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文革中一批二保三看的斗争策略

大闹怀仁堂是阳谋，不是阴谋

　　1967年1月6日，杨成武奉毛泽东之命给徐帅打电话，请徐帅去总参五所面谈，有要事报告。徐帅随即驱车到总参五所见到杨成武，见面后，杨成武赶紧向徐帅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由徐向前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尽管徐帅人很老实，但此时此刻，徐帅还是没有答应，因为他知道这事实在难以胜任。杨成武说： “这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徐帅一听是江青提议更是摸不清头脑，简直是莫名其妙。自己与江青素无瓜葛，她怎么会提议我呢？没办法，既然毛主席决定了，只好硬着头皮干吧。不过还得找机会问个究竟。

　　终于有一天，徐帅见到毛泽东。“主席，这副担子我实在挑不了，请主席另选贤能吧。”毛泽东听后，微微一笑：“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1月12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正式成立，成员共18人，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等。

　　事情不出徐帅所料，这副担子的确不好挑，但这是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与期望。

　　上海的“一月风暴”以后，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了夺权运动的高潮，地方一片混乱，军队也未能幸免。林彪鼓吹对军队领导干部要普遍地“烧”。造反派冲击军队，军队领导同志被揪斗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当然不能坐视这样的现象而任其发展下去，采取了种种措施保护军队的一些老干部，竭力保持军队内部的稳定。于是，徐向前找到了当时的军队负责人林彪，要求搞1个规定以制止越来越混乱的军队局面。作为军队的实际负责人，林彪明白，如果军队真的也像地方那样乱得不可收拾，那么他向毛泽东也不好交待。所以，当徐帅提出了这个意见后，林彪马上同意，当时就搞了“七条”规定，后来征求了中央 “文革”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的意见加了一条即形成了“八条”规定。

　　1967年1月28日下午5时，徐帅随林彪带着“八条”来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地汇报。这时的“文革”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的思路进行，“大乱才能大治” 这就是他的基本思想。地方普遍乱起来了，军队也有所触动，但是军队是绝不能搞成地方那样的，否则“支柱”也就“支”不起来了。军队造反、夺权、揪走资派的一些报告陆续送到毛泽东手里，看了这些材料之后，毛泽东并不十分满意，因为在他看来，有些事情无疑是搞过头了。所以，当徐帅随林彪把稳定军队的八条送给他审批时，他马上在“八条”上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显然，毛泽东对于徐帅的工作是满意的。

　　形势发展得很快，《八条命令》虽然公布了，但是林彪等人并不甘心，在他们的遥控下，冲击军队的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北京军区的杨勇、廖汉生，总政治部的萧华等继续被揪斗、挂牌子、坐“喷气式飞机”。军队的高级领导人的家连连被抄。当叶剑英、徐向前等尚能在台上继续工作的老帅知道这一切后，满腔怒火难以压抑。

　　1967年2月8日，周总理在怀仁堂召集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的碰头会，出席会议的有：周总理、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同志，中央“文革”有陈伯达、康生等人。会上，展开了激烈斗争。13日下午的碰头会上，老帅们再次同陈伯达、康生一伙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叶剑英指着陈伯达，毫不留情地质问道：“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问得陈伯达瞠目结舌，支吾半天，说不出名堂来。这时，徐帅也气得直拍桌子，责问陈伯达：“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这时，坐在陈伯达旁边的所谓“理论家”的康生，不忍中央“文革”的人处于一种靶子的地位，叫嚷道：“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会议不欢而散。16日下午，在怀仁堂举行的碰头会上又进行了一次更加尖锐激烈的斗争。事情的起因是谭震林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借口要同上海的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一听就火了，立刻打断了张的话：“什么群众，老是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我面说的……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这时，谭震林拿起衣服要走，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这时陈毅说：“不要走，要留在这里斗争！”陈毅接着说了延安整风，他和周总理都挨过整。陈伯达、康生乘机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会后，张春桥等人去向江青汇报，炮制了一份黑材料，恶人先告状给毛泽东。当毛泽东听到陈毅关于延安整风问题的说法时，立刻变了脸色说： “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回来不成？”

　　毛泽东对“大闹”怀仁堂事件明确表了态，江青一伙当然非常得意，马上掀起了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矛头直指军委的一批老帅。

　　徐帅当然逃脱不掉，而且是首当其冲被批斗的1个。陈伯达在3月份于京西宾馆召开的一次会上说：徐向前是打头炮的！还说“二月逆流”打乱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等等。康生说：“徐向前带头冲击林副主席住地。”在高层领导内部批斗徐帅时，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打倒陈、徐、叶的大标语，满街张贴。军内“造反派”200多人，多次抄了徐帅的家，门窗玻璃被砸碎，室内翻得一塌糊涂，徐帅多年保存的资料、信件、作战日记也被抢走。江青公然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负责人说：“徐向前还有什么值得保的嘛！”

　　1967年7月29日深夜，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派手下的一批喽又抄了徐帅的家，抢走了5铁柜机密文件。幸亏徐帅的秘书向周总理报告，总理及时指示：(1)所进入人员全部撤走；(2)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子女和工作人员的安全；(3)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责成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这样，抄家的风波才告平息。

　　不久，八一建军节快到了，林彪集团为了彻底打垮几位老帅，便竭力不让几位老帅出席八一招待会，而周总理用心良苦，竭力想让几位老帅出席招待会，这样多少可以平息社会上的一些风波。为此，周总理与中央“文革”的人争论了一下午，最终还是没有说服他们。没办法，只好请毛泽东裁定，毛泽东看了名单后指出：八一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韩先楚也要出席。毛泽东的指示不仅保护了几位老帅，而且也打击了林彪集团的气焰。

　　所谓“二月逆流”之后不久，全军“文革”小组的工作实际上是由萧华主持，可徐帅仍挂着组长的名，鉴于当时复杂的情况，徐帅再一次决定向毛泽东辞职。 9月16日，徐帅与叶帅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写出了辞职报告。报告力陈自己对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深刻检讨了自己没有遵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再一次诚恳地请示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免除我军委“文革”小组长的名义。徐帅的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近1个月后，毛泽东才批了下来：“我意不宜免除，请考虑酌定。”

