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四川 / 晚清“蜀學”

清朝在四川的统治
清王朝在四川统治的巩固，是在同大西军余部等抗清势力的反复斗争中逐步实现的。直到1659年，清巡抚高明瞻夺取成都，四川巡抚统治机构才首次从保宁迁成都建署。至1665年下川东战事结束，全蜀才归于清王朝统治之下。清朝四川省领府12、州8、厅6。虽四川总督多次改称川陕总督，省的建制却一直保留。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战火延及四川，川南、川东北、川东相继失守。
1681年，清勇略将军赵良栋大败吴三桂叛军，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得到进一步巩固。
清朝改土归流与大小金川县之役
土司制度到明末清初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当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过渡时，世袭土司仍强迫人民无偿服役。土司中又一再发生侵吞其他地区土地，甚至公开武装叛乱的事件。清廷采纳云贵总督鄂尔泰疏议，在西南掀起大规模“改土归流”高潮，改土官为流官，革除土司制，建立州县制。“改土归流”的政策，在云南和贵州取得很大成效，但在四川当时却只实行于与云、贵接壤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川西藏区，则发生了大小金川县事件。乾隆初，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夺取小金川县泽旺印信，“意欲并吞诸蕃”，又攻明正土司（今康定县）。1747年，清军3万人分两路进讨，久而无功，川陕总督张广泗被清廷处死，改派岳钟琪为总兵，刻期进讨。1749年，莎罗奔请降，大金川县事件初告平息。以后，大小金川之间常有冲突。到1760年代，金川县局势再度紧张，又一次引起清王朝的关注。1766年，清廷派四川总督阿尔泰联合9家土司会攻大金川县，小金川土司僧格桑（泽旺子）却与大金川土司索诺木（莎罗奔侄孙）联合反清。1771年清军败绩，清廷又将阿尔泰革职，派温福入川督师，向金川县进兵，第二次金川之役由此开始。1773年，温福战死，清廷又派阿桂为将军，增兵金川县。经多次血战，清军死伤众多，终于于1776年初取胜。历时五年、死伤逾万人、耗银7,000万两的第二次金川县之役至此结束。战后，清朝在大小金川分置阿尔古、美诺两直隶厅。
白莲教起义
1796年，川陕楚甘豫五省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白莲教起义。1797年，王聪儿率义军由豫经陕入川，与四川义军会合，控制了二十多个州县的大片农村。义军首领王三槐、徐天德、樊人杰等连营开县临江市，又转战达州市、开县、万县、云阳、大宁、奉节。川北义军与清军激战经月。1799年底，义军冉天元部在苍溪县勇破清军，次年在蓬溪县又歼灭清总兵及军队千人，但不久陷敌重围，冉天元被俘遇难。1800年以后，义军多次征战失利。1802年起义失败。
明清时期四川的农业
都江堰工程在明代经过两次大修，眉州、新津、中江、彰明、峨眉等地，相继修复或建成一批水利工程，对发展农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明代四川都司及行都司大力推行屯田，1578年四川各卫所屯田共4.8万多亩。明政府鼓励农民种植棉桑，万历年间四川的棉花种植达到29万多亩，占全省总耕地面积的2.7%。1578年，四川耕地面积达到13.4万多顷（100市亩为1顷）。明清之际的战乱以后，四川仅余耕地1万多顷。清王朝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多次蠲免四川应征钱粮。到雍正七年（1729年），仅什邡一县耕地便扩大到3,200多顷。
明清时期四川的手工业
明初，四川盐井为元代的3倍，到景泰时，增至1380眼。嘉靖年间盐产量增至3,000多万斤。明代四川钢铁产量居全国第四，银产量居全国第三，成都琉璃厂窑所产瓷器亦颇有名气。清代四川产盐州县增至40个，盐井增至6116眼，雍正时年产盐9227万多斤，乾隆时增至1.6亿多斤。乾隆时，四川制茶业由最初的10.6万多引增至11.6万多引，产量高于明代3倍。明末创办的泸州老窖曲酒，乾隆时由1个窖扩大到4个窖，获得较大发展。其他如矿冶业、制瓷业、雕板印刷业等，均取得不少成就。
明清时期四川的商业与区域性市场
明代四川商业有所发展，外省商人常将四川的绸缎、布匹、药材运往东北，把阆中市的丝运往山西、江苏、福建，同时又将那里的货物运至四川交易。不少陕西商人到自流井落户，经营井盐。汉藏贸易则以雅安和打箭炉（今康定县）为中心，进行互市。清初四川生产凋敝，大规模商业活动很少。但到乾隆时，商家即能以奢侈相尚，贸易已十分活跃发达。其中食盐、粮食等大宗商品的买卖非常兴盛，而内地与边区的茶、丝等交易也十分繁忙。大、中、小城市与农村，在商品贸易上结成一个巨大的层次网络，相互依存，彼此衔接。仅彭县场镇数，康熙时仅1个，乾隆时就增至10个。大部分场镇立有市期，定期交易。这样，在四川这个大的区域性市场内，就形成了若干互相依存的中、小区域市场。
明清时期四川的哲学
明清时期四川涌现出不少思想家，其中最杰出的是明朝的杨慎和明末清初的唐甄。杨慎（1488～1559年）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人。授翰林院修撰，后谪戍云南永昌卫，死于戍所。杨慎著述宏富，传世的有150余种。其哲学思想主张“元气者，天地之极”，反对程朱空谈心性，认为客观事物无不相互联系，主张用发展演变眼光认识事物。唐甄（1630～1704年）字铸万，号圃亭，达州市人。29岁中举人，任过县官，后革职。晚年穷途潦倒，流寓江南。著《潜书》97篇。唐甄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特征，强调事物变化是“精”、“气”变化所导致。其政治思想具有鲜明的激进色彩和人民性。他的著作尖锐地揭露了封建君主专制的罪恶，充满了战斗的激情。
明清时期四川的教育
明清是四川书院发展的高峰期，清代尤盛。据嘉庆《四川通志》统计，自唐以来四川书院共277所，明代54所，清代198所，可见教育事业兴旺发达。明代四川书院多属私办，著名的有长宁县文明书院、嘉定东坡书院、丰都平山书院等。清代四川官办书院增多，乾隆时官办书院占居统治地位。
清代四川的府、州、县学发展较快。1703年四川府、州、县学达到57所。私塾几乎遍及城乡，一般分专馆、散馆，讲习内容多为语文、算学基础知识。义学也较普遍，多由地方官员、乡绅等捐资兴办，是一种初级教育组织。
明清时期四川的文学和戏剧
明末清初，遂宁吕大器、吕潜父子，新繁的费密、费锡宗、锡璜父子，都是比较有名的诗歌作者。康熙时期，通江县的李蕃、李钟璧、钟峨父子，也以诗文扬名于世。乾嘉之际，四川文学更盛，散文以丹棱县的彭端淑为代表，诗歌则以罗江李化楠、李调元父子为代表，尤以李调元声名盖世。
李调元字雨村，号羹堂，乾隆二十八年进士，乾隆五十年回川。有《童山文集》20卷、《诗集》42卷，多为记事之作。另有文学批评著作《蜀雅》20卷、《赋话》、《诗话》、《曲话》、《剧话》各2卷，还纂有《罗江县志》，辑刊大型丛书《函海》。乾嘉时期四川的著名诗人还有遂宁张问安、张问陶兄弟，并称“二雄”，尤以张问陶（号船山）在清代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有《船山诗草》20卷、《船山诗草补遗》6卷。川剧作为中国四大剧种之一，其最后形成期在清代。雍乾时期，高腔、昆腔、胡琴、乱弹等与灯戏同时流行于四川，经长期用四川方言同台演出，相互影响，形成了较多的共同风格，统称为川剧。川剧的主要演唱形式是高腔，表演特点是帮、打、唱、做结合。川剧胡琴包括西皮、二黄两种腔调。金堂魏长生（1750～1802年）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演员。
明清时期四川的科技
乾隆时，资州知县张文岗辑《农书》，对选种、育种、播种、锄耘、粪壤等详加论列。什邡知县史进爵编著《耕作之法》，针对土地的不同特点，介绍相宜的农作物品种及耕作技术。什邡张宗法的《三农纪》是一种农学专著，24卷，对农事的方方面面条分缕析。乾隆大足知县沈潜的《蚕桑说》，对蚕桑的有关技术问题作了详细论述。
这一时期四川的制盐技术有了明显提高，在钻井方面，总结出一套科学开采方法，木制导管被广为利用。治井技术上，解决了井筒剥落等井下故障的出路问题。清代还创制了“泥孩儿”、“财神锉”等打捞井下落物的工具。在采卤技术方面，采取升高天车的方法，以解决卤筒加长的问题。1835年在自贡市的自流井区凿成的燊海井，深度达1,001.4m，是世界上第一口超km的深井。这些成就，标志着我国盐井开凿技术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鸦片战争与四川近代历史的开端
