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路:从传统看现代

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在尝试我们生活的种种可能性之前，我们往往需要首先清理一下自己已经拥有了什么，已经经验了什么样的可能性。对于现代人类，我想，我们已经拥有了最大的财富莫过于自己的历史。这是一笔最值得宝贵的遗产。

　　现代的特征

　　在当代词林中，“现代”一词可能当之无愧地是争论最大、歧义最多的词汇之一。“现代”一词渊远流长，各个时代都有一些具有时代意识的智者使用“现代”来表达一种与古代息息相关的认识和感受。因此，现代就有了某种认识上的相对性。“现代”与“古代”、“现代的”与“古典的”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固定不变的历史参照点。

　　然而，在历史的最近时代，“现代”一词的出现和重复开始具有新的特点和指向，新的时代意识的自主性在不断地加强，现代意识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开始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影响。我们很难为现代找出一个确切的起点。因为，历史的发展具有连续性，新的观念、新的生活方式总是慢慢形成的，这是一个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民族进程的快慢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有时候即使在相同的发展阶段上，其文化发展的具体表现也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上，在人类文化与社会生活领域的不同方面，某些事件如英国的产业革命、法国大革命、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诗歌、塞尚（Paul Cesanne）的绘画、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乃至最近的科技与信息领域的革命性变化等，则具有界标的作用。它们开辟了各个领域中人类生活的新方向，它们汇集在一起，最终导致了哲学意义上现代主义的产生。下面，让我们检讨一下现代以及现代的时代精神——现代主义的实质。

　　在物质生活领域中，构成现代主义基础的是高度集约化和机械化的农业、养殖业，大规模自动化的工业，日新月异的科技以及空前的交通和通讯能力。无数的车轮、齿轮和电子包围着我们，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在过去，一个人可能一辈子也走不出方圆几十里的活动范围，在现代，我们却可以一日之间环绕地球一周。借助于科技等手段，我们可以听到、看到千里万里之外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情；可以在遥远的北国品尝南方的瓜果蔬菜；可以在晚上从事白天应该做的工作，可以在冬天干夏天应该干的事情……现代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但是，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改变了我们的时间与空间观念，在我们日常感官的世界中，运动、速度、光、声、冷、热，都具有了从前的世界所完全没有的特征，人们生活的物理世界得到了空前的扩展和细化，但是，与此同时，这些变化也导致了人们在空间感和时间感上的严重错乱。庞大的组织机构、万能的无情的机器和技术，也严重地改变了人类的自我感受和认识。这些正是现代主义在文学艺术与哲学认识范畴内产生和蔓延的根源——现代性源于现代化的过程中，而绝不是非现代主义知识分子的闭门杜撰。

　　艺术是人类的触觉，艺术家对现实世界的感受具有特殊的敏感性。让我们看看现代派艺术的一些主张与表现吧。在现代派艺术中，绘画是最为激进和变化最大的一个领域。从“现代绘画之父”塞尚开始，相继产生了野兽派、表现主义、立体派、未来派、形而上画派、达达派、纯粹的精神自动主义、超现实主义、动作化派、波普艺术等，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主义绘画的庞大阵营。塞尚以前的绘画艺术，是模仿或再现自然的艺术，而从塞尚开始，西方画家则要力求直接表现主观的感受，制作自己心灵的作品。这种艺术观念的革命，带来了对绘画方法的全方位探索。与塞尚同时的高更(Paul Gauguin)的宽阔色面、凡·高（Vincent Van Gogh）的解放的色彩，到野兽派被发展至极致；而立体派把一切物象加以破坏和肢解，把自然形体分解为各种几何切面，然后通过主观组合借以表达四维空间的做法，则解放了绘画的形式。其结果，在绘画领域中，终于产生了与现代生活的时空观念相对应的表达方式。有了这么一个容器，现代主义的画家们就可以在里面装上各种各样的产生于现时代的人类的主观感受。类似的情形，在诗歌、戏剧、小说、电影、音乐等几乎所有的艺术门类中，都一一经历。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物理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来自科学的魔手，来自真正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产生以后无数科学家的有意识的探索和试验，然而，这种变化必须被人类的感受所容纳，世界的整体才能大致接近平衡。在现代主义中，在艺术这一作为与科学相对立的认识形式中，第一次出现了真正的“试验”并泛滥开来，形式的试验、色彩的试验，甚至语言的试验——人类的感受与表达，在拼命追赶着这迅速变化的现实世界。有人说，现代哲学的主要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语词、语境、符号、象征、所指、被指、解读、交流，这些人类早已习惯并似乎已经成为本能的东西，现在却又变为需要重新研究、解决的问题。

