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军区空军司令的特殊经历（刘懋功）

我当军区空军司令的特殊经历 刘懋功

[ ３０年代初，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我的家乡陇东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他们的指引、培养下，我１７岁就投身革命洪流，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解放军的将军。又从一个陆军指挥员成长为空军指挥员。在党的革命事业的发展中，我感受过胜利的自豪，也多次经受过曲折的考验。我的经历虽然只能反映革命历史的一个很小的侧面，但作为一个老党员、老战士，我有义务将我经历过的重大事件记录下来，既有助于丰富党领导的革命历史，也能启迪后人。

空军"点将"赴昆明

１９６０年６月，我正在青岛空军疗养院参加空军召开的一个会议。当时，听有的同志说："空军要点将了"。点什么将，去干什么，我没有很在意。过了几天，空军政委吴法宪、政治部主任黄玉昆找我谈话，说："空军党委决定调你去昆明，任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负责组建昆明空军指挥所。"还告诉我，调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崔文斌任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以下简称为"昆指"）政委。我说："不是说'点将＇吗？怎么让我去了？"吴法宪说："刘亚楼司令员点到你了。你不要开会了，大连也不要回去，马上到昆明去。"我当时提出："我到昆明立即面临防空作战任务，作战指挥人员分散调来不能很快默契配合，很难完成任务，请允许我从空三军带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去。"刘亚楼司令员得知我的意见后说："不能带，你走带一个班子，他走带一个班子，空三军就被带垮了。"司令员不同意，我也没办法。过了一夜，刘亚楼司令员又变主意了，告诉我同意带几个人组成的小作战班子和一名秘书去。那时真是"军情急如火"，我带着秘书和两个警卫员，没有回家，就乘专机直接去了昆明。新任命的"昆指"政委崔文斌是从福州赶来的，比我还早到两天。

到昆明后，我先去昆明军区见秦基伟司令员，向他报到并听取指示。当时云、贵两省几乎没有空军，加上他不熟悉空军业务，所以没有向我介绍多少情况。但他对我说："你就放开手干吧！要房子、要地皮、要人、要东西我都给你！"我向他汇报了开展工作的初步设想和步骤，他表示赞成。秦基伟把云南省军区的一个小院拨给我们作为"昆指"的临时营房。

当时，云南省只有昆明巫家坝机场可以起降喷气式作战飞机，由民航使用。空军将广州军区空军遂溪场站调入昆明，组建了空军巫家坝场站，准备迎接战斗部队进驻。昆明军区和空军共同组建了空军雷达兵二五团，由空军调入４个雷达连和昆明军区拨给的３个地监连组成（地监连是用人工监视天空，发现敌机时用电话和信号弹报警），各连全部配备了警戒雷达，担负对空警戒任务。与此同时，还组建了空军技术勤务六团。随后，空军又调空二十六师师部带七十六团和独立大队进驻昆明巫家坝机场，使"昆指"初步具备了昼夜对空作战能力。１９６０年８月１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３３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正式成立。

"昆指"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由昆明军区所属两个省军区和两个军调入的干部占６２％，由空军从内地调入的干部占３８％，业务技术水平参差不齐。

那时我国刚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各种物资和粮食短缺，工作和生活遇到很多困难。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大抓思想工作，大力组织业务技术学习，提出了"向驻守边疆十年如一日的陆军老大哥学习，艰苦奋斗，一定把昆明空军建设好" 的口号。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仅在防空作战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从事后看，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以能够顶住外来冲击，团结一致，保持稳定，这次思想教育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云南高原上的空战

空军部队进驻云贵地区是空军首次在高原空中作战，在此之前，缺乏高原空中作战的实际经验，不掌握其不同于内地的特点。由于高原空气稀薄，飞机气压高度表在地面不指零。飞机起飞、着陆时发动机工作条件和内地不同，较内地困难。空中拉烟层变低。到昆明后的第一个飞行日，出动２５架飞机，有１７架起动不起来。我们组织飞行员和航空工程技术人员，从点火压油门起动、滑行、起飞、着陆，到观察航空仪表，很快就摸索总结出了一套高原飞行办法，改进了一些设备。由于云南山高谷深，几乎没有平地，在空中很难观察到大山里的铁路、公路线，城镇村寨又少又小，夜间灯光点少，一片漆黑。这些特点使在空中对照地标飞行很困难。为了保证准确飞行，避免空中迷航，我们加大了仪表飞行训练和地面的指挥引导工作。通过这些工作为完成防空作战任务打下了基础。

云贵两省开始缺少机场，没有条件进驻多少部队，而空中作战的机会又多于内地，空军采用了航空兵部队入滇轮战的方法。我认为轮战是一个好方法，特别在和平时期，有利于少养兵，养好兵，提高部队的作战机动能力。即使现在，仍有继续存在、发展的价值。

入滇后的第一仗是１９６０年８月份打的，那时我们刚刚进驻。蒋介石集团的Ｂ－１７型飞机在夜间窜入云南进行侦察骚扰。我机起飞进行拦截虽没有打下来把敌人吓得够戗知道了云南驻有我航空兵部队Ｂ－１７飞机从此再没有来过而改用美制Ｕ－２高空侦察机白天入侵云南进行侦察活动。

这种飞机翼长体轻、航程远、滑翔性能好，装有先进的电子设备，可对我雷达进行干扰，飞行高度可达２万余米。我军的歼击机爬升不到这个高度。在其入侵时，我们曾两次使用歼－７飞机进行拦截。我机升空到９０００米时进入了拉烟层，空中出现了一条白线，敌飞行员从座舱后视镜中发现我机跟踪，采用大转弯进行回避。我机虽发射了机载导弹，仍被其溜掉。为了对付敌Ｕ－２型侦察机，空军命地空导弹部队进驻云南。后来，敌人知道了云南有地对空导弹以后，Ｕ－２再也不敢来了。

１９６４年８月，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后，越南战争逐步升级，美国对我国广东和云南纵深地区的空中侦察活动频繁起来。为防止被我击落，改用了ＢＱＭ－１４７Ｇ和ＢＱＭ－１４７Ｈ型（即火蜂式）无人驾驶飞机。这种飞机原是空中靶机，加装上电子和照相设备后，用于空中侦察。在１．７万米高度上，其飞行经过的地方，可拍出正面宽度为８０公里到１００公里的照片，分辨率极高，地面各种目标显示得一清二楚。这种飞机的特点是体积小，在空中不易被发现，并可多次回收反复使用；弱点是速度低、没有回避和还击能力。为了反侦察，空军决定在广东遂溪、广西南宁、云南昆明和蒙自４个机场设立高空作战点，配备精干的作战分队，用国产歼－６和歼－７两种飞机打敌无人驾驶侦察机。经过一段时间的战前准备，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１５日，广州军区空军率先打下了敌机。空军领导机关及时总结了他们的作战经验进行推广。

我所指挥的昆明和蒙自两个作战点的飞机，应用广州空军的经验升空作战，但无战果。昆明军区陈康副司令员很着急，对我说："老刘啊，你们打下个麻雀来看看也好呀！"我也很焦急，压力很大。南京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好心地对我说："没有条件打下来，你就不要起飞。起飞了打不下不好说话。我就是这么办的。"我经过认真考虑认为不能采取这种办法，只要有敌机还是起飞，打不下也好摸索出办法来。我冷静地分析了几次作战情况，认识到在云南高原作战，外界条件与内地有许多不同，照搬内地作战方法行不通，必须研究出具有云南特点的作战方法来。我下定了不打下敌机决不罢休的决心，带领一个作战班子住到蒙自机场，半年没有回过家，集中精力研究与指挥作战。每次作战后，我都召集指挥员、飞行员、雷达显示器上的领航员和作战、情报、通信参谋等人开会。空军称这种办法为"三头六对面"。从飞行员起飞后的每一个动作，到指挥引导口令等各个方面，一点一滴搞清楚，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改进方案。

经过几个月的时间，终于研究出：我机在敌机尾后８０公里至６０公里处压准敌机航迹，达到１．４万米高度，追到距离１０公里处，增速到超音速，在敌机尾后２．８公里至３公里时，以２８度的仰角跃升，当达到与敌机同一水平时正好在敌尾后８００米到１０００米，立即瞄准开火，然后迅速脱离防止与敌机相撞。这个作战办法难度极大：首先是要判断准入侵敌机航线，在其平飞侦察地段上才可能将其击落，对指挥人员的判断力要求极高；其次，飞行员的每一个飞行动作都要求准确无误，歼－６飞机的升限只有１．５万米，要达到敌机１．７５万米到１．８万米的高度，只能采用爬动力升限的办法跃升，也就是俗话说的"把飞机甩上去"，这时飞机状态极不稳定，很难驾驶，距敌８００米至１０００米时只有８秒到１０秒时间可供瞄准和射击。跃升所需的２８度仰角，飞机上没有设备显示，我们研究计算出，在飞机前风挡玻璃上的一个位置划出一条红线，当仰起的机头与红线对正时，恰好就是２８度仰角，这就要求飞行员反复练目测，不能出现丝毫误差；再其次是要求引导雷达距离误差不能超过５０米，引导领航员和指挥员的口令要简短准确。全体战勤人员，从指挥员到战士上百人都要默契配合，像一个人一样整体动作，才能保证击落敌机。
我们采用上述作战办法，终于在１９６５年４月１８日首次击落敌无人驾驶侦察机。空一师大队长张殿文和中队长张怀连驾歼－６飞机从蒙自机场起飞，张怀连跃升到１．８万多米，距敌８００米处瞄准开炮一直打到距敌１００多米时才翻滚脱离。敌机当即被打得粉身碎骨。接着空九师大队长朱以隆分别于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４日和１９６６年１月３日驾歼－６飞机发射火箭弹，两次击落敌机。空三师尖子飞行员王志跃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７日，３月２３日和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０日驾歼－７三次击落敌机。空三师中队长王志信于１９６８年３月７日驾歼－７击落一架敌机。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５日，空三师大队长（团长）冯全民驾歼－７飞机在云南沅江上空全力向敌机逼近，在距敌机３７０米处，抓住时机开炮，用２８发炮弹将敌机击落，坠毁于江东南３０公里处。敌机被打得七零八落，其碎片将我机的垂直尾翼划破一个大口子，打得英勇顽强，打得漂亮！冯全民此战在当时被誉为"空中拼刺刀"，他也因此成了全军、全国知名的战斗英雄。被毛泽东亲自誉为"英雄师"的空三师，创下了抗美援朝之后的又一次辉煌。仗是越打越精，越打越熟练。最后达到压敌机航迹必须在８０公里至６０公里以上，缩短到４０公里至２０公里，敌机用多转弯避免打击的办法也不灵了。实现了我的"来一架打下一架，叫敌机有来无回"的决心。

