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作家吴晓波：中国的通胀可能长达十年

用历史的眼光审视当代的中国经济

很高兴来广州，到这儿总会感觉到自由的空气，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今天来向大家报告的题目是“中国改革史上的2010年”。今天我们聚在这里的时候，中国经济处在一个非常扑朔迷离的时刻。我们现在的经济很迷茫，大概也是七八年以来经济形势最复杂的一个时间段，产业经济、我们与美国的汇率问题、中国的房地产问题、中国的资本市场问题，每一个好像都是患上了疑难杂症。为什么要放在历史的宽度来看今年呢？我是觉得我国经济发展很像是非常巨大的画卷，平时我们凑得很近，为了看得更清楚些，谁知道贴得越近越看不清楚，每天的事情很多、变化很大，而且这个画卷像LED还在不断地变化。

如果我们退后五步、十步、十五步，远一点，用历史的角度来看经济，是不是会有一些眼前来看比较不同的感觉？各位知道我是研究公司案例和商业历史的，我们今天希望能够站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跨度，我们将今年这个时间段放在32年中国改革的历史上，将它放在49年建国以来的历史上，甚至更长一些，放在中国本轮现代化进程上，来看现在所处的这个时间段。今年是鸦片战争170年，从1840年以来我们这个国家开始打开国门，我们不再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开始用现代化的方式来改造这个国家。但是我们发现跟周边的国家相比、跟全球相比，我们仍然是落后的。

为什么我们现在会处在这么尴尬、困难的时间点上呢？经济学家与瑟夫· 熊彼特说，我们研究经济用三种方法去研究，一种是通过理论，一种是通过统计，一种是通过历史。在座可能有学经济学理论出身的，在大学里已经不是学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了，但是走到社会可以发现，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经济，总是会觉得套不上，总是会有巨大的出入，因为我国所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者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我们从1978年以后就走上了一条全世界没有人走过的道路，78年以前全世界所谓社会主义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列宁、毛泽东以全计划为主的计划经济模式，还有以东欧经济学家所创建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结果我们当年都没有走这两条路，我们也没有像1990年的苏联一样，通过国家分裂的方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我们走上了一条前所未见的道路。

我研究商业史，发现这条道路倒不是本届政府或者是我们这一代人走上的，我们现在的国家主义道路，基本上从秦始皇统一这个国家以后，到汉武帝再次强有力的消灭了封建割据之后所形成的国家主义思路，基本上这是没有改变的，这条道路是非常曲折的。

如果我们用统计的办法，大家也会觉得很困难，因为现在全中国的所有部门里大概最不可靠的就是国家统计局了。如果你用它的数据来理解中国经济，你会很吃亏。

能不能通过历史的方式呢？今天我们就通过历史的方式，因为历史有自己的存在，它有自己的逻辑。

今天我想讲四个部分，首先是研究中国的经济，我们有一些历史的工具，这是我这些年研究商业历史的心得，和各位做一个分享。第二，从2008年9月份以后到今天已经有20来个月了，这些时间里中国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第三，我提供一个历史的工具是“四格迷图”，这个格子是我这些年研究的小小心得，我们在格子上寻找2010。第四，提供一些关注点。

历史上中国的经济逢“8”就遭殃

2008年之前我采访过很多企业家，他们都跟我说中国经济的波动是有春夏秋冬的，那些做了几十年企业的人，比如说像浙江的鲁冠球等，基本上二三十年做企业的这些人，都觉得中国整个是有春夏秋冬的，他跟你说在中国做企业时，如果冬天来了你马上要找一个地方躲起来，不要乱跑，将能量消耗了，等春天来了，将皮鞋脱了到处抢资源。怎么知道有春夏秋冬呢？这几个老爷子晚上七点钟都会看新闻联播，到现在为止你找这些老爷子，晚上七点还在看新闻联播。

但到了2008年，我国改革开放30年时，研究这段历史，你会发现它有一个长期的波动。78年搞改革开放，81年经济就过热了，就开始打击投机倒把的民营企业，到84年价格出现大的波动，实现双轨制，88年物价闯荡失败，89年动乱，93年整顿金融秩序，江苏枪毙了邓斌，北京是枪毙了长城的沈太福，98年亚洲金融风暴后的市场趋冷，2004年针对重化工业的宏观调控，然后是08年，今年的情况，我认为今年在中国宏观经济历史上不是特别关键的年份，虽然大家看到现在关于房产税的问题等等的争论很多，但是如果从长期规律来说，今年不会有很大的变化，不会有太大的好事，也不会有太大的坏事，08年经济大萧条实行的经济刺激政策制造了一些泡沫，这些泡沫会有阶段性的成长、破灭、再成长、再破灭的过程，泡沫会不断地增大，我们要用各种各样的财政政策、税务政策压制下去。

中国经济最最困难的时间，我们从表上可以看到都是逢“8”的年份，这些年份都是中国经济大萧条的年份。“四人帮”在1976年11月26日被抓起来的，为什么两年之后中国才开始搞改革开放呢？78年的改革开放不是中央政府主动谋划的结果，而是因为那一年是中国天文数据最差的，中国两大粮仓，四川盆地和江淮平原遇到了百年一遇的先是旱后是涝，没有办法，年底安徽小岗村13个农民说我们明天将田分了，分田这个事抓起来是要枪毙的，因为58年之后人民公社，如果谁被枪毙了我们大家要将它的儿子养到18岁，然后按了血手印。当时安徽的省委书记是万里，同时搞包产到户的是四川，四川当时的省委书记是赵紫阳。

58年是建国以来最悲惨的一年，搞大跃进，砸锅卖铁，直接导致了59年到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48年也很差，48年是近一百年以来中国最大的一次内战，三大战役基本上在那里爆发，300万中国军人死在了内战。38年是日本攻占上海，南京大屠杀，抗战的开始。28年也很差，蒋介石从广州开始北伐，重新建立了专制国家，国共决裂，共产党被逼上井冈山，开始武装割据。我估计2018年也很差。

只要是宏观调控的年份，就一定是民营经济大崩溃的年份，今年不是大的宏观调控的年份。1998年，十多年前东亚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国内经济的萧条，在98年之前中国做企业的人，大脑里没有一个字是叫失败的，根本不知道做企业怎么可能失败了，已经做到多少亿的销售额了，连总理都看了三趟了，根本不可能失败。但是98年那一轮的宏观调控，亚洲金融风暴直接导致了当时中国几乎最好的一些民营企业，在高速公路上开150码、180码的那些，当然他坐的是桑塔纳了，还不系安全带，一个急刹车，车毁人亡。最大的酒厂、南方最好的高科技公司，所谓的中国首富，最大的保健品公司，最大的连锁企业，最早的保健品，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公司，全部死在那一年，所以我2000年写了《大败局》，十个企业，有7家是死在98年。01年我写了第二本大败局，写了9个企业，五家死在04年的宏观调控里，还有另外几家死在1998年到2003年之间的国有企业产权化改造运动，就是政府和企业家的关系破裂，包括广东的三九、健力宝等，全部是因为政商关系破裂。这五家如果在2004年5月份不倒的话，可能全部是全国企业的前10位，可能没有黄光裕什么事了。

