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解的话语光斑(代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5:06:49
社会调解的话语光斑(代序)作者: 陈卫星 

关键词: 舆论监督 新闻评论 序言┊阅读:2397次┊

椿桦是一位青年,亦是一位有经验、有理想的媒体工作者。大学毕业后不甘心在按部就班的流程中蹉跎岁月,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后期从山清水秀的皖南来到话语喧嚣的羊城,这个在中国平面媒体的版图中最具代表性和前卫性的大都市。十年的专业经历,他的批评性写作的才能梳理出这本新闻时评集,这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感悟,也具有社会观察的意义。

立足于一种社会诊断的评判,作者对时下诸多社会现象进行提示,尤其是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种种病理性症状,如社会分工所带来的社会流动为什么还会遭到人权歧视(限制“低素质”进城,会产生更多“低素质”),公职人员的日常生活流程如何遭遇权力揩油的诱惑(上班洗澡的公务员可曾洗过脑?),人们常常习惯于把法律条文变成一个被等待的童话(“教师工资不低于公务员”像句口号),信息新技术所提供的通信自由畸变为祸从天降的入口(县领导有没有涉嫌诽谤公民?),行政权力的强制使得公益行为具有胁持的性质(遭遇打劫,你为何笑容满面?),特殊利益集团与媒体的合谋联手对公众进行信息讹诈(失实的涨价消息与性骚扰),制造精神病人亦是换取“和谐社会”假象的行政手段(“上访访出精神病”的病理分析),与国际接轨的排场是继续以制造国民歧视为成本(政府岂能做“崇洋媚外”的表率),黑色幽默居然可以与大型社会活动划等号(惩罚陈凯歌,岂能以奖励的名义),社会公众人物把被委托的公共权力变成黑社会的权杖(“摆平”不是政协委员的职责),公共职能部门的权限调整使得公共管理像一个皮球(医改“杂种”,别成了四不像),信口开河的专家语言不由得使人们怀疑他们是否也属于演艺界(“炸喜马拉雅山”,专家的头脑受伤了),经济地位的差距已经成为社会阶层歧视的堂而皇之的理由(工资低于1600的人是可耻的?),而物质消费水平所产生的幻觉居然使得人的文明成为一个更困难的事情(坐上轿车:一面是绅士一面是流氓),执法的非人性化把生命变成执法的赌注(摊贩这一刀,刺中的不是一个城管),从权力扭曲到民间疾苦,从行为伦理到社会期待,作者在感性的文字中不仅折射出社会转型的万花筒,同时也从人文和道义的角度梳理理性的追求,演绎出上百篇不乏针砭更饱含热情的新闻时评。

在一个充分信息化的时代,如何扮演一个信息传播者的职业角色?这是一个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因为,在传播媒介和消费文化所编织的信息罗网中,充满各种“权力的诡计”。其中最明显的症结就是社会分化的趋势在加大,特殊利益集团的势能在扩张。在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利益的分化和利益的整合是同步的。面对这种现实,作者的文字所表达的是媒体专业人员的社会职责,即在象征意义上针砭社会弊病、调解社会利益和化解社会分歧。

诚如著名公共知识分子萨义德所宣称的那样:“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向社会宣扬的理念或观念,并不意味着主要为了强化自我或颂扬地位,亦非有意服侍有权势的官僚机构和慷慨的雇主。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索和道德判断的意识;而这使得个人被记录在案并无所遁形。” 新闻时评作为一种媒介化时代越来越普及的民间话语,为什么在今天能够成为产生社会共鸣的心理模板?

我们以为,有生命力的新闻时评的宗旨往往都会透视出新闻现象与权力操作之间的社会关系,意在反思社会转型时代的信息加速对社会生产和社会存在所产生的强大影响。这一影响不仅仅是不断扩大信息流量,同时也在扩大传播主体的社会范畴。信息传播过程不能仅仅停留在信息的生产和扩散,人们更希望从社会主体发育的角度来理解信息是如何被阐释的。

短短几十年,大众传播的生态经历了一个从整齐划一到众声喧哗的嬗变,“不得不传播”的压力几乎使得信息传播成为一种个体化的自我意识图腾。信息碎片可能成为打造公共意识的培养基,这意味着信息交换的社会过程成为把握社会再生产的阐释条件。因为,社会的自治(改变事物的能力)和社会成员的自治(选择需要改变的事物的能力)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它们只能同时出现,同时消失;任何一个都不会在另一个被否认或放弃的情况下生存。

新闻时评的重要使命之一是要塑造现代社会的公民文化,这种文化是一种参与型政治文化。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社会生活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这种情形下,公民个人应对环境挑战能力的欠缺势必成为制约社会进步的瓶颈,而新闻时评恰恰可以在这个意义上提供参照系,在公民、问题和制度之间产生有意义的联系。新闻时评与“和谐社会”的信息节点在于,一方面要通过公共话语平台的扩容或增量来形成讨论公共话题的公共领域,另一方面是要缓解经济利益尤其是特殊利益集团对社会的强大控制力。通过公共性的、包容性的观点交锋来粉碎所谓的“信息处理策略”,在与行为和变迁直接相关的包容性、多样性的解决问题的对话中寻求社会博弈的出口。

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在建构“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下,传媒机构有责任充分利用大众传媒的潜力,将新的话语形式引入并形成社会认同,确认社会主义民主宪政条件下的公民身份认同,强调公民权的价值优先性,倡导和鼓励公民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维护公民的社会权利。

言论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往往是衡量和鉴别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程度的基本标志。我们不能仅仅从危机控制的事件角度来遏止某些新闻信息的扩散所可能引发的公共管理危机,更需要通过日常信息处理的预警机制来推进社会整体的渐变过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大众媒体的公共话语平台是实现公民言论自由的基本配置,也是社会主义民主宪政的制度属性。

九年前,我曾经在今天已经成为全国第一都市大报的评论版上撰文说:“信息资源的扩大化和社会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特征,新闻传播不再仅仅限于一个单独的宣传使命,而是重新建构社会的一个重要工具,一个真正的社会纽带。各种社会信息的开发和交换有利于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大的社会参与的可能性,在象征层面上成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资源。其次是主体意识的觉醒,就是作为社会成员的公民本身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成为一个利益主体,享有权利参与新闻信息交换过程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一旦把这种诉求转化为建构理性和尊重常识的媒介话语,人们会有更乐观的理由来展望“和谐社会”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椿桦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样本。

原载《舆论尖刀》,椿桦著,花城出版社,200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