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称“小日本”名称的真正由来

毫无疑问，“东亚病夫”是中国，“小日本”是日本，这是最有影响、最具歧视色彩的绰号。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足球冲进世界杯，成功举办奥运会，许多人反复提起“东亚病夫”，说这是日本等列强污蔑中国人，我们强大了，是“大中国”，再也不是“东亚病夫”了。与此同时，虽不再把美国看成“纸老虎”，但是还把日本当作“纸老鼠”，辱骂其为“小日本”。
　　中国的绰号文化堪称世界之最。自古以来，东方独大的中国自以为“世界中心”、“天下第一”，就自称 “中华”、“中国”、“上国”、“天朝大国”，并以“华夷之辨”观念视外族为禽兽，名字用“兽”或“虫”修饰，如“狄”、“蛮”、“戎”。惟独称日本为“夷”、“倭”，带个“人”字旁，使得当时景仰中国的日本人十分高兴，认为中国毕竟把自己当“人”看。而今，许多中国人还用“倭”来代表日本以示轻蔑。但在古汉语里，“倭”属于中性而略具褒美意味，明代以后才成为贬义词，是语言文化在对日关系里的鲜明表现。
　　近代以来，中国被西方人打败，就根据其体貌特征，称其为“鬼畜”、“大鼻子”、“老毛子”、“纸老虎”、“野心狼”，而今足球界还称外国对手为“狼”。文革时期，上至领袖，下至人民群众称出身有问题的中国人为“牛鬼蛇神”、“臭老九”、“黑五类”。直到现在，还有人叫南方人“南蛮子”， 叫蒙古族 “靼子”，编造笑话歧视河南人，侮辱朝鲜族和韩国人为 “高丽棒子”、“大裤裆”，而韩国也有“你怎么像个中国人”之类的回骂。这些都严重恶化了国际关系、区域关系和民族关系。
　　不过，国人给日本起的绰号最多，很多不乏贬义，如“东夷”、“下国”、“弹丸”、“倭奴”、“区区岛国”、“蕞尔小国”，古代日本甚至也往往这样自称。蒋介石还称日本为“岛夷蛇豕”。中性一点的“东瀛”、“扶桑”，以及日本最重要的名字“日本”，也来自中国。
　　日本，本意是“日出之国”，“太阳升起来的地方”。逻辑上分析，在日本本土看太阳是在东方海上升起的，因此最初日本人不可能称呼自己的土地为“日本”。这应该是古代中国人观看东方岛屿的感觉和称呼，被对自身知之甚少的日本人借鉴。
　　607年，日本羽翼初丰，圣德太子致隋炀帝“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国书，表达不甘屈尊、对等交往的强烈愿望。隋炀帝览之不悦，斥之无礼，并遣使责难。
　　唐玄宗时，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武后曰日本”。武后为女皇武则天，“日本”一词正式出现。中国漆器传入日本大放光彩，日本英文名“JAPAN”也指漆器，据说根据“日本”古代汉字读音所起。可见日本各种名字与中国渊源之深。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人对日本有所敬畏，但嘴上功夫依然强硬。1903年，留日生陈天华在《警世钟》说“小小日本不足道”。小日本，终于明显强烈地从一个中国知识英雄的口里说了出来，影响至今。
　　九一八后，吉林省德惠县抗日义勇军的战歌唱道：“提起了九一八啊，两眼泪哗哗；可恨那小日本儿啊，侵占我东北。”老师偷着告诉孩子，要是大个子中国人被打死，一车能装10个，日本兵个小，能装20个。伴随着日本侵略的深入和残暴，中国人一口一个“小日本”地怒骂，以此发泄内心的愤懑，表达大无畏精神和对侵略者的憎恨，当然无可厚非。
　　从小我就知道小日本，也常说小日本，还以为小日本“小鼻子小眼”。某同学长相丑陋，个头矮小，言行猥琐，就被骂作小日本。骂者也在潜意识里认为日本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叫“小日本”不乏憎恨无奈之意，但更多地是妄自尊大、夜郎自大的蔑视讥讽，认为日本国土小，日本人个头小，用品小，又小肚鸡肠，办不成大事，称“倭”就带有“矮小”的蔑意，而中国面积广大，大江大河大漠大山，人口众多，况且个头大，胸襟宽广。由此衍生的还有“小鬼子”、“小东洋”、“小鼻子”等。而口语中的“小日本儿”和“小日本子”中的象征晚辈的“儿”和“子”，更有着强烈的民族等级寓意。
　　叫“小日本”成为国人的习惯。从蒋介石、东北军阀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再到台湾作家柏杨、长虹电器总经理倪润峰、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水均益、笑星赵本山、中长跑教练马俊仁、电影《小兵张嘎》中的“嘎子”，乃至５岁的幼童，都说“小日本”，更有报刊媒体、街头巷尾、黎民百姓、各色人等，集体无意识地不绝于耳、百说不厌、百写不繁的“小日本”。
　　稿源：荆楚网
　　作者：王锦思(责任编辑：周传金)

