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是毛泽东词中的“虞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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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11 21:34:45) 

青年毛泽东

 

  毛泽东的诗词辉煌雄壮、气势磅礴。然而,伟人也有平凡人的儿女情长,《虞美人·枕上》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首公开发表于1994年12月24日的《人民日报》的词作于什么时间一直存在着争议,而且至今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世人更多把它当做是毛泽东1921年送给杨开慧的相思之作。

 

    “虞美人”并不是杨开慧

  从史料上看杨开慧是见过这首词的,她与人“述”过此词也许是实。但由此就断定它是“一九二一年”赠开慧之作,却是荒唐得很。倘硬作如是认定,则“一九二一年”的毛泽东是令人无法理解的。

 

  从此词的内容、格调上看,也不是诗人1921年之作。毛氏留下的早期诗作不多,但是,从现在公开发表的几首诗来看,大致也可以捕捉到他的思维轨迹。他的诗风始终是高亢昂扬的,哪怕是生离死别,也依然保有独特的沉雄恣肆的高远格调。

 

  毛杨的爱情,始于何时,成于何时,都丢下不论。他们是1920年冬在长沙正式结婚的。在整个1921年中,他和她都沉浸在幸福的生活之中。

 

  不错,这一年,毛泽东确有几次离开过长沙。《毛泽东年谱》载,一是2月上旬他和弟弟泽民回韶山过春节;二是春夏间他和易礼容、陈书农赴岳阳、华容、南县、常德、湘阴等地考察学校教育;三是6月底与何叔衡同赴上海,参加党的“一大”;四是同夏明翰一道去衡阳,研究发展党员和党组织问题;五是12月去安源煤矿考察。五次离别,以6 月底去上海那次时间较长,至8月中旬才回。似乎毋需更多的解释,读者诸君不妨试想一下:以毛杨这样的革命伴侣,这样的短暂分离,哪一次能构成毛泽东“堆来枕上愁何状”、“晓来百念都灰烬”、和“不抛眼泪也无由”的情境?

 

    倘如现在一般的解释,说此词是与开慧小别后的“相思之作”,就会有许多说不通的地方。首先,我们不妨将此词与《贺新郎·别友》作点比较。这首词与《贺新郎·别友》不同之处,就在于后者词中,在作者的面前有一位女“友”,作者的描写有三个层次。一是送别的情状,二是对方的神情,三是自己的感情。而此词写的完全是诗人自己,是自己混沌、模糊、痛切而又纷乱的思绪。那个已经远去了的、淡如云中星月的“离人”的身影,给予诗人的除了“百念都灰烬”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这里,首先要弄明白的是“离人”两个字的准确含义。作者自己是此词的主体,而“离人”则是此词的“诗眼”。词中的一切悲、痛、愁、惑,皆由“离人”而发。不弄清这个“离人”的真正含义,是无法读懂这首词的。
  
  就字面的常理而论,夫妻或情侣分别,可称“离人”。古人诗词中,大抵作者在第三人称的位置上去描写时,他和她都是“离人”。如苏轼《水龙吟》“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有云:“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这里看起来好像讲的是远去的张生,作为“男儿”的张生在离别时望红叶露珠有如血泪,那么娇弱的莺莺呢?所以,王实甫就将这句改为“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两人都流泪了。如果作者用的是第一人称,写自己对爱人的思念之情,“离人”指的就只能是远离自己的亲人。如魏夫人的《菩萨蛮》:“三见柳絮飞,离人犹未归”。1921年毛杨几次小别,都是毛泽东离家外出,杨开慧守在清水塘家中。深谙诗词炼句炼字之功的毛润之,怎么会颠倒错乱,自己外出却又将家中的娇妻称为“离人”呢?这里有个“坐标”,就是“家”。“我”在“家”,离“我”而去的亲人,才称为“离人”。而绝不可能是相反。而且,词的下阕,“晓来百念皆灰烬,剩有离人影”。这显然不是开慧的倩影。这是一个逝去了的身影。

 

