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是怎么输给维多利亚女王的?

1900年，当新世纪的曙光冉冉升起的时候，东方最大帝国的统治者慈禧太后正扮着农妇带领一帮蓬头垢面的王公贵族，丢魂落魄地奔逃在前往西安的乡间土路上。他们身后是火光冲天血流成河的皇城北京。昔日君临天下的紫禁城，此时已沦为八国联军烧杀抢掠的人间地狱，远远传来的隆隆炮声依然令人心惊肉跳，胆寒不已。
而在遥远的英国伦敦白金汉宫，西方最大帝国的统治者——维多利亚女王也正在衰病之中度过一生最后的日子。上帝似乎不再眷顾这位幸运的女王：儿子、孙子意外病故的噩耗接连传来，在一连串雪上加霜的打击面前，她的病情日益恶化，精力一天天衰竭。但人们惊奇地发现，女王依然拖着沉重的病体表现出对政务一如既往的关心。12月中旬，她还不顾宫廷御医和顾问们的反对，坚持出席了在温莎宫举行的爱尔兰工业品博览会。
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一位是东方帝国的太后，一位是“日不落帝国”的女王，这两位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却在踏进新世纪的门槛时遭逢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而隐藏在她们身后的，则是两大帝国的兴衰沉浮。
一 人生历程 悲欣交集
1851年5月1日，是万国博览会开幕的日子，这一天成为整个伦敦的节日。
来自世界25个国家的人们，汇集在当时欧洲最宏伟和最富想象力的神奇建筑“水晶宫”那巨大的穹顶下，参加这次规模空前的聚会。人们在这里相聚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军事纠纷，也不是为了进行政治争吵，更不是为了宗教朝圣，而是为了展示文明、进步和繁荣。这次博览会展出了10万多件代表人类文明成果的展品，它们由世界各地的近14000名参展者提供，其中一半多是英国厂商。其中有许多代表英国工业革命的经济成就和先进工业品，如自动链式精纺机、大功率蒸汽机、高速汽轮船、汽压机、起重机、机床以及先进的炼钢法、隧道和桥梁模型等。大英帝国在这次展览会上显示了作为“世界工厂”的强大实力，出尽了风头。成千上万的英国人为自己国家征服自然的伟大成就所陶醉，他们认为自己是大自然中的优等生，是上帝的宠儿，他们一个个眼噙热泪，趾高气扬地走进展厅。
在万众喧腾中，维多利亚女王怀着从未有过的骄傲和自信前往水晶宫，亲自来给博览会剪彩，兴奋的女王反复使用一个词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荣光、荣光、无尽的荣光。晚上回来后，42岁的维多利亚女王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我一生中最伟大、最光辉的日子。我亲爱的阿尔伯特的名字将和这一天一样永垂不朽。对于我来说，这是最值得骄傲和喜悦的一天。此刻，我心中充满了无限感激之情……”
维多利亚女王没有理由不感到幸福和自豪。这是她人生最美好的巅峰时刻：在她的时代里，大英帝国空前团结，成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女王像维多利亚一样，在出色地完成了女王的职责的同时，又拥有作为普通女人的幸福，可谓爱情事业双丰收。丈夫阿尔伯特博学多才，具有非凡卓越的组织才能，成为她信任依赖的良师益友。整个这届博览会就是由阿尔伯特一手策划并精心组织的，它大大提升了大英帝国的国威，极大地增强了英国人的自豪感。
当维多利亚女王享受着大英臣民们排山倒海的欢呼致敬时，在大清国紫禁城戒备森严的深宫大院里，年仅17岁的“杏儿姑”（即后来的慈禧）正战战兢兢地由太监们领着去参加“选秀”。幸运的杏儿姑娘从众多秀女中脱颖而出，得以留在皇宫并被封为“兰贵人”。正所谓“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这是改变她命运的重要一步。慈禧没有高贵的血统，只不过来自下五旗的镶蓝旗；没有显赫的家世，父亲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官员。她入宫后也只被封为位列后宫第六等的“贵人”，是个毫不起眼的小角色，要想登上皇后的宝座还遥遥无期，希望渺茫。
然后谁曾想到，仅仅十年后，慈禧和维多利亚的命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逆转。
1861年11月2日，咸丰帝死后仅103天，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诉联手发动中外嘱目、惊心动魄的“辛酉政变”，以雷霆霹雳之势一举荡平了咸丰死前诏封的“顾命八大臣”，将肃顺、端华、载垣处死，其他五人革职遣戍，改年号为“同治”，开始两宫垂帘听政。年仅27岁的慈禧，正式走向这个庞大帝国的权力巅峰。从此她三次垂帘听政，操控清末政权，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
正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一年，当年轻的慈禧春风得意地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央时，42岁的维多利亚女王却陷入了深深的丧夫之痛中。由于一场意外的风寒，正当英年的阿尔伯特突然离世了。阿尔伯特亲王既是维多利亚深深爱恋着的丈夫，也是她最重要的谋士和助手。失去阿尔伯特，她感到失去了一切。在这场令人震惊的灾难中，维多利亚晴空丽日的生活瞬间布满了漫天的阴霾和悲哀，巨大的悲痛犹如黑夜中兀鹰的巨爪，攫取了她的意志和灵魂。阿尔伯特去世的这一天，维多利亚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语： “你的去世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的人生从此支离破碎”。那些在她身边的人们都担心她会失去理智，精神崩溃。背地里，人们一遍遍同情地念叨着：“可怜的女王，可怜的女王！”
悲痛欲绝的维多利亚离开了伦敦，将自己独自锁在房间里。对她来说，外面的世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她感到，自己的真实人生已经随着丈夫的生命而终止了，她在世上的余年已如残阳夕照，正在走向悲剧的尾声，她在给亲戚的一封信中写道：“世界已经死去了”。
然而，塞翁失马，祸福相倚。上天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谁也无法对慈禧太后和维多利亚女王的人生命运作出简单的评判。作为女人的慈禧，个人生活也是十分不幸的。她27岁没有了丈夫，40岁不到死了儿子，青年丧夫，中年丧子，几大不幸都让她占尽了。虽然拥有至上的权力，却无法得到一个普通女人所能得到的男欢女爱，也无法获取一个正常的母亲所拥有的儿女绕膝、含饴弄孙的幸福。
但也有人说慈禧是幸运的——作为一个普通的八旗女孩，她走进了皇宫，并且靠着幸运地生下了咸丰帝惟一的皇子，从而“母以子贵”，被晋封为妃、贵妃，直到皇太后；作为一个女人，她在勾心斗角，杀机四伏的皇宫里凭借自己的技巧终达权力巅峰；作为皇太后，她在男权世界里纵横捭阖，操权柄于股掌之中。作为实际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无冕女皇”让那些男人中的精英人物也不得不低眉顺首地拜倒在她脚下。
