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化传统的商业解读

湖南文化传统的商业解读

作者：周行易

http://hnxsyjh.2008red.com/hnxsyjh/article_604_4100_1.shtml

1840年，爆发在珠江口的一场战争，把中国卷入到了世界历史的现代进程中，帝国主义的全球化扩张撕下了所谓现代文明温情脉脉的面纱，使中国开始了不断蒙羞的灾难历史：船坚炮利的英国远征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岭南重镇广州，逼迫沉醉在康乾盛世余荫中的清廷，签下了第一份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拖入到了半殖民地化的泥潭中。

一个亘古未有的巨变时代来临：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工业文明对农耕文明的撞击、新兴帝国的崛起与老大帝国的衰朽——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格局重新洗牌，而器物层面的高下之分已然决出。

这是长达两千多年之久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拐点，也是两千多年来在中国政坛默默无闻的湖南的历史拐点。

在此之前20年，当清朝的王公贵族们还捏着鼻烟壶在老大帝国的虚假繁荣中醉死梦生时，一个叫陶澍的湖南人，以湘人独具的眼光洞察到了这场危机。这位在岳麓书院宋明理学之风下长大、与近代商业文明毫不相干的书生，一登上中国政坛，竟以一种缜密的经济头脑和娴熟的商业运作，对清王朝的经济系统进行了一次大刀阔斧地改革，被誉为近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人。请看他的一系列动作——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走马出任川东道，力主减官盐价四之一以敌私盐之议，于是“居民尽食官盐，私贩遂绝。数郡安堵而商销亦倍额”；

道光五年（1825年），任两江总督兼江苏巡抚，以海运较河运省费过半力排众议，悉心筹划，将苏、松、常、镇、太仓漕米160馀万石经海上运抵天津，开启清王朝海运之先河；道光十一年（1831年），任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着手全面革除盐政弊端：“裁浮费以轻成本”、“慎出纳以重库款”、“ 粮私船私以清纲销”、“革五霸十杠以清淮北”，在 的晚清商场掀起一场大地震。这是湖南人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写下的第一个大手笔。从此，风起云涌的湖南人才群体高吟着“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时代强音走向中国政坛，如群星般升起在历史的天空。陶澍死后一年，鸦片战争爆发。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狂涛夹着血风腥雨，无情地冲击着古老华夏的国门。西风鹤唳，残阳泣血。是守让退却，还是抗争进取？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抉择。当此之时，又是一位叫魏源的湖湘子弟，毅然站出来，将一张全新的世界版图推到国人面前，拉开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全球化视野，被称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咸丰二年（1852年），魏源以湘人的豪气与才情，励精图治，著成泱泱《海国图志》100卷，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等经国大事进行了深入探索，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这在当时不亚于一声惊雷，振聋发聩！他主张积极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提倡开办民用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制造与销售轮船、器械；并在《默觚》中抒发“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思想，对清王朝长期固步自封的闭关政策给予了犀利批判。这是湖南人登上近代中国历史舞台后的第二个大手笔！它直接促成了中国近代工业的萌芽和洋务运动的兴起。清王朝久闭的国门终于被湖南人打开。

至今仍有很多人弄不明白：为什么湖南人登上历史舞台后挥下的两个大手笔，都与经济有关？为什么率先站出来主张经济改革、对外开放、提倡学习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是地理位置相对封闭、经济以农耕为本的湖南人，而不是最早接触资本主义文明、视野比较开阔的东南沿海人？

这似乎是一个历史之谜。

但不管你明不明白，湖南人的这两个大手笔，决定了中国近代历史最后几十年的走向：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其余风流韵甚至影响到21世纪的今天。

“湘军”：不是湖南的唯一名片

自20世纪初陈独秀站在历史的又一转折点呼唤“湖南人底精神”、杨度站在多灾多难的中华大地高唱“若要中华国灭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近一百年来，在很多人（包括湖南人）眼里，湖湘文化的传统就是多产政治家、军事家；湖南的文化符号就是两个字：“湘军”。“会打仗”、“霸蛮”——这种与现代文明和商品经济似乎已格格不入的词汇，今天几乎仍被看成是湖南人的代名词。

