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铸成

徐铸成：“祖国的变化真大”
    徐铸成（1907—1991），江苏宜兴人，著名报人。1927年开始投身报业，在《大公报》历任记者、要闻版编辑等。1938年在上海出任《文汇报》总主笔，一举成名。1939年7月，《文汇报》被迫停刊后，重返《大公报》，先后任香港版编辑主任、桂林版总编辑、上海版总编辑。1946年3月，告别前后工作了18年的《大公报》，再任上海《文汇报》总主笔，1947年5月被查封。1948年创办香港《文汇报》。1949年春天应邀北上，随后主持《文汇报》在上海复刊。1957年被打成右派。

　　 1947年5月25日，上海《文汇报》被国民党当局封杀之前，虽然报馆有近20名中共地下党员，但总主笔徐铸成和报纸本身只能说是“中间偏左”，报纸不是完全左翼的报纸，他本人的思想也有“右”的成分。[1]到了《文汇报》1948年在香港复刊时，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得到了李济深领导的民革、龙云的云南地方势力在经济上的大力支持，而且与中共地下党的关系也已经是很深了。如同王芸生在写下《和平无望》之后左转一样，徐铸成从那时起也可以说完全转过来了。但在急剧变动的时代里，他大体上还是保持了一个报人的本色。
    “青春作伴好还乡”
    1949年春天在应邀北上的一路上，徐铸成是兴奋的，对未来充满了向往，他唱京剧、讲豆皮笑话、采访旧闻，“青春作伴好还乡”，不亦乐乎。烟台上岸以后的所见所闻，让他感到“已由旧世界、旧时代开始走进一新天地、新社会”，他忘不了柳亚子路上将他和郑振铎、宋云彬、叶圣陶称为“四大酒仙”，更忘不了柳亚子赠他的诗：“更有一事心最喜，次公已有后来人。”此时徐铸成仅40岁出头，已是新闻界的重要代表，他早年的老师沈颖若，字次公，是柳亚子的同乡，总角之交，也是南社最初的发起人之一。看着老友的弟子出息，诗人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初到烟台，徐铸成在一家书铺看到东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红布面，一厚册，如见异品，即购买一本，暇时详读，如获至宝”。等到了北平，他在六国饭店受礼遇时，又获赠皮面精印本的《毛泽东选集》一套。可以想象他当时“如获至宝”的这种心情是多么虔诚，又多么真实。
　　北平是他的旧游之地，求学、工作有五六年之久，而且在那里开始了他一生的新闻生涯，所以一到北平，他就想到处去走走、看看，重温当年的旧梦。第一批北上的重量级民主人士李济深时居北京饭店，徐几天后去串门，李很羡慕他到处游逛、看戏，说：“你究竟是老北京，可以到处玩玩。我来平已匝月，一天到晚闷在饭店里，很无聊，你有机会带我出去玩玩好么？”他毕竟是书生，压根没想得那么复杂，就答应了。第二天即请李济深、蔡廷锴等吃饭，然后看戏。事后负责接待的人埋怨他：“徐先生，你给我们开的玩笑太大了。你知道，任公这样一个人物，去馆子和戏院，要布置多少人暗中保护？目前北平城多么不平静，要出点娄子怎么交代！”他这才知道自己闯“祸”了。

　　 对共产党，徐铸成确实不大了解。正如他在9月30日政协会议闭幕那天的日记中说的：“此次政协之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陈伯达居首席，陈绍禹反在其下。甚矣，余对共产党历史之少了解也！”[2] 9月14日下午在北京饭店开座谈会，讨论共同纲领。“因连日在讨论中，多对共同纲领中不提社会主义，有疑问。因此，今天由周副主席解释，说毛主席一再说，社会主义是遥远将来的事，今天应集中力量于新民主主义建设，发展包括民族资本主义在内的四种经济成分。如过早写出社会主义，易在国内外引起误会。”[3]

