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毛泽东时代同时期日本的崛起

反毛和反共人士常用中国和日本战后的不同发展结果，来说明毛泽东时代经济的失败；理由是：五十年代中、日两国国民生产总值相当，至七十年代末期，日本经济已相当于中国的三倍。
即使没有任何政治好恶倾向的人士，似乎对此也给予认可。社会各界人士，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它国人，无论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及广大民众，更异口同声地将日本的战后崛起，视之为“奇迹”，至今无人对此提出质疑。
日本战后的迅速崛起果真是奇迹吗，还是发展的正常结果？
虽然汇率的确定和合理性存在不同的看法，可以肯定的是，日本经过同样三十年的发展而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而中国仍停留在发展中国家的层次，这是不争的事实。如何看待这一发展结果上的差距呢？其实，这不仅仅是为毛泽东时代和中共领导能力辩护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如何看待日本发展国策的问题。这也将影响到政治家们在制定国家发展政策时的战略考量。
二战以日本的战败而结束。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日本的城市和工业设施部份被摧毁，说日本部分城市成为“废墟”并不算过分夸张。但要说日本的大部分社会财富因此而化为乌有，则不切合实际。至少有下列设施和资源还很好的保留了下来：几乎所有的交通道路设施，包括公路、铁路、大部分桥梁和港口（港口上的房屋建筑相对于钢筋混应土结构的码头本身而言，其价值微不足道），城市自来水和通讯、输电系统的地下管线，广大中小城市和农村。更重要也是最具根本意义的一笔财富完好地保留下来，那就是“人”。日本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包括工程师、教授、现代工商业经营管理人才以及近百分之百的全民识字率等，为日本的战后崛起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二战结束前，日本的现代工业已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具有建造飞机和航空母舰的技术实力。这在亚洲国家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因此，日本的重新崛起正是“完事具备，只欠东风”。
日本所需要的“东风”，包括将高素质的劳动力转化为物质生产能力所必须的资金，以及推动工业发展所必须的市场。日本是幸运的，美国的资金援助、美国驻军所提供的就地采购资金、朝鲜战争提供的市场机会、美国市场的低关税进口优惠、降低至零的国防开支等，无不为日本的崛起创造了完整的条件和环境。日本对美国成熟技术的模仿和美国对民用技术转让的宽松，自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以及日本战败后的“哀兵”之势，也为日本的崛起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因此，日本在战后的崛起，根本不是什么奇迹，而是事物发展的正常结果。
做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果一场大地震将东亚“四小龙”的工商业设施摧毁，但绝大多数工程师、管理人才等社会精英力量和具有一定教育素质的平民得以幸存。这时，如果有一笔庞大的国际资金援助和世界主要市场的准入优惠，那么，该“四小龙”将会在短时间内重新崛起。但如果同样的一笔资金和优惠给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即使多给他们三十年的时间，他们也难于达到四小龙的发展水平。
1949年后，中国除了廉洁的领导集体，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人民的积极奉献精神，上述日本所具有的有利条件，中国一样也不具备（除中苏蜜月带来的有限技术援助）；而同时代的中国，除沿海城市和内陆中心城市有一些轻工业，没有值得一提的现代工业，国家的基础设施也不堪一顾，很多县甚至缺乏公路和基本的现代交通工具，国家的教育体系和人民的整体文化素质极为低下。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使本来就薄弱的基础设施遭受巨大破坏。尤其糟糕的是，中国恶劣的国际环境，使得国家不得不拿出有限的资源的不小部分支持庞大的军事工业和国防力量。国内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使得国家在毛泽东时期从来没有停止过大规模的水利建设。
另外，中日两国劳动力素质的巨大差异，也决定了在相同的资金投入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的素质和运行效益也必然存在巨大差别。
因此，将中日同时代的经济发展相提并论是不客观的，因根本就不具备任何的可比性。如果非要拿中国和其它国家进行对比的话，那么，印度可能是唯一具备相似起点而国情相近的国家；而在毛泽东逝世时，中国的各项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均已全面超越印度。
至于日本战前所确定的优势和今天日本的工业技术水平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建基于日本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对它国，尤其是对中国的掠夺。当然，中国过去百年的艰难困境和今日的巨大差距，除朝代更迭、制度落后和传统社会的转型等因素外，日本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巨大破坏是不应该否定的。
对中日两国实力对比具有深远影响的当数甲午赔款。
甲午战争是日本蓄意挑起的，但中国的战败和《马关条约》签订的战争赔款，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财政能力，而同时则极大地提高了日本的国力，几乎在一夜之间，使日本解决了近代化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日本也迅速成了暴发户。
仅拿《马关条约》规定的赔款来说，中国向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费用3000万两，威海日军驻兵费用150万两（真是无耻到了极至），共23150万两白银，折合当时的日圆为3.5亿元，相当于日本全国年财政收入（8000万日圆）的4倍多。除此以外，日本还在中国掠夺了相当于一亿日圆的大量战利品。日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滚滚财源，“无论政府和私人朝野顿觉无比富裕”（曾任日本外务卿井上馨语）。日本用这笔钱的大多数（约3亿日圆），建立了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产业群；其中著名的八幡制铁所仅用了不到60万日圆，打下了日本钢铁工业的基础。由此可以想象，那笔巨大的资金帮助日本建立了什么样的庞大工业基础。日本一步跨越了西方国家要一、二百年才能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也为日本几十年后成为世界经济军事强国，做了最好的前期准备。