但归根结蒂，慈禧的命运仍然是悲剧性的。她的最大不幸就是偏偏撞上了中国历史上最尴尬最困难的时代，她统治下的晚清成为神州史上最屈辱、最沉重的一页。作为最高统治者，她不仅要面对世界列强的欺凌，更要应付国内日薄西山摇摇欲坠的局面。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她百般挣扎，却难挽颓势，终致民不聊生，烽烟四起，山河沦丧，国将不国。后人讲到慈禧，完全把她当作祸国殃民的代名词，甚至把一些与之毫不相干的恶行也加于其身上。她也许做梦也想不到，生前作为母仪天下、权倾当朝的“老佛爷”，死后会沦落为昏庸腐朽、专横残暴的“一代妖后”形象。甚至连她的陵墓都难逃厄运，被东陵大盗孙殿英翻了个底朝天，毁棺抛尸，惨不忍睹。
当大清帝国在风雨飘摇中苟延残喘时，西欧大陆的大英帝国正昂首挺胸地进入全盛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科学、艺术极大发展，君主立宪制走向稳定成熟。日不落帝国昂首阔步，傲视全球。这时也是英国经济实力最雄厚的时期，英国建立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庞大殖民帝国。一位当时的作家这样描述了全球市场对英国产品的需求：
“供印度用的斧子和供北美洲土著用的战斧，销往古巴和巴西、适用于贫穷的奴隶的枷锁、手铐和铁颈圈。……在美洲的原始森林里，伯明翰的斧子砍倒了古老的树木；在澳大利亚放牛的牧场上，回响着伯明翰的铃铛的声音；在东印度和西印度，人们用伯明翰的锄头照料甘蔗田。”
维多利亚，这位18岁登基时还不知所措的女王，一直到82岁才去世，命运似乎要让她完整地见证和享有英国的荣光，维多利亚女王伴随英国走完了19世纪。这位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女王，除了养育9个孩子、怀念早逝的丈夫、让遍布欧洲皇室的子孙们称她为“欧洲的祖母”之外，晚年几乎什么都不做。与慈禧太后不幸的家庭生活相比，维多利亚女王对于养育子女倾注了巨大热情与精力，庞大和睦的家族使她享尽了天伦之乐。在她晚年，其曾孙辈已达37人。有一幅巨大的油画挂在女王在温莎宫的卧室里，那是一张全家福，五十几个晚辈济济一堂族拥着维多利亚，她面带笑容，和蔼可亲……她对于家庭的忠贞热忱,对于国家的高度负责,几乎成为那个时代英国资产阶级的精神典范。当英国人听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死讯后，他们的反应就像是世界末日来临。一家民间报刊在社论中写道：
“女王逝世了！没有任何语言能够表达此刻的感情……也许，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当中还很少有人能够认识到她在我们每个人生活中起到了何等巨大的作用；她的生命之线，像一条金色的丝带，在编织和加固民族进步的轻纱时，还使她的全体臣民中的每个人的生命都得到抚摸并增加光泽。”
在人们的心目中，女王头顶上的王冠已经成为帝国荣耀和威严的象征，女王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寄托。这一点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世界上许多河流、湖泊、沙漠、瀑布、城市、街道都以维多利亚命名。
面对无情的历史，人们不禁要产生这样的疑惑：
慈禧太后的政治才能也许并不逊于维多利亚女王，为什么中国在她的统治下一次次战败求和、割地赔款，直到糜烂日甚、不可收拾，而英国在维多利亚开创的时代中一飞冲天、独步全球呢？
为什么慈禧太后嗜权如命、殚精竭虑，也曾在内外交困中强撑危局，力图振兴雪耻，到头来却凄凉退场，落得个祸国殃民的骂名？而维多利亚女王安心担当“虚君”的角色，甚少干预国家大政，但她却被英国人由衷地尊敬和怀念，连她的名字也成为繁荣富足的象征？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两个女人的命运问题，它还是一部长达100多年屈辱历史的组成部分。追溯两个女人的命运轨迹，其实也就是探讨两个国家的成败兴亡的原由。
二 学识才干 各有千秋
对于整个人类历史而言，十九、二十世纪都是前所未有的惊涛骇浪的大世纪。历史提供给每个民族和国家的机会都是一样的，但为何慈禧太后和维多利亚女王的治国水准会如此天差地别，迥然不同，我们可以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寻找答案。
首先可以从她们的学识才干上入手。
1819年5月24日，维多利亚降生在伦敦肯辛顿宫。她的父亲肯特公爵受德华是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四世的弟弟,她的母亲则出身于一个历史十分悠久的德国王族。从5岁起，维多利亚就开始了启蒙学习。到11岁时，小公主便 能用英语、法语、德语与人交流对话。肯特公爵夫人把确保自己的女儿培养成一个知识渊博的女王作为自己一生的最高目标。为此，她不惜挖空心思，殚精竭虑。1830年3月，肯特公爵夫人为了检验女儿的学习成果，要求两位主主教对女儿进行一次考核。考核的结果令人欣慰。两位主教在向肯特公爵夫人的汇报中讲到：
“在回答我们提出的大量问题时，公主显示了对于基督教圣经史的最重要的要点以及英国国教所讲的主要的基督教真理和训戒都有正确的认识，她对于编年史和英国史中的各个大事件亦很熟悉，这对如此年轻的人实属难能可贵。对于地理学、地球仪的应用和拉丁语法诸问题，公主所做的回答也是相当令人满意的。她的英语和拉丁语的发音也很正确、动听。”
在这之前，维多利亚公主对于她将要继承的女王位置还一无所知。这次考核以后，肯特公爵夫人决定告诉她一切。公爵夫人认为，当公主懂得那地位的职责和份量时，她是会明白人们对于她所寄予的重大期望的。这就是君王要为他人而活着，要有良好的修养，不至于为将来尊崇的地位而眩惑。
少年时期的维多利亚就是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度过的。这不仅造就了她丰厚的学识，更培养出良好的习惯和极大的耐心。从13岁那年开始，她便坚持记日记，几十年来从未中断。她成了英国历史上留下日记最多的国王。这些日记记录下维多利亚思想言行的变化过程，从她那真挚、直率以及灵敏的感情来看，她差不多就是一个日耳曼牧师的女儿了。
经历过无忧无虑的童年之后，维多利亚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女王。登基后不久，年轻的女王很快就展现出了她的政治才能。首相墨尔本向女王建议，更换她身边的两个女侍，因为这两个人的丈夫是效忠前政府的。
年轻的女王这样回答：我不会换掉其中的任何一个，我对她们的政治观点不感兴趣，因为我不需要和她们讨论政治问题。
维多利亚充分了解作为女王，自己承担的义务。她并没有修宪或扩大国王权力的想法，也不因为自己是“虚君”而对政府的决定视而不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内阁官员可以对女王敷衍了事。女王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权力所在，在写给政府的诏书中，维多利亚明确地告诉内阁，如果政府不充分尊重国王的权力，那么大臣们就面临着被撤职的危险。
维多利亚统治的时期，特别是1851年以后，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她在位的六十余年正值英国自由资本主义由方兴未艾到鼎盛、进而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时期。在她的统治下，英国从一个普通的欧洲国家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她也成为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维多利亚女王热心于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用枪炮打开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封闭的大门,使其殖民地遍布于世界每一块大陆和所有的海洋。这适应了资产阶级的需要,所以赢得了资产阶级的积极支持与广泛爱戴。她是第一个获得“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和“印度女皇”头衔的英国君主。