　　他对苏联充满了向往，9月14日北平西直门外新建的苏联展览馆落成，他在日记中说：“二次大战后，苏实行新的五年计划，成就斐然，尤注意保婴事业。从产品中，看到他们的进步。”他在留言本上写下了“我们应坚决向这个方向前进”。[4] 9月26日，他为苏联造原子弹而兴奋不已。“苏联宣布已能制造原子弹。此牌推出，英美殊感狼狈，而双方力量接近平衡，或反与维持世界和平有利欤？”[5]

　　但到底新时代将面临什么，他并没有过多地去想。
    抱着一肚皮“雄才大略”北上
    共产党对香港《文汇报》的支持让徐铸成深为感激。他到北平不久即有过一次天津之行，因为在香港负责报馆的张稚琴电告，有一批钢缆准备在解放区出售，利润将用作《文汇报》的经费。天津《进步日报》（前身即《大公报》）的徐盈介绍熟人来谈价格，结果没谈成。他到北平向李济深报告，李马上和当时华北人民政府的负责人董必武联络。第二天，董约他们去，了解了详细情况后，即吩咐姚依林办理，并关照：“这批电缆，由我们全部收购下来。不要讲价还价，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他们是为维持香港《文汇报》而筹划经费啊！”[6]

 　 这笔生意最后有大约两万港币的利润，足以维持《文汇报》两个多月。
　　然而，面对新中国的诞生，不仅徐铸成，几乎所有像他一样选择了“知北游”的“中间偏左”的报人，如《新民报》的赵超构以及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等也都不是没有困惑。宋云彬日记讲到“赵超构为北平《新民报》被职工控制，甚愤愤”，找宋云彬喝酒。[7]这位写过《延安一月》，名动一时的报人本身不是老板，但面对职工控制报纸的局面，主客易位，他越想越不明白了。徐铸成10月8日日记记着，他与赵超构一起到北京南长街陈铭德家便宴，“铭德、季惺深感能力无从发挥，他们对北京‘新民’尤感不满”。[8]

　　对徐铸成来说，本来也有一肚子的雄心壮志，准备在这个他所向往的新时代里大干一场。孙葵君《记忆深刻的两次运动》一文回忆，1952年8月至10月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中，徐铸成曾作过这样的检查：
　　1949年3月我从香港到北京的时候，抱着一肚皮“雄才大略”，想在北京搞一个文汇报，以后至少全国3个文汇报，我就可以成为新闻界的巨头……到北京后，和宦乡同志见面，知道这个计划不可能实现，就灰心。回到上海另办报纸的希望也没有实现，于是就工作得不起劲。[9]

　　宦乡是他昔日上海《文汇报》的同事，而且是他介绍进《文汇报》的，真实的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不久即将出任新政权外交部的司长。宦乡的话当然是知心之言。这些话他连日记都没有写入，可见埋藏得很深。

　　其实早在3月14日，他们一行北上路过济南时，宋云彬就在一次座谈会上当面问过恽逸群：“在此情况下能容许私人办报纸否？”恽逸群的回答很明确，“日前私人办报，事实上甚为困难云云”。[10]

　　恽逸群以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长期活跃在上海报界，特别是抗战前他在《立报》的那一段尤其辉煌。1945年进入山东解放区后先后办过《新华日报》（华中版）、《大众日报》等党报，担任过中共华东局代理宣传部长等职，当时是济南《新民主报》社长兼总编辑。不久他将随军南下，上海一解放，他就接管了老牌的《申报》，创办《解放日报》（金仲华接管《新闻报》，另办《新闻日报》）。作为一个响当当的红色报人，恽逸群对即将全面掌握政权的共产党在新闻方面的政策自然是了如指掌。那一天，徐铸成也应该在场的，只不过他没有留意。直到宦乡告知，他才心中有了底。
    周恩来亲自设宴饯行
    5月初，上海解放在即，他得到随军南下的允诺，周恩来亲自设宴为他饯行，同席的有王芸生、杨刚、李纯青等，周说到《大公报》，说张季鸾、胡政之两位先生的确为中国新闻界培养出不少人才，还含笑对他说：“铸成同志，你不也是《大公报》出身的么？”[11] 此时离胡政之去世不过半个月，这位为报业开了新路径的一代报业巨子，在病榻上缠绵了一年之后，终于在上海黯然谢世。然而徐铸成忘不了1937年在上海被解雇的情景，对胡心存芥蒂。此行同行的新闻界朋友有王芸生、杨刚、李纯青、赵超构等，到了南京，当地报纸刊出“民主人士俞寰澄、徐铸成等由平抵宁”的新闻，有很多报纸把徐铸成放在俞寰澄的前面，他认为原因是过去一段时间，《文汇报》与南京新闻界和读者有过血肉感情，香港《大公报》曾约请浦熙修写了许多“南京特约通讯”，成为她被捕的重要原因之一。其间，徐铸成还曾应邀到中央大学演讲《解放区见闻》，向莘莘学子讲述自己的所闻所感。

