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围墙文化被指深入心灵 封闭导致夜郎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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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围墙文化被指深入心灵 封闭导致夜郎自大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6月28日14:52  人民论坛杂志

  围墙与圈子

  作者:徐 平

  围墙文化与围墙思维很中国

  编者引言 中国的围墙,亘古至今,源远流长。大至名扬中外的万里长城、气势宏伟的紫禁城,小到贫民百姓的茅舍民居,都呈现出种种不同的围墙文化。围墙,成为东方文化的一种象征。但是,中国人为何对围墙情有独钟?围墙折射了中国人的什么心态?围墙在中西文化语境中有何不同的解读?本期专题邀请了有关专家进行剖析。

  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围墙和圈子,而是如何让这个围墙和圈子不断扩大而不是反向发展,围墙和圈子的扩大靠的是理想而不是功利

  围墙,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

  高筑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没事早提防,有事更加强,只有把自己圈起来才能安心。

  有人戏称如果从空中腑视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就是由大大小小的围墙圈起来的国家,离开了围墙,简直就不叫中国。围墙如此发达,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有形的围墙多,无形的围墙也多,中国文化可称之为围墙文化。这一发现让人觉得找到了长期落后的原因,特别是近些年出洋开了眼界的新锐,不仅看到欧洲美国极少围墙,即使到了东洋的日本韩国也不多见,更感觉问题严重,“围墙文化”立即遭到口诛笔伐。

  我有过几次出国经历,也产生过类似的感觉。记得在日本看到狭窄的院落,是用精美矮小的木栅栏组成,有的甚至就是用植物作墙,一步就可以跨进去,门和墙也极其单薄,感觉一拳就能击穿,窗户上也没有钢筋护栏,不由得为日本人的安全担心。房东的回答竟然是不会偷、也不怕偷。所谓不会偷是指社会治安状况良好,警察连丢只猫都会管,社区出现偷盗就是大案要案,一定会从重从快破案;不怕偷是因为大件搬不走,家里几乎无现金,平常生活多刷卡。看来日本人虽然拆了有形的墙,却从人文制度和技术创新中设立了更有力的墙,所以他们不需要用高大的围墙把自己圈起来。

  有形和无形的围墙构建起我们的社会结构

  我们能否拆掉有形的围墙?有这么一个案例:某市主管领导到国外考察,对比中发现了围墙文化之害,于是雷厉风行地带头拆了市委、市府大院的围墙,倡导全市大拆围墙,期望出现相应的文明状态。结果是累坏了保安、辛苦了群众、白费了钱财,徒增许多烦恼。难道我们的围墙就这么结实?中国人就这么喜欢圈起来生活? 中国的围墙文化,一定还有更深的含义和实实在在的功用。

  中国最古老和最长的围墙,莫过于万里长城,最著名的是秦长城和明长城。

  从实际功效上看,长城两千年来事实上从未真正抵挡住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到明代以后就逐渐废弃了。但筑墙防御划圈的思路和做法,却顽强地保留在我们的文化深处,整个中国从长城到紫禁城、从单位到家庭,从家长到首长、从亲戚到朋友,无不是由一个套一个的真实或无形的围墙和圈子构成。由有形和无形的围墙构建起我们的社会结构,这不是个体的简单平面堆积,而是个人从属于大圈套小圈的立体集群,费孝通先生总结为差序格局,与西方的团体格局完全不同。他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形象地描述道:中国的社会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一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差序格局构成中国社会内在的逻辑结构。这种平面和立体交叉的社会结构,带来了稳定和秩序,使中国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换人也没有换地方而生生不息的国家。而且圈子越来越大,历史上不断包容进不同的民族成份,在近代以后构筑起中华民族这一世界最大的人类群体。

  围墙和圈子,是一个认同和组织的框架,也是人类社会构成不可缺少的支撑

  稳定和秩序的背后,同时也包含着性格保守和发展迟缓的一面。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侵袭,中国人开始对自己的文化从怀疑到批判,从批判到全盘的否定,引进了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打倒了自家的“孔家店”。 无疑,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当我们静下心来,发现中国的围墙还是越建越多,圈子越划越明显,辛苦了半天,并未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是围墙文化的问题,还是我们的思路有些问题?