小日本的由来（版本2）

编者按：近几十年来，日本政府总不能正视历史。每每在过去的历史问题上不能够面对现实：诸如在侵华战争史问题上，在战争中进行细菌战问题上，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在使用中国活人体做解剖实验问题上，在强迫中国妇女做慰安妇问题上，在中国大搞无人村问题上等等等等，在其历史教科书中，歪曲、隐瞒、篡改铁证如山的史实，麻痹日本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以便继承其一贯的军国主义的立场。让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残害的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深恶痛绝，怒火中烧。在愤怒之余，我们也在冷静地思考，为什么日本总不能正视历史，是顽固到底，还是装疯卖傻？我们对日本进行了冷静的观察。经过对其战后日本各界的种种表现，例如各级、各代政府阁僚每年参拜靖国神社，二战老兵军国传统的表演，右翼势力的抬头，日本青年对历史的无知，莫名其妙的“中国威胁论”等，进行观察，得出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日本人实在是没有能力认识自己，没有能力正视历史，他们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为。我们为这样一个民族感到悲哀。同时，我们也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我们应该帮助一下这个可怜弱智的民族，挽救其下一代，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 
在众多网友的努力下，我们搜集了大量的材料，进行了科学的、严谨的考证，编纂了日本的古代史部分。主要从其由来、风俗、习惯、特征、品种、习性等方面进行客观叙述，以揭示其本性的内在规律，为世界人民认清其真实面目铺路搭桥。今后我们还要陆续出版日本史的近代史、现代史部分，望各位网友多多发表意见，丰富史料，以帮助这个弱智的邻邦民族完成其无力完成的事。同时希望懂得日语、英语的网友把日本的古代史翻译给全世界，以便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帮助日本这个弱智的民族。

1939年何行健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在苏南率部50000人投敌

1939年蔡雄飞晋绥军副师长在晋西北率部投敌

1941年2月李长江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率所部8个支队投敌

1941年2月丁丛堂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一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1941年2月顾秀五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二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1941年2月陈才初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六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1941年2月秦庆霖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七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1941年2月范杰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十一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1941年2月杨仲华国民党江苏保安第八旅旅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1941年2月刘月亭新编第5军副军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1941年5月公秉藩国民党第30师师长率该师及第3、第9、第17、第80、第93各军之一部共22000人投敌

1941年6月毕泽宇国民党第69军军长率所部投敌

1942年2月赵瑞国民党骑兵第1军第1师师长率所部在晋西投敌

1942年2月杨诚国民党骑兵第1军第5师师长率所部在晋西投敌

1942年4月孙良诚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在鲁西率69军、暂3旅、特务旅全部投敌

1942年4月王清浣新编第6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赵云祥新编第30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陈光然新编第181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黄贞泰新编第13旅旅长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郭俊峰特务旅旅长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丁树本冀察战区游击第1纵队司令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夏维礼冀察战区游击第2纵队司令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孙玉田警备处长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6月徐继泰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率所部投敌

1942年6月景顺阳第3战区游击支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1943年1月于怀安国民党山东新编第4师副师长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1943年1月宁春林山东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1943年1月吕其赓苏北游击纵队第1纵队司令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1943年2月厉文礼山东游击队第2纵队司令本人被俘投敌

1943年2月王劲哉国民党第128师师长率8个将官及所部投敌

1943年2月赵天时国民党第381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任兰圃国民党第382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薛豪平国民党第383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潘胜富国民党独立第1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苏景华国民党独立第2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张海平国民党独立第3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苏振东国民党独立第5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李德兴国民党独立第128师参谋长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吴漱泉国民党第351旅旅长被俘投敌

1943年2月韩子乾国民党第113师师长被俘投敌

1943年3月金亦吾第6战区挺进总司令兼第2纵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1943年4月孙殿英新编第5军军长率所部投敌

1943年4月张良才苏北游击纵队第2支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1943年5月庞炳勋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与孙殿英联名通电判国投敌

1943年5月李震汾第24集团军第106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侯如墉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司令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于光辉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副司令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杨志稀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杨汝贤（杨明清）新编第5军副军长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冯养田新编第5军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杨克友暂编第3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王瑞庆暂编第3师副师长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王廷英暂编第4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王瑞亭暂编第4师副师长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邱吉胜山东保安第8旅旅长被俘投敌

1943年6月荣子恒苏鲁战区鲁南112师副师长兼334旅旅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1943年6月刘景良山东保安第4师师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1943年7月陈孝强国民党预备第8师师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但是，战争结束后，首任奥地利总统卡尔．伦纳尔却出人意料的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奥地利虽然是二战的受害国，却也是纳粹德国帮凶国。我们决不推托责任，奥地利政府要向在奥地利被占领期间被杀害的犹太人和其它被奥地利所伤害的国家和人民道歉，并做出力所能及的赔偿！　　

　　当这个老人发表了这个举世瞩目的演说后，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被感动了！但是奥地利从此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尊重，奥地利的人民也被称为“有良心的民族”！　　

　　当我头一次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我被深深的感动了!