1840年（清光绪二十年），英国政府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当战争的硝烟弥漫中国东南沿海的时候，清政府于1841年分三批抽调川军约6,000人开赴抗英前线，参加了广东、浙江、江苏等省的抗英战斗。川军武器虽差，但将士英勇奋战，不怕牺牲，屡次挫败英国侵略者，因而受到爱国民众的赞扬。江浙有的地方还建祠祭祀，悼念为国捐躯的川军将士。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吓破了胆，于1842-8月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西方殖民者用鸦片和大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四川历史同全国一样，于1840年同步跨入了近代。

太平天国末期的女囚犯
李蓝起义与太平军在四川的战斗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残酷压榨，致使社会矛盾激化。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坚持斗争达14年之久。与此相呼应，四川人民的反抗斗争也风起云涌。
1859年（清咸丰九年）10月，云南人李永和、蓝朝鼎在昭通发动了反清起义，旋即进军四川，攻占犍乐盐场，围攻雅州、绵州，并在川南铁山地区和涪州鹤游坪建立根据地。义军驰骋于四川数十州县，扩军至30万人。清政府调湖南巡抚骆秉章带领湘军入川镇压。1861-12月，蓝朝鼎在丹棱县战死。1862-10月，李永和在犍为县龙孔场受伤被俘，就义于成都。余部转战湖北、陕西、甘肃等省，直到1865年才被清政府镇压下去。李蓝起义历时6年，征战数省，是当时全国仅次于太平天国和捻军的一次农民大起义。
李蓝起义爆发前，太平天国名将翼王石达开，因受天王洪秀全猜忌，于1857年从天京（今南京）出走，率领数万精兵，转战南方各省。从1861年起，石达开部太平军曾先后数次从贵州、湖北、云南攻入四川，企图抢渡长江，到川西南建立根据地。1863-4月，石达开亲率4万大军，由云南巧家横渡金沙江，第七次攻入川境，然后沿会理县北上，穿过彝区，到达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今石棉县安顺场）。由于清军围追堵截，太平军几次渡河失败，从而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石达开抱着“舍命以全三军”的愿望，于6-13日自缚赴清营，被解往成都后英勇就义，留在大渡河边的几千名太平军将士亦被清军袭杀几尽。太平军在四川的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鼓舞和支持了四川人民的反清斗争。
西方宗教势力的侵入与四川早期的“教案”
四川僻处西南内陆，外国资本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势力不可能很快直接伸入，乃利用西方传教士充当侵川先锋，或秘密或公开进入四川传教。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定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任意在内地游历、经商；外国传教士可以自由在内地传教，无论是洋教士或中国教徒，地方官都要“一体矜恤保护”。此后，各国传教士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纷纷涌进四川，到处设立教堂会所。到辛亥革命前夕，法、英、美、德等国在川的教派有13个，传教士达500多人。许多传教士，刺探四川政治、经济情报，勾结不法教民，霸占田地房产，走私贩毒，包揽词讼，欺压百姓，干尽种种坏事，四川绅民深受其害，相约群起“打教”。从19世纪60年代到甲午战争前的30多年间，四川各地爆发捣毁教堂、驱逐教士、惩办不法教民的事件数十起。这些事件，统称早期“教案”，是当时四川绅民反侵略斗争的主要形式。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863年的第一次重庆教案，1865年和1868年的两次酉阳教案，1873年的黔江教案，1886年的第二次重庆教案，1886～1890年大足县（今属重庆）龙水镇民众三打教堂并引发第一次余栋臣武装起义，等等。由于清政府一味屈服于外国政府的压力，这些教案都以赔偿教会损失、镇压打教义士和惩办“保教不力”的地方官而了结。四川早期教案，遍及八九十个州县，次数甲于各省，但因其带有较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故未汇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四川半殖民地化的加深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早为外国侵略者所垂涎。1876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规定英国可以派员驻寓重庆，查看川省英商事宜。1890年，中英又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被辟为英国的通商口岸。1891-3月，英国夺取了重庆海关大权；4月在重庆设立领事馆。这是外国侵略者在四川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1894年（农历甲午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甲午战争，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开放沙市、重庆等地为商埠；日本轮船可以沿川江驶达重庆；日本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与进口货物一样免征一切杂捐，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等等。接着，英、美、法、德、俄等国，都援例在四川攫取了与日本同样的特权。1896年，法、日、美、德等国相继在重庆设立领事馆。1901年，日本在重庆南岸王家沱设立租界，建立了列强在川的第一个“国中之国”。重庆开埠、开关，列强设领、租地，是四川半殖民地化加深的重要标志。列强以重庆为侵略据点，将其势力迅速伸向全川。他们侵夺川江航行权益，掠夺矿权、路权，开办洋行、公司、工厂，强行倾销商品输出资本，扩充宗教势力，到处设立医馆、学校，对四川进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全面侵略。
中日甲午战争后四川人民的救亡图存斗争
甲午战后，四川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终形成。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四川人民广泛开展了救亡图存斗争。《马关条约》签订才一个多月，1895年农历端午节，成都教案爆发。不出3天，外国教会在成都的教堂、医馆、住宅几乎全被捣毁。四川各地纷纷响应，捣毁教堂七十余处。1898年，余栋臣等在大足县龙水镇再次起义，并在荣县河包场活捉法国教士华芳济，一时人心大快。起义军发布檄文，号召人民起来“誓雪国耻”，“脱目前之水火，逐异域之犬羊”。起义军分路出击，队伍壮大到2万多人，全川震动。次年，起义失败。在救亡图存的目标下，维新变法运动兴起。1895-5月，康有为等在京发起“公车上书”。列名上书的四川举人就有张联芳等71人。1897年，宋育仁等在重庆创办《渝报》，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戊戍变法期间，宋育仁等在成都组织“蜀学会”，创办《蜀学报》，大力传播西学，主张“托古改制”。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杀害“戊戌六君子”。六君子中有四川的杨锐、刘光弟二人。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一些“川拳”北上参加战斗，很多地方都有民众练拳习武，打毁教堂。1901年端午前夕，川东义和拳散发揭帖，提出“灭清剿洋兴汉”口号。1902年，四川义和拳运动进入高潮，起义遍及数十州县。他们焚掠教堂，对抗官兵，围攻省城，声震全国。清政府以“剿办不力”为由，撤换四川总督奎俊，另派岑春煊入川“剿抚”。以后，四川义和拳因屡遭挫折，转入地下斗争。
清朝末四川“新政”与川边改土归流