两年前的那次经济萧条，导致了黄光裕的被捕，中国民营钢铁企业的被国营化，从航空公司出局，乳制品的国营化，荣智健出局，联想、TCL国际巨亏等。广东和浙江在08年企业大面积的倒闭、转移，这个是1978年以来第一次发生，在08年以前几乎每一次宏观调控，我是90年开始跑企业的，90年之后我目睹过几乎所有的这些阶段。所有的企业都倒光了，最后站在那里的只有两个人，就是浙江、广东的。但是这次先倒的就是浙江和广东的，两个原因，第一我们这两个省的外贸依赖度最大，第二我们这两个地方的民营企业规模是最大的，每一次的宏观调控措施全部是非常严酷的信贷断贷，就不给你贷钱了，身体越好需要的氧气就越多，现在突然就没有了。这两个地方也是民营地下金融钱庄最发达的地区，但是到了08年的时候，地下金融钱庄的规模因为是地下老鼠，规模发展的速度已经跟不上地面上民营企业发展的速度了，98年、04年还大概能够跟上，04年已经非常累了，08年已经跟不上这个规模，一下子要贷十个亿，地下钱庄的利率越来越高，挡也挡不住，中国金融的改革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刻，08年股市蒸发20万亿元市值。

08年9月至今中国经济在坐过山车

从08年的9月份到现在，我将中国经济发展分为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08年9月到2009年的6月，在过去10年里中国经济最危险的那一天，是2008年9月15日，那一天我在上海第一财经做一个电视节目，做完了之后下午大概四五点钟吧，我们就坐在大堂里聊天，电视台有很多电视机放在那里，不断地播出节目。到了三四点的时候，突然大家就不讲话了，就看上面在播，基本上都在播一个新闻，是美国的雷曼兄弟倒闭了，然后已经一年半的次贷危机转化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时突然开始走字幕了，央行周小川宣布降息。这之前的48小时，周小川的公开场合说要继续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央行在短期内是不可能降息的。而且在2008年6月份之前，央行连续升息五次，从这一天以后，下半年到12月连续降息五次，所以那一年我们的周小川行长黑头发全部变白头发，我们的血压也是变化很大，升五次降五次。

为什么那天出现降息？中国在98年之后的经济发展是所谓的三架马车，一个是外贸，第二是以房地产为主的内部需求，第三是政府性的投资，但是到了08年9月15日这三架马车基本上都塌掉了，国内从2008年3月份以后地方政府就没有卖出过一块土地，房地产全部都萧条，土地卖不掉地方政府就没有钱搞城市化、搞开发了，政府投资也停摆了。当时整个这三架马车全部都停掉了，中国经济处在很危险的时候，08年初国家又出台了劳动合同法的修改案，然后导致了东南沿海地区大量的外向型企业的劳动成本提高。到了这一天的时候，国际市场是乌云一片，国内三架马车全部都停掉了。这一轮的调控，基本上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用三种办法，一个是巨额的固定资产投资，迅速推出了四万亿的计划，股票也跌，股票2008年11月6日跌到1440点，当时应该说整个是乌云一片。然后开始拯救，接下来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四万亿的投资计划，08年11月放贷开始增加，最高的额度是3月份，效果很明显，09年上半年就出现中国股市涨幅全球第二，第一名是俄罗斯，其实俄罗斯的股市6月份狂跌，1月份到7月份中国股市是全球第一，今年上半年我们是全球倒数第二。然后从09年的春节前后开始，一二线城市市中心二手房的交易迅速开始活跃，三四月份房价开始非常明显的涨，当时我计算了一下全国排名前20名的都全部出现了地王，一年之前卖不掉的土地开始乘以2、乘以3卖给开发商，房价飙升。

6月份国内舆论出现很奇怪的声音，认为社会主义中国将要拯救全世界了，连古典的自由经济国家英国都开始将银行收归国有化了，我们的经济迅速地恢复，什么都开始涨，开始出现了繁荣的景象，然后讲社会主义好。这时其实在中央内部出现了巨大的争议，我知道的情况是6月份中南海几次总理级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各部门是拍着桌子吵，开始争论。当时就开始讨论了经济的一个现状，到底处在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老百姓怎么知道中央这个吵架的声音呢？文本上看到的应该是在7月12日的央行月度货币报告，因为每一个月的12日会发上个月的月度货币报告，7月份关于6月份的央行货币报告里有两段话非常奇怪的在一起，前面一句话说要继续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后面一句话说要开始收缩银根。中间没有任何的过渡。那天我正好在中央台做新闻评论员，同时拿到的新闻是社保资金从深交所退出，那天开始深沪两市开始跌。

当时在讨论、争论的是对经济形势判断，我在专栏上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经济就像是一锅水一样，08年9月份已经跌到了冰点，让这个水重新热起来怎么办，政府就开始放柴火开始加热、开始烧，放贷也好，固定资产项目投资也好，烧到6月份中央内部开始争论，这锅水有没有烧开，有一部分人说已经烧开了，而且是完全烧开了，为什么呢？他们说什么东西都开始涨了，原材料、楼市、股市、汽车等等都开始涨了。

上半年涨得最奇怪的就是汽车，整个全球经济都这么差，中国经济也是在投入的时候，奥迪09年上半年汽车销量涨了60%，他们老总跟我们说想不通，为什么会涨，不是政府没有钱吗？实体经济也很差，欧美也很差，怎么可能会涨呢？他们请了两家调研公司去调研，我问他们调研的结果是什么，调研出来的结果是他们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怎么就那么有钱了。09年最终是中国的汽车产业销量全部增长在30%以上，如果从工业史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惊人的，这意味着中国从1978年开始我们珠三角的人，福建、浙江从做钮扣、盗版牛仔裤开始，我们将袜子、领带、眼镜等等都做到了全球第一，然后做家电，冰箱、空调、洗衣机做到全球第一，09年我们将汽车做到了全球第一。工业制造领域来说，其实汽车中国成为全球第一，意味着在整个工业的产成品上我们已经全面超过美国，已经真正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

