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者无形

道家鼻祖老子
　　在西方，《道德经》的英文译本就有40余种，除了《圣经》，再没有任何一种书受到如此重视。
　　在孔子的名声远播西方之前，西方少数的批评家和学者，早已研究过老子，并对他推崇备至。老子的《道德经》即《老子》，早已是中文书中被译为外文译本最多的书籍，包括40种英译本和9种德译本。
　　孔子属于“仁”的典型人物，道家圣者———老子则是“聪慧、渊博、才智”的代表者。这是在公元前136年，汉武帝独尊儒术前，我国学者发表过的观点。
　　儒道两家的差别，在公元前136年之后，被明显地划分了出来，官吏尊孔，作家诗人则崇老庄。然而，一旦作家、诗人戴上了高帽，却又走向公开欣赏孔子、暗地研究老庄的途径。
　　这两家最大的差异点是：儒家崇理性，尚修身；道家却持反面的观点，偏好自然与直觉；喜欢抗拒外物，似乎总站在高处，因而更具有吸引力。代表这两种典型思想的人，便是尊崇礼数的孔子和喜欢抗拒外物的自然主义者———老子。
　　如果不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变为统治思想；要不是历代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极力推崇孔子的话，老子极有可能会成为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人物。
　　有关老子的生平事迹已难详考，就连确切的生卒年月也未曾留下。司马迁在《史记》里为他作传的时候，已经搞不大清楚了，只是列举了可能与老子有关的几个传说人物，最后只好写下“老子，隐君子也”之类的话。现在传世的《老子》一书，保存了春秋时期老子的若干思想，流传至战国时代最后写完。
　　老子生活的时代，是巨大的社会变革行将来临的前夕，他身属王朝中央，又具有多识敏感的头脑，因而深刻地觉察到了这点，并且从矛盾辩证的哲学高度，从消极方面论述了奴隶制即将瓦解的现实。
　　老子首先提出了“道”这个最高的哲学概念，把它作为世界万物产生的总根源及其变化的总规律。为了突出“道”的这种特殊地位与功用，他极力把它描写得玄远幽微，深不可测。他这样描述“道”：“视而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然后它却生天生地，统御万有，亘古而长存。老子“道”的概念的提出，表明古代人们思维水平的一大提高，人们已经摆脱了只能对个别局部事物的局限认识，进而上升到对世界的一般普遍的整体性全面认识。但他对“道”的描述，却明显地带有唯心主义倾向。
　　老子又提出“道”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反者道之功”，即任何事物都具有正反方面的对立及其转化。他不但看到了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前后等普遍存在的对立，也看到了它们之间的转化。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但他对于事物运动的矛盾的这种认识，不是为了推动事物的发展，而是得出了用以指导人事的“弱者道之用”的消极原则。因为他看到盛壮之后，必须走向衰亡，所以他说：“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就是说有意促成事物的强大，这不合道的原则，因为它无疑加剧了事物的衰亡。相反水是最柔软的，但却无坚不摧。因此，应该经常使事物保持弱小屈辱的地位，以避免物壮则老、荣显则亡的不好结局。
　　对于一个人来说，老子劝人以朴素、自然生活为好，应该避免暴力、避免贪财谋权。他认为：人不应该改变这个世界，相反应该尊重这个世界。对于国家来说，从容不迫地工作是最妥善、最英明的政策；法律书上讲了很多法律，制定了许多法律，或者想用残酷的办法执行旧法律，这样只会把事物弄得更复杂。政府实行高税收的贪欲性的计划及发动战争，是与道德的哲学精神相违背的。
　　老子的思想后来又被封建统治者称为“人君南面之术”，这是因为他讲过“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类话成为后世统治者玩弄阴谋权术的密诀、教本，统治者们可以从中汲取有利于统治的策略方术。
　　如果我们想对老子的思想作进一步研究，最好的办法便是配合庄子来研究，毕竟庄子是他的弟子，也是最伟大的道家代表人物。我们从《庄子》一书中选择精华，尽管有所差异，但他们的主要观点几近一致。这样便不难理解老子思想的意蕴了。

万世师表孔子
　　孔子尽了一生的努力，强调美德与道德价值，以恢复社会的安宁与和谐。他的思想和学说与现实之间如此紧密结合，令人确信他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立和传播者，由他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影响深远，两千多年来，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沉淀在中国人的头脑里。这种儒家文化既是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共信，又通过各种渠道渗入民族文化的各个阶层，就连喧哗民间的说唱文学、戏曲、格言也都深受其影响。别的不说，仅一个“孝”字，就像一把天尺，衡量着每一个中国人。正如马克思所说：“死人紧紧地抓住活人”。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人能像孔子一样紧紧地抓住后人的思想，哪怕是小小的一部分。
　　儒家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它的影响也早已超出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圆周。因此，孔子的学说及其思想不但是中国的，也是朝鲜的、日本的和越南的。如果把海外华人的价值取向也列入考虑，那么广义地说，它也是新加坡的、东南亚的、澳洲的、欧美的，并且在中国民族文化范围内呈现出发展的态势，对一些国家的现代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
　　孔子公元前551年生于鲁国，也就是今日山东的曲阜。他出身于贵族之家。他的家族把学问看得比金银财宝还来得重要。因此，孔子从小在家里就有许多阅读诗书的机会。孔子两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由于家庭还享有贵族地位，孔子和他的母亲生活还过得去。孔子在20岁那年，出任鲁国小官，负责管理粮仓的事物，后来又转任管理牧场。由于孔子努力读书，他的学问越来越渊博，他对于改进社会秩序与和谐的志趣，也越来越浓厚。但鲁国君王对他的劝告却置之不理，孔子因此决定通过教学，传播他的思想。
　　孔子在30岁那年，收了三位门徒。到了72岁他去世时，他的学生已增加到三千名，其中七十二位后来成为有名的学者。
　　50多岁时，他由鲁国教宰升任司寇，参与国政，因为政见不合，愤而离开鲁国。晚年返回鲁国，致力于教育。他的生平言行散见于先秦古籍中，现存《论语》20篇，记载孔门师徒问答实况，成为后人研究早期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料。
