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误读王蒙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00:47:44
有厚度，不免被误读。
即使虚假厚度，亦曾造成迷惑，譬如，眼前王蒙这本《不成样子的怀念》，不过12万字的东西，被做成近9个印张，270多个页码，宽面32开版式，标价21元，好有被宰割的心境。
不过，毕竟王蒙。即使不罗列他的作品，仅仅奇特经历；即使撇开早年，仅仅复出以后；哪怕今天，被韩寒点名，《王蒙的敏感与虚伪》（竟然不知不觉中重复了王蒙式的排比句式文风），……，如此罗列，也能成就一篇长文。
仅仅一个侧面，都有厚度，况乎全面解读？而且王蒙所及，均可以掀起波澜，成为话题中心。我想说的是，王蒙的厚度，无论哪个方面，王蒙的误读，都有可能。
既然没有可能正确分解，何不误打误撞，说说我心目中的王蒙？
王蒙是否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这个题目，不是一个二者必居其一的单项选择。如此提问，本身就有搅浑水的嫌疑。但是，问题在于，我的感想，来自于王蒙评论，不涉及这些话题，我根本不会产生写作王蒙念头。
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王蒙一篇《躲避崇高》，不仅因为赞赏王朔掀起文坛狂躁，而且因为捎带调侃鲁迅，引起更加狂乱的围攻，王蒙一时领话语风骚，赞之者捧于九天，恨之者踏之地狱。仅仅以“王蒙聪明”一语断之，怕依旧误读。
否定王蒙者，都把他的人生划分为两个阶段，无论分界时间段在哪里，共同认定，后期王蒙，丧失了独立的人文精神，和主流话语同流合污了。
同一认定背后，一种否定认为，九十年代王蒙的写作依然前锐，无论表现手法，还是作品思想意义，不无可圈可点。他不惮于暴露自己的困惑，即使小小说《坚硬的稀粥》，个中包容依旧博大宽广，隐喻指向多重；不怕引起争端甚至开罪既得利益者，譬如，躲避崇高，取消专业作家制度。极端的否定则认为，王蒙变节于支持王朔，消解意义，倡导反智主义，甚至还有更极端点儿的，得出“王蒙的自由倾向，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读”的论断，因为“王蒙在新疆的右派生活因有高层照顾而‘瓜果飘香’”。
独立人文精神，无非对于主流话语的反动，怀疑精神。批判者，不乏怀疑精神。但是，他们的怀疑指向不确定，非常可疑。譬如，支持王朔，就是反智主义？躲避崇高在于猎取亲民形象，接受政府职务，就是接受权力阶层的认可，“扮演辉煌的成功人士和清高的隐士双重角色”？真格的，王蒙左右不是，里外不是人。即使那种不那么绝对的否定者，对于近年王蒙的不齿，主要集中于“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乃是鼓吹老庄哲学，消解“独立个人”。
其实，人文精神，不仅仅旗帜鲜明。譬如，上面的批判，大张的批判目标，是否具有人文精神？我看未必。譬如，王朔作品没有独立思考？传统崇高、神圣、意义、革命，所以虚伪，不就是它在消解生活、贬低生命？王朔把生活和生命本身置于首位，把智慧融入庄重诙谐一体的文字，呈现人生的复杂和矛盾，本身不就是智性？
缺乏独立精神，不在于反对什么赞成什么的明确表态，而在于个人实践体现的思想底蕴。王蒙的独立性，在于他个人的创作实践始终不乏反思。小说表现手法探索，王蒙至今不懈，写作无法之法，照有人评价，以致化境，非线性、非小说因素等等，不一而足。至于思想，“王蒙书中描述的人物感觉是中国式的”，“专门寻找被人忽视的精神问题，钻牛角尖，把严肃的问题用滑稽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辛酸中自我解嘲”，“这也是当代国人心理疾病的良方”。
也许，上述分析王蒙并不认可，评论者奉赠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帽子，王蒙看到怕是极其反感，甚或愤怒，但是，摒弃大话套话的革命话语系统，该是王蒙的努力，或许不是误读。
王蒙是学者吗？
话题来自王蒙本人关于作家学者化的号召。问题依旧不是二者必居其一的简单抉择。首先，从王提出该命题看，针对的便是现代中国作家现实。此现实较之共和国以前作家队伍构成实际，怕也放不到桌面上的。据此衡之王本人，自然无法做出肯定的回答。
其实，关于作家才识学，不仅王蒙号召，亦算作家群体共识。汪曾祺就有作家要做通家、杂家倡导，并提出三通要求：打通中西文化阻隔，融中西文化于一体；打通中国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阻隔，沟通古今文学渠道；沟通古今文学和民间文学阻隔，融雅俗文化一体。（转引自何镇邦《怀念一位纯粹的文人——汪曾祺先生十周年祭》中华读书报2007年5月18日第5版）
一定结论当然需要一定事实作为立论依据。即以唐弢这位当代散文大家写作鲁迅传为例，学问功夫深刻，达到凡常匪夷所思地步。他交往鲁迅，优越条件自在，但是依旧翻阅查考资料超越素常，竟至大量查考绍兴师爷办案材料，寻找浙人思维谨严根由，两度赴日本调查，翻阅档案。可惜各种难以完全拒绝的文债之类的事务缠身，在他病倒前仅写完青年鲁迅为止十万余字。学者的严谨，造成社会的憾事。唐先生还是词章家，不仅文体优美，且富有诗意，包括文论，也都是美文。他的《我观新诗》对诗之论，直切腠理：“诗需要做，需有雕琢，但诗又不允许露一丝一毫雕琢痕迹，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转引自严家炎《人生的驿站》第94页）
比较上列写作，王蒙写作，那是另一种态势，自然别一番景致。也许对自己这种写作，将引来的后果，作者早有预料，因此，在怀念丁玲《令人思量和唏嘘》文字开篇，便把丑话说在前面：这样，我写起来确实难免挂一露万，郢书燕说，捕风捉影，以讹传讹，强作解人……总之什么不是都会落到自己头上。（王蒙《不成样子的怀念》第128页）
预见终究成为事实。
1997年4月，王蒙文章《我心目中的丁玲》在《读书》当年第二期发表，即刻，陈明先生的驳文《事实与传说》见诸报端，发表于1997年9月1日《文论报》。文章中心，陈明自己说得很清楚：“丁玲离开人世已经十一年了。作为作家，人们对她的作品和她的为人，有不同的评价，是很自然的。至于断言丁玲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只能实事求是，以事实为依据。”（转引自《不成样子的怀念》第153页）
