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严打"：缘于群众安全感下降

在记忆中渐行渐远的“严打”，6月中旬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此番全国“严打”，原因是什么，手段和措施和以往几次“严打”有何不同？社会对严打思维有何疑虑？

检察院、法院对公安的“严打”行为制约很有限，尤其是在公安厅长、局长兼任政法委领导的地方。 （CFP/图）

有学者认为，“严打”只是公安部门的工作部署，很难威胁到检察院、法院的依法起诉和依法审判，不过，一些地方打黑风暴中的“公检法联合办案”，以及各地 “打黑除恶”行动中政法委牵头，表明这种看法过于乐观。

记者 黄秀丽 实习生 马小莉 发自北京

6月中旬，公安部宣布，在全国开展7个月的“严打”行动，锁定的重点为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涉枪涉暴犯罪、黑恶势力犯罪等。此前，各地频发的幼儿园血案、法官被刺等案件，刺激着公众敏感而脆弱的神经。

中国自1978年进行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恶化的社会治安状况，在1983年、1996年和2001年已经进行了三次大规模“严打”。公安部这次全方位的行动，意味着第四次“严打”已经展开。此番全国“严打”原因是什么？措施有何不同？社会有哪些疑虑？

为何“严打”

从公安部发布的信息来看，群众安全感下降是“严打”的重要原因。

今年上半年，从福建南平到江苏泰州，短短数月，杀童案频发，以至于公安系统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校园安保。从20年前的不需要家长接送孩子，到现在校车接送、配备刀叉、保安巡逻，甚至民警驻校，社会治安状况的变化可见一斑。

近段时间以来，另一个受威胁的群体是公务员。直接接触群众的公务员最容易成为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牺牲者。6月份，湖南永州发生的3名法官被枪杀的事件，令许多地方法院纷纷加强安保。

相当多的数据和事件显示，今年以来，公安系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治安压力。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在回应杀童案时也表示，社会转型期间，一些矛盾纠纷得不到及时化解，很容易激化为刑事案件。而每一起刑事案件积累的怨恨，又将再一次刺激公众的不安情绪。

“社会很需要严厉打击这类犯罪来震慑一下，清理一下。”一位公安系统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与具体案件相对应的是数字。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显示，2009年1至10月全国公安机关的刑事犯罪立案数量达到444.3万起，比2008年同期上升14.8%。同时，杀人、强奸、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出现了上升趋势。

6月中旬，公安部迅速部署“严打”，无论是公安系统内部还是外界，都认为这是公安部对外界的表态：中国警方将采取行动遏制这种暴力犯罪频发的态势。

也有部分人士认为，这次“严打”还是对重庆打黑的表态。“严打”行动部署之前，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前往重庆调研，肯定了重庆打黑“稳准狠”。当时外界便猜测，公安部可能会推广重庆的经验和做法。

此次严打锁定的对象是有两类，一是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涉枪涉暴犯罪、黑恶势力犯罪等。另一类被称作群众深恶痛绝的犯罪类型，如电信诈骗、拐卖妇女儿童、黄赌毒、两抢一盗等等。短短半个月，从媒体报道来看，各地公安部门的“严打”行动都已迅速展开。

早些日子，北京警方新任局长傅振华上任之后，就停业整顿了涉黄场所“天上人间”夜总会。此次各地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黄赌毒”为打击目标。如6月，南宁市一夜之间就查处了309台赌博游戏机；广州警方则与部分娱乐场所签订亚运安保承诺书，用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骆振辉的话说：“在广州，‘黄赌毒’场所绝没有生存的土壤！我们是先礼后兵，接下来继续用最强的力度来打击黄赌毒。”

和前三次不一样的“严打”

然而，相当多法律界和公安系统的人士并不认为这次“严打”能和前三次“严打”相提并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分别在1983年、1996年与2001年进行了“严打”，均由各级党委牵头，公检法司一起上阵。“这三次更多的是国家暴力实施的‘专政’行为，针对的是一切治安犯罪案件，贯穿着整个刑事司法活动。”中国政法学刑事诉讼法教授洪道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眼下这次“严打”只是公安部一家的执法行动，出于加强治安保卫工作的需要。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室副主任刘仁文注意到，部署严打行动的领导仅是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这就说明这次‘严打’检察院和法院是排除在外的”。

