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的崛起会引发世界战争吗？[兴华论坛]

中国的崛起会引发世界战争吗？　　四十年前，当我刚刚开始在中国和日本国际关系领域中任教时，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一九一○——一九九○年，他是美国的日本研究权威，曾任美国驻日大使、哈佛燕京社社长及哈佛大学讲座教授——译者注）曾说，“我们一九四五年胜利的一个最大成果是永久性地解除了日本的武装”。说来奇怪，自从一九九一年冷战结束、尤其是自小布什当政以来，美国则竭尽全力怂恿甚至敦促日本重整军备。（请注意：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
这一发展加深了亚洲两大强国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敌意，阻碍了和平解决台湾和朝鲜这两个中国及朝韩内战遗留下来的难题的可能性;同时，为中美之间可能的进一步冲突埋下了伏笔。而这一冲突中，美国的败势几乎是不容置疑的。（请注意：美国对日政策变化对东亚的深远影响）
令人怀疑的是，华盛顿的理论家与好战分子们是否清楚他们所释放出来的将是什么？一种可能的对峙：一方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工业经济体系——中国；而另一方则是尽管处于衰退却仍是世界第二强的经济实体——日本。这一对峙可能由美国一手造成，亦很可能把美国国力消耗殆尽。
必须声明的是，在这里我在东亚范围内讨论的并不是布什、切尼所倡导的政权递嬗之类的小战争。上一世纪的国际关系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是，富裕而业已确立的强权（英国和美国）面对新兴的德日俄权力中心不能以平常心进行调适，结果导致了两次血腥的世界战争、俄国和“西方”之间四十五年的冷战以及无数反对欧美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如发生在越南的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战争）。（历史上，新兴势力崛起通常会引来战争）
二十一世纪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上世纪在世界权力结构变化中不能自我调适的致命伤是否能够被克服？对此，迄今所见的迹象都是不容乐观的。美国和日本作为今日之富裕而业已确立的强权面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而延续不断的文明作为一个现代强权的再度崛起，是否能够自我调适？抑或，当欧洲文明的虚饰自诩在美日的践踏下寿终正寝之时，中国之崛起是否意味着另一次世界战争？这正是当前得失攸关之所在。（提出论题：中国崛起会意味这什么？）
狂幻的政策与金融危机之母
中国、日本和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有效的三个经济实体。但是，中国是其中发展最快的（持续了二十多年9.5%的年增长率），而美国和日本则负债沉重并有增无减，日本在增长率方面一直迟滞不前。目前，中国经济在世界上排名第六（美国和日本为第一第二），是美国继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后的第三大贸易国。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二○○三年统计，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法，则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了。中情局的统计显示，二○○三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十点四万亿美元，而中国为五点七万亿美元。以中国十三亿人口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四千三百八十五美元。
一九九二年至二○○三年，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自二○○四年以来，日本落到欧盟和美国之后，屈居第三。中国在二○○四年的贸易额为一点二万亿美元，继美国和德国之后占世界第三位，远远超过日本的一点○七万亿美元。中国的对美贸易在二○○四年增长了34%，使得洛杉矶、长滩和奥克兰成为美国最繁忙的三大海港。
二○○四年真正重大的贸易发展是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伙伴，它预示了中欧经济共同体的可能性，而这一共同体和它的对手日美共同体比起来略胜一筹。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说的，“（自二○○一年）中国加入WTO三年以来，它在全球商业中的影响已经不只是重要的，而是关键的”。例如，美国市场上大部分戴尔电脑是中国制造的，日本船井（Funai）电器公司的DVD播放机也是同样情况：该公司每年从中国出口约一千万台DVD播放机和电视机到美国，这些机器大多在美国的沃尔玛商场出售。中国在二○○四年与欧洲的贸易额为一千七百七十二亿美元，与美国为一千六百九十六亿，与日本为一千六百七十八亿。（请注意：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变化）