那么，陈明认为，王蒙文章那些内容不符合事实呢？集中起来，一是和中青年作家关系，是否过左，二是对于王蒙文章重复1957年某领导指责丁玲的话语，对于受害人的不公。重点在于前者，陈明用比较多的事例驳斥了王蒙怀念文字使用传言、放大误导的写作方式。
我的文章题目，叫做“误读”。为什么如此命名？其实，说白了也简单。我不是当事人，无法对于王蒙陈明之间是非曲直做出判决。因此，唯有从一个读者立场出发，分析当事人为什么会采取如此写作方式，其中不免猜测成分，自然不会合乎实际。如此做派，不免王蒙写作架式。
一般怀人文章，多以自己亲身经历为依据，很少用传闻作为评价依据。这本《不成样子的怀念》多数怀念文章，都没有写作听说的故事。说到这，想起一句题外话：王蒙不是一个按照常理出牌的人。譬如本书，书名《不成样子的怀念》，当然不该收入评价作家作品的文字，但是，书中却收入毕淑敏、铁凝、冯骥才、张洁、宗璞、陈染、乃至乔羽等作家作品评论。
言归正传。这篇怀念丁玲，开篇就是传言：“事隔不太久，传来丁玲在南方的一个讲话”（同上，第129页），即使下文，作者“亲耳听到丁玲”（同上，第129-130页）几次讲话，依然大有为我所用、断章取义之嫌。这些写作，的确，离开学者行为很远。
在王蒙所有怀念文字里，丁玲是写作方法最为奇特的。其别怀人文章，也有据说之类引证，但是，绝没有如此之多论证立在听说之上，结果，如此之多授人以柄，被人围攻。
其别怀念文字，就是一篇怀念文章，以作者跟文章主人公的交往事实叙述为线索，即使议论，离开叙述不远。怀念丁玲，乃王蒙式论文，要在文章里说明丁玲悲剧的性格根源。于是，这篇文章造就论敌，后者认为王蒙在向丁玲泼污水，所述不是事实。但是，非常奇特的是，论战双方论点竟然非常一致：丁玲是个革命者，但是却被看作革命的同路人。
王蒙所述，可能不是事实，譬如，丁玲跟沈从文交恶，是证明自己革命的策略，是战术选择，是“惹不起锅惹笊篱”（《不成样子的怀念》第138页），关键在于利害关系使然。反对者认为，王蒙如此分析，是对丁玲人格的侮辱，“坐实丁玲欺软怕硬的罪名”（《关于丁玲》第332页），纯属虚构。但是，王蒙分析背后蕴含的意义，论战双方一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认为王泼污水的人，证明的结论跟王蒙没有区别：“沈老的描写只能证明她的对手对她的定性是真实的——她不是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她必须痛击这种客观上为她的对手提供炮弹、客观上已经使她倒了半辈子霉的对她的理解认识勾勒。”（《不成样子的怀念》第138页）反对者跟王蒙的区别，仅仅在于：沈从文的描写不是事实。立场差别，导致同一事实认定有了对立，难道不是沈老认识差别，难道不是利害观念对立所致？
论战双方所为一致：丁玲“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作家”（《三八节有感——关于丁玲》第329页）。反对者认为丁玲真诚革命的地方，王蒙同样见识，而且更深刻：“我还要论述，这里不仅有利害考虑而且有真诚的信仰”，“她时刻准备着为革命洒尽最后一滴血”，“她在1942年6月即延安文艺座谈会刚刚开完，触目惊心地论证道：‘改造，首先是缴纳一切武装的问题。既然是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就必须信任、看重新的阶级……即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拔取这些自尊心自傲心……不要要求别人看重你了解你’没有对于革命或用丁的话即对于新的阶级感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刺刀见红的句子的。这样激烈的言词透露了她在文艺座谈会上受到的震动，也透露了某种心虚。把这样的作者打成右派，真是昏了心！无怪乎直到丁死后，其家属一致悲愤地与治丧人员谈判，要求将鲜红的镰刀斧头党旗覆盖在她的遗体上。而治丧负责人以按上级明文规定他的级别不够为由，并没有满足这一愿望。”（《不成样子的怀念》第138-139页）就此而言，论战真有点混战味道。
一个学者，基本学术训练，在于学术话语同一，即逻辑的自洽，俗话叫做自圆其说。这就是所谓论点论据那一套，不能留漏洞，不能给论敌攻击留下可趁之机。以此标准度量王蒙，的确跟学者形象差距太远。
但是，将近十年以后，《我心目中的丁玲》这篇文章，被王蒙重新命名为《丁玲——令人思量和唏嘘》，并且把陈明先生反驳文字《事实与传说》原原本本作为附录，一并收入《不成样子的怀念》的集子，有兴趣重读者，并在当年阅读时留有深刻印象的，定会有一种重温当年他乡遇故知、依旧震撼一新耳目感觉，如果同时重睹陈明，反倒会觉得一股陈谷子烂芝麻霉味。
时文重读，味同嚼蜡。这是大家都有过的阅读经历。那么，一篇给你深刻印象、并且重读震撼依旧的文章，其力量所在便值得认真反思了。
也许，丁玲现象，非常特殊。也许，丁玲现象，大家见惯不惊，唯独王蒙别具只眼，从中看到了中国现实的特殊悲剧意义。也许，王蒙现象跟丁玲现象一脉相连，王蒙的心跟丁玲是相通的，他对丁玲的发现才会令人震惊。
引一段王蒙，“有许多作家包括年轻时极其激进壮烈的作家，进入老年之后，呈现出一种恬淡，一种超脱，一种与生活与环境与亲人乃至仇敌的适度和解，一种更多是反省与自慰的回顾，一种无法排解的对于往日的怀恋。”（《不成样子的怀念》第247-248页）这是发自内心的夫子自道，但是末句不经意留下了作者并未觉察出来的马脚：无论如何修炼，现实跟自我如何表面上融为一体，王蒙始终都是另类。
其实，仅仅严谨根本算不上学者。学者，一如知识分子，应当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是新的领域的发现者和相应意识的阐述者。就此而言，谈不上创造，便称不起学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应当是学者中的一个特殊部分。作家是特殊个性的表现者，换句话说，个体本位是作家从事这个职业的特定视野。意识到的本能或者本能的意识，同样是艺术视野所由根据。严家炎关于《论丁玲的小说创作》中的发现颇高评价，缘由同样根之于作者对作家这种根性的发现。“文章作者认为：《莎菲女士日记》等丁玲早年作品之所以引起轰动，就在于勇敢的自我表现。后来，丁玲脱离了这条自我体验与自我分析的道路，客观环境也不许她走这一条道路，自我被逐出了作品世界，于是她的创作也就失败了。”（《人生的驿站》第19-20页）