　　但是在东方，与我们中国相连的两个国家，却让我觉得深深的不齿——它们就是韩国与朝鲜！

　　朝鲜从唐代起就是中国的属国，“朝鲜”这个名称乃明太祖朱元璋所赐之名。明、清两代，中国曾多次出兵帮助他们抵抗日本的入侵，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就因日本侵略朝鲜而起。由于中国在此次战争中惨败，朝鲜半岛被日本非法占领了半个世纪，朝鲜民族所受的压迫的确很令我们同情！

　　在日本占领朝鲜期间，的确有一帮不愿做亡国奴的朝鲜人，他们可分为三类：一部分流亡中国，并得到当时中国政府的同情和支持，组成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金九为代表，曾于1942年成功刺杀了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并组织过以宣传为主的朝鲜义勇军；第二部分流亡美国做寓公，也在美国做过宣传抗日的工作，以李承晚为代表；第三部分是坚持在朝鲜和东北做抗日活动的人士，其中部份加入了中国的东北抗日联军，1942年牺牲的抗联第三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抗联第七军军长崔石泉（崔庸健，后来曾任朝鲜副主席）等人就是朝鲜族人，金日成在抗联则担任过第二军第六师师长。

　　然而，日本在朝鲜半岛大力推行的“皇民化运动”、“创氏改姓”等奴化朝鲜人的政策的确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朝鲜亡国五十年，既少有游击队的反抗，也没有大规模的暴动，95%的韩国人改了日本姓、说日本话，安份守已地做日本人的“顺民”，韩国那位被杀的总统朴正熙总统即为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许多朝鲜人更是心甘情愿、争先恐后地加入侵华日军，许多朝鲜人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比真正的日军更加令人发指。

　　二战结束后，朝鲜半岛成立两个新的国家，北边还叫朝鲜，南边则叫是韩国（朝鲜语中“韩”和“汉”是同义）。在60年的岁月中，他们都取得了不小成绩，令人刮目相看，而他们所谓的民族自豪感和野心也大为增强。二战纪念日与国庆日的时候，它们总是一遍又一遍的对自己也是对其它国家说：我们是二战的“受害者”，是被“奴役”过的民族，所以我们“有权利”向其它的国家提出要求，其中又以韩国最为嚣张！　

　　每当中国人与朝鲜或韩国的政府官员和一些民间人士有所接触，在谈论到二战中朝鲜与日本的关系时，他们总是异口同声的表示：我们朝鲜民族是日本对外侵略的“最大”受害者，我们一直没有放弃抵抗，我们在战争中破坏日本很多的工业设备，我们对结束二战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但是，当中国人提道“朝鲜人在日本殖民中国东北的时候，却是最积极的参与者，甚至比日本人还要热心，以及在日本军队中的朝鲜士兵人数和他们的所作所为”时，这些人却往往是把话题岔开。或者说我不太了解这个方面的事情，这样的谈话自然也就无法进行不下去了！

　　是韩国人真的不知道这方面的历史吗？还是他们在有意回避些什么呢？事实上，有中国人在韩国的一些博物馆和图书馆惊讶地发现：在韩国的图书馆里，有很多在日本军队里当过兵的韩国人写的回忆录，以及一些学者对韩国人在三四十年代殖民中国东北所写的书；在街面上的书店里，这样的书也并不少见！

　　而绝大部份（北）朝鲜人，他们应该是的确不知道。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是：50年代的那场争是由他们的举世无双的统帅金日成带领他们独自战胜了美帝及其走狗，许多朝鲜人从来就没有听过“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个词！可想而知，他们中又有谁知道他们的先辈当初在中国所做的那些事呢？

　　一句话：韩国人的历史观可以与日本人并驾齐驱！而（北）朝鲜人则更甚一筹！

　　在这里我只写我所知道的一些历史事实：

　　1、朝鲜亡国五十年，既少有游击队的反抗，也没有大规模的暴动，95%的韩国人改了日本姓、说日本话，安份守已地做日本人的“顺民”，韩国那位被杀的总统朴正熙总统即为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

　　2、日本从1931～1945年向中国东北殖民130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不知道的是：从1931起，有90万朝鲜人也紧跟着日本人的屁股，陆续移民中国各地（因为政治原因，这一数据从未对外发表过）。

　　日本之所以实行这样的的政策，最根本原因就是那些朝鲜人已经完全成为了日本人的忠实走狗，可以利用朝鲜移民加强粮食生产，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并且镇压中国百姓的反抗！

　　3、据二战结束时缴获的日军档案记载：二战中日本侵华军队（陆军）有128万人（东北70万、华北华南58万人），加上在东南亚的日军（陆军）56万人，总数是184万。而朝鲜人在日军中服役的有42万，其中在中国的有35万。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所占比例有多高！