人们也许会认为，正是因为维多利亚接受了全面的开放式的西方教育，才具备如此优秀出众的统治才干。而慈禧太后深受“天不变道也不变”的儒家思想束缚影响，根本不可能开眼看世界，更不可能有所作为。贫乏的学识和狭窄的视野注定了她只能奉命危难，苦撑危局，因循守旧，一事无成。
然而，慈禧能够在佳丽如云、竞争激烈的后宫一枝独秀，脱颖而出，深蒙咸丰皇帝宠幸并将其牢牢控制在手中，必然有其超人之处。当时，满族妇女与汉族妇女一样不能入学，获取文化知识的途径十分单一。慈禧小的时候家境并不好，在当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里，既无机会也不可能接受非常好的教育。但机会是要靠人去争取的，如果慈禧仅仅做些护肤调粉的活儿，她可能就不是外国公使夫人口中叱咤风云的“母龙”了。慈禧向来认为女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应该读书识字。她具备一项后宫嫔妃们无人能抵的能力——能读写汉文，这在当时的满族妇女中是极其可贵的。她十分喜爱《诗经》，一有闲暇，就会独自吟咏。后来，她成为大权在握的皇太后，还吩咐每天午后，宫中有身份的宫女们一起集中朗诵《诗经》，讲解史书，每10天考核一次，优秀者有奖。由于她的倡导，宫里学习《诗经》成风，以致小太监们也争相吟诵。慈禧同时又是一位个性很强、强调女人独立精神的女人。中国古话常说“字如其人”。 慈禧写字也是别具一格，她不喜欢写后妃们擅长的蝇头小楷，反而喜欢写和人一般高大的字幅。她的个子还没有纸长，经常需要借助婢女的一拉之力才能完成。这足以看出她“胸中丘壑”。
慈禧还擅长绘花鸟画，很有天分，在圆明园居住时，“因日习书画以自娱，故后能草书，又能画兰竹”。这些优势让她在后宫鹤立鸡群，引人注目。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记载：“西后入宫时，夏日单衣，方校书卷，文宗（咸丰帝）见而幸之。”可以设想，炎炎的夏日，她单衣伏案，校读书卷，这样好学而美丽的女人，能不让年轻的咸丰怦然心动吗？
那么慈禧的才学到底如何呢？这从她垂帘听政后，在罢免恭亲王奕的一则上谕中可见一斑：
“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知（之），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狭致（挟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
这是1865年，慈禧已经在政坛历练多年，渐趋成熟。可这则她亲自起草的共计300多字的上谕中，错别字竟高达12个，语句亦不甚通顺，足以证明其文化水平并不高。但“觉”只是一个瞬间，“悟”却是一个过程，慈禧的学习领悟能力是十分惊人的。咸丰帝逃避现实，寄情声色，对于国事穷于应付。由于慈禧能读写汉文，有些奏章他就让慈禧代阅。“时时披览各省章奏，通晓大事”。慈禧以其罕有的机敏与聪慧，很快就对朝政运作、君臣分际，了然于胸。这为她以后的执政打下了坚实基础。《崇陵传信录》载：“时洪杨乱炽，军书旁午，帝有宵旰劳瘁，以后书法端腴，常命其代笔批答奏章，然胥帝口授，后仅司朱而已。”
当英法联军朝北京进发之时，天子之都暴露于侵略军的炮火之下，优柔寡断的咸丰帝无决断国事之力。慈禧挺身而出，下一严厉之谕旨，严令统兵大臣与洋人决战，近畿州县，整团阻截，悬赏杀敌，晓谕中外。可见初涉政事的慈禧就以强硬果敢著称。而英法联军突破清军道道防线并攻陷天津这天，正逢咸丰帝在圆明园与后妃共宴。酒至一半，得军机处奏报英、法联军已陷天津，正杀奔京城而来。咸丰帝顿时慌了手脚，吓得束手无策地和众嫔妃抱着哭成一团。就在满朝文武惊慌失措时，只有慈禧一人保持着理智清醒，她不惜违反祖制，从储秀宫的帷幕后站出来，大声对咸丰帝说：事情危急至此，哭有何用！“恭亲王素明决，乞上召筹应会之策。”危机才是考验人的试金石。巨变面前，咸丰帝的懦弱动摇暴露无遗，而慈禧的冷静沉着和敢作敢为也确实表现出她不同凡响的一面。
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在《慈禧外记》中评论道： 中国自来女主专政者，廖廖无几，而慈禧可称特者。彼时位不过贵妃，年不过二十余，而能荷天下之重任，尤为罕见者也。平心而论，在强大观念和制度的笼罩之下，被剥夺了早期教育权的叶赫那拉兰儿，在政治演出中表现的才干和能力，还是很出人意料的。她比大部分男人刚强果断、机智精明。在丈夫死后，她以闪电般的手段发动宫廷政变，夺取最高权力，但她只杀了为首的三个大臣，对其他人都轻轻放过，并且当众焚毁了从三大臣家搜出来的政治信件，从而稳定了局面，安定了人心；即使抛开学识不说，慈禧的驭人权术也确实有一整套。在平定太平军和其他乱事后，慈禧将该收回的军权坚决收回，该放权的时候又绝对信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得很好；而在内乱后的重建中，慈禧与奕乃至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人督抚的配合默契，由此出现一段难得的“同光中兴”也不是完全偶然。她在处理政务之余也在不断加强学习，从写一道百余字的谕旨出现十几处错别字到对朝政的处置游刃有余、从容应对，这说明慈禧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是非同寻常的。
文化历史背景决定了一个政治家的识见能力。而在历史的潮流中，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屈服于时势的力量。这时候的英国经过文艺复兴的启蒙，不仅发明了大炮巨舰，各种先进的思潮也层出不穷，自由、平等、民主成为走向进步的力量，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达到了辉煌的颠峰时期,维多利亚女王能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在于情理之中。而中国“三纲五常”、“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依然让人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没有了进步的方向。尽管如此，慈禧太后依然睁眼向洋，努力作出了最大的改变。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她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虽然既有顽固派的阻挠，又有西方列强的干扰，但慈禧太后依然支持洋务运动的开展。她突破祖制大胆重用汉族官员；力排众议废除科举并派遣留学生；支持兴办工厂，支持建设新式军队。在她统治的最后10年，庚子西狩的惨痛经历，让垂垂老矣的慈禧太后竟然下定决心要搞新政，她努力地推行政冶改革，准备采用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她的改革范围甚至比康有为当初设想的还要广泛，手段也比戊戌变法时更切实有效。这在中国的上千年的专制历史上绝对是石破天惊，令人难以想象。在慈禧太后执政的最后七八年中，中国才开始真正向现代社会转型。如果她遇到的是比较平衡的政治局面，我们有理由相信，她不但会胜过历史上大多数女性执政者，也会胜过无数政绩平平的男性皇帝。