不错，“湘军”的确是湖湘文化的一道风景：它以敢于牺牲、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等文化个性，把湖南人某一方面的精神禀赋宣泄得淋漓尽致；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一种特殊方式所表达出来的忧国思想和救世情怀，仍不失为湘人的一种自豪。但湖南人的自豪就只剩会打仗吗？

事实是，且不说陶澍、魏源等对中国近代工业经济发展的贡献如此之大，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将领们对中国近代工业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也远远大于他们军事上的成就。

有学者指出——

“曾国藩弘扬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提出了‘师夷智以造船制炮’的主张；别看‘智’与‘技’仅一字之差，却意味着一种更大的开放和进步！

 “‘智’的内涵比‘技’的内涵丰富得多。‘技’所包含的只是造‘坚船利炮’的技能，而‘智’则既包涵了造‘坚船利炮’的技能，也包涵了‘制器之器’即与此相关的科学文化和其他先进文化。”

更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不仅有此思想，还将其付诸了行动：1861年，他设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后又试制小火轮，1863年，造成“黄鹄”号轮船，并派容闳赴美国购买机器，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开山鼻祖；1865年至1866年，与其门生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后又为之积极筹措经费，派遣学童赴美留学，成为清末洋务运动的首创者。可见他比魏源眼光更远，勇气更大，思想更开放。这反映了湖南人在提出中国近代经济改革的总体思路后，在认识上的日臻完善和新的发展。

曾国藩，这位在湘乡（今双峰）农村长大的湖南人的儿子、近代中国集儒学之大成者，能以如此的胆魄胸襟，冲破数千年儒学根传，吸纳世界一切优秀文化为我所用，开民智、兴科学，他对中国近代历史进步的影响，又岂是“会打仗”三字可以概括的呢？

左宗棠也是洋务运动的积极推行者。1864年，在闽浙总督任上，他开始筹备自造轮船；1866年，设立马尾船政局，正式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的新式造船厂。为了掌握西方先进技术，培养人材，他在设立马尾船厂的同时，还开办学堂，延聘西洋技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和各种专门技术。他出任陕甘总督后，对洋务运动仍然抓得很紧：1871年，在兰州建立甘肃制造局；1880年，又创设兰州机器织呢局。