　　而据日本防卫1973年统计更为恐怖：在约250万侵华日军中共有朝鲜籍士兵160万，其中在伪“满州国”军中就有38万。

　　不排除有部份系日军强抓的。可是，数量如此之大，那日军总得有人看守他们呀！就算一个看10个，需要多少日军看守呀？

　　4、1937年，南京城因中华门城墙守城士兵打磕睡被日军攻破，第一个登城的就是高丽联队（记载于日本1972年出版的《三光作战》，为日本侵华老兵从中国归还者协会老兵集体写作）。当日，整个朝鲜半岛可谓举国狂欢！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之后，有5支日军因为“作战勇敢”受到日本天皇的奖励，其中就包括前面提到的高丽联队一个就是完全由3万朝鲜人组成的“鲜人部队”。战后远东法庭审判时，松井石根说在南京首先开始进行大屠杀和强奸中国妇女的，就是其下辖、同时也是最早进入南京城的“高丽联队”。

　　有证据显示：在所有攻占南京城的日军部队中，朝鲜人所占比例高达40%！战后，很多日本人的回忆录中都提到过朝鲜军人对日本的“忠诚”。而这样的忠诚在中国人眼中就是残忍！

　　南京大屠杀期间，《朝日新闻》曾登载了一张日本随军记者在南京所拍的照片，标题是“南京之战中的朝鲜勇士”。其主角出生于忠清南道，叫李虎巴，日本名字是武藏正雄，是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15师团朝鲜联队的军曹。　　

　　一些当时幸存的老南京（当时是收尸队的）回忆，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日本从朝鲜征调的朝籍士兵，其残忍手段一点也不逊于日本兵。现住工人新村的南京汽车集团退休职工王克俭老人（81岁）回忆说：“很多不戴钢盔的鬼子兵（朝籍士兵，没钢盔戴）强奸女人后活活挖出女人的子宫再套在女人头上，把人活活窒息而死！还起名叫“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妈了个B的，记住这帮杂种！”

　　与之可相比的是，台湾人也曾被编入日军，但就是因为其不够“勇敢”只能大部分作为伙夫和挑夫出现，吴子牛的电影《南京大屠杀》中有这么个台湾兵角色，因为私自放走被掳掠的中国同胞，被其日本战友杀死。

　　6、如果说那时朝韩是被日本并吞，没有办法，可二十多后的越南战争时，韩国总是独立的吧？然而，几十万韩国军人被韩国政府派往越南，可作为美军帮凶的韩国兵的名声却更差，烧杀淫掠，无凶不作！韩国兵的一大特点又是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幼女和老妇，相互比赛着将新生儿活活撕成两块，令越南百姓不寒而栗，其野蛮凶残列各侵越部队之首！只不过，至今此事在韩国国内仍是一大禁忌话题。

　　由此，朝韩两国之人的民族天性可见一斑！也许，朝鲜人的凶残是跟日本人学的，但他们的确是“青出蓝而胜于蓝”呀！

　　7、1945年，日本终于宣布投降了！朝鲜可以结束被日本统治50年的惨痛历史了！按常理，国家自由、民族解放，人们应该欢欣鼓舞才对吧？然而，留给一名美军记者在日记中却写下了这样的话：“我来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呀？在这里我看不见一丝被解放的高兴气息，却犹如置身在日本一般，处处是哀号、哭泣、自杀！”

　　据统计，在日本宣布投降后，有不下10万计的朝鲜人以各种形式自杀。

　　8、朝鲜人和韩国人声嘶力竭高呼它们是二战受害国，被征用的朝鲜人只是充当了日军后勤人员、劳工而没有加入作战部队。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战后因为“针对虐杀、虐待俘虏及一般市民”的“通常的战争犯罪”而作为“原日本兵”受到审判、被定为乙级战犯的148名朝鲜半岛人（其中23人被处以死刑）从何而来？　　

　　至于朝鲜籍乙级战犯们在“皇军”中的地位和为“皇军”做出的贡献，请参考这几个同样是乙级战犯的倭狗：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谷寿夫、侵华日军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侵华日军华南派遣军司令官田中久一等人吧！　　

