绝妙的对比，两人的性格昭然若揭。
真正的连环画家是不屑于图解文字，跟随文字作品亦步亦趋的。他总会以图画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文字的理解，这里面有新创，有生发，有文字之外的东西。实际上，它已然又是一部新的作品了。贺友直的《小二黑结婚》就是这样一部在小说基础上升华出来的新作。
不难看出，贺友直更多的是从艺术、从自身感悟的角度来诠释《小二黑结婚》这部经典的。他抓住了原著幽默、开朗的精神气质，在作品中把人性描绘得一派淳美，连一只鸡、一头驴都是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生活是一片陶然，这分明是他的内心世界。这与五六十年代人们对《小二黑结婚》的解读与改写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或多或少总不可避免地会受制于那个时代特定的“政治语境”，对其解读、演绎也更多意义上是从政治层面上着手。而在政治权力话语渐渐淡化的1990年代，贺友直则更有可能摆脱主流意识形态政治话语的束缚，从自身的理解出发，发掘出“小二黑结婚”本身的魅力。
几经风霜，历经考验，而今，六十一年过去了，随着时代转变，《小二黑结婚》这朵来自太行山区的山花褪去了“红色年代”的“政治话语”赋予它的“红色光环”，却并没有终结自己的艺术生命，而越发显现出历久弥新的内在质朴纯真之美。在加州大学的课堂上，“三仙姑”成为金发碧眼的异国研究生热烈讨论的焦点；在庆祝建党85周年华诞的盛会上，“清凌凌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再度唱响；在网络文化兴盛的时代，“80后”一代通过网络以各种形式重新演绎这个经典的故事，表达自己对《小二黑结婚》和它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种种不同于前人的理解。①《小二黑结婚》并非只属于那个特定的政治话语时代，它的生命力与影响力远超越于此，当属不折不扣的文学经典。
参考文献：
［1］戴光中：《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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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可：《在新歌剧探索的道路上———歌剧〈小二黑结婚〉的创作经验》，《人民音乐》，195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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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小二黑结婚〉的电影改编》，《电影艺术》，2006年第5期。
［9］《生活 执着 虔诚———谈连环画〈小二黑结婚〉》，《美术大观》，2000年第2期。
作者简介：喻晓薇（1974—），女，湖北武汉市人，武汉工业学院人文系讲师，硕士，专业方向：现当代文学批评。
喻晓薇http://book.ifeng.com/section.php?book_id=1519&id=103062
在文学的园地中，优秀的文学作品就像是根基深厚，枝叶繁茂的植物，不仅生命力强韧持久，而且具有超乎寻常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当代作家赵树理于半个多世纪前创作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就是这样一部佳作。在特殊的政治年代，这部作品连同故事的意识形态意味汇入一个时代文学的主流。小二黑与小芹争取婚恋自由的动人故事，二诸葛与三仙姑滑稽而生动的行为话语，在那个时代打动了千百万读者，继而又被以各种文艺方式搬演、传播，展现了它强大的生命力与辐射力。
一、20世纪40年代：《小二黑结婚》的诞生
说到小说的诞生，还得从青年赵树理就读于长治四师时谈起。受同学的影响，赵树理接触了“五四”新文学。但是回到老家，当他把学来的东西讲给乡亲们听时，却遭遇了冷漠。他们不喜欢赵树理的“学生腔”。他们有自己说话的方式。这件事给赵树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还写文章回忆和分析过这个现象。①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赵树理开始学习把新思想“翻译”成农民的话讲给他们听。《小二黑结婚》中那幽默风趣，充满山药蛋味道但又俗中含雅的语言，应该是从这时起就打下了根基的。
但是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当赵树理开始真正动笔创作文学作品的时候，用的仍然是“欧化句法”，写的仍然是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小二黑结婚》中的那种亲切质朴的山西农民语言和生活。很显然，当作家捧出《小二黑结婚》这部令他扬名海内外的小说之前，他还走了一段不短的路。
1932年，上海文艺界展开了“文艺大众化”的热烈讨论。苏汶、胡秋原等人撰文极力贬低连环图画、说书唱本之类的通俗文艺的价值。鲁迅予以有力的驳斥，指出连环画、唱本“已经坐在了‘艺术之宫’的里面了”，它们同样可以产生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那样的伟大艺术家。上海的讨论在太原的赵树理的心里掀开了层层涟漪。他所敬仰的鲁迅开启了他心头的一盏明灯。赵树理后来说：“我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一九三四年，其后一直坚持下来。”就是在这一年赵树理写成了小说《盘龙峪》。这部小说以晋东南的农村生活为背景，表现的是地地道道的太行山区农民的生活。清新的乡村风俗画，生动简练诙谐的山西农民语言，从这里已经看得出《小二黑结婚》的几分神韵了。而他开始实践“地摊文学”的理想，则要待到自1939年起在牺盟会①长治中心区先后主编《黄河日报》（路东版）副刊《山地》和《人民报》副刊《大家干》以及在华北新华日报社当编辑的时候了。在这些刊物上，赵树理连编辑兼带创作投稿，鼓词、快板、小说、杂文无所不能，宣传抗日，揭露阎锡山破坏抗日的劣迹。这种小报专门往人多处张贴，贴到哪百姓们就挤到哪，争相一睹为快。因此赵树理得到两个美称：“庙会作家”、“快板诗人”。这时的赵树理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华北新华日报社早已是众所周知的“通俗文学家”了。