值得注意的是，左宗棠对民用工业，还提出了官办不如民办的主张。——这与我们今天的国企改革之论，在某种意义上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左宗棠，这位比曾国藩仅小一岁的湖南老乡，由学而兵、由兵而商，几经角色转换，最后竟被清王朝任命为“通商事务大臣”！慈禧太后肯定时人对左宗棠的评价：“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左宗棠死，慈禧太后心情十分沉重，因为她失去的不仅是一位军事大员，还是一根支撑清王朝的“经济大梁”啊。这就是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湖南人。这就是被人们称为只会打仗的湖南人。——湖南人，你到底应从你沉甸甸的历史中打出怎样的名片呢？埋在地底下的商业基因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一种地域文化的特色，往往决定那个地方的人们的精神、禀赋、性格和才情。湖南人的精神、禀赋、性格和才情，当然和湖湘文化有关。但湖湘文化在学术界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我们认为湖湘文化不应当同湖湘学派划等号，单凭湖湘学派形成不了“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坚忍不拔、经世致用、兼容并蓄”的湖湘性格。换句话说，正是先有历史悠久的湖湘文化，才产生了后来影响深远的湖湘学派。近代湖湘才俊的敢为人先、经世致用、经营天下情怀，既来自岳麓书院的学术讲坛，更来自湖南这块土地上数千年的文化（包括原始商业文明）积淀。20世纪末叶，对于湖南来说，是一个考古大发现的时代！人们在这块古老而沉寂的土地上，发掘出了一万二千年前的人类最早的原始栽培稻，发掘出了七千八百年前的中国最早的凤鸟图腾刻画，发掘出了六千五百年前的桥桩和船桨……在中原黄河文明兴起的五千年之前，湖南这块土地上到底发生过一些怎样的人类生命繁衍故事？在洞庭湖澧阳平原，人们发现了一座城——在这座距今六千多年前的被命名为“城头山遗址”的古城地下，出土了大量原始人类的陶制器皿；出土了按照传统观点来说，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夫妻合葬墓和殉葬的奴隶残骸；出土了缀在贵族颈脖上的精美玉璜；出土了气宇轩昂的原始宗庙；出土了灌溉系统完备的水稻田；出土了至今仍色泽鲜活的瓜类作物；出土了用红砖铺就的宽敞街面；出土了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制陶作坊群——根据这个作坊群的规模和布局，考古学家称：这座城很可能就是当时的陶器生产和贸易中心。这是迄今为止在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城市遗址，也是世界上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城市遗址！城市是商业文明的产物。近代湖南人身上的那种似乎与生俱来的商业头脑和经济才干，是否与这座埋在地下的城市的商业文明积淀有关呢？大概是在四千多年前，这座城市从澧阳平原上神秘消失。城中的人去了哪里？不得而知。但这座城市的制陶技术和贸易传统，无疑是后来风靡世界的唐代长沙窑得以诞生的文化前提。长沙窑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制瓷手工业民营作坊，其瓷器生产是一种外向型的商品生产。唐代诗人李群玉曾这样描述过它的盛况：“古岸陶为器，高林一尽焚。焰红湘浦口，烟触洞庭云。”因它的窑址——铜官石渚紧靠湘江，北近洞庭湖滨，水路交通十分便利，在贸易上占有优越条件，从而成为古代长沙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长沙窑产品当时销到了全国各地乃至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从考古发现看，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土了长沙窑产品，如朝鲜、日本、伊朗、伊拉克、印度、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在国内，长沙窑产品在浙江、安徽、上海、江苏、河南、陕西、福建、广西以及广东的揭西县等地均有出土，在西沙群岛也发现过一件长沙窑瓷器。长沙窑的陶瓷商品直接从潭州（长沙）出发，通过水运，从湘江入长江，经扬州、宁波、广州等港口集散转销，开辟了一条通往南亚、东南亚到北非的“海上陶瓷之路”。这条陶瓷之路，在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上，对世界经济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而长沙，就是这条陶瓷之路的起点。

沅水与资江的记忆

湖南的地理位置虽然处于内陆，但在我国古代文明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中国文物地图集》这样描述它的重要性：“沅水和资江始终是沟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古文化重要的，但长久被研究者忽视了的通道”。沅水和资江的这种文化通道功能，在明清时，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中国的萌芽，又一次发挥了它重要的作用：