王蒙对于丁玲的评价所以到位，在于他出自作家职业自觉的敏感意识。不仅如此，还在于他的这种作家职业自觉跟现代意识——个性觉醒和张扬——的一致。
譬如，关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人民文学》受作协委托操作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一位老大姐作家特别强调作品的思想性。话没等她说完，丁玲就接了过去，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什么思想性，当然首先考虑艺术性，小说是艺术品，当然先要看艺术性。’”（《不成样子的怀念》第133页）写到这里，不禁想起鲁迅名言：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竟不过苍蝇。
再如，关于丁玲。“丁玲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的人，她炽热，敏感，好强，争胜，自信，情绪化，个性很强，针尖麦芒，意气用事，有时候相当刻薄。”（同上，第141页）在我看来，这些都不应当是贬义词。当艺术自觉跟所谓政治正确发生冲突，一如上文引文，是顾及个人利益受损，还是遵从个人内心感受？应当是一个不需要细思量的答案。
创造性，是王蒙成就的根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是当代作家里最有创造性者之一。其创造性特点表现在每一个方面，因此，他的每一个侧面的出色表现都会掀起波澜。作品，从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到坚硬的稀粥、夜的眼、布礼、活动变人形、乃至季节系列和最新长篇《尴尬风流》；古典小说解读，有王蒙说红楼梦；作品作家评论，从评价王朔的《躲避崇高》，到王小波、铁凝、陈染、张洁、毕淑敏，直至鲁迅调侃的《小议大师》；人物怀念，从陈荒煤、冯牧、张光年，再到著名政治人物周扬、夏衍、胡乔木，以致丁玲；即使没有篇篇精品，但是始终话题中心，王蒙是个绕不开的结，如此判断大概离事实不远。小结，即可顺利转入另一个话题：王的创造性的观念泉源。
王蒙的创造性，在于他用来指导和评价艺术创作的观念是现代的。
王的自我宣言，珍惜个体的生存权利与生命价值。（《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第5页）接着，他写道：“这样，你还会具备一个远远不够但却是起码的符合健全理性的是非标准，你可能仍然掌握不了真理，但你至少不会轻易上当，因为你懂得了一点点常识：有利于改善人的生存境遇的一切思想理论见解有可能是正确的，虽然未必是足够的即理想的。”（同上）与这个基本命题对应的逆命题，教义，或者，意识形态，则不是真理判断标准：“例如一些邪教，不是把注意力放在怎样好好地活上而是放在为教主为教义而自戕自毁上，甚至自己死了还不成，还要毁灭多少生命来证明或逼近某个邪教的预言，这种敌视生命蔑视人类的生存权利的所谓信仰无论如何不是个好信仰。”（同上，第6页）
这，就是现代观念的核心。真理，不是个体生命实践意义的评价标准；恰恰相反，意识的真理性，唯有在合乎个体生命实践的需要时，才能被证实。任何实践，唯有在个体生命活动里，才是现实的。“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哲学笔记》第409页）
王蒙的这个武器，是犀利的。特别是当他用这个武器分析女性问题时，便有了高度。譬如铁凝，王蒙评价一针见血：“女性的价值乃至奉献是在男人的观赏和爱抚中实现的”，“尹小跳对男人的许多思想活动，都表现了一种对男性的仰视和对同性的挑剔和苛刻”（《不成样子的怀念》第227页）。
个人本位，乃现代观念的核心。由个人本位引出的一系列现代规范，包括所谓平等、自由、民主等等，原本以承认个体差别为前提和基础，但是，这些观念在中国专制传统作用下变形，我们这些以反传统自许的革命人，反倒把传统跟现代观念一致者排挤出局，两千年前孔夫子就提倡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在教育管制现实里标准化，最需要体现个性差别的职业选择，连身高和个人病史都有了规范，最为典型的妇女解放，竟然成了替父从军的花木兰这类反常女英雄再造：男人办得到的，女人一定办得到！
以革命话语，偷运专制私货，这种现象的揭示，先行者是严家炎。他认为，丁玲小说《在医院中》发表，当即遭到批评，跟解放区文学受小生产思想习气侵袭不无关系。那篇文章，揭露的奇特现象是：歌颂正面形象采用的是带有小生产烙印的道德标准；相反，批判小生产思想习气，表现这种观念跟现代文化冲突的作品反而受到责难。
灾难深重。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化的尝试，百年艰辛，世纪末依然浸泡在浸入每一个灵魂的专制观念的浓雾中。王蒙评价丁玲文字，有一段回忆，“一个有地位的老作家兼领导曾对我说，丁具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嫉妒……”（《不成样子的怀念》第144页）。这，原本是一种罗织罪名，即使如此欲望集中，就是女人“坏”的标志，就该有罪吗？遗憾的是，陈明先生，竟然把这种罪名罗织，看得如此之重：“1957年批斗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把丁玲划为右派，开除出党时，一位有地位的老作家兼领导说丁玲具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嫉妒……当时那得意神情，那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语气，使我刻骨难忘。……没想到，王蒙同志在论及丁玲的‘实际状况特别是旁人的观感与她自己的设想’的距离时，引用的是‘一位有地位的老作家兼领导’曾对他说过的话，这话与当年批丁时如出一辙，一字不差。我实在为才思敏捷，聪明过人、而且主张宽容的王蒙同志的失察而惋惜。”（转引自《不成样子的怀念》第153-154页）