    毛泽东与罗一秀的婚姻
  
  初读《虞美人·枕上》,确乎似有“相思”的意味。但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词中蕴含的那种怀念与无奈,冥思与怨艾,痛切与希冀,回首与前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词的内涵,要比“相思”丰富得多,复杂得多。

 

  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是历史事实,无可否定的。个人的婚姻,本属个人隐私。只因毛泽东后来成了党和国家的领袖,而且他后来的几次婚姻,都有些是是非非,杯葛不清。于是,多年来,人们对他的第一次婚姻,便生出了一些神秘感。有的人讳莫如深,有的人却是言不及义。更有一干好事者和别有用心之徒,胡编乱造,飞短流长,往毛泽东头上泼污水。究其原因,其实为大多数人对青年毛泽东的理解甚少。

 

  对于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有的人用现代的眼光去观察和衡量历史,说毛、罗的婚姻是“父母包办”、“收童养媳”。其实,在光绪末年谁的婚姻不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毛、罗两家在当地是世交,当时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由两方长辈订下的这桩婚事,在当时来讲已经是很开明的了。


  对于罗一秀的年龄,有人说比毛泽东大6岁,其实罗一秀嫁到毛家时才18岁,而毛泽东当时已经14岁了,由此可以看出罗一秀比毛泽东大了四岁。女大于男的现象,在当时甚至是当今社会也是很普遍的。东北民谣不是说“女大三,抱金砖” 吗?在韶山一带,女大于男的亲事多得很。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就比他父亲大了三岁。毛贻昌为了这门亲事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他当时为了做谷米生意,经常在外面奔波,妻子的身体不好,家里还请了长工和短工。一家子的大事小事,妻子是难以应付的。所以他必须早早地找一个成年了的、能干贤德的大儿媳,帮助妻子操持家务。选来选去,他选中了勤俭贤慧的罗一秀。作为当时一个在乡里颇称精明的当家人,他确实没有选错。

 

  事实上,当年的毛泽东自己对这桩婚姻也是严肃而郑重的。据韶山的老人们说,毛泽东和罗一秀结婚后,一秀在毛家生活了三年,和毛泽东同桌而食,同室而居,毛泽东除常去岳家帮工,以尽半子之劳外,1911年春去长沙求学时,正是插秧的季节,毛泽东还到岳家插了一行“直移子”(韶山土话,即在大田中插下直直的四行秧苗)才走的。1925年他带着开慧和孩子回韶山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段时间里,还曾经去炉门前岳家拜望过。1927年元月上旬他回韶山考察的那一次,又曾去岳父家住过一晚,而且次日离开韶山,就是从炉门前走的。
  
  1950年毛岸英回韶山时,曾受父亲的嘱托,去炉门前看望过堂舅父罗石泉。(据《罗氏族谱》载:因罗鹤楼五子皆夭,曾将其兄竹楼的次子迪泉过继为子。迪泉于1921年正月病逝。)罗石泉即一秀的堂兄,长毛泽东五岁,早年在毛泽东影响下参加过地下党组织,任过湘潭(韶山)特别区农协执行委员。大革命时期韶山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罗石泉受尽迫害,远走他乡,辗转在洞庭湖滨的华容、南县、安乡等地谋生,直至日寇犯湘,湖区沦陷后,方迁回杨林避难。毛泽东并未忘记这位妻舅,他叫岸英送给舅父一些钱(一说是旧币500万元,一说200万元,也有说70万元、20万元的。送钱属实,数目存疑。——作者注),一筒好茶叶,还邀他去北京小住。但罗石泉患有严重的哮喘病,他答应次年立夏后天气转暖时,再去北京看看“姑爹”,一并治治病。不幸次年春节后他的哮喘病发作,引发肺炎辞世。此外,毛泽东1959年回韶山时,还曾请他的连襟毛华村吃过饭。按:一秀最小的妹妹五秀,(《族谱》载:“五归毛”。即这个老五),也嫁给了韶山毛家,即东茅塘的毛华村——毛泽东近支的一个兄弟。
  
  应该说,毛泽东是个重感情的人。倘若他真的“不承认”这次婚姻,他的这一系列行为又如何解释?