一是在本土形成了洪江这个大西南的商业重镇：洪江，这个被称为中国海上丝路中转站的边城，本处古湘西崇山峻岭之中，它通过沅水一头连着洞庭、长江，一头连着大西南、南洋，在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之际，以其大西南门户位置和便利的水运交通，吸引了全国二十多个省、州、县的商贾和流寓之人，逐步发展成为滇、黔、桂、湘、蜀五省地区的物资集散地，大西南地区的物资吞吐枢纽、金融中心和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中心。有人这样描述过它当时的盛况：“商贾骈集，货财辅辏，万屋鳞次，帆樯云聚!”在洪江古商城，今仍遗留有28个码头、28座宫（各行各业的集会处）、29大会馆（商人建立在同乡联谊场所）、23家钱庄、18家报社、34所学堂、48个半戏台、上百个店铺和近千家作坊。著名考古学家、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通过考察后，这样评价它的历史地位：“洪江古商城是中国近代商业发展的一个标本。它的辐射面之大，建筑群保存之好，在中国十分罕见，在世界商业史和建筑史上，也有一定地位。它是中国保存下来的唯一古商城，堪称‘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活化石’”。二是通过资江航运在九省通衢汉口创建了著名的宝庆码头：宝庆即今之邵阳。它是古代资江流域的军事重镇和商业中心。地处资、邵二水交汇处，其山川形势与武汉极为相似。魏源就是从这里荡一叶扁舟走向世界的。资江是中国历史上最神秘的一条江。它的中段在宋熙宁五年（1072年）前还一直被一个叫“梅山蛮”的原始土著部落占据。资江中段宋以前的历史，至今仍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黑洞——郦道元的《水经注》资江中段空缺，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资江中段空缺，所有中国史籍对它都没有记载。1994年4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华南及印度支那半岛人类研究所所长、国际瑶族研究会会长李穆安（雅克?勒穆瓦纳）博士，为流寓巴黎的数千名梅山人到这里寻根，也未探出个究竟，最终郁闷而归。资江是全国唯一以“资”取名的一条水系。“资”的字义构成与行旅盘缠有关：“次”是旅次，“贝”是货币，古代商贾的行旅盘缠就称“川资”。那么，资江的得名是否意味着它是远古时期湖南这块土地上最重要的一条商运航道呢？也许那段尘封的历史，将永远尘封下去。但资江流域人在应接明清资本主义的商潮时，的确表现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霸气、娴熟和匠心——他们创造了一种在世界运输史上都绝无仅有的叫做“毛板船”的巨型水上运输工具，征服了水流湍急、礁多滩险的资江，源源不断地把竹木、煤炭、土纸、茶叶、桐油、生漆、生铁和锑矿等物产运到武汉，并将“毛板船”拆作木料与货物一同卖掉，这样，既节约了造船成本，又省去了返程时逆水行舟的时间，从而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和效益，获得了更多的利润空间。资江的商贾们就凭着这种敢想、敢拼、敢创新的精神和丰富的航运经验，在汉口闯开了一片天地，建立了威震长江的宝庆码头！在汉口的众多头码中，宝庆头码是位置最好、面积最广，势力最强、货物吞吐量最大、人气财气最旺的一座码头！老武汉人都知道：汉口这座国际化商业城市，是从汉正街发展起来的；而汉正街，又是在宝庆码头的基础上形成的。今汉正街上绝大多数老居民，都是湖南宝庆人的后代。大武汉500年经商的历史相承至今，宝庆码头可以说是它崛起的脊梁。

1978：湖南突围与崛起

 “湘流北去，岳色南来。”——悬挂在长沙天心公园大门上的这副楹联，比岳麓书院那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楹联，似乎更值得今天的湖南人寻味。它好像在提醒湖南人：过去那段辉煌的历史，宛如一条远逝的长河，已永远凝固在了苍茫大地。

这副楹联又使我们想起了伟人 在一个革故鼎新的重要历史时刻，在山城重庆高吟出的那两句豪迈的诗词：“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一个旧的时代终结，一个新的时代到来。

——1949年后，面对一个和平建设年代，湖南人将如何施展自己的豪情才智？从1949年到1978年，二十九年间，湖南与全国一道经历了一段大悲大喜、大彻大悟的岁月。

从1840年到全国解放，以往的一百多年，湖南为中华的振兴、民族的解放，贡献了太多的生命和鲜血、太多的精力和时间。一百年多过去后，她竟然显得如此苍老：革命老区依然是这般贫瘠；湘军的后裔们回到了他们祖辈原来的农耕生活；洪江明清湘商的子孙们已经一贫如洗，古商城湮没在大山的暮霭之中；而宝庆码头豪商巨贾的家乡，也只留下了许多叫“桥”、叫“铺”的地名——“桥”是他们对外面世界的希望，“铺”是他们对商贾生活的回忆。在以往的一百多年间，湖南这块土地上虽然也诞生了范旭东、李烛尘这样的著名实业家、民族化学工业的开拓者，诞生了梁焕奎、梁焕彝这样的著名矿业主、民族矿冶工业的先驱，但湖南的工业底子实在是太薄了：1949年，湖南从 政府手中接收的企业只有300多个，接管的物资仅有黄金229两，白银240两，银元61979元，棉花97300斤，布1099匹，机车53台，车皮623节，汽车327辆，大小船只39艘。而且，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和 政府的腐朽，许多企业在接收前已经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面对一个新的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湖南人一面仍坦然扛起“天下粮仓”的重荷，一面却心急如焚。