　　孔子的基本思想是严等差之辩，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轻视劳动，提出“学而优则仕”，同时主张“爱人”，具体办法是“仁政”，反对过重剥削，主张“施惠于民”，在上要“贤能政治”，在下要“富而后教”。
　　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曾游说各国，到齐、卫、宋、蔡、楚等国去游说自己的思想，但无人欣赏。孔子一生注重于教育，同他传播自己的思想有着极大的关系。从30岁后，孔子广收门徒，开私人讲学之风，并整理《诗》《书》《礼》《乐》等文献作教材，学生多达3000人。
　　孔子的影响大增，是与孔子的学说被后人神化解释密切相关的。汉武帝独尊儒术，孔子就成了半人半神的人物，同时，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均以孔子创立的儒家典籍作为国家法定教材，培养下一代，这就更加扩大了孔子的影响。到了南宋，朱熹对孔子的儒家学说进行了第二次大改造，将佛教和道教的宗教修养方法渗透到儒家学说中去。从此，儒学变成了儒教，孔子也成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2000年来，中国人为这位“至圣先师”所磕头的力量加起来，恐怕能使喜马拉雅山震颤不已。在中国各地，均盖有文庙，供奉孔子。在古代，文庙是每县必有建筑物。
　　几千年来，孔子其人及其思想几经浮沉，或奉为圣人，或贬为秕糠，被诋毁为“累累如丧家之狗”。但是有一个客观的事实存在，孔子的思想和学说，由他创立的“仁”学模式，在中国社会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中，已经渗透到人们的心中，并使人们的观念、习俗、行为、信仰和情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孔子的学说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某些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

平民思想家墨子
　　春秋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是孔丘，战国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是墨翟。孔子给春秋时代以光彩的结束，墨翟给战国时代以光彩的开端。
　　墨子和孔子同国籍（但墨子一生似乎在宋的时候多）。墨子的降生约略和孔子的逝世衔接。在战国及汉初，孔、墨是两位常被并称的大师，同以德智的崇高和信徒的广众为一般学人所敬仰，虽然汉以后孔子被人捧上神坛，而墨子则被人忘记了。就学术和生活而论，孔、墨却是相反的两极。孔子是传统制度的拥护者，而墨子则是一种新社会秩序的追求者。孔子不辞养尊处优，而墨子则是恶衣粗食、胼手胝足的苦行者。孔子不讲军旅之事，而墨子则是以墨守著名的战士。孔子是深有造诣的音乐家，而墨子则以音乐为应当禁绝的奢侈。孔子不谈天道，而墨子则把自己的理想托为“天志”；孔子要远鬼神，而墨子则相信鬼神统治着人世。孔子鄙视手艺，对于请“学稼”“学圃”（种园）的弟子樊迟曾有“小人哉”之讥；而墨子则是机械巧匠，传说他曾创制过一只能自飞的木鸢。
　　在世界史上，墨子首先拿理智的明灯向人世作彻底地探照，首先替人类的共同生活作合理的新规划。他发现当前的社会充满了矛盾、愚昧和自讨的苦恼。他觉得大部分所谓礼义，较之从前（车亥）沐（在越东，大约今浙江滨海一带）国人把初生的长子肢解而食以求“宜弟”，以及视新孀的祖母为接近不得的“鬼妻”而抛去不养等类习俗，实在是五十步之笑百步。为什么残杀一个人是死罪，另一方面，在侵略的战争中残杀成千成万的人却被奖赏，甚至受歌颂？为什么掠夺别人的珠玉以至鸡犬的叫做盗贼，而掠夺别人的城邑国家的却叫做元勋？为什么大多数的人民应当缩食节衣，甚至死于饥寒，以供统治者穷奢极欲的享乐？为什么一个人群统治权应当交给一家族世世掌握，不管他的子孙怎样愚蠢凶残？为什么一个贵人死了要把几十几百的活人杀了陪葬？为什么一条死尸的打发要弄到贵室匮乏、庶人倾家？为什么一个人死了，他的子孙得在三年内做到或装成“哀毁骨立”的样子，叫做守丧？总之一切道德礼恪，一切社会制度，应当为的是什么？

儒家亚圣孟子
　　孟子是发扬孔子学说并使之光大于天下后世的“第一人”，在儒家被列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儒家学说以“仁、义、礼、乐”为中心，一方面主张等级、名份，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一方面强调“民为邦本”，要求照顾人民思想。这种思想，一直支持着中国千余年帝制社会的发展。创立儒家学说的孔子死了以后，儒学分为8个学派：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但自伟大的文学家兼史学家司马迁把孔子和孟子相提并论，后世便都以孔孟并称。自宋代以后，帝国统治者为了适应自己的需要，特别抬出《孟子》一书，把它与孔子的《论语》一同列为士大夫必读的“经典”。这样就使孟子的思想在长达数世纪的时间里，在中国被普遍接受。
　　孟子，名柯，战国时邹人（今山东邹县）。他主要活动于旧中国时的梁惠王、齐宣王时代，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相传他是鲁国三桓孟孙氏的后人，曾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的门人，成为儒家子思学派的继承者，并发展了这一学派。学成后，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他游说诸侯，经历邹、任、齐、鲁、宋、滕、梁（魏）等国。虽然他也曾受到黄金之礼，进位卿相之尊，但国君们并不真信用其道。孟子特别寄意于齐、魏这样的万乘大国，虽曾反复游说进言于齐宣王、梁惠王，但终于未得任用。其中唯腾文公对孟子的游说极感兴趣，曾有意行使他的主张。但由于腾仅是一个“绝长补短，将五十里”的小国，孟子很难有所作为，大约由于不果其志，后来便离去了。
　　孟子生平很是自负，曾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但历游诸国所受的挫折，使他终于走上了与孔子著书立说，教授门徒，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将来的同一条道路上。他停止政治活动以后，便和他的弟子们一起把他的学说———即政治主张、哲学理论、教育纲领等整理成书，传于后世。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孟子》。
　　孟子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帝制社会上留下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继承并发展了“仁”的思想，把本来侧重于伦理原则的“仁”推及于社会政治，提出了以“仁义”为主导思想的学说，希望统治者能够“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从而“治国平天下”。全部学说的内容包括“性善”、“道尧舜”、“民贵君轻”，颂扬“汤武”，反对“桀纣”，强调“仁政”，反对战争，排斥“扬朱”，批评“陈仲、许行、公孙衍、张仪……”等等。这些都是为了教育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人们，或向高级统治者建议，如何做到“得其民斯得天下”；从而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