事实上，前三次“严打”中，“严打”的运动式特征及威慑力也在一次一次地减弱。1983年的“严打”政治和军事色彩浓厚，当年数十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各界群众也被发动起来，形成了打击犯罪全民动员的局面。“严打”的结果是社会治安迅速好转。

而1996年和2001年的“严打”，军事色彩逐渐淡化，但党、政两家依然统一行动，针对的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犯罪井喷”。此时的中国，法治的理念尚未完全渗入国民意识以及执政者的思维，这两次严打，表面看起来依然是国家机器的强大的专政力量，更深层次的则是执政者对社会控制的焦虑。

自从2001年“严打”之后，中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就已转化为“宽严相济”，依法治国成为了一项不可撼动的执政理念。所以，刘仁文认为，公安部在9年后再次提出“严打”口号，更多的是借用了这一词。

即使是公安系统内部，也并不认为这次“严打”会令他们进入另一种工作状态。“我们没有太具体的深入策划，还是按日常的工作部署，在抓好全国的重点的同时抓好自己的重点。”某地公安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北京在上星期部署的打黑除恶专项工作，就延续了前些年的做法，不过强调工作的重心在于“基层政权选举、建筑施工、房屋拆迁、非法调查”。

刘仁文还认为，公安部在这次“严打”中更多的强调是整治，比如强化巡控措施，扩大巡控范围；强调从源头预防，加大社会矛盾化解力度，比如以“城中村”、“城乡接合部”为重点，解决突出的治安问题。

“严打”疑虑

大约从2001年之后，大规模的“严打”就退出了执政舞台，代之以各种各样的专项整治运动。媒体似乎已习惯报道各地警方进行的“百日整治黄赌毒”、3个月打击“两抢”、一年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等等行动。

所以，在公安系统一些内部人士看来，这次“严打”与以往的专项整治相比，并无太多的新意，只是对前一段时间频发的个人暴力案件的表态，表示公安部对这类犯罪的重视。但显然，外界仍然对“严打”这个字眼产生了忧虑。一位法学界学者认为，“严打将打掉无罪推定的刑事司法原则；打掉正当程序；打掉罪行法定原则，带来乱典滥罚的恶果……进一步扩张警察权，打击社会自治能力。”

法律界的忧虑源于1983年“严打”产生的恶果。一位公安系统的人士告诉记者，当年就有不同的声音，认为打击面太大，太宽。另外，虽然经过3年的打击，刑事发案率大幅下降，但这个势头仅仅保持了3年，到了1988年，各级法院的刑事案件立案数就上升了50%。

在洪道德看来，1983年严打，更大的问题在于对公民权利的压缩和忽视。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前者将一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的最高刑罚升至死刑，这就导致了一些青年仅仅因为猥亵妇女等流氓行为，就被判极刑；后者规定在程序上，对严重犯罪要及时审判，上诉期限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10天缩短为3天。“法院不需要通知，当庭就给嫌疑人送达起诉书。”

那次严打期间，判处死刑的权限下放到县区一级的法院，同级党委领导就可决定死刑。

往事不会重演，但“严打”思维对法定程序可能造成的破坏，却依然令人忧虑。尤其是我国刑事司法体系上的漏洞，“给‘严打’预设了很大的空间。”洪道德说。

例如，刑事诉讼法对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的行为，几乎没有任何外部制约，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进行搜查、对实物证据进行调查，都不需要司法审查。“严打”时的从重从快，导致现有的内部制约也遭到蚕食。比如抓人以前需要局长签字，现在局长授权于处长、科长，甚至具体的办案人员，错案冤案可能增多，权力的膨胀无可避免。

对此，刘仁文的看法有些不同。他认为，这次“严打”只是公安部门的工作部署，很难威胁到检察院、法院的依法起诉和依法审判，所以公安的“严打”对法治所造成的紧张，会得到制约。“公安必须依法‘严打’，否则你这边‘严打’如果过分，到检察院和法院环节会造成不起诉甚至无罪判决的增多。”

不过，一些地方打黑风暴中的“公检法联合办案”，以及各地打黑除恶行动中政法委牵头，证实了这种看法过于乐观。检察院、法院对公安的“严打”行为制约很有限，尤其是在公安厅长、局长兼任政法委书记的地方。一些地方政法委“确定”的黑社会头目，即使是证据不足，或者存在着刑讯逼供，也不大可能被法院摘掉“黑社会”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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