附：日本军队中朝鲜军官

▲将军级

　　金应善 鱼 潭 王瑜植 李熙斗 洪思翊　　

▲佐官级

　　姜锡佑 康弼佑 高良弼 高永均 权承禄 金基元 金锡源 金亨燮 南宇铉

　　朴斗荣 朴范集 朴胜薰 朴在兴 白洪锡 申应均 申泰英 安秉范 元容德 柳冀圣

　　刘升烈 柳元孝 尹相弼 李大永 李秉规 李龙文 李应九 李应俊 李锺赞 李学来

　　李炯锡 李浩鎭 林 业 林在德 张然昌 全永宪 郑观秀 郑斗源 郑 炫 蔡秉德　　

▲尉官级

　　姜琪泰 姜东烈 姜在浩 桂炳辂 高起范 高俊峰 高俊烈 具东旭 权宁汉

　　权泰翰 金东元 金东河 金明德 金白一 金思锡 金锡岚 金锡范 金声云 金成勋

　　金纯善 金信道 金跃先 金 瑛 金永珏 金永禄 金泳秀 金永新 金玉琪 金龙纪

　　金龙虎 金润根 金应祚 金仁旭 金一焕 金贞烈 金正晧 金贞熙 金锺硕 金锺植

　　金周赞 金埈元 金重圭 金振吉 金振武 金昌圭 金昌宇 金铁男 金忠男 金忠助

　　金镐梁 金洪俊 都一平 明勇银 文履祯 文容彩 闵德镐 朴东均 朴东俊 朴奉祚

　　朴元锡 朴林恒 朴正熙 朴昌夏 朴泰熙 方圆哲 方泰旭 白庆春 白善烨 白仁俊

　　徐英哲 徐日宝 徐廷弼 石主岩 石希峰 孙炳日 宋锡夏 申尚澈 申鹤鎭 申铉俊

　　安光铢 安永吉 安永耻 安益祚 安洪涛 杨国鎭 杨大鎭 杨振东 严柱明 廉昌燮

　　呉俊杰 呉璡泳 禹锺铉 元容国 柳宽熙 刘光烈 兪原植 刘载兴 柳喜章 尹悳炳

　　尹士新 尹春根 李 珏 李绛宇 李圭一 李根默 李奇建 李德振 李东岩 李东俊

　　李东勋 李丙胄 李逢春 李尚振 李成林 李升宁 李英杰 李永山 李英春 李龙

　　李龙星 李元衡 李宜丰 李济祯 李锺馨 李周一 李春城 李翰林 李亨根 李兴权

　　李喜谦 林秉圭 张光烈 张箕春 张玑衡 张锡伦 张星熄 张星焕 张永锡 张裕根

　　全南奎 田源上 丁来赫 郑祥秀 郑云鸿 郑殷熔 丁一权 郑一平 郑 勋 赵大镐

　　赵秉权 赵性根 池麟泰 池章华 池振国 池治龙 车万载 车 荣 车淸一崔庆万

　　崔鸣夏 崔福洙 崔鹏俊 崔世昌 崔承业 崔贞根 崔周锺 崔昌植 崔昌彦 崔学珍

　　韩镛显 洪 涛 洪文杰　　　

　　朝鲜人和韩国人很喜欢说：朝鲜族在中国东北反抗日本统治和解放战争中，如何如何重要，甚至是如何发挥了主要的作用！然而，事实时，在东北那块土地上，各种抗日武装最强盛的时候有40万之众，而其中的朝鲜族人数最多时应该也没有超过一万，抗战胜利时则未超过4千人。解放战争时期，的确有不少朝鲜“移民”为了留在中国东北而参加解放军，人数也只有5万，只占四野总兵力的1/10，而后来他们大部分成了北朝鲜的第一支正规军。　　

　　朝鲜人，你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呀？你们口口声声说自己受到了儒家文化的熏陶，但是儒家最珍视的礼仪廉耻、忠孝节义，却在你们这个不知廉耻、毫无信义的民族身上看不到一丝踪迹！一个民族想让人尊敬，能靠篡改历史来获得吗？向奥地利学习吧！这是我——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对你们的规劝！

　　还有那些哈韩族们：你们不是常常用用“反日”来作为哈韩亲韩的心理借口吗？好像中韩都曾受到日本侵略，这样我们就有了天然的共同感情，我们就应该更亲近韩国。请你们好好看看历史吧！

日本人笔下的“旅顺大屠杀”：被日掩盖的暴行

 　
　　10年前，一位名叫井上晴树的日本作家来中国访问。极偶然地，他在大连街头的露天书摊见到一本小册子：《旅顺大屠杀》。书的封面上，那些“日本兽兵”、“屠城之最”、“残暴绝伦”的刺目的文字及照片，令其惊异不已。因为在此之前，这位东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毕业又素来偏好历史的井上先生，一直自认为对于当初1894年的那场中日甲午战争并非缺乏了解，但是，尽管年近五旬，他却从来未曾在本土听说，甲午战争期间，在中国旅顺发生过一宗“足以使世人联想到后来'南京大屠杀'”的惨厉事件。而且据井上所知，关于“旅顺大屠杀”，“不唯今天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没有记载，就连许多教历史的老师也根本不知道”。那么这100年前由日本军队一手制造的“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最野蛮最血腥的一幕”是怎样的呢?