巨额投资见成效，这帮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已经见底了，社会主义经济优越性充分体现。还有一部分人认为经济没有好，最坚挺的数据就是进出口很差，工业用电等等，当时我记得在上海遇到张五常，我问他经济有没有复苏，他跟我说不要看别的，就看厂房的租金有没有涨。温总理说“千万不要功亏一篑”。宏观调控政策现在是用一个谣言掩盖另外一个谣言，但是你大概可以看到是哪一个部门的人发出的声音，这是很精确的，比如说房产税的问题上，我们看的很清楚，认为要推后的基本上是两个意见，一个是发改委，一个是税务总局，认为马上要推出的声音来自财政部和住建部，这是明显的中央内部各部委对于宏观调控的分歧。

央行认为货币投放已经过多，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和财政的预期性亏损。“铁公基”的投资对下一届政府是非常大的压力，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很多的企业、政府给我打电话，说一年前、两年前压在发改委的投资项目，突然间发改委的同志打电话给我说你来拿吧，突然间倒逼放项目了。

中国最好的地区在哪里呢？在东南沿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能修的高速公路、赚钱的铁路，基本上在2000年全部修完了，在朱镕基总理那一届基本上就修完了。这次的投资基本上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我有一次去西安讲课，讲完课之后他们跟我说，西安刚刚打通了秦岭到汉中，一条高速公路，诸葛亮埋在那里，原来要翻秦岭是要一天的汽车，现在是三个小时的车程，大概是三百多公里，100多个亿的投资。车穿整个秦岭，前面半个小时非常爽，没有一辆车，一个小时之后心慌了，还是没有一辆车。

现在有一个干部调到新疆了，原来是湖北的，去湖北之前湖北省的高速公路只有1500公里，他走的时候5000公里了。去年安徽省的GDP是1300多个亿，固定资产投资1500个亿。湖北省是要五年投12万个亿，大量的靠投资，这些产出是非常差的，现在全中国36个城市在修地铁，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和地区地铁能够微利的大概只有一个地方，就是香港，几乎所有的地铁都是亏损的。还有很多是在修高速铁路，我们的台湾数据，陈水扁在台湾当政时，修了高铁从台北到高雄，修了八年，运营了二年，过去二年里这条高铁每年亏损四千亿的台币，我们在修广东到沈阳的高铁。今年“两会”还有一个人大代表提了一个提案，希望修一条北京到伦敦的高铁，48小时到伦敦。

现在的政府投资会对未来财政形成倒逼

各位想一下，现在钱全部砸下去了，修地铁、修高铁基本上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呢？基本上就是本届政府结束的时候。现在的信贷那么紧，上个月的放贷6000亿。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项目其实对未来一年、二年、三年的整个财政形成了一个倒逼的机制，大量的钱，08、09年启动这些项目之后，这些钱就掉不下来了，一条高铁一公里十个亿，是停不下来的。所以对2012年的财政形成了巨大的倒逼，有眼界的人，或者十八大要执政的人，当然可以看到你在花我的钱，所以就开始要紧急刹车。

讨论的结果是什么呢？现在来看，我认为这一轮金融政策的讨论上，央行这一派战胜了发改委，所以你们看7月份信贷突然紧缩了，从6月份的6.5万亿跌到了7月份的3559亿元，股市开始跌。到12月份之前，在金融产业中的争论，看到我们老百姓云里雾里，但是实际上看到信贷开始出现了紧缩。12月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稳增长、扩内需、调结构”。1月8日、9日的这两个政策，我们的解读是政府希望将房地产的钱往资本市场砸，一方面是批准金融消费公司，另外一方面是批准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业务。我今天的判断还是这样，我认为中央政府是希望将资金从楼市往股市打，今年上半年的股市跌的非常厉害，波动很厉害，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中央政策不明，我想7月份的时候中央政府两个部门关于房地产的政策，大概会有一个明朗化，所以这个政策很可能在下半年呈现出效果。

然后就开始通过了十一条，到了1月上旬就是二手房交易巨幅下跌，到2月份时中央政府基本上认为这一轮的调控基本完成，所以温总理在“两会”上信誓旦旦的说本届政府有信心控制住房价，讲完这句话，全国两会结束是在3月14日，结果3月15日北京市一天出现了三个地王，当中国兵器成为地王之后，老百姓认为卖军火来钱已经不如造房子来得多了，所以举国舆论一片哗然，所以国资委不得不出来讲了一大堆事，让78家央企从房地产中退出。北京一天出三个地王的时候，一个景象已经非常的清楚了，什么景象呢？就是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开发商，没有一个人愿意房价以这样的方式上涨了。

媒体报道的房产政策基本都是谣言

我记得我在去年的11、12月份的时候，去四川成都川大讲课，我每年都会到大学里做一些公益演讲，以前到大学里演讲，你讲完之后大学生起来提问一般是问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就业，一个是关于创业。例如，现在有一个很好的项目，是不是要学比尔盖茨就不要读书了。但是在川大那次演讲，十个人九个站起来问我房价的问题，那次我非常吃惊。我讲完之后去北京上了《锵锵三人行》的节目，我就说中国老百姓已经彻底被房地产绑架了，这个景象是1990年之后，我们第一次看到社会性问题再次回到大学生的身上，89年、90年之后，中国大学生已经不关心这个国家了，关心的是什么呢？多赚一点钱，关心上网打游戏，关心能不能出国，觉得这个国家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只有这一次，去年四季度下来房价上涨，造成了大学生的极度恐慌。社会问题又重新进入到大学，威胁到大学生，因为这些孩子觉得毕业出去已经无望了。

我帮他们计算过一个帐，如果在中国的一二线城市，像是成都、广东等地，购买一套房子250万，这个价格估计已经不能买到特别好的房子了，首付2成，付掉50万，没有这个钱，让你爹妈付，你将你的爹妈绑架，只有这个办法。还有200万，分20年按揭还清，20年基本上大半的职业生涯都给它了，一个月要付14000块钱，08年之前全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生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是上海，上海大学生人均月收入2600块钱，就算是找到一个很好的老公，两个加在一起，14000块钱也挺高了，每天你就呼吸空气活下来，还得干20年。你想想看，他还会有心思读书吗？不拍桌子骂娘怎么行？在川大演讲时，有一个女孩子站起来说，我们80后、90后被房价绑架了，你们60后要付什么责任？我们付什么责任，无非就是给你们付首付了。