中国日益发展的经济实力在当今世界上是有目共睹并博得普遍赞赏的。不过，正是中国的发展速度及其在全球权力平衡中将产生的影响使得美国和日本忧心忡忡。据中情局国家情报委员会预测，中国的GDP在二○○五年将赶上英国，二○○九年赶上德国，二○一七年赶上日本，二○四二年赶上美国。然而，据世界银行中国部前副主席、巴基斯坦前财政部长伯克（Shahid Javed Burki）的预测，中国在二○二五年之前就可能达到基于购买力平价法的二十五万亿美元的GDP，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其次是美国（二十万亿）和印度（十三万亿）。
而伯克的这一分析所根据的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即中国在未来二十年中保持6%的年增长率。他预计日本将无可避免地衰落，因为其人口在二○一○年以后将大幅度下降。日本内务部报告说，日本男性人口在二○○四年已下降了0.01%；有些人口统计学家预计，日本人口到本世纪末将下降将近三分之二，从目前的一亿二千七百七十万下降到四千五百万，仅相当于它在一九一○年的人口数量。
与此相反，中国的人口将稳定在近十四亿，其中男性人口比重将十分可观。在未来数十年中，基于其庞大人口的被压抑的内需，个人债务较轻，再加上未被纳入官方统计的活跃的地下经济，中国的国内经济增长率仍然看好。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外债相对比较轻，容易用外汇储备进行抵消；而美国与日本则均有将近七万亿美元的赤字，后者的景况更为糟糕，因为它只有不到美国一半的人口和经济影响力。
不无嘲讽的是，日本的部分债务来源于它对美国全球性帝国地位的支持。例如，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美国驻日军事基地的津贴竟高达七百亿美元。美国政府拒绝用本国公民的税收为其挥霍不羁的消费模式和军事支出买单，而将这些费用转为对日本、韩国、印度及中国的内地、香港、台湾等国家及地区的债务。这一状况变得日益不稳定，因为美国政府需要每天至少二十亿美元的资金输入来支付其行政费用。任何东亚主要银行如果决定将其外汇储备中的相当部分从美元转为欧元或其他货币以便在美元贬值的情况下保护自己，都会成为任何金融危机之母。
日本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量，在二○○五年一月底总数为八千四百一十亿美元。但是，中国在二○○四年底所储备的美元已达到六千零九十九亿，其来源是与美国的贸易盈余。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及其布什在日本的追随者们仍竭尽全力地侮辱中国，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著名经济分析家格瑞德（William Greider）最近指出：“最温和地说，任何侮辱其债权人的蛮横的债务人都是不明智的。……美国领导阶层对于日益集聚的敌对力量越来越错觉百出甚至视若无睹。”
布什政府不明智地以促进日本重整军备和承诺（如果中国用武力阻止台独）为台湾而战来威胁中国。我们不可想像还有比这更为短视和不负责的政策。但是，从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所进行的梦幻般的战争，它所导致的全球性强烈的反美倾向，以及美国情报部门的日益政治化这些迹象来看，美国和日本有可能为台湾而向中国贸然开战。
日本重整军备
日本自“二战”结束、尤其是一九五二年恢复独立以来，一直奉行和平主义外交政策。日本坚定地拒绝拥有进攻性武装力量或成为美国全球军事系统的一个部分。比如，日本没有参与一九九一年的伊拉克战争，也没有参与任何集体安全联盟而使自己必须在军事贡献上达到盟国的水准。自从日本签署了一九五二年的《日美安保条约》以来，它在“可能的外来威胁”方面合法地受到美国的军事保护，这些美国军队分布在日本本土和冲绳的九十一个军事基地中。美军第七舰队甚至在日本原来的海军基地横须贺拥有自己的船籍港。
日本不仅补贴这些军事基地，而且维护美军在日本的一个虚假的公众形象，即美国军队在日本的国土上仅仅是为了保护日本。实际上，日本根本无法控制美国在日本领土上使用其海陆空军的方式和地点，而日美之间对此向来采取避而不谈的方针。
自一九九一年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不断地对日本施压，敦促它修改其宪法第九条（即除自我防卫外绝不使用武力），从而成为美国官方所谓的“正常国家”。比如，二○○四年八月十三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东京毫不掩饰地说，如果日本想要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首先必须摈弃其和平主义宪法。日本对安理会席位的要求基于它承担了联合国预算的20%，尽管它的GDP只占全球的14%。
鲍威尔的言论是对日本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不过，它仅仅是对美国前代理国务卿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诸多类似言论的一个呼应，后者是华盛顿一个反动派系的领袖，该派系持续多年为重新武装日本而努力，以此为美国的军备拓展了一个新的重要市场。该派的成员包括政府部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些人以及无数在五角大楼和夏威夷珍珠港太平洋军事总部的戎装军官。
美国的意图是把日本变为华盛顿新保守派所谓的“远东的英国”，然后利用它作为遏制朝鲜、平衡中国的代理人。二○○○年十月十一日，国际顾问公司Armitage Associates 的成员格林（Michael Green）写道，“我们把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看作美日联盟的典范”。（请看清美国对日政策的真实用意）
