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近代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理论--人民网

一
那是一段屈辱的历史，一份永久的伤痛。
近代百年，英、法、日、美、俄等列强先后对中国发动了大小数百次侵略战争，致使国都三次沦陷。其中，大规模的战争有：１８４０—１８４２年的鸦片战争，１８５６—１８６０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１８８３—１８８５年的中法战争，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的中日甲午战争，１９００—１９０１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１９３１—１９４５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侵华战争的参与国之多，历时之长，频率之高，危害之重，世界罕见。通过战争和武力威胁，列强割走香港、台湾，“租借”澳门，侵夺、蚕食了大片国土。仅仅百年，便有１８１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被侵占，分别相当于３个法国、５个德国、７个英国的面积。其间，中国与外国先后签订了１１００多项条约、章程，其中大部分是帝国主义迫使中国接受的不平等条约，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司法、文化教育各个方面。正像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军全权专使额尔金谈到《天津条约》时说的那样，这些条约是“用手枪抵在咽喉上逼勒而成的”。甲午战争后，日本勒索赔款和赎辽费２．３亿两白银，相当于清廷年收入的３倍，日本年收入的４．５倍。１９０１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须付赔款４．５亿两，加上利息以及各省的地方赔款，合计白银１０亿两，至少相当于清政府１２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遭受过如此频繁、惨重的战争伤害？又有哪个国家在支付了自己年收入３倍乃至１２倍的赔款后，还能指望得到发展？“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邹容：《有感》）国家一旦失去主权，人民的生命与尊严也就没有了保障。
英军血洗定海、镇江，日军对旅顺屠城，俄军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的赶尽杀绝，沙基惨案、五卅惨案、济南惨案，以及那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可以说，为摧毁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侵略者进行了最为野蛮的持续杀戮。“东亚病夫”，这就是洋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猪仔”，这就是对被骗卖到海外华侨的蔑称！爱国诗人丘逢甲曾经愤怒地指出：“英之在香港，以狗与华人并论；俄之在旅大，则人与牛马同税”。在旧上海外滩公园，则设立“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在殖民者眼中，中国人就是牛马猪狗，甚至不如，否则，怎么可能使出扫射、枪刺、挖心等高达１７０余种的虐杀手法？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古老的华夏文明濒临灭亡的边缘。英法军队对圆明园劫掠后的焚毁，八国联军对五代帝都北京的洗劫，西北流沙古道上“探险家”们对文物的盗骗……据不完全统计，全球４７个国家和地区的２００多个博物馆中藏有中国的珍贵文物不下百万件。公开的劫掠伴之以无形的摧残。殖民者借助传教、办学、出版等方式，传播奴化思想，消解民族精神。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声称：“我们的学校就是设在中国的西点军校”，要训练中国“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日军“笔部队”成员更是公开叫嚣：“军人用刀剑来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正是在刀剑的威逼下，沦陷区人民被剥夺了学习母语的权利，被迫接受“皇民化”教育。
侵略者在血腥征服的同时，还要装扮成文明进步的化身。这里要提到福泽谕吉，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其肖像一直印在日本最大面额的万元纸币上。甲午战争期间，他发表《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一文，声称日军是为中国的“文明开化”而战，为中国四百余州“迎来文明日新的曙光”。中国人“应当向文明的引导者日本国三叩九拜，感谢其恩。”尔后，他又发表文章，鼓吹日军必须加紧进攻中国，“蹂躏（蹂躏一词是福泽在原文中直接使用的汉字词汇——引者注）四百余州，加快其亡国的机会。”
“文明”、“蹂躏”、“亡国”——应该“感谢”福泽谕吉，能将问题讲得如此直白。在侵略过程中，殖民主义者确曾在中国修铁路、开矿山、办企业、设学校，进行了许多似乎“文明”的“建设”；中国人出于救亡的需要和对文明的期盼，也曾长期以西方为师，开启并努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然而同为“建设”，二者的性质、作用和历史命运却有着根本的不同。马克思在论及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指出：“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１卷第７７１—７７２页）