那条曾奔腾过、呼啸过的湖南历史长河，凝固在中华大地，也凝固在所有湘人心间。湘人胸中流淌的热血，是它永不停息的波澜——1978年，当改革开放再次成为历史潮流，湖南人显得异常激动——那是一种对商机的天生敏感，一种与传统对接的渴盼兴奋。1979年，当 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决定设立深圳等五个经济特区，湖南人已经是迫不及待了。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反映最快、行动最早、奔走最急、去的最多的就是湖南人。那一年，成千上万的湖南人奔向深圳，成了浩浩荡荡的“南下大军”的先头部队和主力部队。据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老深圳说，上世纪80年代，深圳那真是湖南人的天下！你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满口湘腔的普通话，以至于你会产生幻觉：这到底是在深圳，还是在湖南？今湖南人在深圳的数量将近100万，仅次于在深的广东人，居外省人之首。他们活跃在深圳的各行各业：从普通打工者到公司白领，从商界翘楚到知识精英，从企业高管到官场大员……据了解，深圳有400多家较大型的企业由湖南人创业或掌控；湖南人操理的酒店、饮食、服务业三大部门每年以60%的速度增长。深圳IT巨头金蝶和朗科的老总都是湖南人，中兴通讯副总裁是湖南人，长城集团董事长是湖南人……2002年开始评选的“深圳市市长奖”，第一、二届均由湖南商人获得。“无湘不成商”—— 在深圳正成为新的商业神话。当今网上有一句顺口溜很形象：“好大一个深圳城，遍地都是湖南人；好大一个海南岛，到处都有湘人跑。”——岂只是深圳、海南！湖南省省长周强说：在中国和世界的许多地方，都有湘商忙碌的身影。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不少人已经卓有成就，在福布斯富人榜上，已经出现不少湖南商人的名字。从1978年到2007年，又一个二十九年。在这二十九年间，湖南本土经济也经历了一场艰难的蝶变，正在迅速崛起——

改革开放后，湖南这块沃土上久蓄的经济能量得到空前释放，湖南人在经济方面的聪明才智获得全面展示。潇湘热土，群星灿烂；经济湖南，英雄辈出！二十九年间，三湘大地涌现出了一大批成功企业、企业家和优秀商人。特别是近几年来，湖南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构建优势产业链，以华菱钢铁、长丰猎豹、中联重科、三一重工、远大空调、株硬、白沙集团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在全国乃至全球有影响的龙头企业迅速崛起、不断壮大，湖南经济结构产生了历史性变化，“十大标志性工程”能量突显，工业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一个“经济湖南”的现代新形象正逐渐凸现在世界前面。

湖南正在阔步进入一个现代商品经济社会。“十一五”期间，湖南将进一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进程，推进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培育具有比较优势和较高市场占有率的精品钢材、有色深加工、汽车及零配件、工程机械和食品等产业为主的50个产业集群，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工业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快速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到2010年，湖南的二、三产业将占全省经济总量的85%以上。

今天，湖湘文化正在完成一种历史性的传统价值取向转变。湖南人正在完成从历史上“湘军”到当代“湘商”的划时代角色转变！湘商，作为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创富群体呼之欲出，在全国乃至世界经济格局中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从六千多年前洞庭湖澧阳平原上那一株城市商业文明的萌芽，到鸦片战争后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湘军的沉重铁骑，再到今天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当代湘商们繁忙的身影——湖南人在不经意间已完成自己心路历程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