但他同时也得到了另一顶帽子———“海派”或“旧派”。这是怎么回事儿呢？原来这顶帽子是那些反对大众化的人给他戴的。他们自称是“京派”或“新派”。这些人有的是从国统区来的，有的原本就在根据地，知识分子味儿极浓，“眼睛向上”，创作只为满足少数人的趣味服务，脱离大多数百姓实际需要。与他们相比，赵树理这位扎根于民间的农民作家很显然代表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1942年1月16日到19日，在八路军129师政治部与中共晋冀鲁豫区党委召开的全区五百人的文化座谈会上，赵树理与“新派”的代表———青年诗人高咏之间发生了争论。这实际上正是太行山区主张与反对文艺大众化方向的两种文艺力量斗争的一种表现。赵树理在会议的第三天（18日）作了发言，“用许多实际的例子证实大众化的迫切需要”。同样参加会议的吕班这样描述赵树理在会上的发言：
正当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有一位同志起立发言了，他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掏出一本黄连纸封面木刻的小册子来，说他介绍给大家一本“真正的”“华北文化”，于是他高声朗诵起来：“观音老母坐莲台，一朵祥云降下来，杨柳枝儿洒甘露，搭救世人免灾祸……”念了不多几句，引得哄堂大笑起来，但这位同志却非常严肃地说：“我们今后的写作，应当向这本小书学习的，因为老百姓对它太熟悉了，只要我们有强烈的内容，这种形式最适合工农的要求了，我们应当成立一个‘通俗文艺社’，更多写些给老百姓看的东西。”他着重的指出：“这种小册子数量很多，像敌人的‘挺身队’一样沿着太行山爬了上来，毒害我们的人民，我们应当起而应战，打垮它，消灭它，夺取它的阵地。”①
赵树理在会上的发言，实际上是一则宣告自己要坚定不移走通俗化道路的宣言书，也是一则向边区文艺工作者呼吁文艺大众化的倡议书。至此，赵树理已经完成了他的文艺大众化思想的蜕变过程，成为一位坚定的“通俗文学家”。
了解了这一段思想与创作历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赵树理何以在写出《小二黑结婚》时还只是“一个新人”①，但却是“一棵在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它根扎得很深，抽长的那么条畅，吐纳着大气和养料，那么不动声色的自然自在”（郭沫若语）。
就在五百人文化座谈会召开后不久———1941年5月到7月，日军连续对我太行山区进行“扫荡”。在突围中，北方局调查研究室的同志牺牲了十几名。八路军副司令彭德怀将北方局调查研究室委托给北方局秘书长兼党校校长杨献珍管理。这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传到太行山区。文艺为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更加明确了。杨献珍在反复领会讲话精神的同时，也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他想到了赵树理———这个深受群众欢迎的“快板诗人”、“庙会作家”，便申请将赵树理调到北方局调研室，让赵树理集中精力创作通俗文艺，教育群众。这样，赵树理又开始了新的工作。
调到北方局调研室后，赵树理就到辽县搞调查。他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走到哪里就随时记下当地的阶级状况、生产情况、村干部状况。此外，他还注意搜集各地的民情风俗、各种人的思想动态和生动语言，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过了一段时间，赵树理从农村回来，把一篇稿子交给杨献珍。杨献珍觉得不够理想。赵树理二话没说，又下农村去了。1943年春，赵树理又回来了，这回交给杨献珍厚厚的一摞稿纸———这就是后来令他一举成名的《小二黑结婚》。
说起《小二黑结婚》的创作来由还与一段冤案有关。这年春天，赵树理在辽县一个小山村做调查工作。他在房东家住下不久，房东家来了一位上了岁数的老汉。这位老汉脸上总是愁云密布。老汉引起了赵树理的好奇心与同情心，便递上一袋烟，主动找老汉搭话。两袋烟抽下来，老汉便对赵树理产生了信任感。他告诉老赵自己要到县政府告状，因为他的侄子被人暗害了。这真是个惊人的消息！赵树理立即有了警觉，请老汉把情况经过原原本本地讲给他听。
原来，老汉的侄子名叫岳冬至，是村里的民兵小队长，年方十九，曾在反“扫荡”时击毙过两个鬼子，获得过特等射手称号，是个模范青年。大概半个月前的一个晚上，他被村干部叫去开会，可是到天亮还没回来。老汉心里起了不祥之感。起床后发现牛棚门关得奇怪，便打开牛棚。进去一看吓了一大跳，原来侄儿直挺挺的吊在梁上，已经咽气了。看起来像是上吊自杀。但仔细一看，十分蹊跷：死者身体没有离地，下腿跪在牛粪里，身上还伤痕累累。很显然，他是被打死后吊上去的。岳家人惊呆了。他们找村干部询问情况，谁知几个村干部都异口同声，说开完会后就各自回家了，根本不知道岳冬至的情况。岳家人冷静下来，便感到冬至的死与这几个村干部有关系。老汉下了很大的决心越级到县政府上告。
老汉讲述的情况激起了赵树理更大的好奇心，于是他向老汉打听关于岳冬至的详细情况。老汉向他透露了重要的线索：村里有一个姑娘，叫智英祥，长得十分俊俏，村里的小伙子都爱跟着她转，其中包括岳冬至。另外，村长和几个干部也对智英祥垂涎三尺，总想占她便宜。但是姑娘独独喜欢岳冬至。岳冬至与智英祥的恋爱便招来了村长他们的嫉恨，平常时不时地总找两人的碴。赵树理掌握这些情况后，下决心要下一番调查研究的功夫。他找来了智英祥了解案情。智英祥便向赵树理哭诉了自己不幸的恋爱经历。
她原本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父母亲和两个哥哥都视她为掌上明珠。但是自从几年前母亲加入“三圣道教会”后，家庭就破裂了。这个教规定男女不能同居，于是父亲只好外出流浪。然后，母亲又自作主张将女儿许配给一个四十多岁的阔商。女儿坚决反对，把阔商送来的聘礼扔了一地，两个儿子也很反感母亲的做法。老婆子眼看众叛亲离，顿觉活着无味，便郁郁地上吊自杀了。
这样一来反倒给智英祥创造了自由恋爱的机会。在众多上门追求者中她独独相中了年轻英勇的岳冬至。岳冬至的父亲已经给儿子养了个九岁的童养媳，但是儿子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所以这并不会成为两人恋爱的障碍。但是村长和青救会秘书却是十足的流氓恶霸，几次想占她的便宜，但都被她断然拒绝。他俩便视岳冬至为情敌，经常找他的岔子。智英祥断定，杀害岳冬至的一定是这两个坏蛋。
适逢县公安局派侦察员来调查案件，赵树理便跟随着他们一起了解案情。几次审讯下来，案情便真相大白。果不出所料，岳冬至正是村长他们打死的。那天晚上，他们把岳冬至骗到村公所，然后又将岳冬至五花大绑，严刑拷打，逼岳冬至承认腐化罪名，还要他同智英祥一刀两断。岳冬至拒不屈服。他们便恼羞成怒，对岳冬至拳脚相加，没想到就这么把他给打死了。为了掩人耳目，他们便伪造了岳冬至在牛棚“上吊自杀”的现场。
案子终于水落石出，凶手也受到了该有的惩罚。赵树理心里却感到十分沉重。一则是因为在解放区政权中竟然混迹着像村长和青救会秘书这样的凶手恶霸；另外，更重要的是村人包括岳冬至和智英祥的家长对两人自由恋爱的态度———他们不仅不同情，反而认为两人私自恋爱至少也该教训教训。