关键就在这里。中国人是那么渴望着文明进步。然而，我们对文明进步的追求，却总是不可避免地与西方在华的所谓文明事业的拓展，即殖民化的加深形成尖锐冲突。当中国资产阶级自觉地为现代化而斗争的时候，西方列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基本形成，该体系的发展是以对世界广大地区的殖民为基础，以这些地区的停滞或扭曲的发展为代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旦成为独立的现代化资本主义大国，列强不仅将失去一个提供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的产地，一个倾销商品的庞大市场，而且还要面对一个难以对付的竞争对手。这是它们无法容忍的。２０世纪初，美国总统顾问亨利·亚当姆斯以西方文明代言人的口吻说过这样一段话：为保障列强国内的经济秩序和安全，“必须征服亚洲”，“决不能容许中国和亚洲实现工业化和政治上的独立”，“如果容许中国和亚洲独立自主地开发自己的资源”，“如果容许在太平洋彼岸……以无尽藏的黄河流域的生产资料为供应的民族工业的体系成功地组织起来，对西方文明来说，将是不可思议的罪行。”（卿斯美：《辛亥革命时期列强对华政策初探》，《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册第１３３６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后来，妄图独霸中国的日本，更公然提出“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理想”安排。事实清楚不过地表明：殖民化没有带来文明的福音，而是将中国逼入沦亡的深渊。就经济而言，相对于始终占据绝对优势、控制了中国财政经济命脉的外国资本，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那样艰难缓慢。从鸦片战争到１９４９年的１０９年里，中国仅仅积累了１７％的近代工业。（参见黄逸峰等著：《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第６３２页，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上海纱厂的资本家们已开始呼号：“中国纱厂的唯一致命伤，在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在政治方面，近代中国所有抗拒民主的政治势力，无论是晚清统治集团、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各大派系，无不得到一个甚至数个国家的支持。而那些真诚追求西方民主的人们，不仅始终没有得到来自西方的真心、有效的帮助，相反，却被迫一次次面对列强与统治阶级的联手打压。由此，孙中山才萌发了“打倒欧美霸道文化”的思想，最终形成明确的反帝主张。正是西方列强的疯狂侵略，迫使人们全面认识西方文明，进一步看清它的本质。２０世纪初，中国的知识界开始提出并比较普遍地运用“帝国主义”这个概念，认识到它是“假文明之面，行野蛮之实”。到三四十年代，反帝成为中国人——包括教育、科技、实业、各党派乃至广大民众在内的广泛共识。这绝不是因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是为严酷的现实所教育。对所有关注祖国的生存发展、渴望文明进步的中国人来说，反帝已成为首要的历史任务。
列宁指出，当资本主义唤醒亚洲，并在那里到处激起民族运动之后，所谓文明、进步的欧洲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便与落后反动的中世纪势力结盟，不惜采用一切野蛮、残暴的手段，扼杀着落后国家摆脱落后、追求文明的努力。由此，他提出了一个看似不合情理，实际却包含着“辛辣的真理”的辩证命题——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
二
“落后者是要挨打的”，这是１９３１年斯大林在一次演说中提出的命题。他指出：“打落后者，打弱者，——这已经成了剥削者的规律。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斯大林全集》第１３卷第３７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据此，斯大林要求加速发展，尽快使苏联摆脱落后挨打的状态。
强调落后就要挨打，既可以警醒落后者，使之勇追先进，又能让先进者永不满足，时刻保持忧患意识。但如果将该命题简单化、绝对化，引申为落后只能挨打，以此否定近代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近代主和派如曾国藩、李鸿章等，总以力不如人为其消极避战开脱，视严守条约为维持和平的护符，并指责主战派反抗侵略的行为导致战争的爆发，造成战败的严重后果。其实，列强之所以屡屡发动对华战争，从根本上说是由其殖民扩张政策所决定的，而非中国的反抗使然，更不是一味主和就可以避免的。与主和派寄希望“公法”、相期以“信义”不同的是，主战派对列强背信弃义、得寸进尺的贪婪本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指出如果不坚决抵抗，即使苟安一时，也必将后患无穷。在中法战争中，他们就指出：法国殖民者的目的是据越而侵华。甲午战争爆发前，他们又揭露了日本占朝鲜再图中国的阴谋。针对主和派批评主战派有“激怒之意，乐战之心”的论调，他们反驳道：“彼之怒与否，初不系乎我之激不激；彼之战与否，亦不系乎我之乐不乐也……我诚上下一心，百度修举，彼必持重而不轻发。如其不然，我虽兢兢焉惟惧生衅，彼且将激我之怒，以遂彼乐战之心，尚何待我之迫彼哉！”（曾国荃：《复郭筠仙》，《曾忠襄公全集·书札》卷十六，第２３页，光绪二十九年线装本）