　　孟子的“民贵君轻”主张，也是作为全部学说的中心思想来体现的。他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的政治原理，并且说“得乎丘民”，（民众）才得为“天子”；他认为残害人民的“君”不应该被看待为“君”。这些道理，主要在于教育当时统治者要懂得“民贵君轻”的好处，通过实施“仁政”，使民心归向，不要使自己像纣一样成为“独夫”。孟子教育“士”要关心人民疾苦，因此“士”就需要“仕”；但“仕”是为了“行道”，而不是为了自己能向上爬。
　　孟子的思想也有其落后的一面。他是以他的“君子存亡，庶民去之”的“性善论”来作为他的许多主张的理论根据的。孟子把他所代表的统治阶级利益的道德观点硬说是人类共同的道德观点，把阶级的偏见强加到其他阶级的头上；把当时统治阶级制定的君臣父子的“人性”当做了全人类的“人性”，并且认为是“善”的；因此，当墨子为小私有者和手工业者提出某些政治要求时，就被孟子蛮横地骂为“禽兽”。其次，孟子还发挥了儒家的天命论，他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把历史发展过程理解为循环式的运动，是过去事物的简单重复。这种历史循环论，旨在养成人们的永恒观念，给当时和后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定命论奠定了基础。这种历史循环论，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

逍遥游仙庄子
　　庄子即庄周，字子休，战国时宋国蒙(今安徽蒙城）人，曾任蒙漆园史。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著有《庄子》一书，是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
　　庄子住在贫民区，生活穷苦，靠打草鞋过活。有一次他向监河侯借粟，监河侯没有满足他的要求。还有一次，他穿着有补丁的布衣和破鞋去访问魏王，魏王问他何以如此潦倒，庄子说，我是穷，不是潦倒，是所谓生不逢时。他把自己比作落在荆棘丛里的猿猴，“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说自己“今处昏上乱相之间”，没有办法。据历史记载，庄子曾在家乡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官，在职不久就归隐了。楚威王听说庄子有才干，就派了使臣，带了千金重礼，聘他为相。但是他却对楚国使臣说：“千金是很重的财礼，卿相是尊贵的职位。你难道没有看到祭祀用的牛吗?人们养它几年，然后给它披上绣花的衣服，送进太庙，杀了祭祀。到这时，它即使想做一头自由自在的小猪，难道还能做到吗?你快走吧，不要玷污我。我宁可在污秽的小河中自得其乐，也不愿受国君的管束。我要终身不做官，以实现我的志向。”表示宁为“孤豚”，不作“牺牛”，甘愿逍遥物外。他对一切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生不足喜，死不足悲。相传他的妻子死了，他并不悲伤，反而坐在尸体旁边，敲着瓦盆，唱了起来，表示旷达。
　　根据民间传说，庄子曾从师长桑公子学习仙道。在老师授给他仙道的要旨后，庄子就隐居在了抱犊山中，修炼著书，后来果然白日升天了。在仙界，他位为太极闱编郎。唐玄宗天宝元年二月，封他为南华真人。所著的《庄子》一书也被称为《南华真经》。宋徽宗时又封他微妙元通真君。
　　庄子对当时战乱和社会动荡的现实感到不满，而他又无法反抗，因而走向了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道路。他悲观厌世，玩世不恭，以敝屐富贵、淡薄利禄的态度处世，代表了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但他不与当时的统治者合作的态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它的积极作用。庄子无书不读，学问很深。现在留传下来的《庄子》一书，有33篇，其中“内篇”7篇，一般认为是庄子自己写的，“外篇”和“杂篇”可能是庄子的弟子或庄子学派里的人写的。《庄子》一书又称《南华经》，是道家的经典之一。该书文字雄美，想象丰富，善于通过寓言故事来说理。书中反映他继承老子的思想，但更虚无、消沉。认为人不能战胜自然，甚至认为“有用”还不如“无用”的好。所以，尽管他抨击了新贵族的残暴和贪婪，追求精神自由，但总的看，这种消极、颓废的思想，是没落奴隶主阶级意识的反映。后世的没落阶级，往往从他的哲学中寻找精神寄托，以欺骗自己和别人。
　　庄子思想的另一个特点，是把世界上的事物都看作是相对的。在他看来，生死、寿天、是非、祸福等，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的。他抹杀了一切对立事物的界限，完全陷入了相对主义。他对现实非常不满，反对一切文化知识的进步，甚至希望回复到和禽兽同群共居的人类远古社会。他的思想反映了当时一些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绝望厌世情绪。
　　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及杨朱学说，把“贵生”、“为我”引向“达生”、“忘我”，归结为天然的“道”、“我”合一。从老子“道法自然”出发，他认为“道”是无限的，超越时空的，不可感知的。它生出天地、帝王、神鬼以至一切事物，而又自本自根，不可捉摸。从“道未始有封”一点上，他看出天人之间、物我之间、生死之间，以至一切现象与本质之间，只存在着无条件的同一，即绝对的“齐”；而学“道”的最后归宿，也唯有泯除一切差异，从“有待”进入“无待”。在思辨方法上，把相对主义绝对化，转向神秘的诡辩主义。
　　有一次，庄子睡熟了，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看见一群蝴蝶飞到东，飞到西，一会儿飞到草丛中，一会儿飞到花蕊上。多么自由快乐啊!这使庄子产生羡慕之情。于是，庄子也变成了蝴蝶，到处遨游，自在极了，根本忘记了自己是庄子。忽然醒来，才知道是一场梦。庄子就此提出了疑问：到底是庄子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庄子?这个问题谁能作出回答?这个是非谁又能辨别清楚呢?这就是庄周梦蝶的故事。庄子认为，物和我是分不清的，是融为一体的；世界是不可知的；事物本来没有质的差别，生死物我都是自然万物的变化而已，没什么根本的区别，人们没必要非要分出个差别，任其自然吧!把万物看成一样而不去追究所以然，这就是“道”，向“道”学习，拜“道”为师，与“道”相通相同，就不会有什么烦恼。

总汇百家的哲人荀子