日本至今尚未对来自美国的这一压力有所抵制，原因在于它有助于日本选民中复兴的民族主义，还由于日本担心一个萌芽中的资本主义中国将威胁它在东亚业已确立的经济领导地位。日本官方还声称，日本受到来自朝鲜的发展核武器和导弹计划的威胁，尽管他们很清楚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朝鲜问题——如果布什政府能够放弃推翻平壤政权的企图，代之以实现美国的贸易承诺（作为朝鲜放弃核武计划的回报）。
但是与此相反，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美国国务院声明，“美国将拒绝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提出的保证‘无敌意‘的要求，金以此作为平壤回到核武器计划谈判桌旁来的条件”。 尽管朝鲜已表明拒绝与博尔顿（John Bolton）进行谈判，因为他对朝鲜出言不逊，但是三月七日，布什还是任命他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日本重整军备在本国部分公众中引起了不安，并在整个东亚遭到所有在“二战”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的反对，这些国家包括：中国、朝鲜、韩国，甚至澳大利亚。结果，日本政府启动了一个加强重整军备的秘密计划。自一九九二年以来，它已经颁布了二十一个关于国防安全的主要法律条款，其中仅二○○四年就有九条。这些条款以一九九二年的《国际和平合作法》为开端，第一次授权日本派军队参与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军事行动。
自此，日本的重整军备在很多形式下展开，包括扩大军事预算，把派军队出国合法化，承诺参加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星球大战”（而加拿大在二○○五年二月拒绝参与这一行动），以及对以武力解决国际问题倾向的日益赞同。
这一渐进的过程在二○○一年突飞猛进，原因是在这一年，乔治布什与小泉纯一郎同时登上最高权力宝座，分别成为美国总统与日本首相。同年七月，小泉首次访美。二○○三年五月，小泉受到布什的特别邀请，访问了他在德州克劳福德的“大农场”。不久，小泉同意向伊拉克派遣一支为期一年、由五百五十名自卫队员组成的军队，在二○○四年又决定使之延长一年。二○○四年十月十四日，小泉以个人的名义认可了布什的连任。
新的核武巨人？
小泉所任命的内阁成员大多是反中亲台的政客。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的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迪恩斯（Phil Deans）的观察是：“亲台情绪在日本有不同寻常的增长。在小泉内阁中没有一个亲中的成员。”小泉内阁的最新成员中，防卫厅长官大野功统和外相町村信孝都是激烈的军国主义者，后者为日本前首相森喜朗的右翼派系成员，此派系支持台独并拓展与台湾政客和商人之间的秘密纽带。（请注意：日本内阁构成有助于美国推行其对日政策）
值得记住的是，台湾在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与日本一九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在朝鲜半岛的严酷军事统治不同，台湾所经历的是相对温和的日本文官统治。虽然曾遭到（“一战”时）协约国的轰炸，台湾在“二战”时基本未遭战火，尽管战后立即受到蒋介石国民党的严厉统治。因此，不少台湾人至今仍讲日语，并对日本抱有好感。事实上，台湾是日本人在东亚惟一受欢迎和爱戴的地方。
布什和小泉为两国的军事合作制定了精细的计划。对这些计划而言的一个至关紧要的环节是废弃一九四七年日本宪法。如果没有阻力的话，小泉领导的日本自由民主党计划在二○○五年十一月建党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提出新宪法。这一意图迄今被认为是合宜的，因为一九五五年的自民党建党宪章将“确立日本自己的宪章”列为该党的基本目标，所针对的是“二战”后麦克阿瑟将军的占领军总部，它是目前这部宪法的实际起草人。最初的自民党政治纲领中还呼吁“最终在日本国土上清除美国军队”，而这大概是日本鼓动重整军备的隐秘目的之一。
美国的主要目的在于争取日本对其昂贵的导弹防御系统的积极参与。布什政府的目标之一是终止对日军事技术的禁运，因为美国需要日本工程师协助解决星球大战系统中屡屡失败的一些技术问题。美国还就重新部署其陆军第一军团与日本进行积极谈判，即把该军团从华盛顿的路易斯堡迁到位于东京西南、人口密集的神奈川县的座间基地。
这些驻日美军将会由一位四星将军指挥，而这位将军是相当于美军中央司令部阿比扎伊德（John Abizaid）将军那样的区域司令官，后者在伊拉克和南亚拥有无上的权力。新的司令部对美军军事行动的控制将超出东亚范围，而日本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帝国日常军事行动的一部分。在神奈川这样历史悠久且位处中心的地区驻防一个小型的司令部已不可避免地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对，强奸、殴斗、车祸和其他事故像在冲绳一样几乎每天发生，更何况驻扎整个拥有四万士兵的第一军团。