　　由科学开始，现代的人类揭开了一项宏伟的工程——在各个领域、各种视角之下，全面探索自己生存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带有自主性的探索。身处于这么一个轰轰烈烈的过程中，我们很难对此做出正确或者错误的评价，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其中存在的一些弊端，这是参与者的责任和义务。

　　二次大战以后，由于通讯媒介和信息领域的革命，现代主义终于从一部分艺术家和哲人的先锋意识，转变为大众生活的价值取向，它不再仅仅是对于传统的冲撞和变改，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方式。对现代主义的哲学概括与思考成为时代的要求。

　　美国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说：现代主义的文化最终渗透到日常生活的价值中；生活——世界深受现代主义的影响。由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力量，未受限制的自我——经验的要求，以及由于刺激过度而十分敏感的主观主义——所有这些，最终都居统治地位。因此，文化与生活呈现一种分裂的关系[1]。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给文化的现代性赋予了实质理性的分离特征。他认为，表现在宗教与形而上学之中的这种分离构成了三个自律的范围，它们是：科学、道德与艺术。与之相对应的认识——工具结构，道德——实践结构，以及审美表现的合理结构，都无一例外地处于专家们的控制和掌握之中[2]。

　　从表现上看，各种民族文化的渗透越来越迅速，人类生活方式的广度与幅度有了空前的拓展，世界一体化的趋势愈演愈烈，但是，在文化与生活的内部结构中，本质性的东西则越来越支离破碎，每个人、每个群体所能够观察和体认的都只是某一视角、某个局部的碎片，而整个世界的流动性又在不断加大。随着现代主义哲学家尼采的当头一喝——“上帝死了”，每个人就成了自己生活的中心。

　　德国现代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指出：“人们越发痛切地感到现代主义者的这种转变，艺术也越发从生活中异化了自身，并隐退到完全不可触摸的自律之域。由此，从这样一种情绪倾向中，最终汇集了那些超现实主义者已经摆脱的爆炸性的能量，以试图炸毁艺术的自给自足的领域，并用强制手段调和艺术与生活。”他还说，艺术必须“成为一面批评之镜，展示着审美世界与社会世界调和一致的特性”[3]。

　　现代主义的这些弊病已被一些当代哲人所充分认识，而且，他们已经在思考着克服这些弊病的良策。前述的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危机的问题。他指出，当人们以破碎的艺术去对抗破碎的世界时，就已经注定了他无法将心灵的碎片重新聚合起来，这样人就走到了一个生命意义匮乏的“空白荒地的边缘”。他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建立一种新宗教或新的文化科学，因为宗教是人类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生命“总秩序”及其模式的认知追求[4]。哈贝马斯则创立了一种全面系统的“交往理论”，认为必须从最基本的“语言”、“话语”问题入手，打破阻绝人们“言路”的各个自律领域的隔膜，使人们关闭的心灵敞开，通过“语言”使人们的“争辩”转化为“对话”，通过理解达到意见一致的真理，达到和平共处与社会的和谐。哈贝马斯的构思被称为“新理性”的图景。

　　让我们再来看看人类学家对现代的认识。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代沟》一书中，对漫长的人类文化作了一种很有意义的划分。在她的方案中，文化的发展包括三个阶段：后象征阶段——未来重复过去的阶段；互象征阶段——现在指导未来的阶段；前象征阶段——年长者不得不向他们的孩子学习自己未曾有过的经验的阶段。她指出，在六十年代，当文化的变化和渗透越来越迅速，一种新型的世界性文化渐渐显出端倪时，代沟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人们普遍把年轻一代中存在的对传统和现在的否定趋向，解释为青少年的一种极端的反抗形式。她认为，这其实是文化开始了一个新时代[5]。