　　荀子，名况，字卿。赵国(今山西省南部)人。据说他15岁就到齐国稷下“游学”，后成为稷下有威信的领袖。曾于赵孝成王二年(前264)左右应聘入秦，从儒家立场出发，提出用“节威反文”的和缓方式实现统一的建议，没有被秦国统治者采用。后游学赵国、楚国，受春申君委任做兰陵(今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令。晚年，他积极从事教学和著述，总结百家争鸣的理论成果，创立了先秦时期完备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其思想反映在《荀子》一书中，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先秦百家争鸣中提出的一些重要哲学问题。
　　荀子在楚国任兰陵令一段时间后，离开了楚国，游历天下，在秦国与秦王讨论学习先王之法，在赵国与赵孝成王议论兵法。春申君的门客中有见识的人对春申君说：“伊尹离开夏到殷去，殷称王天下而夏朝灭亡；管仲离开鲁国到齐国去，鲁国弱而齐国强大了。所以贤人所在的国度，君主尊贵国家安定。当今荀卿是天下贤人，所到的国度，难道会不安定吗?”春申君派人去请荀子，荀子仅作歌赋给春申君，春申君又再三邀请，荀子才答应，前往楚国继续当他的兰陵令了。
　　荀子是儒家中与孟子齐名的大师。他们同是孔子的崇拜者，同以周制的拥护者自命，同鼓吹省刑罚，薄税敛，和息战争的“王政”。但这些相同点并不能掩蔽他们间若干根本的差异。孟子的性格是豪放、粗阔的；荀子却是谨饬、细密的。这种差别从他们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得出，在他们的学说上更为显著。孟子相信人性是善的，以为只要让他顺着自然的趋向发展，不加阻碍，他便会走上正路。所以在个人的修养上孟子注重内蕴的扩充，而不注重外表的抑制和典型的模仿；注重“先立乎其大者”，先握定根本的原则，而不注重枝节点滴的训练。在政治上，孟子注重在上者的感化和民众的教育，而不注重礼制的束缚。荀子则正好相反。他认定人性是恶的；若让人们顺着自然的趋向去做，结果只有争夺、暴乱；人好比野兽，要靠礼制的链索把他捆住，才不致噬人；要靠日积月累地养成守礼的习惯，才会消除兽性。“礼”，这个名词荀卿从未曾给过明晰确定的界说，大约包括所有传统的仪节、传统的行为轨范和一些他所认为合理的社会制度，尤其是规定贵贱、尊卑、贫富等阶级“身份”的制度———在荀卿看来，是一种社会的万应药。“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
　　不过人性既然是恶的，那些改变人性而强人为善的“礼”又是怎样产生的？荀子以为人虽有恶性同时也有教他趋乐避苦、趋利避害的智力。人们的智力不齐，智力最高的便是圣人。“礼”是圣人为着人类的福利而创造出来的，人们要生存不能不分工互助，不能没有“群”（社会）。但人们若顺着本性去做，则任何人都是其他任何人的仇敌，根本不能有“群”。圣人造出种种礼制就是要使人们相让相安，使“群”成为可能。以人类的福利为礼制的根据，这是荀子本自墨家的地方。
　　荀子又承袭道家之说，以为宇宙间一切事变都循着永恒的法则。没有天意的主宰，没有妖祥的征兆。但不像道家的唯心任命，他觉得正因为自然有固定的法则，人类才可以利用这个法则去战胜自然。他又认为一切人为的法则，即一切礼制，也如自然的法则一般，适用于过去的必定适用于现在和将来。这是他拥护“周道”的论据，也是他反对法家因时变法说的论据。他绝不能想像同样的礼制在不同的生活环境里，可以有绝对不同的效果。
　　在一切的礼制中，荀卿特别注重贵贱贫富的阶级差别。他以为若没有这种差别，社会秩序是不能维持的。他说：“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瞻（供给），则必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又分之，始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这就是说，人们天生是这样坏，若没有一种势力在上面压着，则除了所欲皆遂的人，个个都会做强盗。要维持这种镇压的势力，不能不设立一个特别贵和特别富的阶级。这是荀卿对许行的“神农之言”和惠施的“去尊”（废除尊卑的差别）说的总答复。这是荀卿对于传统制度的拥护比孟子更要细密的地方。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
　　说到韩非（韩国的公子，名非）之前，先要说说法家。法家和其他一切家派有一根本不同点。别家讲政治总是站在人民的一边，替全天下打算。法家则专替君主打算，即使顾及人民也是为着君主的利益。这是无足怪的。法家的职业本来是专替君主做参谋。一个君主的利益没有大得过提高威权和富强本国；而且这些越快实现越好，至少要使他及时看见成功。这个问题，韩非把握得最紧，解答得最圆满。
　　韩非以前的法家有三派，其一重“术”，以在战国中期相韩昭侯的“郑之贱臣”申不害为宗。所谓“术”，即人主操纵臣下的阴谋，那些声色不露而辨别忠奸，赏罚莫测而切中事实的妙算。其二重“法”，以和申不害同时的商鞅为宗。他的特殊政略是以严刑厚赏来推行法令，使凡奉法遵令的人无所缺赏，凡犯法违令的人无所逃罚。其三重“势”，以和孟子同时的赵人慎到为宗。所谓势即是威权。这一派要把政府的威权尽量扩大而且集中在人主手里，使他成为恐怖的对象，好镇压臣下。这三派的注意点，韩非兼容并顾，所以说他集法家的大成。
　　韩非对于当世的君主有大致如下的劝告：他们国弱的不是想强，国强的不是想更强，甚至用武力统一天下吗？这是无可非议的。不过你们所采用的大部分手段，尤其是你们所认为最贤明的手段，尤其是儒家所讲的手段，若不是和你们的目的相反，便是离你们的目的很远。儒家（墨家也一样）不是教你们用贤人治国吗？你们伸手一数，国内真正的贤人有几个？可数得满十只手指？但国内重要的官吏至少有一百。你们再等一辈子也找不到这么多贤人的。不要把心放在贤人上！不要怕人不忠，怕人作弊，要设法使人不能不忠，不敢作弊！我老师荀卿说得好，人天生是坏，天生贪利怕祸的。只要出可靠的重赏，什么事也有人替你们做。只要布置着无可逃避的重刑，什么弊也可以禁绝。但注意刑法不单要重，而且要使人无可逃避。无论怎样精细的网，若有了漏洞，就捉不到鱼！其次儒家不是教你要爱民而且博得人民的爱戴吗？这于你们有什么好处？你们爱民，充其量不过如父母爱子，但顽劣的儿子，父母动不了他毫毛的，而一个小小的县吏带着链索去试，就可以使他妥妥帖帖。要使人民服从，与其用爱，不如用威。而且人民的爱戴是靠不住的。能爱人者亦能恶人。你们若把自己的命运放在人民的爱戴上，一旦他们不爱戴了，又怎么办？
　　其次，那班满口禹、汤、尧舜，或神农、黄帝，以“是古非今”为高的“文学游说之士”，和那般成群结党以逞勇犯禁为义的剑击游侠之徒，不是世人所敬仰，而你们也敬仰着，甚至供养着的吗？这两种人到底于你们有什么用处呢？你们所需要的，第一是出死力打仗的兵士，第二是供给兵士以粮食的农民，现在说士和游侠既不替你们打仗，又不替你们耕田，都享着荣誉或富贵，而兵士和农民却处在社会的最下层，战士的遗孤甚至在路边行乞！“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这是再颠倒没有的了。何况说士和游侠，对于你们，不单无用，而且有害！游侠以行为破坏你们的法令，说士以议论破坏你们的法令。他们都是要于法令之外，另立是非的标准。按他们的标准行事，你们便威严扫地。再可恶不过的是说士们称引先生批评时政。臣之尊君至少应当比得上子之尊父。设想一个儿子成天面对自己的父亲称赞别人的父亲怎样晏眠早起，勤力生财，怎样缩食节衣，鞠养儿女，这对于自己的父亲，是怎样的侮谩？这种侮谩，明主是不受的。所以“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韩非著的书，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了叹道：“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韩非的话确实是说到专制帝王的心坎上了。

