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慈禧太后和维多利亚女王的才识

　　对于整个人类历史而言，十九、二十世纪都是前所未有的惊涛骇浪的大世纪。历史提供给每个民族和国家的机会都是一样的，但为何慈禧太后和维多利亚女王的治国水准会如此天差地别，迥然不同，我们可以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寻找答案。

　　首先可以从她们的学识才干上入手。

　　1819年5月24日，维多利亚降生在伦敦肯辛顿宫。她的父亲肯特公爵受德华是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四世的弟弟，她的母亲则出身于一个历史十分悠久的德国王族。从5岁起，维多利亚就开始了启蒙学习。到11岁时，小公主便能用英语、法语、德语与人交流对话。肯特公爵夫人把确保自己的女儿培养成一个知识渊博的女王作为自己一生的最高目标。为此，她不惜挖空心思，殚精竭虑。1830年3月，肯特公爵夫人为了检验女儿的学习成果，要求两位主主教对女儿进行一次考核。考核的结果令人欣慰。两位主教在向肯特公爵夫人的汇报中讲到：

　　“在回答我们提出的大量问题时，公主显示了对于基督教圣经史的最重要的要点以及英国国教所讲的主要的基督教真理和训戒都有正确的认识，她对于编年史和英国史中的各个大事件亦很熟悉，这对如此年轻的人实属难能可贵。对于地理学、地球仪的应用和拉丁语法诸问题，公主所做的回答也是相当令人满意的。她的英语和拉丁语的发音也很正确、动听。”

　　在这之前，维多利亚公主对于她将要继承的女王位置还一无所知。这次考核以后，肯特公爵夫人决定告诉她一切。公爵夫人认为，当公主懂得那地位的职责和份量时，她是会明白人们对于她所寄予的重大期望的。这就是君王要为他人而活着，要有良好的修养，不至于为将来尊崇的地位而眩惑。

　　少年时期的维多利亚就是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度过的。这不仅造就了她丰厚的学识，更培养出良好的习惯和极大的耐心。从13岁那年开始，她便坚持记日记，几十年来从未中断。她成了英国历史上留下日记最多的国王。这些日记记录下维多利亚思想言行的变化过程，从她那真挚、直率以及灵敏的感情来看，她差不多就是一个日耳曼牧师的女儿了。

　　经历过无忧无虑的童年之后，维多利亚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女王。登基后不久，年轻的女王很快就展现出了她的政治才能。首相墨尔本向女王建议，更换她身边的两个女侍，因为这两个人的丈夫是效忠前政府的。

　　年轻的女王这样回答：我不会换掉其中的任何一个，我对她们的政治观点不感兴趣，因为我不需要和她们讨论政治问题。

　　维多利亚充分了解作为女王，自己承担的义务。她并没有修宪或扩大国王权力的想法，也不因为自己是“虚君”而对政府的决定视而不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内阁官员可以对女王敷衍了事。女王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权力所在，在写给政府的诏书中，维多利亚明确地告诉内阁，如果政府不充分尊重国王的权力，那么大臣们就面临着被撤职的危险。

　　维多利亚统治的时期，特别是1851年以后，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她在位的六十余年正值英国自由资本主义由方兴未艾到鼎盛、进而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时期。在她的统治下，英国从一个普通的欧洲国家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她也成为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维多利亚女王热心于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用枪炮打开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封闭的大门，使其殖民地遍布于世界每一块大陆和所有的海洋。这适应了资产阶级的需要，所以赢得了资产阶级的积极支持与广泛爱戴。她是第一个获得“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和“印度女皇”头衔的英国君主。

　　人们也许会认为，正是因为维多利亚接受了全面的开放式的西方教育，才具备如此优秀出众的统治才干。而慈禧太后深受“天不变道也不变”的儒家思想束缚影响，根本不可能开眼看世界，更不可能有所作为。贫乏的学识和狭窄的视野注定了她只能奉命危难，苦撑危局，因循守旧，一事无成。

　　然而，慈禧能够在佳丽如云、竞争激烈的后宫一枝独秀，脱颖而出，深蒙咸丰皇帝宠幸并将其牢牢控制在手中，必然有其超人之处。当时，满族妇女与汉族妇女一样不能入学，获取文化知识的途径十分单一。慈禧小的时候家境并不好，在当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里，既无机会也不可能接受非常好的教育。但机会是要靠人去争取的，如果慈禧仅仅做些护肤调粉的活儿，她可能就不是外国公使夫人口中叱咤风云的“母龙”了。慈禧向来认为女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应该读书识字。她具备一项后宫嫔妃们无人能抵的能力——能读写汉文，这在当时的满族妇女中是极其可贵的。她十分喜爱《诗经》，一有闲暇，就会独自吟咏。后来，她成为大权在握的皇太后，还吩咐每天午后，宫中有身份的宫女们一起集中朗诵《诗经》，讲解史书，每10天考核一次，优秀者有奖。由于她的倡导，宫里学习《诗经》成风，以致小太监们也争相吟诵。慈禧同时又是一位个性很强、强调女人独立精神的女人。中国古话常说“字如其人”。慈禧写字也是别具一格，她不喜欢写后妃们擅长的蝇头小楷，反而喜欢写和人一般高大的字幅。她的个子还没有纸长，经常需要借助婢女的一拉之力才能完成。这足以看出她“胸中丘壑”。