  其实,围墙和圈子,是一个认同和组织的框架,也是人类社会构成不可缺少的支撑。我们个人是靠他人的参照而存在的,群体、国家甚至地球村都是如此,缺少了异的对立,就无所谓同的认知。人类要构成社会,就必然需要围墙和圈子的边界和由此构成的组织。有了清楚的边界和有力的组织,人类社会才能正常运转。如果我们将围墙和圈子彻底破坏了,就会发生“我是谁”的困惑,也就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规则与他人发生关系。个人就会由混乱走向迷惑,严重的就会抑郁、疯狂甚至自杀,而群体就会从认知危机到信仰危机,最后带来整体的社会危机,群体性事件和匪夷所思的怪现象就会层出不穷。构建和谐社会,无非就是各得其所和各安其位,这都需要“围墙”或圈子的准确界定,规则和层次不能混乱。

  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拆掉有形的围墙,还不如说最重要是如何建立和加固无形的“围墙”,在人文制度和科技的创新中重构我们的秩序和生活。

  当中国人的围墙或圈子缩小到家庭的时候,就会出现“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一盘散沙现象,如果进一步缩小到个人利益至上的时候,中国人就会成为最自私最冷漠的群体;如果这个围墙或圈子不断扩大,提高到国家、民族甚至全人类的高度,同样就会看见中国人所焕发的崇高和牺牲精神 。所以说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围墙和圈子,而是如何让这个围墙和圈子不断扩大而不是反向发展,围墙和圈子的扩大靠的是理想而不是功利,是博大的“天下”抱负,这是我们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最值得深思的文化问题。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

  资料链接

  国外的绿色隔离

  澳大利亚:1927年建都堪培拉时,规定公私建筑都不许构筑非植物围墙。今日堪培拉除了总理府保留一道围墙,设一个岗亭一名警卫外,不见第二道围墙。机关、团体为了掩蔽办公场所,以参天的合欢树、桉树围起一道道绿色屏障。各国使馆引进本国花木,精心编织绿篱,让游人如游列国植物园。单门独户的两层住宅,由政府免费提供苗木,以蔷薇、仙人掌、珊瑚树、梨树等形成隔离带,院内种花铺草,成为一个个小花园。

  新加坡:登上最高点斯坦福酒店远眺近望,找不到围墙这样的建筑。641平方公里的袖珍小国,297万国民生活在大大小小的花园之中。法律规定,有花园的住宅不筑围墙,让花木供路人共赏,可予减交房地产税;住宅楼须距马路15米以上,绿化地应占65%,建筑地只占35%。为此,新加坡人只建绿篱不建围墙,从1971年开始,大种其树,大铺草坪,连天桥、候车棚、电杆柱都攀上藤蔓和三角梅。

  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人口暴满,1979年决定迁都到内陆的阿布贾,一开始就颁布取缔围墙令,确定新都为开放型的城市。1985年,市长下令拆除十多个单位擅自修建的围墙。今日阿布贾砖石围墙绝迹,处处绿树成荫,视野开阔,有的是万紫千红的花墙、树墙、藤萝墙。

  美国华盛顿:近年流行绿墙绿门,砌墙垒门的材料是填满泥土的塑料砖。砖的孔洞向外,内植花草蔬菜。苗木出土后伸出洞外,弯曲向上吸收阳光,怒放各色花朵,结出向日葵、辣椒、垂挂丝瓜、葫芦,一墙蔬菜,满门鲜花。凡是构筑绿墙和绿门的服务单位,来客特多,生意格外兴隆。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围墙”

  作者:常金生

  中国人至今没有形成自己成熟的公共生活。往大里说,国就是一个至大无比的家。但人的本性又从来都在寻找自己的自由空间, 导致人们都想在属于自己的领地上做“皇帝”

  围墙与属地意识

  明明知道锁(挡)不了小人,但为什么还要高筑围墙,强化防盗门窗的结实程度呢?这就牵扯到围墙的另一种用途:即属地意识。

  中国人至今没有形成自己成熟的公共生活。往大里说,国就是一个至大无比的家。但人的本性又从来都在寻找自己的自由空间,尤其是差不多很少有人幸免的皇权思想,导致人们都想在属于自己的领地上做“皇帝”。如果没有这个空间,就用围墙围起一块属于自己的空间或者说是属地、领地。地方政权是这样,家庭也是这样。这就是所谓的“关起门来成一统”,围墙之内就是一个独立王国,而我就是这个范围内的皇帝。

  我想大概是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自由太少,所以才愿意“关起门来成一统”,在围墙之内为所欲为。越是被各种规则所约束,越想在围墙之内形成自己的独立王国。我们甚至弄不清楚,是因为“统”的太死而产生“独”的冲动,还是因为“独”的意识太强而愈加强化了“统”?