倡议独尊儒家的一代大儒董仲舒
　　西汉建立初期，因连年战争，国家的政治、经济完全陷入一种困境。汉初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因此有“休养生息”的黄老之治。黄老之学本身包含有法家的思想，它在汉初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不过，当国力强盛后，就需要一种更为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以加强思想统治。这样，儒学应运由晦而显，登上了历史、政治舞台。因为有这样的背景，董仲舒才得以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了西汉著名的伦理思想家、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
　　董仲舒从小学习十分刻苦专心，因发愤钻研儒家经典，三年中连自己家的园圃都没有去过一次，史称“三年不窥园”。可见董仲舒为经传所吸引，简直到了如痴若愚的程度。由于他不仅对《春秋》很有研究，而且相当深人地掌握了儒学思想的精髓，所以当时人称他为“汉代孔子。
　　在汉景帝时，董仲舒就做了《春秋》经的博士官。但他对儒学历史发生决定性影响还是在汉武帝时候。西汉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由于有前几代皇帝的休养生息作基础，国力强大起来了，思想统一的需要也变得迫切了。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让各地推荐贤良文学之士上书对策，以备朝廷咨询任用。一时间，一百多个读书人都聚集到京都长安，都想通过金殿对策，取得皇帝的赏识，得个—官半职。
　　金殿对策的方法是，皇帝下制书，由对策士子们作答，交皇帝阅览。武帝下了第一道制书，士子们凝神细思，挥笔成文。武帝对几百篇贤良对策逐一阅读，觉得很平常，但当看到董仲舒的文章时，却被那精辟而有光彩的议论所深深吸引，叹为奇文。随即武帝又接连两次召董仲舒上殿策问。由于三次策问基本内容都是关于天人关系问题，所以后人称之为“天人三策”。后来，董仲舒根据《公羊春秋》的大一统精神，进一步提出了思想统治的问题，要求废止不合于六艺、孔子之道的学说。同时，董仲舒对传统儒学重新作了解释，这些都为西汉统治者利用儒学加强思想统治提高了理论基础。
　　在对策中，董仲舒针对武帝希望能听到“有关治国的宏论”及有关天人关系的提问，回答说上天和人事是互相关联的，天命是可畏的。国家治理不好，上天就制造种种灾害，谴责、警告君主，如果君主仍然执迷不悟，那就要遭到亡国之祸。他又指出，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必须实行儒家的“礼乐教化”。他建议对人民实行“德教”，方法是在京都设立太学，在地方也设立学校。
　　董仲舒所谓“天”、“天意”，绝非简单的人格神或人格意志。从社会结构讲，他强调王者的中心地位，为封建大一统确定了思想武器。
　　董仲舒的对策，适应了当时西汉从政治上、思想上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切中了武帝的心怀。不久，他又向汉武帝正式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这以后，董仲舒担任了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都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董仲舒在他的著作《春秋繁露》中，还提出“三纲五常”这一道德规范。“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个封建道德教条。“仁”即爱人、孝悌、忠恕等。“义”指封建道德规范和标准。“礼”是各种封建礼仪、制度和规范。“智”为判别是非之心。“信”系忠诚守信。这些都是用以调整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三纲最早源于先秦时期，董仲舒加以改造而成“王道之三纲”。五常则是由董仲舒在孔孟宣扬的仁、义、礼、智基础上，再加上“信”而成的，即“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三纲五常的思想对我国古代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董仲舒作为汉武帝时代新的儒家学派的创建者，吸取了先秦孔孟儒家思想为主的邹鲁文化思想，同时也吸取了燕齐方士的阴阳家思想和以刑名家思想为主的三晋文化思想。新儒学思想已由一个学派的思想而发展演变为全国性的封建统治思想。尤其是他的君权神授理论和“三纲五常”说，对后世影响最为深刻。它使中国人民的头脑长期禁锢于神权政治和封建伦理政治之下。但是，由于西汉时期，封建社会正处于蓬勃兴盛的上升阶段，董仲舒创建的儒学思想体系，总体上说，基本符合时代的需要，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着某些促进作用。

中国最早的无神论者王充
　　王充是我国东汉时期的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无神论者。他在批判当时的神学迷信中，捍卫和发展了先秦以来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建立了元气自然论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他的思想成就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他也被称为是中国最早的“通明博见”的无神论者。
　　王充自幼就很聪明，6岁开始读书识字，8岁到书馆读书，品学兼优。因此，后来被保送京师太学深造，跟大学者班彪(《汉书》作者班固的父亲)学习。他却不拘守一家之言和章句之末节，而是博览强记，通览百家之言。正是因为这种学习精神，加上自己的学术见解与班彪合不到一起，不久王充就离开了班彪，自己独立进行研究。他游学洛阳，时间长达十六七年之久。洛阳当时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各种学说和思想争论和斗争的中心。他生活很贫困，无钱买书，只能到市上书肆去博览群书，其中包括自然科学的书籍。洛阳游学对王充思想的形成，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游学的过程中，王充不盲从当时的“世书俗说”，常“考论虚实”，独自研讨，终于成为一个学识超群、“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大学问家。
　　有一天，王充路过街头，见围满了人，便挤了进去。只见一个道人盘腿而坐，面前放着一尊金佛，黄绫上写着“如来算命”四个字。那道人口里念念有词：“各人吉凶祸福，佛祖了如指掌。要说出事由，佛祖明示祥歹。详者佛祖点头，歹者佛祖不动。”　　
