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故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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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

北京

五

王羲之二十岁时，家族中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这件事情对他后来的影响丝毫不亚于父亲王旷兵败投敌使他儿时纯洁的心灵布满的阴云，也引起了东晋朝局前所未有的动荡。

司马睿初镇江东，人微言轻，势力根本不足以威慑江左。更雪上加霜的是，真心追随他的王旷离他而去。幸而王导、王导等其他王氏家族成员倾力辅佐，王导导演“观禊出游”，将顾荣、纪瞻、贺循等收至琅琊王麾下，上文已有叙述。再加王导提倡的广招能士的政策，江北名流也纷纷南下，这使建康人才济济。王敦等人又率兵左突右冲，不但平定江东，也抵制了石勒、刘聪的南侵。新继位的愍帝司马邺不得不倚重于逐渐壮大的建康力量，封琅琊王为左丞相。公元316年，刘聪再次攻陷洛阳，活捉司马邺。司马睿称晋王，宣布代摄朝政，次年登基，即晋元帝。王氏家族的所为，司马睿发自肺腑的感激。举行大典时，晋元帝手搀王导，欲要一起接受百官朝贺，经过王导一再推辞方才罢休。但自此以后，王氏权倾朝野，世人称“王与马，共天下。”

五年之后，江东帝业逐渐巩固。偏安江左固然不比一统宇内，权力和名号却也足够令人垂涎三尺。为了实现势力的再分配，原来精诚辅佐元帝的亲贵们关系分化。王家大权炙手可热，王导把持朝政，王敦统领军事。尤其王敦，生性残忍暴烈，飞扬跋扈，相传在洛京时，石崇宴请宾客，常令美女行酒，如果不能劝客人全饮，便会被推出斩首。王导平素不善饮酒，所以大醉。王敦故意推辞，三个美女被斩后，颜色如故。王导劝他，他却说：“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同是王敦，酒后，入石崇家的厕所。呼唤数十个侍婢为他脱衣、换衣、着新衣，面不改色，神态自若。连侍婢背后都说：“此客必能作贼。”由如此的重臣服侍，宛如枕边放着一颗炮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元帝不能容忍王氏过于集中的权势，着手培植自己的亲信，刘隗、刁协等人由下层被迅速提拔。

今天看来，史传对刘隗、刁协的记载颇有微词。说刘隗精通文史，但心性奸邪，经常引经据典毁谤公卿，弹劾他人；而刁协性情刚愎，与刘隗狼狈为奸，媚上骄下，蓄田万顷，经商发财，其实王敦等人何尝不是如此，为人臣如王敦残忍暴烈者，不能说绝无，却也少有。

然而，王敦再也不能满足个人和家族的遭遇，成为兵戎相见的主动一方。一瞬间，大军如夏雨来临，黑云密布；又如飞蝗招摇，铺天盖地。建康城内的王导和内眷们感觉大难临头，心急如焚。无奈之下，王导脱去官服，带领羲之在内的王氏子弟二十余人日夜伫立宫门前请罪。这显然属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悲剧，王羲之时年二十，虽是弱冠之年，却因受到父亲事件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没有婚配，也没有出仕。晋元帝面对复杂的形势，或许考虑到王氏的卓越功勋；也或许考虑到与王氏，尤其是羲之一支的亲密关系；更或许考虑王敦势力的强大，最终赦免了他们。

王氏遭难的过程中，周顗对整个事件的改观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清晨，王氏子弟殿前请罪，正逢周顗入朝面圣。周顗对羲之遭受无辜的委屈深感同情，对事件的发展表示担忧。王导趁机请求周顗殿前说情，周顗不理，见到元帝之后，则苦苦哀求，直到元帝决定恩赦为止。周顗出来后，心情大为放松，开怀畅饮，率尔直言：“今年杀诸贼奴，当取金印如斗大，击肘后。”王导不知内里，对周顗不肯说情极为不满，怀恨在心。王导作为王氏家族在建康的代理人、整个事件的知情者，对动乱的善后处理有重要作用。如关于对待周顗的处理问题：

大将军至石头，问丞相曰：“周侯可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问：“可为尚书令不？”又不应。因云：“如此，唯当杀之耳！”复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后知周侯救己，叹曰：“我不杀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负此人。”（《世说新语•尤悔》）

当然，王敦杀害周顗，并非只是出于错怪。周顗本人正气凛然，仗义直言，无所畏惧，王敦对其一直有所顾忌，加之整个动乱过程周顗反抗王敦的态度鲜明，并身体力行，不遗余力的付诸行动。因而周顗之死成为一种必然。

另外，王导在这次浩劫中的角色相当暧昧。首先，他为了一己之利，把包括羲之在内的王氏二十多个无辜子弟扯入其中，企图转移元帝的视线，博取朝廷的同情，其间也不排除有利用王旷、王廙、王彬一支与晋元帝亲戚关系的可能；其次，双方斗争过程中，他没有旗帜鲜明的表明自己的态度，；最后，他的内心深处显然希望能够排除异己，重新夺回大权，为自己的仕途清除故障，这一点在战后如何处理残局的问题上表现尤其明显，周顗被杀即是例证。以上种种迹象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战争的主动挑起者王敦站在前台，而王导只是身处建康，不敢表露明显而已。

王羲之亲身经历这段黑色岁月，并亲眼目睹了周侯被杀和家族中两位长辈的所为，心灵震撼极大，以至若干年后的另一场势力斗争中，他依然不肯回到王导身边，不愿回到京城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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