１９６７年六七月间的一天下午５时左右，突然，美机４架Ｆ－４Ｃ编队窜入云南境内。我们当即命空二十一师在蒙自机场作战值班的４架歼－５起飞迎敌。美机发现我机后，散开了队形。我方副中队长袁聘就捕捉到１架敌机，开炮将其击伤后，坠落于越南境内。越南老乡向我们报告了敌机坠毁的情况。不幸的是，我方因事先准备不够，互相配合不默契，袁聘就副中队长的飞机被美机咬住后击落，英勇牺牲。

第一次击落敌机时，朱德总司令正在昆明。他听到后非常高兴，亲自接见了参战的飞行员和战勤人员，对我空军用较落后的飞机打下技术先进的敌机给予很高的评价，在昆明军区九号招待所院内与全体人员合影留念。重病住院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接到我们击落敌机的报告时，非常高兴，要曹副司令代表他来云南对我们表示祝贺！到１９６８年４月我调离昆明为止，先后打下了８架敌无人驾驶侦察机，还有１架Ｆ－４Ｃ飞机。那一阶段，一心想的是打敌机。飞机不比步兵，几百上千公里，忽地来了，忽地又跑了，战机转瞬即失，真是来不得"丝毫"松懈呀。不仅是我，也不仅限于部队，连家属孩子都心系蓝天。每逢打下一架敌机，整个昆指机关和家属院都沉浸在节日的狂欢中，连刚会说话的娃娃都跳着欢呼："打下飞机喽，打下飞机喽！"

保障国家领导人的专机安全

"昆指"除担负防空作战任务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保障中央首长进出境专机的安全。从１９６０年８月到"文革"期间，昆明是我国最主要的一个出国空港。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等国家领导人到东南亚、非洲和欧洲各国访问，都要经昆明出境和入境。外国元首来我国访问，也都经由昆明进出境。中央和空军责成"昆指"担负专机安全保障工作。我们专门组织了包括机务、通讯、领航、调度、气象、保卫等部门的专机保障组。每次国内外专机来昆明，我们都认真地对飞机进行检查、维修作好飞机警卫、预报天气情况等工作。我国领导人出访，都是事先与外国确定了到达时间，不能提前也不能拖后。当天气不好时，我还要负责制定绕飞的飞行航线，重新确定起飞时间。每次专机起飞之前 ，我都亲自向首长汇报飞机技术状况，起飞准备工作情况和天气状况等，提出我对飞行的意见。次数多了，和周总理、陈毅副总理逐渐熟悉了。有一次，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国访问前夕，总理问我："刘懋功同志，你看明天的天气怎么样？能起飞吗？"我说："明天是晴天，没有问题。"陈毅副总理看着窗外阴沉沉的天空说："天这么阴，明天会下雨吗？"我说："不会！"我拿着气象图按气象学的理论向他们做了分析，并介绍了云南气候的特点，说明自己的依据。第二天果然万里无云，蓝天如洗。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高兴地说："好天气！你说的不错。"
陈毅副总理性格开朗，说话幽默，是位平易近人的国家领导人。记得１９６４年１月，他应邀参加肯尼亚的独立节，出国前在昆明停留。我去汇报专机准备情况时，他问我："我如果从空中掉下来，你是否知道？"我连忙说："陈老总，您不敢这样说！"他坦然地笑道："那有什么关系，咱们共产党人不讲迷信。你说说你能不能知道？"我说当然知道。我告诉他：我们这里有一个全国惟一的对空大功率电台，哪怕飞机停在巴黎机场，也可以畅通无阻地进行联络。我们还可以通过电台定向仪随时测出飞机的飞行方位和距离。他说："噢，很先进喽！"第二天，我去送行握别时，他乐呵呵地开玩笑："我这条老命就交给你了！"我说："祝老总一路平安，胜利归来！"

陈老总从肯尼亚返回昆明后，他要接着随周总理访问亚非欧１４国。下飞机后，他要我陪他一起散步。走到停放里－２飞机的位置旁，他指着里－２飞机说："明天我去一趟西双版纳，就坐这架飞机，你不要向空军报告。"送陈副总理到宾馆后，我越想越不安。里－２型飞机比较陈旧，比较小，性能也差一些，送陈毅元帅太冒险了。我立即向空军汇报了情况。值班的副参谋长告诉我，送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李井泉回四川的一架伊尔－１４飞机（当时空军最好的客机）正在成都，可以马上命令该机飞往昆明，供陈老总使用。飞机到后，我立即带上专机保障组人员连夜检查保养，确保没有问题了才放下心来。第二天早晨陈老总来到机场，见是一架大飞机，惊奇地问我："怎么，你向北京报告了？"我说："陈老总，我要对您负责，空军也要对您负责呀！"

陈老总从西双版纳回到思茅时，思茅地委的同志请他给干部作国际形势报告，他爽快地答应了。当他讲到一半时，秘书上了讲台，伏在他耳朵边悄悄耳语，陈老总点了点头，对听报告的同志鞠了个躬，说："实在对不起大家！我有个急事，马上得回昆明，话讲不完了。下次来思茅，我一定补上！"

在这回程的半个小时中，陈老总不是"坐"飞机，而是站在驾驶舱里看飞行员驾驶，津津有味地向副驾驶请教一些飞行中的问题。

周恩来总理他们预定几天后一起访问亚非欧１４国。从昆明出境到非洲万里迢迢。当时我国还没有大型远航飞机，租用了英国、荷兰两国各一架大型客机，包括全体机组人员。两架飞机飞抵昆明之前，尽管他们本国的技术人员已对飞机作了技术检查，并且消了毒，还喷洒了香水。但为了确保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绝对安全，我还是抽调了一批政治可靠、技术精湛的科处级技术骨干和保卫人员，用了两天时间，对这两架飞机进行了全面认真细致的检查和保养维修，直到认为万无一失。检查中，我们发现许多小的故障隐患，逐个进行了排除。还发现发动机舱和起落架部分非常脏，油垢很厚，进行了彻底清除。在场的两个外国机组人员非常满意，伸出大拇指称赞说："中国航空工程师是世界一流的。"

２月初，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访问非洲和欧洲１１国结束回到昆明。稍事休息，接着又访问了缅甸和巴基斯坦。然后，宋庆龄副主席和周总理等一起又从昆明出发访问锡兰（今斯里兰卡）。直到３月１日回到昆明，出访活动才圆满结束。经周总理批示，我们请这两架飞机的全体机组人员吃了顿饭。他们对我国机场秩序和飞行保障非常满意，交口称赞，扩大了对外影响。他们休息了一天就回国了。

为朱德、陈毅安排飞行表演

作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的外事活动非常繁忙。６０年代的前５年，我国和东南亚、非洲各国友好交往特别频繁，所以陈毅到昆明的次数最多，几乎每年都要来几次。有一次，他从国外归来，我照例到机场迎接时，他问我："空军的有些飞机飞得很高，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白烟，还有咚咚的'放炮'响声，是怎么回事？"我对他说，空中９０００米到１．２万米间，空气中水分含量最大，飞机在这个高度飞行，发动机排出的热的尾气与空气中的水分相互作用，就产生了白烟。这个高度俗称拉烟层，在这个高度层以上或以下，都不会发生这种现象。不仅战斗机，民航机在这个高度上也会出现拉烟现象。战斗机在空中发出巨大响声，是在开加力突破"音障"超音速（音速为３３１米／秒）飞行时，发出巨大的冲击波声。如果在５０００米以下超音速，地面建筑物的玻璃都要被震碎。在音速以下飞行不会产生这种现象。超音速飞行对飞机本身没有什么影响。老百姓不知道这种响声是怎么回事儿，就叫"打炮"。他听后很感兴趣，向我提出："能不能表演一次？"我说可以。

我们决定在昆明巫家坝机场进行双机表演。一切准备妥当后，我去他的住处请他。陈老总说："朱德委员长来视察工作了，你去请他一起去看一看。"我一听很高兴，赶快说："我还不知道朱老总来了。"我和陈老总一起去请朱德委员长。见了朱老总，我先向他敬礼问好。陈老总说："刘懋功同志现任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他今天安排了飞行表演，特地来请你，你去不去呀？"朱老总当时已是７８岁高龄，耳朵有点背了，问了句："谁表演？"陈老总俯在他耳边说："空军的飞机表演，去看一下吧？"他点点头说："要得，去看一看。"我立即给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和昆明军区秦基伟司令员打电话，报告他们朱德委员长和陈毅副总理要一起来看飞行表演。他俩回答马上就到，立即去了机场。

机场上，部队早已站好队，列队欢迎。朱德、陈毅两位元帅和大家一一握手。朱老总来到国产歼－７飞机上察看，陈老总说："注意不要把朱老总摔了！"飞机舷梯很窄，我和医生一前一后把朱老总扶了上去。朱老总在驾驶舱里看得很仔细，问了一些仪表、设备、飞行高度、武器装备等方面的问题，趴在驾驶舱另一边舷梯上的飞行员一一作了回答。从飞机上下来后，经我要求，朱德委员长向部队讲了话，勉励大家，而后开始飞行表演。

