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中国公共外交的现实路径

2010年11月01日 15:30:30 　来源： 瞭望 【字号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转变国家中心主义的传统思维，构建和传播具有中国价值观特色的国际公共关系理念以及优化公共外交议程目标、力量布局和工具手段
近年来，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国家在经济领域迅速崛起，其地区乃至全球作用日益显现。然而，新兴国家要真正跻身于国际体系的核心，改变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主导的局面则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还需要具备能够为改造国际治理体系提供更具先进性、公平性和广泛感召力的公共产品等综合能力，需要有效运用国际公共产品的外交技巧和相应的制度、组织和人才。因此，“公共外交”不仅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一个显性元素，甚至被普遍地承认是一国“软实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温家宝在代代木公园晨练时与东京市民一起打太极拳。新华社记者庞兴雷摄
中国公共外交发育不足的三大原因
长期以来，中国的公共外交发育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历史条件。众所周知，新中国诞生于20世纪冷战兴起的时代，外交局面从一开始就受制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尽管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的指挥和部署下，新中国外交曾经在对外宣传、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等多个层面作出过浓墨重彩的业绩，但总体来说，当时的实践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内外条件的局限，新中国有限的公共外交活动在发生地域上表现为国内多于国外，社会主义阵营内多于周边国家，第三世界多于西方国家；在形式上表现为双边大于多边；在对象上则是友好人士多于反对者，精英群体多于普通民众。
观念因素。首先，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公共外交并没有作为一个清晰的理论概念进入中国外交的战略规划之中。虽然几代外交决策者曾十分强调并有效运用过“人民外交”思想，但是“以民促官”主要被视为一种打开国家间建交大门的途径，服务于突破官方关系隔绝的现实目标，而并未成为外交全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少在前50年中的多数情况下如此)。这一思想的实质仍然是国家中心主义的权力政治思维，而当代中国外交所遭遇的挑战则更多地来自对象国家的内部社会；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以现实主义思维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外交一直注重地缘政治失衡、局部战争与冲突、促进对外贸易和在华投资等实际损益，固守“只做不说”，“不争论，不出头”等特定历史背景下出台的外交学说，公共外交的研究和实践未能与时俱进地得到重视和发展，逐渐造成中国对外话语权的严重缺失，我们在国际上做了的好事、实事、大事不仅没有昭告天下，甚至还被某些外界舆论所曲解、贬低和中伤；再次，“君子讷于言”等深层次传统文化心理使中国外交长期以来形成含蓄内敛的行事风格。但事物都是辩证的，对于公共外交意识在中国的生长，其惰性的影响可能大于积极的作用。
制度工具。外交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而公共外交的独特之处是以非职业外交人员为主去做境外公众的工作，这就需要在制度上为这类人群和此种工作作出有效的衔接与安排，提供灵活多样的组织协调服务，更应该为之创造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长期以来，中国外交一直实行高度的集中管理，“外交大权在中央”，“外事无小事”，这些原则在国际化程度较低的年代里无疑被实践证明是正确和有效的，有助于对外关系大局的稳定和外交工作的高效。然而，这也必然导致了另一种偏向，即国际问题研究和涉外工作的人才也高度地“被集中”在少数部门和单位，其对外交往的主动性也受到高度“被计划”的影响而无法充分发挥出来。而即使在这部分机构和人群中，公共外交也没有得到政策上的鼓励和确认，而是流于一般的、被动式的任务操作，缺乏系统性成效评估。在社会和公众层面，更由此造成与外部世界人际交流十分有限，严格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储备不足，对外交流媒体数量很少，影响力较低，也缺少像诺贝尔奖、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等具有国际影响和知名度的政策工具。
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
综观之，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之路漫长而艰难，但这并不足以否定其未来潜力。
从这一领域的国际竞争水平来看，公共外交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仍未完成其理论定型，其观念界限、功效定位和工具形式还处于争论之中，国际关系理论界尚未完全接受此一“另类思考”进入其“大雅之堂”。这一状况无疑为中国学界针对自身的发展规律、现实条件和国际化途径，创立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兼备新兴大国共性的公共外交理论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从实现公共外交的资源禀赋的角度来看，作为30多年来持续快速发展的最大新兴经济体，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实施公共外交的社会资源、人力资源、产业基础和国际交流渠道；就外交格局而言，由于长期奉行全方位和平自主外交方针以及中国在全球、地区和双边事务中实际地位的上升，公共外交的外延正在不断扩大。正如外交部副部长傅莹所感受的那样，“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上(从未)有这么多人认真聆听，推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从未)有今天这般广阔的空间”；最后，也最为重要的是，高度集中的外交管理体制毕竟有助于保证公共外交所必需的内部协同性和政治支援到位。一旦这些潜力得到有效的调动和发挥，中国公共外交的局面就有望得到转变。
未来的中国公共外交应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特色：
思想先进。公共外交的实质在于对外传播本国的核心价值观和国际政策理念，先进的思想是民族自信自立的前提，也是公共外交的坚强后盾。60多年来中国外交思想数度调整变革，最终沉淀下来的是一组值得系统阐述和光大的先进理念，“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和谐共处观，“合作共赢”、“予取平衡”的包容发展观，“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互利互让，协商解决”的矛盾处置观、“睦邻、富邻、安邻”的周边关系观、“平等相待，充分尊重”的小国观等均属此列。开展公共外交，理论应该先行，要特别注重对既有的重要外交思想及其实践案例进行认真清理和深度挖掘，增加其对国外受众产生的冲击感、美誉度和感召力。例如，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政治设想以及中英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经验堪称当代国际关系中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典范，对于至今依然困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内外矛盾、治理纠纷来说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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