　　至此，我们对现代的特征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了解。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意识形态领域中首先出现了具有先锋姿态的现代主义；当现代主义渗透并支配了普通大众的生活时，人类及其文化进入了现代。它的特征是，文化的变化和一体化的速度在不断地加快，人们在各个领域中尝试着自己的生活的可能性。然而，由此也出现了一些现代主义独有的弊病，比如文化内部过分的专门化，信仰的危机和虚无主义等。特别是，我们从现代主义的骨子里还可以看到一种明显的割裂历史和传统的倾向。

　　因此，在现代主义的炽风中，在我们用不太坚定的目光打量自己的未来时，非常有必要重新校定一下历史与传统的位置，给我们的认识寻找一个合理而坚实的支点。

　　历史的价值

　　《神只·坟墓·学者》一书的作者西拉姆（C.W.Ceram）说：“人类假如想要看到自己的渺小，并不需要仰视繁星密布的无垠苍穹，只要看看在我们之前几千年前就存在过、繁荣过、而且已经灭亡了的世界古代文化就足够了。”[6]这种感觉，和现代主义赋予人生的“无可奈何”感已经十分相似。然而，知道这些，并不是历史科学的目的。一位考古学家说过：“作为科学范畴的考古学，最根本的价值应是：了解人类的已往过程，寻找文化进步的本质，认清今后的前进方向。其中，透过文化的历史过程来理解今天和预感未来，是考古学得以存在的基点。”[7]换上另一位考古学家的话来说：“考古学家的任务就是：让干涸的泉源恢复喷涌，让被人遗忘的东西被人理解，让死去的转世还魂，让历史的长河重新流淌，因为这长河沐浴着所有的人，不管他们住在布鲁克林还是蒙特帕纳斯。”所有这些，都强调过去对于人类的重要性[8]。

　　这种重要性究竟在哪里？我想，主要应在于历史是一种宝贵的人类经验。经验和经历，不是一回事。拿具体的个人来说，某件事可能许多人都经历了，但不能说所有的人都从中获得了经验，更不能说他们从中获得了一样的经验。经验包括经历加认识，具有某种抽象的成分。作为人类整体的经验与个人的经验不完全相同，但具有基本的类似之处。如果说现在的人类正当盛年，那么，历史时期就是他的青年时代，史前时期则是他的少年和童年时代。对于一个人，童年与少年时代可以奠定他的基本性格、爱憎、追求、伴随一生的习惯，等等。那么，作为历史科学的认识对象的过去，对于人类也具有类似的意义。史前时期，社会生产上的分工、社会组织的基本类型和结构、宗教、人类的情感、艺术的感觉与重要的表达手段等，都已经萌生甚至成熟。人类的打制了第一块石器的粗糙的手，就已经预示了今天的卫星、火箭和飞船。可惜的是，一个人可以从自己父母的口中，从照相册甚至自己模糊的记忆里，了解自己的童年，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对自己的童年甚至少年却总是所知甚少。

　　我们常常认为，过去的事情是无所谓的，关键的是放眼未来并把握现在，且将此自诩为现代人的胸怀。其实，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偏见，是现代主义弊病的一个表现。无论是一个人还是整个的人类，都无法摆脱自己的历史。对于人这种会思考的动物，过去、现在、未来是同等重要的，怀旧与向往，是动物世界中少有的两种能力。人屹立于动物之林，高居于生物金字塔之巅，靠的并不是强健的体力、锋利的爪齿，而正是这样两种独特的能力，前者给人以经验，后者给人以召唤，而两者共同成就了人类的智慧与情感，构成了人类开拓自己生存方式的深度与广度、不断前进的支柱。历史科学就是要揭示这个幽暗的过去——不但揭示其时间上的深度，而且还要揭示出一个动态的文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事件的时空位置，也有人与自然、与社会、与文化、与其他的人相互作用的机制，有经验也有教训，历史学家要对过去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进行发生学和形态学的诠释。