两架歼－７型飞机呼啸着飞离跑道，在天空中作编队、翻滚、侧飞、爬高等动作，朱德和陈毅举着望远镜极目蓝天，脸上洋溢着满意的表情。看了一会儿，陈老总提出想看看拉烟、"放炮"，我便向身边的阎红彦书记请示说："陈老总要看'拉烟'和'放炮'，８０００米以上飞行看不清飞机了，可否在８０００米以下超音速飞行？"

原来为歼击机"放炮"的事，阎红彦曾向我提出过"抗议"。 训练时，因为"放炮"的声音很响，对地面震动很大，还曾震掉过省委机关办公室的玻璃。阎红彦给我打电话，问是怎么回事？能不能避免"放炮"？我说飞得高一些能避免响声的震动。阎红彦说："你给飞行员规定一下，不能影响地面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我们于是作了规定，禁止低空超音速飞行。

这次陈毅要看"放炮"，我只好向阎红彦请示批准。他说："今天情况特殊，你自己决定就行了。"我立即告诉塔台向飞行员下达指令。飞行员先飞到拉烟层拉烟，然后降到６０００米超音速飞行，空中发出了巨大响声。朱老总和陈老总看得目不转睛，连声叫好，非常高兴。表演结束后，在送他们回宾馆的路上，陈老总说："谢谢你呀！今天让我们看到了空军高超的飞行技术。我们有这么优秀的空军部队，西南边疆的领空是有保障的！"遗憾的是，我当时一心想的是安排好飞行表演，让老总们看好，忘记了请两位老总题词。现在想起来，只能遗憾了。

朱德委员长１９１０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在云南参加的辛亥革命，曾在这里战斗、生活过１３年，在这里有不少故旧。他很想去看望一下。省委统战部派我妻子余群（时任云南省委统战部党派处处长）陪同朱老总去访友。在朱老总视察驻滇部队时，由我陪同前往。他接见了"昆指"部队击落美制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有功人员。其间我提起他１９４１年秋送给我一匹战马的往事，时隔２０多年，他记忆犹新，连声说："那可是匹好马呦！"我很痛惜地告诉他那匹马在"精兵简政"后，用于搞生产、驮木料后得了眼疾，坠崖而死。朱德委员长不由得发出叹息。他说："那个年代，战马就是战斗力，就是战友啊。我们这些当兵的，和马的感情是很深的！现在就不同了，有汽车、坦克、飞机、火箭，战马用得很少了，将来恐怕连骑兵也要淘汰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你现在是空军的指挥员，飞机就是你的'战马'啊。"
帮助越南创建空军

１９６０年以前，越南没有空军。应越南政府的请求，我国政府同意帮助训练两个飞行团及相应的地勤人员，来我国第三航校训练。当时苏联也答应帮助他们训练两个飞行团。越南飞行学员到苏联后，被淘汰很多，越方又把这些人送到我国训练。经过１年多的时间，航校基本驾驶术训练结束。越南政府又向我国提出帮助建立战斗飞行团的请求，并在我国进行战斗科目训练。经我国政府同意，空军责成"昆指"负责这项工作，帮助建立越南空军部队。

１９６１年上半年，越南防空空军司令员冯世才（他在３０年代跟胡志明主席在中国开展革命活动，曾在昆明以木匠为职业掩护，在越侨中进行革命工作，中国话说得很好）率领越方谈判小组来昆明。当时越南防空空军只有高炮部队，他们不懂空军。我方谈判组组长是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我任副组长。谈的主要内容是要求我们帮助其组建两个航空兵团，并进行战斗课目训练。谈了将近半个月，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我方全部给予满足。双方商定，越南人民军空军第一团放在云南蒙自机场训练，训练时间１年左右。我为筹备住处，安排食宿，准备航空器材和油料等忙了好多天。空军调来空十六师四十六团团长曹双明当越南第一飞行团的专家组长，带领８名空军战斗部队的优秀飞行员当教员。一切准备就绪后，通知了越南方面。他们把已选好的飞行员３０余人、地勤学员６０余人送了过来，为首的是团长陶廷炼，随即开始了训练。我们的援助，是无条件的、兄弟般的无私援助。越南学员都是空着手来的。穿的盖的、吃的用的，小到毛巾牙刷全由我们供给，一切都包了下来。经过了１年多的训练，完成了既定课目训练，飞行学员达到了昼间简单气象升空作战水平。我们派飞机把他们送回河内，还无偿赠送苏制米格－１７歼击机、国产歼－５飞机和教练机４０余架，为越南空军"插上了翅膀"。

越南第一个飞行团回去后不久，他们提出再帮助创建第二个飞行团的要求。这次越方派出的谈判组组长是防空空军政委邓性，我方由我担任谈判组组长，空军军训部副部长杨卫群任副组长。越方提的要求很多，要一项一项进行具体协商。达成协议后，我向空军报告获得批准，双方签了字。这次空军派了空二十七师七十九团团长王昭明担任越南第二飞行团专家组长。他和曹双明都曾在我领导下工作过，比较熟悉，我们合作得很好。这个团也是经过了１年多的训练，学成回国了。我们为越南这两个飞行团共培训了８０余名飞行员。越南空军的创立和成长，可以说中国驻云南空军是它的摇篮，是我们一手帮助其建立起来的。

在培训越南空军第一团的时候，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武元甲大将曾来视察。后任总参谋长的文进勇大将也来视察过。他们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满意。武元甲大将对我说："我代表越南政府和军队感谢中国同志的国际主义援助，没有兄弟中国的帮助，越南是建立不起来空军的。"当时越南经济很困难，两个飞行团回国时，都向我们提出了很多物质要求，我都尽可能地满足了他们。他们甚至把烟灰缸之类小东西都带走了。

１９６４年８月美国悍然发动侵越战争，对越南进行大规模空袭。越南刚刚在海防机场建立了一所航校，正好在美军空袭的中心地区。越南政府请求将航校迁入中国境内。经我国政府同意，该校由政委杜梅率领迁入云南。我们将其安排在祥云机场，并组建了一支地勤部队帮助进行飞机定检维修工作，空军派了专家组。越方为防止美机轰炸，还将其全部运输机３０余架停放在祥云机场。为帮助越南航校进行复杂气象训练，我国政府同意其使用广西柳州机场，并将机场跨区交由"昆指"管辖。越南航校在中国期间，全部由我们无偿供应，直到越南战争结束，该校迁回越南为止。

为援越抗美，我空军先后派出８批空军高炮、探照灯、雷达部队，约２０个师的兵力，进入越南，帮助保卫重要目标。在历时３年多的时间里，共击落美国飞机５９７架。我空军有２８０多名指战员，为越南人民的独立自由，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艰难的"支左"

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昆指"因南疆防空作战任务十分繁重，因此，到１９６７年１月以前，没有介入到运动中去。此后，在全国范围出现了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夺权风。云南又发生了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被迫自杀的事件，北京和其他地区也相继发生了一些主要领导干部死亡的事件。党中央为稳定局势，于１月２３日发出关于军队"支左（即支持左派）"的通知。不久，驻云南的军队组织了"支左"委员会。我也受命参加，于是我和"昆指"也开始介入了"支左"。

当时昆明有两大派全省性的群众组织，一个叫"八二三"，另一个是"炮兵团＂。 云南省委、云南省政府在群众组织冲击下，已完全瘫痪，无人上班办公。我们介入得晚，可以接受"支左＂介入早的单位的经验教训。这对我们是很有利的。我主持召开了党委常委会，经过严肃认真研究，做出了三条决定：第一条，在机关和部队中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在机关不准搞"四大＂，不准成立群众组织，要保持稳定，坚守岗位，搞好工作，哪个部搞不好，就找那个部的领导是问；第二条，鉴于昆明军区、云南省委和省政府或瘫痪、或有困难，要给昆明军区、省委和省政府领导提供工作和生活上的方便，只要他们提出来，我们尽量给予满足，帮助解决困难；第三条，对社会上的两大派组织要做到不偏不倚，都支持，做说服帮助工作，促进两派群众组织的团结、联合，反对"打、砸、抢＂。机关和部队的干部战士不准到地方串连，不要介入两派，不要随便说话表态。常委会议结束后，向干部战士做了传达，组织了学习，保持了机关和部队的稳定，工作得以正常进行。

我们这种态度，开始时只得到"炮派"的欢迎，但"八派"很不满意。我耐心地去做两派头头的工作，竭力使他们减少矛盾冲突，能坐到谈判桌上来。这样，虽然"八派"不高兴，说我们"昆指"在"和稀泥"，"支持老保"，但因为我们也支持他，不压他，所以并不和我们对立、对抗。后来，两派都接受了我们的这个态度，同我们比较合作，有情况向我们通报；我们说话他们也比较能听进去；我们可以在昆明市通行无阻。这样我们就比较主动，有了做说服帮助工作的余地。为我们协助昆明军区、云南省军管会做工作创造了条件。中央把解决云南问题的一些工作交给我们做，中央和国务院的有些指示，是通过"昆指"向昆明军区、省军区、省委或群众组织转达的。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委向中央的一些报告也由我们的电台发出。

开始一段时间，主要是做两派群众组织头头的工作，促进团结，实现大联合。经我们反复谈话、说服，"八派"和"炮派"的头头终于同意坐在一起谈判。但是，人虽然坐到一起了，双方谈判都是"惟我独左"式的，强词夺理，横生枝节，很难达成协议。即使达成一点儿协议，也不遵守。谈判时，还经常受冲击。因此，谈了多次，作用不大。

有一次，"支左委员会＂派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和我去主持谈判。会刚开了不大一会儿，"八派"来了上千人冲击会场，要把"炮派"头头抓走，冲进来就拳打脚踢。我和陈康一看这还得了，万一把人打伤或弄走，麻烦就大了，已经做的工作和大联合就成了泡影。我和陈康不顾一切地又挡又劝，用身子护住被打的一派群众代表。在我们"支左"解放军干部的奋力保护下，人没被抓走或打伤，没有酿成大的事件。但陈康和我全身都被打伤，我的两腿、背、胳膊被打、被踢得青紫淤血，走不成路，住了好几天医院。