　　5月24日夜，他们随军进入上海，徐铸成回到了久别的家园。《文汇报》的老搭档严宝礼为他接风洗尘，还是在他所熟悉的南京路新雅酒店，但对面著名的新新公司门前，悬挂的标语中已有“解放全中国，活捉蒋介石”等内容。四年前他刚从重庆回到上海，也是在同一地点，新新公司从四楼到三楼悬挂着蒋介石的巨幅画像，四周缀有五彩的电灯，还有“欢迎劳苦功高之蒋委员长”标语。“前后相距不过四年，而形势变化如此之速，诚可慨也。”此时离国民党当局封闭《文汇报》也不过短短两年。徐铸成岂能没有感慨。接着就是《文汇报》的复刊，他“当时心情也无比开朗”。[12]
    “甚矣，做事之难”
    尽管上海《文汇报》原有的近20名中共地下党员都另有高就，只剩下了一个候补党员郑心永，报馆里还是“党政工团”齐全，“共同奋发”，力图保持并发扬报纸的特色，以取得读者的信任。
　　“无奈解放后一些套套，每使人瞠目束手。举例言之。在长沙解放之日，我们已在无线电中收到确讯，而翌日刊出，即被指为抢新闻，是资产阶级办报作风，因新华社尚未正式公告也。再如《论人民民主专政》发布之日。要闻编辑郑心永按所列问题，作分题以醒眉目，亦被指为离经叛道。如此重要文件，只能作经典郑重排版，安可自由处理！总之，老区方式，苏联套套，只能老实学习，不问宣传效果，此为当时必经之‘改革’。

　　“因此，我对社论也艰以执笔，因数十年记者经验，从不惯于人云亦云，思想未通即先歌颂，每以此为苦。”[13]

　　他的老朋友李平心体谅他的苦心，常常陪他熬夜，当他舒纸半日，无法下笔之时，总是平心代劳，所以复刊初期屈指可数的社论多半出自平心的手笔。9月29日，徐铸成和储安平一席谈之后，在日记中写道：“甚矣，做事之难，《文汇报》之被歧视，殆即由余之不善应付欤？余如遇事诺诺，唯唯听命，《文汇报》亦不会有今日。以本性难移，要我俯首就范，盲目听从指挥，宁死亦不甘也。”[14]当时上海市委主管宣传的夏衍也是报人出身，能体谅他们的心态，遇事能推心置腹、披肝沥胆。可见他难以适应的是一种风气，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即使夏衍这位共产党的报人对建国初期的报纸也很有看法。

　　徐铸成毕生从事新闻事业，对新闻的敏感早已融入他的生命中，即使在北平出席新政协期间，他也时刻关心着上海的报纸。当时，《文汇报》驻京记者是浦熙修。他在9月25日的日记中说：“看到二十二日、二十三日本报，开幕日专电均当天登出，而《大公报》、《解放日报》则未见，可见熙修之努力和工作深有经验。余亦先有布置，嘱把握时间。又二十二日社论，想为平心兄执笔。大意都按我信中开列的几点。比其他各报有内容，有新意。数月以来，我写文章很少，主要是不善于人云亦云、照搬照抄，写时下的标语口号式文章，而对有些新问题，确无深入研究。回沪后，当多多学习，多研究，多读书，俾能多写些有益于国家、人民的文章。”[15]