　　那么慈禧的才学到底如何呢?这从她垂帘听政后，在罢免恭亲王奕的一则上谕中可见一斑：

　　“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知(之)，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狭致(挟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

　　这是1865年，慈禧已经在政坛历练多年，渐趋成熟。可这则她亲自起草的共计300多字的上谕中，错别字竟高达12个，语句亦不甚通顺，足以证明其文化水平并不高。但“觉”只是一个瞬间，“悟”却是一个过程，慈禧的学习领悟能力是十分惊人的。咸丰帝逃避现实，寄情声色，对于国事穷于应付。由于慈禧能读写汉文，有些奏章他就让慈禧代阅。“时时披览各省章奏，通晓大事”。慈禧以其罕有的机敏与聪慧，很快就对朝政运作、君臣分际，了然于胸。这为她以后的执政打下了坚实基础。《崇陵传信录》载：“时洪杨乱炽，军书旁午，帝有宵旰劳瘁，以后书法端腴，常命其代笔批答奏章，然胥帝口授，后仅司朱而已。”

　　当英法联军朝北京进发之时，天子之都暴露于侵略军的炮火之下，优柔寡断的咸丰帝无决断国事之力。慈禧挺身而出，下一严厉之谕旨，严令统兵大臣与洋人决战，近畿州县，整团阻截，悬赏杀敌，晓谕中外。可见初涉政事的慈禧就以强硬果敢著称。而英法联军突破清军道道防线并攻陷天津这天，正逢咸丰帝在圆明园与后妃共宴。酒至一半，得军机处奏报英、法联军已陷天津，正杀奔京城而来。咸丰帝顿时慌了手脚，吓得束手无策地和众嫔妃抱着哭成一团。就在满朝文武惊慌失措时，只有慈禧一人保持着理智清醒，她不惜违反祖制，从储秀宫的帷幕后站出来，大声对咸丰帝说：事情危急至此，哭有何用!“恭亲王素明决，乞上召筹应会之策。”危机才是考验人的试金石。巨变面前，咸丰帝的懦弱动摇暴露无遗，而慈禧的冷静沉着和敢作敢为也确实表现出她不同凡响的一面。

　　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在《慈禧外记》中评论道：“中国自来女主专政者，廖廖无几，而慈禧可称特者。彼时位不过贵妃，年不过二十余，而能荷天下之重任，尤为罕见者也。”平心而论，在强大观念和制度的笼罩之下，被剥夺了早期教育权的叶赫那拉·兰儿，在政治演出中表现的才干和能力，还是很出人意料的。她比大部分男人刚强果断、机智精明。在丈夫死后，她以闪电般的手段发动宫廷政变，夺取最高权力，但她只杀了为首的三个大臣，对其他人都轻轻放过，并且当众焚毁了从三大臣家搜出来的政治信件，从而稳定了局面，安定了人心;即使抛开学识不说，慈禧的驭人权术也确实有一整套。在平定太平军和其他乱事后，慈禧将该收回的军权坚决收回，该放权的时候又绝对信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得很好;而在内乱后的重建中，慈禧与奕乃至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人督抚的配合默契，由此出现一段难得的“同光中兴”也不是完全偶然。她在处理政务之余也在不断加强学习，从写一道百余字的谕旨出现十几处错别字到对朝政的处置游刃有余、从容应对，这说明慈禧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是非同寻常的。

　　文化历史背景决定了一个政治家的识见能力。而在历史的潮流中，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屈服于时势的力量。这时候的英国经过文艺复兴的启蒙，不仅发明了大炮巨舰，各种先进的思潮也层出不穷，自由、平等、民主成为走向进步的力量，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达到了辉煌的颠峰时期，维多利亚女王能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在于情理之中。而中国“三纲五常”、“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依然让人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没有了进步的方向。尽管如此，慈禧太后依然睁眼向洋，努力作出了最大的改变。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她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虽然既有顽固派的阻挠，又有西方列强的干扰，但慈禧太后依然支持洋务运动的开展。她突破祖制大胆重用汉族官员;力排众议废除科举并派遣留学生;支持兴办工厂，支持建设新式军队。在她统治的最后10年，庚子西狩的惨痛经历，让垂垂老矣的慈禧太后竟然下定决心要搞新政，她努力地推行政冶改革，准备采用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她的改革范围甚至比康有为当初设想的还要广泛，手段也比戊戌变法时更切实有效。这在中国的上千年的专制历史上绝对是石破天惊，令人难以想象。在慈禧太后执政的最后七八年中，中国才开始真正向现代社会转型。如果她遇到的是比较平衡的政治局面，我们有理由相信，她不但会胜过历史上大多数女性执政者，也会胜过无数政绩平平的男性皇帝。

