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两化融合” 落实科学发展观

　　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所谓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就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两化融合作为新型工业化的核心内容，成为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的第一动力。

　　信息化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渗透与融合，意味着把信息技术的应用普及和自主创新，当作提高生产力水平、推进工业化进程的首要动力。通过普遍地采用信息技术和电子信息装备，工业部门可以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更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加快国民经济各要素之间的信息沟通和经济的运行节奏，从而拉动生产部门的升级改造，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资源配置的优化，使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实现更加有机的联合，从而紧缩劳动的时间和空间，助推人类生产力发展的新突破。

　　在此过程中，“信息化”无疑将成为新型工业化发展时期的最显著特征。两化的成功融合也必将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绿色工业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说，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既不等于信息化，也不是传统的工业化，而是将信息化的绿色因子植入工业化庞大的有机体内，使其发展得更健康、更持续、更协调。

　　“信息化”是“新型工业化”最显著特征

　　“信息化”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重要产物，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范畴。“信息化”出现的背景是信息技术在西方工业社会中迅速渗透到国民经济、社会生活众多的领域中去，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促使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改变，使社会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得以向更高境界发展，进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直接推手。

　　伴随着信息革命的出现，信息技术的革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首先开始，在随之出现的所谓“信息社会”中，信息逐步成为比物质和能源更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这不仅使我们敏锐地得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哪一化也离不开信息化”的认识，而且信息技术表现出的强大作用力，也使得“信息化”在中国出现开始就与“后发优势”紧密相连，带有某种“赶超”的目的性。1997年召开的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将信息化和国家信息化定义为：“信息化是指培育、发展以智能化工具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力并使之造福于社会的历史过程。国家信息化就是在国家统一规划和组织下，在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深入开发广泛利用信息资源，加速实现国家现代化进程。”

　　由于缺少西方工业社会所提供的丰富的物质技术成果，“信息化”在中国的发展所体现的不全是预期的“后发优势”，也往往表现出某些“后发劣势”。意识虽然进步，但可能要受到物质基础和生产经验的制约，可能会出现“企业为信息化服务”，而非“信息化为企业服务”的结果。所以，近年来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告诉我们：信息化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信息化要始终以需求为导向，以服务为目的，最终落实到生产力的提高上去。从这个角度来讲，在不同时期信息化的发展也需要有个“度”，在一些不适合的领域刻意搞“信息化”，一旦逾越了其信息化的基础，忘记了职责，背离了初衷，那么“过度”信息化所带来的不适，也是企业和社会所难以消化的。

　　这不意味着信息化在社会劳动中处于简单的从属地位，事实上信息技术的出现，意义远大于蒸汽技术和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科技革命，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利用信息化的便利和好处。在四个现代化中，工业化是主导。信息化的出现和与之融合，必将长期作用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并在理论上与技术上为工业化的科学发展提供无限的可能性。

　　在新的国际形势和时代要求下，我国的城市化、工业化乃至新农村建设可谓方兴未艾，如何将信息化更好地与工业化相融合，关系到新型工业化建设的成败，关系着千家万户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与传统工业化道路相比，以“两化融合”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更加适合新时期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信息化的介入有助于更有力地协调工业化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与资源始终是一个不能两全的矛盾关系。只有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探索实现资源的再生利用，或者改善能源结构开发新能源，寻找替代能源，实现能源供给的多元化、多样化和清洁化，才能真正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寻找出一条长远的出路。

　　2.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能够更合理地平衡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的矛盾。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注重依靠信息技术和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把实现工业化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根本性要求，也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

　　3.“适度信息化”有助于更科学地解决工业化与就业问题之间的关系。“新型工业化道路”强调人力资源优势的充分发挥，既注重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也要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优势。在有针对性地提高技术劳动者的素质，提供高端职业岗位的同时，要更加有的放矢地将基础性的信息技术普及到大面积的职业教育中去，提高专业化素质，提升劳动生产率，填补人们对不同的职业类型在认识上的鸿沟，更好地发挥我国特有的人力资源优势。

