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复旦教授：以社会不安定形式逼迫制度改变对任何人都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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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教授：以社会不安定形式逼迫制度改变对任何人都不利
2010年07月12日 14:44瞭望东方周刊【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176条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铭（资料图）
笔者不相信今天中国做这样的改革比30年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困难更大，那时的改革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今天做这个改革不需要冒生命风险，相反，不做这样的改革，反而会冒生命风险，只不过是以另外的形式出现，比如富士康的跳楼事件。改革确实迫在眉睫了
陆铭
通常我们讲人口红利，国际通行的标准是从总量的角度看劳动供给，如果处在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保持持续增长，就处在人口红利阶段；如果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出现了人口老龄化趋势，就会导致人口红利结束。但是，在中国讨论这个问题不能只看总量，必须要把中国城乡结构考虑进来。人口红利最重要的是影响到制造业的劳动成本，而中国制造业劳动成本是由城乡二元结构里面的劳动力供给来决定的。
也就是说，就算中国整个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下降，对于城市的制造业而言，实际上还有源源不断的劳动供给可以补充进来，因为当前中国城市化水平处在非常低的水平，城镇人口只占总人口的47%。在这样一个阶段，是现行的制度长期以来没有给劳动者权益充分保护，在经济增长成果分享方面忽视了劳动者权益，因此导致了近期多个地方的罢工事件以及加薪潮等。这些事件的发生，与人口红利是否结束没有必然的联系。
太多的利润分给了资本一方，劳动者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现在的涨薪正在改变这一局面。在城市公共服务方面，前些年开始允许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免费就读公立学校，最近这段时间重庆和上海纷纷宣布未来廉租房制度或公租房制度可以覆盖到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预计户籍制度接下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革。以社会不安定的形式来逼迫制度改变，这对任何人都不利。从政府和企业角度来讲，都需要有极高的智慧来看清楚这些问题背后产生的制度原因，越早调整越好。
涨薪可以进一步发挥制造业的发展空间
加薪会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中国制造业对外竞争力，这需要有实证研究。如果中国的企业是处在利润微薄的状态，那么涨一分工资，相应的企业产品价格就应该有一分钱的上涨，否则企业就要亏损。
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企业仍然有利润空间，劳工工资上涨，可能只是企业把更多的利润用来分给员工而已，产品的价格其实可以不上涨。如果这样，在理论上至少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当然，到底是否受影响，取决于这类企业到底占有多大比重。
现在的涨薪如果使得那些仍有利润空间，但是工资的涨幅超过了企业可以承受的程度，那么对中国经济可能会造成伤害。笔者希望出现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未来中国可以在企业和劳工之间形成工资谈判协商机制。经济学家很难正确估计每家企业利润空间到底有多大，但是企业很清楚。如果企业真觉得不能再涨了，那就坐下来和劳动者谈判，最后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工资水平，既能让企业持续发展，又可以让劳动者能接受。在微观上通过工资谈判的方式解决，远比现在单一地制定政策规定工资水平好得多。
如果在制度没有扭曲、工资水平是由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的情况下，进一步加薪，就会偏离中国劳动力的供给状态，这对于整个制造业是不利的。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通过城乡分割，把大量农民限制在农村，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导致农村边际劳动生产率降低。所以，城市制造业部门的低工资是由于扭曲的政策压低了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扭曲了城市制造业的劳动供给导致的。如此形成的产业结构就会过度地依赖于简单的加工制造业。对于那些基于扭曲的价格信号下发展起来的企业而言，如果接下来由于劳动力成本上涨而失去利润空间，就应该自然淘汰掉。对于不同的企业，要区别对待。
长期以来我们欠农民工太多了，新一代农民工不买账了，他们对于工资待遇的要求、对于未来的憧憬都不一样了，所以工资水平必须上涨，否则就会以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或者是出现民工荒。这两种结果对中国制造业的打击，恐怕比涨薪影响更大，会限制中国制造业发展空间。而得不到足够发展的制造业，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非常不利。从经济持续性角度来讲，不是一个有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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