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清朝最高统治者感到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为了消除国内危机，于1901年发布上谕，宣布要“变法自强”，推行“新政”。相继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锡良、赵尔巽等人，对推行“新政”十分卖力。他们遵旨在四川废科举、兴学堂，办警察、练新军，振兴商务，奖励实业。清代末四川“新政”，一方面加速了四川近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又成为官吏敛钱害民的手段。他们打着筹饷练兵的旗号，加捐加税，竭泽而鱼，使四川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20世纪初，英国和沙俄加紧了对我国西藏和川边的侵略和争夺。1905年在四川西部发生了巴塘县事件，藏民杀死驻藏帮办大臣凤全。清政府以此为契机，决定用兵西藏，并对川边藏区实行改土归流。从1905年到1911年的几年中，赵尔丰曾担任川滇边务大臣、驻藏帮办大臣等职。他在用兵西藏的同时，废除了川边藏区的土司制度，设置了近似于县一级的政权机构；采取政教分离政策，限制了寺院领主的特权；通过移民屯垦，兴修水利，推广新式农具以及开办工厂、学校等措施，发展了川边经济和文教事业。赵尔丰经营川边、西藏，强制推行“汉化”政策是其失误之处。但同时也起到了抗英、拒俄、固藏的作用，促进了川边藏区的开发。
清朝末四川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的兴起
20世纪初，中华民族的灾难日益深重。严酷的现实，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去寻找救国救民的新路。许多爱国志士，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家日益强盛，应是中国效法的榜样，于是在全国掀起了留学日本的热潮。当时，官费或自费东渡日本的川籍学生不断增加，最多时达二三千人。其中，有的走上了资产阶级革命道路，有的成为资产阶级立宪派的骨干，有的则学成一技之长回国报效桑梓。1905-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织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旋即派遣几批党人回川，在重庆、成都等地建立同盟会支部。遵照孙中山和东京总部的指示，四川同盟会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员，联络会党，运动军队，开展了前赴后继的武装斗争。1906年发动江油起义，1907年密谋江安县、泸州、成都、叙府起义，1908年发动广安起义，1910年发动嘉定起义，1911年1月发动黔江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长留人间，并为辛亥革命在四川的发动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清政府为了应付国内危机，于1906年宣布实行“预备仿行立宪”。次年9月，宣布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在各省成立咨议局。1909-10月，四川省咨议局在成都召开成立大会，选举立宪派首领蒲殿俊、罗纶为正副议长。立宪派是资产阶级上层和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士绅的政治代表。他们对清王朝的专制独裁和投降卖国极为不满，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暴力革命，因而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既有分歧，又可合作。四川立宪派曾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吁请速开国会。1911-5月，清廷组织“皇族内阁”，把立宪派完全排斥在外，于是立宪派与清王朝的裂痕急剧扩大。
四川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立宪派的君主立宪活动，以及各族人民的自发斗争，使清朝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四川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的兴起，预示着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
四川的保路风潮与辛亥革命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势力进一步伸进四川，竞相觊觎四川的铁路主权。1903年，新任四川总督锡良上奏清廷，提出“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1904年，官办的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1907年改为“商办”，1909年在湖北宜昌举行了开工典礼。川汉铁路不借外债，不招外股。其股本来源主要靠“抽租之股”，亦称“租股”。抽租的办法，一般是随粮征收，值百抽三，带有强制性。这样，全川人民，无论贫富，都与川汉铁路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但清政府为了度过财政难关，不惜出卖路权以换取列强奴役性的贷款。1911-5-9日，清政府宣布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与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将粤汉、川汉铁路拱手出卖给帝国主义。清政府夺路卖路的行径，激起全国公愤。保路风潮首先在湖南兴起，而尤以四川最为壮烈。6-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集股东和各团体开会，一致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拚死“破约保路”。接着，各州县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协会或分会，风潮播及全川，声势越来越大。8-14日，成都开始罢市罢课。9-1日，发展到抗粮抗捐。

清代凌迟刑
四川保路风潮是由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他们力图把运动控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内，要人们只求争路，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得聚众暴动。同盟会虽然没有掌握保路风潮的领导权，但他们执行“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实”的策略，暗中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
清政府一意孤行，撤了同情保路斗争的护理川督王人文的职务，任命赵尔丰继任四川总督，还一再严令赵尔丰武力弹压保路民众。9-7日，赵尔丰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等人，并下令军警开枪屠杀无辜的请愿民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成都血案”成为同志军武装起义的导火线。成都附近的同志军首先揭竿而起，围攻成都。各地同志军闻风响应，起义烽火燃遍巴山蜀水。9-28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领导荣县独立，“首义实先天下”。10-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鼓舞了浴血奋战中的四川人民，各府厅州县纷纷举义，推翻清政权，建立军政府。11-22日，同盟会发动重庆起义，成立蜀军政府，公推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川东南57州县相继宣布独立，接受蜀军政府的领导。11-27日，入川鄂军在资州（今资中）起义，捕杀镇压保路斗争的刽子手端方，通电响应武昌起义。
赵尔丰眼见大势已去，被迫释放蒲、罗等人，并与立宪派签订《四川独立条约》30条。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由蒲殿俊任都督、朱庆澜任副都督。12-8日，成都发生兵变，蒲、朱仓皇逃遁。军政府陆军部长、同盟会员尹昌衡带领新军入城平乱，旋即改组四川军政府，由尹昌衡、罗纶分任正副都督。12-22日，尹昌衡派兵逮捕赵尔丰，将其枭首示众。至此，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覆灭，辛亥革命在四川取得了胜利。