　　过去对于人类具有无可置疑的意义：过去是人类生存可能性的写真。现在，世界人口日益膨胀，食物资源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许多科学家和政府要人都在苦苦思考着解决的办法，而生物界最近的一个小小的发现却给科学家们带来了无尽的启迪：有一种鞭毛虫，在分类学上属于动物，然而，其皮肤中却含有一种类似植物体内叶绿素的东西，可以像植物一样进行光和作用，将阳光和空气转化成为自身生存、运动的能量。科学家们由此提出大胆的假设，如果模仿这种鞭毛虫，用人工方法合成叶绿素，并将之移植于人体上，也许是将来解决食物问题的一条出路。假设固然离奇，但也有某些科学上的依据，而且，现代仿生学的许多成果正大量应用于工、农业生产，与现代的其他成果一起，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就是现代科技史上的“绿色革命”。有人因此预言，二十一世纪生物与生命科学将是科学世界的主体。

　　一种鞭毛虫，为仿生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而任何一种已经存在过的人类文化，都可以被视为人类生活的一种可能性。人类的文化绝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或者个人单独创造的，民族和国家——无论强弱，个人——无论伟大或平凡，都或多或少、或正面或负面地对人类的文化宝库作出过自己的贡献。而由于各个文化的形成背景、发展过程不完全一样，它们的贡献又都是不完全一样的。

　　生物世界有一条规律：对于种群，在各方面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其脆弱程度与个体数量成反比，个体的数量越多，它所能承受的外界压力也就越大，遭受挫折之后恢复得也就越快；对于生态系统，物种越丰富，大自然的基因库也就越丰富，由于许多物种在生态位和功能上具有相互补充甚至替代的性质，因此，整个生态系统也就越稳定，它所能够承受的内外压力也就越大。所以，现在有无数明智之士正在为地球上日益减少和灭绝的生物资源痛心疾首、奔走呼号。许多国家的元首可以因此而共聚共商保护生物资源与环境的全球大计（指巴西世界环境大会）。然而，关于人类自己的文化，又有多少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古往今来，许多文化和灿烂的古代文明生生灭灭，许多民族如同过眼烟云，然而，它们中的每一种，都丰富了人类文化的总体，都为人类社会的进步，道德、感情和心智的完善，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它们逝去了，这是历史必然的规律，但是，它们绝不应该被遗忘，否则当代人类的文化便会从某一方面失去其丰富性，当代人类的生活便会失去某种可能性。这样，尽管我们时代的文化可以十分发达，但也可能因此而变得非常脆弱。因为这些可能性与当代人类在现代主义旗帜下对人类文化与生活之可能性的种种探索，虽然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却具有相同的地位和意义。

　　生物世界的丰富性是建立在物种或个体的共存关系之上的，由于人类具有记忆，具有学习和认识的能力，人类文化的丰富性相应地也就包括了时间的维度，就具有了一些生物世界中不可匹配的特性。我们既需要向同时代的人学习，向新奇的未知领域探索，也需要向过去学习，向传统学习。由于科学的发展、交通的便利，现在环球如同村落，世界文化的一体化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然而，一体化并不意味着丰富性的必然丧失。这一点，现代主义已从另一方面做出了证明，相反，它反而对丰富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试想，在核武器已可以成千上万次毁灭地球的时代，道德、感情、理智的进一步完善难道不是一件更为艰巨的任务吗？一体化仅仅意味着原来的文化形式的多样性，将可能会让位于个人生活的无限丰富多彩、人性与道德的无限张扬。过去的文化，过去的知识和智慧，将以种种方式在一个一体化的文化中的不同个人或者阶层身上继续延续，不但如此，人类还将会发展出许多更新和更加优秀的文化形式与内容，充实到自己的文化中去。