　　王充逢场作戏，问：“我想做生意，不知能否赚钱？”只见那老道对佛像深深一揖，微睁二目，自动两唇，然后拿起金戒尺，在佛像前后绕了几绕，佛像当即频频点头，老道双手合十，说：“恭喜，恭喜，后定发财！”并要了王充三两纹银。　
　　第二天，王充带了个泥塑金像又来到街上，对那老道佯笑曰：“请试试这个如来菩萨灵不灵。”老道一楞，急得半句话也说不出，慌忙拿起那尊小金佛溜了。就这样，王充在众人面前破了那道人的骗人机关。原来，佛像是铁制的，佛像的头可以动。那金戒尺则一头是铁，一头是磁石。那道人如要佛像点头，便握铁质的一端，使磁石的一端在佛像头部绕动，哪有不点头之理，反之则一摇不摇。
　　王充生活的年代，正是东汉政治稳定、生产发展时期。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大肆宣传“君权神授”的“谶纬之说”，宣扬天人感应，用神学化的儒学进行思想统治。王充继承前辈唯物主义思想家的优良传统，吸收汉代自然科学成就，写成《论衡》一书，以元气自然论批判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
　　他认为元气是构成天地万物最原始的物资基础，天是物质的、自然的天，没有情感，没有意义，从而动摇了天人感应的基础。他还论述水旱、雷电、日食、月石等都是自然现象，绝不是上天的谴责，明确得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的正确结论。在形与神的关系上，王充认为精神不能离开形体而单独存在。为了批判“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的错误观点，王充在《论死》篇中除正面说明无鬼外，还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认为自开天辟地以来，死人以亿万计，大大超过活着的人数，如果人死为鬼，那就会“一步一鬼”，到处都是，为什么主张有鬼的人却说只见到一两个鬼呢？这种批判虽不深刻，却闪耀着机智的光芒。王充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对生而知之的唯物主义先验论。他写下《实知》、《知实》两篇文章，专讲认识论，批驳圣人能“前知岁月，后知万世”的错误观点。他认为人的认识来源于感觉器官和外界的接触，“如无闻见，则无所状”，即使是圣人，同样“须任耳目以定情实”。
　　王充壮年时代曾做过地方小官，但他性格耿直刚烈，不卖弄聪明去追求俸禄，不为个人利害去巴结长官。经常说别人的长处，从不炫耀自己。结交朋友着重品德和才能，非志同道合的，他终日不言。由于不肯同流合污，他曾遭到诬陷。因经常与长官意见不合，他自动辞去了官职。面对仕途的坎坷，人情的冷暖，统治者的昏庸无能和伪书俗文的虚妄，他居贫苦而志不倦，幽居独处，闭门潜思，断绝一切礼节性的往来，专心致志地著述。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封建时代下层知识分子不幸遭际的一个缩影，但是他不屈的战斗精神、求实的态度和发展哲学理论上的毅力，却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王充的晚年是非常凄苦的，孤独无靠，贫无供养，但他并未因此而消沉。公元90年至91年间，六十四五岁的王充，仍精力充沛地写了《养性》一书。因感到自己的生命不久，于是又着手将自己历年写下的一百多篇作品整理成一部“新书”。王充说，这部书所讨论的问题有上百个，上自传说中的黄帝、唐尧，下至秦朝、汉代，“幼老生死古今”全都涉及到了。王充认为，这部书用圣人的道理作为评论是非的准则，从博通古今的人那里找依据来剖析事理，就象用秤称物品那样公平，又如拿镜子照东西那样清楚。这大概就是他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论衡”的原因。这部书的序言，就是王充临死前写的《自纪篇》。

理学宗师朱熹
　　朱熹是南宋最博学的哲学家、教育家和学者，程朱理学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别称紫阳，世称朱子。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
　　朱熹的父亲朱松是一个很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他因为不满于南宋王朝求和苟安的做法，把家搬到了福建。出生在书香门第的朱熹，从小就博览群书，广读词章，出入佛老，对各种学问有着极为广泛的兴趣。从二十四岁起，他受学于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开始真正走上理学的发展道路。
　　朱熹18岁就中了进士，曾担任过秘阁修撰等职。他一生做官的时间不过十几年，但却教了四十多年的书。在教学的过程中，朱熹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朱熹的学问渊博，于学无所不窥，在先秦诸子、佛道思想、史学文学、天文地理、文字音韵、训诂孝据、典章乐律乃至自然科学等许多方面，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及不小的成就。朱熹哲学发展了程颐等人的思想，集理学之大成，构建起了一个规模庞杂而又不失缜密精致的思想体系。认为“理”、“气”不相离，但“理在先，气在后”，“理”是物质世界的基础和根源。朱熹的著作很多，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学者之一，《宋史·艺文志》中著录的有四十余种，未著录的尚有二十余种，另外由其弟子或后人编纂的著作也有二十余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诗集传》、《周易本义》、《西铭解》、《太极图说解》，以及后人编纂的《朱子全书》、《朱子语类》等。
　　朱熹生活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的时代。他出生那年，就爆发了钟相、杨幺起义。起义最后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各地的农民反抗活动仍然时有发生。由于偏安一隅，南宋王朝每年还要向金朝进贡，被勒索不少金银钱财。在刚走上仕途时，朱熹曾力主抗金，进行北伐，但后来就慢慢泄气了。他从封建正统思想出发，认为搞好内政才是重要的，所以应该对农民起义进行镇压。所以，对当时普遍的农民反抗活动，他不仅感到担心，而且还亲自参加了镇压活动。与此同时，他建议朝廷和地方官们要注意对农民进行赈灾，注意轻徭薄赋，从而减少阶级对抗，从根本上消灭人民的反抗意识。为此，朱熹曾设立过“社仓”，由政府借贷粮食给农民，让他们渡过生活中的难关。朱熹认为，这样可以杜绝祸乱之源。朱熹认为，人心都是会感恩戴德、害怕威严的，这样做可以既让农民感念官员的恩德，又会畏于官员的威严而不敢反抗。朱熹的这一套想法和做法，都是为了维持统治阶级的需要。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朱熹是我国封建社会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早在北宋时，程颢、程颐兄弟就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在这套体系中，他们提倡理学，说“理”就是世界的本源，万物皆由理而出。朱熹接受了他们的学说，并且有不少发展，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伦理体系。他把三纲五常说成是永恒不变的天理，认为“君臣有君臣之礼，父子有父子之礼”。他认为，“天分即天理”，应当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分，君安其君之分，臣安其臣之分。他极力宣扬，人应该“存天理，灭人欲”，对一切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和学说，都应该扑灭。与二程兄弟一样，朱熹的思想也是为维持封建统治服务的。因为朱熹的学说主要是从二程继承过来的，所以，在后世人们往往将程朱并称，他们奉行的一套哲学则被称为“程朱理学”。
