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坦言策划“西安事变”实属被逼出来的

张学良坦言策划“西安事变”实属被逼出来的

俺最近出版的新书《奉天纪事》里，尽是些十分好看又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有些故事则完全是首次披露。上次给诸位披露的，就属首次类别，是人们从来没读过的张学良就“九一八事变”写的几则日记。今次，俺再把其中张学良关于“西安事变”的真正态度，再首次披露一下。 

时间倒退到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赶赴到了西安。这是西北“剿总”成立后，他这个总司令第一次来到这里。不仅如此，随同蒋而来的，还有国民党的大批中枢要员。这一切都显示，蒋介石解决东北军和西北军“剿共”不力的决心。 

张学良是个言出必践的人，他既向中共许诺，劝谏蒋介石一致抗日后，确实如前引刘鼎所回忆的那样，尽自己的能力不遗余力。在蒋介石来西安之前，张学良就在给蒋的一封电报中痛切陈辞，作了诚恳的规劝。 

电报中说：

居今日而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比来寇入益深，华北半壁河山，几全沦陷，而多数民众咸感觉忍无可忍，抗日声浪，渐次弥漫于全国，中枢（有）领导民众之责，似应利用时机，把握现实，坚民众之信仰，而谋抗敌之实现。否则民气不伸，骚动终恐难免。彼时中枢或反处于被动地位，其失策孰甚！良年来拥护统一，服从领袖，人纵有所不谅，我亦矢志不渝，固为分数当然，情不自已，亦以深仇未复，隐痛日甚，愧对逝者，愧对国人。所日夜隐忍希冀者，惟在举国一致之抗日耳。

蒋介石此番来西安，虽然张学良明白，蒋来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来逼迫他与杨虎城进行“剿共”的。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甚至把蒋来西安看成是进谏的好机会。在陪侍蒋介石左右的时间里，张学良曾多次对蒋表明心迹。他对蒋说，“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必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为了让蒋明白东北军将士此时的心态，他甚至对蒋说，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而是全东北军绝大多数将士的希望，也是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杨虎城也不失时机地向蒋表露了同样的想法。与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谏言相对温和，他向蒋提到“部队抗日情绪高，剿共士气低，值得忧虑”的问题，实际上是在向蒋表明，即使他个人服从蒋的主张，也无济于事。于是，蒋介石决定亲自说服东北军、西北军的将领们。 

10月26 日，蒋介石来到西安郊区的王曲军官训练团作了一次讲话。在讲话中，他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是心腹之病，外敌是皮肤之疾，内患危害大于外敌……内外不分，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一定要危害国家，成为不忠不孝之人，国家有法纪，一定要予以制裁。 

张学良痛心疾首地说：“八年来追随委员长，爱护之心始终如一，希望委员长能采纳忠言，千秋万世留下美名，否则，即使我本人愿意效忠到底，部下也不肯听命。”蒋介石不接受，冷冷地说：“是我服从你呢，还是你服从我？” 

11月下旬，张学良在联络红军、十七路军筹组西北抗日联军的同时，又提笔给蒋介石写下了《请缨抗敌书》： 

委员长钧鉴：

叩别以来，瞬将一月。比闻钧座亲赴晋、鲁指示一切，伏想贤劳，极为钦佩。绥东局势，日趋严重。日军由东北大批开入察境，除以伪匪为先驱并用飞机助战外，已将揭开真面，直接攻取归绥。半载以来，良屡以抗日救亡之理论与策划，上渎钧听，荷蒙晓以钧旨，并加谕勉，感愤之念，与日俱深。今绥东战事既起，正良执疫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日夕磨砺，惟望大命朝临，三军即可夕发。盖深信钧座对于抗日事件，必有整个计划与统一步骤，故惟有静以待命，无烦喋陈。乃彼大军调赴前方者，或已成行，或已达到，而宠命迄未下逮于良。绕室彷徨，至深焦涑！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欲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各人尽一分之前愆，为国家尽一分之天职。昔以个人理智所驱，与部属情绪所迫，迭经不避嫌忌，直言陈情，业蒙开诚指诲，令体时机。故近月以来，对于个人及部属，均以强制功夫，力为隐忍，使之内愈热烈，外愈冷静，以期最后在钧座领导下，为抗日之前驱，成败利钝，固所不计。今者前锋既接，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调遣良部

北上，似已其时；就驭下言，若非及时调用，则良昔日之以时机未至慰抑众情者，今亦疑为曲解。万一因不谅于良，进而有不明钧意之处，则此后之统率驭使，必增困难。盖用众必有诚信，应战在不失时机，凡此种种，想均在洞鉴之中。伏恳迅颁宠命，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则不独私愿得偿，而自良以下十余万人，拥护钧座之热诚，更当加增百倍。夙被知遇优隆，所言未敢有一字之虚饰。乞示方略，俾有遵循，无任企祷之至。 