欲望，不过人的需要、利益的主观形式、意识形式。欲望，支配人的行为动机，成就了具体个人实践活动鲜明、和活生生的特色。从这一点来说，正是欲望表达的形式差别，把人的特点、个性、以及跟其他人的不同，表现出来了。换句话说，没有跟个人利益的关联，没有欲望差别，根本不会有个人的具体生命活动。假使没有误解，没有对于胡也频的所谓“无知”、对于丁玲和沈从文之间关系用词色彩的“暧昧”，丁玲，会有驳斥沈从文的“欲望”和现实行动？陈明先生，也有许多丁玲文字，特别是那些驳斥文章，可谓中规中矩，按说最合乎事实，跟实际距离最近，但是，“细节”真实不能够见出一个鲜明、活生生的丁玲，除了感到丁玲理性以外，你感受不到丁玲的伟大，看不出丁玲成就的特别、突出、以及为什么会如此。害怕别人对欲望表达方式的指责，不能见出具体个人真性情。这里，倒是沈从文关于欲望作为写作动力的描述，更加接近事实：“他的创作动力，可说是从性本能分出，加上一点想象的贪心而成的。”（《沈从文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第5卷第123页）
对于欲望激起的创作冲动，对于现实跟理想的差别的敏感，对于解放区处处等级差别体现的不满，具体化为鲜活的人物、生动的女性，这才是丁玲。假如不是性格和历史的冲突，会有伤害、误解？会有对于这些伤害误解文学化的表达？会有丁玲？“她这个人物，我要说她这个女性典型，这个并未成功政治化的、但确是在政治火焰中烧了自己也烧了别人的艺术家典型还没有被文学表现出来。”（《不成样子的怀念》第145页）如此文字，是否接近真实的丁玲，我不知道。陈明先生没有对王蒙所有的文字一一加以说明。但是，我的感觉是：王蒙眼里的丁玲是鲜活的，他关于丁玲悲剧的归因：性格和历史冲突，更加震撼人心。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仆人眼里无奸雄”。其实，现代辞典里也没有奸雄这个词。震惊世界的佛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事件以后，美国民众在大学操场纪念包括凶手赵承熙在内的33个遇难者，此举，充分体现了现代精神对于生命的尊重。王蒙是现代人，国人眼里的奸雄，在他看来都是性情中人，其行为都折射出所处社会不完善的阴影。譬如，关于胡乔木、关于周扬，王的怀念文字就是这样。
关于社会阴影，王蒙以其特有的敏感获得真知。在阅读顾骧新作《晚年周扬》以后，王以《悲情的思想者》为题，写下既是作品评论、又是怀念周扬的补充、还是关于周扬悲剧讨论这样一篇文章，对现有社会悖论提出了王蒙式的思考。今天，一方面“已经不是完全用理论用意识形态来裁判一切、用反倾向斗争治国的时代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而主义真不真要靠实践这个唯一标准来检验。”（《不成样子的怀念》第105页）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还没有完成，还“没有放弃而是继续坚持与高扬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旗帜，才有理念，才有方向，才有执政的合理性、合法性、连续性和稳定性，才有人民、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主导方面多次宣告绝不实行领导思想多元化，原因即在于此。”（同上）于是，不仅周扬，包括胡乔木，人生结局都是悲剧式的。
对于社会悖论的认识，王蒙认为，胡乔木更深刻些，其所作所为，在于促使中国共产党转变过程加快完成。因此，在胡看来，用意识形态正确来确立个人在党内地位的行为，不能容忍。“胡在1988年曾经颇带感情地对我与吴祖强同志说过：‘必须废除文坛领袖制度……’他说得斩钉截铁，深恶痛绝。”（同上，第109页）
关于周扬，王蒙看到其身上时代烙印更深，所以是“悲怆的”。“周扬这一代方方面面的领导干部习惯于进行反倾向斗争，他们要根据毛泽东的矛盾论找出主要矛盾，找牛鼻子：明确是要反左还是反右，做出正确判断，这才叫领导，这才是最主要的统揽全局，驾驭形势，决胜千里的领导艺术。”（同上，第104页）
所有社会个人，都有性情。尽管他们的每一个具体行为，都有由以发生的具体原因，尽管有些行为不足为外人道、特别不可理喻，但是，只要尽自己所知地再现，那么，作为独特一个的复杂性，或许便鲜活起来。王蒙怀人文字，都有如此魅力。
关于胡乔木和周扬公案，多少回忆文字里的胡，都是一个典型官僚形象，即使算不上出尔反尔，至少批评不够直白，王顾左右而言他。但是，王蒙笔下，胡乔木一改他人眼里不近人情、一味行使棍子职能共识。或许，特殊时期的谨小慎微令人可笑，但是，那种时不时天真、率性而为，甚或不乏冒傻气行为，也是活生生的“这一个”。
譬如，对大家的照顾，包括钱钟书任社科院副院长、任继愈任国家图书馆长，照顾没有任何头衔的宗璞住高干病房。再如，对有不同认识的人的劝阻。“乔木又不断地劝诫我：在文学探索的路上不要走太远。1981年，我的小说《杂色》发表后他写信来，略有微词。”（《不成样子的怀念》第55页）“他谈到了他去厦门时到舒婷家拜访的事，他说他的拜访是‘失败’的。”当然，“他不可能微服私访，他进行了一次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的访问，这也是失败所在吧。”（同上，第55、56-57页）
跟周扬不同，胡的谨慎在于“更讲纪律，更少流露”（同上，第109页），尽管也有自我不同见识，竟至放肆：“作家敏感，我也敏感”（同上，第57页），但是，一旦包括他自己在内鼓动成功党内共识，便不会如同周扬，保留个人意见，“主张大胆探索，‘百虑一致，殊途同归’”（同上，第55页），而是再现谨小慎微官僚本色。1989年“十月我们见面，他很紧张，叫秘书作记录”（同上，第60页）。“他大概仍然想保护一些人。但是这次”风光不再，“他本人也处在几位文坛批判家火力之下”（同上）。
王蒙笔下，胡也可爱，也很有文人气，“所以他对文艺界的某些棍子腔调斥之为‘面目可憎’。我曾经开玩笑说，胡乔木是‘贵族’马克思主义者，而棍子们是流氓‘马克思主义者’”（同上，第55页），也很有人情味，但是，有时那人情味施展不是地方：1983年“他批了周扬又赠诗给周扬，他的这一举动使他两面不讨好，这才是胡乔木。”（同上，第58页）
