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文革中二、三事

李敏是毛主席的女儿。1964 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来到国防科委机关任参谋工作。自此，我们一直共事了十多年，都没有离开过这个机关，其中有十年是在“文革”的岁月中度过的。李敏在“文革”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我对李敏的认识也是从“文革”前后开始的。
“文革”之后，李敏和我谈起她从学校到国防科委机关后的这一段工作经历，使我对她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李敏成了北航“文革工作组”成员
李敏说，她从师大到科委机关，分配在情报资料局( 九局) 工作，职务是见习参谋，不是正式参谋。因为“我什么都不懂。叫我熟悉资料，原子弹、导弹、飞机……一大堆资料，国外的科技资料。我在学校是学化学专业的。一开始是学医，但在解剖青蛙、兔子、老鼠的时候，我不敢看，见了血就头晕。老师解剖兔子让我用手拉住一条腿，我把脸扭向一边。这样我就改学化学专业了。
“在局里天天看导弹、飞机、原子弹资料，自己水平低，不是一看就懂，入门很慢。感到在学校读书本，出了学校读资料，自己知识面狭小，又没有实际经验，有一种枯燥的感觉，有时看累了还打瞌睡。领导看出了我的心思，让我看有关原子放射性元素钴的资料，什么阿尔法、贝塔、伽玛之类的，稍微结合了化学方面的东西。我还是认真读了一阵子的。
“出学校门，进机关门。领导和同志们对我很关心、很照顾。鼓励我学习，熟悉机关的工作和生活，提高业务能力。让我外出参观，开会学习，从各方面帮助我进步。政治上我写了入党申请书，入了党，懂得了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三大作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65 年我从九局调到八局。我是读师范的，八局管国防高等院校，算是专业对口了吧。当时八局管了十来个院校，如北航、北工、上海交大、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讯工程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南京航空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当时学校正在进行教育改革。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教育要革命、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许多指示。国家高等教育部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随后军委召开了军队院校工作会议。我随八局领导和同志们去长沙参加了军队院校会议。回到北京后，科委要派工作组到院校去搞调查研究，检查各院校对教改指示落实情况，我被派到北京航空学院工作组。组长是八局赵副局长。”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工作组继续留在北航，改名为“文革工作组”。
李敏又成了“文革工作组”组员。孔令华当时在北航当助教，教改办改为“文革办”时，孔令华成了“文革办”成员。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李敏说：“孔令华和我是同等待遇。不过，他被戴过高帽子，我没有戴。”
后来，工作组遵照上级指示，从北航撤出来集中到政治学院。有一天，李讷来到政治学院看李敏。李敏问李讷：“是谁叫你来的? ”李讷回答说：“爸爸。”李敏说：“爸爸叫你来看我，有什么事情? ”李讷说：“爸爸怕你卷进北大工作组里边去。”当时毛岸青同志的爱人张邵华正在北大学习，已被江青点名。李敏回答说：
“我知道了。”李讷的这些话使李敏意识到，“这是父亲担心我挨江青的整，叫我提高警惕”，顿时高兴起来。
不顾一切地跑到中南海要见父亲
经过在政治学院的学习，工作组回到了机关，但仍然是处在“随叫随到”的待命状态。工作组长以及科委主持工作的罗舜初副主任，多次被揪到北航接受批判和“澄清问题”。李敏是工作组成员，自然也处在受批判之列。江青授意北航群众组织头头韩爱晶，散布说李敏不是江青生的，孔令华是埋在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江青勒令李敏到北航接受批判，表明她的手已伸进北航，这使李敏想起了父亲要李讷捎来的那些话，感到自己要提高警惕，并把有关的情况汇报给父亲。
在北航一次批判科委副主任钟赤兵的大会上，李敏的心情非常沉重。钟赤兵是长征途中英勇战斗时失去了一条腿的红军老干部，又有严重的心脏病，正在301 医院住院治疗。造反派居然强行把他从病床上拉出来，带着氧气瓶来到北航礼堂接受批判。看到这种情况，李敏心急如焚，又无可奈何，因为当时自己也是处在受批判的地位。但是会后，她硬是不顾一切地跑去中南海要见父亲，要向他反映情况。她说服了警卫人员，终于进到了中南海毛主席住处。刚一进门，便碰上了江青。江青本来知道李敏在北航工作组，见到李敏回来，即用挖苦的口气说：“小保皇回来了呀! 偏在这个时候回来是不是想摸底? ”给李敏扣上了“保皇”的帽子。主席知道后，生气地说：“你( 指李敏) 去告诉她( 江青) ，就说我是回来摸底的，看她怎么办。”之后，主席详细地听取了李敏反映的情况。听后，毛主席说了一些鼓励李敏和孔令华的话，并对批判钟赤兵的行为明确表示反对。毛主席说：“钟赤兵同志是好人，是打仗打出来的。”并问李敏：“你知道钟赤兵怎么少了一条腿? 他是在娄山关战斗中负的伤。”“罗舜初是参谋出身。”并让李敏回去传达。李敏回到机关向有关领导同志汇报，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保护了老干部。