所以到了4月份的时候，据我所知道，这次操刀管房地产的是李克强副总理，然后就开始一轮一轮地调控，一次一次逼，手段严酷，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为什么说到今天为止呢，过去3个月里，在网上、报纸上看到的几乎所有关于房产税、中国房地产政策的言论，我可以跟大家说基本上全部都是谣言。为什么全部是谣言呢？因为我认为到今天为止，中央政府在房产问题上是没有确定的想法的。在明天、后天、大后天会不会采取更严酷的房地产整顿政策，完全取决于市场的反应，而且到了今天为止，根据我所知道的情况，到省一级政府为止，他们对各个地方能不能推房产税、这个地方的房产税该怎么推是没有任何表决意见的，一点主动性也没有。有一天有一个新闻，说上海市的开发商已经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接到短信说上海要推房产税，上了各大报纸，从党报开始到都市报，各个报纸、网站的头条，我打电话给上海市财税局，财税局说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所以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的情况，就看市场是什么样的反应。这个争论大概到7月底会见分晓，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大概未来两年内本届政府会变成一个看守政府，就不会再有任何的改革，因为金融领域已经被剥夺了，如果产业领域被剥夺的话，本届政府其实就变成了看守政府，这是政经方面的情况。

亚运会前房价不可能暴涨暴跌

这一段讲完我谈谈自己的想法吧。大家要相信中央政府遏制房价上涨的决心和能力，这一次对整个资产泡沫的整治，其实才是刚刚开始，即便这次房价打压下去了，不涨了，我个人的判断，基本上亚运会之前，世博会是10月30日就结束了，马上就开亚运会，亚运会是11月12日到27日。亚运会之前全国房价暴涨暴跌的可能性都不大，无论推不推房产税，基本上中央政府就可以非常自豪的告诉你这次整顿房地产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你不要认为这一轮整顿完成，整个中国经济就恢复完成了，不断的压制资产泡沫、不断的压制通货膨胀，将成为相当长时间里中央政府要面对的严峻课题，而且这个课题会非常大，对于内部来说，还面临着中央财政会不会破产、地方财政会不会破产的问题，对外来说人民币和美元汇率升值的问题。

前两天盖特纳和希拉里来到中国，中美高峰会谈，从总书记的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要采取更为灵活的汇率政策，国内现在听到一个强大的声音说，要求中央政府加息。各位，如果这两项政策同时下来，广东省和浙江省的外贸企业将面临08年之后的最大一次考验，这次考验甚至会超过08年秋天的这次考验，房价涨，接着是农副产品涨，农副产品的期货去年就开始涨了，现在绿豆涨，居然说是张悟本造成的，已经根本不敢正视这个问题，不敢正视通货膨胀、农副产品的问题，拿一个江湖郎中当做替罪羊放在门口。在本年度之内，中国经济不会因为房产整顿而趋冷，不管今年7月份会出台怎么样严酷的房产税政策，怎么样地打压房地产，不会全面趋冷，中国经济今年保持9%左右的GDP增长，这是有把握的。本届政府基本上可以称为保8政府，在2012年之前我们几乎可以确定中国的GDP每一年都会胜利地保8。

房地产仍然是拉动内需的第一动力，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听到这句话是什么感觉，可能会反感，认为我可能被某一个利益集团绑架了，但是这是我始终认为的，对于中国很多中产阶级家庭来说，只有你去买房子的时候才会买空调、电视、洗衣机，如果住得很远的话就要买汽车，所以它仍然是拉动内需的第一动力，中国的城市化才完成十年而已。

从四股力量的博弈中分析中国的2010年

现在你每天早上爬起来，无论是打开南方都市报，或者是打开网易，都会看到每天这个国家发生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事情，罢工的罢工，跳楼的跳楼，拿把冲锋枪将法官打死了，上海在搞世博会，广州在举办亚运会。

发生的这些事，我们怎么看呢？我是这样的方式，我将现在中国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格子——我称为“四个迷图”，我认为我们现在所有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这四个利益集团在互相竞争、在搏斗、在角逐的结果。上面这两个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这两个机构已经斗争了两千年了，它们可以被统称为统治阶级。后面两个是，一个是无产阶级，一个是有产阶级，一个无钱、一个有钱，被称为被统治阶级。

四格迷图上的2010年，中国的经济基本上就是这四个利益集团互相角逐的结果。我认为现在大概是我们从1949年以来社会矛盾最尖锐的时刻。现在我们社会矛盾的尖锐度甚至超过1976到1978年毛泽东去世之后的国贫民穷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说？76年可能爆发农民起义了，老百姓没有饭吃了，但是现在矛盾的激化我认为比当年还要严重。1976年的时候国贫民穷，但是从格子上看，中央政府很强大，地方政府很弱小，财政是统收统支的，地方根本没有财权。没有钱的人很愤怒，有钱人一个也没有，根本没有有钱人，大家都很穷，那时是一种管制下的超稳定结构。

但是今天这个状况很不一样了，今天你看这个格子里的四个人都很强大。中央政府强不强？历史上最强大的政府，全球最强大的。地方政府强不强？也很强啊，昨天的一条新闻，说去年以来到今年地方负债从四万亿到了七万个亿，要求修改预算法。08年以来中央整顿房地产，当时叫建设部整顿房地产，地方政府广东听话吗？南京、杭州听话了吗？都不听话，地方政府也很强。一个省的GDP总量相当于一个国家，你们看江浙沪加在一起是1.4亿人口，去年的经济总量超过了韩国，如果它是一个国家的话，全世界第十位。广东省如果是一个国家的话，如果我没有记错，大概是第23还是第24位，很强大的一个经济体。有钱人强大不强大？历史上最强大，上海市统计的数字，上海有多少千万富翁、上千万资产的人，11.4万人，150人里有一个千万富翁。你知道中国亿万富翁的平均年龄是多少？非常年轻，1968年出生的。千万富翁的平均年龄是1972年。都是血气方刚的年份，财富大量的集中在这些中年人的身上，超级强大。我们没有钱的人强大不强大？我们也非常强大，弄不好就是二万人围攻你县政府。现在中国的问题在哪里呢？四个都很强大的利益集团在一个房间里，大家想的不是一件事，灯一关了之后大家开始打，灯一亮就变成了和谐社会。

中国陷入集权与放权的循环圈

为什么现在是1949年以来社会矛盾最激烈的时刻呢？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第一，中央政府内部的政策冲突非常严重，过去20个月里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先是在金融政策里出现重大的分歧，接着是在产业政策里出现重大的分歧，因为这些分歧都不是通过讲坛、讨论的方式来进行，不是在国会争辩的方式进行，而是以内阴谋的方式进行，造成有产阶级、媒体、学者全部都是云里雾里，我们的财富就在这样的不确定政策里突然间暴涨，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暴涨，突然间暴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暴跌。中央政府内部的争论非常严重，而且这个争论因为到了要换届的时期了，所以本届政府已经没有改革和出台新政策的时间窗口，很多官员都开始换了，开始新一轮的谋篇布局，未来几个月内中国经济其实蛮危险的，一方面客观形势是面临巨大的不确定，第二个方面是人事方面也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所以中央政府内部的政策冲突。

