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第三次大萧条警告当笑话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日前发文指出，经济可能面临第三次大萧条。他的主要观点是，通胀不是主要敌人，真正的敌人是通缩，而现在的风险在于政策应对不力。他预计高失业率将维持很久，美国和日本一样，正走进通缩周期之中。

记得去年这个家伙疯狂的鼓动中国刺破房地产泡沫，鼓动中国加息，威胁人民币升值，要和中国搞一场贸易战；而今，态度骤然改变，看来，他已经认识到了祸害中国不是什么好事，现在该批判本国的错误政策了。克鲁格曼对当前政府发出警告说，全球政府在面对这次萧条的初期能够快速反应，分别减息及刺激经济。但各国政府其后对通胀问题，保持过高的警惕，反而漠视通缩的真正威胁。受到希腊债务危机的影响，他们开始削减政府开支及债务，以取悦市场的投资者。奥巴马总统未能获得在野共和党的支持，再增加开支，支持经济发展，令失业率踞高不下。而美联储虽明白通缩的危害，却一筹莫展。当这次萧条过后，历史学家回望时，会再度感叹为何不能及早阻止萧条蔓延，令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失去工作。

克鲁格曼实质上指出，奥巴马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未获得支持，失业人数还很多；美联储对于通缩没有实质性的办法。因此，他悲观的哀叹，当人们再度回望历史的时候，为何当初没有采取恰当的措施。

事实上，笔者在去年三季度至今，一再强调，政策的风险比经济风险更大，中国当前最该关注的不是假“通胀”，而是实体经济的通缩，不要企图以加息等货币政策来控制资产价格，那是驴唇不对马嘴。楼市调控政策又将资产从房储蓄中赶出，制造通胀假象。只要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得不到化解，资本到资产市场牟利是很正常的事情，紧缩政策只能是将实体经济推向深渊，资产价格还得不到控制，虽然最后赶鸭子上架的物极必反的效果能够达到目的，但损伤更大。

我们担心，资产价格暴跌会将居民财富消耗殆尽，加息会增加投资成本阻碍中国实体经济的增长，调金会枯竭市场流动性将银行推向深渊，升值会消停外需，加税会推进企业破产和削弱消费能力，房地产调控会引发地方政府风险和经济找不到支柱而带来的二次探底危险。其实，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萧条是经济萧条的最重要的特征，当我们期待房价暴跌三分之一或者一半的时候，可能正是千千万万家庭破产以及个人失业的时候。

但现在这些都在自我实现，民粹主义能够阻挡经济萧条吗？显然不能，他们除了发泄毫无建设性建议，只顾表达意见和情绪；死扣模型和书本的书呆子能够出一个好主意吗？我们不抱太大的希望，只要他们不出坏主意已经谢天谢地了。

6月29日，沪指暴跌一百多点，不正是对于未来经济形势的担忧吗？农行上市只是一个导火索，真正的危险的还是经济趋势——一种陷入通缩但人们还以为是通胀的诡异状态。我们不希望第三次萧条来临，虽然克鲁格曼还在次贷危机爆发那年获得诺奖，次贷危机的爆发让克鲁格曼一炮成名，人们开始对货币主义进行猛烈的批判，但我们多么希望他是一只乌鸦嘴，说不准。

但愿我们所设想的政策风险都是错的，但从去年年末到现在为止，这种风险却实实在在的呈现在我们面前了。其实，客观地说，根子还是在过剩，现在世界经济还是处于去过剩产能化的周期，有效需求还是不足。不过，笔者对于中国经济还是比较乐观的，只要我们处置得当，还是在腾飞通道之中。

另外，令我们震惊的是，媒体报道说，中国金融机构持有“两房”衍生债券将近5000亿美元，“两房”退市后，中国金融机构抛售“两房”债券变得越来越困难。尽管中国政府呼吁美国政府要确保“两房”债券的安全，可美国政府已经力不从心，中国债主已被“两房”债券套牢。如果真得如此，那对中国的金融系统来说，很可能是一场很大的考验，特别是如果房地产市场再萧条的背景下，后果是不堪设想，差不多每个人国人要亏2600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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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第三次大萧条