即使虚假厚度，亦曾造成迷惑，譬如，眼前王蒙这本《不成样子的怀念》，不过12万字的东西，被做成近9个印张，270多个页码，宽面32开版式，标价21元，好有被宰割的心境。
不过，毕竟王蒙。即使不罗列他的作品，仅仅奇特经历；即使撇开早年，仅仅复出以后；哪怕今天，被韩寒点名，《王蒙的敏感与虚伪》（竟然不知不觉中重复了王蒙式的排比句式文风），……，如此罗列，也能成就一篇长文。
仅仅一个侧面，都有厚度，况乎全面解读？而且王蒙所及，均可以掀起波澜，成为话题中心。我想说的是，王蒙的厚度，无论哪个方面，王蒙的误读，都有可能。
既然没有可能正确分解，何不误打误撞，说说我心目中的王蒙？
王蒙是否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这个题目，不是一个二者必居其一的单项选择。如此提问，本身就有搅浑水的嫌疑。但是，问题在于，我的感想，来自于王蒙评论，不涉及这些话题，我根本不会产生写作王蒙念头。
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王蒙一篇《躲避崇高》，不仅因为赞赏王朔掀起文坛狂躁，而且因为捎带调侃鲁迅，引起更加狂乱的围攻，王蒙一时领话语风骚，赞之者捧于九天，恨之者踏之地狱。仅仅以“王蒙聪明”一语断之，怕依旧误读。
否定王蒙者，都把他的人生划分为两个阶段，无论分界时间段在哪里，共同认定，后期王蒙，丧失了独立的人文精神，和主流话语同流合污了。
同一认定背后，一种否定认为，九十年代王蒙的写作依然前锐，无论表现手法，还是作品思想意义，不无可圈可点。他不惮于暴露自己的困惑，即使小小说《坚硬的稀粥》，个中包容依旧博大宽广，隐喻指向多重；不怕引起争端甚至开罪既得利益者，譬如，躲避崇高，取消专业作家制度。极端的否定则认为，王蒙变节于支持王朔，消解意义，倡导反智主义，甚至还有更极端点儿的，得出“王蒙的自由倾向，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读”的论断，因为“王蒙在新疆的右派生活因有高层照顾而‘瓜果飘香’”。
独立人文精神，无非对于主流话语的反动，怀疑精神。批判者，不乏怀疑精神。但是，他们的怀疑指向不确定，非常可疑。譬如，支持王朔，就是反智主义？躲避崇高在于猎取亲民形象，接受政府职务，就是接受权力阶层的认可，“扮演辉煌的成功人士和清高的隐士双重角色”？真格的，王蒙左右不是，里外不是人。即使那种不那么绝对的否定者，对于近年王蒙的不齿，主要集中于“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乃是鼓吹老庄哲学，消解“独立个人”。
其实，人文精神，不仅仅旗帜鲜明。譬如，上面的批判，大张的批判目标，是否具有人文精神？我看未必。譬如，王朔作品没有独立思考？传统崇高、神圣、意义、革命，所以虚伪，不就是它在消解生活、贬低生命？王朔把生活和生命本身置于首位，把智慧融入庄重诙谐一体的文字，呈现人生的复杂和矛盾，本身不就是智性？
缺乏独立精神，不在于反对什么赞成什么的明确表态，而在于个人实践体现的思想底蕴。王蒙的独立性，在于他个人的创作实践始终不乏反思。小说表现手法探索，王蒙至今不懈，写作无法之法，照有人评价，以致化境，非线性、非小说因素等等，不一而足。至于思想，“王蒙书中描述的人物感觉是中国式的”，“专门寻找被人忽视的精神问题，钻牛角尖，把严肃的问题用滑稽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辛酸中自我解嘲”，“这也是当代国人心理疾病的良方”。
也许，上述分析王蒙并不认可，评论者奉赠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帽子，王蒙看到怕是极其反感，甚或愤怒，但是，摒弃大话套话的革命话语系统，该是王蒙的努力，或许不是误读。
王蒙是学者吗？
话题来自王蒙本人关于作家学者化的号召。问题依旧不是二者必居其一的简单抉择。首先，从王提出该命题看，针对的便是现代中国作家现实。此现实较之共和国以前作家队伍构成实际，怕也放不到桌面上的。据此衡之王本人，自然无法做出肯定的回答。
其实，关于作家才识学，不仅王蒙号召，亦算作家群体共识。汪曾祺就有作家要做通家、杂家倡导，并提出三通要求：打通中西文化阻隔，融中西文化于一体；打通中国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阻隔，沟通古今文学渠道；沟通古今文学和民间文学阻隔，融雅俗文化一体。（转引自何镇邦《怀念一位纯粹的文人——汪曾祺先生十周年祭》中华读书报2007年5月18日第5版）
一定结论当然需要一定事实作为立论依据。即以唐弢这位当代散文大家写作鲁迅传为例，学问功夫深刻，达到凡常匪夷所思地步。他交往鲁迅，优越条件自在，但是依旧翻阅查考资料超越素常，竟至大量查考绍兴师爷办案材料，寻找浙人思维谨严根由，两度赴日本调查，翻阅档案。可惜各种难以完全拒绝的文债之类的事务缠身，在他病倒前仅写完青年鲁迅为止十万余字。学者的严谨，造成社会的憾事。唐先生还是词章家，不仅文体优美，且富有诗意，包括文论，也都是美文。他的《我观新诗》对诗之论，直切腠理：“诗需要做，需有雕琢，但诗又不允许露一丝一毫雕琢痕迹，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转引自严家炎《人生的驿站》第94页）
比较上列写作，王蒙写作，那是另一种态势，自然别一番景致。也许对自己这种写作，将引来的后果，作者早有预料，因此，在怀念丁玲《令人思量和唏嘘》文字开篇，便把丑话说在前面：这样，我写起来确实难免挂一露万，郢书燕说，捕风捉影，以讹传讹，强作解人……总之什么不是都会落到自己头上。（王蒙《不成样子的怀念》第128页）
预见终究成为事实。
1997年4月，王蒙文章《我心目中的丁玲》在《读书》当年第二期发表，即刻，陈明先生的驳文《事实与传说》见诸报端，发表于1997年9月1日《文论报》。文章中心，陈明自己说得很清楚：“丁玲离开人世已经十一年了。作为作家，人们对她的作品和她的为人，有不同的评价，是很自然的。至于断言丁玲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只能实事求是，以事实为依据。”（转引自《不成样子的怀念》第153页）