与此同时，日本打算将它的防卫厅提升为一个行政部门，并可能拥有发展核武器的能力。煽动日本政府以武力自诩可能促成其向核武发展，以钳制中国与朝鲜；同时也将使它从对美国“核大伞”的依赖中摆脱出来。军事分析家坦特（Richard Tanter）指出，日本已经具备了“满足使用核武器的三个核心条件的不可置疑的能力：一个军事核装置，一个十分精确的目标系统和一个合适的发射系统。”日本因对高性能的核分裂与滋生式反应炉的结合，加之核燃料回收设备，能够建造高级的高热原子反应武器；其H-II、H-IIA型火箭，轰炸机空中加油能力以及军用监视卫星能够确保精确地命中目标。日本目前所缺乏的是能够支持一个可靠的报复性力量的发射平台（如潜水艇），以阻止其核对手的任何先发制人的袭击。
台湾之结
日本或许经常把朝鲜的危险性挂在嘴边，而它重整军备的真正对象是中国。这一点从它最近插手东亚国际关系中最敏感最危险的台湾问题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一九三一年侵略中国并将它践踏在战火之中，同时又是台湾地区的殖民霸主。然而，即便是那个时代，台湾仍然像今天一样被视为中国无可置疑的一部分——正如美国长期以来所公认的。遗而待决的问题只是台湾和中国大陆重新整合的条件与时间。这一进程由于蒋介石的国民党（一九四九年内战结束时撤退到台湾后一直在美国第七舰队的保护之下）在一九八七年最终解除了戒严令而变得异常复杂。台湾人如今开始表达他们自己对未来的不无混杂的看法。（请注意;日本重整军备意在中国）
二○○○年，民进党领袖陈水扁被选为“总统”。作为一个台湾本土人（截然不同于当年随蒋介石败军的行李车移居台湾的大部分大陆人），陈和他的政党代表一个独立的台湾。与此相反，国民党以及另一个从大陆人中分裂出来的派系——亲民党（由宋楚瑜领导）则希望看到最终的和平统一。二○○五年三月七日，布什政府任命博尔顿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使这些敏感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了。博尔顿公开宣称自己是台独的鼓吹者，而且一度是受台湾政府聘用的顾问。
二○○四年五月，陈水扁以险胜连任。五月二十日，声名狼藉的日本政客石原慎太郎赴台参加了陈水扁的就职演说。尽管陈只以50.1％险胜，还是大大地超出了他在二○○○年获得的33.9％的选票。台湾“外交部”立即任命许世楷为台湾驻日代表。许在日本居住了将近三十三年，与日本资深政客和学者联系广泛。中国大陆对此的反应是，它将“彻底地击破”任何通向台独的步骤，哪怕是意味着损害二○○八北京奥运和与美国交恶。
与美国新保守派和日本右翼的诡计相反，台湾人民则表露了与中国大陆谈判重新整合的时间与条件的意愿。二○○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台湾“立法院”颁布了选举规则的变化，以防止陈水扁如他在连任竞选中所承诺的那样朝台独的方向修改宪法。这一举动大大地降低了和中国大陆冲突的危险性。对“立法院”此举可能有影响的是八月二十二日新加坡新任总理李显龙的一个警告：“如果台湾走向独立，新加坡不会承认它。实际上，没有任何亚洲国家会承认它。而中国会宣战。无论孰输孰赢，台湾将会被毁灭。”（旁观者清啊，李显龙说得很对）
接下来的一个重要进展是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的“立法院”选举。陈水扁呼吁对其台独政策进行公投，以获得贯彻其改革的“尚方宝剑”。然而，选举以陈的惨败告终。反对派（国民党和亲民党）在二百二十五席的“立法院”中赢得一百一十四票，而陈的民进党及其同盟只得一百零一票（其余十票为无党派个人）。国民党领袖连战说：“今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人民希望稳定。”
陈丧失对“立法院”的控制同时还意味着一个业已拟定的、向美国购买一百九十六亿美元的军火计划告吹。这一军购包括导航导弹驱逐舰、P-3 反潜巡逻机、柴油发动机潜艇和高级爱国者PAC-3反导弹系统。国民党以及宋楚瑜的支持者不仅认为这笔交易的价格太高，是奉献给布什政府的一个大红包（后者自二○○一年以来一直企图促成这笔交易），而且认为这些武器并不能保障台湾的安全。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国就国家防御问题发布了第五号国防白皮书。长期观察家贝德斯基（Robert Bedeski）指出：“这份白皮书最初给人的印象是有关领土主权的一个强硬声明，强调中国绝不容忍任何脱离、独立和分裂的举动。然而，紧接着的段落则表明了缓和台海张力的意愿：只要台湾领导人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停止意在‘台独‘的分裂活动，两岸会谈可在任何时候进行，以消解彼此之间的敌意。”
看来，这也是台湾对这一信息的解读。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陈水扁（自二○○○年十月以来）第一次会见了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尽管两位领导人对两岸关系持截然相反的看法，但他们签署了一份声明，罗列了十点共识。他们保证设法开放两岸之间的交通和商业联系，增加贸易，放松对台湾商家投资大陆的控制。大陆对此立即报以友善的回应。令人吃惊的是，这一进展致使陈水扁说了如下的话：“如果二千三百万台湾人民接受的话，我不排除台湾最终与中国重新统一的可能性。”
如果美国和日本不插足台海问题而让中国大陆与台湾自己来解决的话，他们很可能会找到一条相对合宜的途径。台湾至今已在大陆投资了一千五百亿美元，这两个经济实体趋向于日益融合。同时，越来越多的台湾人认识到，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中文国家，与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三百七十万平方英里领土、一万四千亿美元GDP规模高速发展的经济实体、热衷于成为东亚地区领导角色的大国相邻，恐怕会是极其困难的。所以，与其宣布独立，台湾或许还不如寻求类似加拿大法语区的地位，即一个松散的魁北克法语区的类型，在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政权之下持有不同的制度、法律和习俗。（美国专家的建议，不妨想想）