　　1894年10月，久已觊觎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军，继黄海海战后，又从陆上向清军发动突然袭击。其第二军由司令官大山岩大将指挥，于辽东半岛东侧的一处小渔港花园口(今大连市庄河县)偷偷登陆，随即兵锋南折，直扑金州、大连湾、旅顺口。11月21日，第二军第一师团挫败清军防守，陆续攻陷旅顺四周所有炮台，气势汹汹地闯入了城区。这帮公然践踏别国领土的“胜利者”，自闯进旅顺的最初一刻起，就兽性大发，恶魔般地在全城内外疯狂杀戮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包括若干已经放弃抵抗的清军士兵)。“他们对遇到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追赶、开枪，用刺刀刺杀，一直追杀到大街上，荒野里”;“不论男妇老幼，狗，猫，还有迷路的骡马，统统用刀乱砍捅死。跪下磕头的，苦苦哀求的，躲藏的，逃跑的，迟早都要被杀掉”;“从市街的入口到码头的十余条街道之间，死尸累累堆积如山，房前屋内无处不横躺竖卧着尸体，腥风冲鼻，血流滑靴，许多地方只能踩着死人方可通行”;“凡是想从海上逃离旅顺的居民，所乘船只可以说全部遭到鱼雷艇的追击和来自海岸的枪射，不是沉没便是触礁，海面上漂浮的尸山就像旅顺港里似乎有很多鱼群一样”……如此丧心病狂的嗜血屠杀，竟然“通宵达旦”地持续了四五天!把中国辽东南端的“渤海门户”旅顺城，生生变做了一座空城、血城、死亡之城、恐怖之城!至少有1.8万多条炎黄性命，在日本军人的刀光枪响中化作了冤灵屈魂!据说到最后“全城只有36个中国人活了下来，他们之所以能够幸免，仅仅由于需要用他们来掩埋其死去的同胞。他们每个人的帽子上(衣服上)都粘着一张纸条(或布片)作为标记，上面用日文写着：'此人不杀'”……

　　井上晴树极度惊愕。起先，他犹以为手中那本情节骇人的小册子，不过是一部道听途说的文学作品。然而他很快就意识到，该书记述得如此翔实、具体，绝不可能是编造出来的，何况书里明明白白地载列：当年，在旅顺事件终于被外国随军记者曝光后，世界为之震撼，美、英、法、德诸国舆论纷纷声讨，强烈谴责日本军队在远东的暴虐行径。井上觉得，自己此番访华的“大连遇书”，几乎可以看做是某种机缘。归国后，这位有良知有正义感的日籍作家“就像受到刺激一样”，推掉其他一应事务，立刻投入了艰难而执著的搜访调查---他决心在国内上下求索，努力“拨开过去笼罩旅顺事件的云雾”，以发掘出能够揭证昔日“加害一方”的“军国主义真面目”的有关史实

　　经过初步接触，井上获悉，即便是现代日本的整个历史学界，亦时至1980年前后，才刚刚开始探明“旅顺大屠杀”的存在。这让他这位非史学专业的“门外汉”，都不能不慨叹“委实是太迟了”。所幸日本一些权威机构，如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等，近年来正在逐步“解冻”以往长期秘锁的部分文献档案。这给井上的深层调查，多少带来了有利条件。由之，井上愈加坚定了自己的目标：必须尽力采用在本土调查所取得的第一手史料，向国人、向世界进一步揭露“旅顺大屠杀”事件的真相。而这一点，恰恰构成了他日后撰著的最重要的研究特色和最具史鉴价值之所在。

　　随着调查的渐次拓深，井上发现，对于“旅顺大屠杀”，日本当局的掩盖、隐瞒，讳莫如深，事实上由来久远。当初，还在甲午硝烟星火乍燃之际，日本政府就已经在处心积虑地采取内、外两手，向世人百般遮掩自己的种种劣行。先观其对内的一手：1894年6月，陆军省偕海军省联合颁令，严禁本国所有报刊登载军事新闻，以免泄漏日军对中国的侵略企图。8月1日日中相互宣战的第二天，内务省即宣布对有关甲午战争的报道实施“审阅”制度，各报社发稿前，均须将原稿送呈指定的警保局，加盖了“审查批准”印戳的，方可发表。凡被认属“有污点的事件”，则打上“禁止刊登”之印记，用墨水涂毁。到了9月中旬，为着更严格地“统一新闻口径”，又由大本营规定，改行新的《新闻材料公示程序》。全国报刊的记者们，只能到大本营设在广岛的副官部去，申请检索当局“许可公布”的消息。而且刊登之后，皆应寄交一份报刊给副官部备案。与此同时，大本营对若干被允准随军采访的日籍记者(约130名，包括11名画家、4名摄影师，分属66家报社)，下达了极端苛峻的“随军纪律”，并指派军官全程监视，一旦某人被军方视为“有害的记者”，立马押遣回国，给予重罚。可见，日本政府对于国内媒体的钳控是何等严酷。

　　再看其对外的一手：彼时二度出任伊藤内阁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素以绰号“剃刀匠”闻名，专擅玩弄诡计“解决国际麻烦”。此人早在多年前，就借政客身份，与人合伙经营过一张《寸铁报》，对于如何操纵媒体、淆惑视听，可谓轻车熟路，深谙三昧。甲午战端甫开，陆奥便疾电日本驻欧美各国公使：密切关注当地主流报刊及通讯机构的持论倾向，选择猎物，重金收买，务必使其压制、篡改、隐匿来自远东的报道(按：由外报特派记者采写的)，而只发表“会于日本产生好感的新闻”，或者干脆装聋作哑，保持沉默。陆奥宗光甚至将这种“银弹策略”，一直扩大施用到在日本境内横滨、神户等外国人居住地区出版的由外国人担任社长的英文报纸，通过贿赂社长，买断电稿，使有关的“不利消息”不致“经由这条暗道在本土登陆”