　　在反击所谓“二月逆流”之后，林彪集团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活动。为了在即将召开的九大上夺得更多席位，以便今后夺权尽可能合法化，林彪一伙继续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发动力量批判徐帅等人。他们采取了“分散力量，小组批判”的方法，将朱德、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等人分别编入不同的小组，进行围攻和批斗。徐帅被编入第五小组即西北小组。黄永胜、姚文元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身份参加会议，林彪的得力干将邱会作也编在这个小组，他们积极密谋，把本来清楚的历史旧案都翻了出来，诬蔑徐帅是“张国焘路线的主谋之一”，“反党、反毛主席”等等。由于小组的一些同志对许多历史事实并不很清楚，再加上黄永胜、姚文元等人的强词夺理，从而造成了一些同志的迷惑，乃至被迫同意黄、姚等人对徐帅的不实之词，这对于日后九大召开，徐帅只得808票不无关系。

　　林彪集团的这种阴谋自然逃不过毛泽东的眼睛。尽管，他对于这批老帅是有些意见，但是，他从内心并没有想把像徐帅这样的人怎么样。于是，毛泽东便在大组召集会上，把他的一些想法讲了出来，他虽然也批评了参与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但讲话精神是肯定这些老同志的行动是“阳谋”不是“阴谋”，是内部矛盾。他从党的历次斗争的经验教训谈起，强调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进而谈到不要打击面过宽，搞扩大化等等。林彪集团当然不敢公然违抗主席的意见，但他们还是在这个问题上做了许多手脚。同时又在小组会上，继续搞反击“二月逆流”。这样一来，许多人或因不明真相，或慑于林彪集团的淫威，只好少投或不投老帅们的票。林彪集团用心良苦，当然选举的结果是基本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老帅们自然弄到很尴尬的境地，徐帅搞得最狼狈，1500名代表投票，徐帅得票最少，仅得808票。事后，徐帅自我解嘲，笑道：这次会议得了“五个鸡蛋(808)。”

　　党的九大以后，林彪集团的势力得到大大的加强。中央政治局常委5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林彪一伙超过半数。中央政治局委员21 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刘伯承、陈锡联、许世友、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林彪、江青一伙占12人，亦超过半数。九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林彪为法定接班人。九大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林彪集团势力达到了顶峰，而徐帅等共和国一批开国元勋差不多都暂时退出了政治舞台。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受到比较重的打击，大病一场。随着对林彪事件的不断揭露批判，毛泽东对于当时与林彪集团斗争的一些老帅也有了更深的认识。不久，陈毅元帅去世，毛泽东大病初愈，坚决要参加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毛泽东连称“陈毅是个好同志”，“二月逆流不要再讲了”。

　　1973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书房接见了参加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的全体同志。毛泽东背靠在沙发椅上，他的左面是朱老总，右面是新起用的邓小平，周恩来、徐向前等人依次站在毛泽东的右后侧。接见开始，毛泽东拍拍朱老总的肩，深有感触地对大家说：“这是好司令啊，是我们的红司令，不是黑司令。” 随后毛泽东看了看身后的徐帅，他把自己那只宽厚有力的大手伸过去，握住徐向前元帅的手说：“好人，好人！”毛泽东对徐帅这句简单质朴的评价，其实真正表达了毛泽东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徐帅的深厚情谊。

不能把人往死里整

　　“文革”初，傅崇碧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那时，正是1个动乱的年代。“四人帮”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周恩来千方百计保护这些老同志。身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担负起保护老干部的重任。

　　当时，傅崇碧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同江青、林彪抗争，但他还是竭尽全力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有时做得比较巧妙，有时做得不那么巧妙，因而常被江青一伙责骂。

　　一天深夜，傅崇碧又被周恩来叫到中南海。

　　周恩来满脸倦容，眼睛却依然炯炯有神。他把一张纸递给傅崇碧，说：“这些同志正受到冲击，造反派中的坏人要抓他们，揪斗他们，要想个办法，保证他们的安全。”

　　傅崇碧看看总理开列的名单上，有李井泉、江渭清、王任重等30多位部长以上的干部，他已掂量出手上这张纸的分量。

　　“东高地的营房比较背静，也安全。先把他们转移到那里行吗？”

　　他征询周恩来的意见。并且指着地图上这片营房的位置请周恩来看。

　　“我看可以。要保密，不能走漏一点风声，要快办。”

　　傅崇碧点点头。他明白，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让他们吃干部灶，安排他们打好扑克。”周恩来又叮嘱一句。

　　傅崇碧接受任务后，很快调了3辆汽车和几十名精干的警卫战士，亲自给他们交代任务，要他们趁着黎明前的黑暗，把分散居住在北京城内小胡同里的30几位老同志接走。

　　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把这些同志惊醒之后，很多人以为是红卫兵来抄家。警卫战士无法跟他们做详细的解释，就把他们拉上了汽车。

　　3辆汽车开着雪亮雪亮的灯，在黑暗中映出一条亮堂堂的路，载着几十名受冲击的老同志，进了东高地卫戍区某部的营房。

　　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是在这时候才明白了怎么回事。两天之后，傅崇碧又到东高地营区内，对这里的负责同志说：“第一是要保证安全，第二是要搞好伙食。搞不好，就找你们！”

　　东高地的事情刚刚安顿好，傅崇碧接到“中央文革”的电话通知：立即到钓鱼台开会。

　　轿车飞驰着进了钓鱼台东门，停在那座灰色的小楼前。

　　走进会议室，他就察觉到气氛不对头。屋里有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他们似有什么急事，等着他的到来。

　　傅崇碧进屋敬了个礼，就听陈伯达叫了一声。他说什么，傅崇碧没听清，这个人的话极难懂，和他说话，必须全神贯注。即使全神贯注，有时还是不能全听清楚。

　　“你把那些人藏到哪里去了？”

　　看他咄咄逼人的样子，傅崇碧反问一句：“哪些人？”

　　江青站起来，说：“傅崇碧，你不要装糊涂，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老反革命都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傅崇碧沉思了片刻后说。

　　你是卫戍司令，你怎么能说不知道？”姚文元大声质问他。两只金鱼似的眼睛，像是生了气的蛤蟆，一鼓一鼓的。

　　“我的确不知道。”

　　康生眼镜下面，一双阴险的眼睛闪着凶光。他把手往茶几上重重地一拍，说：“他们到哪里去，你应该知道！”

　　陈伯达连唬带诈地说：“不要以为你神不知鬼不晓的，我们早知道了。你说，谁让你把他们转移的？是谁？”

　　傅崇碧拿起杯子喝了口水，点了支烟。他想，让他们去吼吧，让他们去诈吧。最好的办法是沉默，沉默也是一种斗争方式。

　　康生更恼火，说：“你必须把他们交给革命群众！交给红卫兵小将！”

　　“你必须说出是谁让你这么干的？”

　　江青走到与他只有一步远的地方，指着他的鼻子嚷叫：

　　“傅崇碧，你必须交代，是谁叫你这么干的？”

　　“上边。”

