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个世界”理论认识当代世界形势

用“三个世界”理论认识当代世界形势
李际均
当今世界是变动中的“三个世界”。战略思维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国家利益与安全问题，战略方向与战略重点问题，战略方针与战争准备问题。从近现代史和当代世界局势看世界主要矛盾，有三个根本性问题需要解决。一是现在是否已经走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时代，进入西方建构主义所描绘的国家主权已经弱化，不需要国防的“非安全化”时代？按照中国学者对建构主义的诠释，就是“主权是相对的概念，人类有可能在将来找到比主权国家更加宽容的多元的政治共同体方式”，因而不应当试图扩展安全外延，而应朝着“非安全化”方向努力。目标是“逐步缩小安全的范围，最终将政治非军事化”。这种很有影响的哥本哈根学派所提出的理论，是建立在国际间相互不存在威胁的主观认知的基础上，而不管客观上是否存在威胁。它从文化观念和认同角度对世界秩序提出理想化的设计，至多是对霸权主义笼罩的世界发出的福音式的呼唤，而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对外政策军事化”和“先发制入”的战略没有一点约束力。二是当代战争根源是什么？是恐怖主义还是霸权主义，谁是战争的原罪？一些文章说，恐怖主义是当代战争的根源，那是附庸美国的说法。由于布什的单边主义与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是相悖的，所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指出，“当今世界的危险不仅源于恐怖主义，而且源于反恐战争的方式”。三是世界格局的划分及其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当代世界既不是多极化，也不是美国一统天下。
观察与认识当今世界政治与战争根源的基本认识论与方法论，我认为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和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来解读当代世界的矛盾斗争。“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维的重要政治遗产，用以分析和处理当代世界的矛盾斗争仍然适用，当然要根据当前形势加以调整。不要认为这个提法有点陈旧，陈旧的问题没解决就还是新问题，起码是现实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在根本政策上明确联合谁、打击谁、中立谁；分清敌友，或非敌非友、亦敌亦友的问题。在策略上也不能更好地利用矛盾，牵制主要对手，积蓄力量，发展自己，使国家利益最大化。
是否可以这样概括，当代的“第一世界”，是以美国为首，包括英国、日本、以色列等国组成的事实上的“霸权轴心”，是当代扩张主义的“神圣同盟”。其特点是保守主义极右化，实行先发制人的战略，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推行干涉主义，主张文明冲突，以反恐战争划线。我们坚决反对恐怖主义，它是对霸权主义政策的变态回应，是让无辜民众替霸权主义政策付出代价。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的主要根源，报复主义的反恐战争是造成今日世界乱局的重要原因。动辄威胁要把别国炸回到石器时代，随便定义阿拉伯国家是“伊斯兰法西斯主义”。这类伤害13亿穆斯林世界的话语出自一个大国总统之口是极不严肃的。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来回击个别的恐怖事件是不得要领的。而且不经联合国授权，虚构一个理由，就任意侵犯一个主权国家；不经审判，没有期限，在世界各地拘捕、关押、虐待所谓敌对分子达14000多人。特别是在战争中大量杀害平民百姓。美国提出的每一个新战略都包含着新战争。它所谓建立的世界“新秩序”，结果成为世界无秩序；它许诺的空幻的“民主”天堂，结果制造的是真实的人间地狱。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并不亏本：石油、产地、通道、期货它都到手了，进军中亚抵进俄、中后院，形成东西合围的战略态势的目的也达到了。霸权主义不仅是战争的原罪，而且要对恐怖主义泛滥和核扩散负责，最终会把本国人民变成人质。这是一种可悲的恶性循环。世界上有一种幻想不应该成为现实，有一种现实不应该成为幻想，那就是核武器、核讹诈与核战争，而这些的始作俑者都是美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汉斯•布利克斯认为：“要让朝鲜、伊朗不发展核武器，核心都涉及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包括不进攻这两个国家，不谋求其政权更迭，但美国态度一直含含糊糊，核不扩散条约受到的威胁来自核大国不履行裁军义务。”朝鲜进行核试验后，美朝、美韩关系都在做调整。朝鲜半岛的前途及其对我国安全环境的影响，都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
当代的“第二世界’”，是主张多极化的发达国家，如俄法德等国，其特点是绥靖主义，功利主义，在力所不逮或与美国利益一致时，实行对美国妥协甚至追随其后，不惜牺牲小国利益，以求分得一杯羹。而在力所能及特别是触及本国利益时，则与美国拉开距离，甚至敢于碰撞美国。德国施罗德任期和普京的政策表现，就属于后者。欧盟一体化虽然超越了冷战的分界线，但迈不过俄罗斯这道坎。且不说普京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独立的政治价值观，美俄之间的地缘政治和军事矛盾很大，经济文化联系水平不高，缺乏经济利益的交错和文化吸引的动力，而且有冷战对抗导致苏联解体的心理隐恨。俄罗斯外交战略实行“国家实用主义”，既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又坚决维护本国利益，强调俄国是欧亚大国，在东西两线加强对美国的权力制衡。普京近年来的对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叶利钦时期以牺牲小国利益来取悦美国的负面形象，提升了俄国的国际影响力并增大对美国的牵制。