中国大陆面对这样的途径也会因如释重负而接受它，尤其是如果它能够在二○○八年北京奥运之前达成。中国大陆担心的是，台湾的激进分子在奥运之前的一两个月内宣布独立，把赌注下在中国因已在奥运投下巨资而不会进攻台湾。然而，大部分观察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除了开战别无选择，因为不如此则将导致一场反对执政者亵渎中国领土完整的国内革命。
中美、中日关系大滑坡
新保守派长期以来的一个信条是，美国必须不遗余力地阻止任何敌对的权力中心的发展，无论它是善意的还是敌意的。这意味着，在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将注意力转向中国，把它视为下一个可能的敌人。二○○一年，执政的新保守派把很大一部分核武器的目标从俄国转向中国。他们同时开始定期与台湾进行有关防御该岛的高层军事会谈，对亚太地区输入新一轮的军事人员和装备，并花大力气促进日本重整军备。
二○○一年四月一日，美国海军EP-3E间谍机与一架中国战斗机在南中国沿海上空相撞。这架美国间谍机当时的使命是激活中国的雷达防御系统，以记录中国派遣拦截机所使用的发射装置与程序。相撞之后，中国战机坠毁，飞行员丧生；而美国飞机则在海南岛安全降落，机组的二十四名特工人员受到中国有关方面的善待。
人们不久就清楚地看到，中国其实无意于与美国对峙。但中国不能立即放回间谍机的机组人员，因为那无疑会激起国内的强烈反弹。因此，此事耽搁了十一天，直到获得美方形式上的道歉——因其在中国领空的边缘造成中国飞行员丧生，以及其飞机未经同意在中国军事机场着陆。
与此同时，美国的媒体则把美国机组人员称为“人质”，怂恿他们的亲友在其居住区的树上系黄缎带，大喊大叫地要美国总统以最严厉的手段使他们得到释放，并连篇累牍地批评中国对媒体进行国家控制。不过，他们十分谨慎地避免提及一个事实：美国在自己的国境线上设定了二百英里的战机阻击区，远远超出了其领海的划定。
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布什在接受电视台访谈时被问及，他会不会“尽美国军事之能”为保护台湾而与中国对峙。他的回答是，“[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帮助台湾自卫”。美国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九一一”，届时中国积极地加入了“反恐阵线”，而美国总统和他的新保守派们则忙于应付他们所谓的“邪恶轴心”，并对伊拉克发动了战争。此外，美国与中国对两国之间紧密的经济纽带十分满意，共和党的商界大佬们绝不希望它受到破坏。
中东问题因此成了新保守派亚洲政策的核心。当美国人疲于应付之际，中国潜心于将近四年的经济发展，成为亚洲经济的潜在枢纽。急遽工业化的中国也刺激了对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巨大胃口，而这一因素把它带入与世界上最大的原材料进口国美国和日本的直接竞争之中。
（国际能源博弈肯定将升温）
在二○○四年夏季之前，布什的战略家们在被伊拉克问题弄得心烦意乱的同时，再次警觉到中国正在崛起的能量以及它挑战美国在东亚霸权的潜力。八月，共和党在纽约召开的全党大会上宣称，“美国将帮助台湾自卫”。
那个夏季，美国海军进行了号称“夏季脉动二○○四”的军事演习，在海上同时部署了十二个航母战斗群中的七个。一个战斗群包括一艘航空母舰（一般包括九至十个空军中队总共八十五架战斗机）、一艘导弹巡洋舰、两艘导弹驱逐舰、一艘进攻型潜艇和一艘弹药、油料综合补给船。同时展示七个这样的战斗群在美国海军是空前的，其开支之高昂也是惊人的。尽管实际上只有三个战斗群被派到太平洋，每次只有一个在台湾海峡巡弋，中国对此仍产生了高度警觉，在他们看来，这无疑是十九世纪炮舰外交的现代翻版。
美国的这一武力秀与陈水扁十二月“大选”之前的言论似乎大大激励了台湾。为了缓和气氛，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十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向新闻界宣称：“台湾不是独立的。它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这仍然是我们的政策，我们坚定的政策。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两岸都不采取单方面行动，以致因此破坏所有人都追求的最终结果——重新统一。”
鲍威尔的声明听起来并不含糊，不过令人怀疑的是他在布什政府中的实际影响力，换言之，他是否能够代表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二○○五年初，美国中情局新局长戈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国防部情报局局长雅各比告诉美国国会，中国军事的现代化远远超出了原来的估计。他们警告说，二○○五年的《四年国防评估报告》必须对来自中国的威胁予以较二○○一年远为严厉的审视。
在这一背景下，加之布什连任成功，国务卿之权柄由鲍威尔向赖斯的转移，布什政府打出了它最危险的牌。二○○五年二月十九日，它与日本签署了新的军事协定。日本第一次携手美国政府，把台海安全问题作为美日的“共同战略目标”。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没有能比这一变化更引起他们警觉的了：日本以宣布其干预台海的权力决然地中止了奉行六十年之久的和平主义政策。