  能够筑墙的人,可以围起墙来鱼肉自己属地上的臣民,也可以关起门来教训自己的妻儿晚辈。而自己没有自由的直接原因是不尊重别人的自由。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没有教会人们怎样处理群己关系。当媳妇是忍气吞声,为的是熬成婆婆后再去欺压自己的媳妇。谁都始终无法解开这种恶性循环的扣。

  没有群己意识,只好就用围墙的隔离来区分,围墙隔离开的是自己和别人的界限;没有公私界限,没有产权保护,就以为围墙可以保护自己的属地,以为围墙可以隔离我的私产和别人财产的界限。孰不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没有产权保护法律的封建社会,即使有了围墙,同样无法保护自己的“属地”。强权和实力才是决定你在多大程度上拥有财富的法则。

  内心深处的围墙

  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形的、物质的围墙虽然淡出了,除个别特殊机构,多数单位的高大围墙被通透的栅栏代替了,围墙内“单位”的神秘色彩也逐渐消失。但用围墙昭示属地、区分社群的作用仍然在发挥。然而历史毕竟在进步,中国不可能脱离世界环境而始终把自己圈在围墙之内。尽管社会治安还不足以让人放心地拆除围墙、栅栏,但围墙文化作为封闭保守的象征显然得到了社会的公认。围墙,作为封闭观念的象征,可以存在,也可以拆除,可是,在人们的内心深处的围墙,作为一种文化遗存,作为一种阶层和阶级的隔离带,一种隔离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精神藩篱,却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作用。拆除人心中围墙的任务还很艰巨。

  地球已经是一个村落。在欧盟内部,国与国之间的围墙——国界早已打开,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大同世界梦想的民族,又何必把自己封闭在有形无形的围墙之内呢? 何况一个社会的安全,不是说需要把围墙建筑得多么结实高大,而在于让小人少起来让君子多起来。什么时候社会真正长治久安了,有形的围墙肯定会彻底消失;什么时候社会更加公平和谐了,人们内心的围墙也肯定会彻底拆除。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有形的围墙以及由围墙形成的封闭保守观念的确正在改变。但也正是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深化,人们内心的墙——也就是心理的墙却越来越难以逾越。人跟人的关系不是更容易沟通、交流了,而是更难以沟通交流了。由这种疏离感和心理隔膜引发的精神疾病甚至极端事件和自杀事件,昭示出这个难以逾越的心理之墙正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我看来,极端事件就是推倒心理之墙的一个暴力冲动,而自杀就是把自己扼杀在心墙之内。 (作者为甘肃广播电视电台副总编辑)

  围墙文化的中西对比

  围墙在中西文化语境中的境遇不同

  作者:黄稼辉

  放眼中外,围墙比比皆是,而中国犹盛。中国的围墙文化更是无孔不入,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成为无法抹掉的集体无意识。西方则淡化了围墙的概念,即使曾经也有过围墙的历史,如柏林墙和马其诺防线,但也只是起过短暂的作用甚至没有起到作用,就消散在开放、平等的气氛之中。围墙在中西文化语境中的境遇不同,自然源于中西哲学的不同逻辑起点。

  说起围墙文化,自然要说到中西文化的源头,中国是四书五经的文化传统,而西方是犹太基督教文化传统。四书五经给我们设定了一个知识的范畴,那就是代圣人立言,四书五经的知识是封闭性的结构,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塑造了多少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孝子贤孙。而犹太基督教文化传统却给了我们一个形而上的知识范畴,那是解释上帝的存在,在与上帝立约的过程中,开始了一种上千年的倾听,知识在解释上帝的过程中不断向外推进,思维指向了没有尽头的遥远地方。

  封闭性的知识结构实际上就是一种无形的文化围墙,锁定了所有才华者的思维和想象空间,这必将产生四个后果:

  其一,是自我为中心的领域主义和评判标准。也就是说,只有符合他们标准的东西才是最善最美的东西,他们很有优越感,这必将导致夜郎自大和井底之蛙的心态,必将得不到别人的认可。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因此,这样的心理将使一个民族或者国家没有生机和活力,古老的中国自认为是中央帝国,四周都是用不着向他们学习的蛮夷,因而在近代历史上的落后挨打,就是源于这样的闭关锁国的围墙政策。

