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金一南是少数几个具有大师资质的名师 oer

这是一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书
受访者：刘亚洲（国防大学政治委员，空军中将）
记者：不可否认，《苦难辉煌》一书，是近年来研究我党我军早期革命历史书籍中，内涵挖掘得比较深的一部著作。视野开阔、思路新颖，文笔生动、感情真挚，见解独特、分析透彻，史料丰富、引人入胜，受到军内外广大读者的喜爱。国防大学领导专门作出指示，要以这本书为生动教材，在全校开展“坚定理想信念，推进解放思想”学习教育活动；校政治部为每一名干部、学员、老干部购买了《苦难辉煌》一书，还下发通知要求各单位认真组织学习讨论。我军最高学府这么重视一本书的宣传和推广，好像很少见，为什么？
刘亚洲：一句话，我们就是想通过宣传这本书，扩大这本书的影响，进一步推动全校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科学发展之风的形成。
记者：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革命的起点，也是一个错综复杂、变革深刻的特殊时期，研究这一阶段历史的文章和作品不少。为什么《苦难辉煌》这本书能别具一格，引起社会持续强烈的反响，拥有这么大的读者群？
刘亚洲：我觉得根本原因是，这是一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书；敢于立一家之言，不受陈旧观念的束缚，写出了新内涵、新境界。这本书许多见解是独特的、大胆的，甚至是突破性的。对这本书开始是有不同看法的，现在逐渐认同了。比如，讲到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当初实行“联共”政策时，对共产党也是有所防范，并随时准备“亦必弃之”；比如，在对待革命领袖人物上，自觉站在历史的视角冷静分析、客观陈述，不迷信神化，说“毛泽东不是先知先觉，却以最大的历史自觉来到转折点。没有句句是真理，只有步步实事求是。”比如，在探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时，分析了汪精卫的五条理由、蒋介石的五条原因、毛泽东的五条原因等，还历史以全景式的展现和回望式的剖析，有思想深度，有历史纵深。这些进一步说明，解放思想出精品、转变观念开天地。不创新就意味着淘汰，不变革就意味着落后。早年陈寅恪先生说过：学术研究的精髓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国防大学是全军理论创新的基地，要肩负起为党中央、中央军委提供战略决策的重大使命，就必须认真贯彻胡主席“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的重要指示，永不停歇地解放思想，不断与时俱进，大胆解除思想上的桎梏。金一南这本书的问鼎为全校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提供了“加油机”。我们学校要在理论创新上领解放思想之先，领转变观念之先，领敢讲真话之先，领包容并蓄之先。提倡百家争鸣，提倡敢于想象，提倡打破常规，创造容忍异见、力倡新见、奖励创见的氛围，在开创理论新风、开掘学术先河上走在全军前列。
记者：众所周知，金一南同志是战略专家，可他却因《苦难辉煌》一书在军史、党史研究上名声大噪，你对此有何评论？
刘亚洲：金一南是我校乃至全军全国知名的战略专家，在战略研究、人才培养上成绩突出，是我校少数几个具有大师资质的名师。作为研究战略的专家，为什么会在军史、党史研究上也很引人注目？我觉得最直接的因素，是他长期潜心治学、广积博闻的必然结果，起到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效应。我常说，国防大学名师不少，但缺少大师。为什么？大师必须有大学问，有大境界，出大成果。王国维讲治学“三境界”，我看不少人只进了第一境界，到第二境界的不多，到第三境界的几乎没有。进入第三境界，离大师就不远了。金一南同志为创作这部书，长期潜心研究、深度挖掘，先后阅读和分析了大量史料，写了200多万字笔记，最后形成52万余字的作品，到2009年1月出版，前后历时15年时间。这种坚韧的钻研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求实的学术品格，需要在国防大学大力倡导。每一部好作品，都是作者长期积累、思考、沉淀的结果。马克思为写《资本论》读了1500多种书，写了100多本笔记；恩格斯研究阅读范围也很广泛，甚至引起了马克思对他提出劝告；克劳塞维茨为创作《战争论》潜心研究了130多个战例。我们学校要多培养名师、出大师，必须在潜心治学上下苦功夫。要坚持素心治学，排除干扰，减少应酬，甘于寂寞，拒绝浮躁，心无旁骛做学问；坚持广闻博览，开阔视野，开阔胸襟，厚积薄发；坚持深度钻研，系统学习，长期跟踪，冷静分析，独辟蹊径。
记者：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研究《苦难辉煌》描述的这段历史有什么现实意义？研究这段历史是要揭示什么问题？
刘亚洲：《苦难辉煌》这本书描述的是我们党和军队早年的革命史，围绕“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进行了深入探索和思考。应该说，我们党和军队一路走来，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赢得了无数辉煌胜利。金一南为什么单单选择这段历史，究竟想说明什么问题？我觉得从我党我军发展史看，这段历史确实惊心动魄，具有里程碑意义，值得大书特书，最能回答“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问题。但仅仅是这样吗？我觉得还不尽然。这本书看似讲历史，实则讲今天；看似问过去，实则问未来。现在，我们国家综合国力、经济规模、国际影响与日俱增，但理想信仰、精神追求、道德文化等软实力差距还很大。国家和民族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与精神层面的东西轰然而遇。当物质极大丰富后，我们的信念寄托、精神归宿在哪里？社会上为什么出现那么多伦理危机、丑恶现象？这是我们的国家、民族走向未来无法回避的重大命题。梁启超讲过，过去中国失败，表面看是器物上有差距，再细看是制度上的差距，再往深里看是文化上的差距。金一南同志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历史问题，表现了可贵的问题意识。从问题开始，将以肯定结束；从肯定开始，将以问题告终。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时代表现自己精神状态最实际的呼声。有一种说法：不满现状最具破坏性也最具创造性。不满现状就是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开始。牛顿的问题意识的确很强，在他之前苹果从树上掉下多少年，唯有牛顿把它当作问题，这才有了物理学上最伟大的发现。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那么发达，后来落后呢？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大师？这些问题都引领了前进的方向。这本书提出的问题比较好，提炼的思想也很深刻，这也是我们当前需要大力提倡的治学态度。要不断地提出问题，给自己提问题，给别人提问题，给世界提问题。当前，在国家安全战略、军事理论创新、学校建设转型和高级军事人才培养等方面，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我们去发现、去思考，并通过我们的研究，给中央、军委提供决策咨询，给我们党和军队提供解决问题的良方。只有不断地提出问题，才能激活我们的思想，才能做好学问，培养一流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