　　为了提倡理学，同时为统治阶级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朱熹花了自己一生的大部分精力来进行教育活动。即使是在做官时，他也不忘提倡理学。他做官每到一个地方，最重视的就是教育，就是整顿当地的学校。在他的主持下，创办了武夷精舍书院，并且使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得到了恢复。朱熹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明人伦，整顿封建伦理道德。在教育上，朱熹主张应该按人的年龄、心理及理解能力，设小学、大学等各类学校。他还主张教育应该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熟读深思。朱熹的教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不少的影响。

心学泰斗王阳明
　　王守仁是浙江余姚（今属浙江）人，因为他曾经筑室于绍兴阳明洞中，后又创办阳明书院，所以被称为阳明先生。在我国古代诸多思想家中，王阳明是很特殊的一位。他是哲学家、教育家，却又是中国古代不可多得的名将。在印象中，满口子曰诗云，摇头晃脑的老学究形象，和战场上壮怀激烈、身先士卒的名将形象相差太远了吧！即使中国历史上最书生气的儒将，羽扇纶巾、挥斥方遒、指挥若定，也绝没有王守仁这般是真正的大学者、大思想家的。
　　王守仁的故事很有趣，史籍中提到，他五岁的时候还不会说话，一个异人摸了摸他的头，替他改成“守仁”这个名字，于是就能开口说话。从这时候起，他就是个孩子王，常玩带兵打仗的游戏，同时也常保护弱小的孩子，拥有相当的声望。他的这些表现，让当时人在他身上丝毫也看不出有多少哲学家的影子。
　　长大后，王守仁步向了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他一面任侠，一面热衷于弓术及兵法，也努力于文学，终于在科举中及第而做官。由于他反对恶名高涨的宦官刘瑾，在受了四十大板之后被流放到了贵阳。但他并不因此而气馁，以边境知事的身份努力为政，甚至连被捕的盗贼都慕他的名，对其感恩戴德。正是在这里，发生了哲学史上有名的“龙场顿悟”事件。王守仁本来是对程朱一派的学说死心塌地的，这一顿悟不得了，让他感觉到了程朱理学太僵化了，没什么意思，于是转而攻击起它来。在与程朱理学唱反调的过程中，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虽然属心学一派，但水平却超过了以前的心学大师陆九渊，并且是集心学大成，影响了好几代人。
　　明朝前期，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是程朱理学。明中叶后，由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封建危机加深，地主阶级思想家感到有必要在哲学思想上变换新的形式，用以维护明王朝的反动统治。这是王守仁心学产生的背景。
　　王守仁提出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心外无物。他认为：人心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没有人的意念活动，就没有客观事物。他说：“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王守仁还提出“心外无理”的命题。在王守仁看来，事物的“理”，不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而是存在于人们的心中，所以说“心即理”。比如，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而王守仁却认为是人们心中所固有的，这就是他所谓的“良知”。王守仁主张，要认识“理”，即所谓“知良知”，其途径不是通过实践，而是到心中去体会先验的伦理道德观念。他要求人们主动自觉地为善去恶，用封建伦理道德去规范自己的行动。
　　王守仁也和朱熹一样，把“人欲”看作“天理”的对立物，认为由于先天的“良知”受到了外来物欲的“昏蔽”，人们才会有不善的思想和行动，因此，他竭力宣扬“去人欲，存天理”，只要人们体会到心中固有的“良知”，扫灭私欲，哪怕“愚夫愚妇”也可以成为“圣人”。王守仁的心学，归结起来，就是要求人们自觉地消除一切反抗的念头，从心底深处服从封建统治。
　　王守仁的学说是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形成了阳明学派，与程朱学派对抗，影响很大。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传习录》和《大学问》，在当时都很受欢迎。他广收门徒，遍及各地。死后，“王学”虽分成几个流派，但同出一宗，各见其长。后来他的学说还远播海外，特别对日本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守仁一生中另外一件很重要的是，就是平定了“宸濠之乱”。刘瑾被打倒后，王守仁作为忠臣重被重用。正在这时，南京的宁王却起兵造反了。也是天意要王守仁成为一代名将，宁王造反给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建功机会。宁王家乃是明朝有势力的皇族，拥有以南昌为中心的长江中游的广大领地，亦自夸有七万军队的富强。第五代宁王时，正值武宗正德皇帝沉溺于淫乐、荒废国政之际，因而起了篡位的野心，与官邸的奸臣们互通，立下种种阴谋，最后终于举兵冲向南京，准备以实力夺取天下。
　　时任佥都御吏的王守仁，正在从福建回南京的路上。他刚镇压了福建的民众反叛。他察知到了宁王的叛乱计划，于是召集了附近的官军，直指南昌城。得知此事的宁王为了不让根据地被夺，慌忙率军返回，王守仁一开始就等这么一着。就这样，敌我合计共十四万的大军在鄱阳湖畔展开了冲杀。官军的将军伍文定本想对敌使用火攻，然而却因风向急变，火焰竟然烧着了自己的胡须。不过，在这样的环境中，王守仁指挥若定，在战斗的第三日将宁王完全逼至绝境，其所乘的军船亦为火焰和烟雾所包围。平叛前后总共不过花了三十五天。
　　这个时候明朝的正德皇帝却自封为“威武大将军”，要领军南下。他走到半路，得报叛乱已经被王守仁平了，觉得很扫兴。于是在一帮小人的策划下，宁王被放了，上演了一出天子重捉叛贼的游戏。　