　　他被逼急了，吐了这样两个字。

　　“哪个上边？‘中央文革’？天大的笑话！”康生阴险地冷笑道。

　　傅崇碧又燃上一支烟，抽了起来。他有些紧张，既不能供出周恩来，又要向这些张牙舞爪的人交账。可真为难。

　　江青像泼妇一样喊起来：

　　“傅崇碧，我看你就像个死硬的保皇派，保那些老反革命，你保他们，绝没有好下场！”

　　他打定主意。任你们怎样批，怎样骂，怎样吵，决不把周恩来抬出来。大不了这个卫戍司令不干了。当初就没想干，要不是毛主席亲自下令，我还真不干这角色哩！

　　周恩来抖着一沓文件，说：“这么多的文件等着我们讨论，先讨论文件吧。”

　　……

　　第一天江青他们没问出结果，第二天开会，江青他们继续对傅崇碧进行围攻。可巧，还没讲几句，毛主席办公室来电话，说毛泽东要找傅崇碧。

　　傅崇碧走出门的时候，江青还严厉地说：“不要以为这就没事儿了，回来后还是要讲清楚，讲不清楚不行！”

　　走出大楼，傅崇碧才发觉自己头上冒了汗。多亏毛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否则，僵持下去，真不知是个什么结果。

　　毛泽东在休息室内接见了他。老人家操着湖南腔问：“崇碧同志，吃饭没得？”

　　“吃过了，主席。”

　　“坐下，坐下。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问北京的情况。武斗制止了没有？”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慢慢吸着、吐着。

　　“北京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两派还在打，制止不了。”

        “有，还有人要打倒朱总司令。”

　　毛泽东说：“这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

　　毛泽东说完，又吐出一团烟雾，好似沉思，许久没有说话。忽然，他发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东西，问：“你手里是什么？”

　　傅崇碧说：“是刚出的漫画，今天下午我才看到的。”

　　“给我看看行吗？”

　　傅崇碧把彩色的“百丑图”递给了毛泽东。那上面，画了一顶轿子，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坐在上面，下面抬轿子的，都是老一辈革命家。谭震林同志双手沾满了鲜血，罗瑞卿同志嘴里叼着一把刀子……傅崇碧看着这幅图，心里好不难过，他知道这是“中央文革”让红卫兵搞出来的。

　　毛泽东认真地把“百丑图”展平，看着看着神情严肃起来，他把烟按灭，愤怒地说：“胡来，这是丑化共产党的！”

　　他侧过身子，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百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秘书转身打电话去了，毛泽东这才坐正了，继续提问题：

　　“红卫兵还斗干部吗？”

　　“斗得很厉害。”

　　“怎么个厉害法？”

　　傅崇碧猫起腰，两只胳膊向后举着，学了个比较标准的“喷气式”。

　　“就这样，有的还在脖子上挂1个铁牌子，写着他们的姓名，还打了叉叉”。

　　毛泽东皱了一下眉头，又问：

　　“当年你们打土豪，开斗争会，也是这个样子吗？”

　　傅崇碧想了想说：“那时候，没有搞‘喷气式’，顶多戴一顶高帽子游街。”

　　“就是嘛！这样搞，不好。好人搞坏了，病人搞死了。”

　　见毛泽东这样讲，傅崇碧才明白，这些情况，毛泽东并不知道。看来，他是不同意这种搞法的。他大胆地向毛泽东反映了许多情况：

　　陈毅的夫人张茜同志正在生病，被造反派抓来游街，团中央的“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也被造反派组织揪到大会上批斗。胡耀邦发着高烧还被揪斗……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他随口问了几个省委书记、部长的名字。“他们怎么样？”

　　傅崇碧趁此机会，把周恩来布置的转移老干部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表态说：“好！总理安排得好！你们做得好。”

　　听到毛泽东这两句话，他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主席呀，要是不把他们保护起来，红卫兵会把他们斗死的！”

　　“你们做得对！”

　　毛泽东又重复了一句。转身又对秘书说：“告诉‘文革’，不能把人往死里整！”

　　傅崇碧赶忙说：“主席，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你怕什么？”

　　他有些委屈地告诉毛泽东：“为转移老同志的事，我挨批挨得够呛。”

　　“谁批你？”

　　傅崇碧的嘴巴张了张，差点说出江青的名字，话到嘴边还是咽下去了。江青和毛泽东是夫妻呀。他改口说：“戚本禹他们都批过我。”

　　“不要怕他们。”

　　毛泽东说完，准备去工作了。傅崇碧忙问：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你今天反映的情况很好，很好。”

　　第二天晚上，江青的秘书打来电话：

　　——傅司令员，江青同志请您到她这里来一趟。

　　傅崇碧想：去就去，看你还有什么话要讲，还有什么火要发。

　　江青没有发火，而是很“亲热”地招呼他：“崇碧同志，快来坐。”

　　——这个女人反复无常，像阴历六月的天气，高兴时挽起你的胳膊，一口1个老同志；发起脾气来捶胸顿足骂娘骂祖宗，开口闭口以“老娘”自居。

　　“昨晚主席找你去，都谈了些什么？”

　　“没谈什么。”傅崇碧轻描淡写地答一句。

　　“总不能啥也不谈吧？”

　　“主席问问现在北京两派群众组织的武斗情况。”

　　“哪有什么武斗？”江青对这个字眼儿有一种本能的反感。

　　“主席还问了问游街的情况。我都如实向主席做了汇报。”

　　“没有说别的？”

　　“没有。”

　　傅崇碧已经有了些对付这伙人的经验。

　　“那好，走吧，到8号楼。他们可能在等了。”江清说着走出门。

　　“中央文革”的全体人马早已在会议室内等候了。周恩来正和什么人通电话，当江青和他走进来时，周恩来把电话挂了。

　　康生本不是打头阵的角色，今天，他破例先朝傅崇碧发问：

　　“昨天的事情没讲完，今天你要讲个清楚、明白！”

　　傅崇碧心中有底，一点儿也不着急，坐在沙发上，摘下头顶的军帽，没有立即回答康生的问话。

　　江青的脾气好了许多，语调也不像往常那样高，说：“康老问你，你就把情况讲出来，讲出来还是好同志。”

　　傅崇碧把全场的人都看了一遍，不紧不慢地反问：“有什么不清楚的？”

　　“不要搞这一套，你想当死硬的保皇派是不是？”陈伯达又来威胁他。

　　傅崇碧端起茶杯，品了口泡好的香片，不理他的话茬儿。

　　“是谁让你这么搞的？”

　　又是声色俱厉的质问。

　　“上边让搞的。”