这真是咄咄怪事！其实只要了解当地婚俗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何有这样的反应了。太行山区是有名的贫困山区。“山性使人塞”。在婚姻问题上，他们沿袭着一套千年不变的习俗和观念：男女结合必须父母或媒妁之言，甚至强迫包办或买卖。当地还有买妻、虐妻和“一妻多夫”现象①。但是对这样的陋习当地人习以为常，如果男女双方自由交往或自主结合却被视为大逆不道。而岳冬至竟然敢向这不成文的法令公然挑战，自作主张、光明正大地同智英祥谈恋爱，这当然令他们感到不能容忍；相反他们倒是能容忍村长之流的丑陋行为，因为这是司空见惯的。
令赵树理感到吃惊的是，这一切发生在解放区政府已公布了一系列针对太行山区百姓婚俗陋习的法规制度的1940年后。而且，就在岳冬至案发生的当年1月，区政府颁布了《妨碍婚姻治罪法》。法令规定严禁虐待妇女和买卖婚姻，“如有买卖婚姻者，勒索财物损害他人婚姻者，强迫不到结婚或订婚年龄之男女结婚或订婚者，不经本人同意而强迫其结婚或订婚者，妨碍成年男女自愿结婚或订婚者，凡有以上行为之一者，处以一年以下徒刑或三百元以下之罚金。”从人们对待岳冬至案件的态度中可见新的政策的颁布对人们的生活影响微乎其微，新观念并未如春风一般“吹皱一池春水”，多年的婚姻陋习和旧观念依旧未变。本已抱定用文艺来教育影响大众思想的赵树理，觉得岳冬至事件是一个教育群众，宣传新的婚姻观念和思想的好时机。于是，怀着对岳冬至和智英祥两人的遭遇的深切同情，以及对村人愚昧思想“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痛心，赵树理决定写下这个故事。
小说当然要用赵树理所擅长的、能为群众所接受的大众化、通俗化方式来讲述。至于故事的情节，基本上是以岳冬至事件为蓝本。赵树理以岳冬至和智英祥二人为原型，分别塑造了小说的男女主人公———自由恋爱的小二黑和小芹。只不过与现实生活中岳冬至遇害，因而岳冬至与智英祥两人恋爱成悲剧不一样，小说中的男女主角恋爱的结局是喜剧———小二黑虽然也被金旺兴旺兄弟绑起来私自斗争，但却接二连三地被县政府派来的村长和区长主持公道解救了。不仅如此，小二黑和小芹还在区长主持下订了婚，区长教育了两个阻拦年轻人自由恋爱结合的家长———二诸葛和三仙姑，金旺兴旺兄弟也被开了斗争大会，判了刑。据赵树理后来回忆，当时是因为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才由村长、区长支持着搞了个大团圆。但是事实证明，这一结局的改动深得民心。它具有显而易见的政治意义：尽管岳、智二人在现实中恋爱是悲剧结果，但在解放区的天空下，小二黑与小芹的喜剧式结局也有其存在的可能性。而且，这一结局处理更富于时代气息，它鼓舞了农村千千万万像小二黑和小芹一样自由恋爱而遭受旧的婚姻恋爱观念阻挠的青年男女们，“它使那些在婚姻问题上痛苦呻吟的男女同胞豁然开朗，好像从暗无天日的洞穴里突然发现了一片投射到眼前的阳光，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坦途”①。他们以小二黑和小芹为榜样，满怀信心地为争取自由恋爱、自主婚姻而斗争。
小说中另外两个重要人物小二黑的父亲二诸葛和小芹母亲三仙姑，则来自于赵树理家乡所熟悉的亲人和乡亲们。善良、胆小、迷信，还有些家长制作风的二诸葛主要改编自赵树理的父亲。赵树理的父亲名叫赵和清，会打卦算命看风水，人称“小孔明”。村里曾流传他“倒马”的故事。传说他替自己算了一卦，说：“我的马倒了。”妻子埋怨他不该说，劝他去躲一躲。他躲到大女儿家，附近有日本兵。他又返回来想换一个地方躲躲。三更天，他拎着一罐蜂蜜去还邻居，谁知刚出门就被日本兵捉住，第二天按到厕所里淹死了。小说中有二诸葛因迷信八卦而导致延误栽种日期的细节（二诸葛因此得了一个“不宜栽种”的绰号），这显然是从传说中的“小孔明”的经历中“脱胎换骨”出来的。三仙姑的形象则是杂取种种人化合而成。赵树理小时有一个本家寡婶，年纪四十多了还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穿绣花鞋、镶边裤，脑门上还顶块黑手帕，用来遮盖脱光的头发。招了个倒插门女婿，却只知道在地里干活，老婆在外与别的男人鬼混竟一点意见也没有。还有一对跟智英祥家情况相似的母女。母亲的职业是顶着红布摇摇摆摆扮天神的巫婆。她利用职业之便勾引一些善男信徒拜倒在她的裙下。使他们吃饭也要端着碗跑半里路来坐一会（太行山区穷，女人多半嫁到山外去了，男女比例失衡。许多穷汉娶不上妻子，只有通过这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来解决性饥渴）。母亲这样放肆，对女儿的正当恋爱却横加阻拦。再加上智英祥母亲的一些事迹，这样就综合成一个活灵活现的“三仙姑”。其实，赵树理在1941年创作的上党梆子剧《万象楼》和《神仙世界》中就已经塑造过类似的农民形象。可见，这类人物形象早已活在赵树理心中。
这样，一篇将会产生作者始料未及的影响力与生命力的短篇小说于1943年5月间完稿了。
接下来就是出版问题了。说到《小二黑结婚》的出版又有一番曲折的经历。赵树理先把稿子交给器重自己的北方局党校校长杨献珍。杨献珍读后大为感动，如获至宝，把稿子送交彭德怀过目。那天彭德怀刚好在开会，他就交给彭夫人———北方局妇委书记浦安修。浦安修先睹为快，推荐给彭德怀。彭总读后也很喜欢。便交给华北新华书店①，但是很久没有下文。杨献珍便将情况向彭总反映。彭总听后很生气，表示要坚决支持小说的出版，便提笔写下一行大字：“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幸得彭总的支持，小说终于在1943年9月初出版了。
这里要特别补叙一下小说交给新华书店后很久没有音讯的原因。一般史料倾向于认为：是《新华日报》社有人反对赵树理的“大众化”，有人又“瞧不起”赵树理的创作，所以“压着”不发，推延了出版时间。而据原华北新华书店工作人员回忆，根本不存在“压着”不出版，是战争年代出版印刷力量不足才延误了出版。两种说法到底哪一种符合史实？据《赵树理评传》作者、赵树理研究专家董大中调查考证，很久不出版的原因，极有可能是因为编辑部还没成立，人手不够，再加上战争年代经常要躲避出奇不意的袭击，所以无暇顾及书籍的出版，而并非新华书店压着不出版。笔者倾向于董大中的说法。因为物质条件的艰苦，在那个时代的太行山边区要出版一本普通的小册子并非像咱们今天想象的那样容易。
《小二黑结婚》刚一问世便受到老百姓的空前欢迎。华北新华书店的文艺作品一般印刷两千册就已经达到饱和点了，这本封面上印着“通俗故事”的不起眼的小册子第一版就印了两万册却仍供不应求。翌年三月，新华书店决定重新排印，再版两万册。新版书用大号字排版，且附上了有趣的插图。与此相伴随的是老百姓在田间地头、饭桌炕头念叨《小二黑结婚》的情景。农民们宁可省吃俭用也要从牙缝里节约点钱来买本《小二黑结婚》来看，堪称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观。