那么，陈明认为，王蒙文章那些内容不符合事实呢？集中起来，一是和中青年作家关系，是否过左，二是对于王蒙文章重复1957年某领导指责丁玲的话语，对于受害人的不公。重点在于前者，陈明用比较多的事例驳斥了王蒙怀念文字使用传言、放大误导的写作方式。
我的文章题目，叫做“误读”。为什么如此命名？其实，说白了也简单。我不是当事人，无法对于王蒙陈明之间是非曲直做出判决。因此，唯有从一个读者立场出发，分析当事人为什么会采取如此写作方式，其中不免猜测成分，自然不会合乎实际。如此做派，不免王蒙写作架式。
一般怀人文章，多以自己亲身经历为依据，很少用传闻作为评价依据。这本《不成样子的怀念》多数怀念文章，都没有写作听说的故事。说到这，想起一句题外话：王蒙不是一个按照常理出牌的人。譬如本书，书名《不成样子的怀念》，当然不该收入评价作家作品的文字，但是，书中却收入毕淑敏、铁凝、冯骥才、张洁、宗璞、陈染、乃至乔羽等作家作品评论。
言归正传。这篇怀念丁玲，开篇就是传言：“事隔不太久，传来丁玲在南方的一个讲话”（同上，第129页），即使下文，作者“亲耳听到丁玲”（同上，第129-130页）几次讲话，依然大有为我所用、断章取义之嫌。这些写作，的确，离开学者行为很远。
在王蒙所有怀念文字里，丁玲是写作方法最为奇特的。其别怀人文章，也有据说之类引证，但是，绝没有如此之多论证立在听说之上，结果，如此之多授人以柄，被人围攻。
其别怀念文字，就是一篇怀念文章，以作者跟文章主人公的交往事实叙述为线索，即使议论，离开叙述不远。怀念丁玲，乃王蒙式论文，要在文章里说明丁玲悲剧的性格根源。于是，这篇文章造就论敌，后者认为王蒙在向丁玲泼污水，所述不是事实。但是，非常奇特的是，论战双方论点竟然非常一致：丁玲是个革命者，但是却被看作革命的同路人。
王蒙所述，可能不是事实，譬如，丁玲跟沈从文交恶，是证明自己革命的策略，是战术选择，是“惹不起锅惹笊篱”（《不成样子的怀念》第138页），关键在于利害关系使然。反对者认为，王蒙如此分析，是对丁玲人格的侮辱，“坐实丁玲欺软怕硬的罪名”（《关于丁玲》第332页），纯属虚构。但是，王蒙分析背后蕴含的意义，论战双方一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认为王泼污水的人，证明的结论跟王蒙没有区别：“沈老的描写只能证明她的对手对她的定性是真实的——她不是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她必须痛击这种客观上为她的对手提供炮弹、客观上已经使她倒了半辈子霉的对她的理解认识勾勒。”（《不成样子的怀念》第138页）反对者跟王蒙的区别，仅仅在于：沈从文的描写不是事实。立场差别，导致同一事实认定有了对立，难道不是沈老认识差别，难道不是利害观念对立所致？
论战双方所为一致：丁玲“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作家”（《三八节有感——关于丁玲》第329页）。反对者认为丁玲真诚革命的地方，王蒙同样见识，而且更深刻：“我还要论述，这里不仅有利害考虑而且有真诚的信仰”，“她时刻准备着为革命洒尽最后一滴血”，“她在1942年6月即延安文艺座谈会刚刚开完，触目惊心地论证道：‘改造，首先是缴纳一切武装的问题。既然是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就必须信任、看重新的阶级……即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拔取这些自尊心自傲心……不要要求别人看重你了解你’没有对于革命或用丁的话即对于新的阶级感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刺刀见红的句子的。这样激烈的言词透露了她在文艺座谈会上受到的震动，也透露了某种心虚。把这样的作者打成右派，真是昏了心！无怪乎直到丁死后，其家属一致悲愤地与治丧人员谈判，要求将鲜红的镰刀斧头党旗覆盖在她的遗体上。而治丧负责人以按上级明文规定他的级别不够为由，并没有满足这一愿望。”（《不成样子的怀念》第138-139页）就此而言，论战真有点混战味道。
一个学者，基本学术训练，在于学术话语同一，即逻辑的自洽，俗话叫做自圆其说。这就是所谓论点论据那一套，不能留漏洞，不能给论敌攻击留下可趁之机。以此标准度量王蒙，的确跟学者形象差距太远。
但是，将近十年以后，《我心目中的丁玲》这篇文章，被王蒙重新命名为《丁玲——令人思量和唏嘘》，并且把陈明先生反驳文字《事实与传说》原原本本作为附录，一并收入《不成样子的怀念》的集子，有兴趣重读者，并在当年阅读时留有深刻印象的，定会有一种重温当年他乡遇故知、依旧震撼一新耳目感觉，如果同时重睹陈明，反倒会觉得一股陈谷子烂芝麻霉味。
时文重读，味同嚼蜡。这是大家都有过的阅读经历。那么，一篇给你深刻印象、并且重读震撼依旧的文章，其力量所在便值得认真反思了。
也许，丁玲现象，非常特殊。也许，丁玲现象，大家见惯不惊，唯独王蒙别具只眼，从中看到了中国现实的特殊悲剧意义。也许，王蒙现象跟丁玲现象一脉相连，王蒙的心跟丁玲是相通的，他对丁玲的发现才会令人震惊。
引一段王蒙，“有许多作家包括年轻时极其激进壮烈的作家，进入老年之后，呈现出一种恬淡，一种超脱，一种与生活与环境与亲人乃至仇敌的适度和解，一种更多是反省与自慰的回顾，一种无法排解的对于往日的怀恋。”（《不成样子的怀念》第247-248页）这是发自内心的夫子自道，但是末句不经意留下了作者并未觉察出来的马脚：无论如何修炼，现实跟自我如何表面上融为一体，王蒙始终都是另类。
其实，仅仅严谨根本算不上学者。学者，一如知识分子，应当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是新的领域的发现者和相应意识的阐述者。就此而言，谈不上创造，便称不起学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应当是学者中的一个特殊部分。作家是特殊个性的表现者，换句话说，个体本位是作家从事这个职业的特定视野。意识到的本能或者本能的意识，同样是艺术视野所由根据。严家炎关于《论丁玲的小说创作》中的发现颇高评价，缘由同样根之于作者对作家这种根性的发现。“文章作者认为：《莎菲女士日记》等丁玲早年作品之所以引起轰动，就在于勇敢的自我表现。后来，丁玲脱离了这条自我体验与自我分析的道路，客观环境也不许她走这一条道路，自我被逐出了作品世界，于是她的创作也就失败了。”（《人生的驿站》第19-20页）