我们尽一切努力稳定局面，促进团结、联合，江青、康生、陈伯达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却大肆煽风点火，挑动群众斗群众。１９６７年７月下旬，江青在接见河南群众代表团时肯定并赞扬"文攻武卫＂的口号。消息公开后，全国武斗急剧升级，由拳打脚踢、棍棒长矛迅速转变为步枪大炮。云南地区的武斗尤为激烈。部队的许多军械仓库被群众组织打开，武器弹药被抢走。昆明闹市枪战发生多起，市中心的百货大楼都成了战场。昆明水泥厂、重型机械厂等许多工厂也成了武斗战场，甚至动用了炸药包、大炮和推土机改装的"土坦克＂，把厂房、机器打坏了不少，造成生产停顿。

为了制止武斗，我和"昆指"的同志跑到很多武斗现场去过。两派群众组织虽势不两立，打红了眼，但都认我，认"昆指"，还听得进去我们的话。因此，我们制止了不少次武斗。１９６７年９月底，在"省军管会"召开的庆祝国庆准备会后，中央派驻云南的记者曾康告诉我和昆明军区的鲁瑞林副司令员，一派群众组织要在国庆庆祝大会上制造一次轰动的"流血事件"，并嫁祸于我们。鲁和我当晚就紧急报告了周恩来。按周恩来的指示，取消了国庆的庆祝大会，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武斗。
日理万机的周总理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周恩来为解决云南问题，决定先解决军内意见不一致的问题，把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和十三军、十四军的主要领导召集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开会。开第一次会时，周恩来看到没有我，问道："刘懋功哪去了？怎么不来开会，叫他来。＂那时，我因不慎注射青霉素引起过敏性休克，大小便失禁，人事不知，经紧急抢救刚脱离险境，正在治疗，身体还没有恢复，十分虚弱。吴法宪打电话告诉我，周恩来点名叫我立即去北京开会，并派了飞机来接我。

我到北京以后，参加了三次周恩来亲自主持的会议，两次在京西宾馆，一次是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每次都是夜间１０点多钟开始，一直开到凌晨４点钟结束。每次总理到会后，先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扁型小茶盒，放点儿茶在茶缸里，自己亲自倒上水。在１２点吃夜餐时，用白色搪瓷缸装上米饭和一点儿菜拌着吃，边吃边主持开会。吃完饭，倒点儿开水在搪瓷缸里，用筷子搅动，把水当汤喝下。据他的警卫参谋说，总理生活俭朴，在外面吃饭一贯如此。我计算了一下总理的休息时间，他早晨９点起床办公，除了吃饭，一直办公到第二天凌晨４点左右，除了路上用去的时间，真正用于睡眠只有４个小时左右。周总理为国操劳，真是寝食俱废，叫人心痛，令人起敬。

我们的会议除周恩来亲自主持外，中央还派空军副司令员兼北京空军司令员罗元发主持日常会议，由我协助他工作。在我参加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问我："刘懋功同志，你对云南形势怎么看？"我说："云南的形势表面看问题在于群众，实际在于军队意见不一致。只要军队统一认识，团结一致，云南两派的问题不难解决，能够很快稳定下来。我们驻云南空军决心与昆明军区保持一致，维护团结，做到对也对在一起，错也错在一起，这样有了错误也易于纠正，请总理放心。"周恩来点点头，表示赞许。他翻看了一下与会人员名单，又把我的秘书叫起来问："你们首长刚才讲的话你同意吗？"秘书回答说："完全同意！"周恩来又点了点头。

１９６８年春节后，会议已经开了３个多月了。在周恩来亲自指导下，军队领导干部的思想已基本统一了，中央决定把云南两派组织的头头招来北京做工作，派了一架伊尔─１８大型客机去接他们。"八派＂一听召集就跟着走，"炮派＂不走。只有一架飞机，在昆明等了一天，他们不上飞机，又不可能分头走。在这种情况下，我打电话给"昆指"副主任朱刚，要他代表我出面做两派头头的工作。最后，他们表示同意由朱刚带着一起走。朱刚担心他们在机舱里打起来，为保证他们的安全，做了许多工作，规定他们在飞机里不能争论。为防万一，又与机组同志商量了预防措施。其中有一条现在回想起来令人发笑，就是两派如果打起来而又制止不住时，飞行员就摇动驾驶杆，晃动飞机，让他们晕机碰脑袋，就打不成架了。亏得朱刚工作做得好，他们相安无事地坐飞机到了北京。

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周恩来亲自接见了这些群众组织头头，听取他们的意见，苦口婆心给他们讲了３个小时的话，劝说他们联合起来，不要再打架，早一点成立"省革委会"，把云南稳定下来。在周恩来的感召下，两派头头当场握手，向总理表示了联合起来的决心。这次会议，为成立"云南省革委会"奠定了基础。不久，中央派工程兵政委谭辅仁任昆明军区政委、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会议期间，有一次（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３日晚），周恩来召集云南省党政军负责人开会，我也参加了。到会的还有康生、江青、谢富治、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等。周恩来讲话后，康生讲话。他一边讲，一边问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的历史情况。赵健民曾任二野十七军政委、山东省省长，但早期搞地下斗争时曾被捕过。康生咄咄逼人地追问赵是怎么被捕的，怎么出来的。赵健民一一如实回答。当他说不知道营救他出狱的地下党员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时，康生突然一拍桌子怒吼："你是叛徒！＂转过脸望了一眼谢富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心领神会，大喊一声："把他监护起来！＂当即几个警卫战士一拥而上，将赵健民押走了。赵健民被押走时大喊："冤枉！我不是叛徒！＂那气氛的确紧张得很。

我当时就想不通，康生凭什么一句话就能把一个省委书记打成叛徒？我注意看了看周恩来，他的脸色十分沉重，没有说一句话。

送秦基伟、周兴赴北京

１９６７年元旦刚过，昆明市地方群众组织为了揪斗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冲击并强占了昆明军区大院。当天夜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和军区其他常委来到我家，说我这里安全，要我让他们在我这里躲一躲。我家住在一栋二层小楼的上面，一层是党委会议室和司令部办公室，还有一间住着秘书。我只好让秘书暂时搬出去。我们全家搬到楼下打地铺，把楼上让给他们，加了行军床暂时住下。秦基伟一看窗子没有窗帘，让我找窗帘挂上。我说家里从来不挂窗帘的。他说没有窗帘怎么行？那屋里的活动就让人家看见了。我说弄个窗帘就异常了，更引起人们怀疑。他坚持要挂窗帘。搞窗帘要布，那几面窗子要三四丈布。那时买布要布票，一时根本不可能买来。秘书想办法搞了顶报废的降落伞来，几个人七手八脚连夜加班赶做成窗帘挂上了。秦司令员他们整天开会，研究工作，商量办法。他们喝茶多，抽烟多，满屋子烟雾腾腾。我这里虽然条件简陋，但能使他们正常工作，能够与部队沟通，保证了云南４千公里国境线防务工作的正常进行。

过了两天，云南省军区二三百名造反派不知怎么得到了消息，在我们院子外面吵闹，要揪斗他们，被我们机关干部战士顶回去了。秦基伟知道后对我说，这个地方不行，不安全，让另外再找个地方。我想了想后提出：一是去２０公里外的空军西山营房，二是去巫家坝机场，离市区近一点，又有部队保卫，比较安全。他同意去巫家坝机场。我用我乘坐的红旗轿车把他送到巫家坝机场，还派了个秘书跟着他，帮助办公，照顾生活。对其他军区领导，我也派车把他们一个一个送走了。

昆明军区大院被造反派强占前夕，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在军区和省委领导的再三敦促下，和省长周兴一起秘密住到距昆明市区３０公里的西山小麦雨，那里驻有省军区独立师的一个团，是比较安全的。１月８日早上８点多，我突然接到陪同秦基伟的秘书从巫家坝机场打来的电话，说阎政委死了。秦司令员叫派人去查清是怎么死的，并告诉我秦基伟痛苦不安，眼睛都哭红了。我立即派气象处长刘星启带人去看，但他们到西山筇竹寺前被群众组织拦住，坚决不让过去，只好回来了。我又派通信处长王友忠和军务处长赵炳彦去，王友忠对群众组织说要去龙潭街空军部队执行任务，必须放行。造反派看他是空军，就放行了。他俩回来报告说："阎政委住在警卫团，死在他睡觉的床上，穿着整齐，从外表来看，没有任何被打现象，脸和手上均无外伤，不像被打死的样子。找不到与他同住的妻子王腾波。省长周兴也找不见了，但他茶杯里的水还是热的。看来走得不久，不知去向。＂

我立即将阎红彦已死的情况，向秦基伟司令员做了报告，并同时报告了北京。周恩来很快就打电话给我。我不在，电话由副主任朱刚接的。周恩来说："要用冰块把阎红彦同志的遗体保护好，北京马上派法医前去检查。＂朱刚向我报告了总理的指示，我立即照办。

当天下午，北京派的法医和刑侦人员乘飞机赶到昆明，由朱刚在机场迎接，并陪同他们前去。经尸体检查、解剖，在胃里发现大量安眠药，大约有１瓶之多，还有２５片没完全化开，结论是服安眠药自杀。在阎红彦死的前两天，在得知省委书记赵健民被残酷批斗、戴高帽子游街的消息后，他非常生气，想不通。１月７日深夜，又接到陈伯达的电话，蛮横指责他怕群众，要他转变立场。他一怒之下吃了安眠药，正如他在遗书中说的那样："……我是被陈伯达逼死的！＂