　　然而，不管怎么发展，人类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将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丹尼尔·贝尔说：“如果从美学的角度提问，现代人与古希腊人的情感经验有何不同？答案一定与人类的基本情感（例如不分长幼人所共有的友谊、爱情、恐惧、残忍、放肆等）无关，而与运动和高度的时空错位有关。”[9]文化的内容扩充了，人类视域中的时空范围扩大了，但是，它的基本的结构应当还是相似的，关键是怎样在这一结构中给文化的各个自律的领域以恰当的位置，怎样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之间建立足够的、合理的交流与沟通，使结构的整体具有合理的秩序。

　　在这里，经验将再一次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经验包含着对过去的事情的感受、认识与抽象，但是，只有当这些东西与未来之事相遇时，经验才能显示出来，实现自身的圆满。所以，经验是所有人类认识领域中最富魅力和永恒的一种，它同时光临过去、现在甚至未来，沟通已知与未知，它的特征总是拿过去开导现在，拿已知开导未知，并设法将后者整合到已有的体系和结构中去，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未必一定包含着保守的成分。

　　汤因比（A.J.Toynbee）的文明观在当今世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我相信，现代甚至今后的绝大多数文明的运数，不能逃脱他的文明观的预言。他的文明观具有两个最为重要的论点：其一，历史研究中无可再小的可以理解的领域是整个社会而不是关于社会的任意分割的片段；其二，一切叫作文明的各类人类社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平行的。汤因比是怎样形成他的观点的呢？1910年前后，波斯尼亚危机已经开始孕育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火花，而汤因比与当时绝大多数英国的年轻人一样，并不知道就在离他们的家很远的巴尔干半岛的某个地方，他们自己的前程也正在被毁掉。1913年，汤因比到希腊徒步旅行，考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遗迹，第一次大战的阴云已经十分浓厚了。一天，当他在索福克郡的灰蒙蒙的、平静的北海海岸上散步时，突然对历史上有名的地中海产生了一种深切的怀念之情。次年，当他重新站在大学的讲坛上给学生讲授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著作时，他感到自己的理解力受到了深刻的启发：我们在当时的世界上所感受的经验，修昔底德在他所处的世界中早已经历过了[10]。修昔底德的著作早已被汤因比读得烂熟，而只有在他本人也遇到了曾经启发修昔底德写出他的著作的历史转折点时，他才能体会到蕴含于其中的深刻的含义和感情，认识到修昔底德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在哲学的意义上说是同时代的，并由此开始了他自己的至关重要的关于文明问题的思考。

　　在汤因比的例子中，我们看到了经验的震憾人心的力量，看到了过去、现在甚至未来在哲学天平上的平等性，而赋予这种平等的正是人类记忆、学习、求知等诸种独特的本能。历史的过程具有方向性，时间之矢不可重复，但是，在我们追寻生存方式的可能性时，那业已存在或消失的种种可能性便可以作为一种评判的砝码，甚至被直接作为一种仿效和追寻的对象。这绝不是历史的简单的重复。

　　考古学的启示

　　在有文字的历史时期，人类社会和文化发生过许多重大的变化，它们的意义和影响都是相当深远的，比如巴比伦、埃及文明的出现和解体，希腊、罗马文化的形成和结束，中世纪的兴衰，文艺复兴与近、现代的开始；再比如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对商周的取代，汉唐明清帝制发生、发展和最后瓦解等。在这里，我想谈一谈两次更伟大的全球性的变化——食物生产革命和城市文明革命。这些变化发生在史前时期，它们直到最近二、三十年以前对于人类还如同巨大的谜语。现在虽然仍有许多细节无法解决，但在考古学家的努力下，已经显示出比较清晰的轮廓。我们无法漠视十九世纪以来这又一次全球性的巨变，但由于这一巨变尚处于未定之中，由于我们自身就置身于这一巨变之中，我们根本无法将它们与先前的变化做一合理的比较，甚至无法对之做出比较中肯的评价。但是，在这个时候，谈论前两次人类文化的大变化，也许可以使我们获得某些有益的启示，也许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中，会有另外一个汤因比在另外一个什么地方由于考古学家们的这些贡献，获得另一种深刻的启示，并通过自己睿智的思考，将过去的光明投射到人类未来的道路上。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说，考古学家向我们揭示得比较明确的时间深度也只有二、三万年甚至更短，在此以前我们所知道的不过是由一些独立的人体形态进化的信息和工具形态信息缀联起来的不连贯的碎片，根本构不成文化的景观。那么，让我们首先勾勒一下二、三万年以来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致轮廓，赋予理解前述的两次文化巨变以背景性的框架。