　　应该说，日本政府精心耍弄的这内、外两手，功夫没有全然白费。国内“舆论一致”，“捷报”连篇累牍，使得备受蒙蔽的民众成天浸淫在一派军国主义的狂热煽诱之中，情绪嚣躁亢奋，心理痴迷变态。当旅顺攻陷的消息传至本土，全国多处游行举宴，高呼万岁，庆祝胜利;东京股票市场也跟着反弹暴涨，“盛况宛如鼎沸”。大本营随后将第二军在旅顺“踩着还在抽搐的尸体”劫掠的大批“战利品”运回国内，展示于东京九段靖国神社，前往观展的人流“比到浅草、上野观光的还要多”。一时间，“战利品”这个名称居然在日本成为时髦，许多商家纷纷推出冠以“战利品”的新货色，其中有一款“帝国全胜”战利品肥皂，“造型是支那人的头颅”，意在“磨灭支那人”，它的销售广告甚至使用了如同旅顺屠杀一样的图案，充满着喋血的暴戾气息

　　而在日本域外，此时则有一批被东洋“银弹”喂倒的媒体，甘心泯灭良知，出卖声誉，恣肆发布歪曲事实的新闻误导受众，替日军屠徒粉饰罪迹。譬如在伦敦，由于英国的中央通讯社和路透社先后被陆奥宗光指使日本驻英临时代理公使内田康哉用“丰厚的报酬”收买，所以，“每当有不利(日本)的报道刊登在当地报纸上”，这两家新闻机构通常都立刻出马，给予反宣传。路透社在内部“及时制止”了本社记者从上海发来的揭露旅顺“野蛮惨害”的电稿;中央通讯社更不惜闭上眼睛鹦鹉学舌，完全按照内田康哉要求的口吻向外界辩称：“除战时正当杀伤之外，(日军)无杀害一名中国人。”类似这样的撒谎者，还可以举出《华盛顿邮报》(美国)、《日本邮报》(横滨出版，下同)、《日本周刊邮报》，以及意大利等国的若干报刊。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几曾有过一帮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恶棍能够长时间掩人耳目、欺蒙天下的事情!1894年11月26日，英国《泰晤士报》刊出电讯：据报告，在旅顺发生了大屠杀。虽然仅是极简短的一行文字，它却最早向世界披露了有关“旅顺大屠杀”的信息。紧接着，11月29日，在纽约报坛发行量最大的美国《世界报》，刊登了来自中国芝罘(今烟台一带)的一则报道：“日本军(在旅顺)不分老幼全都枪杀，三天期间，掠夺与屠杀达到了极点。”如果说《世界报》的这一条非战地人员采发的短消息，还未能引起世人的足够注意，那么，该报旋即于12月12日、13日、19日、20日连续数天刊登的“战争特派员(随军记者)”克列尔曼的长篇“纪实报告”：《日本军大屠杀》及《旅顺大屠杀》则犹如石破天惊，顷刻在欧美，在南亚，在澳洲，在整个文明世界激起了轩然大波!而《泰晤士报》与《标准报》(英国)的跟进报道，又推波助澜，令影响越发扩大。全球报刊竞相转载克列尔曼及其同行的系列文章，或配发本报社论，或刊出读者议评---从普通民众到政府官员，“人们在得悉事件详情的同时，无不对远东的暴行感到战栗、痛心、愤怒”!

　　陆奥宗光频频接到四面八方的国外告急，不禁惊惶失措。他担忧事态的继续严重，将导致“欧美各国舆论与日本国舆论之间的冲突”，成为日后“(日本)外交上的障碍”。因之，陆奥电催首相伊藤博文尽速考虑“善后措施”。在伊藤的授意下，日本当局于当年12月中下旬，两次(以外务省名义)对外界发布了内容基本相同的一个所谓“书面声明(共七项)”，诡称“外国新闻特派员、特别是《世界报》通讯员的报告夸大其词，为引起轰动效应，进行了高度修饰”;而日军在旅顺“自始至终遵守军规，优待俘虏”，那些被杀人员，“大部分”不过是“脱去军装，换了平民服，装扮成当地居民的中国士兵”云云。可惜这个“声明”尽管发表之前做尽手脚，反复修改多次，却最终还是露出了大破绽。其不打自招地承认：“在旅顺流的血，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或许无条件流了许多不必要流的血，这一点勿庸置疑。”故而，《世界报》在头版头条刊登这份《日本自白》的时候，特意用大号字体加上了一个鲜醒的标注：“(它)证实了克列尔曼关于旅顺屠杀的报道”。

