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再敲警钟：杀文强咋难以“杀一儆百”？ - 新华博客 - News Blog

文强已是一个符号。并且是一个重要符号。他的存在和消失，给了我们很多警示和警醒。谁都知道，只要不失时机对腐败下手，充分体现法治的权威，杀一儆百总能收到奇效。可杀文强却难以“杀一儆百”。难道杀文强没震慑吗？有，却难以阻止贪官“前腐后继”。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却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此现象确值得认真探究。只有解开其中的结，才可能在关键环节打破僵局，从而有力推进反腐斗争。人们不能不问，杀文强为何难以“儆百”呢？

首先是法律受到严峻挑战。尽管法律已制定很多，由于腐败分子和昏官人为的干扰，有法不依的现象非常严重。法律是神圣的，可神圣的东西被一些人视为儿戏，遭到部分握有重权的人肆意践踏。已科学的态度严格实施法治是国家进步的表现，可有人却将法治玩于股掌，令法治蒙羞。当“公仆”变成假话，“雷锋”、“焦裕禄”变成笑料，已不只是人们的心在流血，是“官场”的一些角落在发生锐变。只是非常可怕的：一些贪官正在把红色改写成黑色，最典型的地方已完成了这种“转换”。尤值得警惕的是，他们在实施罪恶勾当时，还有“精英”帮忙，有“黑社会”充当打手。当贪官由个体变成群体，厚颜无耻由稀奇变成寻常，歹徒作案变成群魔乱舞，庞大而纷繁的“利益集团”形成了，“杀一儆百”自然变得十分艰难。

其次是“杀”得太晚。这个“杀”不是专杀文强，是杀贪官。准确地说，是杀该杀的贪官。问题就出在这个“该”字上。由于种种原因（包括“保护伞”保护），一些该杀的未杀，甚至逃过严惩，留下无穷后患。文强就是典型的“后患”。如果开初能做到“除恶务尽”，该拿下的头统统拿下（至少很难漏网），“文强”现象不复存在。如果感悟毛泽东的“积重难返”之说，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和拿出壮士断腕的魄力，各地真正形成对腐败合围之势，“文强”们长不大。如果认真践行邓小平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腐败势力同样难硬起来。现情是：文强已长大，很多贪官都已长大。硕鼠不是几斤重一个，有的早已“重千斤”！有些是杀得太晚，有些是还没杀，还有些还在美美地“潜伏”。“该杀不杀”不正是造就大批贪腐“勇士”的一重要原因？

三是轻判的“榜样”成了反面样板。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是，法治被破坏本来已令人揪心，可有人反借乱生乱，导致腐败更加盛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违法轻判不只使当事人受益，危害更大的是“轻判”发出了错误信息，无异于告诉贪官“贪了也可摆平”。众多贪官在人赃俱获情况下能金蝉脱壳，就是“轻判”的功劳。按《刑法》，贪几十万可处极刑，陈同海贪2亿还“死缓”。有那些出色“榜样”，不少贪几千万以至上亿的纷纷“死缓”（根本无“重大立功”）。在此背景下，贪官不是以法和犯罪事实度量其行为和后果，而是以“关系”和“已判案例”来研究自己的干法。你贪两个亿不死，我还没贪到一个亿，为何不快马加鞭？他贪5000万不死。我才整到3000多万，再搞2000万收手也来得及。随着兄弟们越贪越多，贪官队伍越来越大，“杀头”金额会越推越高。一些情节特别恶劣的没死，老子到时贪十个亿或更坏点怕也不会枪毙。——先例？要啥先例？以前贪上亿的不死也没先例，不照常可开创先例？陈同海不是破记录了吗？他破得别人破不得？贪欲疯狂，行为亦疯狂。