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将让位于中日之间的直接冲突。这将是一个真正的不祥之兆。若如此，则美国将负有唆使之责却毫无控制之力。中日冲突的导火索长期以来一直在酝酿之中。毕竟，“二战”中日本在东亚范围内杀害了二千三百万中国人，这一数字高过死于纳粹之手的犹太人。但日本甚至根本就不承认它在历史上的战争罪行。相反，它不断地重写历史，把自己描绘成亚洲人的解放者和欧美帝国主义的牺牲者。
小泉纯一郎在二○○一年出任日本首相后，第一次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此后每年重复这一活动。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触及创痛的举动。小泉对外国人说，这一活动仅仅是向日本的战死者致敬。然而，靖国神社并不是一般的军事墓地或战争纪念馆。它是日本明治天皇于一八六九年修建的一座神道教圣殿（不同的只是其牌坊拱门使用的是钢材，而非传统神道祠堂所使用的红漆木材），用以纪念那些为使日本回到直接帝国统治而战死的人。“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接管了这一神道祠，并把它用来提升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今天，小泉被认为是把热情投注给了将近二百四十万为国捐躯的灵魂——这些死于一八五三年以来的国内和国际战争的日本人。
一九七八年，东条英机与其他六位战时领导人（均被盟国作为战犯处以绞刑）被集体供入靖国神社祀奉，其原因至今不为外人所道。神社目前的最高住持否认这些人是战犯，他说，“这是胜者对败者的论断”。在神社的一个博物馆中陈列着一架完整复原的三菱52型战斗机，其说明文字记载道，这一战机于一九四○年在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完成其首次战斗飞行。我们可以相信，当二○○四年亚洲杯足球赛在重庆举行时，中国观众在听到日本国歌时大作嘘声绝不是一个偶然事件。靖国神社的领袖们一贯声称他们与日本皇室的密切关系，然而，已故日本天皇昭和最后一次参拜神社是在一九七五年，而现今天皇明仁则从未参拜过神社。（请注意：日本军国主义亡魂不散）
参拜神社问题在二○○四年十一月的两次重要峰会上达到高潮：一次是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紧接着的是东盟（ASEAN）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会议，与会者中有中、日、韩的领导人。
在圣地亚哥，***直截了当地要求小泉停止参拜靖国神社，以考量中日之间的友谊。似乎作为对此一要求的回应，小泉在万象会议上对中国总理***说，“现在已经到了[中国作为日本外交援助受益者]该毕业的时候了”，暗示日本意图单方面结束它对中国二十五年的经济援助。“毕业”一词还传递了一个侮辱性的隐喻，即日本以老师自居，引导中国这个学生。（看看小泉的话）
小泉随后进行了一个简短的演讲，讲述了日本努力使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历史。对此，***回应道，“你知道有多少中国人死于中日战争？”温指出，中国并不需要日本的援助；中国把日本的外交援助看作是对它在中日战争中对中国所造成的损害之偿还。温进而指出，中国从来没有向日本要求赔款，而日本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对中国援助了三百亿美元，只是德国对纳粹受害人赔款数目八百亿美元的一小部分，而日本较之于德国人口更多，国力更强。
二○○四年十一月十日，日本海军声称在靠近冲绳岛的日本海域发现了一艘中国核潜艇。日本防卫厅长官大野将此事广泛传播，进一步激起了日本公众对中国的反感。自此，北京与东京的关系急遽下降，最终促成日美共同发表声明，宣称台湾是日美两国特别的军事关注。
中美、中日关系出现的这些大滑坡将会对美、日双方的利益带来损害，尤其是对日本的利益。中国不见得会报复日本，然而，更不会忘记。而且，它对日本具有极大的杠杆作用。毕竟，日本的繁荣越来越依赖它与中国的关系，而反之则不然。与人们料想的可能相反，日本对中国的出口量在二○○一年至二○○四年之间上跃了70%，这为日本经济的复苏提供了非同小可的推动力。约一万八千家日本公司在中国拥有业务。
二○○三年，日本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留学生接受大学以上教育的最大目的地——在日本有将近七万名中国留学生，而在美国学术机构的中国学生为六万五千名。这些紧密而有益的关系在美日在东亚追求军事化的情势下将会受到损害。
多极的世界
《时代周刊》的卡隆认为，“在整个世界，新的贸易联盟和战略合作正在美国周围稳步发展。中国不仅开始在APEC取代美国的支配地位，而且快速地成为拉美最大的一些经济实体的主要贸易伙伴。……法国外交事务智库长期以来敦促在后冷战时代以‘多极性‘为目标，即以很多不同的、互相竞争的权力中心取代美国‘单极性‘的独霸强权。而现在，多极性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战略目标，而是日益成为现实”。
多极性的迹象已比比皆是，而中国所扮演的显著角色正在不断地促进它的发展。对此，我们只要留意一下中国不断拓展的国际关系：与伊朗、欧盟、拉美以及东盟。伊朗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第二大石油输出国，和日本有着长期的友好关系，后者是其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日本从伊朗进口的货物中98%是石油）。二○○四年二月十八日，日本的一个财团与伊朗政府签署了共同开发伊朗阿扎德甘（Azadegan）油田（世界最大的油田之一，一个价值二十八亿美元的工程）的协议。美国反对日本对伊朗的支持。加州议员舍曼因此指责布什受到贿赂而接受伊日交易，受贿的内容是小泉派遣五百五十名日本军人到伊拉克参战。