　　“上边？哪个上边？”

　　傅崇碧只顾自己喝茶。

　　康生气急败坏地站起来吼道：“你讲，你必须讲！不讲不算完！”

　　傅崇碧真火了。他把茶杯重重地一放，大声说：“我讲？我讲什么？你们问主席去嘛！”

　　屋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陈伯达焦急地问：“问主席？为什么问主席？”

　　“主席叫弄的！我讲上面，你们非要我说，你们问主席去吧！”

　　紧张的气氛顿时转入缓和。

　　周恩来说：“你们这些同志，都不要激动嘛，有话慢慢说。”

　　江青看着风头不对，急急忙忙改变议题，宣布：“开会，开会。”她指指傅崇碧，“坐下，你也听。”

　　傅崇碧看着“中央文革”的几位，无一不像泄了气的皮球，有的瘫坐在沙发上，有的低下头装作看文件。他心中真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

　　傅崇碧走出“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周恩来跟了上来，说：“坐我的车走。”

　　上了汽车，周恩来的神色很严肃。等汽车开出钓鱼台，周恩来问：“你今天是怎么搞的？”

　　周恩来伸开双臂，舒展了一下身体。傅崇碧听到周恩来深深地出了口气，看到他脸上露出过去常见到的微笑。

　　事后，傅崇碧想：这事情，等于在毛主席那里告了江青一伙的状。他们要彻底“清君侧”，不会允许别人接近毛主席，他们对不顺从自己的人不会善罢甘休。

要在革命原则下实现大联合

　　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以要烧毁一切的气势，在长沙的大街小巷里燃烧着。各种各样的造反派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在长沙举起了旗帜，什么 “永向东造反战团”、“誓卫东司令部”、“红色怒火”、“万山红遍”、“工人红色造反者”、“东方红总部”、“东升战团”、“工联”、“高司”、“湘农”、“917联委会”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组织，一旦树起杆子，便浩浩荡荡，游街串巷，寻找“革命”的对象，各组织之间，一旦有某些观点不相合，便发生派战，进而发展到火拼。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这种发展状况，周世钊难于理解，特别是他眼见着一批又一批党的好干部无缘无故地被造反派揪着游街、批斗，心里很不是味道。在运动开展后不久，他曾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去北京见面，陈述他对于运动的看法。但毛泽东回信说，不必来京，问题总会获得解决的。周世钊知道在天下如此大乱之际，毛泽东一定是很忙的，也就作罢。

　　但“问题”并未获得解决，整个“运动”，更像脱缰之马，发起疯来。整个长沙市，派别林立，高音喇叭均以最大的音量在呼喊着“血战”的口号。街市上，不时有枪击声，一些死于非命的统计数字在滚雪球般地增大着。面对着这些情况，作为副省长的周世钊忧急如焚，感到国事已不可收拾，同时也为自己日益显得危险的状况担忧。

　　1967年6月6日，长沙发生了震惊湖南的武斗流血事件。

　　“六六惨案”让每1个长沙人都震惊。周世钊更是紧张异常，夜难成寐。他的秘书陈明新(这是一位尽责尽职的秘书，可以说，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是他精心的工作使得周世钊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见到这种情况，冒着风险去湖南省军区，找到了负责人龙书金，并通过他才买到了2张去北京的飞机票。

　　周世钊到北京后，通过王海容的联系，毛泽东于1967年6月17日约见了来京已8天的周世钊。

　　“元兄，我们也是好久不见了，上次回信让你莫来北京，你还是来了。现在正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还好吗？”毛泽东见面后，拉着周世钊的手问道。

　　毛泽东这一问，周世钊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苦辣酸咸之感一齐涌了上来。

　　还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地处长沙市教育街的湖南省人委大院里，便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因为地处市中心，交通联络方便，这块地方成了各造反派组织争相驻扎的“宝地”。由于这里住有不少副省长，且副省长家一般住室都比较宽松，几乎每家都驻扎了一两个群众组织的司令部。作为副省长且有一栋2层楼小洋房的周世钊家，自然也成了尚未驻扎进来的造反派组织盯住的目标，几乎每天都有人找上门来，要求进驻。面对这些造反派的无理要求，周世钊的秘书陈明新使出了浑身解数，与其周旋。有关这些情况，在他后来所写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毛泽东与周世钊的交往》中有详细的披露。他写道：

　　“每个群众组织司令部的头头来要求进驻时，我都是以两条理由和他们交谈：一是讲周世钊年岁太大，身体不好，如果你们进驻他家，对老人的生活必有诸多不便，这是对老人的不敬；二是如实告诉他们，周世钊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最要好的同班老同学，现在是毛主席最要好的朋友。如果你们的司令部进驻他家，对他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会不利，他就会上书毛主席，就会要麻烦毛主席，这对毛主席是不忠。许多群众组织司令部的头头，经过我用这两条理由和他们交谈之后，一般都同意不进驻周世钊的家里。”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造反派组织都会在这“两条理由”面前退步，“湘江风雷”便不买这个账，是陈明新同志巧与周旋，又是请几位闯入家中的“风雷”人员吃饭，又是与该组织的领导人“谈判”，最后才让“湘江风雷”放弃了进驻的打算，为此，周世钊对陈明新非常感激。

　　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升温，抄家风如瘟疫般地蔓延着。省人委大院的头头脑脑的家几乎都被造反派抄查了，周世钊的家也自然逃脱不了厄运。陈明新虽然以他的机智和勇敢拦住过造反派进驻周家，但以他的力量却无法挡住抄查者的闯入。他仍以那“两条理由”向造反派陈述不能抄周副省长家的厉害。但一切都徒劳，红卫兵们“破四旧，立四新”的干劲和决心太大了。结果，抄走了周世钊家的现款和存折1万多元，以及一些旧书、衣服之类的东西。望着红卫兵们东抄西查、打家劫舍后扬长而去的背影，周世钊内心感到几分凄苦，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怎么像做噩梦一般呢？

　　现在，毛泽东见面后问到这些，周世钊真是一腔苦水，无处倾倒啊。他只有埋怨地说：“唉，好什么哟，红卫兵抄了我的家，钱也搞去了，书也弄走了，连好一点的衣服之类的居家用品也抄走了。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毛泽东见周世钊一腔愁苦样，打趣似的说道：“哎哟！红卫兵也真的不简单啊！像你这样一位堂堂的副省长，他们也敢去抄你的家啊？！”毛泽东见周世钊心情沉重，转换了一下语气说：“老同学啊，没有关系的，钱嘛，让你的秘书去找红卫兵要回来就是了。那些书抄走后很可能搞散了，这倒是麻烦事，看来归回来也不容易哟。”毛泽东在房中踱着步，继而说：“这样吧，书的问题，由我来负责赔偿好了。”