第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冲突也非常厉害，我们现在这个国家的体制，我有时在想是什么体制呢，后来我想我们现在中央和地方的体制，秦始皇公元前210年统一中国，以咸阳为中心，全中国所有的马路一样宽，马路的宽度就是军车的宽度，任何地方造反两个月之内中央军队一定到达。到现在为止，各个地方的首长都是中央委派的。

但是两千多年以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怎么处理？我给各位报告，是历代皇帝治国者最头疼的事。今天为止，中央是唯一一个中央集权超过两千年的国家，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国家，要么是小国、要么是联邦，要么是邦联。建国以后到今天，中央权力变大了，地方就没有积极性，积极开始萧条、开始萎缩，接着就开始放，地方权力开始变大，这样一来好的是大家开始有活力发展经济，坏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央财政低落，中央没有钱了，第二个情况就是以零为和，出现诸侯经济，两千年以来一直都是这样，没有变过。

49年建国以来60年7次先是高度的集权然后就放权，放了之后就乱，再收，收了之后不行再放，放了之后再收。我们现在怀念80年代，80年代就是一个充分放权的过程，当时是五大包干，首先就是土地包干，农民积极性激活，1984年“包”字进城了，开始城市体制改革，企业承包了，最大的就是财政承包。大包干之后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一个是地方经济开始活跃、开始发展，但是中央政府没有钱，李鹏当总理时，每年全国开“两会”，李鹏就坐专机来到南方，江苏讨一点，浙江讨一点，广东讨一点。当时给钱最多的是广东，上海就不给他钱，上海就跟他说，李总理，我们这里还有80万的纺织女工，要不你拿10万走，李鹏就说我走了，广东是给的最多的。然后就开始放权，到了85、86年时中央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总理就开始组织班子说，集权也不对，放权也不对，怎么来管制？

吴敬琏曾建言平衡中央的集权放权

最近我写了《吴敬琏传》，吴敬琏1985年回到中国，他跟中央说都搞错了，你看历史上集权经济就萧条，一放权经济就乱，他说不应该是这样，权力应该将它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行政性权力，一个是经济性权力，他认为中国这个国家行政性要集权，经济性要放权，所以他有了一个新的分权理论。当年就开始搞这个方面的改革，行政性是三种权力，财政权、税权、财权，在赵紫阳的任内没有完成改革。经济性分权，吴敬琏说应该将所有的企业还给市场。吴敬琏有时被认为是很保守的经济学家，因为他强调宏观调控，而且宏观调控这个词就是他发明的，他当年84年和世界银行代表开会时在台上没事，就想了两个词，一个是宏观控制，一个是宏观调整，于是捏在一起，变成了宏观调控。一方面他看起来很保守，老是说要宏观调控，另外一个方面又很市场化，强调产权清晰，政府的手不应该进入经济，强调宏观调控的边界应该到哪里，如果你不了解他的理论根基，可能就会认为他很摇摆，其实他就是这么想集权和分权的。

80年代赵紫阳没有完成这个改革，到了朱镕基时期，93年这套方案被重新采纳。这个改革造成了改革、税收、财政归中央所有，其中最重要的改制就是税收这一块，税收重新被国家所有。分税制简单的说一下，它总的一个意思，原来是承包制，中央和地方给一个基数，包干，增长部分中央和地方怎么一个分法。包干制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将财政全部变成小口袋，永远交的就是我当年给你定的协议。当时全中国最占便宜省是广东省，广东省在49年到78年之间是作为台海战争的前沿，中央政府基本上没有投资，中央政府的投资首先是集中在东三省，60年之后将东三省的工厂搬到西部，78年之后广东水、珠江粮到全中国，很厉害。但是朱镕基不给你包干了，按照税种来分，好的、大的税种我全部拿走，留下的是边角料。搞了这个改革之后，各个省委书记、省长脑子都很清楚，自己没有钱了，当时到北京开会，就问朱镕基先去说服哪一个省。朱镕基当时的财政部长刘仲藜，朱镕基说我先去广东省，刘仲藜说那里肯定不行的，他们是包干制的最大得益制，朱镕基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广东省一同意其他各个省没有话说。

分税制建立起来的结果，首先就是中央集权重新出现，中央财政年均增长17.5%，2003年之后中央财政年均增长23.5%。分税制的实施效果之二是转移支付没有制度化，地方负担过重。我曾经问过吴敬琏分税制的要意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搞分税制呢，在座那么多人，富的富，穷的穷，中国那么大，广东、上海、沿海很富，甘肃、宁夏、西藏很穷，怎么办呢？中央多拿一点，从富的地方转移支付给穷的地方。这是美国一对夫妻经济学家发明的，他跟我说，中国还不是拿的最多的，中央分税制中央拿60%、地方40%，亚洲地方有一个国家，中央拿70%、地方是30%，是哪一个国家你们知道吗？是日本。日本中央拿70%，我就问日本和中国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日本和中国最大的区别日本各个市的市长是他们选出来的，所以怎么转移，这个转移支付会社会制度化、透明化了，每年日本开“两会”，只要是经济问题，大家拿皮鞋砸的都是钱往哪儿去的事。

中国现在不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有没有一个人大代表敢皮鞋脱下来砸人，那是扰乱生产罪被抓起来了，没有人敢。更糟糕的是九十年代分税制建立起来，中央也没有告诉我们转移支付是通过制度支付的，现在是通过项目制来转移支付，说我们多收了你们一点钱，我们要到宁夏盖一个水库、新疆开一块煤田，给你甘肃80亿，为什么给你呢，因为发改委几个人定的，你怎么办呢，所以你必须到他们那里建立一个驻京办，请他们吃饭，才能给你钱。转移支付是没有形成制度化，大的问题在这里。各个地方的省长又不敢向中央来谈，今天为止中央和地方的预算支出还是国家机密，连预算支出都不知道，怎么能知道转移支付呢。

第三个实施效果是实行分税制之后的94年到98、99年之间，很多地方政府给公务员发不出工资，工资打白条，因为中央政府将该收的钱收走了，地方政府负担很大，到99年之后突然之间地方政府又富可敌国，因为98年金融风暴之后中国将房地产从笼子里放出来了。朱镕基总理91年底到北京当国务院副总理，主管中国经济之后，对房地产非常反感，93年不惜以抓人、枪毙人的方式来整顿北海、海南、上海的房地产，他对房地产的投机性有巨大的警惕性，但是到了98年他到天津南开大学做演讲，我们知道08年温总理也去过南开做演讲，温总理讲了一句话，第二天报纸都登了，“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是在南大讲的。十年前朱镕基也讲了一句话，他说“只有花钱是爱国的”，要启动内需，但是老百姓花什么钱呢，当年朱总理希望大家买汽车，他特别喜欢汽车。他在上海当市长，第二天就去了大众汽车公司，但是老百姓不肯买汽车，98年一辆破桑塔纳卖12-13万人民币，凭什么。然后没有办法，98年出台了两个政策，第一是取消福利分房，第二是鼓励按揭贷款。这两个政策将房地产重新从笼子里放出来了，到了99年就出现了所谓的城市经营这个名字，地方政府大肆的从农民土地里便宜的获取土地，然后高价卖给开发商，成为房价上涨最重要的推动力。