秦基伟当时还没有条件回机关工作，又搬到宜良县大方田，住在陆军三十七师。他要我每天给他报告一次昆明的情况，我照办了。这成为他当时主要的消息来源。

过了一段时间，秦基伟等回到了机关，还是不断受冲击。秦基伟司令员还被军内造反派罚跪、批斗，使他无法工作，安全也没有保障。叶剑英得知情况后，向周恩来做了报告。周恩来于２月初派飞机到昆明，以治病为名接秦基伟到北京保护起来。事前我接到总理秘书电话，告诉我：北京来一架飞机，停在昆明军用机场，接秦基伟同志。要我立即把秦基伟找到并负责送上飞机。我们费了很大的劲，通过昆明军区其他领导打听到他的暂住地点。这时，他也得到了消息，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接到了周总理秘书的电话？我回答接到了。他让我马上派车去接他。我问他能否自己坐车过来？他说不行，坚持要我派车去，而且车要直接开到他的住处门口。我派了一辆车去。刚开到门口，他早已准备好了，一步就跨到车里。我另派"昆指"副主任朱刚坐了一辆车在后面跟着，以防万一秦基伟被群众组织劫持时好有个线索。

到机场后，他不去招待所，要坐到飞机上。我说："秦司令，离起飞还有好几个钟头。机舱里面冷，到招待所去休息一会儿，搞点饭吃。＂他说不吃饭也行，坚持坐在机舱里。没办法，我叫飞行员把饭菜送上去。到晚上，飞机起飞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周恩来的秘书又给我打电话，说北京派一架飞机来，要接省长周兴和副省长郭超，让我找到他们并送上飞机。我说现在这里乱得一塌糊涂，已好几天没有周兴他们的消息了，一时不知到哪儿找呀？秘书说，总理说了，一定要找到并保证他们的安全。

我立即派了七八个同志分头去找，交待他们找到后直接送到我家里来。我的秘书刘鸿弟（兼任"昆指"办公室主任）有办法，想了想可能藏的地方，一下子就找到了周兴。周兴藏在昆明市弥勒寺省委办公大楼后面云南机械厂的一间平房里，屋里很黑。找到时，他很紧张，以为造反派又要把他弄去批斗。刘鸿弟告诉他，刘懋功主任要接他到家里去。他将信将疑。到我家时，天已快亮了。他见到我就作了个揖，感激地说："你老兄救了命呀！＂我连忙扶住他解释说不是我，是周总理派飞机接他去北京的！他又作揖："总理呀，救了命呀！＂他已经几天没有吃什么饭，我家正好白天做了米浆粑粑，又给他炒了盘回锅肉，他一下子吃了很多。大概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吃饱了，倒头便睡，呼噜打得山响，睡得很香。找副省长郭超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也接到我家里。在送去机场时，怕被群众组织劫持，给他们穿上了军棉大衣，还带上棉帽遮住脸，坐吉普车，到机场转了几圈，观察清楚民航局大楼处没有群众组织的人，确保他们没被发现，才让他们登机，送到北京。

完成了周恩来交办的保护这些同志的任务，我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感到踏实、欣慰。

抱病紧急赴任

１９６８年初，"昆指"所辖航空兵接连打下美制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３月，空军让我到北京去参加庆功授奖会。

我在飞机上已感觉腿不对劲，麻木肿胀。到招待所休息后，右腿肿得越来越厉害，还伴有疼痛。幸亏我儿子来看我，见此情况，去把招待所诊所的医生请来检查。这位医生很细心，可能当时已看出点儿问题，但因天已很晚，来不及采取多少措施，所以，没有多说什么，只让我把腿垫高点儿睡觉。

第二天一早，她就把我送到空军总院。在总院做过初步检查，就让我坐上轮椅去病房住院治疗。经紧急会诊，确诊我得了"血栓闭塞性静脉脉管炎"。这个病如不很好地治疗，轻则可能腿部坏死，重则引起瘫痪或死亡。医院提出两种治疗方案：一是截肢，即将形成血栓部位以下的腿截去，可以确保治愈，不发生其他危险；二是药物治疗，但彻底治愈的把握性不大。空军总院把诊断结果和治疗方案呈报空军党委。空军党委很慎重，派人来征求我的意见。一听要截肢，我坚决不干。没有腿还当什么军人？还能干什么？吴法宪听汇报后批示：尊重本人意见，进行药物治疗。

在开始治疗的最初两星期，要求我绝对卧床休息，连大、小便也不让下床。每天上、下午各打一针抗凝剂，一星期后改为每天一针，每两天抽血检查一次。在这样严格的治疗、控制下，腿慢慢地消肿了。医生们松了口气，乐观起来，对我讲治疗效果比较理想，这样治疗下去，估计半年可以基本治愈。同时，他们要求我坚持多走路，配合治疗。大约在总院住了４０天左右，我已可以下楼，在总院的院子里走上几圈了。

这时大约是１９６８年４月下旬，吴法宪突然亲自找我谈话，说南京空军党委班子垮掉了，江腾蛟（政委）、王绍渊（副政委）、高浩平（政治部副主任）都被抓起来了（原司令员聂凤智一年前已被江腾蛟等打倒）。现在中央军委决定改组南空领导班子，任命我为南京空军司令员兼党委书记，要赶快到南京去把工作抓起来。我说："我现在腿还不行呀。＂吴法宪说："到那里再治嘛。你只要去，哪怕在医院里指挥他们工作也行！＂话说到这个程度，我不好再回绝了。空军总院闻听此事，从治病角度考虑认为不妥，写了报告说明理由，要求空军党委让我继续治疗。但是，吴法宪没有批准总院的报告。我因住院，身边秘书、警卫员一个也没有，由空军总医院派了一个医生、一个护士陪同我坐飞机到了南京。

一到南京，才知道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地方群众组织已经占领了南空机关，在机关院子里到处贴满了打倒江、王、高的大字报、大标语、漫画。南空机关工作已陷于半瘫痪状态。南京的军用机场也受到了影响，部队不能进行飞行训练和作战值班了。

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当然着急。我想既然来工作，就干脆不住医院了，住在机关招待所里每天工作非常繁忙。由于病没有治愈，右小腿一到下午就开始肿胀起来，晚上颜色变得青紫，用线绳量腿肚子周长，比左腿要长出将近２厘米。为减轻一点病腿的肿胀程度，我坐着时，不得不将右腿平放在凳子上。

我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去向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报到并请示工作。我没有在他领导下工作过，互相不熟悉。但我到南京工作，除空军拿出意见外，还需征求南京军区的意见。许司令员了解到我曾在韩先楚领导下工作过，就去问福州军区韩先楚司令员。韩司令员向他简单介绍了我的情况。因此，许司令员知道我是陕北红军，工农干部，作战勇敢，为人正派，对我来南空工作是欢迎、支持的。我同许司令员一经接触，也深为他正直豪爽、嫉恶如仇的性格感染，为自己遇到一位好领导而庆幸。许司令员向我介绍了江腾蛟等在南京进行的"倒许乱军"的情况。

１９６７年，林彪和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互相勾结，在全国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狂风恶浪。在南京，许世友司令员首当其冲，狂热的群众组织抄了他的家。许司令员一怒之下，住进了大别山南京军区后方指挥所。毛泽东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命"中央文革"的张春桥去把许世友接进了北京中南海住。

在这场乱军夺权的阴谋活动中，江、王、高一伙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先是在南空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聂凤智司令员和一批忠于党的事业，有功劳的老将军、老同志打倒。接着，就以揪出聂凤智的黑后台为名，矛头直指许司令员，干了许多坏事。

许司令员对我说："这三个家伙太坏了，他们到哪里哪里就乱，一定要把他们从军队弄出去！＂在许司令员帮助下，群众组织很快退出了南空机关，机场也恢复了正常工作秩序。

我到南空不久，空九军政委于应龙也调来任南空副政委。我们和南空原领导班子中还在工作的同志一起，开了几次会，又做了一些调研，初步了解到南空机关的一些情况。自江腾蛟担任南空政委时起，就在南空机关内搞宗派活动。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江、王、高在机关内变本加厉地排斥异己，安插亲信，骨干有"八大金刚"，煽动起一帮子人，以莫须有的罪名，不仅打倒了原司令员聂凤智，还批判、打倒所谓"聂凤智的人"，即不同意或抵制他们做法的同志，要"揪出聂凤智的黑后台"。机关的派性、混乱程度都已非常严重。

我们决定采取当时惯用的办法，把派性比较严重的人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要求这些人学习《毛主席著作》，做自我批评，克服派性。我让于应龙负责这项工作。

我在北京和吴法宪谈话时，吴法宪要我既要批江、王、高，又要批聂凤智。我认为吴法宪的要求既不符合当时中央军委解决南空领导班子问题的精神，又不利于我在南空开展工作，没有同意。吴法宪只好说，让我看情况办。我对于应龙讲，办学习班不要两面开弓，要抓住批判江、王、高的大方向。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很了解南空机关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的难度，担心机关的混乱会引起部队的混乱，指示我先抓好部队的稳定工作。那时南京空军下辖空四军、空五军两个军，还有若干航空兵师、高炮师以及其他部队。南空所属部队老成分多，参加过实战的多，战斗英雄多，基础是很不错的。我花了近两个月，几乎所有部队跑了一圈，摸情况、做工作。

那时候，部队情况还比较好，没有陷入派性斗争，战备、训练工作都能正常进行。最后，到了上海，因劳累腿病又严重了，在上海治疗了一段时间。

狂风恶浪是怎样掀起来的

初到南空，因江、王、高刚刚垮台，在军内外都声名狼藉，我又是党中央、毛主席任命派来的，得到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的支持，工作还能正常进行。揭批江、王、高的工作也开展起来了，"八大金刚"出现了动摇迹象，交待了一些问题，找我反映问题、情况的人很多，但持观望态度的人也很多。我请许世友司令员到南空机关来讲了一次话。许司令员讲话简明扼要，直截了当地指出江、王、高的问题所在和危害，号召大家深入揭批江、王、高。机关对许司令员这次讲话总的反映是好的。