　　毛泽东坐下后，有几分惊疑地询问道：“在这么乱的时候，怎么到北京来的？”周世钊便将陈秘书如何托人买票，又如何离开长沙的经历说了一遍。毛泽东思考着不时地点点头，话题越扯越开。周世钊趁此陈述了湖南长沙的“文化革命”情况及其个人的看法。让周世钊感到吃惊的是，在讲到长沙的“六六惨案”时，毛泽东竟是了如指掌，仿佛他到过现场似的。

　　周世钊吃惊地问：“主席，您怎么比我还了解得清楚一些啊？！”

　　“怎么我就不能了解些情况呢？”毛泽东见谈话气氛一直不甚轻松，有意开玩笑似的说。见周世钊笑了，毛泽东接着说：“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嘛，是有人向我汇报情况的。”毛泽东又指了指他的办公桌说：“你看，我这张大桌子上都堆了些什么，不是一大堆的各种小报吗？告诉你吧，有些情况，我也是从小报上看到的，不然我怎么知道你们长沙的‘六六惨案’这些细节呢？”

　　周世钊在主席的桌子上，果然看见了一大堆各派组织的小报，小报的语言都是爆炸性的。1个组织视另一组织总是敌人，声言要“炮打”、要“火烧”、要 “彻底铲平”，让其“落花流水”……

　　毛泽东见周世钊在翻看这些唇枪舌剑的小报，示意他不必细看，并说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的大革命，是一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运动。用不着争吵嘛，更用不着武斗。”

　　“问题是，现在的武斗情况相当严重啊，主席！”周世钊向毛泽东进言道，希望他能发出指示，制止这种混乱现状。

　　“武斗现象应该制止。”毛泽东肯定地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周世钊说：“湖南的情况比较复杂，武斗情况主要不在工人阶级内部，而是……”

　　周世钊点头说是。

　　“我认为，不管是‘工联’派还是‘高司’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毛泽东平缓地说：“‘高司’的群众基础是学生，学生素来是革命的先锋队；‘工联’ 的群众基础是工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嘛。”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将火柴梗上的余火摇熄后放入烟灰缸后说：“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大联合。”

　　毛泽东在这里首次提出文革“派别的大联合”，并非即兴的遣词造句，而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结果。“文化革命”的发展，一些情况已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特别是武汉地区，一些人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致使武斗现象急剧升级，惨案时有发生。几乎是在长沙发生“六六惨案”的前后，武汉连连发生更恶性的大规模武斗，“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闹得不可开交。虽然武汉军区在6月4日发表了制止武斗的《公告》，但事态并未遏止，对此毛泽东是很忧虑的，他希望能尽快地制止这些流血事件，实行各派组织的“大联合”。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先后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重申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正确对待干部”。报刊上也加强了对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毛泽东领导采取的这些措施，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对于制止局势继续恶化，起了一定的作用。

“大树特树”出笼前后

　　说到“杨余傅”事件，必然会联系到“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篇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署名是杨成武。但这篇文章从成稿到发表以至后来挨批判，实在是一波三折，颇耐人寻味。

　　杨成武跟随毛泽东视察华北、华东、中南地区时，在林彪的操纵下，北京成立了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的军委4人小组。这个小组曾经给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布置了写作任务——要写大块的，有分量的学习与批判文章。

　　总参谋部政治部也受领了任务。他们起草了一篇谈领袖权威的文章。文章起草后，总参谋部党委先后讨论了三次，修改定稿后，打印送给正在外地的总参党委书记杨成武。

　　这时，文章的署名是：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

　　杨成武在旅途中翻看了这篇文章，到上海时还没有看完。他觉得，写领袖权威的文章，应该送给毛泽东看一看，毛泽东就在身边嘛！

　　他随手在文章题目的空白处，写了两行字：

　　主席：

　　这是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写的一篇文章，请您暇时一阅。　杨成武

　　杨成武知道毛泽东的工作是相当繁忙的，因此文章送去后，再也没有过问。

　　有一天吃过晚饭，杨成武正和工作人员聊天，给毛泽东做保健工作的吴旭君护士长从楼上下来，手里拿了一沓纸。

　　“吴护士长，你总是匆匆忙忙的。”熟了，工作人员间常开玩笑。

　　小吴把手中的纸递给杨成武，说：“主席让给你的。”

　　杨成武接过一看，是那篇文章，毛泽东用粗笔做了批示：

　　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

　　9月23日，杨成武陪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第二天陈伯达就打来电话：

　　“杨代总长，我是陈伯达。那篇文章我看过也修改过，我认为应该用你的名字发表。”

　　杨成武愣了一下，说：“文章不是我写的，怎么能用我的名义发表？”

　　陈伯达说：“用领导同志的名字发表署名文章，比‘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力量。”

　　杨成武感到为难地说：“伯达同志，你不是修改过这篇文章吗，那就用你的名义发表嘛……”

　　“那可不一样，你是代总参谋长，用你的名义发表代表军队。”

　　陈伯达以为给杨成武“戴高帽”，杨成武就会顺从，没想到对方说：“那就用总参谋部或者军委的名义发表嘛！”

　　话不投机，陈伯达只好说：“再研究研究吧！再研究研究。”

　　电话挂了。杨成武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夫子，搞什么名堂？”

　　他以为这事到此为止了，谁知叶群又打了电话来。

　　叶群打电话总要东拉西扯一阵才谈到正题：“101让我给你打个电话，说说那篇文章的事。”

　　“哪篇文章？”杨成武没有想到陈伯达会把这事报告林彪，也没有想到林彪会这么快打电话来。

　　“你们总参写的那篇陈伯达同志改过的，他送到我们这里来了。”

　　“他给我打过电话。”

　　叶群停顿了一下，像是找什么东西。

　　“我们的意见，还是以你的名义发表为好。”

　　“谁的意见？”

　　“101的意见。”叶群说。

　　林彪的意见？林彪是主持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他的意见具有命令的性质。

　　“文章林总看了没有？”

　　叶群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党的组织有权用1个党员的名义发表文章。”

　　“不是我写的，用我的名义发表，这总不大合适。”

　　“我说，党的历史上这种情况可多啦。101讲，在延安时，西北高干会议的政治工作报告，不是用谭政的名义发表的吗！浙江农村调查的文章，是毛主席亲自修改过的，不是用江华的名义发表了吗！还有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篇谈话内容，不是用陆定一的名义发表的吗！”