王蒙对于丁玲的评价所以到位，在于他出自作家职业自觉的敏感意识。不仅如此，还在于他的这种作家职业自觉跟现代意识——个性觉醒和张扬——的一致。
譬如，关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人民文学》受作协委托操作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一位老大姐作家特别强调作品的思想性。话没等她说完，丁玲就接了过去，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什么思想性，当然首先考虑艺术性，小说是艺术品，当然先要看艺术性。’”（《不成样子的怀念》第133页）写到这里，不禁想起鲁迅名言：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竟不过苍蝇。
再如，关于丁玲。“丁玲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的人，她炽热，敏感，好强，争胜，自信，情绪化，个性很强，针尖麦芒，意气用事，有时候相当刻薄。”（同上，第141页）在我看来，这些都不应当是贬义词。当艺术自觉跟所谓政治正确发生冲突，一如上文引文，是顾及个人利益受损，还是遵从个人内心感受？应当是一个不需要细思量的答案。
创造性，是王蒙成就的根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是当代作家里最有创造性者之一。其创造性特点表现在每一个方面，因此，他的每一个侧面的出色表现都会掀起波澜。作品，从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到坚硬的稀粥、夜的眼、布礼、活动变人形、乃至季节系列和最新长篇《尴尬风流》；古典小说解读，有王蒙说红楼梦；作品作家评论，从评价王朔的《躲避崇高》，到王小波、铁凝、陈染、张洁、毕淑敏，直至鲁迅调侃的《小议大师》；人物怀念，从陈荒煤、冯牧、张光年，再到著名政治人物周扬、夏衍、胡乔木，以致丁玲；即使没有篇篇精品，但是始终话题中心，王蒙是个绕不开的结，如此判断大概离事实不远。小结，即可顺利转入另一个话题：王的创造性的观念泉源。
王蒙的创造性，在于他用来指导和评价艺术创作的观念是现代的。
王的自我宣言，珍惜个体的生存权利与生命价值。（《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第5页）接着，他写道：“这样，你还会具备一个远远不够但却是起码的符合健全理性的是非标准，你可能仍然掌握不了真理，但你至少不会轻易上当，因为你懂得了一点点常识：有利于改善人的生存境遇的一切思想理论见解有可能是正确的，虽然未必是足够的即理想的。”（同上）与这个基本命题对应的逆命题，教义，或者，意识形态，则不是真理判断标准：“例如一些邪教，不是把注意力放在怎样好好地活上而是放在为教主为教义而自戕自毁上，甚至自己死了还不成，还要毁灭多少生命来证明或逼近某个邪教的预言，这种敌视生命蔑视人类的生存权利的所谓信仰无论如何不是个好信仰。”（同上，第6页）
这，就是现代观念的核心。真理，不是个体生命实践意义的评价标准；恰恰相反，意识的真理性，唯有在合乎个体生命实践的需要时，才能被证实。任何实践，唯有在个体生命活动里，才是现实的。“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哲学笔记》第409页）
王蒙的这个武器，是犀利的。特别是当他用这个武器分析女性问题时，便有了高度。譬如铁凝，王蒙评价一针见血：“女性的价值乃至奉献是在男人的观赏和爱抚中实现的”，“尹小跳对男人的许多思想活动，都表现了一种对男性的仰视和对同性的挑剔和苛刻”（《不成样子的怀念》第227页）。
个人本位，乃现代观念的核心。由个人本位引出的一系列现代规范，包括所谓平等、自由、民主等等，原本以承认个体差别为前提和基础，但是，这些观念在中国专制传统作用下变形，我们这些以反传统自许的革命人，反倒把传统跟现代观念一致者排挤出局，两千年前孔夫子就提倡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在教育管制现实里标准化，最需要体现个性差别的职业选择，连身高和个人病史都有了规范，最为典型的妇女解放，竟然成了替父从军的花木兰这类反常女英雄再造：男人办得到的，女人一定办得到！
以革命话语，偷运专制私货，这种现象的揭示，先行者是严家炎。他认为，丁玲小说《在医院中》发表，当即遭到批评，跟解放区文学受小生产思想习气侵袭不无关系。那篇文章，揭露的奇特现象是：歌颂正面形象采用的是带有小生产烙印的道德标准；相反，批判小生产思想习气，表现这种观念跟现代文化冲突的作品反而受到责难。
灾难深重。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化的尝试，百年艰辛，世纪末依然浸泡在浸入每一个灵魂的专制观念的浓雾中。王蒙评价丁玲文字，有一段回忆，“一个有地位的老作家兼领导曾对我说，丁具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嫉妒……”（《不成样子的怀念》第144页）。这，原本是一种罗织罪名，即使如此欲望集中，就是女人“坏”的标志，就该有罪吗？遗憾的是，陈明先生，竟然把这种罪名罗织，看得如此之重：“1957年批斗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把丁玲划为右派，开除出党时，一位有地位的老作家兼领导说丁玲具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嫉妒……当时那得意神情，那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语气，使我刻骨难忘。……没想到，王蒙同志在论及丁玲的‘实际状况特别是旁人的观感与她自己的设想’的距离时，引用的是‘一位有地位的老作家兼领导’曾对他说过的话，这话与当年批丁时如出一辙，一字不差。我实在为才思敏捷，聪明过人、而且主张宽容的王蒙同志的失察而惋惜。”（转引自《不成样子的怀念》第153-154页）