除了太行山区，这部小说还在晋冀鲁豫边区、山东解放区出版发行，还流传到国民党统治区和日伪敌占区。据统计，光解放前的版本就有上十种：新华书店1946年版，东北画报社1947年版，东北大学1947年版，光明日报1947年版，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7年版，山西吕梁教育出版社1947年版（《赵树理选集》中收入《小二黑结婚》），香港华夏出版社的“北方文丛之一”，东北书店1948年版，华北大学1948年版，等等。解放后出版印行的次数就更多了。此外还被译为俄、罗马尼亚、越南、日、法、印尼、捷、挪威等多国文字，自出版以来总计在国外出版了50余种版本。
“小二黑”的故事还被编排成太行山区形形色色的地方剧种。由武乡光明剧团带头，数以百计的剧团先后将小说改编成武乡秧歌、襄垣秧歌、中路梆子、上党落子……等剧种，更加扩大了小说的传播效果，为小说带来了轰动效应。当地不识字的农民争相一睹为快，他们如痴如醉总也看不够。住在离戏台一二十里地的老太太、大闺女甚至抱小孩的小媳妇，夜里举着火把，翻山越岭来一睹“小二黑”的风采。小二黑和小芹成了山区青年男女争取恋爱婚姻自由的榜样。赵树理的一位战友曾讲述了两桩亲眼所见的事例。一桩是涉县河南店村的一位姓熊的姑娘与一位部队干部恋爱，遭到父亲和村里落后势力的讽刺和压迫。她父亲强迫她嫁给别人。不久，“小二黑”的故事传遍了全太行山区，姑娘看了“小二黑”的戏，冲破阻碍，与父亲包办的丈夫离了婚，然后又同真心相爱的这位干部结了婚。后来这位姑娘入了党，有了几个孩子，同爱人在北京工作，生活得非常幸福。另一桩是涉县胡峪村的一位父母双亡，被收养的闺女。这家人收养她准备给自己的儿子做童养媳。谁知她却爱上了南庄村的一位小裁缝。这件事轰动了邻近乡村。胡峪村的落后分子威胁小裁缝：再敢来就打断你的腿！小裁缝知道了“小二黑”的故事，没有害怕，反而同这姑娘商量着一起参加了八路军。在欢送参军的光荣大会上，二人并肩骑着高头大马，戴着碗口大的红花，欢天喜地，十分惹人羡慕。
可以说，自“五四”以来，还没有一本新小说能在农村引起这么大的轰动。杨俊在《我所知道的赵树理》一文中记述了一件事情，可以看出“小二黑”在当时的知名度：1944年冬天，太行山区要召开一次大规模的会议，赵树理单独去了。结果村口守门的警卫死活不让他进去，原因是他穿得比普通战士还不整齐，一件破棉袄，没系风纪扣，没打裹腿。最后纠缠半天才放行。后来人家打趣他：你就说你是《小二黑结婚》的作者，人家不就让你过了吗？赵树理笑着说：那怎么行？他只认得“小二黑”，怎么认得老赵？
与小说受到群众狂热追捧相反，当时太行山文艺界同行的反应则显得要冷淡得多。有人摇头说那只不过是“通俗文艺”，还有人冷嘲热讽，说这是“海派文艺”。《华北文艺》十月号上一位外地来的同志写了一篇肯定小说的评论，立即招来了《新华日报》（华北版）上针锋相对的反对意见。该文认为：当前的任务是抗日，写男女恋爱有什么意义？而其他太行山区的报刊也一律莫名所以地保持沉默。直到1946年8月26日，周扬才写了肯定性的评论（载《解放日报》）为“小二黑”正名：“作者是在这里讴歌自由恋爱的胜利吗？不是的，他是在讴歌新社会的胜利（只有在这种社会里，农民才能享受自由恋爱的正当权利）……”并且全面肯定赵树理的成就：“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这些决不是普通的通俗故事，而是真正的艺术品，它们把艺术性和大众性相当高度地结合起来了。”“文艺座谈会以后……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而在国统区的情况则大不同。赵树理的小说传到国统区，立即得到了前辈作家郭沫若、茅盾等人的热情称赞。在周扬之前，郭沫若已连续在上海《文汇报》①和延安《解放日报》②上发表了肯定性评论。总之，这三位“文坛巨头”富有权威性的评价，尤其是周扬的评价基本确立了赵树理在文坛的地位。在这个背景下，1947年7月25日至8月10日召开的晋冀鲁豫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主持文联日常工作的副理事长陈荒煤集中大家的意见，作了题为《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总结发言，他说：“我们觉得，应该把赵树理同志的方向提出来，作为我们的旗帜，号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他学习，看齐！为了更好的反映现实斗争，我们就必须更好的学习赵树理同志！大家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吧！”自然而然，《小二黑结婚》这部赵树理的成名作与赵树理稍后创作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也随着“赵树理方向”的确立也成为了文学经典，被视作代表了毛泽东“延座”讲话精神的文学典范也成为解放区文艺工作者争相学习的范本。这一时期，赵树理在文坛的地位达到顶点，并且成为解放区无人不知的“名人”。1947年，赵树理生平第一次接受了外国记者的采访，这位外国记者发现，在解放区除了毛泽东和朱德，赵树理就是最有名的人物。
二、20世纪50—60年代：政治语境下
红色经典的铸成
随着“赵树理方向”的确立，赵树理的声望和地位渐至顶峰，改编《小二黑结婚》的热潮渐渐扩大，除了山西地方剧种外，它先后被改编为沪剧、湖南花鼓戏、评剧、豫剧等影响较大的剧种；又以话剧、电影、歌剧的形式在舞台和银幕上上演。历时半个多世纪，经久不衰。
以下具体介绍几种产生影响较大的艺术形式。
新中国歌剧的第一个“潮头”———歌剧《小二黑结婚》
1952年，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决定将《小二黑结婚》改编成歌剧，并作为歌剧系学生的教学实践创作排演。在准备创作阶段，有同志曾对选择小说《小二黑结婚》作为改编的本子产生疑议———认为这个故事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事情，时至今日已无现实意义。宣传婚姻法还得在现实生活中寻找新人新事。经过讨论，大家明确了原作中所暴露的封建婚姻制度和习惯在目前农村中仍然存在，只要把本子和人物写好，对于今天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改编本确定由歌剧系的学员杨兰春等人来撰写。杨兰春是来自河南洛阳县文工团的学员，文化水平并不高，但他唱过戏，对河南、山西一带的地方戏曲和曲艺了如指掌。歌剧系确定由他来改编剧本，正是基于向民族戏曲尤其是山西地方民间戏曲曲艺形式学习，运用民间戏曲音乐来创造新歌剧的思想。杨兰春接到任务后果然不负重望，和田川一起在学院附近的北海公园，风雨无阻地潜心钻研小说，改编剧本。杨兰春以他所背诵的几十出民间小戏唱词为素材，田川则根据不同人物的需要挑挑拣拣，取其精华再进行创作。比如剧中第一场有一段村姑小荣与小芹的对唱：
小荣：
树上的柿子圆又圆，
好看好吃呀比蜜甜。
压得树枝拖了地，
枝头伸到你的面前，
迟一天不如早一天，
过了白露寒霜降，
打落了柿子后悔难。
小芹（故装不懂，接唱）：
七月的桃，八月的梨，
九月的柿子红了皮，
谁家的柿子谁去摘，
俺没有柿子心不急。