导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6月27日发表专栏文章，表达了对于一些国家过早展开财政紧缩政策的担忧，称决策失误可能会触发经济史上的第三次大萧条，并指出数百万失业人员将会为决策失误付出代价。以下为文章摘译：

经济衰退很普遍，但经济大萧条却很罕见。据我所知，经济历史上只有两次经济衰退在当时被广泛地描述为“大萧条”。第一次是在经历了1873年的经济恐慌后进入了通货紧缩和市场不稳定时期；第二次是1929年至1931年金融危机后大量失业人员无法就业的困难时期。

不管是19世纪的长期低迷还是20世纪的大萧条，他们都并非发生在经济持续衰退时期，相反，当时都包含了周期性的经济增长，但那些经济改善并不足以弥补最初经济衰退带来的损害。

而当前，我十分担心我们正处于第三次大萧条的初级阶段。如今的情况看起来更接近19世纪经历的长期低迷期，尽管形势没有像20世纪大萧条时期那样严峻，但本次大萧条的代价，对全球经济、尤其是对数百万受失业困扰的人民来说，仍然是巨大的。

第三次大萧条主要是由决策失误引起的。世界各国政府均表现出对通货膨胀的过度担忧，而事实上真正的威胁却来自通货紧缩；各国领袖都在宣扬收紧开支的必要性，而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是支出不足。这一切在上周末让人深感失望的20国集团峰会上均得到了生动体现。

在2008年和2009年，决策者的一系列行动似乎表明我们已从历史中得到了教训。与前辈们在面对金融危机时上调利率不同，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在本次危机时期均大举下调利率并积极采取措施支持信贷市场，并且与以往政府在面对经济下滑时竭力平衡预算不同，当前的政府明智地选择允许赤字水平上升。正是更好的决策帮助全球经济免于全面崩溃，可以说由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已于去年夏天结束。

然而，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告诉我们那并不意味着第三次大萧条结束了，就像1933年大环境的好转并没有结束当时的大萧条一样。毕竟，高水平的失业率、尤其是长期失业率在不久前仍被视作是灾难性的，并且并没有迹象显示失业率在短期内能够迅速下降。而同时，美国和欧洲似乎都正在走向日本式的通货紧缩困境。

面临这种严酷的情况，人们可能会期望决策者意识到他们在推动复苏方面做得还不够。而事实却相反，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许多国家的决策者都日益关注财政紧缩计划并且趋向于按传统观念平衡预算。

老派的宗教复兴在欧洲最为明显，那里的官员大部分都从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的演讲中收集他们的论据，甚至包括主张增加税收和削减支出实际上能够通过提高贸易信心发展经济。然而，实际上，美国在这方面并没有表现得更好。美联储似乎意识到了通货紧缩的风险性，但在此基础上并没有提出任何建议。奥巴马政府也了解了过早实施财政紧缩政策的危险性，但由于国会共和党和保守党坚决反对对各州和地方政府实施额外的财政援助，财政紧缩还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展开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的决策呢？强硬派经常引用希腊等欧洲国家面临的烦恼来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债券投资者的确在关注政府如何处理棘手的赤字问题，但没有证据表示经济衰退时期的短期财政紧缩政策有助于恢复投资者的信心。相反，希腊同意实施财政紧缩政策，结果只是使风险蔓延得更加广泛。爱尔兰大举削减公共开支，换来的却是认为其承担比西班牙更大的风险的市场回应。似乎金融市场与决策者思考问题的角度并不相同。尽管长期财政责任十分重要，但在萧条时期削减支出只会弄巧成拙，使经济更加低迷并极有可能触发通货紧缩。

所以，财政紧缩决策并没有经过什么理性的分析，而只是传统观念的胜利。然而，谁来为这种传统观念的胜利埋单呢？答案只能是那数百万的失业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要持续几年处于失业状态，甚至有一些人永远无法再回到工作岗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