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计划生育使中国30年少生4亿人非事实-2

强制性计划生育到底有多大作用？

那么，强制性计划生育到底有多大作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政府强制性的计划生育，人们会不会主动采取避孕节育措施？当然，用中国自己的案例来完全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生育过程不可重新来过。

但图1显示的中国出生率下降过程或许能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中国出生率下降最快的时期，并非是在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公开实行后，相反，生育率的真正大幅下降发生于1970年至1979年。

上世纪70年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出生率下降最快，幅度也最大。而这十年中国所实行的是“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手段是提供避孕节育的技术和药具，而非强制“只生一个孩子”。

与此相反，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实行后至1987年，生育率并没有继续下降。而出生率的明显下降发生于1987年后。而显然，1987年至今的20多年，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快、收入和生活水平上升最快的年代。

这些事实表明，中国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观念的变化才是人口出生率降低的根本动因。那些认为中国人天生就信奉“多子多福”“生的越多越好”的人，其理念还停留在30多年前，只是把目前极少数多生育者的行为夸大为多数人的生育意愿。

比较亚洲几个人口大国的生育率下降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计划生育”对人口控制的影响。图2是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比较中国、印度、印尼、伊朗和泰国从1970年到2008年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世界银行对各国的数据做了平滑处理，笔者未作任何调整。

我们看到，这五个国家的生育率在过去近40年中都有了大幅度的下降。伊朗的生育率下降有一个滞缓再加速的过程，印度的下降最慢，基本呈一个直线趋势。而印尼居中，其生育率在2008年也已经下降到2.17的低水平。

最有意思的是中国和泰国生育率下降的轨迹。1985年后，这两条曲线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这些国家，除了印度，都没有强制性节制生育的政策，而只是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推广和提高避孕节育手段。由此可见，计划生育成功的关键，在于为那些不想怀孕和意外怀孕的人群提供支持和服务，而不是罚款和强制。

因此，要比较计划生育与非计划生育对减少出生数的影响，应该直接考察经济发展等非政策因素对人们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影响。如果以泰国与印度尼西亚为例做一简单判断，结论也很简单，90%以上的生育水平下降是由社会经济变化所带来的。

按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5年时，泰国和印尼人均GDP与中国的水平几乎一样，而它们的生育水平均值为2，略高于中国官方所公布的1.7。如果把上述两国的生育率从5.8降至2.0归因于社会经济变化和提供计划生育服务，而2.0至1.7的差别归因于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那么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仅占过去35年间生育水平下降总量的7%。

1970年后，与中国出生率相似国家都出现了出生率的下降，但没有哪国像中国这样巨额的社会投入、耗费巨大社会成本控制生育，更没有要求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让个人家庭做出沉重牺牲，同时孕育未来巨大的社会风险。这些国家的经验也表明，中国取消社会经济代价巨大的独生子女政策，不会造成所谓的人口失控。

30年到底少生多少？

那么，独生子女政策30年，中国到底少生了多少人呢？我们用人口学标准的人口预测方法，对此做了一个简单计算。假设中国生育率水平保持在1979年的水平(每个妇女期望一生生育2.75个子女)不变，与2009年官方认定的生育率水平相比，1979至2009年30年间，少生人数约为2亿多人，远低于政府官员所宣布的“30年少生4亿人”。

请注意，我们所得出的这“少生2亿多人”的前提是假设这30年来中国人的生育水平根本不变。也就是说，是把少生的2亿多人全部归因于独生子女政策，完全不考虑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变化对生育行为的巨大影响。

大概没有任何证据能支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的生育观念与行为没有任何变化的判断。如果把这30年减少出生数的一半归因于独生子女政策，少生的人也只是1亿左右，也与“30年少生4亿人”相差极远！

总之，“30年少生4亿人”是对一个原本没有经过认真科学论证的计算并被进一步误传的说法。这种说法由国家主管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高级官员之口多次强调，并传播于国际社会，本是不该发生的事情。

但是，这些官员在引用该说法时，不仅缺乏足够的科学和谨慎，而且还重复地引入错误。这种做法不仅误导国内外媒体和公众，也不得不使人对中国人口发展的基本事实产生疑问。

政府与政策制定者的职责在于怎样从实际出发，从百姓和社会的利益出发，制定和完善社会政策，而不能传播根据不足、缺乏事实支撑的说法，更不应把“30年少生4亿人”当作回避检讨现行生育政策、拒绝调整和改变的挡箭牌。

王丰为美国加州尔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复旦大学讲座教授

蔡泳为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人口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