这段唱词就是从传统戏《站花墙》中转化过来的。从民间曲艺的语言形式中吸取营养，推陈出新，化为己有，保持了歌剧唱词的中国作风和民族气派。改编的剧本送到赵树理那里，令赵树理一改对洋歌剧的态度。赵树理亲自坐着三轮车来到中央戏剧学院，向杨兰春、田川、胡沙讲述了小说《小二黑结婚》创作的始末，并向他们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创作组都一一采纳，比如安排作曲组的同学搜集晋东南一带的地方戏曲———黎城落子、武安落子、平调等方面的音乐资料来组织音乐创作。又由马可带队，杨兰春、田川、郭兰英等数十人到故事发生地山西太行山区亲身体验生活。马可等人步行数百里，访问了几十个基本群众和基层干部，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民歌民俗、地理环境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杨兰春等人边调查边构思，看到十字岭村头有一池水，触景生情，想到小芹当年一定在这里洗过衣服，就设计了洗衣的情节和唱词：“清凌凌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小芹我洗衣衫到河边。”杨兰春等人可没有想到这段灵机一动的情节和唱词后来饱受赞誉和备受欢迎，成为许多歌唱家在演出时必演的唱段。在剧本的整个创作过程中，杨兰春、田川等人密切配合，学员又广泛讨论，专家反复论证，几易其稿，历时半年，终于完成改编任务。赵树理看完后对剧本予以肯定。而其中的一些唱词尤其引起了这位“人民语言大师”的兴趣，比如媒婆唱的“春夏秋冬不种田，我手里不缺零花钱”，小二黑唱的“咱好似两个铁核桃，生生死死结得牢”。赵树理大为赞许：“这些词土得有味，农民一定喜欢听。”
歌剧本子对小说的故事情节进行了大胆的改造。原作是采用传统的评书体方式来讲述故事的，因而情节结构比较生活化、散文化，不太利于以戏剧的方式表现。歌剧通过增删、剪裁、糅合，将原作情节作了更为简化、集中化的处理。剧本在改编过程中裁去了小说中一些次要的、枝蔓的，又不利于戏剧场景表现的情节。如原小说中金旺在“拿双”之前还绑过一次小二黑，并且分别组织村武委会和妇救会斗争小二黑、小芹二人，但因为村长出面而解了围。在歌剧中这一情节基本被剪掉，保留其中一些细节将其糅入“拿双”斗争情节中———于是歌剧中小二黑小芹被斗争不是在区里，而是在村公所，区长是被村里的群众请来的，而不是小说中金旺自寻死路送上门的。通过这样的修改和再创作，全剧显得结构严谨，情节紧凑，冲突尖锐，主题突出，呈现出一派单纯明朗的风格。
歌剧本子还非常注意描写小二黑、小芹与金旺兄弟和二诸葛、三仙姑斗争中群众的力量，以及以区长为代表的抗日民主政权的支持。剧本设计了原小说中没有的小荣、年根儿、喜兰等角色。他们既是小二黑与小芹的伙伴又是战友；而对金旺这样的封建地痞流氓，他们也有更清醒的认识，并且帮助小二黑和小芹打击金旺；对小二黑打鬼子立功受表彰明显持赞许态度，而对抗日民主政权他们又有着热切的向往。总之剧本设计的是小说中所没有的一群政治态度鲜明的“阶级群众”的群像。除此之外，又强化了以区长为代表的抗日民主政权在斗争中的主导性力量。剧本第一场，小二黑从区里开会回来，对小芹有这样一段唱词：
我这次开会到县上，
区长亲自对我谈，
男女婚姻要自主，
反对买卖和包办，
二人同意就能结婚，
谁也不能来阻拦，
这就是咱护身的刀，
能砍断那封建的铁锁链！
这段词也是原小说中没有的，它出现在歌剧的第一场———所有矛盾展开的初始，很有意味：小二黑和小芹后来之所以能那样坚决地与二诸葛、三仙姑和金旺兄弟斗争，没有丝毫软弱，正是因为区长所代表的新政权的支持。类似这样的话一再在小二黑和小芹的对话中出现，很自然地为区长最后出现在村公所广场上惩恶扬善，鼓励先进教育落后的高潮情节作了自然的铺垫。
通过这样的增删、调整、修改与编排，剧本的政治性话语明显加强，政治救赎的主题也得到进一步突出。
另一方面，从音乐的角度来看，这出歌剧在中国新歌剧音乐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作曲者马可是中国新歌剧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贡献主要在西洋歌剧的民族化方面。从解放前的《夫妻识字》《白毛女》等新歌剧开始，他就致力于将西洋歌剧形式与中国的民间音乐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能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歌剧。歌剧《小二黑结婚》的突出特点在于它向传统戏曲（主要是北方的“三梆一落”即山西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和评戏）吸取音乐素材，开创出一条在传统戏曲基础上发展歌剧的道路。在新中国歌剧史上歌剧《小二黑结婚》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作品，是当之无愧的“红色歌剧经典”。至今，这出歌剧中的经典片断仍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上演，有着旺盛的艺术生命力。而“小二黑”的故事就在这样经典的音乐声中不断传扬，穿越了半个世纪的时空。
两种版本的电影《小二黑结婚》
说到电影《小二黑结婚》，老一辈观众熟悉的可能是196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版本。但在此之前———1950年香港“大光明影业公司”已经将“小二黑”的故事搬上了银幕，并受到各界的欢迎。虽然两种版本的电影演绎的是同一个故事，但时代、背景和政治语境的不同，使得影片被赋予的涵义也不同。
说起1950年香港“大光明”版“小二黑”的拍摄经过也是一波三折。
《小二黑结婚》的小说早在1948年前就流传到香港（由香港华夏出版社作为“北方文丛”之一出版）。接着“小二黑”的快板和话剧也纷纷上演。1948年11月，香港南方学院组成的南方剧社在港孔圣堂、红孩儿剧场公演，场场爆满，座无虚席。正在香港的郭沫若夫妇、章乃器夫妇、邓初民夫妇也前往观看。事后，郭沫若、茅盾还撰文写了观后感。
但是话剧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毕竟是有限的，无法满足香港人民对解放区的好奇与朦胧的向往憧憬之心。