清代凌迟刑，断断续续得割三天
重庆、成都先后独立，一度出现两个军政府并存的局面。为了统一军令政令，防止旧势力复辟，双方开始合并谈判，于1912年1月27日签订《合并草约》11条，旋经双方盖印生效。3月11日，新任四川都督府都督尹昌衡、副都督张培爵在成都就职，并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报告全川从兹统一。四川保路风潮和同志军大起义，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曾高度评价四川人民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功绩。他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 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清朝后期列强对四川的经济侵略
早在19世纪20年代，英国鸦片就开始从云南走私入川，流毒全省。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以通商口岸为据点，向中国内地倾销商品，于是洋货源源不断由长江进入夔门。《烟台条约》签订后，英国即派“驻寓官”到重庆，查看英商事宜。此后，英国的商品可用轮船直运宜昌，再由帆船转运到重庆，四川逐渐成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最大的商品市场之一。据统计，1892年输入四川的洋货总价为580多万海关两，1911年增至1900万海关两。不仅洋纱、洋布大量输入，煤油、西药、纸张、香烟、染料乃至洋伞、洋钉、鸦片烟灯也充斥四川城乡市场。
19世纪末叶，世界资本主义各国渐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对四川的经济侵略出现了资本输出的新特点。一是侵夺川江航运权益。1898年，英国冒险家立德乐驾驶“利川号”小火轮试航川江，到达重庆，此为川江航行轮船之始。1899年，英国两艘炮艇闯至重庆，其中一艘上驶到叙府和嘉定，开了外国军舰侵入川江的先例。此后，各国商船接踵开进川江，英、日等国还建立了专门经营川江航运的轮船公司。二是开设公司、洋行、工厂。据统计，1890年至1911年间，列强各国先后在川设立公司、洋行、工厂近50家，通过他们培植的买办和商业高利贷者，组成庞大的经济网络，并直接利用四川廉价的劳动力和工业原料，榨取四川人民的血汗。三是掠夺四川的矿权路权。甲午战后，列强各国通过种种卑鄙手段，与清政府和卖国绅商签订了一连串开矿合同，试图开采四川的煤、铁、铜、金及石油等矿产。由于四川人民坚决反对，并开展了收回江北厅矿权的斗争，才使列强的掠夺计划未能实施。列强抡夺川汉铁路的阴谋，也因四川保路风潮的兴起而成泡影。
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四川，比沿海各省约晚二十余年，但列强对四川的掠夺与压榨，与沿海毫无差别。它使四川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愈来愈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泥坑。
清政府对四川的经济掠夺
清政府对侵略者妥协投降，对人民群众则残酷压榨。为了支付战争赔款和偿还外债，清政府在四川开办“捐输”，巧取豪夺。鸦片战争的2,100万两赔款，按田赋数额分摊到各省，限期完纳。至光绪中叶，中日之战、庚子之役，赔款日增，摊派各省，名为“新捐输”。四川每年摊派庚子赔款达220万两，还摊派偿还俄、法、英、德贷款每年百余万两。据统计，1902～1903年，四川除田赋正粮外，承担津贴捐输重达4,470万两。
1851年，清政府定四川为“协济省”。所谓协济，就是要四川协助接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军饷军粮。1851年，四川调往广西的军粮计5,000石。至1854年，四川向各省调拨饷银达三百余万两，使库藏为之一空。为了强化专制统治，清政府下令各省办团练。办团经费，摊入正粮。少者一二倍，多者五六倍。
清政府的经济掠夺，突出表现为加重旧税捐，增添新税捐。1856年，四川开征百货厘金。1895年，盐课每斤加收2文，1899年又加收2文，1901年再加收3文。契税、茶厘也成倍增加。1908年，“赵尔巽督川，一意刮民财，取悦西后，于是设酒税、糖税、油捐，加肉厘，征牛羊皮，设经征局。向无者新设，有者加重，加自四倍至十倍不止。”加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乘机敲榨勒索，不断加码，营私舞弊，致使人民担负的苛派比正税高达几倍几十倍。实行通货膨胀，是清政府掠夺四川经济的重要手段。由于洋货大量输入，四川对外贸易严重入超，造成白银外流，银贵钱贱，引起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清政府为了度过财政难关，一面滥发纸币，如“官票”、“宝钞”等；一面则鼓铸当五、当十、当百、当千大钱，甚至还鼓铸铁钱、铅钱，转瞬间就获利数十倍。清政府的残酷掠夺，使四川经济受到严重摧残，加深了人民群众的苦难。
四川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和清王朝的加紧掠夺，使四川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农村土地兼并和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清嘉庆年间，四川耕地面积为四千六百多万亩，人口只有二千一百多万人；清朝末年，耕地增加不多，却大部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批自耕农沦为佃农或雇农，地主豪绅采取高租重押和放高利贷等手段，残酷压迫剥削农民，“视佃户如奴隶，役佃户若马牛”。不仅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外国教会势力也以各种方式霸占田产。据估计，仅天主教在川西平原就拥有土地15万亩。教会势力与地主豪绅、高利贷者狼狈为奸，巧取豪夺，使广大农民日益贫困破产。清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竟诱逼长江沿岸及边远地区农民广种鸦片，致使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出现畸形商品化。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加深，四川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逐渐解体。外国输入四川的商品，以洋纱、洋布为大宗。用机器生产的洋纱、洋布，质量较优，价格便宜，销路越来越广；而四川手工纺造的土纱土布，既费人工，成本也高，自然无法与洋货竞争。进口的煤油，比农民自己生产的菜油便宜。进口的洋钉，也把土法生产的铁钉“压得站不住脚”。于是，四川农村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受到强烈冲击，大批女工失业，城乡手工业者逐渐破产，城市游民急剧增多。四川自然经济的解体，虽然还是初步的，但它却是四川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标志，且为四川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廉价的雇佣劳动力。
四川近代工业的出现
四川的近代工业是在洋务运动中开始出现的官办军用工厂。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在成都东门内下莲池创办四川机器局。开初规模不大，开办经费仅7.7万两。主要机器设备由心思奇巧、擅长机器和枪炮制造的曾昭吉等到上海选购，其余则自行制造。曾昭吉曾仿制成功一台“水轮机”，利用城内金水河水力发动机器。冬春水枯，始用锅炉。所造枪、弹、火药，除供四川军用外，也调拨外省。1879～1880年间曾一度停办，1881年复业，并添设火药厂。以后不断发展，成为四川兵工厂。四川机器局虽然采用西法雇佣工人生产，但它并不是资本主义工业，因为它生产的目的不是追求剩余价值，产品不进入市场，而是直接调拨给军队使用，工厂形同衙门，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尽管如此，四川机器局毕竟是四川的第一个机器制造工厂，是四川近代工业的开端，而且产生了四川最早的产业工人。