但没有多久，情况就起了变化。"江派"先是沉默了，不再揭发、交待江、王、高的问题，很快又转过来，批判我们一到南京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且越批越凶。机关的学习班无法按我们的原定意图办下去，反而变成了批判我们的会场。自此开始，一直到林彪反党集团覆灭，"江派"批判我的狂风恶浪就没有停止过。

产生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是我一直想搞清楚的问题。

我对南空问题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但是，真正看清林彪、吴法宪、江腾蛟这个反党集团在南空的罪恶活动，还是在"九·一三"事件发生，一切真相大白之后。

我到南京之前，吴法宪同我谈话时告诉我，江、王、高都被关起来了。实际情况是，只有高浩平被关押了。江腾蛟带着全家秘密地从上海逃到了北京，被吴法宪保护起来。不久，林彪、吴法宪又背着党中央、毛主席，安排江腾蛟窃据了空军政治部部党委书记的要职。王绍渊也被安排到兰空担任副政委。我作为空军党委委员，南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一直没有看到过江腾蛟的任职命令。而南空的"江派"倒是消息灵通，随着江腾蛟在北京重新出任要职，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江腾蛟虽然人不在南京了，但通过南空的"江派"仍然遥控着南空的"运动＂。

南空是林彪反党集团为害最烈的地方。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前，林彪反党集团一直处心积虑，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阴谋夺取对南空机关和部队的控制权，妄图将整个南空变成他们乱军反党篡权的"基本力量"。林彪反党集团覆灭前，我对林彪、吴法宪的真实意图不可能认识清楚，只是看到江腾蛟阴魂不散，能量极大，搅得南空混乱不堪，对江腾蛟的能量来自何方也不能确定。直到真相大白后才知道，江腾蛟就是林彪集团实现这一阴谋的主要干将之一。 江腾蛟心术不正，长袖善舞、攀龙附凤有方。早在１９６４年，他就攀上了在上海附近参加"四清＂的叶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又在叶群指使下，为江青卖力，抄了上海一些著名演员的家。１９６８年，他在南京垮台后，给林彪、叶群、林立果先后写了２０多封"效忠信"，卖身投靠。林彪一家也看中了他可以作为鹰犬，通过吴法宪包庇、重用他。这就是为什么许世友司令员多次在毛泽东面前告江腾蛟的状，毛泽东也指出过此人不能重用，都没有起作用的原因。这也是我到南空后遭遇风向变化的原因。

我在上海治疗了一段时间，病情有所缓解，就回到南空机关。一回去，许多人就来找我，围着我告状或反映问题。但我已感到解决这些问题有些力不从心了。



被“架空”的司令员
　　林彪反党集团为实现其完全控制南空机关和部队的图谋，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在南空煽动派性，一步一步拉人下水，上他们的贼船，其重点拉拢对象是各级主要领导干部。　　在讨论“九大”代表资格问题时，我参加了华东组的会议。周总理也参加了这个组的会议。开始时，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都没有参加会议，后来突然来了。周总理看到后问我是否了解这两个人。我回答说，我才去南空不久，认识他们，但不十分了解。周总理听后，没有再说什么。在党的“九大”上，这两人都成了中央候补委员。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是林彪反党集团的核心分子。　　江腾蛟不仅政治品质恶劣，生活作风也极其腐败，在南空工作时间较长的人都了解这些情况，不少人看不惯他。林彪反党集团中不少人经常到南空进行活动。他们狼狈为奸，他在不明真相的人中还是有相当的欺骗性的。　　周建平原为空四军军长，人很灵活，能说会道，有工作能力。１９６９年调任南空副司令员，开始对我很尊重，注意和我配合工作。一次，我和他一起到北京开会，分别住在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２号门内相邻的两个房间。有一天，我看到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林彪死党）进了他的房间。后来，他就搬到８号门去住了。这之后，他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阳奉阴违起来。１９７１年３月，有一天，周建平突然找我请假，说要到上海回家看看，几天就回来。我没有怀疑，让他去了。谁知他实际是作为南京这一方，去上海参加“三国四方会议”，研究如何实行《５７１工程纪要》的。　　林彪反党集团图谋控制南空，采用了先机关、后部队的手法。我在南空发现风向变化之后，开始只是南空机关，空四军和空五军机关乱，乱批乱整，说我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部队还是稳定的，听招呼的。到１９７０年，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前，情况就有了变化。在南空作战训练会议上，我发现空四军军长郑××和空三师师长冯××态度变了，只要是我的意见，他们就反对。过去不是这样的，这是怎么回事儿？会间休息时，我问空五军军长白宗善。白宗善支支吾吾，不肯对我说实话，看来态度也变了。到＂九·一三事件＂发生前，南空约有超过半数的师以下部队的主要领导干部被拉下了水。也有不少部队坚决抵制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活动，即使属于“重灾区＂的部队，也有对他们坚决抵制的好同志，如全国著名的战斗英雄韩德彩就是这样的同志。　　那个年代，在林彪、江青等的煽动、唆使下，全民、全军都在参加狂热的斗争，不是通过说理，而是通过充满封建色彩的情绪、行为表现自己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我下部队时，为了表示他们同我划清了界线，让我在食堂排队买饭吃。但有一次我下部队路过上海，空四军军长郑××不知出于什么动机，邀请我吃顿便饭。他们七八个人，加上我和秘书坐了一桌。席间，他们互相间又说又笑，很少理会我们，向我敬酒变成了灌酒，完全没有把我当做司令员，是上级领导。郑××是个直筒子，不会假作斯文，大概为了表现一下他“立场坚定＂吧，所以表现得更加粗俗、无礼。郑××在抗美援朝时曾是著名的战斗英雄，本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军长，被他们拉下了水，毁了自己。“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他交待、揭发了一些问题，周总理出面保了他，给他另行分配了工作。　　还有一次，在上海巨鹿路招待所，我经过一栋楼时，见一房间拉着厚厚的窗帘，不由得心生疑问：谁在这里住，窗帘拉这么严干什么？我问服务员，回答是空五军的一位首长在里面住。我奇怪会是谁呢，怎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就去敲门，好半天门才开。原来是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和陆军二十军军长兼浙江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当时他俩都是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在里面谈什么。看到我这个“不速之客”硬闯进来，他俩满脸的不高兴，冷淡得话都不愿搭一句。我是陈励耘的直接上级，他做事都要背着我，我怎么领导他？这就是那个年代出现的怪事。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７日，吴法宪按林彪、叶群的意图，任命他们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彪为培植林立果的威信，便于他在空军进行阴谋活动，唆使周宇驰、刘沛丰等为林立果炮制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１９７０年７月３１日，由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抛出。接着，林彪死党就大肆吹捧这个东西，说林立果是“超天才＂，鼓吹“向林立果学习＂，不仅要忠于林彪，还要忠于林立果。　　我对这些很反感。林立果一个２０多岁的小伙子，有多少能耐，怎么就成了“超天才＂？ 但那时我还想不到林彪是幕后指使人，我在会上说过：“这件事（指吹捧、散发林立果的小册子）如果叫林副统帅知道了，我想他也不会同意的！＂吴法宪也没有胆量公开散发这本小册子，对我讲过不要下发。林彪死党则千方百计散发这本小册子。１９７０年秋，他们利用在广空的空九师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之机，通过各种途径，在空军范围掀起了散发这本小册子的“热潮”。我们在上海开训练会议时，有人将这本小册子拿来了。我以空军党委没有文件为由，未作表态。他们见无法利用我，只好想其他办法去散发了。这本小册子在南空范围散布很广，欺骗、毒害了一些天真、幼稚的人。

向吴法宪“告状”
　　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南空问题是江腾蛟这一派和其对立面的矛盾，是个派性问题，应当通过说服、调解、教育，克服派性来解决问题。“江派”开始批我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也是说我“和稀泥”，“调和主义”。我认为“江派”的斗争矛头是指向对立面的，目的是想把其彻底整垮。事实证明，这种看法只看到了表面现象，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江派”，即林彪反党集团在南空的势力，实际是要夺取南空的权力，控制南空。党的“九大”以后，我发现“江派”的矛头逐渐不再是对着对立面，而是直接指向我了，势头越来越凶。我工作的阻力越来越大。我想，如果我离开有助于解决南空问题，那我就离开好了。于是，我给空军党委写了一封信，要求解甲归田。不久，我到北京开会。一天晚上，吴法宪和王辉球政委，还有邝任农、曾国华副司令员一起找我谈话，轮番批评我“革命意志衰退”、“继续革命的思想不牢固”、“这种半截子革命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批评的“火力”很猛，整整搞了一个晚上，最后又安慰了一番，把信退还我了。　　吴法宪不让我离开南空，也不采取措施解决南空问题。南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到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南空司、政、后机关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小批判会开个不停，我对机关基本失去控制了。这时，我还发现部队也起了变化，一些主要领导干部态度转向了，已很少有人来找我反映情况了。有一天，陆石麟秘书和南空司令部李副参谋长悄悄地找我说，现在情况严重得很，再不想办法可能要出大乱子，建议我以个人名义写一封信给空军党委，反映一下南空“乱”的根源在于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几个坏人的操纵和煽动，要求空军党委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加以清理。　　秘书陆石麟是个很正派的同志，原是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的秘书。他的妻子在上海工作，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王飞（林彪死党）排挤他，以照顾其夫妻生活为名，把他从北京挤出到南空给我当秘书兼办公室主任。　　陆秘书的文笔较好，由他起草这封信。记得开头是这样写的：“有一股暗流，来势凶猛……＂接着就把帮派分子半明半暗、幕前幕后的活动情况作了些揭露。陆秘书起草后，我修改了一下，他又抄了一遍，大概有三页信纸的样子。这时，正逢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中央要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乘的飞机要在安庆机场着陆。我们派刘环副司令员负责飞机安全保障工作。我把信交给他，对他说：“这是我个人的一封汇报信。请你一定在吴法宪司令员到安庆下飞机时交到他的手里。＂刘环让我放心，说他一定会办好。他的确按我的嘱托办的，吴法宪一下飞机就拿到了这封信。　　吴法宪则在九届二中全会一结束，秘密直飞上海，把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等人召集到一起，把我写的信拿出来，告诫他们，刘懋功告状了，要他们隐蔽一点，不要太明显了。但这时他们已肆无忌惮，反而利用大字报和大会、小会对我又掀起了一个批判高潮。当然，这是我事后才知道的。　　１９７０年年底，不知吴法宪出于什么目的，在北京开办了南空机关科以上干部学习班，说要解决南空问题。南空机关去的人很多，把北京空军东交民巷招待所几乎住满了。时间搞得很长，近两个月。会上斗争很激烈，“江派＂逼我做检讨。我就据理力争，指出“江派＂的问题所在。会议就在吴法宪的眼皮底下开，空军机关天天有人参加我们的会，按说吴法宪应当了解情况了。他那时不仅是空军司令员，而且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副总参谋长，按理完全有条件解决南空的问题。我一直等着吴法宪做总结讲话，希望他这次能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会议结束前，吴法宪终于来讲话了，不痛不痒地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根本不像解决问题的样子。我失望了，对吴法宪的幻想彻底破灭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像样子的讲话，“江派＂也不接受，立即开会进行了批判。那时，我搞不清楚“江派＂怎么连吴法宪也敢批。 　　会议期间，我还发现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一天，我在招待所院子里散步，看到林立果从８号门出来。他看见我，就又进去了。我回到我住的房间，从窗户往外望，看到林立果开车离开了招待所。林立果显然是在避开我。因招待所只有南空的人住，这也让我联想到“江派＂会不会和林立果有联系。