1948年，演员顾而已与顾也鲁两人在香港合办了一个电影公司———“大光明影业公司”———作为进步电影的阵地，“跟那些乌烟瘴气的，黄色反动电影作斗争”①（顾而已语）。“大光明”先后拍了《野火春风》《水上人家》两部影片。这两部影片题材都是反映“旧世界”的残酷和毁灭，表现对“新世界”的向往和憧憬的。因而影片公映后，受到香港进步报刊的推崇与鼓励。但那个大家都向往的“新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在这两部片子中都是朦胧模糊的。拍第三部电影时，顾而已的弟弟———剧作家顾也镡向哥哥推荐了早已风靡边区，被奉为经典并且传到香港的“小二黑结婚”的故事。顾而已当即拍板经营此作。他请欧阳予倩征求赵树理的同意，又请瞿白音改编。两人都同意了。接着，又拟定由顾而已来导演，顾也鲁扮演小二黑，陈娟娟演小芹，孙景璐和郑敏则分别饰演三仙姑和二诸葛。影片在拍摄过程中经历了重重波折。先是遇到资金不足。所幸的是先后得到“长城影业公司”的老板和“金山航运公司”经理董浩云①的慷慨投资。接着又碰到片场和胶片的问题。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条件下，香港政府规定，拍摄解放区题材一律不许提供胶片，还有片场也不能租给拍解放区题材的影片公司。后来幸得“长城”的老板提议租借规定没那么严格的粤语片场才解决问题（因为片场是粤语片场，柯达公司才同意供应胶片，所以胶片问题才得到解决）。影片拍摄过程中还得时时提防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好不容易拍成了，演员顾也鲁还受到威胁。一个特务到“大光明”来，要顾也鲁交出赵树理，还威胁：“拍小二黑，当心脑袋搬家！”（结果“不幸”言中，不久，顾也鲁便连同“大光明”整个“搬”回了早已解放的上海。）经历了千难万险，影片终于在1950年9月26日在香港公映。
这部电影寄托了香港电影进步力量和爱国民众对新政权和解放区“新的世界”的热切向往。但是遗憾的是，由于历史条件和香港的政治环境等多方面原因，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迄今为止也很难找到有关公映后当时香港观众对影片反响的资料。
相对而言，196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版本影响较大些。这一时期，赵树理的创作出现了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合拍的因素，文学界对他的评价有所下降。1959年《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批评赵树理的《“锻炼锻炼”》的文章，虽然此后老舍和茅盾分别于1961年和1962年写赞扬文章予以抵制，包括1962年的大连会议上对赵树理“写中间人物”的问题也予以肯定。但也没能阻挡赵树理在文坛的评价和地位日益下滑的趋势。影片拍摄的时间正是《小二黑结婚》随同它的作者在文坛权威地位日益下降之时。时隔半个世纪，重看这部特殊时间摄制而成的“红色”电影，仍能够触摸到特定时期主流意识形态观念制约主创人员、改写原作的痕迹。
影片一开始就立场鲜明地为故事确立了一个“政治救赎”的基本框架，把“小二黑结婚”的故事纳入到民族政治解放的时代主题中，将小说演绎成一出“政治救赎”下的现代婚姻传奇。为了完成这一创意，主创人员对小说实行了大胆改编。
首先，针对原作中对阻挠小二黑与小芹自由婚姻的两大阻力———以二诸葛和三仙姑为代表的封建迷信思想和婚姻观念和以金旺兄弟为代表的封建恶势力———的表现中，前者过于突出，导致后者削弱、淡化的问题，影片作了较大调整：弱化小二黑与金旺的冲突的个人恩怨，而将其上升为阶级二元对立矛盾，成为影片的主要矛盾，从而为影片营造了一个鲜明的“政治语境”。原作中将金旺破坏小芹和小二黑婚事的动机描述为因金旺垂涎小芹的美色又没占到便宜，因而视小二黑为“情敌”，伺机报复。其动机中私怨的因素大过阶级矛盾因素。电影加大了小二黑与金旺二人阶级矛盾的叙述：将金旺在小说中的“村政委员”更改为“武委会主任”，加大了他的权势；此外，还分别为矛盾双方的背后设计了属于各自的强大的“政治背景”。金旺身后增设了一个没有出场的、代表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势力的“二叔”———“二叔说了，先搞小二，后搞村长。”“没关系，二叔说了，蒋介石已经和日本人挂上了钩，太原要是一有动静，这儿早晚得变天，万一在这儿站不住，咱们就溜进城。”小二黑身后则站着代表共产党、八路军的边区民主政权的村长和区长。二人的斗争始终都是在“二叔”和村长以及区长的影响下进行的。影片还通过一些细节来强调小二黑与金旺的矛盾对影片中的其它矛盾的制约，将其上升为阻碍小二黑与小芹自由婚姻的主要矛盾。比如：三仙姑曾哭着对小芹爹说：“你知道个屁！没听金旺放出话来吗，要是嫁给二黑，人家能答应咱们吗？”二黑娘则劝小芹道：“闺女啊，不是大娘狠心哪，昨晚二黑爹回来说，金旺放出话来了，要是二黑再往你们家跑，他就要斗争他，人家权大势大，为二黑，你就死了这份心吧。”媒婆对三仙姑说：“你吃下神这碗饭也不易啊，人家金旺、兴旺要是想难为你一下，还不是说抓就抓。”
影片对原作中封建迷信思想和婚姻观念阻碍小二黑婚事的情节也作了一定的修正。这主要表现在对三仙姑这个人物形象的改造上。原作中，三仙姑是一个轻浮放荡的女人，她打着“下神”幌子招引单身汉和年轻后生，以弥补她在丈夫于福身上满足不了的情欲。而小芹与小二黑的自由恋爱使她觉得“小二黑这孩子”“好像是鲜果”，“可惜多一个小芹，就没了自己的份儿”。所以她阻止小芹与小二黑结婚，除了封建家长包办婚姻观念的影响，更主要的因素恐怕还是因为吃女儿的“醋”，因而从中作梗。在影片主创人员看来，像原作中三仙姑这样放荡轻浮的女人农村中并不普遍，三仙姑为“争风吃醋”而阻止小芹与小二黑自由恋爱与结合在农村中属于个例，缺乏典型性，而且这样的人物形象若搬上银幕势必会冲淡影片的反封建意义。所以小说中那个曾经在读者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整天花枝招展、招蜂引蝶的喜剧式人物三仙姑被洗脱了性格中“轻浮放荡”的一面，转而塑造成一个农村中具有严重的买卖婚姻观念的封建家长典型。她贪图吴家的钱财，许了亲；面对吴家送来的财礼还兴冲冲地要女儿“还不快去谢谢大媒人”；被女儿拒绝了就将女儿反锁在家里。通过这样的修改进一步加强了影片的反封建力量。
影片还通过设置中心人物和将影片定位为带有喜剧性质的抒情正剧样式等改编手法来进一步突出表现其“政治救赎”的主题。影片主创人员认为：原作中小芹、小二黑等人物群像用墨较平均，没有分出主次，不符合戏剧原理。所以将受封建压迫最深最重的妇女形象———小芹设置为故事的中心人物，通过小芹联系起小二黑、三仙姑、二诸葛夫妇、金旺等众多人物和错综复杂的矛盾，共同编织了一幅新建立的抗日边区民主政权下的社会生活景观。这样使得故事情节更加紧凑，矛盾更加鲜明，更集中地表现了影片“政治救赎”的主题。主创人员将影片定位为抒情正剧，这个“正”就“正”在突出反封建的严肃主题。为此主创人员根据中国传统文艺中的“百姓蒙冤———清官断案———沉冤昭雪”结构模式，将影片结构为“自由恋爱受阻———区长断案———有情人终成眷属”三大板块，突出了代表新的政权力量的区长在小二黑与小芹自由恋爱结合中的关键性作用。而对原作中两个喜剧甚至带有闹剧色彩的人物———三仙姑和二诸葛，影片在不影响故事抒情正剧的前提下，既充分渲染人物原有的喜剧色彩，又适当给予其恰当的人文关怀，使其喜剧性不致滑向闹剧。为此影片分配了一些镜头描绘三仙姑身上少见的妻性和母性：比如，影片开头赶庙会前，三仙姑帮于福拍打身上的灰尘，又帮小芹戴上项链，并嗔怪他们一个不知干净，一个不知打扮；在小芹和三仙姑闹翻被三仙姑反锁在房门里后，小芹爹要给小芹送饭吃，三仙姑虽然嘴里说着狠话，但还是哭着把房门钥匙扔给了于福。而这些细节是小说里所没有的。在小说中，二诸葛是一个信仰黄道八卦的既愚昧糊涂又胆小的老实农民，这个人身上奴性很重，面对金旺兄弟强权恶势力只知道下跪作揖求饶而绝无半点反抗性。而影片中面对金旺的淫威，编导却让二诸葛不再下跪，减弱了他的奴性性格。