　　复刊后的上海《文汇报》正面临许多困难，发行量也上不去。9月4日，他即将北行时，严宝礼为他饯行，作陪的有陈虞孙、柯灵、郭根等。“谈报馆今后计划；盖自上海解放，报纸复刊以后，对新的办报方法，时不能适应，销数远不如《解放日报》及《新闻日报》、《大公报》。近月稍好，发行已超过二万六千矣。”[16]在北平参加政协会议期间，他为报纸发行量不断上升而欣慰，而喜悦，并一一记在日记里。

　　 9月8日，他接到严宝礼、郭根来信，“知报已升至二万八钱，甚慰”。[17] 9月15日，有人从上海到北平，“闻报已涨过三万六，甚喜”。[18]9月22日，他接到严宝礼的信，知道《文汇报》发行量已涨过四万。[19]10月9日晚上，他接到浦熙修电话，说报馆有电给他，“报纸已涨过六万，同仁咸甚兴奋云”。[20]

　　即使在紧张的开会间歇，他也坚持给报馆写信、写稿，9月24日，他利用会议中间的空隙，“寄报馆信附稿”。[21]9月28日，他利用大会休会给报馆写信。[22]10月1日晚上，他还在极度兴奋中“抽暇为报赶写一通讯”。[23]
    “安平这人有憨劲”
    1949年1月2日，因为香港《文汇报》停了“史地”和“新思潮”两个副刊，香港学者陈君葆颇有微词，在当天日记中说：“徐铸成为人怎样，可不晓得，大抵做事能兼顾到情理两方面的总是很少数吧，而这也不是圆滑不圆滑的问题。”[24]说起徐铸成的为人，他的江苏宜兴同乡储安平就很有看法。

　　徐铸成生于1907年，储安平出生于1909年，两人相差两岁，徐在新闻界出道的时间却要早得多。1946年储安平在上海办《观察》周刊，写信给徐铸成，请徐担任特约撰稿人，徐没有回应，连复信都不写。对此，小同乡当然很有意见。对于这件事，1988年《光明日报》记者戴晴曾当面问过徐铸成，历经大难，已年届八旬的老报人毫无避讳地回答：“我那时可是有点左倾幼稚病，认为他搞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帮国民党的忙，最后终会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就没有回他的信。当时就是那么一种逻辑。”[25]在《我的同乡》一文中，徐铸成也提到储安平邀请他担任“特约撰述”。“我不同意他们标榜的‘第三条道路’，未予答复。”[26]

　　然而，当1947年5月25日《文汇报》与《新民报》晚刊、《联合日报》被封门时，挺身出来说话的恰是这个储安平。尽管《文汇报》给储安平的印象也不好，他公开说：“我很坦白地说，我对于文汇新民两报的作风（我不常看《联合日报》），有许多地方是不敢苟同的。不敢苟同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两家报纸的编辑态度不够庄重，言论态度不够严肃。我很少在《文汇报》上读到真正有重量的文字。”[27]但他肯定徐铸成他们都是“比较进步而有独立意志的编辑人员”，国家的进步需要他们。

　　 5月28日（即三报被封三天后），储安平写下《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表示的态度》一文，发表在5月31日出版的《观察》周刊（第二卷第十四期），并不因为他对徐铸成这个同乡绝无好感就幸灾乐祸或者保持沉默，坐视不管。他说 ：

　　“《文汇报》里面，我仅和《文汇报》的总主笔徐铸成先生前后见过四次面，都是寒暄。我曾有事写过两封信给徐先生，但是徐先生为人傲慢，吝赐一复。……但是我们今日所检讨的问题，不是任何涉及私人恩怨的问题。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这就是今日我们需要锻炼自己的地方。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的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都寄托在我们的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亦不暇顾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
　　徐铸成对此是感激的，他后来在回忆录及回忆文字中一再谈及此事，称“安平这个人有股憨劲，敢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28]

