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还是“盖大楼”好一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20:20:28

相比之下,还是“盖大楼”好一些

  

近来,许多人在媒体上呼吁:办大学的钱应该更多地用于“请大师”,而不应太多地用于“盖大楼”。(如《中国青年报》11月18日孙秀岭文)我是一个已经在大学中任教20余年的大学教师,基于我的切身感受,我认为,就今天中国大学的现实而言,钱还是更多地用于“盖大楼”好一些。

曾读到这样一个故事:二人争吵,甲说三七二十一,乙说三七二十二。争执不下,诉到衙门。衙门老爷听清原委,令衙役杖打主张二十一的甲。甲大呼老爷不公。老爷喝问甲:“难道你要我打那个以为三七二十二的乙不成?”甲无语,叩首叹服。

古时,这只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笑话。今天,却变成了中国大学的现实。一大批满脑子“三七二十二”的人,凭借自己人际关系方面的功夫,已经在亲朋好友把持的刊物发表了一篇篇颠三倒四的“论文”,已经在亲朋好友把持的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本东拼西凑的“专著”,已经摇身成为了“教授”、“导师”,已经让那些尚明白“三七二十一”人抱头鼠窜,望风披靡。我相信,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在大学校园中,许多头脑尚清楚“三七二十一”的人都会与我有同感。

今天,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批“考研辅导”方面的“名师”或“大师”,其中有些已经靠“考研辅导”跻身于“先富一族”。在我看来,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那些以“考研辅导”为能事的所谓“名师”是与大学教师的职业角色相去甚远的。但是,今天这些“考研辅导”的所谓“名师”大多寄生在中国的大学之中。

本人碌碌半生,除好读书以外,几无能事。根据我的阅读,可以得到“大师”“提名”的,有李慎之先生,有我所在北京语言大学的老校长、公认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建立者吕必松先生,有因主编“走向未来丛书”而影响一代人的包遵信先生,有王思睿、胡平、陈奎德、秦珲等学术界的中年才俊。遗憾的是,这些人或者根本无缘中国的大学,或者在中国的大学中处于很尴尬的局面。

我听到不止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教授感叹:“抗战胜利以后,社会黑暗腐败,但大学里尚存一片静土。今天,大学里也已经是乌烟瘴气了。”

评职称,评博导,申请硕士点,申请博士点,申请重点学科,申请科研课题、申请科研经费,争取进入某某工程,闹剧一场接一场,大多是与学术关系不大的种种公关活动。有人认为,今天大学已经成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

从今天中国大学的实际出发,与其花钱让那些可疑的行政领导去聘请那些可疑的“大师”,贻害青年,误人子弟,还不如花钱多盖一些大楼,让更多的青年有机会进入大学,以书本为师,以同学为师。

“盖大楼”的另一个益处就是使大学生、研究生人数迅速扩大,使学士、硕士以至博士文凭迅速贬值,迅速分化。使社会不再是一般地关注你是否具有某种文凭,而是关注你具有什么真才实学?毕业于哪所学校?哪个专业?你是谁的研究生?这种文凭的分化将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

窃以为,比“盖大楼”、“请大师”更重要的是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为大学引入“优化机制”和“责任制”。高等教育改革说了许多年,实际的改革进展很有限。多数情况下,只要不犯政治错误,只要不嫖娼,再差的教授仍然可以继续当教授,再差的校长仍然可以当校长。

可以借鉴一下中国农村的改革。一样的地,一样的人,改革以前是打出的粮食不够吃,改革以后是打出的粮食吃不完。出现这种变化,既不是靠“盖大楼“,也不是靠“请大师”,其中的奥秘仅仅在于“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于使每个农民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并对自己的命运负责。

对于今天中国的大学而言,最重要的是深化改革,使每个大学教师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对自己的教学负责;使每个大学校长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对自己的办学负责。“三七二十二”的教授要“下课”,“三七二十二”的校长要“下岗”。至于花多少钱“盖大楼”,花多少钱“请大师”,那应由承担起责任的校长审时度势地做出合理判断。

 

(主要内容已经发表于《中国青年报》2004-12-8。发表时编辑曾有删节。在投稿时,某些段落的后面我注明了“此段可以删去”。作者在投稿时自己注明“可删除”的部分,也算是中国政治生态中的一个有趣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