事实正是如此。尽管晚清奉行李鸿章所代表的主和外交，尽管那外交政策已经够“柔”、够“忍”、够“让”，诚如总理衙门照会美国公使所言：“中国与各国立约多年，无一事无一时不守条约。”但是，所有的妥协退让都未曾使列强的侵略止步，从未换来建设所需的和平环境。以日本侵华为例，从策划、发动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及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都不是因为中方起衅，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必然。一再退让的中国当局，总是在被逼至无路可退的境地后才被迫抵抗；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总是在饱受欺凌、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起而反抗。把侵略的扩大归罪于对侵略的抵抗，完全是侵略者的逻辑。求实地说，近代中国尽管落后，但并非只有妥协一路可走，起而反抗也并非战则必败，全无可胜之机。美国在独立战争中击败世界上最先进的英国，落后的小国海地赶走法国殖民者赢得独立，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所有这些，都是世界史上以弱胜强的战例。而近代中国反侵略斗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阶级的腐败。为了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他们不可能将抵抗坚持到底。福建水师被歼和北洋舰队覆灭，均与避战求和的失败主义有直接关系。
与腐朽的封建阶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人民与外敌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浴血奋战，其中包括伟大的义和团运动。为民族生存与尊严而战的义和团运动，具有无可置疑的正义性。当时，它就得到了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进步人士的支持。针对义和团是敌视白人、排斥欧洲文明的说法，列宁在《对华战争》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憎恶的不是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憎恶的是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吹捧的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１８５６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利用传教伪善地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列宁选集》第３版第１卷第２７９页）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也曾在讲演中公开宣称：“我任何时候都是和义和团站在一起的”，“我也是义和团”。（张廷琛：《马克·吐温与中国》，见《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４期第２９８、２９９页）
帝国主义侵略与义和团兴起之间所具有的直接的因果关系，已有大量严肃的论著做了详尽阐释。这里只强调一个事实：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早就传入中国，但是并未引发群众性的排教运动。只是到了近代，才出现连绵不断的反洋教斗争。为什么呢？其原因绝不是义和团无端挑衅，而是某些外国宗教势力作恶多端。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一贯仇视义和团，庇护外国教会，但他也承认：“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柴武郎，在使馆被围期间负责指挥日军作战。他的分析是：“近年来，支那国势不振，外国人或租借或掠夺其部分土地，并有大批传教士涌入腹地，对教民实行法外保护，教民则倚仗外国势力，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为此，本为无害的义和团一变而为激进排外主义集团。”
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以巨大的牺牲遏制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趋势，振奋了国民精神，启迪、鼓舞了来者。联军司令瓦德西承认：“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英国外交副大臣布路德立克在议会讨论对华方针时告诫：“应须小心谨慎，团匪之事，即可取以为鉴。我英亦不能以待印度者待中国也”。长期占据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务的赫德对义和团运动及其显示的未来远景也有过清醒的估计。他承认，义和团运动是为使中国强盛的纯粹的爱国主义运动，“今天的这段插曲不是没有意义的，那是一个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曲，是远东未来历史的主调：公元２０００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１９００年的中国……无论如何，外国人决不可能期望永远保持他们的治外法权地位以及中国被迫让与的那种种通商条件……外国的发号施令有一天必须停止，外国人有一天必须离开中国，而目前引起注意的这段插曲就是今天对于将来的暗示”。虽然赫德是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说话，但不能不承认是很有见地的，只是预计的时间被大大提前。正是因为义和团运动促进了人民的觉醒，才使得为革命苦斗的孙中山感到国内风气为之一变，“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并从团民的勇猛反抗中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他断言：列强瓜分中国的梦想永无实现的可能，因为“分割之日，非将支那人屠戮过半，则恐列强无安枕之时矣。”此后，中国共产党人更是明确地将义和团的英勇斗争视为“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周恩来语）。
