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腐败和灰色收入导致中国贫富差距大

相关调查显示，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
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要远大于统计显示的水平。
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于2005年－2006年对全国几十个城市和县的两千多名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进行了家庭收支调查。结果发现，目前关于居民收入的统计调查数据明显失真，主要是高收入居民收入水平的统计远低于实际水平，而其主要原因是高收入居民中有大量的灰色收入。
调查：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差距约55倍
根据恩格尔系数和其他一些消费特征进行初步推算，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最高收入居民，200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9.7万元，相当于原有数据（不到2.9万元）的3倍多。其他中高收入居民的收入也高于原有统计。推算城乡居民收入总额约12.7万亿元，而不是8.3万亿元；占国民总收入69％。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总计4.4万亿元，相当于当年ＧＤＰ的24％。
调查表明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要远大于统计显示的水平。基尼系数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的水平。
现象：权力寻租带来巨额灰色收入
上述结果说明，在中国城镇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这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灰色收入的来源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财政资金通过“条条”（部门）渠道分配到各地的部分存在严重管理漏洞。有大量资金透明度低，滥用和漏失严重。2005年这部分资金估计约5600亿元。
近年来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数额巨大（2006年4.5万亿元），投资项目层层转包、工程款层层剥皮、营私舞弊现象严重，漏失巨大。据有些项目的情况，施工单位实际拿到的工程投资还不到工程拨款的三分之一。
第二，金融腐败普遍存在。据央行研究局2003年一项大面积调查，全国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已成为一项“潜规则”。2006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22万亿元，额外付费给全国金融机构相关人员带来的灰色收入可能高达1万亿元。
第三，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例如各地党政官员入股煤矿，这些“股权”多是凭审批权、检查权、资源控制权换来的。又以医药业为例，一个时期以来药品审批和流通环节极为混乱，给医药行业和相关权力部门某些人带来了巨额灰色收入。
第四，土地收益流失。2005年有价出让国有土地16.3万公顷，其中“招拍挂”出让面积只占三分之一。“招拍挂”与其他方式出让的平均地价相差4－5倍，差价每公顷500多万元。除去其中0.5万公顷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不适用“招拍挂”方式，其余10.1万公顷土地少收5400亿元。这成为房地产开发商暴利和权力相关者灰色收入的来源。
第五，垄断行业收入。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达1.07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部分约9200亿元。其中相当部分来自行政性垄断。
分析：灰色收入扩大了分配不公
制度缺陷造成的灰色收入干扰了国民收入的正常分配。在初次分配领域，灰色收入导致要素配置扭曲，造成低效率并影响未来经济发展。在再分配领域，灰色收入造成国民收入的逆向再分配，把本该用于低收入居民的资金通过非正当途径转移到权力相关者手中，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
近年来，收入差距扩大已经引起越来越明显的经济结构失衡。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储蓄过度和大众消费增长滞后，内需相对不足，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更严重的是，经济发展的成果通过非正当途径向少数人集中，导致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和社会两极分化。这是引起广泛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对建设和谐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需要决策层以力挽狂澜的决心进行应对。
建议：迫切需要加快公共管理体制改革
因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体制缺陷导致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扭曲，也就不可能单靠收入再分配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加快公共管理体制改革，首先是政府改革步伐，从体制上消除腐败滋生的根源。
目前，需要有一个综合性的权威部门从制度建设的高度通盘考虑政府管理制度改革。政府改革当务之急是针对财政、金融、行政管理、土地和国有资源管理制度中容易造成公共资金流失、寻租腐败行为和产生灰色收入的制度漏洞，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并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逐项形成改革方案并加以推进。
减少寻租空间，限制和清理不必要的行政审批、许可、监管项目，减少行政性垄断，减少对市场的干预。
从长期来看，只有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民主化进程，才能形成公众对政府管理的有效监督，从制度上保证政府和公共部门管理的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