  罗一秀之死和《虞美人·枕上》
  
  罗一秀是1910年春患痢疾去世的,其时她还不满21岁。对于妻子的死,17岁的毛泽东心情是悲伤而又复杂的。
  
  从9岁(1902年)开始,毛泽东开始进私塾读书。到1910年这个时候为止,他先后换了五所私塾,师从过七位有学问的先生。八年私塾教育(包括他在 “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自学的半年,和在毛麓钟家里读书的那段时间),毛泽东不仅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也读了许多“新书”和“杂书”。17岁的毛泽东心高志远,显然,群山环抱的韶山冲已经关不住他的心了。当年他对斯诺就坦然说过:“《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这是一场守旧的父亲和奋进的儿子之间的矛盾,从本质上讲,它比少年毛泽东因为父亲骂他“懒惰”而闹到以跳塘投水相要挟那一次要深刻得多。
  
  作为一个在十几年间凭着自己的勤劳和精明创下了一份家业,由农民变成米商的毛贻昌,希望自己的长子继承父业,积敛家财,光大门庭,那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他不知道,他的饱读了诗书和已经开始接触新思想的长子已经是“少年豪气在天边”了,他要走出韶山,冲向他心中的天国,去拼搏,去闯荡。父亲的主意和自己的志向所形成的尖锐矛盾,折磨着年青的毛泽东。他知道,要在“职业选择”上反对父亲的主意,绝非易事。当父亲正式提出要送他去湘潭米店当学徒时,毛泽东痛苦极了。对他来说,这正是他人生的十字路口。读书与学徒之争,在这个家庭中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一秀健在的时候,年青的毛润之当然会给妻子谈起这些。贤慧的一秀以她在娘家所受的家教和文化薰陶来看,也是会从内心支持丈夫的。据现有资料,一秀患的是痢疾,死亡的时间是正月初二。一位内科专家告诉笔者说,痢疾高发期在夏秋之间,冬春之间患痢疾的极少。但如果患的是中毒性痢疾,在当时偏远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七天左右便可导致死亡。她病重时,正是农家准备“过年”的时候。毛泽东寻医问药照拂妻子,小两口在病榻间贴心的交谈,都是可以想见的。如今,惟一能说几句体己话的妻子已离他远去。丧妻之痛和选择人生道路的忧烦从两面同时向他袭来。一个17的少年的心,要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该有多么残酷!
  
  《虞美人·枕上》应是一秀去世后不久之作。这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无病呻吟。陆游、苏轼那些悼亡的名篇,此时必然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尽管他的文笔还略嫌稚嫩,但八年的古文功底已经足够让他作这样一次倾诉,一次呼号,一次喷发。
  
  让我们循着这条轨迹,再一次解读诗人的心声吧: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不止是相思之苦,也不止是怀念亡妻的愁苦,这是一个有志少年在人生道路选择的关键时刻发自内心深处的痛苦。只有这样事关一生命运的大事,才能使青少年毛泽东心潮起伏,直如倒海翻江。
  
  “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这是一种无可名状的无奈。愁苦和烦恼使他失眠了。愈是睡不着,便愈觉长夜难明。睡不着,披衣起坐,但是,何以排解内心的寂寞和苦痛呢?满天繁星,哪一颗能为我指点迷津?哪一颗能照亮我的前程?
  
  通宵的冥思苦想,彻夜的心绪翻腾,答案在哪里?17岁的少年,难免要“万念俱灰”了。这时,一个远去了的、模糊而又熟悉的身影,忽然飘在他的眼前。如果她还活着,也许可以向她诉说一点什么。可是,现在她已经离他远去。他还能说些什么?向谁说去?真是“欲说还休”呵!此时,寒星渐隐,残月西沉,一个孤独的少年,一个孤独的男人,在人生的烈火里煎熬,在翻滚的心海里徘徊,他,怎能不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