以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眼光来看该片的改编无疑是成功的，故事情节、人物更加集中、紧凑，矛盾冲突更加紧张激烈，从而使故事的阶级斗争主题也得到更加强烈集中的表现。影片公映后受到观众欢迎。借助于电影这种传播媒介，“小二黑”的故事不仅在田野、场院等开放性的演出场所吸引教育了成千上万的乡村农民，而且在城市的各大影院剧场都创下了至今难以超越的演出场次记录。
三、20世纪80—90年代：新时期的回声
1964年版电影符合主旋律的改写及其掀起的观看热潮，同样也没能遏止住《小二黑结婚》和它的作者赵树理文学命运的颓势。自1964年10月起，赵树理先因《卖烟叶》再次被当作“写中间人物”的标本遭到批判，后因《“起码”与“高深”》（《火花》1964年第2期）一文，受到中央有关方面的追查，在文坛的地位一落千丈。《小二黑结婚》的文学经典地位也随之动摇。1965年2月，赵树理被“逐出”京城，下放到山西太原。1966年8月8日，山西省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将赵树理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文学权威”展开了批判。此后，被抓去山西全省各地到处批斗，直到1970年9月23日被批斗致死。随着“文革”的到来，赵树理的离世，《小二黑结婚》的传播出现了断层，原作包括各种文艺形式的“小二黑”故事的演绎都在人们的视野中销声匿迹。
但“小二黑”的影响并未因此就中断。关于“小二黑”故事的记忆和对它的作者的思念像一股潜流流淌在人们心底。“文革”后，政治禁忌解冻，文艺界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党中央为赵树理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小二黑结婚》这朵封冻已久的山花终于回到人们的视野，笑迎春风重新绽放。而人们也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对这位可敬的人民作家和他那篇小说的惦念。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赵树理的老乡作家潘保安的短篇小说《老二黑离婚》和连环画家贺友直先生作于1990年代的连环画《小二黑结婚》。
心灵深处的缅怀———续作《老二黑离婚》
1979年，一位来自赵树理故乡山西沁水县的青年作者潘保安，突然出现在人们的视域中，他引起人们注意的原因是一篇先发表在《汾水》，继而又在《山西日报》连载的短篇小说，名曰《老二黑离婚》。从名字上看，潘保安的《老二黑离婚》就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的续篇。
小说仍以小二黑与小芹的婚姻为主线，讲述小二黑与小芹婚后一家人从1950年代“大跃进”到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直至“文革”结束近三十年的命运起伏。小二黑因在“大跃进”运动中不肯附和浮夸冒进风，坚持“得按实际来”，被戴上“右倾反党”帽子。一家之主的右派身份连累了一家人，小芹被免职，儿子虎虎因为家庭成分说不上媳妇，女儿梅梅因为出身不好进不了县剧团，连谈朋友也遭到男方家强烈反对，最后闹到要上吊自杀。为了不影响儿女们的前途，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小二黑与小芹这对当年村里的第一对好夫妻只好离婚了。历尽艰辛，饱尝辛酸，小二黑一家人终于熬到“四人帮”粉碎，迎来了幸福生活，儿子结了婚，女儿也将有新的对象，原本破碎的家庭才又团圆了。
很显然，这是一篇除了故事情节上延续赵树理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外，在语言风格、叙述方式甚至人物的神韵方面都刻意向赵树理学习的模仿之作。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指出它尚显稚嫩，远不够跟“大师”比肩，但毋庸置疑的是作者对赵树理的真诚的崇拜、缅怀以及对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发自内心的喜爱。而这种对赵树理与其代表作《小二黑结婚》的感情显然不止是潘保安一个人所有，它也是埋在许多读者、观众心里的一个心结、一个记忆，所以这篇并不完善，艺术功力尚浅的稚嫩之作甫一面世便有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唤醒了人们心底蛰伏已久的那份怀念之情。当年冬季，《山西日报》开辟了《你对〈老二黑离婚〉怎么看》的专栏。结果，读者的信件、投稿如雪片般飞来。他们畅所欲言、自由争鸣，借这种形式释放、表达对《小二黑结婚》的真心喜爱和对它的作者的由衷怀念。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26篇讨论文章中，多数作者来自基层，有农民、工人、干部，包括赵树理的女儿赵广建也参加了讨论。讨论文章尽管也指出该文的很多不足，但一致都对潘保安以这种方式续写《小二黑结婚》持肯定态度。《老二黑离婚》发表之后，在赵树理的故乡———沁水县也引起了较大反响。人们都说：“当年，老赵写了小二黑；如今，小潘又写了老二黑，这个续篇写得好！”
好在何处呢？《老二黑离婚》的作者潘保安作了谦虚而诚实的回答：“小说发表之后，出乎我的意料，在群众中引起了反响。这个我也想过了：为什么群众对《老二黑离婚》感兴趣呢？是我写出惊人之作了吗？完全不是！因为我自知自己水平很差劲，离一个写小说的人还有一定的差距。分析原因，就是这篇小说‘沾了赵树理同志的光’。大家关心老二黑的命运，同时也怀念赵树理，我写这个小说，目的是悼祭赵树理同志，所以和群众思想上产生了共鸣。如果我不是写的老二黑，换一个别的什么人‘离婚’，读者大概就不会对它产生兴趣的。”
幽默的影响———贺友直的连环画《小二黑结婚》
连环画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人书”，自上世纪初在上海产生以来，这种文艺形式在民间有广阔的市场，是一种深受老百姓欢迎的通俗文艺形式。
以连环画形式讲述“小二黑”的故事，早在解放前延安时期便有罗工柳、张映雪以木刻画绘制的《小二黑》一书。连环画一直是延安文艺宣传的一种重要形式，以连环画的方式讲述小二黑的故事，符合毛泽东在“延座”讲话上的文艺大众化的思想，也与赵树理的利用通俗文艺形式改造教育大众的“地摊文艺”思想不谋而合。1950年又出版了一套由著名漫画家米谷创作的《小二黑结婚》。作者于1948年底开始动手，每天画一幅。同时在香港《文汇报》副刊连载，一直到1949年3月23日才画成，共六十幅，历时三个月。1960年，我国著名连环画家贺友直以分格年画的形式创作了一套《小二黑结婚》的连环画，并于1961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时隔35年，老先生又以中国写意画的方式创作了第二套《小二黑结婚》，这套画获得1999年全国美展银奖。此间1984年，国画家杨力舟和王迎春合作创作了一套《小二黑结婚》连环画，这套作品获得1986年全国第三届连环画二等奖。