　　百年以来，对慈禧的评价一直是毁多于誉。其实众多的评论，都是建立在性别歧视和男权意识的基础之上的。学者苏同炳认为，如果不是道光误立奕詝，“清代历史上不会出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不致以一个浅薄无识的妇人手握定中国的命运达四十余年，当可断言”。又说“慈禧虽有才具而实无见识，所以晚清中国的命运，才会在她手中变得衰败没落，终至有亡国灭种之虞”。

　　但历史资料证明，慈禧太后并非“浅薄无识”。而所谓在她手中中国的命运变得衰败没落，更是颠倒因果的结论。慈禧之登上历史舞台本身就是父权统治创造的机遇，而宫廷斗争谁能取胜，也实在不是她一人能决定的。即使奕訢被道光选定为继承人，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中国落后的一个表现，如何证明皇帝换了人就具有了历史上的正当性呢?晚清危机的根源在于千年的封建统治已经穷途末路，整个社会已经失去转型的动力和变革的空间。晚清中国的失败，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并非只是政策性的、对策性的结果。如果一味把中国的失败都夸大到必须由一两个执政者负责，这种看法无疑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标准。慈禧只是在她的历史角色上做了必然要做的一些事情而已。文化的危机实非她一人之过。读如柏扬在《中国人史纲》中的所说，这个世纪欧美在人类接力竞赛的中途，由跑步而飞奔，进入一个崭新的科学民主、追求人性尊严的伟大时代，而中国政治思想如故，贫穷愚昧如故，男人作揖叩首如故，女人缠小脚如故……腐朽的思想文化，在洋人的船坚炮利前面，不堪一击。有哪个伟大人物能够在这样的封建思想酱缸中励精图治，让大清朝死里回生呢?蒋廷黻认为：“我们不要以为顽固份子不爱国，从鸦片战争起，他们是一贯反对屈服，坚强地主张抗战。在戊戌年，西太后复政以后，她硬不割让三门湾给意大利，她令浙江守土的官吏准备抗战。后意大利居然放弃了他的要求。”(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然而，女人从政在中国传统舆论里，或者是“妖精”，或者就是“祸水”。即使其使用的一切政治手段，都与男人并无二致，也要额外被舆论加倍谴责。在一个以男权为传统的社会，慈禧所要面对的是“女人乱政”必亡国的逻辑结论。正如赫德兰在《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慈禧太后》中称：

　　“慈禧太后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人，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她不仅在上上世纪后半叶统治了大清帝国，她的统治推迟了大清帝国的灭亡……她统治中国将近半个世纪——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妇女没有任何权力的国度。”

　　100多年前的清朝，的确是个妇女没有任何权力的国度。正因为如此，慈禧太后才显得那样的突出与另类，她不仅让当时的男人们感到狼狈不堪，也让后来的男人们感到义愤填膺甚至恼羞成怒。

　　不可否认，慈禧太后不是什么政治家，她的政绩也不怎么光彩照人。但是，历史选择了慈禧太后，而且对于她个人来说，她成功了，因为她以一个女人的智力与才能，在近半个世纪的统治里保住了这个不断下坠的王朝没有在她手里把江山葬送;但对整个国家发展而言，慈禧太后毋庸置疑地失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别人就一定做得比她更好，因为历史证明，后来的很多人做得比她更坏。

　　对慈禧太后的评价，长期以来毁多于誉，论者多侧重于其专制独裁，玩弄权术。然评价历史人物应本着一分为二的观点。在19世纪的世界政治中，慈禧太后和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一样，同为有影响力的女性。正如辜鸿铭所说：

　　“我恐怕很难使那些对中国过去四十年历史不熟悉的外国人懂得，在那四十年灾难频仍，动荡不定的岁月里，想皇太后这样的国家掌舵之人该需要怎样的政治家的风范，胆略，坚忍不拔和治国之才。皇太后具备女性特有的同情心和洞察力，拥有完善的德行和智识，她知人善任，激发御下之臣的忠良之心，使其鞠躬尽瘁，任凭驱弛。(《辜鸿名文集》〕

　　此论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仍然代表了晚清相当一部分官僚对慈禧太后的认识。当然，慈禧太后对于中国所处环境的认识，对于她的使命的认识远远不能和洋务派及维新派相比，但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她在大多数时期是坚决维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