李敏说：“自己这次反映情况，得到了父亲的指示和支持，支持我反对江青的错误，支持我保护老干部，这对我后来的行动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李敏就在这种对“文革”很不理解的“保皇”心态下，看着“文革”进入高潮。她又目睹了国防科委机关一些人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名义，鼓动机关部分群众起来造反，打倒了约二分之一以上的领导干部，有些被“专政”、被关了起来。他们还在林彪的批示下，砸烂了国防科委政治部。她亲眼看到他们对老干部残酷地批斗，心中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和苦恼。看到斗肖华同志用“喷气式”时，她和另一个女同志给主持人写条子：“要文斗，不要武斗。”一次科委机关组织参加“斗罗大会”，看到罗瑞卿同志被用一个筐子抬到台上批斗( 罗的腿摔坏了，不能动) ，她当即退出了会场。周围一些同志也跟着退了出来。事后，李敏说：“我只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示反对和抗议，工人体育场这么大，写个条子不可能传到主持人手里，主持人也很难说会不会保护罗瑞卿同志，会后听说罗瑞卿同志还是挨了打。”原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同志死于心脏病，国防科委的少数人硬说赵是自杀，是叛徒，要打倒。李敏报告了毛主席，主席听了很生气地说：“赵尔陆是井冈山的人，怎么还整他呢? ”李敏回到机关向有关领导作了传达。后来总理几次批评科委，并明确表示：“赵尔陆同志是心脏病死的。”“有人还要打倒他，现在是否还有人议论? ”
征得父亲同意到农村劳动
1968 年初，机关传达说要清理文件，清查机关干部的来历。李敏回家看望父亲，向父亲汇报了自己的思想情况，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特别谈到自己来到科委机关工作，担心别人说自己来历不清，自己又不好说，不知该怎么办。她向父亲提出想去农村锻炼，主席表示赞许。毛主席对子女就是这样严格要求的，李敏也从不宣扬自己的身份。3 月里，李敏下放到北京郊区王四营公社劳动。到6 月麦收之后，回到机关，李敏反复学习了周总理四、五月间对国防科委问题的几次指示。经过反复思考，她想到曾经有过北航学生到科委机关南门静坐28 天的教训，就在6 月24 日和几个意见相同的同志写了一张表明不同意机关某些做法的大字报，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自此，机关明确地出现了两种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9 月，周总理指示在昌平举办国防科研系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种观点的群众都参加了这个学习班通过学习，取消了群众组织，实现了“革命大联合”。
1969 年10 月25 日，国防科委机关干部被“一锅端”到河南遂平县莲环湖劳动干校后，李敏的处境并不平静。林彪反党集团当时在国防科委的代理人，又把李敏和一些与李敏观点相同的干部，列入了他们所谓的“国防口‘516 ’”黑名单，进行重点审查。1971 年“9 ·13 ”林彪自我爆炸后，李敏和机关干部才从干校回到北京。党中央派来“中央学习组”，并改组了国防科委领导班子。在揭批清查林彪集团罪行的过程中，“学习组”和国防科委党委常委，于1973 年12 月为李敏等一些干部正式作出了平反决定。之后，李敏被选为科委机关出席党的“十大”的代表。
李敏对江青时时保持警惕并向父亲反映江青的问题
平反之后，有人对李敏说，这下可好了，平安无事了。李敏说，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原来在国防科委抓所谓“国防口‘516 ’”时，江青也抓李敏“516 ”。李敏自幼身受江青的冷遇和虐待，对江青一向无好感。“文革”中李敏对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经常注意警惕，保持距离，从未和江青谈过“文革”中的问题，更没有与王、张、姚等有任何个人交往。相反，遇到与他们有关的可疑问题，都及时地向毛主席或党中央其他领导作了反映。例如1974 年江青在“批林批孔”中搞阴谋活动。李敏、孔令华认真分析了江青的所作所为，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反映情况的信，但担心这信可能落到江青手里，便又要求向毛主席汇报。为此，他们还准备了一个汇报提纲，尖锐地指出了江青的问题。其中特别提到江青“以毛主席的代表、化身出现，以谁也管不了的特殊地位，到处使用特权，破坏党的原则，个人专权”。“四人帮”借口主席特别忙，不能与他们见面，将李敏、孔令华拦在中南海外，使他们无法见到主席。李敏气愤地质问：“为什么不让我见父亲，难道搞运动就要骨肉分离? 我爸爸知道了也决不会赞成你们这样搞。你们这样封锁主席，为的是干见不得人的事情。”此后，李敏更加警惕他们的活动。
1976 年9 月9 日，毛主席去世。李敏失去了慈祥的疼爱她的父亲，心中极其悲痛，并担心自己以后还可能遭受到“四人帮”的迫害。同年10 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后，李敏从内心感到高兴和拥护，她和机关干部群众一起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游行。这是她十年“文革”中唯一的一次上街游行。同年12 月28 日，妈妈贺子珍得脑血栓偏瘫，李敏请假去上海服侍病重的母亲。以后，她从国防科委调到了总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