四川盐业在清代中叶已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但发展仍然缓慢。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由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被太平军控制，淮盐不能上运，湘鄂人民苦于淡食，于是清政府特许川盐行销两湖，史称“川盐济楚”。此后，四川盐业不断兴盛，井灶增多，并出现不少km以上深井。到了19世纪末，单靠人力畜力牵引已不适应汲卤需要。1902年前后，商人欧阳显荣将其在汉阳设计制作的汲卤机车运到自流井“石星井”试用，获得成功。这便是四川的第一部蒸汽汲卤机车，是四川盐业向近代机器工业转化的标志。
四川民族工商业的产生与发展
四川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产生于19世纪末，晚于东南沿海地区约20年。1891年，川商卢干臣、邓徽绩等在重庆创办森昌泰火柴厂和森昌正火柴厂，这是四川最早的民族工业。从1891年到1900年的10年间，四川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十分缓慢，总共只有11家。从1901年到1911年间，重庆、成都、潼川、泸州、犍为、彭县、广元、南充、叙永、江津、宁远、冕宁、合川、乐山、达县、万县、打箭炉、天全、内江等地相继开办火柴、纺织、缫丝、造纸、印刷、玻璃、电力、采矿等企业108家，有的资本达30万元以上，呈现出“进步的潮流波及全川”的景象。
四川的资本主义经济，以棉织业最具代表性，发展也相对快一些。从1900年重庆创办吉厚祥织布厂开始，至1911年的12年间，各地兴办织布厂、织巾厂20余家。不少织布厂是在“推广织造，以挽利权”的呼声中产生的，因此一开始就面临着同外国资本主义较量的形势。这就迫使四川棉织业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增强竞争能力，逐步由起初的丢梭木机发展为扯梭木机，以后又更新为铁制织布机。尽管如此，四川棉织业仍然无力与外国企业抗衡，只能在惨淡经营中求得一些发展。
尊经书院与新式学堂的开办
鸦片战争前后，四川虽有不少书院，但所教课程偏重时文帖括，学生沉湎于科举功名，以致士林风气日坏，蜀学不兴。为改革旧式书院教育，在四川学政张之洞的支持下，于1875年在成都创办尊经书院，作为四川的最高学府。其办学宗旨是通经致用，培养蜀中人才。1879年，川督丁宝桢聘请湖南著名学者、教育家王闿运（壬秋）担任书院山长，主讲“公羊”经学，成绩卓著。1898年，宋育仁应聘担任书院山长，大力传播“西学”，使尊经书院成了鼓吹维新变法的大本营，并推动了四川各地新式学堂的建立。尊经书院自创办以来，不仅使四川沉闷的学术空气为之一新，而且培养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如杨锐、廖平、宋育仁、吴之英、骆成骧、蒲殿俊、张澜、吴虞、彭家珍、谢无量、吴玉章等，都曾是尊经书院的学生。
20世纪初，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提出“废科举，兴学校”。1903年，以尊经书院为基础，扩建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此后，成都相继兴办了通省师范学堂、军事学堂、法政学堂以及各种专门学堂，各府厅州县也办起了小学堂、中学堂和半日学堂，有的地方还兴办了师范学堂、女学堂和各种实业学堂。据统计，1907年四川有各类学堂7,775所，居全国第二位；有学生44.2万人，居全国之首。新式学堂的开办，促进了四川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新学的传播。
近代报纸的出现与发展
四川的近代报纸，是在维新变法的浪潮中开始出现的。1897年，维新志士宋育仁、杨道南等在重庆创办《渝报》。这是四川的第一家报纸。1898年春宋育仁应聘为尊经书院山长后，又同杨道南、吴之英，廖平等创办《蜀学报》。《渝报》和《蜀学报》是维新派的喉舌，对推动维新运动在四川的开展起了积极作用。20世纪初，四川报纸逐渐增多。1901年，傅樵村在成都创办《启蒙通俗报》。1903年，革命志士杨庶堪等在重庆创办《广益丛报》。此外，川督锡良为指导“新政”，在成都创办《四川官报》。立宪派也在成都创办《蜀报》，作为省咨议局的机关报。四川第一家日报是革命志士卞鼐创办的《重庆日报》，1904-10月发刊，1905年被当局查封，卞鼐被捕下狱，关押成都，1908年被护理川督赵尔丰秘密杀害于狱中。此为四川新闻界以文字杀身成仁的第一人。保路风潮兴起，四川报纸骤增。川汉铁路公司拨银2.4万两，资助兴办保路报刊。先后刊行的有《蜀风杂志》、《白话报》、《西顾报》和《启智画报》等。罗纶、邓孝可主办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日出万份至数万份，深受各界读者欢迎。
四川近代报纸的出现及发展，是四川文化事业进步的表现，不仅带动了四川印刷技术的革新，而且产生了一批新式印刷企业，并为后来四川新闻事业的发展奠造了基础。
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
随者外国传教士入川传教，并在四川各地开办医院，西方的医学理论、医药及医疗技术逐渐进入四川。一些中医医生自发学习西医，试图使中西医汇通融合。
唐宗海（1846～1896年）字容川，四川彭县人，1889年中二甲进士，授礼部主事。他精于中医医道，1884年撰成《血证论》一书。他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应当融汇贯通。他在行医治病的同时，以中医理论为基础，吸取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等知识，撰成《中西汇通医经精义》2卷，于1892年刊行于世。书中附有西医解剖学图，是我国最早汇通中西医学的著作。1894年，他的医学代表作《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刊出，行销海内外。唐宗海是我国在理论和实践上汇通中西医的先行者，其医名不仅大噪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而且蜚声印度支那和南洋等地。
除唐宗海外，曾懿也是近代四川的著名医家。此外，川籍或在川行医的名医黄济川、沈绍九、罗明山、冉雪峰、蒲辅周等已开始在清代末民初崭露头角。
廖平及其经学六变
廖平（1852～1932年）字季平，四川省井研县人，曾就读尊经书院，一生尽瘁经学，著述多达百余种，是我国近代著名经学家，清代末今文经学派的代表。廖平学术多变，自称一生凡六变。一变是平分今古。1885年，廖平撰成 《今古学考》，认为今文经为孔子所创，今文学派尊崇孔子，主《王制》；古文经为周公所创，古文学派尊崇周公，主《周礼》。从此今古分明。这在经学史上是一大贡献。二变为尊今抑古。其代表作是《知圣篇》和《辟刘篇》，认为今文经是孔子的真学，古文经乃刘歆的伪造。廖平的尊今抑古思想，对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以及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廖平学术的三变为小大之学。认为《周礼》为大统，治天下全球；《王制》为小统，仅治中国一隅。以后的四变、五变和六变，是就六经谈天人之学，企图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孔经哲学体系。这些属于廖平晚年的学术思想，有不少牵强附会、违背科学常识的糟粕，反映了经学的没落和终结。但廖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天人”思想，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径。
宋育仁的维新变法思想
宋育仁（1857～1931年）字芸子，四川省富顺人，尊经书院高材生。1894年曾担任公使参赞，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宋育仁的维新变法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时务论》、《采风记》等著作中。宋育仁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主张复古改制，以改变中国积弱不振的状况。他认为，中国古代圣人的经术，就是讲的富强之道，以“复古之美名”进行变法，就能收到“拨乱而反治，转败而为功”的效果。在学习西方的问题上，他谴责洋务派“舍本而逐末”，抨击守旧势力“闭目而塞聪”。他憧憬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主张“伸民权”。