　　大约三万年前，人类正处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工具主要是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等类型，已经出现了弓箭。有了比较发达的艺术，比如西南欧洲发达的洞穴壁画。至于这些艺术表达什么，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据说与信仰有某种关系。工具的门类表明这是一种狩猎－采集的经济，考古遗存表明被狩猎的对象往往很大，比如马、驯鹿甚至猛犸象等。人们以大小不等但往往十数或者数十人的小规模的群体构成社会或行动的基本单位，但还没有定居。之后进入了中石器时代，全世界（指旧大陆）普遍流行由小型的、几何形的小石片组成的复合工具，仍然营狩猎－采集经济，但狩猎－采集的对象普遍小型化，比如鱼类、贝类、季节性迁徙的鸟类和某些植物。这就是一些考古学家所称的“广谱性经济”。在某些这类生物富集的地方，已出现定居的趋势。距今约一万年前后，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了制陶术和磨光石器，表明工具的效率有很大的提高。从原来狩猎和采集的对象中，出现了几种驯化的动、植物，比如在两个主要的驯化中心西亚和中国分别是羊、大麦、小麦等和猪、鸡、水稻、小米等。定居的农人的村庄普遍流行开来，一般村庄都包含有上百甚至上千的人口。艺术的形式更加多样化，比如彩陶、各种质料与风格及母题的雕塑、人体与室内的装饰品等，还出现了一些宗教性或仪式性的建筑。区域性文化或部族性文化繁荣发达。

　　这三个顺序相接的阶段己经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一次空前的巨变，考古学家称之为“食物生产革命”。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实质上这个革命体现在人类生活和文化的各个方面，是生活方式的一次大革命。关于这场革命发生的原因和具体的机制，考古学家们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和假设，比如罗思（Roth）的“天才理论”、柴尔德（Childe）的“绿洲理论”、布雷伍德（Braidwood）的“核心区域理论”、宾福德（L.Binford）的“边缘区域理论”等，目前并未达成普遍的一致，但是在这场革命中，我们可以看到下列一系列相关且连续出现的社会文化现象：人口不断增长、工具方面新的发明和改进、定居、劳动分工、社会组织结构的扩大和复杂化（中国的姜寨遗址的材料表现了这个时期的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新的艺术形式等等。现在，已有人从史前人类的营养状况、古病理及劳动强度等角度提出确凿的证据，证明食物生产革命带给大多数人的并不是什么积极的后果，然而，从上面列举的一系列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生活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其广度和深度——无论经济上、意识形态上和社会组织上，都有了空前的拓展，文化变得丰富而更有生命力了。这场变化是慢慢出现的，但相对于前此的人类的漫长的历史，则不啻是一场革命。它对于当时人类社会的冲击力，一定不亚于现在尚未完成的现代主义的巨变。