欲望，不过人的需要、利益的主观形式、意识形式。欲望，支配人的行为动机，成就了具体个人实践活动鲜明、和活生生的特色。从这一点来说，正是欲望表达的形式差别，把人的特点、个性、以及跟其他人的不同，表现出来了。换句话说，没有跟个人利益的关联，没有欲望差别，根本不会有个人的具体生命活动。假使没有误解，没有对于胡也频的所谓“无知”、对于丁玲和沈从文之间关系用词色彩的“暧昧”，丁玲，会有驳斥沈从文的“欲望”和现实行动？陈明先生，也有许多丁玲文字，特别是那些驳斥文章，可谓中规中矩，按说最合乎事实，跟实际距离最近，但是，“细节”真实不能够见出一个鲜明、活生生的丁玲，除了感到丁玲理性以外，你感受不到丁玲的伟大，看不出丁玲成就的特别、突出、以及为什么会如此。害怕别人对欲望表达方式的指责，不能见出具体个人真性情。这里，倒是沈从文关于欲望作为写作动力的描述，更加接近事实：“他的创作动力，可说是从性本能分出，加上一点想象的贪心而成的。”（《沈从文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第5卷第123页）
对于欲望激起的创作冲动，对于现实跟理想的差别的敏感，对于解放区处处等级差别体现的不满，具体化为鲜活的人物、生动的女性，这才是丁玲。假如不是性格和历史的冲突，会有伤害、误解？会有对于这些伤害误解文学化的表达？会有丁玲？“她这个人物，我要说她这个女性典型，这个并未成功政治化的、但确是在政治火焰中烧了自己也烧了别人的艺术家典型还没有被文学表现出来。”（《不成样子的怀念》第145页）如此文字，是否接近真实的丁玲，我不知道。陈明先生没有对王蒙所有的文字一一加以说明。但是，我的感觉是：王蒙眼里的丁玲是鲜活的，他关于丁玲悲剧的归因：性格和历史冲突，更加震撼人心。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仆人眼里无奸雄”。其实，现代辞典里也没有奸雄这个词。震惊世界的佛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事件以后，美国民众在大学操场纪念包括凶手赵承熙在内的33个遇难者，此举，充分体现了现代精神对于生命的尊重。王蒙是现代人，国人眼里的奸雄，在他看来都是性情中人，其行为都折射出所处社会不完善的阴影。譬如，关于胡乔木、关于周扬，王的怀念文字就是这样。
关于社会阴影，王蒙以其特有的敏感获得真知。在阅读顾骧新作《晚年周扬》以后，王以《悲情的思想者》为题，写下既是作品评论、又是怀念周扬的补充、还是关于周扬悲剧讨论这样一篇文章，对现有社会悖论提出了王蒙式的思考。今天，一方面“已经不是完全用理论用意识形态来裁判一切、用反倾向斗争治国的时代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而主义真不真要靠实践这个唯一标准来检验。”（《不成样子的怀念》第105页）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还没有完成，还“没有放弃而是继续坚持与高扬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旗帜，才有理念，才有方向，才有执政的合理性、合法性、连续性和稳定性，才有人民、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主导方面多次宣告绝不实行领导思想多元化，原因即在于此。”（同上）于是，不仅周扬，包括胡乔木，人生结局都是悲剧式的。
对于社会悖论的认识，王蒙认为，胡乔木更深刻些，其所作所为，在于促使中国共产党转变过程加快完成。因此，在胡看来，用意识形态正确来确立个人在党内地位的行为，不能容忍。“胡在1988年曾经颇带感情地对我与吴祖强同志说过：‘必须废除文坛领袖制度……’他说得斩钉截铁，深恶痛绝。”（同上，第109页）
关于周扬，王蒙看到其身上时代烙印更深，所以是“悲怆的”。“周扬这一代方方面面的领导干部习惯于进行反倾向斗争，他们要根据毛泽东的矛盾论找出主要矛盾，找牛鼻子：明确是要反左还是反右，做出正确判断，这才叫领导，这才是最主要的统揽全局，驾驭形势，决胜千里的领导艺术。”（同上，第104页）
所有社会个人，都有性情。尽管他们的每一个具体行为，都有由以发生的具体原因，尽管有些行为不足为外人道、特别不可理喻，但是，只要尽自己所知地再现，那么，作为独特一个的复杂性，或许便鲜活起来。王蒙怀人文字，都有如此魅力。
关于胡乔木和周扬公案，多少回忆文字里的胡，都是一个典型官僚形象，即使算不上出尔反尔，至少批评不够直白，王顾左右而言他。但是，王蒙笔下，胡乔木一改他人眼里不近人情、一味行使棍子职能共识。或许，特殊时期的谨小慎微令人可笑，但是，那种时不时天真、率性而为，甚或不乏冒傻气行为，也是活生生的“这一个”。
譬如，对大家的照顾，包括钱钟书任社科院副院长、任继愈任国家图书馆长，照顾没有任何头衔的宗璞住高干病房。再如，对有不同认识的人的劝阻。“乔木又不断地劝诫我：在文学探索的路上不要走太远。1981年，我的小说《杂色》发表后他写信来，略有微词。”（《不成样子的怀念》第55页）“他谈到了他去厦门时到舒婷家拜访的事，他说他的拜访是‘失败’的。”当然，“他不可能微服私访，他进行了一次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的访问，这也是失败所在吧。”（同上，第55、56-57页）
跟周扬不同，胡的谨慎在于“更讲纪律，更少流露”（同上，第109页），尽管也有自我不同见识，竟至放肆：“作家敏感，我也敏感”（同上，第57页），但是，一旦包括他自己在内鼓动成功党内共识，便不会如同周扬，保留个人意见，“主张大胆探索，‘百虑一致，殊途同归’”（同上，第55页），而是再现谨小慎微官僚本色。1989年“十月我们见面，他很紧张，叫秘书作记录”（同上，第60页）。“他大概仍然想保护一些人。但是这次”风光不再，“他本人也处在几位文坛批判家火力之下”（同上）。
王蒙笔下，胡也可爱，也很有文人气，“所以他对文艺界的某些棍子腔调斥之为‘面目可憎’。我曾经开玩笑说，胡乔木是‘贵族’马克思主义者，而棍子们是流氓‘马克思主义者’”（同上，第55页），也很有人情味，但是，有时那人情味施展不是地方：1983年“他批了周扬又赠诗给周扬，他的这一举动使他两面不讨好，这才是胡乔木。”（同上，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