周总理良言暖心间
　　１９７１年６月１日到９日，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率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６月５日，周恩来总理陪同齐奥塞斯库访问南京。我负责专机保障工作，在机场见到了周总理并和他握了手。周总理那时身体还很好，神采奕奕，握手十分有力。 　　晚上中共江苏省委和省革委会举行招待宴会，欢迎罗马尼亚贵宾。我被安排和周总理坐在一个桌上。席间，我起身向周总理敬酒。周总理问我：“咱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我回答：“１９３５年１１月打直罗镇战役时就认识了。＂“噢，３６年了！＂他风趣地手掌向上，在胸口比划了一下，“是这样子吧？＂（意思是那时候他留着齐胸的长胡子）我笑着点了点头说：“对！＂我赶快给总理斟了半杯酒，又给自己倒满，说：“总理，您年纪大了，喝半杯吧！祝您健康长寿！＂总理说：“不行，今天遇到这么多老朋友，我很高兴，要满上！＂我赶快给他添满，碰杯后，一饮而尽。然后，总理笑着说：“好同志啊！＂又跟我紧紧握了一下手。　　那时，我的工作环境极端困难，每天都是乌云压顶，能见到周总理，又听到周总理亲切的鼓励，对我是极大的安慰。

“九·一三事件”之后紧急返宁
　　１９７１年８月，南空党代表大会开过后，我又一次要求去北京空军总院治疗腿病。几年来，我的病没有得到彻底根治，加上工作艰难劳累，一直都没有多少好转。以前我也要求过几次，吴法宪都没有批准，这次批了。在空军总医院，以前我都是住单间或套间，这次却在我住的套间病房外间住着另外三个病员，对面就是医护人员值班室，而且，一个协理员老是坐在正对着我的病室外。我感到奇怪，心里想：“这个人什么事也不干，一天到晚坐在那儿，难道在监视我吗？＂　　９月１３日上午，空军司令部训练部部长王海参加了空军机关二级部长以上干部的情况通报会，得知了林彪当日凌晨出逃的消息。之后，他给我打了个电话，用压抑不住的激动语调向我通报了简要情况。我平日对林彪搞的极左的一套虽然极为反感，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仍让我像感到平地惊雷般地震惊，震惊之后，就有一种暴风雨刚刚过去，乌云散尽、红日当空的感觉。　　王海原任空五军副军长，受陈励耘一伙的打击、排挤，实在无法在那里继续工作了。我虽设法尽力保护，但因自己也处境困难，无济于事。我找了个机会对吴法宪说：“像王海这样的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全空军只有５个，需要保护啊。空五军呆不住了，能不能换个地方？＂吴法宪接受了我的建议，把他调到了空军工作。我同时向吴法宪建议保护的，还有鲁珉。鲁珉也被调到空军工作。但他后来被林彪反党集团拉下水，上了贼船。　　奇怪的是，“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住的套间外屋的三个病员很快地迁走了，对面值班室那位协理员也不见了。　　９月２０日深夜，我突然接到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的电话。他任十二军军长和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时我们认识。他在电话中说：“刘懋功同志，军委决定你马上回南京去。＂我说：“我的病好几次都治了个半截子，能不能彻底治好再回去？＂他没有坚持，问了问我的病情就放下了电话。我睡下刚迷糊了一阵，电话铃又响了，还是他打来的，通知我“马上去车接你，到空军司令部来一趟！＂就这么两句话，电话就挂了。这时已是下半夜，我有些紧张，不知是什么事。　　不大一会儿，李德生的秘书在夜班医生的陪同下找到我，我和他一起上了楼下停的一辆小车，向空军司令部驶去。平时空司是很少见到陆军的，这时已全被陆军控制，办公楼门口设了４个全副武装的岗哨，钢盔闪亮，戒备森严。我在办公楼前下车时看到了中央警卫局的杨德中。进到楼内一看，走廊上、办公室里灯火通明，人很多，但来来往往的都是陆军干部。在经过空军党委常委会议室门口时，我听见吴法宪一边哭着一边和李德生说话。我知道他出问题了。　　秘书把我领进吴法宪的办公室，拿来香烟、水果，还泡了一杯茶给我，让我等一会儿，他自己走了。过了一会儿李德生进来了，和我握了握手，笑着说：“你这老兄！叫你回去你还不回去，许（许世友）老头子来电话催你回去，不回也得回了。我马上派飞机送你回南京。”他简单向我讲了讲林彪出逃自我爆炸的过程，介绍了一下目前掌握的空军哪些人有问题，还把有问题的人的名单让我看。我记下了南空的有关人员。然后，李德生让我回医院整理一下东西，马上就走。　　我回到医院后立即收拾东西。这时，李德生又打来电话说，现在全国禁飞，动用飞机必须经周总理批准，不巧总理睡下了。让我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　　我睡了将近两个小时，天色发白了。空军保卫部的一位处长用车送我去机场。从进首都机场大门到停机坪全是陆军站岗，设了几道检查口。那位处长出示李德生主任亲笔写的条子，才得以顺利通过。停机坪上停着一架伊尔—１８，机下守卫着一排陆军战士。登机前又对我进行了一次全面认真的检查，我才进入机舱。真是“专机＂，除机组人员外，整架飞机只有我一个“乘客＂。　　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一停就是几个小时，这里同样戒备森严。为了避免检查的麻烦，我干脆就不下飞机了，直到机场指挥部接到李德生“可以飞南京”的命令，飞机才升空飞向南京。南京机场是空十师的驻地，此时已进驻了陆军一个营的兵力。飞机落地后，陆石麟秘书来接我，直接坐车回到我的家里。　　我从北京走得过于匆忙又要严守机密，所以不可能通知在京亲友们。周末，儿媳抱着已出生９个多月的孙子，换乘了三次公共汽车来到医院看我，没想到被告之我已回南京，却不知原因。儿媳实在想不出我这样匆忙离去的缘由，只好又累又失望地回去了。

清查林彪反党集团党羽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就到许世友司令员那里报到。许司令一见我就问：“你昨晚住在哪里？＂我说：“住家里呀。＂他用手指头点着我批评道：“你不怕死呀，麻痹！人家要杀你呀！”我反问道：“他们杀我干什么？＂许司令员说：“斗争尖锐呀！林彪死党那么多，早就想杀你！谁知道现在下边还隐藏着什么坏东西，搞些什么阴谋诡计啊！＂我说没有别的住处。他马上让肖永银副司令员安排我住到他住的院子前面。　　接着，许司令员向我详细讲述了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阴谋篡权失败后决心动武，指使林立果制定《５７１工程纪要》，妄图谋害毛主席，阴谋败露后，仓皇出逃机毁人亡的经过。许司令特别强调说：“林立果部署的杀害毛主席的反革命武装力量，除了广州空军的，就是你们空四军、空五军的王维国、陈励耘一伙乌龟王八蛋！＂我第一次详细听说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内幕，真感觉惊心动魄。许司令员又感叹地说：“咱们南京是重灾区啊！＂然后，他又向我详细介绍逮捕王维国、陈励耘的情况。许司令员派肖永银到上海锦江饭店设伏，把王维国、陈励耘诱去抓住。肖永银为防止林彪余党中途劫人，押着王维国、陈励耘没有走近路，开着几辆车出了上海，直奔苏州，然后向北到常熟过长江，绕回南京。　　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九·一三事件”之后，许司令员为什么急忙招我回南京，中央为什么会同意派我回南京？除对我了解外，在搜查吴法宪办公室时，查到了我反映南空问题的那封信，说明我对林彪死党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的罪恶活动是早有察觉的，是反对他们的，同他们作斗争的。吴法宪把我那封揭发信留下来，大概是想在林彪他们一伙“上台”之后，作为处置我的一件“罪证”吧！结果却起了他们没有想到的作用。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清查林彪反党集团的人和事是军队的一项重要工作，南京军区空军又是清查的重点之一。按照许世友司令员的指示，我把南空机关、空四军和空五军机关干部都集中到南京大校场机场办学习班。经过艰苦细致的揭、批、查，障眼的迷雾揭开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拆散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理清了，一些林彪死党的面目也搞清楚了。许世友司令员指示我不要手软，“该点名的点名，该批判的批判，不要留什么余地！”我在大会上点了原副司令员周建平等人的名。到了这时候，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些党羽气焰仍很嚣张，原南空一个副参谋长站起来质问我：“你一个司令员有什么权力点副司令员的名！” 　　然而，清查很有成效，林彪反党集团的党羽一个个被揭露出来。这些人经过隔离审查、揭发批判，分别受到处理。像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这些人都是死党，被逮捕判处了徒刑，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机关经过清查、整顿之后，原空军后勤部政委廖冠贤调来南空任政委（我仍兼党委书记），领导班子进行了一些调整。