百年以来，对慈禧的评价一直是毁多于誉。其实众多的评论，都是建立在性别歧视和男权意识的基础之上的。学者苏同炳认为，如果不是道光误立奕詝，“清代历史上不会出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不致以一个浅薄无识的妇人手握定中国的命运达四十余年，当可断言”。又说“慈禧虽有才具而实无见识，所以晚清中国的命运，才会在她手中变得衰败没落，终至有亡国灭种之虞”。
但历史资料证明，慈禧太后并非“浅薄无识”。而所谓在她手中中国的命运变得衰败没落，更是颠倒因果的结论。慈禧之登上历史舞台本身就是父权统治创造的机遇，而宫廷斗争谁能取胜，也实在不是她一人能决定的。即使奕訢被道光选定为继承人，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中国落后的一个表现，如何证明皇帝换了人就具有了历史上的正当性呢？晚清危机的根源在于千年的封建统治已经穷途末路，整个社会已经失去转型的动力和变革的空间。晚清中国的失败，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并非只是政策性的、对策性的结果。如果一味把中国的失败都夸大到必须由一两个执政者负责，这种看法无疑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标准。慈禧只是在她的历史角色上做了必然要做的一些事情而已。文化的危机实非她一人之过。读如柏扬在《中国人史纲》中的所说，这个世纪欧美在人类接力竞赛的中途，由跑步而飞奔，进入一个崭新的科学民主、追求人性尊严的伟大时代，而中国政治思想如故，贫穷愚昧如故，男人作揖叩首如故，女人缠小脚如故……腐朽的思想文化，在洋人的船坚炮利前面，不堪一击。有哪个伟大人物能够在这样的封建思想酱缸中励精图治，让大清朝死里回生呢？蒋廷黻认为：“我们不要以为顽固份子不爱国，从鸦片战争起，他们是一贯反对屈服，坚强地主张抗战。在戊戌年，西太后复政以后，她硬不割让三门湾给意大利，她令浙江守土的官吏准备抗战。后意大利居然放弃了他的要求。”（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然而，女人从政在中国传统舆论里，或者是“妖精”，或者就是“祸水”。即使其使用的一切政治手段，都与男人并无二致，也要额外被舆论加倍谴责。在一个以男权为传统的社会，慈禧所要面对的是“女人乱政”必亡国的逻辑结论。正如赫德兰在《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慈禧太后》中称：
“慈禧太后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人，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她不仅在上上世纪后半叶统治了大清帝国，她的统治推迟了大清帝国的灭亡……她统治中国将近半个世纪——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妇女没有任何权力的国度。”
100多年前的清朝，的确是个妇女没有任何权力的国度。正因为如此，慈禧太后才显得那样的突出与另类，她不仅让当时的男人们感到狼狈不堪，也让后来的男人们感到义愤填膺甚至恼羞成怒。
不可否认，慈禧太后不是什么政治家，她的政绩也不怎么光彩照人。但是，历史选择了慈禧太后，而且对于她个人来说，她成功了，因为她以一个女人的智力与才能，在近半个世纪的统治里保住了这个不断下坠的王朝没有在她手里把江山葬送；但对整个国家发展而言，慈禧太后毋庸置疑地失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别人就一定做得比她更好，因为历史证明，后来的很多人做得比她更坏。
对慈禧太后的评价，长期以来毁多于誉，论者多侧重于其专制独裁，玩弄权术。然评价历史人物应本着一分为二的观点。在19世纪的世界政治中，慈禧太后和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一样，同为有影响力的女性。正如辜鸿铭所说：
“我恐怕很难使那些对中国过去四十年历史不熟悉的外国人懂得，在那四十年灾难频仍，动荡不定的岁月里，想皇太后这样的国家掌舵之人该需要怎样的政治家的风范，胆略，坚忍不拔和治国之才。皇太后具备女性特有的同情心和洞察力，拥有完善的德行和智识，她知人善任，激发御下之臣的忠良之心，使其鞠躬尽瘁，任凭驱弛。（《辜鸿名文集》〕
此论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仍然代表了晚清相当一部分官僚对慈禧太后的认识。当然，慈禧太后对于中国所处环境的认识，对于她的使命的认识远远不能和洋务派及维新派相比，但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她在大多数时期是坚决维护的。
三 治国殊途 莫衷一是
既然才干能力并不是两人治国差异的关键，那么是否因为慈禧被过多的权欲支配，贪图过多的权力和享受，才导致一叶障目、贻误国家？
在中国近代史上，慈禧太后一直以权欲熏心、穷奢极欲的形象骂名不绝。著名作家唐德刚甚至这样认为：“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
然而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在《慈禧外记》中说，象慈禧太后这样的历史人物，不能拿寻常的道德标准去评论。如果放眼与之同时代的人物，证以中国百姓之公论，则太后并非一残暴之君。他尤其提到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不独此也，即英国近世，以争国家权力之故，其杀人之手段，亦难言乎仁道也。”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同一时期的维多利亚女王的所作所为，就会明白这是较为公允的说法。
维多利亚女王留给人们的似乎一直是温文尔雅的形象，和不计得失甘当幕后英雄的淡泊宁静。事实上大错特错。维多利亚其实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她有时温柔善良，有时却强硬冷酷；她有时顺应时代潮流，有时却又顽固地与之对抗；她对内尽量保持慈善大度，对外却贪得无厌支持殖民扩张……特别有一有机会，她便会毫不犹豫地去维护、巩固甚至企图扩大自己的王权，加强王权的专制。这时她便会把自由、民主、和谐这些名词抛到一边，而暴露出固执、任性、自私的一面。
作为英国的女王，在国内政治斗争中保持中立原本是应有之义。但几乎没有哪一位大臣敢斗胆谏要求她这么做。19世纪50年代后，随着英国两党制的成熟，党派斗争越来越激烈，没有哪位政治家不想拉拢君主而获得政治上的支持。即位初年，维多利亚女王就积极参与朝政，和首相墨尔本子爵拉姆(1779～1848)配合默契，倾向于辉格党人，与托利党人格格不入。1846年以后，女王坚决反对外交大臣帕默斯顿的对外政策，逼使帕默斯顿辞职。这些斗争把她自私专横的一面暴露无遗。在位后期，她转向保守党并同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结为至交，积极支持他的殖民侵略政策。为了扩张领土，女王政府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国际政治斗争的肮脏龌龊，使我们根本无法把这些手段和形容女王的“美丽、温柔、高贵”等美好的字眼联系起来。
这些手段是：阴谋、收买、强权、先下手为强、武力攻占。