要使房价合理化需解决两个问题

关于如何给房地产降温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增加土地供应量、扩大廉租房的建设，我认为没有办法，中国的房地产就是两个问题，首先就是财税问题，财税问题不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如果一直是靠出卖土地获得的话，中国的房价怎么可能去合理化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中国房价要降下来，要合理化，一定要让工商资金继续留在工商业。中国这个问题很严重，大量的工商资金跑到房地产中来。

我前两天重新读《史记》，我突然在研究司马迁的土地观念，三句话很有意思，司马迁说天下致富是三种，本富是农为本富，就是耕地，末富是工商，奸富是投机倒把。第二句话是自古以来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听到这句话我很奇怪了，正道是农，偏道是搞工商，歪门邪道是奸富，然后又说很多年以来走正道的钱没有偏富多，这不是让我死吗。第三句话，司马迁说该怎么致富呢，你该先去做末富，先去做工商，工商赚了钱以本守之，然后去买土地，这样就可以守得住你的钱。大家想想看，你们就理解了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山西，我回去到徽南，没有看司马迁这句话我就没有想清楚，工商业那么赚钱，安徽的商人靠什么赚钱呢？靠盐、钱、茶。那么赚钱的行业为什么你的资金会抽到最不赚钱的地方购买土地，土地是不能再生产的啊，原来给我们的解释说，是因为我们的乡土观念很重，要落叶归根，我现在想想肯定没有道理的。对于商人来说，有钱赚的话国界都没有，还有乡土观念？大量的白银背到乡下造了房子，是什么原因呢？自古以来从知识阶层到治国者都认为，工商业是末富，中央政权控制了上游行业，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对所有赚钱的行业国家全部拿走，怎么办？所以变成你所有做工商业的人不敢做得很大，不敢做全国连锁、更不敢是全球连锁，一做大了可能会被抄家，所以工商业历史上做到一定的规模，就会从工商业溢出，以本守之，移到土地当中去，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

房产税迟早要推 但必须非常谨慎

我研究过从先秦以来的工商业，就说制铁业吧，中国是最早的从青铜到铁业的一个国家，结果我的研究发现，中国民间的制铁工厂从先秦开始到晚清两千年，规模就没有扩大过。先秦到晚清，中国人均用铁业量是一样的，就可以知道中国工商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说明有一个巨大的国家工商业资本在上面，到今天还是这样的，中国的民营资本做不大，全世界最能够赚钱的银行、电信、钢铁等等，兄弟们能够做吗？当你不能做的时候，大量的资本就从工商领域中溢出，没有地方好去，吃喝玩乐花不了多少钱，买两辆奔驰撞一下也没有多少钱，全部就转移到土地了，土地变成了类货币，变成了全中国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避险性工具，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房价涨了吧。怎么办呢？根本性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财税，地方政府一定要从房地产绑架中解脱出来。

关于房产税的问题，我认为不存在征不征的问题，长远来说中国有两个税一定要征的，一个是遗产税，一个是房产税，不然的话中国的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不是不征，而是征来了之后这个钱怎么用。如果按照美国房产税征收的方式，这是一个超级巨大的税种，每一套房子每一年要交房产价值的1%-0.8%，这是什么概念呢？我计算了一下，基本上广州市人民要交房产物业税，相当于你现在的预算内财政收入的总和。

我很难理解有人在这里叫一定要交，其实大家没有认真地算过帐，这么大的税种，意味着交了房产税，就会将中产阶级搞破产了，别的税不用交了。中国曾经有人这么想过，写在建国大纲里，这就是孙中山，孙中山想过这件事，中国的土地面积很大，老百姓喜欢房子，1905年他搞同盟会时说的，只要我建了国家，全中国人民都免税，只要交物业税，土地国有化，这个国家会成为全世界最富的国家。100年前孙中山就想过这件事，所以房产税不是要不要征的问题，我认为是一定要征，也一定会征的，但是怎么征？你征了之后那么大的税种怎么分配？原则上讲房产税是百分之百的地方税种。房产税征了之后，会不会造成1994年分税制面临着革命性的变化，这是我们乐于看到的。这些政策在没有完全的讨论清楚的前提下，就贸然地拥护说要征，或者说反对不要征，这都是毫无意义的，最关键是中央政策要告诉我们这盘牛肉是怎么样的，它是内蒙古产的还是神户产的，学界和政府来讨论怎么办，现在这样绝对不是一个办法。这样下去的话房价还得涨，这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

中国经济发展已度过了最好时光

我们研究中国经济还有一个心得，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改革有过一个长期波动的规律，绿豆涨到10块钱，真的不是张悟本干的，我替他平反，这是一个长期的规律。三十年以来基本上物价是怎么波动的呢，78年的时候物价很低，物价为什么低呢？因为物价被政府控制住了，你买任何的东西都要凭票，所以物价是靠票据来控制的，买米、买油、买自行车、买彩电都要票，陈云同志说如果钱很多，物价看上去要飞涨的时候，很好办，多做一点大白兔奶糖，将大白兔的奶糖价格抬高，货币就回收了。不要笑，当年就是这么干的，为什么多做大白兔奶糖呢，因为在陈云同志看来，大白兔奶糖是奢侈品，不是生活的必需品，货币多了我就将奢侈品多做一些，价格抬高，货币回收。改革开放之后民营企业起来了，外资企业进来了，商品慢慢从短缺经济向过渡经济变化，然后物价开始上涨，CPI涨了百分之二十几，没有办法1988年物价开始强行闯关，结果发生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悲剧性事件，1988年物价闯关失败。如果不失败的话，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政治一定不是今天的局面，当然更好更坏我不知道，但是一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到了88年至93年之间，88年经济极度的萧条，91年邓小平将朱镕基请到北京执政，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经济重新复苏，93年发生通货膨胀，通过整顿房地产和政治体制外金融的方式将它压下去，然后开始搞分税制，开始搞汇率改革，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人民币一下贬值33%。国有企业改革，当年是整体配套改革。从94年开始到朱镕基任期的2002年，这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GDP始终保持在8%、9%以上，CPI通货膨胀率只有1%、2%，所以朱镕基曾经很骄傲的说我守住了三八线，就是CPI一直很低，所以他被认为是一个治国的能臣，很多人怀念他，因为在他的任期内经济发展这么快，而且物价保持这么低，03年他下去之后，物价开始波动，然后宏观调控，一直到07年，07年又开始涨，首先就是猪肉的价格，猪肉的出栏价格从6块钱一公斤到20块钱一公斤，就是猪飞起来了。然后又开始压，怎么压呢？强行的压，首先就是行政性的不让你涨价，当时08年初一个很好玩的笑话，河南郑州的，郑州有一个肉包子店的老板，肉包子想从一块钱涨到二块钱，卫生局的人晚上就到他家里讲，如果你肉包子从一块钱到二块钱的话，你的卫生肯定不合格，所以第二天还是一块钱，但是肉越来越少。第二个办法就是民营企业的信贷解开，出台了劳动合同法，将成本的压力全部转移给了企业。

