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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一张二指宽的小纸条，决定了一个人的半生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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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二指宽的小纸条，决定了一个人的半生命运

　　我在小学和中学时代，有位很要好的同学，他和我之间可以说是世交。彼此的爷爷辈，当年在商界就是老朋友，他的三叔又和我的四叔同是中学要好的朋友。到了我们这一代，从小学开始，一直到中学毕业，他不仅是我的同学，还一直是我的班长。而我们的子女，在八十年代又是中学的同班同学，可说是四代之交了。
　　他自幼聪慧过人，同学之间，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多数是在前三名。从小学升入中学，从初一开始，一直到高三，他一直是我们的班长，可誉之为优秀学生专业户。学校和同学对他的评价，可说是老师爱戴，同学拥护。
　　他为人诚恳，老成厚道，学生时代就有长者之风。直至现在，同学之间提到我们这位老同学时，总是说他是个大好人。彼此之间，有六十多年的交往了，他一如既往，待同学亲如兄弟。
　　在家乡我们有个同学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年年春季要聚会一次。我们同学中，没什么太有出息的人，草头百姓居多，所以，同学会也就没产生过什么会长、主席之类的人选，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的召集人，只要他打个电话，几乎没有不按时到会的人，凝聚力、号召力，可见一斑。
　　然而，他和我一样，命运多舛。但不同的是，他是逆来顺受，而我，总是自不量力地与命运抗争。
　　五十年代初，上大学不用考，和目前美国差不多，但叫法不同，我们叫“保送”。学校根据学生平常的成绩，志趣，和家庭经济状况，保送到某所大学。之所以考虑家庭的经济状况，是有些学校不但不要学费，还不收伙食费，不要说是教材课本了，就是纸墨笔记本也都是由学校发放，我上的地质学校就如此。
　　1955年秋，我们能上得起大学的同学，一个个扛上行李，拿上学校的入学通知书，高高兴兴地分赴全国各地的大学。后来得知，我们那位兄长般的好同学，一直到各地大学都快要开学了，他还没有拿到入学通知书。说是历史有问题。
　　笑话！就我们这点历史？数数看，档案袋里也就那么三两页班主任对学生的评语，还能有什么？您想想，我们所在的那个东北小山城1946年就解放了，当时我们才十二岁，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是在组织的眼皮子底下长大的，那历史！？比空气还透明，比长白山上流下的泉水还纯洁。
　　后来在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多方努力下，东北南部的一所学院才收下了我们这位学长。这是一所二年制的专科师范学院，该校还是在当年没完成招生任务的情况下，才接受了我这位同学的档案。
　　1957年我这位同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座大城市市郊的一所中学当了一名物理教师。几经辗转，六十年代初，他调回了自己的家乡的一所中学。
　　1980年落实政策清理档案时，学校党组织在他的档案袋里发现了一张二指宽的小纸条，这是一张揭发举报信，条子上字数不多，只有短短几句话，言之凿凿地说我这位同学的父亲是“特嫌”而且还有电台。在八十年代以前，这两个字的份量，可说是重于泰山！还有电台，能吓死人！
　　这话，这电台，怎么会凭空从天而降？是空穴来风？也不全是，那就看看这“风”到底有多大。这还得从1945年10月国民党中央军进占我们这座小山城说起。
　　战争年代，国民党兵也没有军营，也和东北民主联军一样，打到那里就在那里号老百姓的房子住。当年我们这位同学他们家在这座小山城，开了一座小有名气的铧炉作坊，也就是一个小铸造厂。厂子开在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上，当时他们这个厂子有几间房子让国民党兵号去了。后来得知，这些国民党兵是蒋军的一个谍报组，还有电台，并把天线杆绑在了他们厂子的一个洋井上，洋井学名叫“唧筒”，是抽取地下水的压把水井。于是就有了“特务”和“电台”之说。
　　事实就这么简单，但落到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头上，就不那么简单了。有人不知出于什么动机，什么目的，他把一张二指宽的小纸条塞进了一个，在那个年代的大街小巷、机关学校、工厂企业、居民大杂院，甚至公共厕所里，随处可见的“检举”箱那个窄窄的，不到一指宽的小长条口子里，于是，这条有如血盆大口的检举箱的小口，就吞噬掉了我这位同学大半生的前程。
　　这个小小的，只有一本书大小的小木箱，在那个年代曾制造了多少人和家庭的悲剧，这是一个在那个年代的告密文化，人类不齿的奸细行为，一个借刀杀人（错了，应该把“借刀”二字改作“授刀”　）的卑劣行径。
　　我曾有过一个梦想，能否有一天，在某个博物馆里一个角角里，能发现有这么个代表中国一段历史的，小小的检举箱，并且在展物说明上，告诉人们，就是这种不起眼的小木箱，在随处可见的中国大地上，它曾经杀害和击碎过多少中国善良人们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