　　实际上储安平办《观察》时的政治倾向也是“右里偏左”，他对国民党毫不留情的批评也都包含了太多的理想、情绪、热忱。他曾多次向胡适约稿，胡适都没有应承，胡适对储的观点和一些做法不很认同，只是没有说出来。 只是徐铸成他们更左一些，要说分歧、距离也就是如此而已。
　　到了1949年他们在北平相逢时，一切都已发生变化，他们已经是殊途同归，没有什么分歧了（8年后他们又双双成为右派）。徐铸成日记记下了他们一次愉快的谈话，9月29日也就是政协会议期间。“今天与（储）安平兄谈话，他说《观察》即将复刊，领导上大力支持，但恐群众思想难捉摸，如何办好，毫无把握。他又说，近月曾至东北旅行，写了旅行记二十五万字，材料甚新，特别注重人事制度及工作效率。胡乔木看了极赞赏，力促早日付梓。他又说，他出发前及回来后，都与领导同志商谈，反复请教云云。”[29]
    东北参观记受到赞赏
    1948年12月，《观察》周刊终于被国民党封杀，储安平已远走北平。1949年5月以后，储安平曾向共产党方面请求复刊《观察》，胡乔木向周恩来作了请示汇报，周恩来的意思大致是，既然有那么多的读者，当然可以复刊。这样《观察》在当年11月1日复刊了，并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储安平25万字的《东北参观报告》最终大概没有出版（我曾请教过研究储安平多年的学者谢泳，他也没有见过），现在我们只能在复刊后的《观察》看到两篇，与当年《观察》上的文字诚然已不可同日而语，即便与早年《英国采风录》等也无法相提并论。这是一个储安平所陌生的新时代，他的心境、笔端也必然面临着变化，他以满腔的热情讴歌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看看“胡乔木看了极赞赏”的东北旅行记到底写了些什么。

　　 《观察》第六卷第四期（1949年12月16日出版）发表储安平《在哈尔滨所见的新的司法工作和监狱工作》，这是《东北参观报告》一书哈尔滨一章的第二篇，参观时间是当年5月，记述时间是8月。在哈尔滨，他看到了人民法院的运作。“有明文规定的单行法规，即照单行法规审案，没有法规根据的，就根据政策审案。判决的轻重，要看：（一）所犯的罪行违反人民的利益到什么程度；（二）犯罪行为的性质，如所采取的犯罪手段、犯罪的动机等，恶到什么程度；（三）犯人对于自己所犯过失的态度如何等，来分别处理。同时，即使有条文根据者，审判时，亦应入情入理，耐心说服，不应官僚主义地完全死背法律条文。”关于法律，“在原则上，仍旧承认律师制度，但是暂时不准律师出庭”。原因是“在这个过渡时期”，不准律师出庭，可以“使司法工作更能接近群众”。关于苏联式的“人民陪审制度”，“将来中国可能也要采行。但由于实际条件的限制，在东北老区中，还未能试验推行”。“对于外侨诉讼案件，是根据主权独立、民族平等，及劳动人民间的国际主义精神来处理的。”比如，“外侨在中国的法院的判决下，被处死刑，在中国的司法历史上是新的纪录”。其他如在监狱中实行“通过劳动改造犯人”、“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结合”等都让储安平感到新鲜。[30]

　　 《观察》第五期（1950年1月1日出版）发表储安平《旅大农村中的生产、租佃、劳资、税制、互助情况》，即《东北参观报告》大连一章的第三篇。储安平如同当年写《观察》报告书那样的耐心，对那里的生产情况、租佃关系、劳资关系、农业所得税、互助形式等都作了不厌其烦的细致入微的记录，其中有大量的数字、图表，读起来是那么枯燥无味。或许，正是这样的文字才足以反映出1949年储安平内心的变化。徐铸成恐怕都难以想象这些文字竟出自“搞第三条道路”的同乡笔下吧。9月29日，他记下了储安平的谈话内容，却无一字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