  其二,是自我为中心的江湖山头主义。无论是现实中的围墙还是心理上的围墙,将使围墙之内的人与围墙之外的人分成两个不同的阵容,这必然导致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也必然使利益泾渭分明,从而形成不同的圈子。所以,中国人的概念中一直没有外在的敌人,只有身边的敌人,中国人永远是外斗外行,内斗内行。中国人的一次次的斗争,都是为了本围墙内的利益,即集团的利益,君不见,现在的某些垄断性国有企业,他们的收益分配已经破坏了公平公正,他们眼里只有各自的山头和各自的利益。

  其三,是恐惧的心态。因为围墙的存在,墙内之人只熟悉自己围墙内的知识或者生活,从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也害怕到外面的未知世界去看看,对外面充满无限的恐惧。恐惧是对未来没有充满信心和认为只有不明朗前途的潜意识,他们没有冒险精神,不敢接受新鲜事物和观念,对人对事都不愿多思考。现在的中国人不喜欢阅读文字资料,而只愿阅读图像资料和庸俗电视剧就是这种表现。

  其四,是自卑的心理。既然恐惧,必将导致自卑,自卑是源于自身没有底气,没有自信心,无法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只好对所有人都产生不信任的感觉。围墙的背后,都潜藏着信任危机,对他人存有疑虑,存有戒心,以为没有围墙似乎就没有安全感,把自己禁锢在他的一亩三分田里。

  西方形而上的知识传统给我们一种无限扩展的张力,所以他们的知识是不断地向外前进和探索的,因而他们没有界限的设定,只有不断地解释和新的生成,不断地开创新的领域。他们的思维是这样的,他们的知识本体是这样的,同样,他们的科学技术也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可以在各个领域独领风骚,而近代的中国人只能以西方的标准作为标准。

  正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言,“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始终新鲜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星空没有界限,道德法则也无止境,因而,西方人的想象力是很新奇和怪诞的,他们无所不想,无所不前进,近代西方的科学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

  保守观念与保守的文化传统是心墙的组成部分

  西方文化的另一特色就是立约,与上帝的立约就自然地将人类分成一个倾听的阵容,阵容的另一方就是上帝,在不断地吸引人类中的优秀分子为了人类的幸福而不断探索,整个人类的利益是一致的,人类之间没有墙可以围的。所以,西方基督教世界,他们的思想几乎一致。西方的围墙很少,即使有,也都是象征性的。例外的是犹太人,因为圣经说的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就遭到了基督教世界二千年以来的打击,致使他们流浪了二千年,这是否说明,西方人对于圣经所规定的精神之墙的敌视?西方马其诺防线的失败,德国柏林墙的推倒,以色列所修建的围墙遭到西方国家的反对,仍然是西方人讨厌围墙的一种表现,他们认为这是对方心里预设自己是坏人的体现。

  对于中国著名的围墙——长城,西方是从艺术的、建筑的角度欣赏的,而不是从实用的角度来分析长城的历史作用。事实上,历史上长城的作用也不很明显。当时建筑的目的是为了抵抗匈奴的入侵,现实情况是长城并没有阻挡匈奴人的入侵,美国的动画片《花木兰》就清楚无误地表明了这样的态度。明代的长城因为人为的原因也没有阻挡满族人的入关。这一切表明,如果没有优秀的人才,即使是雄伟的长城,也是失败的。相反,长城只能阻隔长城内外的民族之间的往来,使之无法促进民族融合。在经济学上,修建长城劳民伤财,以牺牲天下人民之幸福,而获取一家之天下的稳定。又比如,小到一个单位一个庭院的围墙,也将人与人的交往割裂得那么生疏,使单位与单位之间、小区与小区之间无法亲近,中国人的“党同伐异”就表明了这样的思维,这怎么不是我们的悲哀呢?

  中西的围墙文化,对人类自然有很多启示。中国人因为围墙文化,而形成了保守的习惯,不敢远行和探索。即使现实中有形的围墙拆了,但心墙难移,那么多因为围墙文化一样保守的传统也很难移。所以,保守观念与保守的文化传统是心墙的组成部分,必须打破,这在于中国人思想的开放和有民主意识的现代国家的建立。终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一句歌词“我家大门常打开”成为了我们开放心墙的信号。或许,不久的将来,我们终于可以抛弃陋习,以开放的姿态成为世界公民,这来自于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信心。 (作者为文化学者、专栏作家)