　　杨成武听她说得头头是道。就说：“我总觉得，不是我弄的，我对理论是外行，用我的名义发表不好。”

　　“定了。101讲，就这样定了。”叶群的语气，不容杨成武再推辞。

　　既然中央有权力用1个党员的名义发表文章，又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副统帅决定的，作为军人，是应该服从的。但是，杨成武心里还是没有底。他从未在报纸上发表过这么大块的理论文章。

　　他让秘书通知起草文章的几个人和政治部门的负责人，到办公室来研究此事。

　　他说：“文章不是我写的，林总一定要以我的名义发表。你们这些同志都是秀才，要好好把关。里面引用了不少马克思、列宁的话，要好好核对一下，不能搞错了，引文要准确。”

　　文章核对了引文后，送给了陈伯达和姚文元。

　　——“大树特树”的文章，就这样见报了。

　　文章见报后没几天，毛泽东把康生、杨成武叫到人民大会堂谈工作时，谈到“大树特树”这篇文章：

　　“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他指指杨成武，说：“不是你的事！”

　　毛泽东沉思良久，又说：“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全党学习的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虽然没有批评杨成武，但他毕竟是文章的署名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连标题的错误都没有看出来，他感到内疚、脸红。

　　12月18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碰头会上，再次批评陈伯达：“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写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吗！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陈伯达被毛泽东批得脸色发紫，头都不敢抬。

　　散会时，陈伯达朝杨成武拱拱手，说：“杨代总长，我对不起你！”

　　此后，毛泽东又同汪东兴讲了此事。汪东兴于12月21日在怀仁堂传达了毛泽东有关“大树特树”问题的指示：“这是个学习问题。我现在看三十本书。不要专吃清白菜，要吃点杂花菜，看点马列主义。时间还是有的。不是哪1个人的问题，要学习嘛……”

　　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期间，毛泽东又在他的老家，湖南韶山铁路通车时，要举行盛大典礼。为此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写了一份《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

　　这份文字并不很长的报告，多处使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

　　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看了毛泽东的文字批示，杨成武越发感到那篇文章的错误的严重性。他向周恩来建议：现在各大军区和各省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在京西宾馆，是不是可以向他们传达一次毛泽东的批示和讲话精神，以免再犯这样的错误。

　　周恩来说：“应该。你去传达。”

　　杨成武于当天赶到京西宾馆，向那里的各地领导同志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和批示的全部内容。

　　有趣的是“杨余傅”事件发生后，知情人林彪、叶群、康生、陈伯达，又变换了另一种腔调，把这篇文章列为杨成武的一大罪状。

　　1968年3月23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大会上，曾经修改过这篇文章的陈伯达煞有介事地说：“这篇文章，狗屁不通。我根本没看，放在我的床底下，压了1个多月。这样的文章，居然还能发表？……”

　　康生摆出理论权威的架子，说：“什么大树特树，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嘛！杨成武懂什么！……”

　　江青总是一贯正确的，她说：“这篇文章我没有看，不用多看，看个标题就是有问题的嘛！”

　　林彪在3月24日人民大会堂的驻京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说：“……还有那篇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在《人民日报》的第二版上，他还很不满意，那个第一版上当天登的是什么呢？是毛主席的教育指示。他认为他的文章应该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

　　……

“七二〇事件”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全国的局势已发展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武汉地区的运动形势，由于“中央文革”的策划操纵，和谢富治、王力等人的直接插手，使“百万雄师”和“工人总部”两大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表现得更加尖锐，更加激烈，更加复杂，最终爆发了武汉“七二〇事件”。

　　是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从此，军队“支左”，介入运动，为了稳定军队，稳定局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同志，亲自登门找到林彪，提出军队要稳定，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队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等。林彪同意下发1个文件，当即拟了七条，报请毛主席审批。经毛主席提议，又提交给我们在京西宾馆参加会议的各大军区负责人讨论，征求意见。讨论中大家又提出增加严格教育子女一条，将原来的七条变成了八条。经送毛主席审批，毛主席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在会议期间，有一天，毛主席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从他的讲话中可以听出，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他认为这样做里边“一定有坏人”。在讲话中他告诉大家：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

　　当时我(指陈再道)是这样理解的：毛主席的重要讲话，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如果退避三舍，退避四舍也不行，那就得来硬一点的办法，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会议结束后，我和政委钟汉华同志回到武汉，军区根据毛主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和“军委八条命令”的指示精神，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并又以武汉军区的名义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所属组织，并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领导干部，成立了省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军区领导还分头到各地市县抓落实，使生产形势迅速得到扭转。然而，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引起了少数造反派头头的强烈不满，也引起了林彪、江青等人的“关注”。军区经过努力出现的好形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消失了。

　　3月中旬，我和钟汉华政委又奉命赴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开始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矛头直接指向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意在不要压制造反派和红卫兵。继后，林彪、关锋、戚本禹等人，又针对“军委八条命令”炮制出“军委十条命令”。这两个东西一出来，武汉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反复，前一段抓的坏头头和骨干分子，大部分人被放了出来。造反派公开贴出大字报向军区“挑战”，他们违反中央规定搞“串校游行”，“杀向社会”，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要揪出我这个“武老谭”，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武汉军区。这时，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又公开讲“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江青的公开表态，使武汉地区的局势更加激化。

　　这次会议开得比较长，当我们回到武汉时，武汉的形势已是混乱不堪了。标语、漫画、大字报覆盖全武汉市，颇具火药味，什么“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等等，举目皆是。

　　我们回到武汉军区后，首先听取了军区“支左”工作的汇报，肯定了工作成绩，分析了武汉地区的形势，本着从大局出发的精神，采取各种措施，解脱面临的困境。根据当时的形势，武汉军区发表了《公告》，在肯定“支左”工作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

　　然而，这个《公告》发表后，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造反派们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因而闹得更凶。“百万雄师”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了，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我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来电说，中央近期要在北京听取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关于武汉问题的汇报。武汉军区很快就做好了准备。

　　面对这种局面，毛主席十分关心，他在北京对周总理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7月14日早晨，周总理乘专机抵达武汉，为毛主席打前站。当晚毛主席到达武汉，住在东湖宾馆梅岭一号。这是毛主席在武汉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周总理住在宾馆的百花一号。这天中午，谢富治、王力等也从四川赶到武汉，他们住在百花二号。考虑到武汉地区形势比较复杂，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防止发生意外，我和钟汉华政委住进了宾馆的乙所。