它们很快就结出了累累“硕果”。1857年，英法两国争夺苏伊士运河的统治权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但是一场设计巧妙的阴谋使英国获得了苏伊士运河的控股权，法国只能自叹弗如，拱手相让；1858年，印度成为帝国王冠上的一颗闪亮的明珠。而维多利亚，一个远隔重洋的英国女王，竟然得意洋洋地做起了印度皇帝；即便是在她身患重病、奄奄一息的弥留之际，她最不放心的还是在南非进行殖民战争的侵略者们，她拖着病躯，用手势及书写的方式询问关于战争的一切细节……她作为大英帝国的君王的威仪获得了最充分的体现。
然而，1868年—1874年被维多利亚称为“骚乱不安”的五年。普法战争后，法国帝制的废除，共和国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国内激进的共和主义思想的发展，报刊上不断出现攻击王室、攻击君主政体的言论。作为君主制度的象征，女王成为各种自由主义激进分子攻击的鞭心，他们甚至提出了废除女王，成立工和国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本叫《她用此做什么》的小册子被印刷了上百万份到处流传。小册子称女王每年有6万磅的年俸供其私用，而这一笔国会指定专用的钱被挪作它用，中饱了维多利亚的私囊。这种言论广泛流传，人们确信维多利亚女王侵吞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资产。有人公开宣称：“国君的礼仪职司实质上已经终止了！”言下之意就是要立即废除国王。
而自由党首相格拉斯顿的上台，更把脆弱的维多利亚逼向绝境之地。他居然准备接受查尔斯狄尔克爵士入阁。这个家伙是个狂热的共和主义鼓吹者，他在英国要求废除君主政体，建立共和国，因为对王室的攻击他成为轰动全国的著名人物。女王怎么可能容忍这样一个反对自己的敌人进入内阁呢？而格拉斯顿也不愿意作出让步，双方僵持了近一个月。有人出来劝导女王说，如果她一意孤行，很可能会导致一场政局危机，而那时女王将成为全国舆论攻击的焦点。维多利亚这才不得不退让一步，只好讨价还价地对格拉斯顿说：“像狄尔克这样的人，只能从低级职位干起。”狄尔克最终只担任了外交大臣助理之职。
不久，女王与内阁之间一场更为激烈的冲突发生了。1881年初，她在出席议会致辞时惊讶地发现，未经自己许可她的讲稿被篡改了。讲稿中的内容早已偏离了政府此前的既定外交策略，这是她坚决不能接受的。在枢密院会议上，有的大臣甚至以辞职相威胁，他们认为女王粗暴地干涉了政府的政策，放话说与其这样就不会让女王出席会议。双方难以达成妥协，不欢而散。内阁大臣们一个个拂袖而去。临出门时，他们冷冰冰地抛过来一句话：“君主只能按内阁大臣们的意愿致辞。因为君主的职责是，只能点头，而不能争辩！”（伊丽莎白朗福德：《维多利亚女王》）
格拉斯顿触及君主利益的改革浪潮接踵而至，维多利亚女王如坐针毡，她深恐自己将步拿破仑之后尘，被赶下那金碧辉煌的宝座。这个一向倔强的女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当格拉斯顿把一份份代表内阁的议案摆到她的办公室上逼她签字时，她愤怒得恨不得一把火烧掉这些完全违背她本意的文件。但形势再明白不过：她要么欣然签字，那么她所醉心的君权依然可以得到有限度的保留；假如她一意孤行拒绝签字，那么将冒着激怒民众并被掀下宝座的巨大风险。
维多利亚女王手中的御笔县停在空空迟迟不愿落笔，抖动的笔尖把她的痛苦和犹豫表露无遗。许久之后，在无奈的一声哀叹之中，她终于在空白处歪歪斜斜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尽管一次次表现出烦躁和愤怒，她也不得不接受现实。维多利亚女王心中充满了忧愤之情，当格拉斯顿在新一轮的大选中败下阵来时，她才出了一口恶气。离开内阁那天，格拉斯顿前来拜别女王，维多利亚高高在上，只冷漠地说了一句：“格拉斯顿先生，我想你现在总该休息一下了吧！”
直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维多利亚女王终于明白，废除至尊、削弱王权、追求自由平等正成为这个时代最得人心的潮流，如果她不顺应这个潮流就连现在的地位也无法维持下去。是的，在大英帝国，国王可以拥有荣耀与尊严，但权力却必须受到极大的限制，否则就会轻而易举地被赶下金銮宝座。她的政治态度在晚年发生了重大变化。
她开始一步步朝一位成熟的立宪君主迈进。她乐于只做帝国精神的象征。她四处巡视，并乐于在各种呈文上签上橡皮图章一般的名字，她乐于参加各种各样规模宏大的庆典，履行一个君主的职责。晚年她由于风湿性关节炎的恶化，不得不用上了手杖。几年以后，她又被迫坐上了轮椅。她出访活动频繁，但已经很少有力气从轮椅上站立起来。然而在访问军事医院慰问伤兵时，为了给他们颁发奖章，她全力支撑着顽强地从轮椅上站立起来，细致认真地将勋章别挂在伤兵们的胸前。士兵们无不为此感动得热泪盈眶。
王室与帝国对于荣耀、尊严的共同需要，使得后期的女王与内阁之间的合作变得十分默契。内海在名义上把女王抬得很高，而女王也乐于不再过多地去干涉内阁的政务。人们把国王比作国家机器的轮子，虽然转动得很快，但不发生多大效力，因为它与机器的其他部分是脱节的。但是女王仍然是国家机器不可缺少的一环，英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英国君主立宪制，经过维多利亚与内阁的反复磨合较量，终于达到一种平衡并基本定形。
从维多利亚女王的执政经历可以看出，如果道德成为一个首要指标，恐怕没有几个政治人物能够过关。所以对政治人物的评论，更应该从执政者所处具体环境和历史条件对其行为的约束性的角度去看待，即便从道德的角度而言，也应该分清公德与私德。
对比维多利亚女王的作为，从慈禧所处的不可抗拒的环境条件出发，我们多少可以还原一个真实的政治人物的形象。也可以看出，政治权欲的多寡并不是评论慈禧与维多利亚优劣的试金石。
美国学者斯特林西格雷夫在《龙夫人》中认为，“慈禧太后不是恶魔，而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有很多显而易见的怪癖。在一个女人被当作痰盂一样对待的帝国里，她极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之后，她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矛头所向的焦点。在这样一个严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在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紫禁城里，作为一个女人，为了避免成为他人刀俎之下的鱼肉，慈禧一生都在做着艰苦卓绝的努力。她个人的命运其实是晚清王朝的缩影。在人治至上的帝王时代，政治通常是血腥而残酷的。处于当时那种险恶政治斗争环境中的人物，即使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谁的权杖上不是阴魂不散？谁的王冠上不是血迹斑斑？在权力斗争的顶峰漩涡中，没有手腕本不能自存，何况还想实现政治抱负呢。但是，慈禧并没有搞酷吏政治，也没有搞株连九族。历史上其他“女人干政”的例子，也难以和慈禧相提并论。比如汉初吕后诛杀诸旧臣，制造断手足、挖眼睛的骇人听闻的“人彘”；西晋皇帝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淫荡成性，重用外戚宦官，杀害贤良；北魏宣武灵皇后，毒死亲生儿子元翊，并滥杀无辜，搞垮北魏王朝；唐中宗之韦后，用垂帘听政之法干政，陷太子于死地，后又毒死中宗，立中宗幼子李重茂为帝，自己以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以上数例，均能反证出慈禧的执政能力并非最糟。