舒大剛:晚清“蜀學”的影響與地位
文章类型：文章更新 文章加入时间：2006年11月21日18:35
http://www.3su.net/article/20061121183527.htm
舒大剛
（四川大學古籍所，成都，610064）
“蜀學”是一個古老的概念，其事起於西京，其词則成於東漢[1]。博攷載籍，“蜀學”一名蓋含三義，即學人、學校、學術。《漢書》所謂：文翁興學，“大化蜀地，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2]；《三國志》載秦宓言：“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3]；《華陽國志》亦謂“學徒麟萃，蜀學比於齊魯”[4]，三處所指皆“蜀中學人”。宋吕陶〈府學經史閣落成記〉：“蜀學之盛，冠天下而垂無窮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禮殿，三曰石壁之九經。”[5]《建炎雜記》列“蜀學”條目：“郡國之學，最盛於成都，學官二人，皆朝廷遴選；弟子員至四百人，他學者亦數百人。”[6]二處所指皆教育機構，即“蜀中學校”。李石〈蘇文忠集御叙跋〉：“臣竊聞之王安石以‘新説’行，學者尚同，如聖門一貫之説，僭也。先正文忠公蘇軾首闢其説，是為元祐學，人謂‘蜀學’云。時又有‘洛學’，本程頥；‘朔學’，本劉摯，皆曰元祐學，相羽翼以攻新説”云云[7]；以及張之洞〈尊經書院記〉述辦院宗旨：“紹先哲，起蜀學。”[8]乃學術流派，即“蜀中學術”。唯斯三者乃爲“蜀學”三大要素。無論是審視古代“蜀學”，抑或是評價近代“蜀學”，都應以此三要素爲攷察目標，唯其如此，乃成爲一完整之“蜀學”概念，也才能准確全面地評估巴蜀地區學術之地位與價值。本文所要考察的“晚清蜀學”即兼此三者而言。
一、晚清“蜀學”的概况及其成就
本文所討論的   “晚清”，係指道光後期（即1840年鸦片战争後）至宣統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清帝退位爲止。此70年是中國歷史上最混亂的時期之一，也是中西學術交鋒，新舊觀念激蕩，各種思想學術異常活躍的時期。在此期間，咸豐初年興起的太平天國運動，使原來人文薈萃之地的江浙地區“受祸最烈，文獻蕩然”，致使“百學中落”[9]。相反偏處於内陸的四川地區，社會相對穩定，物産素稱富庶，爲文化學術的发展准備了條件。近代“蜀學”正是在這樣一個特定環境下産生和形成的。“蜀學”的三大要素（即學校、學人、學術）在這一時期都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和壯大。
（一）晚清巴蜀書院，名列全國前茅
從學校而言，巴蜀地方政府辦學全國最早，淵源有自。漢景帝末年文翁“石室”，首開郡縣官學先河，教澤流衍，蔚然成風。及至清代，四川舉辦的各類學校仍居全國前列，僅就傳統書院和新式學堂論，其數量都居全國之首。
關於清代四川的書院數量，《中國書院制度研究》一書統計有383所，居全國第二[10]。而胡昭曦先生《四川書院史》前後兩版的統計，一爲504所，一爲552所。依此數據，清代四川書院在全國的排名，肯定還會上昇。胡先生還分析，四川552所書院中，明確可以認定是鴉片戰爭以後建立的有146所。另有143所建立日期不詳，但因其資料多見於咸豐以後地方志，“可以說這143所書院中的多數是鴉片戰爭以後建立的”，因此晚清四川所建書院應是146所＋143所，佔整個清代四川書院近一半左右[11]，可见晚清是四川書院大發展時期。
除舊式書院外，四川還是新式學堂設置最早的地區之一。中日甲午海戰後，光緒皇帝繼1895年批准天津成立北洋學堂（天津大學前身）後，於1896年批准成都成立了四川中西學堂（四川大學前身）、上海成立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在近代史上最早设置的幾所新式學堂中，四川中西學堂就是其中之一。1902年中西學堂與錦江書院、尊經書院合併成立四川省城大學堂（或四川通省高等學堂），是四川最早的綜合性大學。
“戊戌變法”倡議“改書院，興學校”，光緒二十四年、二十七年分別頒布〈改書院爲學校上諭〉、〈改書院爲學堂上諭〉，二十八年、二十九年又頒布“壬寅學制”、“戊戌學制”，一時間，“所有書院，於省城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四川各地書院紛紛改成初、中、高等新式學堂。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學制”頒布後，在四川省城組建了更多高等专門學堂，形成四川師範學堂(1905年)和五大專門學堂：四川法政學堂（1906年）、四川農業學堂（1906年）、四川外國語學堂（1906年）、四川工業學堂（1908年）、四川存古學堂（1910年），全面推行新式教育，他们和四川高等學堂一起，構成清末四川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以上這些學校，後來逐漸歸入國立四川大學。民國初年调整各地高等學堂，四川成都仍然是“五大學區”之一，穩居西部中國之首。這些大學專業涵蓋了文、理、工、農、外語、師範七大領域，融彙了傳統與新學諸要素，爲构建晚清“蜀學”提供了學術沃野和廣闊前景。
在晚清衆多書院和學堂之中，特別需要提到的是錦江書院、尊經書院和中西學堂，錦江書院於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在文翁石室遗址上建立，主要學習制藝八股詩文，爲科舉服務。尊經書院是同治十三年（1874）洋務派首領、四川學政張之洞創辦，貫徹“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通經致用”方針，不課制藝，專習儒典。中西學堂爲培養“通達時務之才”，聘請英、法教習，“分課華文、西文、算學”，體現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徵。由是觀之，尊經書院、錦江書院和中西學堂分別代表了近代學校的三種類型：錦江書院重辭章，爲科舉；尊經書院重經學，重致用；中西學堂重西學，講科學。分别代表科舉、改良和科學三種形态。
（二）晚清巴蜀學人，彪炳華夏史册
晚清巴蜀士子人人向學，生員實繁其徒，張之洞〈尊經書院記〉有“全蜀學生三萬人”之說。在晚清四川學術和文化史上，許多著名人物多出自書院。胡昭曦先生認爲：“遍布四川全省的書院，對四川近代社會的政治、文化乃至經濟、軍事、都有深远影響，可以說，近代四川書院是變法維新的陣地、學術研究的基地、人才培養的搖籃。它在振興蜀學、發展蜀學方面起到了不可磨滅的歷史作用。”[12]這個判斷是非常准確的。
錦江書院前期培養的著名弟子有清代才子李调元，後期培養的弟子則有戊戌變法殉難的“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清代四川唯一的一位狀元駱成驤、史學家張森楷和思想家吳虞等。
尊經書院培養人才更爲出色，它以豐富的办學經驗，嚴謹的學風，精研的傳統，深厚的功底，奠定了晚清“蜀學”的基本風格和優良學風。培養了許多在四川乃至全國都有重大影響的人物，一時人文蔚起，蜀學勃興。研究四川近代史者曾總結說：“尊經書院從1875年建立到1902年改爲四川省城高等學堂的29年期間，培養了許多優秀人才，對四川乃至全國都産生了重要影響，其中著名的有：爲維新變法而英勇獻身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楊銳；出任英法領事館參贊、力主新學的四川維新派核心人物宋育仁；博綜古今、離經叛道、學凡六變的經學大師廖平；才思敏捷、遐邇聞名的四川維新宣傳家吳之英；海內書法名家顧印愚；清代四川僅有的狀元駱成驤；領導群衆發動保路運動的蒲殿俊、羅綸、張瀾；爲建立民國舍身殺敵的同盟會員彭家珍；功績卓著、從資産階級民主革命走上共産主義道路的老革命家吳玉章；宣傳新文化、‘只手打孔家店’的吳虞。此外，岳森、劉子雄、胡從簡、劉洙源、杜翰藩、方鶴齋、黃芝、謝無量、林思進、傅增湘、劉咸滎、徐炯、夏之颺等一批四川知識界的名流都曾受業（或聚講－引者注）於尊經書院。”[13]除上列名單外，還有尹昌衡、張森楷、顔楷、邵從恩等，也是尊經書院培養出來的著名人才。
至於由兩書院與中西學堂合併後组成的四川大學，湧現出的王光祈、郭沫若、周太玄、李劼人、朱德、蒙文通等人，更是文化精英，人間龍鳳！
（三）晚清巴蜀學術，蔚爲國學重心
有“校”有“人”就有“學”。隨着晚清四川境內廣建學校，通博之士、致用之才應運而生，“蜀學”的成就也戛戛獨造，達到了歷史的新高點。