在座各位，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认为我们日后写回忆录会说，我们这一辈子遇到的最好经济发展时期就是1994年到2007年，对我们现在来说可能好日子已经过去了，可能90后会遇到新一轮的好日子。

中国不太可能变成第二个日本

这一轮从农副产品、从资产价格、从房地产整个的物价上涨，我认为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2007年以后的上涨会伴随着几件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中国会在全球范围内跟美国经济规模日渐接近的一个国家，我们的经济规模会越来越大，这是我们未来十年内可以看到的。第二件事，随着这一轮的通货膨胀，这一轮资产泡沫化，我们的产业结构、中央财政面临着巨大的考验，我们会不会重蹈1980年日本的覆辙，现在日本首相又换了，90年以来日本已经换了18任的首相了，反正是人都可以是当首相，起码是副首相，中国会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股票涨、房地产涨、资产价格涨，突然就爆炸了，然后陷入了长期的黑暗，这是我们要警惕的。

我认为中国只要改革搞得好，不可能变成第二个日本，虽然中国经济困难重重，但是我今天坚信，十年之后中国一定不会变成1990年之后的日本。为什么？首先不管怎么说，中国的人口数量足够大，我们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以上，关起门来我们也是一个世界。第二，日本到90年时城市化改造基本上已经完成，而中国即便10年之后，中国的城市化还是没有完成，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46%，每年1%，十年之后才是56%。城市化还有20年左右的漫长时间。

改革的时间窗口会随城市化运动结束而关闭

我最近老在想一个问题，老天对一个国家好，应该说78年以后对我们真的不错，你看我们开始搞改革开放，90年全世界信息革命开始了，我们赶上了一拨浪潮，经济高速发展，不错。但是老天对你好的时间会到头的，所以我最近在计算中国改革的时间窗口什么时候会关上，一定会有关上的那一天，关上那一天你再搞改革就来不及了。

前面两个朝代，1905年慈禧太后开始搞改革，大的不得了，废科举、出台了公司律，男女可以同校，不用穿小鞋子，千百年以来的规矩都给破了，但是没有救这个国家，老太后三年之后1908年就死掉了。1905年对这个国家来说，改革的窗口已经关掉了。1948年大家还记得吧，孙中山讲军政、训政、宪政，1948年蒋介石改革，但是也来不及了，一年之后到了台湾，时间窗口已经关掉了。

中国改革也是一样的，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包括很多跟我一样年纪的人跟我讨论，说中国十年改革不成，我们改三十年行不行，三十年不行，我们五十年行不行。我就说，兄弟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想想1905年的晚清、1948年的民国，这个窗口什么时候彻底关闭呢？我认为就是本轮中国城市化运动结束的时候。宽的计算那个时间点大概是多少呢，二十年，这已经是计算的非常非常宽了。这二十年之内我们中国该解决的问题全部都要解决掉，二十年之内如果不解决的话，这个国家可能就变成全世界的大祸害。

国退民进大家看一个数据就知道了，100年来，1940年鸦片战争，就没有消停过，之后太平天国，搞到1864年，1864年洪秀全自焚。1870年中国开始近代化，洋务运动。100年以来中国一次一次的国退民进，都可以说是民运转折的时候，第一次国退民进是日本的民智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分野，十年之后甲午海战中国战败，1810年国进民退是1811年帝国灭亡，清史稿里有一句话就是误国首恶，我们这个国家就是被你耽误掉的。1935年搞统治经济，1946年敌产国营化，当时是多么好的时间点啊，从日本人收上收归了非常富有的东三省，东三省当年的国民收入已经超过了日本本土，马上就出现了四大家族，几年之后政权灭亡，56年公私合营，经济马上萧条。所以国进民退没有那么简单。

中国迫切需要建立工会制度缓解劳资矛盾

从老百姓的蜗居到现在的富士康现象，现在在中国如果你拥有200以上工人的工厂是很危险，这些年的工人闹事出现了一个情况，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劳资冲突这是天然的，我们只要了解企业史的人都清楚，不可能大家都是其乐融融的，但是中间要有缓冲地带，在劳资冲突过程中我们的工人朋友是很弱势的，他是很无力的，他就是让你给他涨200块钱的工资，要求你改善他的劳动环境，你不改的话，他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走人，第二个办法是拿把菜刀在你的家门口。这中间就需要有工会组织起到缓冲，但是中国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独立工会的制度。

我最近一直在呼吁，造成了现在工厂的劳资矛盾，一旦出现劳资矛盾首先就一定是恶性事件，要么就是几百人围攻工厂，要么是将老板干掉，而当发生这样的事时出现两个情况，当劳资冲突没有被媒体曝光的时候，政府一定是站在资方后面的，它是纳税大户，当这个冲突一旦被媒体曝光了之后，第一秒钟内，政府站在工人的后面。资产者根本是得不到任何的保护，无产者有没有被保护清楚呢？也没有被保护。所以最大的问题是在这里，中国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会制度呢？极其困难，因为我们知道1921年我们这个党成立的时候，当年就是工人党，我们深深的知道工人运动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有产者和无产者的矛盾，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什么问题呢，谈谈经济就变成社会，社会就变成政治。

中国的通胀可能长达十年

我们现在的景象就是这样的。保八一定成功了，恭喜大家。第二就是我们现在处于通货膨胀的长期周期里，千万不要认为通货膨胀预期有没有可能，07年以来我们就进入到通货膨胀的通道里，而且这个通道很可能长达十年。