时代在前进，文明在进步，慈禧执政有所进步也并不为怪。我不是想为慈禧“翻案”，而是说在罪恶落后的体制下，她不得不追求权力、维持权力和扩展权力。
慈禧上台时，正是大清国风雨飘摇的危难之时:英法联军洗劫北京，太平军占据半壁江山，捻军回民不断起事，帝国几无宁日。国事如此焦头烂额，结果咸丰一死，便剩下慈禧与同治一对孤儿寡母——这也决定了整个清末的历史走向。在执政的最开始，慈禧可能只是想给儿子同治看好江山，届时将权力移交给长大的皇帝，历史学家唐德刚称之为“姨太太”心理。
由此可以看出，慈禧并没有做大事的抱负，她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为将来的小皇帝作一过渡——晚清之所以不能和日本明治维新或者德皇、沙皇等相比，原因还在于慈禧这种“女人当政”的心态：她不是皇帝，也没有进取心，最多只能守成。“精于治术而昧于世界大势”，这是目前学者们给慈禧太后最公允的评价。
慈禧太后失败了，她没有把中国带入近代化的门槛，这是她的个人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莫大遗憾。她是政治强人，但不是大政治家。面对晚清残局，清末民初的陈宝琛于1895年写下“天公不语对枯棋”的诗句。在封建社会日落西山的时刻，连老天爷恐怕也束手无策。慈禧能有什么办法去挽救清朝的沉船呢？
慈禧在病榻下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以后勿使妇人干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她承认自己不成功地涉足了政治，她希望别人不要效仿她，而要做单纯的女人。可是，如果她不涉足政治，怎么可能把女人做得那么风光?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有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会给个人带来诱惑：当一个还不是权力者的时候，很多人拥有“伟大”的抱负，要改善我们生活的世界，要消除不平等，要根除腐败与特权；一旦拥有权力，则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权力就成了他们夺取财富和更高权力的工具。而如果这权力是绝对的，那几乎毫无疑问地腐蚀心灵，从而导致进一步的专制和腐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慈禧太后还是维多利亚女王，依靠个人的道德自觉几乎是不可能防范权力腐败的。我们最应该做的，是从制度创立的源头，去探索两个国家的政治权力结构的奥秘。
四 君主立宪 几度风云
那么，最后我们就要探讨开篇提出的问题了：为什么慈禧专权能得以成功，而同样身为一国之主维多利亚却不得不淡出王权？为什么慈禧勇于任事却“越帮越忙”，让面对内忧外患的大清帝国每况食不果愈下不可收拾，而维多利亚女王全身而退悠游林下，大英帝国却能按部就班高速发展？
答案其实很简单：不同的政治文化建设，造就了不同的治国模式。英国人最先运用现代社会的运作机制，民主体制本身包含着强大的纠错机制，故能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在中国，专制威权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足以牵制统治者，使他们能够为所欲为；合理的民主政治制度难以建立，就难于形成科学健康的决策执行机制。几千年来，国家和社会因此付出巨大的运作成本。
追根溯源，“封建”一词在欧洲与中国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它意味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代表着集权和专制；在欧洲由于封建制就是庄园制，而庄园不仅是一块地产，而且是一个政权单位，贵族领主在庄园上不仅有司法权，还有经营权、行政管辖权，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所以欧洲的封建制度意味着分权，意味着国王没有大一统的权力。
在英国实行封建制度初期，国王与贵族都很清楚自己的地位，知道按照本分自己应该拥有什么，不应该拥有什么。虽然没有成文的法律，但是天长日久，国王和贵族遵照彼此间的承诺，各自履行义务、享受权利，成为英国社会约定俗成的一种规则。不过，国王和贵族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围绕王权与民权之间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在大英图书馆的珍品展厅里，一张黑粗泛黄的羊皮纸，静静地躺在玻璃板下幽暗的光影里。这张单薄的羊皮纸，就是距今已有约八百年历史的《大宪章》，虽然它的边缘已经残破，当年用羽毛笔书写的字迹也早已模糊，却成为对君主权力进行限制的永久见证。
它一共只有63款，短短几千个字，却是第一次把国王和贵族之间一直以来既约定俗成但又模糊不清的权利关系，转化为了明确的法律文字。从此以后，英国国王的权力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他只能在法律的限制之下行使权力。《大宪章》里有两条最著名的条款，第一条就是国王要宣誓“向任何人施以公正，不能剥夺他人的权利”；另一条是，如果法庭没有判决,国王也不能逮捕和剥夺他人的财产。这两个条款表明，臣民的权利是独立的，不是国王恩赐的，所以国王也不能剥夺它。 尽管在很多时候，《大宪章》并不被大多数英国人明确感知，但是，这种长期的重申和普及，却积累起深厚的传统力量，将契约和法制的基本精神，注入到英国人的思想根基。
就在《大宪章》签订21年之后，英国的官方文件中出现了“议会”这个词。这个由贵族和国王的议事会转变而来的机构，逐渐成为依靠《大宪章》的法制原则来限制君主权力的重要力量。在英国的历史上，逐渐形成了两大原则，一是“王在议会”，国王必须通过议会来进行统治。第二是“王在法下”，就是说法律高于国王，国王必须服从法律
在此后的英国历史上，国王与议会的博弈和较量起起落落，从未停止。但无情的事实反复证明一个真理：凡是英明的国王，都深谙如何平衡与议会之间的矛盾，国家发展也会蒸蒸日上；反之，国家就会陷入内乱和纷争之中，而他们自己也得不到好下场。王权和民权之间的这种斗争，是英国政治史发展的一个主线。正是在这样的抗争之中，英国走出了中世纪，走进了现代世界。
为英国君主开了一个好头的是伊丽莎白（一世）。她是个威权主义的君王，但却不是一个暴君，也不是一个企图为所欲为的人。她试图在公认的法律和常规下统治。她经常召开议会——不是每年都召开，但是后来她每年都召开——实施大多数人，尤其是有影响的人想要的政策。
在伊丽莎白一世45年的治国生涯里，这位善于协调各种关系的女王没有滥用自己权力和威望，她终身节俭，不轻易战争。女王明白：权力的基础是全体英国人组成的民族，没有民众的支持做后盾，王朝就没有立身的可能。当王权与议会发生矛盾的时候，她总是会根据情况做出必要的让步。在她一生中，王权的扩张始终控制在议会能够忍受的范围之内。这二者之间的平衡和秩序给英国带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宽松的社会环境，留下了一个国力日盛、处于上升态势中的英国。
22年之后，又一位对英国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国王登基了。他就是既会驾驭烈马、又能射箭打枪的年轻君主查理一世。不同的是，他是一位反其道而行之的君主。这位强势的国王特别相信君权神授，在宴会大厅里他请画家把他的父王描绘成为一个圣徒，他还请鲁本斯把英国的对外扩张，描绘成按照上帝的意志所进行的一种征战。面对伊丽莎白一世的王权所带来的荣耀，这位站在先王威权之上的年轻君主深信：自己是上帝派到世间的最高权威，拥有无上的权力。但他却忽视了一点，那就是：民众的支持和民族的利益。