　　武汉的7月，没有一丝风、一丝凉意。昼夜温差变化很小，热气笼罩着每个角落。我走在树木遮掩的林阴路上，就像走进蒸笼里，立即感到有些喘不过气来。路边上，各种树木花草的叶子曲卷着，仿佛它们的生命也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7月15日和16日这两天上午，毛主席召集周总理、谢富治、王力等在梅岭一号开会。毛主席对处理武汉问题提出原则意见，中心思想是通过武汉军区的努力，做好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尽快促进他们大联合，稳定武汉地区的局势。为此，毛主席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把朱鸿霞放掉；“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做好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会拥护陈再道。毛主席要周总理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

　　接着，周总理召集会议，听取武汉军区“支左”情况的汇报。周总理在汇报会结束时讲了话，这个讲话的提纲经过了毛主席审阅。周总理强调，军区要对部队进行教育，各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提高认识，认真执行中央的指示，搞好团结，周总理还建议我和钟汉华主动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武汉军区“支左”的有关事实。1967年初，鉴于湖北省党政领导机关瘫痪，武汉军区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成立“支左”指挥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当时，武汉的形势混乱不堪，各种矛盾犬牙交错。以朱鸿霞为头头的造反组织动辄挑起事端，制造武斗。武汉军区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行为。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军区“支左”方向问题的争论，由争论而引发的矛盾，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介入，变得更加复杂化。而“中央文革”小组则认定，武汉军区在“支左”大方向上犯了错误。

　　7月18日晚上，周总理带领我和钟汉华来到了毛主席的住地梅岭一号。毛主席正在客厅里等候。谢富治、王力也在客厅里，坐在毛主席的对面。

　　毛主席兴致很好，显得很热情。一看见我们就站了起来和我们握手，并让我们坐在他的旁边。

　　　没有说客套话，谈话一开始，毛主席就切入议题，问道：“你们怎么样呀？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

　　“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这个人有话就直说，不会藏着掖着，也不会拐弯抹角。由于当时我的思想不通，说话时有点气呼呼的。

　　“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是方向路线错误。”毛主席笑着解释说，显得很轻松，因为在毛主席看来，犯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

　　“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检查。”听了毛主席这么一说，我沉重的心情轻松了很多，赶忙向他表态。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下不了台了。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毛主席笑着给我出主意。

　　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要做好工作，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毛主席说这番话时显得很沉重，显然，他为武汉以及全国各地迟迟不能进行“大联合”和“三结合”而担忧。

　　我直来直去地说：“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坐在我们对面的王力，以为我是在将他的军，一副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 ‘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

　　毛主席明白了我的意思，在那种政治气候下，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要被打倒的，至于做工作那更是天方夜谭。他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毛主席沉静了片刻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不能一概打倒。”

　　毛主席讲到这里，告诉谢富治和王力，要设立1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好思想工作，防止因情况不明发生意外。

　　谢富治和王力阳奉阴违，当着毛主席的面，他们一一点头称是，后来不仅没有去落实这项工作，而且故意煽风点火，制造事端，打乱了毛主席的正常部署。

　　毛主席还说：“武汉的形势不错嘛！你们想一想，1个工厂，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

　　毛主席略为停顿了一下，又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主席的这番谈话在当时条件下，对于稳定形势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正是根据毛主席谈话精神，各地群众组织进行了整风，实行大联合，从1967年冬到 1968年春，社会动乱的局势相对地趋于缓和。

　　大约到10点钟左右，我们告别了毛主席。他很客气地把我们送到走廊上。

　　这时候正巧遇到几位服务员站在走廊里。毛主席一看见他们，就把他们招呼过来，要他们一一同我们握手。

　　毛主席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的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

　　接着，毛主席又对我说：“他们要打倒你，我要他们不打倒你。”

　　大家听了毛主席的话，在相互握手的同时，都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在回乙所的路上，我思索着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尽管领会了他的谈话精神，但至于为什么说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仍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搞清楚。但想归想，一回到乙所，我和钟汉华决定尽快落实毛主席的指示。

　　在周总理当晚返京后，谢富治、王力擅自支一派压一派，激起“百万雄师”和军区指战员的不满，矛盾进一步激化。

　　7月20日上午，被激怒了的群众几百人愤愤地冲进东湖宾馆，要求王力出来回答问题，我上前力争劝阻，这些人先是对我一阵拳打脚踢，然后又强行将王力塞进汽车拉走了。这一天，武汉地区的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这一事件被诬为“反革命事件”，我和钟汉华因此遭到批斗。

　　住在梅岭一号的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他传话让我们把王力找回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几经努力，把王力找了回来。

　　当天下午，邱会作携带由林彪、江青给毛主席的信乘专机抵汉。他告诉毛主席，外面形势不好，林彪、江青为他的安全担心，请毛主席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一开始毛主席将信将疑，拿不定主意，后来才决定去上海。翌日凌晨，毛主席离开武汉踏上了去上海的行程。

　　至于林彪、江青给毛主席的那封信，到了1974年，张春桥在空军的一次讲话中才不打自招地道出了实情。他说毛主席到上海后，一夜没有睡好觉，把身边的人叫来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得出来吗？这都是他们搞的。

　　7月23日，中央发来一份电报，要我们到北京去“开会”，对于这次赴京，我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在机舱里，按规定，不准随便交谈，只能坐在座位上想心事。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会给我定下1个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只觉得脑子里乱糟糟的，渐渐地，前几天毛主席的谈话，又清晰地响在我的耳边，使我想起历次同毛主席谈话的情景。

　　我觉得，毛主席对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将领是宽厚的，信任的。

　　飞机继续航行，我的眼前不时出现毛主席亲切的笑容……

　　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七二〇事件”的真正目的，在于揪“军内一小撮”，为他们篡党夺权扫除障碍。为了实现其罪恶野心，他们把突破口选在了湖北，首先从武汉等军区身上开刀。然而，历史是公正的，玩火者必自焚，最终他们得到应有的可耻下场。

军队是不能乱的

　　1967年底揪“军内一小撮”，批“带枪的刘邓路线”，像一场风暴席卷了共和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大军区相继受到冲击，就连国家武装力量的最高机关——国防部也在劫难逃……这场风暴，最初是在上海召开的1个军队工作会议上刮起来的。风初起时，它在全国政治气象图上，不过是个小小的低压集。然而，林彪强制公布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却为这个“小小的低压集”提供了推波助澜的环形气流。于是，它急剧膨胀，挣脱羁绊，气势汹汹地发作起来。在北京一些军事学院，造反派们正策划召开批判陈毅、叶剑英的10万人大会；在北京航空学院，一些学生也掀起了“炮轰聂荣臻”的浪潮；在前门一带的大街上，正在散发着攻击朱德和徐向前的传单……

