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徐铸成：邵飘萍与张季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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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与张季鸾
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18期 出版日期2010年05月03日 “中国报界之沦落甚矣。自怀党见，而拥护其党者，品犹为上；其次，依资本为转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卖”徐铸成邵飘萍与张季鸾两位先生，是我早年就崇拜的杰出前辈。在中学读书时，我曾如饥似渴地细读他们写的每一篇通讯和评论。1926年秋我入京求学，飘萍先生已于是年4月下旬被奉系军阀所害， 真是“ 缘悭一面” 。张季鸾先生则是我从1929年调至天津《大公报》任编辑后， 受他的指引和熏陶达12年之久，直到他1941年病逝。
“同行相妒”，“文人相轻”，报社的其他前辈对飘萍的生活细节每有微词。而季鸾先生于同业人物，从不轻于评议；谈到飘萍，总极口赞叹其采访之高明、写作之精辟和对恶势力斗争之英勇。但他从未跟我谈起他和飘萍的交情。
据新闻史家方汉奇查证，邵氏生前遭到皖系军阀迫害时，张季鸾把到日本《朝日新闻》工作的聘请让给了邵，并做了推荐。“邵飘萍遇害后，张对邵的妻子祝文秀和她母亲非常照顾， 接她们到天津居住，每月馈送一百元。每星期必请他们母女吃一次饭，还经常送戏票到她们家，要她们看看戏，散散心。”
古人说：“一生一死，乃见交情。”邵、张两位真是生死之交，死生不渝。二位先生所以结下深厚友情，不仅因为他们的遭遇相似，曾长时间与恶势力进行坚韧的斗争，还由于他们都热爱新闻事业，立志终身为之奋斗；又有相同或类似的办报思想。
飘萍曾说：“余百无一嗜，唯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兴味，愿终生以之。”他直到被捕前夕，还以报事为念。季鸾先生除民元任临时政府秘书外，1925年又曾一度从政；那时国民二军的军长胡景翼（翌僧）任河南军务督办，胡是张早年的同乡挚友，向当时的张绍曾内阁推荐张任陇海路会办。那是当时有名的“肥缺”。他到任不到一月，就拂袖而去，说：“不干这个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回到天津，无固定工作，每日写评论，访新闻，投寄沪报。
飘萍先生认为：“报纸之第一任务，在报告读者以最新而又最有兴味、最有关系之各种消息。故构成报纸之最重要原料，厥为新闻。”
1926年9月复刊的新记《大公报》，在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主持下，也全力注意新闻的独力采访 ——不依靠外国通讯社，并努力于新闻编辑的革新。也有各种周刊，特辟的周刊《文艺》，初期由杨振声、沈从文主持，不久，一直由萧乾、杨刚先后主编，成为新文学的一个重要园地。邵、张两位对报纸内容颇有相似的设想；也可以说，季鸾先生是接受死友的理想，加以发扬的。
季鸾先生早年虽同情同盟会的革命主张，但认为记者应超然于党派，他从来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他曾感慨地谈当时的报纸：“且中国报界之沦落甚矣。自怀党见，而拥护其党者，品犹为上；其次，依资本为转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卖，并无言论，遑言独立；并不主张，遑言是非。”
他们两位，都有特别敏锐的“新闻感觉”。1926年段祺瑞执政府卫队向游行的学生开枪，死伤枕藉，是为“三一八”惨案。当时，飘萍先生不仅在《京报》上披露真相，揭斥内外反动力量的阴谋，并直接参与爱国活动，站在前列。执政府当时宣布李大钊、易培基、徐谦等六人为“祸首”，命令“通缉”。据鲁迅揭露，他们还定下第二批“黑名单”，凡五十余人，鲁迅、飘萍均在内。不久奉军入京，飘萍先生就被逮捕杀害了!
季鸾先生在1924年冯玉祥等成立国民军之初，也兴奋地第三次入京，仍为《新闻报》写特约通讯。适段祺瑞执政府上台，即至开封，旋又流落至天津，以卖文为生。
综观这两位卓越报人的生平，飘萍先生活动范围较广，开创新闻阵地之外，还孜孜于新闻教育，培育人才，因而和青年接触的机会较多；“五四”以后，同情劳工，随着新思潮前进。季鸾先生虽然也见多识广，勤于研究新问题，但思想上旧的因袭较深，开拓不广；而在认真办报，改变文风方面，以后则有更深更广的建树。
摘自《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修订版）》，徐铸成（已故）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