查理一世继任后，很快就遭遇了财政危机。那些由他个人主导的，英国与西班牙、与法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宗教战争，使得国库空虚，财政紧张，为了维持战事，查理一世想到的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增加税收。
不过，英国国王在这件事上是不能随心所欲的。因为自《大宪章 》签署开始，开征新税的权利就属于议会。国王要想征收新税，必须得到议会的批准。议会没有批准查理一世所要求的足够经费，另外还驳回了国王因为战争要求增税的提议。不仅如此，议会还规定国王只能征收一年的关税，不得终身享有征收关税的权利。
一心想创造和伊丽莎白一世同样成就的查理一世，被议会发出的一道道紧箍咒逼急了。他开始不经过议会，自行向商人征收新税，向乡绅强制性贷款。
英国历史上，国王和议会之间的激烈较量开始了。
1629年，查理一世派军队强行解散已经在英格兰召开了三个多世纪的议会。但是，英国人并没有忘记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规则。议会和国王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对立也越来越尖锐，最终导致1642年爆发了战争。这就是近代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英国革命”，也叫“英国内战”。
这是一场争夺谁拥有国家最高权力的战争。在战争中，一位叫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议会军将领脱颖而出，在他的带领下，国王的军队被彻底击败，英吉利共和国成立，查理一世被俘。这位倒行逆施的国王末日到了。
1649年1月30日，一个晴朗的冬日，宴会大厅前的广场上，凌晨就聚集了上千位伦敦市民，悲伤、恐惧、兴奋、茫然这些互相矛盾的表情，挂在他们的脸上。在难以控制的焦灼中，他们等待着一场断头的刑罚，受刑的就是被议会宣判为“暴君、杀人犯和国家公敌”的国王查理一世。
查理一世表现得很沉着。在踏上刑场之前，他坚持要穿两件衬衣，这样就不会冷得发抖，让围观的人误以为他在害怕。在留下遗言和做完祷告之后，这位49岁、已经临朝24年的君主，将头放在垫头砧上，伸手向刽子手示意，可以落斧了。
查理一世的死在东西方世界产生的震动有着天壤之别。1649年发生的这件事，对于刚刚入关五年的中国清王朝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于欧洲大陆则完全不同。欧洲大大小小的宫廷都被震惊了，当时这些宫廷不是处于君主专制统治之下，就是正在渴望实行君主专制。隔海相望的岛国英国的做法，超越了那个时代普遍的政治观念。
但是英国人的君主立宪之路，并未就此一帆风顺。此后，在暴政与民主的决斗中，英国人不屈不挠地进行了各种反抗和尝试，终于在 1688年采取了一种被后人称为“光荣革命”的方式，结束了王权的专制，正式确立了议会高于王权的政治原则。英国历史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变革——国王由议会决定产生，这意味着君权从“神授”变成了“民授”，它根本性地改变了在英国已经存在了千年之久的王权性质。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的本质，就是依法治国，谁都不能高居法律之上，谁都不能为所欲为。
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在一个国家内部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就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也不是可持续的。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标志着一个人统治一个国家的时代在这个岛国永远地结束了。百年时间的积蓄之后，英国人开始释放自己的能量。
光荣革命前后的英国，人口大量增长，商业和手工工业迅猛发展，对外贸易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计民生。在打败了西班牙、葡萄牙之后，英国人将海上马车夫荷兰也赶下了海上霸主的位置。此时，在英国人眼里，除了陆地霸主法国，其他国家已不是对手。在建立帝国的道路上，英国已显示出不可阻挡的强劲力量。
环顾当时的世界，法国正处在君主专制的鼎盛时期；俄国的彼得大帝还在南征北战，建立专制帝国；德国和意大利则四分五裂，人民正期待着强有力的王者出现；在亚洲，日本还在被封建幕府制度束缚；而中国，大清王朝268年的江山才刚刚坐了44年。
正如历史学家所言，英国是一个“原生自发型”的现代化国家，是英国历史自然发展而非外力强迫的结果。19世纪以来,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议会民主制度的几番改革,国家的最高权力已不可逆转地向议会转移,国王成为“统而不治”的“虚君”。但权力欲极强的维多利亚不甘心只做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她力图使自己的意志左右国家的决策,曾两度与内阁发生激烈冲突,还破例使用国王权力罢免了外交大臣帕默斯顿的职务。但是正因为英国具备悠久深厚的宪政传统，不列巅这块土地赋予了这个民族务实、保守、宽容的禀赋，才使法制的传统如此坚实。1872年，一名年仅17岁的青年阿瑟奥康纳突然开枪刺杀刚要跨上马车的维多利亚女王，被现场抓获。在审理这起未遂刺杀案时，法官裁定这名凶手精神失常，只判他一年监禁。维多利亚女王大为光火，竭力要求将这名危险分子流放国外，以免他日后再出来干傻事。法官彬彬有礼地解释说，对不起女王殿下，我不能这样做，因为奥康纳罪不当此。大英帝国的法律原则不允许我滥施刑罚。
维多利亚女王最终还是在自己的统治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对时代精神与社会潮流有了深刻的理解，对于自身作用和地位有了清醒的认识，进而及时调整姿态，履行职责。后来的历史中，正因为她什么都不做，安心于担当“虚君”的角色，詹姆斯瓦特先生的蒸汽机才能在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的驱动下，开启了至今都让英国人念念不忘、津津乐道的“维多利亚时代”；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生涯中，虽然她的政治权力愈来愈少,但她作为英国“象征”的政治价值却越来越大，维多利亚也因威望日炽而成为国民信仰的支柱，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她在英国历史上的不朽和荣光。
五 民主之路 任重道远
梁启超先生在其《论正统》中说，历代最高封建统治者皆以正统自居，拥有至高无上的独裁专制权。“统之既立，然后任其作威作福，恣睢蛮野而不得谓之不义。而人民之稍强立不挠者，乃得坐之以不忠不敬大逆无道诸恶名，以锄之摧之。”而一般的封建官僚士大夫，则“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