　　人类历史上另一次世界性的巨变发生在距今约四、五千年（新大陆要更晚些）。西起地中海、北达太平洋之滨的北温带地区，所谓的“文明社会”普遍出现，它以城市（城邦）、青铜器、文字和神殿等为特征，在工具中分化出了专门对付人的武器，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又一个全球性的景观。通过这次巨变，人口的增加和集中更为明显，社会分工与分层、系统的艺术与宗教得以确立，民族与民族之间以武力、个人和个人之间以法规和专政，建立起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和行为准则。虽然关于这次全球普遍性大变化的具体过程以及各种因素在其中的具体作用，在考古学家中间至今争论不休，但是，已经可以肯定的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已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化和社会变得更加复杂。这种生存方式虽然对于一部分人显得十分残酷，然而，它能够承载前所未有的人口规模并顺利地过渡到现在，证明它是一种合理的和成功的文化体系。我们至今并未完全走出这种生活方式，我们所享受的相当一些知识、智慧、艺术、社会人生乃至物质生活的成果，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两次变化都是波澜壮阔的，并且具有一些共同性：每一次变化都使社会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口，而且并非所有人的物质生活水平特别是食物水平都能够得到提高，有的甚至还有所降低。技术与生产能力的提高构成每一次变化的基础，在第一次中，它们是食物生产与制陶术；在第二次中，它们是生产与技术的专门化（专门化即意味着高效率）和冶金术。社会组织与沟通能力都在以前的基础上有很大变化，前一次中，这种变化是定居以及目前尚不完全清楚的亲属与联盟关系，产生了符号；后一次中，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超越时空的物理特性的文字和作为交通工具的车马。世界观和宗教信仰的变化在艺术等领域中己分别为我们留下了各具特征的资料，但其中蕴含的意义和丰富的信息尚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

　　人类历史上每一具体的发展和变化都意味着对自身生存方式的探索和证明，但是，像这样全面的巨变却并不多见，往往属于阶段性的产物。前述两次巨变由于已经完成，所以对于现在尚未完成的全面的世界一体化和现代主义的巨变理所当然具有启示意义。特别是由于过去在资料方面的特性和现代人类观照过去时所拥有的较高的、超脱的视点，往往使我们更能发现事物的内在性质和规则。汤因比在论述希腊－罗马历史研究的优点时总结了三点：（1）由于它们已经结束，我们能够看到其全貌；（2）它们的材料在数量上易于处理，在质量上是上乘的，而且相当均衡；（3）它们本身已经具有比较广阔的视野[11]。汤因比所讲的实际上是所有历史学家在观照自己的研究对象时所具有的优势。由此看来，要理解现代对于人类的意义，我们必须首先对过去的巨变有一个比较透彻的认识。人类的文化是行进在时间的维度上的，是连续的，我们无法割裂历史上哪怕任何一个片段。

　　文化的出路

　　让我们把目光重新转向现代，转向现代主义。这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嘈杂的、丰富多彩的、一体化的世界。纽约的股票市场打个喷嚏，东京的商人就心惊胆战；波斯湾燃烧的石油井不仅仅是科威特政府和人民的事情，它所耗费的能源和污染的空气与地球上每个人都有关系……在这个时代，关键问题已经不是经济以什么速度增长、科学技术还有什么地方有待于改进。这些问题都只是区域性的、国家性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已是所有人都必须适应这个一体化的世界，都必须适应这个核武器已可以成千上万次毁灭这颗蓝色星球的时代。这是人类及其文化存亡续绝的大问题，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独立解决的。在现代，人类必须共同建设一种新文化，建设一种新的行为准则，才能够保证社会和文化继续合理地运行下去。

　　社会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机体，它包括经济基础、社会组织、意识形态以及交往沟通等不同的部分，各部分相互协调、共同运作。在历史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一机体及其各组成部分一直是在不断膨大的，不断突破其原来的广度和深度，赋予人类生活以更多的可能性。现代和现代主义就是这一过程的继续。这就是进化。然而，既然人类及其文化是在进化，当然就具有进化所特有的方向性和危险性。因为存在是有条件的，可能性只有被追加到进化的链条上并保持了进化的继续，它才是合理的。对于人类及其文化，这样的可能性已经构成了历史。

　　在以往的历史上，为什么日益丰富的人类的生存方式、日益膨大的文化机体并没有导致真正的危险呢？答案是，文化自身保持了一个合理的结构和机制，每一种新出现的因子都可以被容纳进来并引起其他部分做出相应的调整，以维持整体的和谐。

　　在“食物生产革命”发生以前，人类以小规模的流动群体为单位，进行狩猎和采集，虽然已有工具、某些信仰和文化，但毕竟去动物不远，血缘关系是整个社会文化系统最有力的调节杠杆，它对内使各种不发达的文化因子各归其位，对外则组织人们合理地向自然索取生存之需并协调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在这种生活方式中，现代意义上文化的各主要部类都已经萌芽，但并不复杂，尚有待于体系化和完善化。