当代的“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基本上进入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一些国家的左翼力量壮大，取得执政地位。虽然各国国情、政策和信仰相差很大，也没有整合起来，但共同面对的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冲击，特别是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规则和霸权主义的侵略与威胁，呈现区域性联合反霸的趋势。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已得到全世界的公认，影响越来越广泛。今年在中国举办的“三大峰会”确立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政治平等互信、经济合作双赢、文化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全世界树立了用“文明和谐”取代“文明冲突”的样板。同时也使中国巩固非洲和拉美这两个重要战略外交依托阵地。
美国霸权主义的战略文化植根于历史上的三次大扩张和对自身文明的优越感，自诩为“上帝选民”、“天赋使命”、“美国信条”、“世界领袖”，是一种被美国人高度理想化的民族主义，也就是美国的原教旨主义。用威尔逊的话说，“美国拥有实现自己的天定使命和拯救世界的最高特权”。一般的概念是文官慎战、武官黩武，但布什时代的美国却相反，一些代表大军火、石油、金融集团利益的政客掌权以后，不懂得兵凶战危，他们比军人还好战。美国的总统、国务卿、文官国防部长往往比军方的参联会主席、军种司令和战地司令宫更加热衷于战争。布什—拉姆斯菲尔德的战略思维缺少实践依据。他们误以为美国的军事力量能够完成任何政治经济利益提出的要求，以致对军事力量产生过度自信而失去对目标和手段的合理选择。难怪美国军界有个说法：“离五角大楼越远就越聪明”，“五角大楼里的人的长远目标就是当天的午饭。”
美国布什总统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初，曾踌躇满志地宣称，他是用“战争思维”来考虑美国对外政策的“战争总统”。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场缺乏正确战略思维、由傲慢、偏见和功利主义主导的战争，是没有兵法艺术的战争。虽然军事上是成功的，但政治上是失败的；战术技术上是优秀的，而道德伦理上是低劣的。师出无名而又不信守战争道德，滥杀无辜，虐待战俘。结果是用暴力取得的又被暴力所取代，甚至导致不同文明之间结下世仇。美国人民将长久地为布什的战略错误付出代价。如今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强大的美国，竟然落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越反越恐的地步。大战略思维要求在发动战争之前就筹划好如何结束一场战争。而美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止步，在战前也没有考虑到如何结束这场战争。对于这个问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美国军事思想根本不注重大战略、终止冲突或军事行动后果”，“美国军事思想的核心是如何赢得战争，而非赢得和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更直截了当地说，“美国最近一代政治领导人对世界的知识明显地减少了”，“对于世界的政治的实际情况和内在联系的了解和判断力有限，远远比不上他们那种要肆无忌惮地运用美国军事优势的意图”。说白了就是战略野心过大而战略智慧不足。
美国学者说；“海湾战争标志着‘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建立，世界将默认一种美国的仁慈霸权。”这是站不住脚的。既然是霸权，何谈仁慈？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乔姆斯基写的《流氓国家》就提出过质疑：“其他国家是否像美国一样能随心所欲地超越他国领土使用暴力与摧毁的权力？”“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对付平民的始作俑者是肯尼迪政府在1961～1962年年间用化学武器攻击越南民众。”二战后美国发动的历次战争证明，美国对外政策只有民主的语言而缺少民主的文化。从朝鲜战争美军在巨济岛战俘营残酷迫害中国志愿军战俘，到伊拉克战争的阿布格来布监狱虐待伊拉克战俘，从朝鲜的老根里到越南的梅莱村，再到伊拉克的哈塞迪村的屠杀；从关塔那摩监牢和在世界各地的非法关押，到马哈茂迪的残暴奸杀事件，美军都留下极不光彩的记录。还不算使用贫铀弹和落叶剂间接造成的无法统计的平民伤亡。洛克比空难，美国要利比亚赔偿每个遇难的美国人1000万美元，而在伊拉克战争中，无辜被美军杀害的平民才赔1500美元，两者相差6666.66倍！伊拉克人民没有享受到布什许诺的虚幻的“民主天堂”，却尝到真实的“人间地狱”的滋味。美国的国际威望不断下降，美国不仅要对单边主义政策进行反思，还应当进行哲学和文化上的反思。美军在伊拉克战争死去的最高级别的军官，是饮弹自杀的特德•韦斯特辛上校。他的留言是：“我不能支持一项导致腐败、侵犯人权和欺骗行为的使命。我被玷污了。”尽管对他的死，在美国有种种不同的议论，但我们终于发现，在投入伊拉克战争的十几万美军中，有一位美国军事道德学者，用生命召唤对这场战争的反思，虽则是微弱的，然而其良知与勇气可嘉。
我们中国人常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爱美国之心不可有之。认为美就是善，富就是强，强就得跟，紧跟美国才有战略机遇期，那是天大的误解。还是毛泽东那句话：“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霸权主义横行的世界，有尊严的和平是靠实力、决心和斗争取得的。
（《环球视野》摘自2006中国战略思想报告《战略思纷与科学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