正统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到了清代已达到了高度完备、登峰造极的顶点，与之相适应的封建正统皇权思想、忠君思想等政治伦理观念，更是根深蒂固，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
既然皇帝乃“受命于天”的“真龙天子”，因此君主的权力，决不能有任何人分享。否则，即是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天下人人得而诛之。在震惊中外的“辛酉政变”中，清廷决定从热河回銮北京之时，肃顺等人自恃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显然轻估了皇权思想对朝臣的巨大影响力量。而慈禧太后与小皇帝回銮北京后。则竭力利用满朝文武的正统皇权思想和忠君意识，将自己打扮成长久受人欺侮的孤儿寡母，肃顺等人则是欺君藐上、专权谋逆的乱臣贼子，直如西汉王莽之于汉平帝及孺子婴，东汉董卓、曹操之于汉献帝等。慈禧与小皇帝刚至北京郊外，慈禧即对循例前来郊迎的元老重臣“涕泣”，“缕述三奸欺藐之状”，争取众多大臣的同情。大学士周祖培奏称：“何不重治其罪?”其实早在热河之时，慈禧即密令醇郡王奕谋起草上谕，罗列了肃顺等人“不能尽心和议”，反对清帝回銮等罪名。她正是利用弥漫于朝野上下的正统皇权主义思想，发动了朝局之变，开两宫垂帘听政，这是咸丰帝万万始料未及的。
1861年11月2日，奕沂与文祥、周祖培等人入朝待命，载垣、端华等阻止说：“外廷臣子，何得擅入?”奕诉等人立于宫门之外。未久，有旨下，命将肃顺、载垣等人治罪。载垣、端华厉声喝斥道： “我辈未入，诏从何来?”赞襄政务王大臣与慈禧、奕诉的斗争已经公开白热化，文武百官及兵丁侍卫面临着是忠于“王事”，维护皇权，还是倒向赞襄政务王大臣一边的抉择。奕沂紧紧抓住人们的正统皇权和忠君思想，大声喝道：有王命在此，“谁敢者？”遂有“侍卫数人来前，褫二人冠带，拥出隆宗门。”（薛福成：《记咸丰季年载垣、端华、肃顺之伏诛》）另据王闫运的《祺祥故事》记载，当奕诉向载垣、端华出示将其治罪的上谕时，两人面对赫赫皇权、皇命“皆相顾无语”。奕诉问其是否遵旨?载垣等只得向皇权低头称：“焉有不遵”，遂束手被擒。由此可见，慈禧等人掌握着小皇帝及颁布诏旨之权，虽奉有咸丰帝遗诏的赞襄政务王大臣，也实在无可奈皇权者何，正统皇权思想在政变中的巨大影响作用充分显示出来，诚如台湾学者庄练先生所说：“死的皇帝敌不过活的太后。”
就慈禧个人而言，她的确善于玩弄政治权术。但人们切不可忘记的另一点是，她之所以能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数十年之久，并非仅仅是其具有多么高深莫测的政治本领或手段，而是其特殊的地位和身分。她占有新帝生母的有利地位，更便于“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正统皇权代表者的政治优势，在以后对恭亲王奕沂的多次贬抑打击中，在其维护个人权力的诸次斗争中，都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而反过来，严酷的封建专制让举国上下一潭死水，长夜无歌。臣关系变而为一种绝对的服从依附关系，后来则发展为“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死节愚忠观念。在这种国家政权之下，当权者人人噤若寒蝉，谁敢轻易发表不同的声音？不但大多数人“不说话”，少数人说了，留下白纸黑字，会招致更大麻烦。焚书坑儒，以言贾祸，史不绝书。即使偶尔有正直之士敢于发出一点称世之音，虚骄自大的最高统治者又何能听得进去？例如，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八个总督中只有一个摇摆观望，其他都反对依靠这些愚民的骗术“扶清灭洋”；还有一大批巡抚持同样的态度。在决定和还是战的关键时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徐用仪、袁昶、许景澄，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在京大臣也一再上疏或在慈禧和光绪皇帝面前直言，坚决反对向各国宣战。他们义正辞严地指出：“围攻使馆，实背公法。”“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国乎？”（《清史稿》卷466）可是，在专制制度下，独栽者不但听不进去这些常识，还把他们的脑袋砍掉！这样的专横残暴，在一些有法治传统的西方国家，即使在中世纪也是不容许的。例如，1215年的英国《自由大宪章》的第39条就明确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而在中国，时至19、20世纪之交，人身的基本自由和以自由为基础的民主、法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运作机制，在慈禧一类宗法专制者的头脑中仍没有任何位置。这当然不是某些人的认识问题。认可专制权威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加上民间社会力量尚不足牵制这些专制统治者，使他们无法为所欲为；合理的民主政治制度结构也就难以建立了。
中国人造出世界第一张纸，却没有确立书写自由的制度。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我们决不能低估，更不可无视正统皇权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辛亥革命胜利，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国的国体问题，从字面上看，应该说已经解决了。可是，除了袁世凯、张勋之流想公开挂出“帝国”招牌外，众多武人、政客和御用文人心里想的、实际干的仍然是独裁专制的勾当。
历史经验已经一再证明，中国推行民主政治的主要障碍不在民智未开，而是官智未开。他们不是不懂得建立现代文明法制的好处，而是不愿意自己手中的特权依法受到严格的监督和限制。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不应再揭的旧疮疤，请再看看两年前的景象：几个少不更事的文人炒作狭隘民族主义，《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书籍的大行其道。另一本《中国没有榜样》更声称是“一本从全球视野看待中国崛起模式”的普及性读物，他们的口号是：“西方不是上帝，美国不是救世主”；“终结资本主义制度的激情之书；澄清中国观念谬误的清醒之作”。他们似乎忘记了，当年的中国帝王只知道当别国的“榜样”，却不知道吸纳外国的先进经验，他们从来不屑于“蛮夷之术”，以致当八国联军的坚船利炮在国门耀武扬威时，还有人沉浸在“刀枪不入”的幻觉中难以自拔。《论语述而》有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认同其他国家的社会准则是包容，取之所长弃之所短天经地义。换句话说，以先进国家为榜样并不等于维护他国利益，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本国的尊严。
光绪时期，慈禧太后以瓷胎珐琅瓶一对，赠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维多利亚女王感到十分高兴，于是大开酒筵，招待皇亲和大臣来欣赏瓷瓶。从此，我国珐琅彩瓷轰动了欧洲。能否在真正先进的文明成果面前放下身段，汲取其长，也许这正是慈禧太后与维多利亚女王的区别所在吧。
前人尚能如此，后人想必不会再倒退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