　　可是，克列尔曼在日本的“随军记者”的境遇，则日益恶劣。甲午战争前夕，他受《世界报》委派，驻日进行战事跟踪采访。旅顺事件曝光后，他和几位发稿的同行明显地感觉到了周围日人的敌视目光。当地报纸公开吁请日本政府“严格管束外国随军记者”，扬言“对给我方带来麻烦的(外国记者)，应断绝其关系，从吾军驱逐”。官方固然因为克列尔曼们的身份，“既不能逮捕也不能拘留”，但亦迅即作出决定，今后大本营“不再准许任何国内外记者随军”。克列尔曼在横滨被孤立了，再也无人约其采访而纷纷与之“划清界线”，他只能“经常独自一人在外国人居住地的一角徘徊”，“每日战战兢兢”。从1895年1月起，东京等地的数十家报刊在当局唆使下，对克氏发动了铺天盖地的点名谴责，诬指他妄言、伪报，谩骂他可恶、无礼，这种不断升级的围攻一直延续到3月上旬。克列尔曼的人身安全也渐渐受到威胁，他不得不赶紧设法搞到船票，避离了那个危险的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当时那众报狺狺的一派詈骂声中，日本有一家《国民新闻》报，“其文章的写法仍与其他各报不同”。它的社长苏峰德富猪一郎多年以后在自传里回忆道，甲午战争时期，“随军记者的人数与其他各报社相比，任何报社都没有我报社派出的人多”。大概因为从本报战地记者那儿获知了确情，《国民新闻》在彼际采取的态度是，“旅顺发生的事件，其真相业已大白于世，现在不必要再对外国报刊的报道进行辩解和责难”。如此秉守事实的执业立场和敢于同谎言分道扬镳的勇气，即便在今天看来，依然格外令人钦佩。

　　恐怕是伊藤、陆奥之流当年绝不曾想到的，他们那样心机费尽地捣鼓内、外两手，原本以为这样能够敛痕匿迹，对世人、对国民长久掩盖“旅顺大屠杀”的恶行，可偏偏那些个昔时被军国主义驱使的日军士兵，包括直接参与了旅顺事件的第二军第一师团人员，其“大多数”战后回国便“一阵风似的，都写下了中日甲午战争亲身体验的不平常的经历”。岁月流逝，这些由亲历者、目击人以“真情实感”写就的“手记”，并没有全化作飞土烟尘，内中颇多被保存了下来;尚有不少军营书信、日志等等，也幸得留世。这一切，无疑皆成了今天井上晴树先生在本土搜访、求索中最可珍视的史料之一。在那一册册作者不一、名目各异的《征清记》、《从军记》或《行军记》里，凡有叙及“旅顺大屠杀”的，所使用的字眼出现频率最高的，无一不是触目惊心的“射杀”、“击毙”、“砍倒”、“刺死”，以及“尸积成山”、“死尸累累”、“血流成河”、“腥气冲天”……

　　此书乃“旅顺大屠杀”发生后100多年间，日本的第一部“反映事件全貌的专著”。在该书的最末一章，井上还向世人详尽地揭露了这样一个史实：1895年年底，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日军退出辽东半岛。此前，侵略者将遍布旅顺内外的中国遇害者尸体火化后，骨灰埋葬于城郊西北之白玉山，坟前竖了一块木碑：“清国将士阵亡之墓”。是举，犹在刻意欺世，似乎那些被杀者真的不是“非战斗的旅顺和平居民”。不久，回防旅顺的中国清军宋庆部队，遵从国人悼念殉难同胞的愿望，在墓前改立起高大的石碑：万忠墓。每年清明时节，民众云聚于此，焚香洒泪，追祭那些惨遭日寇杀害的亡灵。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统治当局借口“搬迁”，企图一举平毁万忠墓，只是慑于中国民众的强烈抗议，阴谋才未能得逞。这一番围绕着万忠墓的曲曲折折，充分说明：为了掩抹“旅顺大屠杀”，日本政府从那时以来，一以贯之，处处用心，诚何其良苦也!现在，井上晴树先生的正义“揭证”问世。

　　尽管这部“以翔实史料周密论证的力作”(按：长期在法庭上与日本政府就教科书审定制度进行斗争的东京教育大学著名教授家永三郎的评语)，1995年12月由筑摩书房出版发行后，立刻在日本新闻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并被改编成剧本公演(按：此为旅顺事件首次表现于日本舞台)，还荣获了第二届日本和平·协同新闻工作者基金奖(按：属日本民间团体所设立之奖项)，但是，它在本土却仍然为官方所忌讳，所冷漠。据井上先生在该书2001年的《中文版序》里透露，由日本国会管辖的国立国会图书馆，不顾《旅顺虐杀事件》(日文版)已于六年前在本土出版发行的事实，在编制图书馆的《藏书目录1991-1995》时，依旧“将它很巧妙地删除，没有记载”。这，分明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举动。可敬的是，井上晴树坚执其志，毫不气馁。他把自己的专著邮到中国，热切地希望能够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按：已由大连出版社出版);而且，他一边为中文版增补了自己的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一边还将这些年在本土调查所收集的全部资料复印，赠送给旅顺万忠墓纪念馆等单位，以使“要研究'旅顺大屠杀'的中国人士不必特意到日本，也能够在殉难之地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