然而，这个历史悠久的伊日结盟在二○○四年下半年开始出现变化。十月二十八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伊朗签署了七百至一千亿美元的发展雅德瓦岚（Yadavaran）巨型天然气田的协议。中国承诺在未来的二十五年内从伊朗购买二亿五千万吨液化天然气。这是自一九九六年来伊朗获得的最大的国际订单，并带有其他好处，包括中国将协助伊朗建造向中国码头运输液化天然气的数目可观的船只。伊朗还承诺在未来的二十五年内以市场价每天向中国出口十五万桶原油。
伊朗石油部长在访问北京时注意到伊朗是中国最大的海外石油供应商，他表示，伊朗希望成为中国长期的商业伙伴。他告诉中国的《商业周刊》，德黑兰倾向于以中国取代日本而成为其石油和天然气的最大客户。原因十分明显：美国逼迫伊朗放弃核动力发展计划，布什政府公然表示要置伊朗于联合国安理会的强行制裁下，而中国有能力投票否决。二○○四年十一月六日，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对德黑兰进行了不寻常的访问。他在与伊朗总统哈塔米的会谈中说，中国政府反对美国在安理会制裁伊朗的任何努力，而美国则一直指责中国向伊朗出售核能和导弹技术。（请注意 伊朗石油部长的言论）
中国和伊朗在二○○三年已达成四十亿美元的双边交易。其中包括由中国负责德黑兰地铁的首期工程，并建造价值八点三六亿美元的第二条支线。中国还是另外四条线路招标的最有力的竞争者。二○○三年二月，中国第八大汽车制造公司奇瑞在伊朗开建了第一个海外生产工厂。今天，它在伊朗东北部每年生产三万辆奇瑞汽车。北京还和伊朗商谈修建从伊朗到里海北部的长达二百四十英里的管道，以连接从哈萨克斯坦到新疆的长管道，后者已在二○○四年四月开始动工。哈萨克斯坦管道具有每年向中国运输一千万吨石油的能力。无论美国如何威胁与好战，伊朗在今日世界上绝不孤立。
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是欧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一九八九年，欧盟禁止了对中国出售武器。其他受到如此待遇的国家还有缅甸、苏丹和津巴布韦等。即便是朝鲜也没有被正式列入欧洲的武器禁运名单。现在，作为一种善意的姿态，欧盟宣称它倾向于解除此禁令。法国总统希拉克是“多极世界”的热烈倡导者之一，他希望以此取代美国霸权。他在二○○四年十月访问北京时说，中国与法国有着“对世界的共同看法”，而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将“树起一个里程碑：欧洲必须在美国和中国的战略影响之间作出选择——而欧洲选择中国”。（美国为何阻挠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
二○○五年二月布什访问西欧时反复表明，“美国的一个深切关注是，武器的传递将导致技术的传递，这将改变中国与台湾之间的平衡”。二月上旬，美国众议院以四百一十一票对三票通过决议指责欧盟可能采取的步骤。
欧洲与中国则认为，美国极大地夸张了这个问题，任何武器都无法改变现有的权力平衡。欧盟的目的并不是和中国签订新的防御合约，而是加强互相的经济关系。而当布什一离开欧洲，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立即对北京进行了他的首次正式访问。他说，此行的目的在于强调创建中欧之间新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必要性。
华盛顿的强硬姿态基于很多新的情报估评，这些评估把中国描述为令人生畏的军事威胁。他们的论点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主要目标是对抗美国海军的航母战斗群，而这些战斗群无疑将用于可能发生的台海战争。中国确实正在建造大型的核潜艇舰队，而且还是欧盟伽利略计划的积极参与者，这一计划将创建一个不受美国军事控制的卫星导航系统。
美国国防部担心北京将伽利略技术用于非民用目的。美国军事分析家还注目于中国二○○三年十月十五日发射的载有一位宇航员的太空船，这一飞船第二天成功地返回地球。此前，只有前苏联和美国曾经将人类送上过太空。据美国防御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费什的分析，“中国目前投入的军事力量远远超出了应付一个美国航母战斗群的需要”。宾州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劳德尔有同样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军队“是当今世界上惟一正在发展的、为与美国作战而特别配置的武装力量”。
美国自然无法祈望中国的这种能量自行消亡。不过，它也不能证明中国的这种军事配置除了对付来自布什政府的威胁以外另有所图。中国大陆试图避免与台湾地区和美国作战，其手段是阻止他们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因此，二○○五年三月，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反分裂国家法》——译者），确定分裂中国为非法，并授权在一部分领土试图脱离中国的情况下使用武力。