近代中国因落后而挨打，因挨打而更加落后。欲摆脱怪圈，就必须对内彻底变革以实现最广泛的社会动员，对外坚决抵抗以为变革创造条件。在这样一个长期、艰巨的斗争过程中，究竟是站在侵略者一边还是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如果是前者，就必然会对群众斗争吹毛求疵，进而彻底否定。反之，则会在充分肯定人民斗争的前提下，对其不可避免的不足之处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并且引为借鉴。就此而言，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的态度，就成了分水岭或试金石。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正确选择。因此，它才能够领导人民进行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才能一扫百多年来统治阶级的懦弱之风，面对强权昂然说“不”！
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５日，在新政协筹备会的开幕大会上，毛泽东用铁一般的语言宣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正因为这个新生的政权真正属于人民、得到人民的支持，所以，虽然当时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但面对帝国主义的威胁，我们的回答仍这般强硬：“中国人民在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及保卫自己人民祖国的主权的立场上，是从不考虑一切帝国主义者的意志的。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制造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侵略特权，必须废除。帝国主义者撤退也好，不撤退也好，叫嚣也好，威胁也好，对我们中国人民的这个正义立场丝毫没有影响。”（新华社评论：《美国国务院的狡辩、诬赖和威胁》，《新华月报》１９５０年第１卷４期）只有代表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人，才能这样底气十足、斩钉截铁地宣告：一个屈辱的时代就此结束！
三
经历过太多的战乱，就愈发渴望和平与发展；目睹了太多的血腥，就更加期盼“让世界充满爱”。但“冷战”的结束并未实现预想中的和平，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也没带来利益的均沾。那些在历史上曾备受欺侮的国家和民族逐渐发现，他们的发展依然受阻于有着历史渊源的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西方的某些政要明确表示：“相对武力而言，我们更愿意依靠外交，但在有必要保卫我们的国家利益时，我们也总是愿意使用武力”。他们的战略学家也公开声称：“帝国地缘战略的三大任务是：防止附庸国家相互勾结并保持他们在安全方面对帝国的依赖性；保持称臣的国家的顺从并维持向他们提供的保护；防止野蛮民族联合起来”（布热津斯基语）。
从所谓的“现代化理论”，到时下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历史终结论”、新帝国主义等西方各主流学说，都自觉地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寻求历史和现实的依据。在它们的理论框架中，血腥的殖民侵略和惨烈的反侵略斗争被过滤、淡化，甚至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是“自由”、“友谊”、“发展”等一系列悦耳动听的谎言，以及一条必须跟着西方亦步亦趋的发展道路。因此，能否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历史，不只关系到我们民族的现在，而且关系到我们民族的未来。
近代中国的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所面临的两大任务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完成现代化以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然而，没有民族独立就没有真正的现代化，不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粉碎旧的生产关系，不将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新的生产力就难以发展，全面建设更无法展开。国土沦丧、战乱不已，民族生存尚且不保，又何谈发展！所以，只有首先通过反帝反封建革命争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才能为现代化建设扫除障碍，进而迎来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于中国近代历史这一凝结着无数生命与鲜血的基本经验，我们应当倍加珍惜，而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对它进行消解和践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要善于识别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防止它们搞乱我们的思想、模糊人民的视线、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
（作者：宋小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文化研究局博士；马执斌，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