许世友说：“把余群接回来！”　
　我老伴余群做地下工作时曾被捕过，“文革”中肯定是在劫难逃。她在昆明没有参加任何一派组织，平常工作勤勤恳恳，到建立“革委会”时，云南省委统战部的群众组织准备“三结合”她。她为人老实忠厚，认为应向群众组织讲清自己早年有过被捕坐监狱的历史。群众组织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悄悄改变了主意。我调南空后，家就搬到了南京，随后，老伴又回昆明办工作调动手续。没有想到，由于她的诚实，那边已把她定为“叛徒”，结果，她一回到昆明，群众组织就宣布对她实行“专政”，将她送到距昆明４００余里的偏僻农村“劳动改造＂。余群是１９３６年入党的老干部，深知这一套“左＂的做法会带来什么后果，为了不影响我和孩子们，她主动和我们断绝了联系。　　１９６９年，“九大”开过后不久，吴法宪代表空军党委找我谈话，向我宣布，云南省革委会已查清余群的历史问题，定为“叛徒＂，开除党籍。他代表空军党委要求我和余群离婚。他还暗示我，我在“九大”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是受余群问题的影响。据我所知，那时空军不仅认为余群有问题，还怀疑到了我。有一次，我到空军干部部谈工作，看到他们的桌上有张字条，写有我是“叛徒＂之类的意思。我当即质问他们是怎么回事儿，他们立即予以否认。虽然如此，我感觉这事不可能完全是空穴来风。　　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只有表示同意。但是，我心里还有另一本账。余群十几岁就离家投身革命，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她工作任劳任怨，团结同志，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人宽厚，心地善良，为支持我的工作做出了很多牺牲，对我帮助很大。是我的好革命伴侣。对余群的问题，我心里也有数，组织审查、作结论多次，没有什么大问题。难道这次群众组织审查、作结论就比过去组织做的可靠？我决心先虚应着，拖到以后再说。我对孩子们讲了这件事，他们也是这样打算。　　老伴离开的这几年，我的日子过得是真苦。外面风雨如磐，成天被批、挨整；回到家中，无人持家，孩子们都在外地当兵、工作，只有从昆明自己跟来的、年纪比我还大几岁的炊事员老杜师傅和我作伴。杜师傅了解余群，同情余群，瞒着我秘密地和余群保持着通信联系。余群每月只有２０元生活费。有一次，因短裤破得补都无法补了，她迫于无奈，写信告诉了杜师傅，杜师傅悄悄告诉了回来探家的大女儿，她赶快做了两条寄去。谁想到余群原来体重１４０多斤，现在瘦得只剩了１００斤左右，一条短裤几乎改成两条了！　　１９７２年年底，有一天我去南京军区参加党委会。会间休息的时候，肖永银和我聊天。肖永银关心地问我：“老刘啊，老伴最近还好吧？有信来吗？＂提起这事，我不由得有些伤感。我说：“大概还可以吧。已经彻底下放当农民了。这辈子想团聚怕希望不大了！＂这时，正好许司令员走过来听见了，他骂道：“他妈的，什么‘文化大革命＇！把多少革命同志打成了‘反革命＇，真正的反革命倒成了‘革命干部＇、红人！我打电话给吴大胜，叫他马上派人到云南去把余群接回来！＂我当时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许世友那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得到毛主席的支持，他的话是举足轻重的。吴大胜原为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当时是主持省委、省革委会工作的副书记、副主任。对许司令的指示他不会打折扣。顿时，我就有一种“出太阳了＂的感觉，心里充满温暖，觉得我这个家有希望了！　　当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向孩子们通报了这个好消息。孩子们的感动和高兴是不言而喻的。这时候正好儿媳休假回来，她说：“何必叫省革委会派人去接呢？我去把妈妈接回来！”于是她带着江苏省革委会开具的介绍信到云南去了。经过“昆指”副主任、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朱刚等的帮助，余群很快被接回来了。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她作的结论还是留了一个尾巴。直到“文革”后，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时才彻底解决。　　她回来后，许世友司令员多次请我们到他家吃饭，关心备至，问余群想在地方工作还是想在部队工作，他都可以安排。考虑到局势并不平静，我们俩商定不再给许司令增加麻烦了。　　老伴回来，悬在我心中的大石头落了地，家总算圆满了。　　１９７３年８月下旬，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　　当年１２月中旬，毛主席一声令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许世友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司令员。他从１９５５年就任新成立的南京军区司令员已有１８年之久，很有些恋恋不舍。老部下们都舍不得他离开，我更是这样。　　许世友南行前，廖冠贤问我：“许司令要走了，咱们得派人送一下吧？”没想到许世友司令员指名要我去送他。于是，我同军区其他领导一起把他送到了广州，才依依不舍地同他告别。

“石人祥事件”真相
　　林彪反党集团覆灭后，周总理主持工作，批判极左思潮，局势有过短暂的好转。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很快针对周总理，策划了“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批林批孔以及后来的批邓反右等，重又搅得天下大乱。许世友司令员早就洞烛其奸，警告我们“前面走了狼，后面来了虎”，要当心“戴眼镜、夹皮包、会总结、会提高的野心家”。　　南空的情况和全国的情况一样，只平静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就又剑拔弩张起来。一些人或出于派性，或有积怨，借清查、整顿之机，批我同江、王、高斗争不力，犯了“右倾错误”，给我上纲上线，甚至把我说成和江、王、高，和吴法宪站在一起。　　这期间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借“石人祥事件”，把我描绘成是杀害反林彪英雄石人祥的刽子手，在南空机关重又掀起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高潮，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石人祥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大约１９６８年年底，我到南空工作不久，南空政治部保卫部向党委汇报，安徽和县有一位从新疆部队回来的退伍战士名叫石人祥，向有关人员写了一封反林彪的信，内容罗列了林彪的十几条罪状（事后知道他向全国各地发了数十封这样的信）。林彪当时是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副统帅，明定的毛主席的接班人。中央不止一个文件（包括公安六条）明确规定，“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反对江青同志，谁就是现行反革命＂。所以，我主持的南空党委常委会在听取南空保卫部部长汇报石人祥这封信的内容后，常委一致意见，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做出两条决定：１、立即由南空保卫部派员向空军党委、安徽省委汇报此事；２、对该信的内容注意防扩散，严禁传播。陆石麟秘书参加了常委会并作了会议记录。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只能按组织原则向上级党委和地方党委汇报；至于怎样处理石人祥的问题，完全是安徽省地方的事情，我们不加干预，以后再也未过问此事。　　但是，１９７４年，南空机关有一个人写信给江青，状告南空党委，说我和有关常委是杀害反林彪战士石人祥的罪魁祸首。江青那时正借着批林批孔在处心积虑向军队伸手，认为有机可乘，当即大笔一挥批示“彻查，严办＂。见到这个批示，有些人如同拿到了上方宝剑，想马上对我隔离审查，以乘机把我整下台。对这一飞来横祸，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因为已过了六、七年，对当时的情况记不太清了。据大字报揭露，石人祥在写信后的第二年即被安徽法院判处死刑。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开始真有点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然而真要对我隔离审查，空军和南京军区都需要上报得到批准后才能实行，并不容易。因此，后来决定让我停职在家交待问题，把已调任某高炮师政治部副主任的陆石麟隔离审查，要他揭发我的问题。陆石麟表现得很镇定，不管受到多大压力，都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他的材料写得很清楚，他认为：中共中央文件有明文规定，作为一级党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这样的事情不向上报告是不可能的；处理石人祥事件的是安徽省高级法院，经全国最高法院核准的，完全是地方的责任。南空党委、刘懋功司令员等并未参与，完全不知情，因此，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陆石麟还提供有力的证据，即在１９６８年年底，他随我出差到上海，南空保卫部打电话请示，是否派人去安徽和县参加石人祥的提审工作。当时，陆秘书就传达我的指示：“这是地方上的事，我们军队不要插手，不要派人去。＂这段话，后来在南空保卫部的电话记录簿上查到了。　　“石人祥事件”清查到此，我应承担什么责任已经很清楚了。始作俑者妄想借江青之力打击我，自然不光彩。推波助澜者、落井下石者，此时也无话可说，只好不了了之。　　１９７５年９月，在空军开过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会后，我奉命同杨焕民对调，任兰州空军司令员兼党委书记，离开了南京。　　我在南空任职７年半，是我参加革命以来个人遇到的最困难的时期。１９３５年陕北“肃反＂时，我虽几遭杀身之祸，但问题没有这样错综复杂，持续时间也很短。在南空工作期间，每天都有不知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时候就要发生“地震＂的感觉。陆石麟曾用鲁迅诗句中的“风雨如磐＂形容这种情况是恰当的。南空是遭受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破坏最严重的“重灾区＂ 被搞乱了思想、搞坏了作风，上下左右相互猜忌，相互拆台，阴谋横行，派仗不断，丢掉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破坏了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这种状况怎能肩负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责任，哪还能有战斗力？一批干部被两个反党集团拉下了水，害了革命事业，也害了他们自己。还有一些好干部、好同志在这样的环境下因我而受到牵连，无辜受累，遭到错误处理……真是令人痛心！我个人荣辱沉浮事小，影响部队建设、影响其他同志事大。　　这些教训都是非常沉痛的，值得认真总结，以防止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