日本政府无疑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认为中国这一法律的制定是对整个地区的军事威胁。有趣的是，作为美国忠诚盟友的澳大利亚霍华德政府在欧洲对华武器解禁问题上公然反抗布什。澳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希望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堪培拉因此决定支持欧盟解除对中国实行了十五年的武器禁运。法国的希拉克和德国的施罗德都认为，“它[武器解禁]的实现只是时间问题”。
美国长期以来声称拉丁美洲是它的“势力范围”，因此，历来与拉美打交道的国家大多谨慎行事。
然而，由于高速发展的经济对燃料与矿物的需求，中国开始公开地接近很多拉美国家。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结束了他对巴西为期五天的访问。此次访问中，胡签署了十多项协议，意在增强巴西对中国的出口与中国在巴西的投资。仅其中的一项协议，巴西就将每年向中国出口八亿美元的牛肉与家禽。作为回报，中国向巴西国家控制的石油公司提供十三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技术研究完成后建造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至巴伊亚（Bahia）的天然气管道。中巴还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计划将双边贸易额从二○○四年的一百亿美元提高到二○○七年的二百亿美元。***指出，这一合作关系象征着“一个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新的国际政治秩序”。
在随后的几周里，中国与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智利和古巴签署了重要的投资和贸易协议。二○○四年十二月，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访问了中国，承诺中国可以大规模地利用其石油储备。委内瑞拉是世界第五大石油输出国，以往一直向美国出口约60％的石油。然而，在新的协议下，中国可以直接操作委内瑞拉东部的十五个成熟油田。中国将对抽提石油投资约三点五亿美元，另有六千万美元投资于天然气井。
中国同时致力于“整合”东亚一些较小的国家，以组成新的经济政治社群。这样的结盟一旦形成，将无疑逐渐抵消美国与日本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二○○四年十一月，东盟十国（文莱、缅甸、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在老挝首都万象召集会议，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领导人出席了会议。美国未被邀请，而日本代表在那里感觉不自在。会议的目的是筹划在二○○五年十一月召开一个东亚峰会，从而创立“东亚社群”。二○○四年十二月，东盟与中国商定，二○一○年之前在这些国家之间创立一个自由贸易区。
据《华盛顿邮报》的库迪说：“自一九九○年以来，中国与东盟十国之间的贸易每年增长约20％，而晚近数年，这一增长率提高得更快。”这一贸易在二○○三年达到七百八十二亿美元，到二○○四年底则达到一千亿美元。日本资深政治评论家船桥洋一发现，“二○○二年，东亚的地区贸易与其全球贸易之比例接近52％。尽管这一数字低于欧盟的62％，却超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46％。由此，东亚在贸易方面对美国的依赖大大减低”。
中国是这些成就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据船桥的观察，中国领导层的策略是，利用本国飞跃发展的经济和与本地区贸易伙伴之间的强韧纽带，边缘化美国，孤立日本。他认为，美国低估了这一地区对它的极度不信任，这要感谢美国对一九九七年东亚经济危机的狭隘心态与意识形态化的反应，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目前这种状况。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美国国务院政策制订主任瑞斯在东京说，“美国作为西太平洋的强权，在东亚也有利益。因此，任何把美国排除在这一地区的对话与合作之外的计划，都会使我们感到不快”。
日本面临的抉择更为困难。中日之间的敌意在东亚史上已非一日，由此带来的结果也总是灾难性的。“二战”之前，日本最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作家之一尾崎秀富预言性地警告说，日本不但拒绝接受中国革命，而且向它开战，其结果将使得中国人更加激进，最终将帮助革命获得成功。他以毕生之力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革命的成功会成为日本的不利因素？”一九四四年，日本政府以叛徒罪将尾崎处以绞刑。然而，他的问题在今日的重要性仍不亚于在三十年代后期。
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富裕而成功的国家之崛起将成为日本或美国的不利因素？历史告诉我们，对这一发展最不明智的回应是企图用军事力量阻止它。香港有一句俏皮话说，中国只是经历了一两个倒霉的世纪，今天，它回来了！整个世界需要平和地接受中国的正当权利——其中包括任何其他国家须停止使台湾问题军事化。同时，我们亦需要注视中国在这一地区的任何不合理操作。不幸的是，从目前的东亚情势看，我们可能将看到上世纪中日冲突的重演。所不同的只是，这一次美国将未必属于赢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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