巴蜀地區，東限夔門，北阻劍閣，南賓夷越，西接藏羌，在地域上自成體系，在文化上也相對獨立，上古處於“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的地位，因此學術風氣每每滯後外間。如西漢文景時期，中原已經華風浩蕩，百家爭鳴，成都仍然頗有“蠻夷之風”；東漢外間已經“古文經學”獨盛，蜀漢在三國時間還固守今文“章句”；魏晉南北朝，外間已經玄風大暢，文章綺靡，巴蜀仍然謹守兩漢文章、魏晉風骨；清代乾嘉而後，攷據之學大興，四川仍然謹守“八股”，不知有許鄭賈馬，等等，大有“不知兩漢，無論魏晉”之況。直至晚清一段時間猶然如是，錢基博說：“蜀處奧壤，風氣每後於東南，自中外互市，上海製造局譯刊西書，間有流布，蜀中老宿，蹈常習故，指其政治、舆地、兵械、格致之學爲異端，厲禁綦嚴，不啻鴆酒漏脯。”[14]這固然是一種落後，但是若有特見獨立之士爲之先導，往往能收“跨越式發展”之奇效，得傳統與新風結合之綜合效應。此所謂翫習者難爲力，極弊者易爲功也。如文翁之開石室，一掃蠻風，於是人才傑出，爲天下典範；陳子昂獨標魏晉之風，一掃綺羅香澤之態，詩開盛唐之風。降至近代，張之洞爲之倡，王闓運爲之師，“蜀學”於是振起西南，雄視百代，爲一時勝概。一方面，傳統未丢，而新風已入；另一方面，中學雖存，而西學已漸。於是乎傳統與新風共存，舊學與新學同醖，舊瓶新酒，集雜爲醇，釀制出新舊结合、中西互補之美酒甘醴。
有如楊銳、劉光第、廖平、宋育仁、吳之英，皆自傳統經學而倡言“托古改制”、“復古改制”和“變法維新”；羅綸、蒲殿俊、吳虞、張瀾、吳玉章，皆自舊學而高标改良、革命。至於王光祈自經史而入於音樂，卒成一代宗师；李劼人自辭章而入小說，卒成一大作家；蒙文通自經學而入史學，终爲經史名宿；周太玄自舊學而入於科學，獨獲“古今兼通”之稱，等等，更是巴蜀楩楠，华夏梓材。
即以傳統國學論，前乎此者，明清蜀人著作之进入《四庫全書》及其《總目》《存目》者，蓋寥寥焉，不經見也。而事隔不到200年，蜀人著作之進入《續修四库全書總目提要》者，已突增至200餘種（據中研院《晚清四川地區經學家論著目錄》）。據統計（楊世文），有清一代巴蜀學人經部文獻共约685部、作者285人，其中道、咸以後作者佔有189人、著作514部；同、光以後又居其大半，有作者133人、著作409部！屬於“晚清”時段者竟佔70%左右，這無疑與晚清四川書院广建、人才輩出、風氣大開有直接的關係。
不僅晚清蜀人著作數量大增，而且在質量上也是全國一流、首屈一指的。如廖季平之“平分今古”，論者将其代表作《今古學考》，與顧炎武《音學五書》、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同誉爲清學“三大發明”；俞樾亦稱《今古學考》爲“不刊之書”；康有爲則引廖平爲“知己”；劉師培更是盛稱其“長於《春秋》，善說禮制”，“貫澈漢師經例，魏晉以來，未之有也。”[15]章太炎也說：“余见井研廖平說經善分别今古文，實惠棟、戴震、凌曙、劉逢禄所不能上”，“廖平之學與余絕相反，然其分别今古確然不易！”
吳之英明於《公羊》、“尤邃《三禮》”，論者謂其“言《周禮》者最多最精。吾蜀宿儒廖季平先生外，吳氏實第一人。”[16]宋育仁擅長文學，亦善經學，撰有《周禮十種》，其《周官圖譜》主張“復古改制”，宣傳維新變法，爲改革號角，是皆一時之英而命世之才也。
二、晚清蜀學的地位與影響
關於定位問題，“蜀學”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影響和作用，其在兩漢，“蜀學”僅代表儒學在蜀地的傳播而已，其事件爲“文翁興學”，其結果乃儒化巴蜀，“蠻風”丕變。其在宋代，“蜀學”乃形成學派，其人物爲“三蘇”（蘇洵、蘇軾、蘇轍）、張栻、魏了翁，其結果是“蜀學”成爲中國三大學術主流（理學、新學、蜀學）之一。第三次即在晚清，其特點是經學勃興，新學蔚起，觀點新穎，引領風騷，波詭雲譎，氣象萬千，是爲“新蜀學”。晚清“新蜀學”是“蜀學”發展史上的重要階段，也帶來了清代學術乃至整個中國學術的新局面和新氣象。
首先，開創清代學術新階段。自尊經書院創辦，張之洞爲之倡，王闓運爲之師，促成了蜀學與江浙、湖湘之學的交流與融合，得以蓬勃發展，大放異彩。其時蜀學的重要特徵是摒棄陈腐的“八股”時文，反對空疏繁瑣的學風、文風，注重對中國儒家經典的傳習和研究。同時，由於晚清動蕩多變的時局，“通經致用”、“中體西用”也得到提倡，成爲晚清“蜀學”的突出特徵。
巴蜀學人发扬清學傳統—“以復古求解放”，從乾嘉學人所達到的最高點－東漢“許、鄭、賈、馬之學”，真正向前推进至西漢“今文學”時期，並進而回溯至先秦“诸子之學”時代，最終實現了對傳統一切學術的徹底解放。自鄭玄混合今古以來，千古學人不知經學有“今學”“古學”之別、學術有“真孔”“假孔”之異。清代乾嘉考據之學，重實證，講考據，但多停留於名物訓詁即“許鄭”的基礎上；常州學派始講家法、辨别今古，但由於不知今古分歧所在，或以文字論，或以流傳地域别，或以傳授範圍分，都此牽彼掣，未得要領。廖平从治《春秋穀梁傳》而悟今古文學分歧在禮制，於是以今學主《王制》，古學主《周禮》，著爲《今古學考》，“然後二家所以異同之故，灿若列眉”。千載迷案，一朝冰釋，將中國經學推進到新的發展階段。
蒙文通先生〈議蜀學〉論其事曰：
“廖氏之學，其要在《禮經》，其精在《春秋》，不循昔賢之舊軌，其於顧氏，固各張其幟以相抗者也。世之儒者矜言許、鄭氏學，然徒守《說文》、《禮注》耳。廖氏本《五經異義》以考兩漢師說，剖析今、古家法，皎如列星，此獨非許、鄭之學乎?”
又說：“惟廖氏之學既明，則後之學者可以出幽谷、迁喬木，於择術誠不可不審也。寻廖氏之學，則能周知後鄭之殊乎賈、馬，而賈、馬之别乎劉歆，劉歆之别乎董、伏、二戴，漢儒說經分合同異之故，可得而言。”
由於廖平將今古文問題分清楚了，後來治經學者乃得其門逕而區別之。今文家乃知今文門逕，古文家乃知古文途轍，各尋其路以入深致遠。蒙先生說：“自廖平之說出，能尋其義以明今文者，唯皮鹿門；能尋其義言古文者，唯劉申叔。”
皮鹿門即皮錫瑞，著有《經學歷史》、《五經通論》、《孝經鄭氏疏》等，他在《五經通論》中，列有〈論《周禮》爲古說，《戴禮》有古有今，当分别觀之，不可合併爲一〉、〈論鄭君和同古今文，於《周官》古文《王制》今文，力求疏通，有得有失〉、〈論《王制》爲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之制〉等專論，全係廖平師說。
劉申叔即劉師培，號左庵，四世傳《左氏》之學，及其入蜀，朝夕共廖氏討校，專心研究《白虎通義》、《五經異義》之書，北游燕、晉，晚成《周官古注集疏》、《禮經舊說攷略》，欣然曰：“二書之成，古學庶有根柢，不可以动摇也。”蒙先生謂：“左庵之於廖氏，儻所謂‘盡棄其學而學焉’者耶!”劉氏所稱“古學庶有根抵”之根抵，實即廖氏分辨今古之理論。
其次，一改清人破碎大道之習，將經學研究向系統化、體系化推進。蒙先生《議蜀學》：“夫清儒序論，每喜以小辨相高，不務守大體，碎辭害義，野言亂德，究曆數，窮地望，卑卑於章句文字之末，於一經之大綱宏旨或昧焉。虽矜言師法，又未能明於條貫，曉其義例，（略）道窮則變，逮其晚季，而浮麗之論張，儒者侈談百家言，於孔氏之術稍疏。（略）井研廖先生崛起斯時，乃一屏碎末支離之學不屑究，（略）於是廖氏之學自爲一宗，立異前哲，岸然以獨樹而自雄也。”當代學人李學勤也认爲：“晚清以來，有兩個地方的學術研究很有影響，即川學和湘學。廖平是川學的代表之一。”[17]又說：“从晚清以後，中國傳統學術發展的重心有所轉移，一個是‘湘學’，一個是‘蜀學’。”[18]也是就此意義說的。
三是拓展經學内涵，擴大儒學範圍。廖平《今古學攷》卷下：“予創爲今古二派，以復西京之舊，欲集同人之力，統著《十八經注疏》（《今文尚書》、《齊詩》、《魯詩》、《韓詩》、《戴禮》、《儀禮記》、《公羊》、《穀梁》、《孝經》、《論語》。《古文尚書》、《周官》、《毛詩》、《左傳》、《儀禮經》、《孝經》、《論語》、《戴禮》。《易》學不在此數），以成蜀學。見成《穀梁》一種。（略）因舊欲約友人分經合作，故先作《十八經注疏凡例》。”[19]這裏不僅有嚴格區分今古文學的用意，也有擴大儒家經典的意義，即使儒經從“十三經”發展到“十八經”。“蜀學”素有一種開放、兼容和發展的優點，早在西漢景武時期，中央王朝尚且執行“五經”之教，文翁遣張叔等人從京師帶回並傳授於石室學宫的卻是“七經”教育了，將儒家經典從“五經”擴大至“七經”。唐五代時期，中央王朝組織整理和刊刻的只有“九經”（如《九經正義》）或“十二經”（如“開成石經”）；而始於五代孟蜀、成於北宋宣和的“蜀石經”，卻已經是“十三經”（含有《孟子》）齊備了。从此之後，“十三經”便成爲儒家經典的基本模式。後來，史繩祖《學齋佔畢》雖然提到宋代曾列《大戴禮記》爲“十四經”，但终因其書嫌於經史相雜、經子相混而没有成功。[20]及廖季平崛起於晚清亂世之際，繼絕於經學廢棄之時，欲纂集《十八經注疏》，必欲將儒家經典從“十三經”進而擴展至“十八經”，這不僅僅是要“成就蜀學”，而且是要重振宗風、再興孔教，其“推倒一時，開拓萬古”之慨，豈不偉哉！廖平曾羨慕“昔陳奐、陳立、劉寶楠、胡培翬諸人在金陵貢院中，分約治諸經疏，今皆成書”，可惜時事變更，他的“十八經”夢想營構未成，理想落入空談。