在已知的上述五套连环画中，影响最大的还是贺友直的两套。在谈起1960年代创作第一套《小二黑结婚》的缘由时，贺先生说：“我喜欢赵树理的小说，他小说里写的事有趣，写的人物有趣，《小二黑结婚》是最有趣的一篇，三仙姑、二诸葛是最有趣的二位。觉得有趣了就萌发喜欢，喜欢了就有要画它的欲望……”①若知道贺友直本身是个性格诙谐有趣的人，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对《小二黑结婚》和其中的两位神仙情有独钟。1961年版的连环画对三仙姑的刻画更是入木三分，以至于有的读者看了之后说：“贺友直真促狭。”事隔三十多年，1993年，“连环画套书研讨会”在庐山召开，在连环画出版方面很有影响的辽宁美术出版社社长林瑛珊向贺老“邀画”，贺老爽快的答应了。会后，贺老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所做的允诺，频频来信与辽宁美术出版社编辑商谈画什么和怎么画的问题。最后，贺老决定再画一回《小二黑结婚》。他再一次提到说：“我敬重赵树理，我欣赏他写的小说，我喜欢他笔下刻画的人物……二诸葛、三仙姑这样的人，不只是在山西农村有，在别的地方，我猜想也会有……塑造这种有趣的人物，描绘这种人物做出的有趣事情，不是取笑，不是挖苦，不是糟蹋，而是作为一面生活的镜子，可以让人见了能在会心的一笑中，发现自己也存在同类‘有趣’的行为。作家、画家创作的目的就在于此。”②他又说，“我喜欢幽默，我的性格里有幽默的成分，或者说与赵树理式的幽默有相通之处。我以为，创作激情其基础当然是体验和认识，但诱因则是兴趣，没有兴趣就难以产生灵感，没有灵感，又怎来艺术。”③不难看出，打动贺友直，使他几十年乐此不疲的正是洋溢于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那种中国农民式的开朗乐观的幽默精神。也正是这种幽默激发贺友直将第二套《小二黑结婚》画得妙趣横生。贺友直以绘画形式表达自己对赵树理式的文学幽默的理解，二者合一，产生了别具风味的艺术幽默。
绘制这部连环画，贺友直把握了一个总的原则：重在传神写意。绘画形式上采用不求工笔细描，重神不重形的水墨写意画；绘制过程中，将原作情节内容、人物形象和艺术精神吃透之后，然后再跳出原作，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艺术积累，重新结构故事，安排画面。
在绘画方法上，他独创一套新的画法，“就是将两个版面结合为一个内容，但又把两个画面区分为一主一副，为主的是主要情节。为主的画上下幅的情节连结，为副的画上下幅画可以有连结也可以毫无关系，为副的画与主画相配，可以是旁白，可以像川剧里的帮腔，使其起到呼应、衬托、点题的作用。主副两个画面发生的事，可以在同一时间、空间，也可以不在同一的时间，同一空间。如此，是为了能跳到小说规定的情节之外，去表现更需要表现的东西。利用版面‘说话’，也可以说是在手法上取得一点自由。”①这就是这部连环画中独有的“用版面说话的艺术”。一个版面，主副两幅画，主画画故事情节，副画“制造”原作文字之外的“情节”，其画义与主画画义或呼应，或影射，或形成对比反衬。比如：第六幅画是小二黑出场，画面在介绍小二黑时只用了一句题字：“小二黑是二诸葛的小子”，主画画面上是小二黑放羊时坐在山坡上擦枪的场面，副画是小芹在洗晒被单，暗示了小芹与小二黑的关系；小芹的形象隐隐约约藏在被单后，表示后面还要介绍，此处只是隐约透露一下她与小二黑的关系。第十幅画金旺夫妇与兴旺出身，副画竟画了一条癞皮狗，隐喻着这群人的为人品格，实在是奇思妙想。第二十幅主画是金旺企图非礼小芹，小芹抗争的画面，而副画则是小芹妈三仙姑与众相好调情的情景，形成一种绝妙的对比，两人的性格昭然若揭。
真正的连环画家是不屑于图解文字，跟随文字作品亦步亦趋的。他总会以图画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文字的理解，这里面有新创，有生发，有文字之外的东西。实际上，它已然又是一部新的作品了。贺友直的《小二黑结婚》就是这样一部在小说基础上升华出来的新作。
不难看出，贺友直更多的是从艺术、从自身感悟的角度来诠释《小二黑结婚》这部经典的。他抓住了原著幽默、开朗的精神气质，在作品中把人性描绘得一派淳美，连一只鸡、一头驴都是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生活是一片陶然，这分明是他的内心世界。这与五六十年代人们对《小二黑结婚》的解读与改写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或多或少总不可避免地会受制于那个时代特定的“政治语境”，对其解读、演绎也更多意义上是从政治层面上着手。而在政治权力话语渐渐淡化的1990年代，贺友直则更有可能摆脱主流意识形态政治话语的束缚，从自身的理解出发，发掘出“小二黑结婚”本身的魅力。
几经风霜，历经考验，而今，六十一年过去了，随着时代转变，《小二黑结婚》这朵来自太行山区的山花褪去了“红色年代”的“政治话语”赋予它的“红色光环”，却并没有终结自己的艺术生命，而越发显现出历久弥新的内在质朴纯真之美。在加州大学的课堂上，“三仙姑”成为金发碧眼的异国研究生热烈讨论的焦点；在庆祝建党85周年华诞的盛会上，“清凌凌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再度唱响；在网络文化兴盛的时代，“80后”一代通过网络以各种形式重新演绎这个经典的故事，表达自己对《小二黑结婚》和它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种种不同于前人的理解。①《小二黑结婚》并非只属于那个特定的政治话语时代，它的生命力与影响力远超越于此，当属不折不扣的文学经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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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许欣、张夫力记录整理：《杨兰春自述》，《东方艺术》，2001年第4期。
［6］马可：《在新歌剧探索的道路上———歌剧〈小二黑结婚〉的创作经验》，《人民音乐》，195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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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生活 执着 虔诚———谈连环画〈小二黑结婚〉》，《美术大观》，2000年第2期。
作者简介：喻晓薇（1974—），女，湖北武汉市人，武汉工业学院人文系讲师，硕士，专业方向：现当代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