                           张学良 敬叩

                           十一月二十七日 

蒋介石用毛笔写了六个小字：时机尚未成熟。 

张学良其失望、其怨愤的心情自然是难于言表。第二天，张学良独自驾机，飞到了洛阳。他决心做到仁尽义至，再次向蒋面陈抗日的要求，并要求释放“七君子”。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争吵中，张学良甚至忘记了对这位委员长起码的尊重，而委员长呢，也再也端不起领袖的架子。下面的对话是综合当事人的回忆而成的，从中可以看出，这几乎与坊间的争论相同： 

张学良：你这样听不得劝谏，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有何区别？ 

蒋介石：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放肆，除了你张学良，没有人敢这样对我讲话。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的领袖，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 

张学良：你要是不改变主张，坚持打内战，我们东北军就没法带下去了。学良无能，请委员长亲自去说服大家好了。 

至此，张学良与蒋介石的政治冲突，已成无可挽回之势。 

12月4日晚9时许，蒋介石乘专车再度来到了西安。这本来不是蒋行程中的安排，而是临时决定的。因为他与张学良的一番争吵，已经使他对东北军和张学良放心不下了。他以为，他二次来西安，不仅带来了如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一批高级将领，他的中央军也纷纷西移，真是浩浩荡荡，声势显赫，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当然，其目的是，威胁一下东北军将士。 

张学良是先行前往洛阳迎接的，这时同车到达。杨虎城、邵力子等高级官员亲往临潼车站迎接。这次，蒋介石不进西安城了，而是将驻地选在了骊山脚下华清池。说是为了安静，但其实是感觉到东北军已经涌动着不安全的因素了。这次，蒋介石已不再与张学良讨价还价了。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围剿”陕北红军的作战计划，并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告诉张、杨，如不听从，东北军调福建沿海，十七路军去安徽！ 

接下来的几天内，国民党高级将领纷纷来到西安，中央军也向陕西推进，并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置于被分割和被监视的境地。霎时间，西安成了整个中国的中心，一场“围剿”红军的战争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张学良忧心如焚。虽然局面已经如此严重，但他还是抱着一线希望。12月7 日下午，他又一次只身来到了华清池，对蒋做最后一次努力。 

但是，蒋介石态度仍然僵硬，没有丝毫松动的余地。张学良多次真诚相劝，他竟无动于衷，此时的张学良情绪已不再是愤怒了，而是有一腔热血却遭冷遇的委屈。他不禁声泪俱下地说：“委员长，自东北易帜以来，我对委员长忠心耿耿，服从训令，不敢稍怠。‘九一八’国难之后，各方怨谤，集于学良一身，唯有委员长能够体察保全我。学良向来以为，委员长的事业就是民族的事业，纵使粉身碎骨，也难报答委员长对我的厚待。” 

言及至此，张学良已涕泪俱下，泣不成声。他定了定神，接着说道：“可是，出于对领袖的尊崇，我仍要冒死进谏。当前的国策，应当是枪口对外。学良已数日寝食不安。思考多次，以为委员长必须放弃‘剿共’，领导全国抗日。否则，将成为千古罪人！” 

尽管张学良已是在“哭谏”，但蒋的态度丝毫未变，最后他竟拍着桌子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张学良彻底绝望，在他离开蒋介石房门时，听到门咚的一声合上了，张学良也不免心头一震。这一刹那间，似乎兵谏已成为苦谏、哭谏之后的唯一选择了。 

但是，张学良还是决心未定。他直奔杨虎城的公馆，请求杨虎城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再去劝一次蒋介石。杨虎城答应了，虽然他认为根本不会有什么结果。第二天，张学良从杨虎城那里得到的消息，仍是深深的失望。但同时，张学良也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到现在为止，他已对蒋介石仁至义尽了，他可以不带任何私情和愧疚了。接下来决定兵谏的事情时，他是那样冷静，那样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杨虎城给予了全力的支持：“就凭你一句话了，副司令。十七路军将士与你休戚与共，听你指挥，决不退缩！”张学良一直到深夜，才离开了杨公馆。 

在这个时间内，在杨公馆的密室里，一项足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石破天惊的计划，秘密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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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1989年6月1日，这一天是张学良八十九大寿，按中国传统习惯——“逢九庆十”，这应该是张学良的九十寿。王冀教授从美国来看他，出乎客人意料之外的是，张学良谈起了他最讳谈的“西安事变”话题。 

“今天我忍不住，我对你们说，事情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就是一二·九那天，我对学生说，‘我可以代表蒋委员长，考虑你们的要求；我也可以代表你们，把你们的请求转达给委员长，你们先请回去。’当天晚上，我与委员长谈，他先骂我是两面人，怎么可以又代表他又代表学生？这我已不高兴了。但他接着说，这些学生来了我用机关枪打。 

这可把我气火了，我话都到嘴皮子，我想说，你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我气极了。这话我没说出来，蒋先生也看我变了脸，我脸都气红了。” 

1990年，在接受唐德刚访谈时，张学良再说出上面这番话后，又接着说：“我真火了，这句话把我激怒了。我这人是这样，你别看我太太跟我这么凶，她很怕我发火，我要发了火，我谁都不怕。我发火是会开枪打人的。我真怒了。我怒了什么呢？我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嗯，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你知道我，现在已经九十了，跟你说，我就是这么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