四是開拓近代經學史研究的新局面。近世以来學人侈談“經今古文學”問題，實則這一話題也肇端於晚清“蜀學”中堅的廖季平。有的學人甚至認爲，兩漢本不存在什麽經今古文學的對壘和爭論，是廖平等人挑起了這場千古公案的争辨。錢穆先生《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自序》：“此四文[21]皆爲兩漢經學之今、古文問題而發。其實此問題僅起於晚清道、咸以下，而百年來掩協學術界，幾乎不主楊，則主墨云云。”又說：清儒出於門户之見，“其先則争朱、王，其後則争漢宋。其於漢人，先則争鄭玄、王肅，次復争西漢、東漢，而今、古文之分疆，乃由此而起”。造成這種今古文學之爭論的始作俑者，其實就是廖平：“清季今文學大師凡兩人，曰廖季平與康有爲。康著《新學僞經攷》，專主劉歆僞造古文經之說，而廖季平之《今古學考》，剔决益細，謂前漢今文經學十四博士，家法相傳，道一風同。其與古文對立，皆一一追溯之於戰國先秦，遂若漢代經學之今古文分野，已遠起於戰國間。”[22]錢先生所舉廖、康二人，而康學實出於廖。李學勤先生說：“廖平認爲，漢代有今文、古文兩派；西漢時期今文經學盛行，到東漢則古文經學代興；東漢末年鄭玄調和今古，兩派界限才歸於泯滅；研究漢代經學，不可不知今文、古文两派的劃分，以及其鬥争、消長的歷史。廖氏的這種觀點，經康有爲的《新學僞經攷》《孔子改制攷》二書的流行，在社会上得到广泛流傳，長期以來，已經成爲經學史上的常識，而且還渗透到學術史、思想史、文化史等領域中去。”[23]暫且不說兩漢時期是否存在經今古文學的對壘和爭論，也不論嚴分今古文是對是錯，但是經今古文問題之引起學人重視，甚至被一再寫入儒學史、學術史之中，確實受到廖季平的很大影響，我们說他開啓了中國經學史研究之新局一點也不爲過。陳文彩女士有謂：“清代學術中的‘以復古爲解放’的進路，在晚清蜀《詩經》學中，隱然呈現调合漢宋、今文《詩》說、先秦諸子經說的進路。其間關鍵的轉折是廖平的平分今古，其說出，清人才明白許、鄭、賈、馬外，尚有今文經學，而有了回復到經學史源頭的可能。”[24]倒不失爲通達之論。
五是托古改制，以經學講革命，講改制。晚清“蜀學”特別是由張之洞所創建之尊經書院，以“中體西用”、“通經致用”相號召，蜀學之士講經學多以“托古改制”或“復古改制”爲說，廖季平、宋育仁、吴之英等人俱是如此。特别是廖平“二變”尊今抑古，懷疑古文經典，客觀上爲近世思想解放運動提供了精神武器。應該說，對文獻的懷疑，在中國古已有之，在清代更是不乏其人。但歷攷諸人所爲，其懷疑程度自有深淺，其懷疑目的也各有純駁。如崔述懷疑諸子而不懷疑經典（猶攷信於六藝），廖平懷疑古文而不疑今文（尊今抑古），康有爲否定古學而不否定孔子（維護孔教），吴虞自留日歸來，從懷疑孝道進而否定孔子儒學（反傳統），盛極一時的“古史辨”派則懷疑一切文獻，進而懷疑整個上古史。其程度和時序，皆釐然可考，秩然有序。
若論近代疑古之風的首暢者，似可追至以王闓運、廖平爲首的晚清“蜀學”。楊度《湖南少年行》：“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擊劍學縱横。游說諸侯成割據，東南帶甲爲連衡。（略）事變謀空返湘渚，專注《春秋》說民主，廖康諸氏更推波，學界張皇樹旗鼓。”[25]錢基博上世紀中葉也說：“五十年来學風之變，其機發自湘之王闓運，由湘而蜀（廖氏），由蜀而粤（康有爲、梁啓超），而皖（胡適、陳獨秀），以彙合於蜀（吴虞）。”[26]也都對“蜀學”與“湘學”轉換風氣之功給予了足夠的重視。侯諤〈廖平評傳〉稱其有“轉捩之功”而“革命之力”，亦以此也！而今而後，學人之治經學，不再僅僅爲經學而經學，爲學術而學術，而是爲了經學的現代價值亦即改良意義和革命功能，進行新的闡釋和新發展。後來，廖先生的嫡系傳人蒙文通之盛贊齊學之“革命”、“素王”，謂漢師精義爲“井田以均貧富，辟雍以排世族，封禪以選天子，巡狩以黜諸侯，明堂以議時政”等所謂“王魯”、“新周”之“一王大法”，未嘗不是晚清學人“托古改制”故技的現代翻版。
總之，晚清“蜀學”在教育機構上位居全國前列，在人才培養上英才輩出，雄視八方；在學術造詣上，“蜀學”有學術總結之功，開拓創新之力。晚清“蜀學”沿着清人“以復古求解放”這一路逕，成功地將“復古”運動從東漢“許鄭”之學真正推進到西漢今文經學，甚至回溯至先秦子學和古史時期，開創了中國經學史研究的新局面，也開創了中國儒學發展的新階段（蜀學階段）；晚清“蜀學”的懷疑精神，對中國思想界也有啓迪之效、解放之德。当然，他们中的個别人也有過火行爲，如廖平五變六變，欲用孔經哲學統一切學術，牽強附會，莫此爲極；吴虞否定傳統，非孝非儒，都曾經留下不良後果，今天應當予以批判地揚棄。
（2006年11月22日－27日台灣中央研究院“晚清四川經學研究”研討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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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蜀學”的含義，胡昭曦、劉復生、粟品孝等《宋代蜀學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版）頁1－6，有詳盡辩析，可以參攷。
[2]   班固：《漢書·循吏傳·文翁傳》(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頁3625。
[3]   陳壽：   《三國志·蜀志·秦宓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第四冊，頁793。
[4]   常璩：《華陽國志》卷三(成都：巴蜀书社，1984)页214。
[5]   呂陶：〈經史閣落成記〉，《成都文類》卷三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2。
[6]   李心傳：《建炎雜記》甲集卷十三（《四庫全書》本），頁34。
[7]   李石：《方舟集》卷十三（《四庫全書》本），頁8。
[8]   張之洞：《四川省城尊經書院記》（沔陽盧氏慎始齋刻本，藏西南大學圖書館）。
[9]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中国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92－194。
[10]   陳穀嘉等：《中國書院制度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頁354－358。
[11]   胡昭曦：《四川書院史》（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頁182－183；又修訂本（“四川大學‘儒藏’學術叢書，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06－207。
[12]　胡昭曦：〈近代四川書院教育與蜀學人才培養〉（載《四川書院史》附錄），頁370－371。
[13]   隗瀛涛主编：《四川近代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頁270－271。
[14]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中国現代學術經典·錢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78。
[15]   蒙文通：＜議蜀學＞，《經史抉原》（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頁102。
[16]   謝興堯：＜周政三圖三卷提要＞，《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版），第32冊，頁128。
[17]   李學勤：＜清代學術的幾個問題＞，載《中国學術》，總第6期，2001年第2期。
[18]   李學勤：＜弘揚國學的標志性事業＞，載《西南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2005年第9期。
[19]   廖平：《今古學攷》卷下，《廖平選集》上冊（成都：巴蜀書社，1998年版），頁89。
[20]   史繩祖：《學齋佔畢》（《四庫全書》本）卷四：“《大戴記》一書雖列之十四經，然其書大抵雜取《家語》之書云云。”
[21]   謂所收《劉向歆父子年譜》、《兩漢博士家法攷》、《孔子與春秋》、《周官著作時代攷》等四篇鴻文。
[22]   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自序，頁3－4。
[23]   李學勤：〈清代學術的幾個問題〉，《中國學術》總第6期，2001年第2期。
[24]   陳文彩：〈晚清四川地區《詩經》學述略〉，《海峽兩岸晚清蜀學座談會交流資料》，成都，2006年7月28日。
[25]   高伯雨：〈王湘绮自负霸才〉，载《大成杂志》1974年3月版第四期第9页。轉引自中研院文折所經學室編《晚清四川經學家研究資料彙編》之四上冊。
[26]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學史·自序》（修訂版）。
文章出处：儒藏 台灣中央研究院“晚清四川經學研究”研討會
文章作者：舒大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