这笔资金也协助日本建立了金本位的货币制度，把日本纳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这笔款项还推动了日本全民教育，为建立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打下了基础。
日本在战前确立的优势在战后迅速恢复，并在资源争夺方面长期居于有利地位。所以，当今天的日本人不承认他们应对先辈的孽债负责时，实际上是对历史的漠视，和对民族发展渐进性和承继性的无知。
如果今天中国政府突然得到从天而降的5万亿人民币的资金（中国年财政收入的4倍），那么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将立即得到解决，中国的潜力也会得到迅速而强大地爆发出来。
为了偿还这笔赔款，清政府先后向俄、法、英、德的银团完成三笔贷款达3.09亿两白银，并在还清本息前，海关又外国人控制。中国政府为此支付的本息达6亿两白银。面对这笔庞大的支付，中国近代化的笔伐已很难再有前进的能量。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际，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才算有了喘息的机会，并迎来了持续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完善，区域布局也过分集中在沿海的几个中心城市，但国家经济在内陆地区军阀混战的硝烟中已有了起飞的征兆。非常悲哀的是，在中华有望中兴的时刻，日本再次发动侵华战争，阻止了中国经济的强大势头，使得中国的崛起再次夭折在日本人的手里，为民族复兴带来的巨大损失，无论怎样夸张也不算过分。
上面这段文字似乎超越了本书的主题，但还是不厌其烦地回顾这段痛心的历史。对于中国人，这段历史必需记取并认识它对中国发展的巨大迟滞作用；对于日本人，必须明白他们对中国的永久性亏欠。
如果向日本索赔的话，日本对中国的欠款本息将在10万亿美元以上，那么日本将立即变成一个穷光蛋。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日本对华贷款本息几百亿美元，还经常大放厥词。考虑到德国对犹太人和以色列的赔偿，中国政府完全有理由拒绝偿还这笔贷款。当然日本政府能主动本着中日友好放弃这笔贷款的话，多少可以为先人的孽债作象征性的补偿，也为后世日本人带来少许的体面。
八年抗战，再经三年内战，中国再次沦为一穷二白。而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两年，大印钞票货币，还预先征税，一口气预征到1985年（真够无耻的）；更通过金圆券将大陆的黄金搜刮一空。共产党手里更是空空如也，以至于1948年11月26日人民币开始发行时，没有黄金作为货币基础。发行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让对货币的金本位机制有所了解的人笑不出来的可笑社论，社论宣布：人民币不以黄金为基础，因为“我们的人民不喜欢黄金”。
蒋介石将搜刮来的黄金运到台湾后甚至举办展览，让台湾人民领略他老人家仅有的丰硕战果。49年前，一些资本家将资产移往香港、台湾和海外，更削薄了大陆本来就薄弱的家底。
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时候摇头叹息：很难想象谁能让这个国家的人民摆脱贫穷。
不难想象，1949年毛泽东接手的是个什么样的烂摊子。在此后短短一、二十年里，当飞机上天、巨轮下水、核弹爆炸、卫星遨游、完整工业体系确立、公费医疗、义务教育、江河得到治理、逃荒要饭基本消失、和美法苏印等所有大国交手并取胜、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并在航天、航空、军工、体育、基础科学等领域把日本抛在后面。此时此刻，天下任何炎黄子孙都不难想象，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大陆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做出了什么样的伟大贡献！
在世界主要大国中，中国和日本是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日本是通过掠夺的手段来达到，而中国则是通过对“一盘散沙”的人民的有效组织，和爱国主义及劳动热情的强力激励来实现的。而领导组织和激励中国人民的核心人物，就是毛泽东。
邓小平的改革实际上是将毛泽东时代基于计划的人本经济转化为新时代的市场经济，将重工业优先的产业政策转向轻工业优先、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并重的政策。这种转化本身并不存在进步或倒退的问题，只是选择适合当时社会环境的经济发展道路。邓小平的对外开放也是将毛泽东时代没条件开放下的闭关自守，转化为外部条件许可情况下的打开国门。将改革开放称之为一场革命，是不客观的，也有违历史的辩证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事业是渐进式和借鉴式的改良运动。这也是为什么至今没有系统性的指导理论来规划中国的未来，如果某些只言词组不包括在内的话。
如果要说中国的“革命事业”，其实从1949年，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1999年8月10日建国50周年来临前夕，《洛杉矶时报》发表了该报驻北京记者Rone Tempest的一篇报道，他写道：“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较早时更彻底的改革。人们只主要记得毛泽东时代1960-1961年大跃进失败之后的饥荒和1966-1976年‘文革’的政治迫害。但是，特别是在50年代，中国却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它改革。虽然从今天来看问题要复杂得多，但是对宗教、迷信、秘密会社、三合会和宗派的镇压也帮助中国打破了盘踞地方上的贫穷”。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Amartya Sen）在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发展状况时称：“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订方向的结果。”
毛泽东的经济并非完美无缺，它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但不应因此来否定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进而证明改革的合理性。正如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所说：“毛泽东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的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的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邓小平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