　　4.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有助于更全面地协调新形势下各种不同的关系。诸如我国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的地域性不平衡，一、二、三产业发展比例的调整，协调不同时期、不同产业间的比重和关系，实现结构的优化升级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等问题，都需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源共享。只有走“两化融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才能够解决好这些长远性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对推动“两化融合”的指导性意义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处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首先需要确定的就是发展的目标。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走向深化，亟需确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的发展目标的关口，“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它旗帜鲜明地将“发展”纳入一个有机的哲学体系，使之与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紧密结合，从而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拓出一个专门性、规范性的理论基地。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因此真正的哲学总是同人类的现实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社会现实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2003年4月“抗击非典”期间，胡锦涛同志在广东视察工作时首次提到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这标志着科学发展观的形成。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将“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可以通俗地理解为：以“人”为主体，按照“统筹兼顾”的方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确定了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由 “发展是硬道理”的第一代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的底子相对薄弱）,转向了以“和谐”为总特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次强调了“人”的主体作用，“人”成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与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高度吻合。

　　党章主要有两项功能：规范党的组织和明确党的奋斗目标。因此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意味着科学发展观所具备的鲜明的现实意义，已经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深化改革开放、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和必然要求。

　　“科学发展观”首先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的，先天具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化和系统化的特征。“科学发展观中所说的‘科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而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因而其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厚重的哲学命题。只有从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着眼，才能真正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摘自许志功《注重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哲学命题来解读》）。首先，科学发展观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作为其理论基础；其次，科学发展观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以及“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等主要观点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最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以及具有中国特设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积累和形成，使得“科学发展观”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成果。

　　任何一种理论成果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哲学理论也不可能随时都可以被硬生生地嫁接到现实的身上并茁壮成长，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扎根并继续发展，就是因为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有着许多的共鸣和交集，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有其扎根成长的丰沃土壤。因此在探讨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的历史渊源这一问题上，虽无必然性可证，也无偶然性之谬。

　　其一、儒家经典《大学》揭示出宏观社会的发展与微观个体的发展之间的联系。有人将《大学》称为中国最早的管理学，其著名的论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国影响深远，几乎成为古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必然途径。更可贵的是，《大学》开宗明义将“大学”的目的定为“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不仅为古代学人指明了一条“发展”的道路，更告之其“发展”的目的和方法：目的为“至善”，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和谐”状态；方法首先是“知止”，然后是“格物”。对于“发展”而言，“知止”的意义非同小可，这如同给飞驰的历史车轮及时安装了一个性能优良的刹车器，能够更好地保证驾驶的安全，并且保障车子能够适时地停驻到一个山清水秀、和谐发展的好地段；“格物”的意义则在于将具体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个体，发动每一位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从而实现共同的目标。

　　其二、历来被推崇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及其衍生的易经文化，是古人对自然和社会的抽象概括，对中国的哲学、史学、文学艺术以及天文、兵法、算数、乐律都产生过巨大影响。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周易》是一部古典哲学书籍，其中被赋予浓厚人文色彩的乾坤二卦，直接表达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即“君子”（人）应“法”（效仿）天地，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由阴阳对立而生的爻象，更是以直观而鲜明的形式赋予《周易》辩证统一的个性；以“易”为核心的发展理念，《系辞传》将其表述为“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所谓“易简”即世界最初与最终的“和谐”状态，也是“天人合一”事物和谐共处的终极目的。

　　严格来讲，中国古代哲学中所提到的一些名词无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一一对等，之所以将两者进行简单的对比，是因为由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所衍生出来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很多方面与马克思主义遥相呼应，这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乃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现代中国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丰富的哲学渊源，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容易被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者们所接受。

　　工信部的成立是政府机构改革的产物，也是旨在对“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传统的工业环境”进行优化升级的一个新起点，因而“两化融合”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科学与技术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对于一个新的职能部门而言，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立健全一套科学可行、适应发展需要的新制度，是一项“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重要任务。

　　首先，科学发展观之“科学”为“两化融合”提供了严谨而系统的思维模式，保障其新的制度在一个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科学体系内建立并逐步得以健全，实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协调发展，使一些可能影响到全局的经济和社会难题在制度的层面得以彻底解决。其次，科学发展观不仅为“两化融合”明确了发展的任务，并且对发展新型工业化社会的“质”和“量”提出更加明确的要求， 新型工业化道路上的“绿色信息化”可以更加有的放矢地指向“和谐”的靶心。第三，科学发展观为“两化融合”提供了 “统筹兼顾”的工作方法和思路，立足整体、做细局部，将构建和谐社会的各项任务切实分配到各个职能部门。最后，强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有助于弥补和纠正在长期的工业化进程中始终存在的人才机制的空白与缺失，为“新型工业化社会”提供持久的动力资源。

　　通过对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各自的发展历程的剖析，可见“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是中国在社会发展的新时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产物。随着2008年大部委改革的逐步到位，我们还将逐渐看到“科学发展观”对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