　　食物生产革命以后，许多人定居下来，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口大大增多，生产和知识已有所分化，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社会控制与调节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并未出现其最完善的形式——民族国家和政府。为了适应生活的多样性和弥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控制的不完善性，原来处于萌芽状态的宗教信仰（其早期形式即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所说的万物有灵）迅速发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行业神、区域神和职能神，神与神结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它们彼此之间的和谐关系有力地干预了现实世界并赋予业已大大复杂化的人类生活以秩序。这个时候，血缘关系和宗教共同构成了文化体系运转的核心。

　　城市和文明社会出现之后，血缘关系的纽带被彻底冲破，许多没有亲属关系的人走到一起共同生活，社会协调和控制的基础由血缘关系转变为国家政权，宗教经过进一步完善并充当了意识形态上的润滑剂，宗教世界迅速阶层化和体系化，映射并影响着尘世间的秩序。所以，新的文化因子和生活方式以国家政权和系统的宗教为核心，重新组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到现代，宗教的神话已被科学打破，作为国家政权之基础的强权规则也近乎失去效用，而社会文化的因子又变得空前丰富、多样，那么，什么将扮演这一新体系的核心和聚合剂呢？什么东西才能赋予现代世界以合理的秩序，以使所有这些文化因子和生活方式摆脱混乱和无序，使人类及其文化不至于在这种有质量的混乱中耗尽自己呢？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人类的历史上，血缘关系与宗教曾经扮演过这个角色。当血缘关系失效后，宗教经过进一步完善，和建立在强权规则基础上的民族国家一起，继续扮演这个角色。那么，现代文化的出路又在哪里？宗教的作用和地位已经无可挽回地衰微了，在有知识的现代人的头脑中，不可能再为宗教留下多少位置。那么社会呢？社会控制不可能就此消失，相反，它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加强，只是就像强权规则曾经取代血缘关系作为社会控制的基础那样，强权规则也将寿终正寝，初显端倪的民主制度将有可能成为它的替代者。然而，某些事实已使我们看到，民主并不能成为未来的新型社会的唯一保障。现代的复杂性，信息的冗余性，使合理的交际和沟通越来越困难，使运用民主规则做出决断越来越危险。因此，在民主之外，我们需要有新的润滑剂作为弥补。这个角色最有可能的扮演者就是道德。首先，道德早已是人类的行为准则的一部分；其次，道德与宗教不同，它具有更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再次，道德又不是纯理性的，它为人的本能、本性、经验、感觉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从道德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科学、艺术和宗教三重影子。因此，有理由推测，在成熟的现代及现代主义中，以民主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控制和更加完善、系统的道德将取代原来的宗教与强权政治，成为文化新体系的内核。当然，民主与道德都是人类文化中很古老的因子了，现代的问题是怎样完善它们，就像在城市和文明社会阶段人类对国家政体和宗教的建设与完善一样，民主与道德要求我们倾注更多的热情、思索和精力。

　　从传统与历史的悠长的脉息中，我们已可以隐约地感觉到，民主与道德将是引领人类及其文化穿越繁杂的现代、过渡到另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旗帜。对于它们的建设，人类呼唤新的文化巨人。

　　1993年9月 [1]转引自哈贝马斯《论现代性》，《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王岳川、尚水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转引自哈贝马斯《论现代性》，《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王岳川、尚水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转引自哈贝马斯《论现代性》，《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王岳川、尚水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5] 《代沟》（胡进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6] 《神抵·坟墓·学者》（刘乃元译），三联书店，1991。 [7]俞伟超、张爱冰《考古学新理解论纲》，《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8] 《神抵·坟墓·学者》（刘乃元译），三联书店，1991。 [9] 《文化：现代与后现代》，《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 [10]汤因比《我的历史观》，《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11]汤因比《我的历史观》，《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