　　这时还有一件著名的篡改历史案：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对忠厚老实的朱德更加不往眼里看，最后竟把朱毛会师篡改成林毛会师图。据说朱德见到了这张被篡改了历史的图画后，气得浑身发抖，他用手杖戳着画上的林彪，然后对着画上属于自己的白马说：“我的白马怎么被这家伙偷走了？”林彪还不客气地在小学课本里将井冈山时期“朱德的扁担”抢了过去，成了“林彪的扁担”。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林彪把朱德说成是“1个钻进党内的大军阀”。1967年2月造反派成立的“揪朱兵团”赴朱德故乡四川仪陇县砸毁了“朱德旧居陈列馆”，……

　　而林彪所做的这一切，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老家伙们，交出军权靠边站吧！

　　“这是1个危险信号！”81岁的朱德总司令巡视在一排大字报栏间，感到一股寒气吹到脸上，而他的大脑却因之格外清醒。“应该马上找润之谈谈……”朱德思忖着。然而，就在他做出这个决定的一瞬间，清醒的大脑同时又提醒他——只能是谈谈，而且要适度。

　　毛泽东的住宅距此并不远。朱德边走边想心事，不知不觉已走进了毛泽东的院子，倒是正在花径里散步的毛泽东先发现了他，马上迈着大步迎了上来。

　　“老总，你怎么亲自来了？”问候中，毛泽东对朱德一大早踏雪登门有些惊讶。

　　“我出来看看大字报，顺便弯了过来。”朱德把手杖换到左手，朝冻僵的右手哈着气。

　　“那就快进屋吧，玉阶兄，我还看四川的碗碗菜哩。”毛泽东的眼睛里闪出欢欣的笑意。连朱老总也出来看大字报了，说明昔日的老战友还要帮助自己的，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产生了“畅谈一番”的兴头。

　　在毛泽东的装饰着柞木镶板的会客厅里，四壁书架上散发着一股特殊的樟木香味。坐在这里，更像是置身于一间收藏丰富的书斋。不一会儿，服务员给朱德端来一盏薄坯细瓷茶碗，清茶漂溢着香味。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用询问的口气说：

　　“玉阶兄，你对于最近的形势有什么想法？”

　　朱德见毛泽东用含糊的口吻提出问题，很想问问清楚，“你指的是哪一方面，是什么问题，”但他没有这样问，却用慎重的语辞来谈自己的看法：

　　“润之，从大字报上看，群众对军队有些意见。我认为，我们的工作确实存在一些缺点，否则不会有这样多的群众贴大字报嘛。但是，有些提法好像过火了，军队毕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啊。”

　　“哦，老总，你谈得具体一点。”毛泽东注意起来。

　　“比如：‘带枪的刘邓路线’，‘穿军装的走资派’等等，我觉着有人是想搞乱军队。”

　　“老总，你是仅仅感到呢，还是确信？”

　　“我认为，润之同志，军队是党的一张王牌，军队一乱，全国就不好办喽……”

　　朱德记得，在去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几次问在座的元帅们：“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当时，叶剑英站起来说：“主席，我们有 500万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了这张王牌，我们什么也不怕。”毛泽东听后，连连点头，表示同意，并要叶剑英同志主持召开一次军委碰头会，加强军队工作。

　　听了朱德的话，毛泽东沉吟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地说：“这个反映，我也听说了，军队是不能乱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军队也不能搞特殊嘛！” 他把话顿顿，又说：“有些人啊，吃饱了饭就要骂人，有什么办法呢？”毛泽东说着，把香烟放在瓷烟缸上，又把它远远地推到一边，好像它是1个完全不需要的、碍事的东西一样。

　　朱德知道，这是毛泽东抑制内心不满的习惯性动作。他宽厚地笑了笑，并觉得不应该再说下去了。朱德同毛泽东一起共事数十年，他十分了解党的主席……

　　此刻，在这个长时间沉默的会客厅里，朱德安详地打量着毛泽东；他在沉思，他的目光凝视着窗外，凝视着窗户玻璃中映现的天空，凝视着天空中某个不可企及的远方。朱德明白了——自己谈的意见已经在润之同志的心中掀起了波澜，现在最好是让党的主席沉思下去……

　　毛泽东在思考问题时，习惯于把世界看成是“小小寰球”——处在充满矛盾和不断变化的斗争状态中的“小小寰球”。因此，他的思维结论，习惯于把斗争看得高于一切——“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

　　“老总，”毛泽东用坚定的目光看着朱德，以坚定的口吻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运动，会遇上一些不愉快的事，但是——”他做了1个横扫一切的动作，“我坚信，这场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军队有些同志还不能理解，这一点，很令人遗憾，请老总帮助他们一下……”

　　朱德走出毛泽东的院子，心里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答案：毛泽东是不赞成搞乱军队的，但也不能容忍不批判“穿军装的走资派”；他反对“打倒老家伙”的口号，但又为这些同志跟不上队而恼火。在这个时候，要求毛泽东只做出一种选择，这是十分困难的，是不可能做到的。

为邓小平保留下了党籍

　　刘少奇被打倒的同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被林彪、江青一伙以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二号人物的罪名打倒了。邓小平被打倒，即是林彪、江青一伙的诬陷，也是毛泽东改变中央一线二线分工，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需要。

　　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也是在他退居二线以后。毛泽东感到邓小平协助刘少奇在农村搞“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是右倾。在对待三年困难产生的原因上，邓小平也同刘少奇一样，公然认为“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因此，毛泽东认为邓小平反对三面红旗。他说过：“邓小平耳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6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他就抓彭真……李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情对书记处讲了，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1965年1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劝毛泽东不要参加会议，更加深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

　　在1966年六七月间的50多天里，邓小平支持刘少奇向北京各大专院校派驻工作组，毛泽东更是认为邓小平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将轰轰烈烈的 “文化大革命”打下去。因此，毛泽东决定把邓小平从中央第一线上拿下来。为此他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既是对刘少奇，也是对邓小平进行内部批判。林彪、江青借机在社会上鼓动打倒邓小平。然而，毛泽东此时并没有将邓小平彻底打倒的意图。在同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对邓小平寄予不同于刘少奇的厚望，他十分满意邓小平在会议上的检讨，并希望邓小平在“补过自新”之后，“积极振奋”，重新站起来干革命。

　　1967年7月，在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批邓高潮中，要去南方视察的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处境放心不下。为此，他指示中央文革成员，对犯了“路线错误” 的邓小平，批还是要批，但不应过分！

　　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他说：对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邓小平虽然被打倒了，但毛泽东为他保留了党籍。（本文摘自《毛泽东生平全纪录》 作者：柯延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