       四是有精英的“人性化”关怀。对于贪官，在什么情况下该杀，法律早有明确规定。可某些精英总是大发高论：“不杀”。有的积极为之奔走，大搬“理论”根据，想以“理论”压人。在司法实践中，竟至出现了这样的怪事：一些人竟将“精英”的声音作为判决的根据，法律竟被“理论”所代替。即使文强案二审已下来，有的“精英”还在公开推销“人性化”“理论”，还拿“榜样”为文辩护。一些“高端”人士、“理论”界人士、律师、法官等构成的“精英”，公然背离法律的言行，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坏影响，客观上为贪官张起了一把特殊的保护伞。难怪在不少不公平的判决中，都能看到“精英”的影子。他们打着维护公平正义的幌子，干的却是践踏公平正义之事，让法律蒙羞，受害人流泪，国家遭损失。这种特殊功用难道不可怕吗？

五是有保护伞强力支撑。贪官队伍庞大，缘于保护伞强大。保护伞不受重创，贪官何怕之有？在保护伞、“精英”等的作用下，不少该死的没死成，尽管群众气愤，但贪官欢喜。有了示范效应，自然存侥幸心理，贪官在金钱和“二奶”的鼓舞下勇猛前进。当下不少保护伞本身就是贪官，很多贪官也上升为保护伞，二者往往融为一体。与其说形式上接轨，不如说利益完全捆绑在一起。难怪他们难舍难分，勇往直“钱”，忠贞不渝。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腐败面的扩大，保护伞也在扩充，已变成成批量的。原有的伞已罩不到越来越多的“领地”，于是“保护伞”事业也在发展。老“领地”配老伞，新“领地”配新伞。从小保护伞到大保护伞、到超级大伞，已形成完整体系，这无疑是新情况和新特点。要攻破这体系，非得下大功夫不行，否则难以取得实效，无法改变一个地方的反腐格局。

眼下“杀一儆百”之难，应在意料中。张强、李强、王强等作奸犯科，也许并不亚于文强，有的还在打劫路上，足以令人心惊。贪官的特征就是贪，在“恶狗扑食”方面，几乎个个都很勇敢。如果没有强有力制约，他们总是难以回头，越陷越深。如今贪官已不是稀罕物，不是过去历史条件下极有限的坏人，是批量生长，队伍惊人。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融为一体，生产官帽与出售、购买变成现代化流水作业，促成了产出快捷、购销两旺的新局面。对变异了的权力来说，既然肉就在嘴边，不吃怎么过得？已变得苍白的“杀一儆百”又怎么管得住贪官的嘴巴？“杀一儆百”只在极为严谨的情况下才生效，在空气较为纯净的时候最能产生效力，可谓“杀一”即可号令天下。当鼠害横行，虎患如常，狼狈为奸，杀一两只虎已起不了大作用。没有壮士断腕的气魄，没有超人的胆识，难以“儆百”、“儆千”、“儆万”……因为贪官疯了，毒草会继续疯长。

在当前形势下，要有效阻止贪官“前进”步伐，决不能放弃“重典”。但仅靠“杀一”已没什么效，“杀二”也不行，杀少了根本形不成整体威慑力。必须讲求疏堵并重，打防结合，并以强力措施作保障。该杀必杀，不留后患。对保护伞当坚决围剿，一顶顶拔掉。那“精英”假以正义的鼓噪之声，也不可掉以轻心，不可低估其“软实力”，当露头就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杀文强难以“儆百”说明病已不轻。治理重点已不仅仅在反腐领域，价值观的丢失、人格的沦丧、教育的失误、监管的弱化等诸多方面都有待我们好好反思。法治为何被某些人玩于股掌，“用人”喊得很响却一次次呈现失控，“执政为民”在一些地方咋悄然变成执政为“己”，对这些事关全局的关键性问题更应认真探究，拿出综合治理可行方案。显然，能不能建立科学的预防和惩戒腐败机制，能不能保证强有力的执行力，能不能从广度和深度上保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切实维护好人民的根本利益，考验着各级官员的人品、胆识、智慧和意志。“狭路相逢勇者胜”，只有真正的“勇者”才可能将欢笑交给人民，将腐败置于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