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的道德遗产何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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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广角】

　　 

　　“各位乡亲好友，如与死者王云林生前有经济来往账目的，即日起请与其家属联系，以待清理解决。”今年4月，江西省德兴市李宅乡宗儒村村民王云林在扑救山火中不幸牺牲。不久，他的妻子陈美丽便贴出了这样一份“还债告示”。据9月9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尽管多数索债人并无借据，且目前已还债5万元的陈美丽家贫如洗，陈美丽却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告慰一生恪守诚信的丈夫和自己的良心。同一天的《北京青年报》也报道了类似的故事：江西弋阳县葛溪乡山背何家村村民何顺祥因肝癌已到晚期，未及治疗就去世了。其妻缪赛琴就带着两个女儿和小儿子将村民捐来的17.5万元逐家归还。而事实上，这家人还欠着7万余元的外债。

　　不期然间，陈美丽和缪赛琴以及她们的家人在以这样质朴的方式感动着2007年的中国，网上也正在发起向这两位江西农妇的致敬。这样一场浩荡的致敬，与陈美丽还债、缪赛琴退捐一样，令人动容。这也是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致敬：除了向一种在艰难困厄中依然坚守良知的美德，更是一次都市社会向乡土社会的致敬，现代文明向乡土文明的致敬。

　　不论是陈美丽还债，还是缪赛琴退捐，都带有典型乡土社会的行为特征。在这里，缪所在的山背何家村以及陈所在宗儒村，都是相对落后且封闭的“小社会”，或“熟人社会”。因为落后且封闭，所以在这样的地方，其成员间能实现福祸同当、守望相助。所以能如此，正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礼治秩序”使然。这种秩序，对于陈美丽而言，就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对于缪赛琴而言，这种秩序首先是表现在村民的资助上。这种资助不仅让人相信，不能眼看着这家人陷入绝境，应该帮帮他们，也让人相信，当自己需要的时候，别人同样会提供援助。因此退捐同样缘于一种质朴的想法：大伙儿是为丈夫换肝而捐款，现在捐款并没有“专款专用”，那么它理当退还。

　　陈、缪二人还债、退捐的背后，有更为真实的乡土秩序在起作用。不论是陈美丽，还是缪赛琴，尽管家庭失去了顶梁柱，但她们依然要在村子里生活下去，还需要周围村民的照料与帮助。这样，退捐或还债就不仅是对乡土秩序的服从，更是一种对周遭村民的道德承诺———相较于拒绝退捐或拒绝还债而招致村民排斥和生存环境的恶化，背上一些家庭债务甚至也算不了什么。融入乡土，并且服从它原生的道德秩序，是生存的前提。

　　我指出这些，并不是要将上述或许因为过于稀缺而得以感动无数网民的讲信守义之举普通化，认为这是稀松平常的事情。恰恰相反，它所展现的，正是在我们看起来已经遥不可及的乡土文明。相对于越来越冷漠、充斥断裂与吊诡的都市化生存，这样一种充满乡土气息的文明秩序，毫不稀松平常，事实上几成人间绝响。正因如此，才让人感到弥足珍贵，以致感动。也正因如此，与其说我们是感动，不如说是失落，是身处都市化生存中的失落。

　　有多少感动就有多少迷茫，有多么稀缺就有多么焦虑。和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一样，传统的乡土文明也在经历一场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正愈来愈脱离乡土文明，而更深地进入一个充满陌生人的都市社会。在这里，乡土社会的法则已不再适用，那种维系乡土社会的道德与文明也不可能再作用于由诸多陌生人构成的群体；而同时，现代文明必备的民主、法治、道德还没来得及确立，都市社会因此不得不面临权威缺失、道德溃败乃至人性蒙昧所带来的迷茫。与此同时，这样的一种都市文明生态却携物质文明之利，迅速扩张到整个乡土社会，由此带来乡土文明的断裂，以及乡土道德的溃败。这就是陈美丽还债与缪赛琴退捐的时代背景，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面临的现实。

　　当陈美丽还债与缪赛琴退捐被媒体关注，成为都市文化消费的一部分时，事件本身就演变为一则现代寓言。之所以成为寓言，是因为现代都市已经难以复制这样的乡土文明。这则寓言最意味深长的一个细节，是与缪赛琴一起退捐的女儿何美云，她即将去秦皇岛上大学。可以想象，对于这样一个由乡土文明奔向都市社会的女孩而言，她成长与蜕变的过程将伴随着怎样的失落、迷茫与痛苦。但这样的事情必将发生，这也正是当下中国文明正遭遇到的变局。但无论如何，我们能做的，不是退回到原生态的乡土文明中去，而是如何以现代意识构建都市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