　　王阳明的思想和行为，为维护明王朝的统治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他的功绩却没得到嘉奖，便是跟随他立功的战友们也都明升暗降。王守仁并非贪图功利之人，但受到朝廷这样的对待，也渐渐寒了心。后来贼兵又起，明朝将官无可奈何，王守仁再次出马，尽数平定，却再也没受到提拔。

礼教叛逆李贽
　　“七十老翁何所求？”是李贽离开这个人世的最后一句话。他是晚明的一个特殊人物。作为狂禅教主，他的理论非圣非法，喝佛骂祖，按传统道学观念，他是彻头彻尾的异端。在中国历史上，不乏才高气傲之士屈死在统治阶级的樊笼中的，李贽就是这样的一位。
　　李贽，本姓林，字卓吾，是我国明代具有“反叛”意识的思想家。他是福建泉州晋江县人，生长在一个笃信伊斯兰教的商人家庭。泉州当时是我国著名的对外贸易的港口，有海上“丝绸之路”源头的美称。这种商品经济的贸易关系和社会家庭氛围对李贽的思想形成有重要影响。
　　李贽幼年丧母，随父林白斋读书学习，12岁时作《老农老圃论》，而为人所称道。他26岁时，乡试中举。嘉靖三十五年，被授河南共城(今辉县)教渝职务。嘉靖三十九年升迁南京国子监博士。此后又多年为官，万历八年（1580）辞官，专心著述。晚年的李贽漂泊不定，到处参禅讲学，并出家当了和尚。后北上通州，被加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李贽在狱中说：“衰病老朽，死得甚奇，真得死所矣。如何不死?”万历二十年(1602年)三月十五日，还没被最后定罪的李贽用剃刀在狱中自杀。他在咽气之前，用手指写字，与狱卒有如下的对话：“和尚痛吗？”“不痛。”“为什么要自杀？”“七十老翁何所求？”
　　用现在的话来说，李贽所犯的是思想罪。在他的思想中，充满了一种追求个人自由与解放的反叛意识。他最主要的著作《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等，里面反映的也大多是这种思想。他曾自言“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他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封建理学进行批判。
　　在李贽看来，历来儒家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这是不妥的。他认为，天生一人，自有一人的作用，孔子的作用很大，但不能夸大孔子的作用。他讽刺道学家“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崇拜，挖苦说：怪不得孔子以前的人整天点着蜡烛走路！
　　李贽进而认为，道学家崇尚的所谓“经典”，是用来骗人的，正所谓“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藐”。他讽刺道学家“依仿陈言，规迹往事”，“瞻前虑后，左顾右盼”，这些人平日只会“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一旦社会有变，“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他批判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虚假说教，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伦理表现在日常生活之中，而不在日常生活之外。他斥责道学家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衣冠禽兽，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两面派、伪君子。他表示与假道学誓不两立，说：“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可以知我之不良死矣，可以知我不怕人矣，可以知我不靠势矣，盖人生总只有一个死，无两个死也。”
　　李贽的思想涉及到许多方面。他早年的自然观有唯物主义倾向，认为天地万物皆阴阳二气所生。他虽表示不信仙佛，但自从接触王守仁心学后，思想有所转变，后来他还接受了禅宗的观点，相信“万法尽在自心”，山河大地同清静本原合而为一。因而李贽的学说服膺于“心学”，并把王守仁的“良知说”，发展为“童心说”。他分析由于人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了许多假事、假理、假言、假语，而逐渐失却童心；“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他力主批判假言假语、假人假理。李贽的“童心说”影响很大，它不仅成为其批判道学的理论依据，而且作为—种文学新见解，即为文要从真心中自然流出，这个观点对于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公安派散文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非礼勿视”、“男女授受不亲”是当时社会的准则，一个男子与已婚女性的交往是人伦大防。但李贽却视名教如无物。他在麻城削发为僧后，曾带领僧众到一个寡妇的卧室去化缘，他不仅仅以衲子身份与上层社会的女性来往，更收了其中一名孀妇为女弟子，来往通信，讨论佛法，甚至将这些讨论编辑成《观音问》，刊刻发行，竭力赞颂她们的才能。
　　他这种行径，自然遭到了传统士人的猛烈抨击，当时的礼部给事郎中张问达给万历帝的奏折中这样说道：“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日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院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迩来缙绅士大夫亦捧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最终，李贽的性命就断送在这道奏折上了。
　　造成李贽这种狂狷气质的原因有多种，但究其根本，应当是社会的变革、信仰的崩溃和陆王心学的内在要求。面对“大礼议”和“国本之争”的纷争，面对张居正的专权和专权后的党争，士人一向引以为自豪的操守在瞬间不知何去何从。陷于党争之中的人，要么放弃原则与操守，要么做一个毫无生气的人，此时，儒家的经世济国思想不敌仕途的风险，或作名士，或作隐士，也就成了文人放浪形骸的选择。这种选择，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在乱世之中，当不能“兼济天下”时，“独善其身”就是全身之法，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与自我气节的持守是正直之士对朝局的不满的表达。李贽在这种境遇下由儒入禅，正是随缘任运，但遁迹入山后的徘徊入世，则是士行操守对他的内在要求。这种心理矛盾，也就造就了他的超越放达。
　　李贽愤怒于理学的杀人本质，希望能为世人建立一个自由的精神世界，使天下人能够做回自我，体现本色，但生长在理学根深蒂固的晚明时期，已无法有任何作为。当他的愤怒不知如何表达时，他只能用佯装的声色，用狷介的行为偏激着。即使在他的后来，还有着公安三袁对性灵的追求，但只能称之为最后的绝唱了。李贽的理想，在愈演愈烈的狂放颓废的表演中，泯然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