2012年是一个很危险的年份，2018年更是一个危险的年份。改革停滞，现在的改革基本上，有人说改革死了，我是不敢这么讲，确实改革停滞了，我们用泡沫掩盖所有的问题，然后将体制问题往后推。财政巨耗，08年之后我们这一轮的经济靠什么拉动的，前面说了铁公基，大量的财政投入，为下一届政府的财政背上了巨大的包袱，中央财政、地方政府背上巨大的包袱，现在县、省这一级的地方政府的融债平台9500多个，接近每一个地方有四个这样的平台。贫富拉大，财富向政府、垄断集团、有钱人聚集，中国一定会发展，我认为未来十年内中国仍然是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现在很多移民出去的朋友都跟我说，移民出去到美国干什么呢，两个字“等死”。早上我起来割草，割完了以后下午就割后院的草，之后就再看看前院的草有没有长出来，没有地方做生意，做生意最好的地方就是中国。

现在的中国企业家投机心理盛行

中国现在不是发展的问题，而是经济发展的时候我们所有人是不是都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的问题，房价不是从二万块该不该涨到五万块，这个状态下一定会涨，而是在涨的同时绝大多数的人都可以分享到资产收入增长的福利，所以是一个公平、重新分配的问题。投机盛行，这是我1990年工作以来，每年接触几百个企业家，今天这个时间点是我看到中国企业家里投机最大的一个时间点，原来还安心做一个自行车、做一双袜子，现在根本没有心思了，因为实体经济的回报率太低，而资产泡沫的诱惑太大。

有一次我去苏黎士，在橱窗里看到一个压力锅，是双立人牌的。知道的都是有钱人，我是不知道，那个锅大概要卖1600多欧元。我看到这个数据我也哇了一声，怎么这么贵。跟我去的有一个企业家朋友，他说这个锅在中国卖2000多人民币，我都不相信，他说真的，中国的有钱人真多。我就回到了杭州，刚好吴敬琏老师来到广州调研，我就陪着他去，坐在我旁边就是中国做压力锅最大的企业苏泊尔的老板，这个企业我91年就去，是浙江温岭一个很小很小的街道小厂，很破的一个破房子，当年他是干什么呢？是给双喜压力锅做代工的。后来他就不贴牌了，自己做了苏泊尔，做到全球第三。

我就给他看照片，我就问他一两千块钱，苏泊尔可以做到这个水平吗，他说首先就是技术差一点，问题最大就是品牌不如人家，我这个锅能够卖到600块钱就了不起了。我说你现在做的怎么样了，他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事了，我已经卖掉了，卖给法国人，全球第二位的企业，卖了20多个亿。我就说这些钱拿来干什么？他跟我说去做房地产了，那个钱多、钱快，政府对我很好，给我一个码头。我就跟吴老师说，大概十年内中国人已经不可能再做出一口好锅了，你以为一个企业做到全球第三名那么容易吗，20多年熬过来的，这一代人，当他将企业卖给法国人的时候，十年之内中国人已经做不出一口好锅了。

这就是中国实业家的心已经彻底乱了，我觉得这是90年以来大概最乱的，我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景象，大家都去投机，中国未来要在全世界有机会，要站得住，成为一个大国，没有别的好靠，只有靠实业家，但是政府没有善待实业家，这次出台了新36条。   

大家记得老36条什么时候发布的？2005年。2005年为什么发布36条呢，因为04年5月份对民营企业的宏观调控，伤了民营企业的心，有些企业家在北京开会时，当面问总理说你们还支持不支持民营企业了，你们整顿钢铁厂是不是针对民营企业，05年为了安抚民营企业家的心出了36条，当时媒体是什么样雀跃欢呼的状态，认为是划时代的。但是情况呢？今年又出台了36条，是因为08、09年对民营企业的严酷打击，但是大家想想，今年我们有没有在媒体上看到欢呼雀跃的情况呢？那仅仅是一天新闻而已，第二天大家都忘了这件事，因为你第二次喊狼来了。当你喊第三次狼来了的时候，怎么真正的关心民营企业，特别是关心实体企业家，否则的话就是投机盛行。

中国的中产阶级被当成资产阶级

蜗居心理，年轻朋友们你们很可怜。社会动荡，仇富心理。中国现在很大的问题在哪里呢？现在的中国中产阶级不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这个很麻烦，你是中产阶级，别人把你当做资产阶级。仇富心理，其实最终你心里就是成为富人，没有人说我就是当穷人，我就仇富。整个社会对财富的心态要慢慢扭转，要更加的平和一些。前两天我看到一个评论员的文章，说是80后炒房成为千万富翁是一种耻辱，我看了之后就犯嘀咕，只要你在中国国土上合法的成为千万富翁，都是一种光荣的事，怎么炒房是耻辱呢？我觉得贪污是耻辱，这是没有错的。所以这种仇富心理很麻烦。

最后两句话跟大家分享。现在我们的确是最困难的一年，中国的改革问题需要解决，二十年内我们在座的各位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从宏观经济面来看，我们的泡沫在生成，持续的恶化，这是我们在改革历史上来看2010年做的两个判断。

中国的改革不能再回避矛盾

最后一段话是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在1981年讲的，中国在1978年搞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就在想一件事，说我们走哪一条路，在1978年之前，我前面说了全世界搞社会主义运动的就是两条路好走，第一条路就是完全的计划经济，我们走了三十年走不通，第二条路是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所有的资产都是国家的，私人不能办厂，而且全部是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情况，企业与企业的交换要符合价值规律，这就是当年的孙冶方的思路，这是市场社会主义。当时中国就请了东欧最好的两个经济学家，一个是捷克的副总理，一个是波兰经济部的计划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布鲁斯，这两个人当年都已经叛国了，我们偷偷将他们请来，这两个人到了中国说了一句话，斯大林的那条路、列宁那条路走不通，告诉中国的同志说，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道路也走不通，中国开始搞第三条道路，苏联后来走了第四条道路，直接将国有企业封了。

当时布鲁斯离开中国时，跟中国的同志说了一句话，东欧搞了二十多年的改革，结论是什么呢？经济体制改革要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归根到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的问题。讲这句话时吴敬琏在现场，我问他什么时候又想起这句话的，吴敬琏跟我说是2000年，中国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但是经济改革的难度太大了，动不动太热、太冷，矛盾太多，所以我们的精力都在经济领域。2000年想起这句话，因为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有一句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真正确立了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地位。

98年开始到02年这一段时间，中国开始大规模的产权改革，朱镕基任期的晚期。所以在某种意义来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时候，中国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能够在经济领域里解决的问题，各位都已经解决完了，不能解决的问题你必须要在更大的改革范围内才能解决问题。大家突然就想起了布鲁斯在1981年说的这句话，我们现在就是要在更大的范围解决这个问题。2000年到现在，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还没有太大的进步，还在惯性中进步，因为你不解决矛盾，所以矛盾越积越多，现在还好我们还是有改革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